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忘初心 永州記憶｜“理論界的魯迅”李達'

“理論界的魯迅”李達

“理論界的魯迅”李達

正在編寫《馬克思主義哲學大綱》的李達。（資料圖）

【大家】

1956年7月，時任武漢大學校長的李達去看望在武昌東湖賓館下榻的毛澤東，毛澤東當面評價李達說：“你是黑旋風李逵。但你可比他李逵還厲害，他只有兩板斧，而你鶴鳴兄卻有三板斧。你既有李逵之大義、大勇，還比他多一個大智。你從‘五四’時期傳播馬克思主義算起，到全國解放，可稱得上是理論界的‘黑旋風’。胡適、梁啟超、張東蓀、江亢虎這些‘大人物’，哪個沒有捱過你的‘板斧’？”“你就是理論界的魯迅，我一直就是這麼個看法！”毛澤東的這一評價，可以說是對李達一生的真實寫照。

大 義

李達的“大義”，源自他對馬克思主義的堅定信念。

1913年和1917年，懷抱實業救國理想的李達兩次東渡日本，先後考入東京高等師範和第一高等學校，學習理工科。1918年5月，段祺瑞政府與日本祕密簽訂喪權辱國的《中日共同防敵軍事協定》後，留日中國學生群情激憤，李達率留日學生救國團到北平請願。但是，留日學生救國團“預定喚起國內學生大搞救國運動的希望終於沒有實現”。李達後來回憶說：“這次挫折，使我們深切地覺悟到：要想救國，單靠遊行請願是沒有用的；在反動統治下‘實業救國’的道路也是一種行不通的幻想。只有由人民起來推翻反動政府，像俄國那樣走革命的道路。而要走這條道路，就要加緊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學習俄國人的革命經驗。”於是，回到日本後，李達毅然放棄了理工科的學習，全力研讀馬克思主義。

1920年8月，李達從日本“回國尋找同志”。不久，他就與陳獨秀、李漢俊等人組建了中國共產黨上海發起組，創辦和主編了中國共產黨上海發起組祕密機關刊物《共產黨》，負責籌備和組織了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並在“一大”上當選為中央局宣傳主任。黨的“一大”後不久，李達創建和主持了黨的第一個出版機構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大量馬克思主義著作和革命書籍；還創辦和主持了上海平民女學，培養了王劍虹、王一知、丁玲等一批黨的婦女幹部。黨的“二大”後，李達應毛澤東的邀請赴長沙擔任湖南自修大學學長。湖南自修大學是一所傳播馬克思主義、培養革命幹部的新型學校，何叔衡、李維漢、夏明翰、毛澤民、毛澤覃等一大批黨的幹部都曾在這裡學習過。李達主持全校教學，還親自授課，並與毛澤東創辦了湖南自修大學校刊《新時代》，擔任該刊主編，使其成為傳播和宣傳馬克思主義的一個重要陣地。

1923年暑期，李達到上海與陳獨秀商議國共合作問題。聽到李達在國共合作方式上的意見與自己不一致，陳獨秀暴跳如雷。受了這樣的刺激後，李達憤然脫離了他自己參與創建的中國共產黨。後來談起這段經歷，李達說這是他“平生所曾犯的最嚴重、最不能饒恕的大錯誤”。不過，1924年至1949年間，儘管李達離開了黨的組織，但他的信念從未動搖過。正如他自己所說：“我雖然脫離開了黨，卻絕不脫離馬列主義，決不做違反黨的事情。”在這一時期，他不僅在大家講壇上和自己的論著中繼續堅守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陣地，而且為黨做了大量的外圍工作。

1927年初，李達應邀為毛澤東在武昌舉辦的農民運動講習所講授馬克思主義理論期間，曾受毛澤東委託做唐生智將軍的統戰工作，對唐生智後來棄暗投明產生了重要影響。1932—1938年間，受黨組織的囑託，李達曾分赴泰山、張家口和重慶三度為馮玉祥及其研究室講學，講授馬克思列寧主義和形式邏輯，使馮玉祥深刻認識到“若不相信辯證唯物論則我民族不能復興”，為促使馮玉祥聯共抗日發揮了顯著的作用。在湖南大學任教期間，從1948年11起，他受地下黨的委託，以大量細緻的工作成功地促成了程潛的起義，為湖南的和平解放作出了重大貢獻。此外，李達在全國各地大學任教，身邊總是聚集著一大批進步學生，他經常向地下黨介紹進步學生入黨，許多人在他的引導下堅定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李達曾對他的學生呂振羽說：“不管形勢如何變化、環境怎麼惡劣，我這個‘老寡婦’是決不失節的”。大革命失敗後，南京衛戍司令谷正倫想聘李達做顧問，李達憤怒地回絕道：“要我做劊子手的顧問，真是不把人當人。”後來，汪精衛、陳公博邀他加入國民黨改組派，鄧演達要他參加第三黨，他也都拒絕了。1937年6月，蔣介石讓馮玉祥做說客，想請李達和白鵬飛做國民黨行政院的參事，他們回絕說：“我們只知道教書，不知道做官！”1941年7月，李達在廣東中山大學被教育部電令解聘。此後五年多時間裡，李達不得不困居家鄉零陵以種田為生。即使在這樣的情況下，當零陵專員奉陳立夫之命誘勸李達跟著國民黨走時，李達仍然堅定地回答說：“我是有堅定信念的，叫我輕易地改變立場、摒棄信念是難上難。”零陵的“維持會”曾要懂日語的李達為日本人辦“公事”，李達憤怒地說：“我決不做亡國奴！即使我生活再苦，就是拖死、餓死、凍死，我也不會去給日本鬼子辦事。”總之，正如鄧初民在評價李達時所說：李先生“立身處世，心有所主，不為富貴、貧賤、威武世俗之物所撼，實有足多者”。

正因為李達始終堅守信念、不忘初心，所以黨組織也一向都非常信任和高度評價他。1939年，在延安的毛澤東曾寫信給李達，稱讚他是“真正的人”。1948年初，毛澤東曾三次電示華南局護送李達去解放區。同年11月9日，毛澤東寫信給李達稱：“鶴鳴兄：吾兄系本公司發起人之一，現公司生意興隆，望速前來參與經營。”1949年5月李達抵達北平後，受到黨中央領導同志的熱烈歡迎。同年12月，由毛澤東等人作歷史證明人、劉少奇做介紹人，黨中央批准李達重新入黨，不要候補期。

大 智

李達的“大智”，最充分地體現在他對於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卓越貢獻上。

早在從日本回國前，李達就開始向國內傳播馬克思主義，在上海《民國日報》副刊《覺悟》上發表多篇宣傳社會主義思想的文章，並翻譯了馬克思《資本論》日文譯者高畠素之的《社會問題總覽》和荷蘭社會民主黨左派領袖郭泰的《唯物史觀解說》，於1921年由中華書局出版。

從日本回國後，李達立即投入了與各種反馬克思主義思潮的論戰，先後發表系列文章批判研究系代表人物梁啟超和張東蓀的假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第二國際修正主義、第四國際“左”傾思潮，以及號稱“中國社會主義研究第一人”的江亢虎對社會主義的歪曲，論證了在中國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的必要性，為中國共產黨的建黨奠定了重要理論基礎。毛澤東所說的梁啟超、張東蓀、江亢虎都捱過李達的“板斧”，就是發生在這個時期的事情。

1923年，李達明確提出了“馬克思學說與中國”的論題，認為“馬克思學說之在中國，已是由介紹的時期而進到實行的時期了”，並從各個不同的方面論述瞭如何應用馬克思學說改造中國社會的問題。自此以後，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的實際相結合，亦即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建立普遍與特殊之統一的理論”，成為李達全部理論探索的鮮明主題。

1926年，李達出版了專著《現代社會學》，它是“中國人自己寫的最早的一部聯繫中國革命實際系統論述唯物史觀的專著”，被人們稱讚為“唯物史觀中國化的標誌性成果”。該書出版後產生了巨大的反響，至1933年共印行14版。據鄧初民回憶，當時革命者“差不多人手一冊”。後來，李達被國民黨湖南當局通緝，所開列的“犯罪事實”就是：“著名共首，曾充大學教授，著有《現代社會學》，宣傳赤化甚力。”

大革命失敗後，李達痛感當時中國革命的理論準備嚴重不足，遂潛心於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譯介。1929年，他出版了《中國產業革命概觀》《社會之基礎知識》《民族問題》三部專著，在革命低潮中回答了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其中，《中國產業革命概觀》《民族問題》分別是中國人自己寫的第一部系統研究中國近代經濟史和馬克思主義民族學理論的專著，而《社會之基礎知識》則運用唯物史觀對中國社會的性質、中國革命的任務和前途作了令人驚歎的深刻分析。李達指出，中國社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中國革命的任務是打倒帝國主義和剷除封建遺物，中國革命的必然歸趨是由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而達於社會革命。1929—1932年間，李達翻譯出版了9部國外馬克思主義哲學和經濟學名著。毛澤東在延安時期詳細閱讀了其中的《辯證法唯物論教程》，先後寫下了近2萬字的批註。

1932—1937年在北平任教期間，李達撰寫了《社會學大綱》《經濟學大綱》《社會進化史》《貨幣學概論》四部著作，其中，《社會學大綱》構建了一個獨具特色的“實踐的唯物論”的馬克思主義哲學闡釋體系，被毛澤東稱讚為“中國人自己寫的第一本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毛澤東說他讀了十遍，也是毛澤東批註最多的著作；後三部著作則分別是中國人自己寫的第一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教科書、貫穿著馬克思主義觀點的世界通史和貨幣學專著。這些著作不僅是“中國人自己寫的”，而且都特別注重把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的實際相結合。例如，在《經濟學大綱》中，李達尖銳批評了當時中國經濟學界只研究外國經濟而不研究中國經濟的缺陷，提出了廣義經濟學的主張，強調要“理解經濟進化的一般原理在具體的中國經濟狀況中所顯現的特殊的姿態”和把握“中國經濟的來蹤和去跡”。毛澤東在向延安理論界推薦《社會學大綱》的同時也推薦了該書，說“李達還寄給我一本《經濟學大綱》，我現在已讀了三遍半，也準備讀它十遍”。郭湛波在1935年出版的《近五十年中國思想史》中寫道：“中國研究馬克思及辯證唯物論，要以陳獨秀、李大釗、李達為最早，最有貢獻”，而“在今日介紹成績最佳、影響最大，當然是李氏”。侯外廬也說過：“抗戰前，在北平敢於宣講馬克思主義學說的學者，黨內黨外都有”，“但是，就達到的水平和系統性而言，無一人出李達之右”。

1947年，李達就聘於湖南大學，他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用一年多的時間完成了《法理學大綱》一書，成為“我國最早運用馬克思主義研究法學的一位拓荒者和帶路人”。

新中國成立後，李達精心撰寫的《〈實踐論〉解說》和《〈矛盾論〉解說》，為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作出了榜樣，得到毛澤東的高度評價。他撰寫的《談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講話》等著作，為宣傳我國新憲法作出了重要貢獻。他像毛澤東所說的那樣，也給了胡適一“板斧”，深刻地批判了胡適宣揚實用主義的理論錯誤。他還受毛澤東囑託主編了《唯物辯證法大綱》，注重總結中國革命經驗和闡述毛澤東哲學思想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新貢獻，賦予馬克思主義哲學以鮮明的中國風格。

大 勇

李達的“大勇”，是一種敢於堅持真理的大無畏精神。“講馬克思主義就要敢於堅持真理，修正錯誤，言行一致，決不能牆頭一棵草，風吹兩邊倒。”這是李達一生的座右銘。

大革命失敗後，李達被國民黨當局通緝，隨時都有被捕的可能和生命危險，但他從未向各種反動勢力的威逼低頭。

1927年5月“馬日事變”後，李達四處躲避國民黨追捕，於9月底在李漢俊的幫助下來到武昌中山大學任教。12月中旬，國民黨軍隊包圍武昌中山大學，搜捕進步師生。在許德珩的資助下，李達又祕密逃往上海。李達離開武昌的次日，李漢俊等人被捕並被軍閥胡宗鐸殺害。

1928—1932年，在上海國民黨文化圍剿的險惡環境中，李達不僅自己發表了許多研究和宣傳馬克思主義的論著，而且與鄧初民等人創辦了崑崙書店，後又自己創辦了筆耕堂書店，出版了大量馬克思主義著作，並在上海政法學院和暨南大學講授馬克思主義哲學和政治經濟學。李達的行動處處受到反動勢力的監視，不僅被法國巡捕抄家，而且被國民黨特務打斷右手和肩骨，致使他住院醫治7個星期。他憤怒而堅定地說：“反動派想打斷我的右臂，不讓我再拿筆，要我放下武器，辦不到！”

1932—1937年在北平任教期間，李達這位著名的紅色教授自然也是國民黨反動派的眼中釘。李達一到北平，就受到國民黨憲兵和特務的監視，藍衣社特務甚至在教室的走廊上偷聽他講課。碰到這種情況，李達乾脆“啞子講課，以筆代口”，邊擦黑板邊板書所講內容，聽課學生不禁為他的機智和飛快的板書本領叫絕。呂振羽、侯外廬等人回憶說：當時，李達是北平大學、中國大學、朝陽大學等校“進步勢力的中心人物”，是“進步師生與反動派做鬥爭的一面旗幟”。李達對於自己面臨的各種危險是有充分心理準備的。他身邊一直放著一個鋪蓋卷及毛巾、牙刷等，隨時準備坐牢。他甚至還做了大皮襖，準備在寒冬臘月在監獄裡堅持寫書。

1947—1948年，李達在湖南大學任教期間，有三個反動機關都把他列為黑名單的第一名，他在校內外的活動都受到嚴密監視，隨時都有被逮捕的危險。學校當局還故意不讓他講授其最有造詣的哲學和經濟學，而要他講授法理學。而他則表示，無論講什麼，“要我不宣傳馬克思主義辦不到！”在講授法理學過程中，他堅持用馬克思主義觀點闡釋法律現象，並巧妙地揭露了國民黨當局玩弄“制憲”的陰謀。

20世紀50年代，陳伯達、張春橋等人主張取消商品生產和交換，反對“資產階級法權”，否定價值規律和按勞分配原則。李達認為，這些主張是根本錯誤的。在一些文章和報告中，他反覆闡述了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區別，強調社會主義階段必須進行商品生產和交換、必須遵循價值規律和按勞分配原則。

1966年初，林彪等人鼓吹的毛澤東思想“頂峰論”甚囂塵上。當時，李達正在根據毛澤東的囑託主編《馬克思主義哲學大綱》。他對助手們說：“什麼頂峰？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不要發展了？我們不要寫這個！”有人提醒他這是林彪說的。李達聽後更火了，激動地說：“馬列主義是發展的，毛澤東思想是發展的，怎麼能有頂峰呢？這個說法不科學，不管誰說的都一樣。”李達為堅持真理奮鬥到了最後一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