一代偉人的永定記憶
□藍鬆英
永定對於毛澤東來說，也許是一生中難忘的地方。因為他在這裡經歷了人生旅途中的一次險情。毛澤東先後兩次到永定，特別是第二次到永定的時候，可以說是他人生處於低谷的時候。一邊是離開了紅四軍主要領導崗位，一邊是身體上患有瘧疾等病痛。他之所以選擇永定作為休養和指導地方工作的目的地，是因為永定大部分地區已經建立紅色政權，土地革命已普遍完成，群眾基礎好。在這裡，他可以一邊養病，一邊做調查研究，認真思索如何解決紅四軍的內部矛盾。
毛澤東在永定金豐大山中的竹寮住處———饒豐書房
1929年5月19日，毛澤東、朱德率領紅四軍第二次入閩。通過三打龍巖城，攻佔永定縣城等戰鬥，後又實施“七月分兵”計劃，逐漸赤化閩西各縣，初步形成了閩西革命根據地。中共紅四軍“七大”後，毛澤東離開了紅四軍的主要領導崗位，到地方指導革命鬥爭工作。1929年8月1日，毛澤東參加了紅四軍第一縱隊舉行的紅軍和群眾紀念八一南昌起義兩週年軍民示威大會。會後,在紅四軍粟裕警衛連的護送下,毛澤東偕同賀子珍離開大洋壩,經分水凹進入永定虎崗，直到10月11日才離開永定，這是毛澤東第二次到永定，時間長達72天。在永定期間，他一邊養病，一邊指導永定的土地革命鬥爭。
8月2日，毛澤東一行來到永定，化名楊子任、楊先生，住在虎西的“晏田新祠”。第二天，來到高陂西陂段畲紅軍醫院休養，住在鄭氏宗祠。5日來到高陂許佳，住永福堂；6日經賽智、三堡、到達堂堡，住在竹林館，由賴德軒、孔金梅夫妻負責接待。9日，坎市白土民團聞風而來。賴德軒、孔金梅一家人掩護毛澤東一行從堂堡往湖雷轉移。途中，他們遭到敵人跟蹤追查，一行10多人躲進一山洞，孔金梅剛出生幾個月的嬰兒聽到槍響後啼哭不斷，為了不暴露行蹤，她急用乳房緊緊地貼住嬰兒的嘴巴，幼子不幸窒息而死。後經上湖雷來到陳東石嶺，住在總樓；11日來到石嶺上寨河凹頭，住在鄉蘇主席張茂煌家中，前後約10余天。在此居住時，正遇上一個紅軍戰士在攻打古竹戰鬥中犧牲，毛澤東親自向烈土家屬表示親切慰問。
1929年8月上旬，毛澤東再次進入永定，
當晚宿虎崗虎西“晏田祠”
8月21日，毛澤東來到岐嶺下山村牛牯撲，先後在華興樓和青山下“竹寮”居住。毛澤東非常喜歡這個只有十幾平方米但環境清新優雅的竹寮，他知道牛牯撲還有一個名字叫“饒富峰”後，饒有興致地給竹寮取了一個雅緻的名字———饒豐書房，並且自己題寫貼在門額上。在此居住期間，他經常到下山、彭坑、白臘坑、雨頂坪、河凹頭等村訪貧問苦，向貧苦農民瞭解：過去種地主田地多少畝？交多少租？納多少稅？革命後分了多少田？收了多少糧……他還用對比的方法給窮苦群眾講革命道理。毛澤東還經常與永定黨政軍負責人張鼎丞、阮山、盧肇西、盧其中、陳正等人商談貫徹中共閩西“一大”精神和研究永定蘇區建設等問題。他還向大家介紹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鬥爭經驗，並指導總結永定暴動的經驗教訓，從而使張鼎丞等人受到深刻的教育，提高了鬥爭水平。
毛澤東在湖雷、金豐一帶活動期間，阮山是其安全的總負責人，他與永定縣赤衛團團長盧其中等負責保護毛澤東。9月17日清晨，天下濛濛細雨，金豐13鄉民團和大埔縣保安隊400多人分數路“圍剿”金豐大山。當時，毛澤東身患“瘧疾”未愈，情況非常危急。這時，中共岐嶺支部書記陳兆祥奉命立即派陳添裕、陳奎裕等人趕到青山下竹寮。他們首先安排賀子珍轉移後，就來催促毛澤東起程。毛澤東泰然自若，他叫大家不要驚慌，考慮好了轉移路線再走。由於金豐大山峰高坡陡，岩石峭立，騎馬不好走。而毛澤東因病體弱，無法爬山。見此情況，陳添裕等人馬上紮了一副擔架，但抬不多遠，又因荊棘灌木擋路，抬著很難邁步。情況危急，陳添裕由不得毛澤東堅持要自己走，伏下身子迅速背起高大的“楊先生”就走。從牛牯撲經白臘坑到雨頂坪安全地帶，十里荊棘叢生、蜿蜒跌宕的羊腸小道，僅用了一個小時。到了雨頂坪村，毛澤東指著陳添裕等人，感激地對早已在此等候的賀子珍說：“多虧了牛牯撲的同志!”隨後把護送他的幾個人名字一一記在本子上，並說：“我忘不了牛牯撲的人民!”1953年的國慶節，毛澤東邀請陳添裕赴京參加國慶觀禮。不巧的是，陳添裕愛人正準備生孩子，不敢輕易離開，只好讓他的胞弟陳奎裕代他進京觀禮。
陳添裕弟弟陳奎裕參加1951年
國慶觀禮留影
毛澤東在雨頂坪小住後又由盧其中等人率赤衛隊員護送至陳東石龍，住在背頭巢的復興樓。9月23日，毛澤東從石龍來到上湖雷塘下，來回住在興福庵與瑞福庵之間。此時，毛澤東仍身患瘧疾，而且病情加重了，幾乎不省人事。永定縣委主要負責人召開緊急會議，專門研究如何給他治病。大家一致認為阮山的姐夫吳修山最合適。吳修山是湖雷石坑人，出生於當地中醫世家，醫術高明，為人正派，請他來，還便於保密。於是，阮山即叫熊炳華趕快去請吳修山。毛澤東經過吳修山認真診治，服下幾貼中藥後，病情才有所好轉。毛澤東在塘下一邊治病，一邊指導革命鬥爭。10月3日，經熊炳華等人武裝護送前往堂堡竹頭下鄉蘇維埃駐地，住在竹林館。10月5日，毛澤東從堂堡轉移至合溪溪南村，住在師儉樓。在合溪居住修養期間，合溪區委書記賴連璋請來老中醫賴豐慶為毛澤東繼續治療瘧疾。毛澤東帶病堅持工作，每天借閱郵路經過的報紙，瞭解和分析國內外形勢。有時還親自指導區委寫文件，找當地幹部談心，指導他們開展工作。10月11日，毛澤東才由賴連璋、盧肇西等率領赤衛武裝護送離開合溪前往上杭縣城臨江樓，重新回到紅四軍前委工作。
毛澤東先後兩次到永定指導土地革命鬥爭，其足跡踏遍了永定的山山水水，與永定人民結下了深厚情誼。特別是毛澤東第二次到永定時，由於沒有擔任紅四軍領導職務，使得他有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去思考中國土地革命問題，使得永定成為其經濟、土地、組織思想的實踐地。
1.毛澤東的合作社思想在永定得到推廣，使得人民群眾的生產生活需求得到滿足，經濟社會穩定發展
毛澤東將革命根據地的經濟成分科學地劃分為三類，指出“蘇區國民經濟的發展，是由國營事業，合作社事業，與私人的事業，這三個方面同時進行的。”他非常重視合作社事業發展，早在1927年3月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就把發展合作社列為十四件大事之一。合作社的發展能有力地抵制奸商的盤剝，調劑了廣大工農的生活生產需求。他指出：“合作社運動的發展，無疑將成為蘇區經濟發展的樞紐”。
在井岡山時期，由於忙於應對敵人的“進剿”“會剿”，根據地處於草創階段，使他沒有時間和精力將合作社思想付諸實踐。1929年他率領紅四軍入閩後，初步創建了以龍巖、永定、上杭為中心的閩西紅色區域。紅四軍“七大”之後，他到永定休養並指導地方工作。到永定後，他在與地方幹部、群眾的接觸中，瞭解到較早成為紅色區域的永定，由於敵人對食鹽、煤油、火柴等物品的嚴密經濟封鎖，出現城市工業品在鄉村中奇缺，價格飛漲，而農民自產的土特產品卻銷不出去，價格猛降的嚴重“剪刀差”現象，直接影響了工農群眾的生活，產生了嚴重的經濟問題。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毛澤東指導中共閩西特委於9月至11月先後發出多份通告，其中《關於剪刀差問題》的第七號通告，指示由縣區政府經濟委員會領導，幫助群眾“創造合作社，如生產合作社、消費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等，使農民賣米買貨不為商所剝削，則農村儲藏資本得以收集，使金融流通”。
永定縣蘇維埃政府首先落實了閩西特委的指示，在永定太平區和豐田區相繼成立了信用合作社，解決了農民告貸無門和生產生活上的困難，有力打破敵人的金融封鎖和控制。永定太平區、豐田區信用合作社和上杭縣北四區信用合作社成為全國最早成立的紅色信用合作社。隨後，各地紛紛效仿，湧現出犁牛、糧食、生產、消費等各類合作社，毛澤東的合作社運動思想在閩西得到廣泛推廣、蓬勃發展。
毛澤東在永定合溪溪南村治病療養時的舊居———師儉樓
2.毛澤東將井岡山和興國的土改經驗與永定溪南分田經驗進行有機結合與發展，使得閩西形成了一部比較完整的土地法。
1929年7月下旬，毛澤東作為紅四軍前委代表參加了在上杭蛟洋召開的中共閩西“一大”。會上，毛澤東與閩西地方領導人鄧子恢、張鼎丞等一起總結了閩西革命鬥爭的豐富經驗。大會充分肯定和高度評價了永定溪南的革命鬥爭經驗即“由日常鬥爭轉變到武裝暴動；深入土地革命，擴大蘇維埃區域……是溪南里鬥爭最有意義的兩點，最值得各地效法的。”在大會所制定的《土地問題決議案》(即閩西土地法)中全面總結了溪南區土改分田的寶貴經驗，《決議案》吸取了井岡山土地法(1928年12月制定)和興國土地法(1929年4月制定)中的某些合理部分，並加以發展和完善，形成了一部比較完整的閩西土地法。
閩西“一大”會議結束後，毛澤東來到永定，他在養病之餘深入群眾中做實地調查研究，向貧苦農民瞭解革命前後種地、分田、稅收、收入等情況。他還與永定地方領導人張鼎丞等人進一步總結了永定暴動和溪南土改分田的經驗。毛澤東從土地的被沒收對象、土地的分配對象、分田的區域標準、分田的數量標準、分田方法、債務問題、山林問題、土地稅問題等八個方面入手，將他在井岡山和興國時期制定的土地法與溪南土地法進行綜合分析，揚長避短，從而制定出了一套比較完整而且易於施行的閩西土地法令。
在毛澤東指導下，1929年10月，永定縣召開第一次工農兵代表大會，制定了《十大施政綱領》，宣佈實行《土地法令》，使得永定全縣半年內在1500多個鄉村分配了297723畝土地。1930年2月，縣蘇維埃政府又作出《土地問題決議案》，進一步完善了土地革命的政策。農民分到土地後，生產熱情空前高漲。各鄉政府又採取有效措施，從而使農業生產連年獲得好收成。農民把增產的大批糧食送給紅軍，支援革命戰爭。
位於永定歧嶺牛牯撲的毛澤東舊居———
華興樓（現為紀念館）
3.毛澤東指導永定地方黨組織注重黨建思想建設，提高了黨組織的戰鬥力，為起草《古田會議決議案》打下了基礎。
毛澤東在經歷了紅四軍黨內“七大”之爭後來到永定，在這裡他對南昌起義以來到創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再到轉戰閩西開闢新的革命根據地鬥爭進行了系統的回顧，特別就紅四軍中黨的工作和政治工作的經驗進行了認真思考，努力尋求解決黨內紛爭的措施。由於形勢的發展和革命隊伍的擴大，紅四軍及其黨組織內加入了大量農民和其他小資產階級出身的同志，極端民主化、重軍事輕政治、流寇思想和軍閥主義等非無產階級思想在紅四軍內滋長嚴重。到了永定後，他發現當時永定由於受到游擊戰爭頻繁影響，也存在著“缺乏宣傳品”“巡視不周到”“應付政治環境太遲鈍”“對土地問題不注意”“不完全執行決議”等問題。針對這些問題，毛澤東向縣委提出要“發展組織、健全組織，創造幹部人材，加強訓練”的黨建工作方針。
在毛澤東的指導下，永定縣委首先健全了民主集中制的領導，堅決執行上級的指示和會議決議，加強團結，搞五湖四海。其次，採取多種形式加強對黨員進行教育，以提高黨員的素質。如開辦各種類型的黨訓班，由縣委負責人講課或作報告。同時出版《紅報》等報刊行宣傳等。此外，要求黨員加強黨性鍛鍊，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等。由於採取一系列措施，使黨的組織得到了發展。至1930年6月底，全縣已達12個區委111個支部，黨員1425人。此後，永定黨組織儘管受到李立三、王明左傾錯誤政策的影響，黨組織的負責同志和許多黨員受到迫害和打擊，但是黨組織始終能夠在革命鬥爭中起著核心領導作用。
毛澤東結合在閩西地方三個多月的調查實踐，在當時的居住地———饒豐書房，寫下了《反對本本主義》一文的初稿。毛澤東在後來出版的《毛澤東著作選讀》時作批語說：“此文是在1929年寫的……先寫了一篇短文，題目叫《反對本本主義》……後來覺得此文太短，不足以說服同志，又改寫了這篇長文，內容基本一樣，不過有所發揮罷了。”可以說，毛澤東撰寫《古田會議決議案》，在永定期間應該有所醞釀與思考。後來經過新泉整訓等，對文章不斷進行了修改和完善，最終形成了傾世力作《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作者單位系中共龍巖市委黨史和地方誌研究室）（摘自《紅色文化週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