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諾：揭開紅色中國神祕面紗，毛澤東平生第一次向他敞開心扉，長眠在北大未名湖畔'
文/孫國林
1936年，長征到陝北的中共中央，為了爭取輿論的理解和支持，粉碎國民黨的政治“抹黑”，讓外界瞭解真實的紅區情況，在黨的歷史上開創性地實行了對外開放的方針。黨中央主動邀請或歡迎中外正直的人士來訪問，就是一個重要的舉措。
斯諾是迴應中共對外開放方針，應邀訪問陝北紅區的第一人。他的《西行漫記》等著作，向世人介紹了中國革命的真實情況和黨的政策，起到了正視聽、助革命的強大作用，一時名揚天下，這是黨的對外開放方針的重大勝利。斯諾此訪的意義在於，為外國人來訪開了個好頭，打破了敵人的封鎖，改善了黨的政治生態環境。但是，還有許多鮮為人知、饒有興味的故事，他並未寫入《西行漫記》中。本文擇其要者，以饗讀者。
踏上“偉大的探險”之路
斯諾1936年到陝北“探險”前，已在中國生活了7年。
斯諾的祖父塞繆爾·斯諾，擔任過美國首任駐廣州領事，他少年時就聽到過關於中國的故事。1928年，不滿23歲的斯諾經夏威夷、日本到了上海，身份是週刊《密勒氏評論報》的助理編輯，後來又兼任紐約《太陽報》和倫敦《每日先驅報》駐上海的特約通訊員。從1929年起，斯諾開始遍訪中國內地的主要城市，以及東三省、內蒙古、兩廣、雲南、臺灣等地，對中國當時的社會情況有了一定了解，同情勞苦大眾的苦難生活。九一八事變發生後，斯諾曾以戰地記者身份前往東北採訪。返滬後，又經歷了“一二八”抗戰。他根據見聞，在1932年底完成了他的第一部著作《遠東前線》，頌揚東北和上海軍民的英勇抗戰。同時，在書中根據第二手材料，對江西蘇區的情況作了報道。
斯諾是怎樣產生訪問陝北動機的呢？這事與宋慶齡有關。他為撰寫宋慶齡傳記，1931年9月在上海拜見宋慶齡，進行了多次長談。他被宋的偉大人格深深感染，並同她建立了真摯的友誼關係。經宋慶齡的介紹，斯諾結識了魯迅。在他們的影響下，斯諾“在對中國的現實認識上，來了一個飛躍”。後來，在魯迅的具體指導下，斯諾編輯了英文的中國左翼作家短篇小說集《活的中國》。
1933年秋，斯諾離開上海到北平的燕京大學新聞系執教，並在這裡結婚安家。在此期間，他同學生中的中共地下黨員和進步分子來往密切，並且和他的夫人海倫·福斯特·斯諾一起積極參加了著名的“一二九”學生愛國運動。正是從這些學生那裡，他得到了紅軍長征勝利到達陝北的消息。新聞記者的敏感，使他立刻萌生了要到陝北紅區，親眼“看一看蔣介石費了十年時間試圖‘清剿’的究竟是些什麼人”的念頭。但怎樣去呢？一時無策。1936年春，斯諾又去拜訪宋慶齡，表達了這一願望，宋表示贊同並願幫助。時隔不久，宋慶齡接到有關人士轉來的中共中央的電報，內容是請宋幫助邀請一名誠摯的西方記者和醫生，到陝北訪問。
文/孫國林
1936年，長征到陝北的中共中央，為了爭取輿論的理解和支持，粉碎國民黨的政治“抹黑”，讓外界瞭解真實的紅區情況，在黨的歷史上開創性地實行了對外開放的方針。黨中央主動邀請或歡迎中外正直的人士來訪問，就是一個重要的舉措。
斯諾是迴應中共對外開放方針，應邀訪問陝北紅區的第一人。他的《西行漫記》等著作，向世人介紹了中國革命的真實情況和黨的政策，起到了正視聽、助革命的強大作用，一時名揚天下，這是黨的對外開放方針的重大勝利。斯諾此訪的意義在於，為外國人來訪開了個好頭，打破了敵人的封鎖，改善了黨的政治生態環境。但是，還有許多鮮為人知、饒有興味的故事，他並未寫入《西行漫記》中。本文擇其要者，以饗讀者。
踏上“偉大的探險”之路
斯諾1936年到陝北“探險”前，已在中國生活了7年。
斯諾的祖父塞繆爾·斯諾，擔任過美國首任駐廣州領事，他少年時就聽到過關於中國的故事。1928年，不滿23歲的斯諾經夏威夷、日本到了上海，身份是週刊《密勒氏評論報》的助理編輯，後來又兼任紐約《太陽報》和倫敦《每日先驅報》駐上海的特約通訊員。從1929年起，斯諾開始遍訪中國內地的主要城市，以及東三省、內蒙古、兩廣、雲南、臺灣等地，對中國當時的社會情況有了一定了解，同情勞苦大眾的苦難生活。九一八事變發生後，斯諾曾以戰地記者身份前往東北採訪。返滬後，又經歷了“一二八”抗戰。他根據見聞，在1932年底完成了他的第一部著作《遠東前線》，頌揚東北和上海軍民的英勇抗戰。同時，在書中根據第二手材料，對江西蘇區的情況作了報道。
斯諾是怎樣產生訪問陝北動機的呢？這事與宋慶齡有關。他為撰寫宋慶齡傳記，1931年9月在上海拜見宋慶齡，進行了多次長談。他被宋的偉大人格深深感染，並同她建立了真摯的友誼關係。經宋慶齡的介紹，斯諾結識了魯迅。在他們的影響下，斯諾“在對中國的現實認識上，來了一個飛躍”。後來，在魯迅的具體指導下，斯諾編輯了英文的中國左翼作家短篇小說集《活的中國》。
1933年秋，斯諾離開上海到北平的燕京大學新聞系執教，並在這裡結婚安家。在此期間，他同學生中的中共地下黨員和進步分子來往密切，並且和他的夫人海倫·福斯特·斯諾一起積極參加了著名的“一二九”學生愛國運動。正是從這些學生那裡，他得到了紅軍長征勝利到達陝北的消息。新聞記者的敏感，使他立刻萌生了要到陝北紅區，親眼“看一看蔣介石費了十年時間試圖‘清剿’的究竟是些什麼人”的念頭。但怎樣去呢？一時無策。1936年春，斯諾又去拜訪宋慶齡，表達了這一願望，宋表示贊同並願幫助。時隔不久，宋慶齡接到有關人士轉來的中共中央的電報，內容是請宋幫助邀請一名誠摯的西方記者和醫生，到陝北訪問。
◆1936年斯諾與毛澤東在保安。
經宋慶齡介紹，斯諾與中共華北地下黨取得了聯繫。1936年6月，他帶著中共北方局負責人劉少奇委託柯慶施，用隱性墨水寫給毛澤東的介紹信，懷著既興奮又忐忑的心情，帶著兩架照相機、24個膠捲和許多筆記本，登上了從北平駛往西安的火車，開始了他的被後人稱作“偉大的探險”的旅程。
受到蘇區的熱烈歡迎
當時，駐紮在西安的張學良的東北軍，已經同陝北紅軍達成了停戰協議。這為斯諾進入紅區提供了方便。
7月初，斯諾乘東北軍的卡車由西安到達膚施（即延安，當時為東北軍控制），然後步行，於7月9日到達紅軍前沿司令部所在地安塞。剛一到達，他就受到一個蓄著濃密黑鬍子，雙目炯炯有神，態度溫和的青年“軍官”的接待。這位“軍官”用流利的英語同他交談，斯諾大感意外。談話中他才知道，接待他的是大名鼎鼎的周恩來。周恩來說：“我們歡迎來蘇區訪問的任何一個記者。阻礙記者來訪的不是我們，而是國民黨。你可以把看到的一切都寫出來，我們將從各方面幫助你瞭解蘇區的情況。”斯諾沒有想到，剛來到這個“神祕”之地，就受到熱情接待，興奮得徹夜未眠。
文/孫國林
1936年，長征到陝北的中共中央，為了爭取輿論的理解和支持，粉碎國民黨的政治“抹黑”，讓外界瞭解真實的紅區情況，在黨的歷史上開創性地實行了對外開放的方針。黨中央主動邀請或歡迎中外正直的人士來訪問，就是一個重要的舉措。
斯諾是迴應中共對外開放方針，應邀訪問陝北紅區的第一人。他的《西行漫記》等著作，向世人介紹了中國革命的真實情況和黨的政策，起到了正視聽、助革命的強大作用，一時名揚天下，這是黨的對外開放方針的重大勝利。斯諾此訪的意義在於，為外國人來訪開了個好頭，打破了敵人的封鎖，改善了黨的政治生態環境。但是，還有許多鮮為人知、饒有興味的故事，他並未寫入《西行漫記》中。本文擇其要者，以饗讀者。
踏上“偉大的探險”之路
斯諾1936年到陝北“探險”前，已在中國生活了7年。
斯諾的祖父塞繆爾·斯諾，擔任過美國首任駐廣州領事，他少年時就聽到過關於中國的故事。1928年，不滿23歲的斯諾經夏威夷、日本到了上海，身份是週刊《密勒氏評論報》的助理編輯，後來又兼任紐約《太陽報》和倫敦《每日先驅報》駐上海的特約通訊員。從1929年起，斯諾開始遍訪中國內地的主要城市，以及東三省、內蒙古、兩廣、雲南、臺灣等地，對中國當時的社會情況有了一定了解，同情勞苦大眾的苦難生活。九一八事變發生後，斯諾曾以戰地記者身份前往東北採訪。返滬後，又經歷了“一二八”抗戰。他根據見聞，在1932年底完成了他的第一部著作《遠東前線》，頌揚東北和上海軍民的英勇抗戰。同時，在書中根據第二手材料，對江西蘇區的情況作了報道。
斯諾是怎樣產生訪問陝北動機的呢？這事與宋慶齡有關。他為撰寫宋慶齡傳記，1931年9月在上海拜見宋慶齡，進行了多次長談。他被宋的偉大人格深深感染，並同她建立了真摯的友誼關係。經宋慶齡的介紹，斯諾結識了魯迅。在他們的影響下，斯諾“在對中國的現實認識上，來了一個飛躍”。後來，在魯迅的具體指導下，斯諾編輯了英文的中國左翼作家短篇小說集《活的中國》。
1933年秋，斯諾離開上海到北平的燕京大學新聞系執教，並在這裡結婚安家。在此期間，他同學生中的中共地下黨員和進步分子來往密切，並且和他的夫人海倫·福斯特·斯諾一起積極參加了著名的“一二九”學生愛國運動。正是從這些學生那裡，他得到了紅軍長征勝利到達陝北的消息。新聞記者的敏感，使他立刻萌生了要到陝北紅區，親眼“看一看蔣介石費了十年時間試圖‘清剿’的究竟是些什麼人”的念頭。但怎樣去呢？一時無策。1936年春，斯諾又去拜訪宋慶齡，表達了這一願望，宋表示贊同並願幫助。時隔不久，宋慶齡接到有關人士轉來的中共中央的電報，內容是請宋幫助邀請一名誠摯的西方記者和醫生，到陝北訪問。
◆1936年斯諾與毛澤東在保安。
經宋慶齡介紹，斯諾與中共華北地下黨取得了聯繫。1936年6月，他帶著中共北方局負責人劉少奇委託柯慶施，用隱性墨水寫給毛澤東的介紹信，懷著既興奮又忐忑的心情，帶著兩架照相機、24個膠捲和許多筆記本，登上了從北平駛往西安的火車，開始了他的被後人稱作“偉大的探險”的旅程。
受到蘇區的熱烈歡迎
當時，駐紮在西安的張學良的東北軍，已經同陝北紅軍達成了停戰協議。這為斯諾進入紅區提供了方便。
7月初，斯諾乘東北軍的卡車由西安到達膚施（即延安，當時為東北軍控制），然後步行，於7月9日到達紅軍前沿司令部所在地安塞。剛一到達，他就受到一個蓄著濃密黑鬍子，雙目炯炯有神，態度溫和的青年“軍官”的接待。這位“軍官”用流利的英語同他交談，斯諾大感意外。談話中他才知道，接待他的是大名鼎鼎的周恩來。周恩來說：“我們歡迎來蘇區訪問的任何一個記者。阻礙記者來訪的不是我們，而是國民黨。你可以把看到的一切都寫出來，我們將從各方面幫助你瞭解蘇區的情況。”斯諾沒有想到，剛來到這個“神祕”之地，就受到熱情接待，興奮得徹夜未眠。
◆1936年，斯諾（右一）在陝北革命根據地。
斯諾在安塞住了兩天，同周恩來商定了一個92天的採訪計劃。第三天，周恩來派人騎馬護送他前往當時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今志丹縣）。斯諾在這裡受到更為隆重的接待，大半中共中央委員和在此的全部政治局委員同群眾一起，熱烈迎接第一位到訪的外國人。群眾打出的歡迎橫幅上用中英文寫著：“歡迎美國記者來蘇區調查”。在保安，斯諾開始了他對毛澤東及其他領導人的正式訪問。
毛澤東正式接見斯諾前，7月13日晚有一個禮節性的看望。斯諾在窯洞裡等待著，直到吃完飯時毛澤東才來。毛澤東用力同斯諾握手，以平靜的語調寒暄，要斯諾在同別的領導人談過話後，熟悉一下週圍的環境，認識方位，然後去見他。之後，他緩步走過擠滿農民和士兵的街道，在暮靄中散步去了。7月14日，保安舉行歡迎斯諾和馬海德大會，毛澤東出席並即席講話，對客人的到訪表示熱烈歡迎。
7月15日，毛澤東正式會見了斯諾，主要談中國抗日的世界性問題。此後，毛澤東與斯諾又有過幾次談話：7月16日，談中國抗日的形勢問題；18日、19日，談蘇維埃政府的對內政策問題；7月19日，張聞天接見斯諾，回答他關於中國革命的性質、特點、階段劃分等問題；7月23日，毛澤東同斯諾談中國共產黨與共產國際、蘇聯的關係問題，第一次公開表述中共的獨立自主立場。7月底至9月中旬，斯諾前往甘肅、寧夏，採訪紅軍前線部隊。返回保安後，9月24日，毛澤東同他談聯合戰線問題；10月間，毛澤東應斯諾再三要求，同他連續幾個晚上談個人歷史和關於紅軍長征的經過。對他人系統地談個人經歷，這在毛澤東一生中是僅有的一次。為慎重起見，毛澤東要求斯諾將這部分內容整理成文後，由黃華譯成中文，交毛澤東仔細審閱修改。黃華照改英文稿後，再交給斯諾。談話通常從晚上九點開始，持續到次日凌晨兩點，吳亮平（時任中央宣傳部長）做翻譯。這些談話，馬海德通常在場，但他只聽不發言。
《七律·長征》的傳播
經過一段時間的交往，毛澤東覺得斯諾是一個真誠、可交、可信的人。於是，他平生第一次敞開心扉，對一個外國人談了連賀子珍都未聽說過的“個人歷史”。
在談完長征的經歷之後，他乘興將所作《七律·長征》抄贈給斯諾，斯諾感到大喜過望。這首詩，是毛澤東1935年9月下旬長征抵達哈達鋪時寫成的。當時他確定了“陝北”這個長征的落腳點，“心情豁然開朗”，寫下這首詩。9月29日晚，在通渭縣文廟召開的部隊幹部大會上，毛澤東自告奮勇朗誦了它，此後便祕不示人。這時，主動抄贈斯諾，可見兩人友誼之深。
在吳亮平的幫助下，斯諾用英文意譯了這首詩，寫進他的採訪日記中。1937年4月間，北平東方快報印刷廠祕密出版了一本《外國記者西北印象記》，印了五千冊，主要內容是斯諾上一年在陝北採訪毛澤東的談話。該書出版得到斯諾的大力幫助，書的首頁刊有斯諾提供的《七律·長征》。後來，該書主編王福時陪同美國記者尼姆·韋爾斯（海倫·斯諾的筆名，斯諾的第一位夫人）訪問延安時，當面贈送給毛澤東一本。毛澤東平生第一次看到用鉛字印成的自己的詩，笑著拿在手裡把玩良久，表示感謝。
後來，斯諾把這本書寄往英國。1937年10月，英國倫敦戈蘭茨公司出版了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一個月裡印行了5版；1938年1月，又在美國紐約出版，立即轟動世界，被稱為“現代新聞的傑作之一”。該書第五編《長征》，就是以毛澤東的《七律·長征》作為結束語的。斯諾寫道：“在此，我謹以毛澤東主席——這位既能領導征戰，又能寫詩的造反者所寫的，關於這次六千英里長征的一首古體詩作為尾聲。”（原詩略） 這是毛澤東的《七律·長征》最早在國外的傳播。
1938年2月，由胡愈之主持的上海復社，翻譯出版了《紅星照耀中國》的中譯本。為了掩護和便於在國統區發行，該書更名為《西行漫記》。這本書初版印了1千冊，當年11月就印到第4版，其中也載有毛澤東的《七律·長征》，使這首詩在國內得到比較廣泛的傳播。
從現有史料看，斯諾是第一個看到毛澤東這首詩文本的人。他的《西行漫記》創下了同毛澤東詩詞有關的三個“第一”：該書是第一個披露毛澤東《七律·長征》的公開出版物；該書所引錄的《長征》詩，是毛詩中第一首被公開的詩作；該書第一次向國內外傳播了毛澤東的詩，使人們知道毛澤東還是一位詩人。
一張珍貴照片的拍攝
人們打開《西行漫記》，都會看到毛澤東那張戴紅軍八角帽的照片，它是1936年斯諾訪問保安時拍下的傑作。
當年，由於斯諾與毛澤東交往中形成的友誼，他成為惟一能使年輕（43歲）的毛澤東戴帽子的人。平時，毛澤東總是光著頭，蓄著長髮。在交往中，斯諾用文字記錄下了毛澤東的許多談話，也拍過一些毛澤東和其他紅軍領導人的照片，但他覺得都不理想。他要拍攝一張很帥氣的、足以體現毛澤東風采的“官方的”相片。
斯諾覺得，毛澤東穿著隨便，又光著頭，看起來不夠“正式”。可是毛澤東最不喜歡受拘束，也不願意受人擺弄。隨心所欲，自然無華是他的性格。這些，斯諾通過多次的交往是清楚的。但他還是想為毛澤東拍一張“正式”的照片。這個想法，他對同伴美國著名醫生馬海德談了，馬錶示贊同。
機會終於到來。一天，毛澤東來斯諾的窯洞看望。斯諾乘機要求為毛澤東拍照，毛澤東同意了。可是他依然光著頭，斯諾又猶豫起來。此時，站在一旁的馬海德，機靈地摘下斯諾頭上的紅軍八角帽，戴在毛澤東頭上。未及毛澤東反對時，只聽“注意……”，咔嚓一聲，這張歷史性的著名照片便誕生了。
文/孫國林
1936年，長征到陝北的中共中央，為了爭取輿論的理解和支持，粉碎國民黨的政治“抹黑”，讓外界瞭解真實的紅區情況，在黨的歷史上開創性地實行了對外開放的方針。黨中央主動邀請或歡迎中外正直的人士來訪問，就是一個重要的舉措。
斯諾是迴應中共對外開放方針，應邀訪問陝北紅區的第一人。他的《西行漫記》等著作，向世人介紹了中國革命的真實情況和黨的政策，起到了正視聽、助革命的強大作用，一時名揚天下，這是黨的對外開放方針的重大勝利。斯諾此訪的意義在於，為外國人來訪開了個好頭，打破了敵人的封鎖，改善了黨的政治生態環境。但是，還有許多鮮為人知、饒有興味的故事，他並未寫入《西行漫記》中。本文擇其要者，以饗讀者。
踏上“偉大的探險”之路
斯諾1936年到陝北“探險”前，已在中國生活了7年。
斯諾的祖父塞繆爾·斯諾，擔任過美國首任駐廣州領事，他少年時就聽到過關於中國的故事。1928年，不滿23歲的斯諾經夏威夷、日本到了上海，身份是週刊《密勒氏評論報》的助理編輯，後來又兼任紐約《太陽報》和倫敦《每日先驅報》駐上海的特約通訊員。從1929年起，斯諾開始遍訪中國內地的主要城市，以及東三省、內蒙古、兩廣、雲南、臺灣等地，對中國當時的社會情況有了一定了解，同情勞苦大眾的苦難生活。九一八事變發生後，斯諾曾以戰地記者身份前往東北採訪。返滬後，又經歷了“一二八”抗戰。他根據見聞，在1932年底完成了他的第一部著作《遠東前線》，頌揚東北和上海軍民的英勇抗戰。同時，在書中根據第二手材料，對江西蘇區的情況作了報道。
斯諾是怎樣產生訪問陝北動機的呢？這事與宋慶齡有關。他為撰寫宋慶齡傳記，1931年9月在上海拜見宋慶齡，進行了多次長談。他被宋的偉大人格深深感染，並同她建立了真摯的友誼關係。經宋慶齡的介紹，斯諾結識了魯迅。在他們的影響下，斯諾“在對中國的現實認識上，來了一個飛躍”。後來，在魯迅的具體指導下，斯諾編輯了英文的中國左翼作家短篇小說集《活的中國》。
1933年秋，斯諾離開上海到北平的燕京大學新聞系執教，並在這裡結婚安家。在此期間，他同學生中的中共地下黨員和進步分子來往密切，並且和他的夫人海倫·福斯特·斯諾一起積極參加了著名的“一二九”學生愛國運動。正是從這些學生那裡，他得到了紅軍長征勝利到達陝北的消息。新聞記者的敏感，使他立刻萌生了要到陝北紅區，親眼“看一看蔣介石費了十年時間試圖‘清剿’的究竟是些什麼人”的念頭。但怎樣去呢？一時無策。1936年春，斯諾又去拜訪宋慶齡，表達了這一願望，宋表示贊同並願幫助。時隔不久，宋慶齡接到有關人士轉來的中共中央的電報，內容是請宋幫助邀請一名誠摯的西方記者和醫生，到陝北訪問。
◆1936年斯諾與毛澤東在保安。
經宋慶齡介紹，斯諾與中共華北地下黨取得了聯繫。1936年6月，他帶著中共北方局負責人劉少奇委託柯慶施，用隱性墨水寫給毛澤東的介紹信，懷著既興奮又忐忑的心情，帶著兩架照相機、24個膠捲和許多筆記本，登上了從北平駛往西安的火車，開始了他的被後人稱作“偉大的探險”的旅程。
受到蘇區的熱烈歡迎
當時，駐紮在西安的張學良的東北軍，已經同陝北紅軍達成了停戰協議。這為斯諾進入紅區提供了方便。
7月初，斯諾乘東北軍的卡車由西安到達膚施（即延安，當時為東北軍控制），然後步行，於7月9日到達紅軍前沿司令部所在地安塞。剛一到達，他就受到一個蓄著濃密黑鬍子，雙目炯炯有神，態度溫和的青年“軍官”的接待。這位“軍官”用流利的英語同他交談，斯諾大感意外。談話中他才知道，接待他的是大名鼎鼎的周恩來。周恩來說：“我們歡迎來蘇區訪問的任何一個記者。阻礙記者來訪的不是我們，而是國民黨。你可以把看到的一切都寫出來，我們將從各方面幫助你瞭解蘇區的情況。”斯諾沒有想到，剛來到這個“神祕”之地，就受到熱情接待，興奮得徹夜未眠。
◆1936年，斯諾（右一）在陝北革命根據地。
斯諾在安塞住了兩天，同周恩來商定了一個92天的採訪計劃。第三天，周恩來派人騎馬護送他前往當時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今志丹縣）。斯諾在這裡受到更為隆重的接待，大半中共中央委員和在此的全部政治局委員同群眾一起，熱烈迎接第一位到訪的外國人。群眾打出的歡迎橫幅上用中英文寫著：“歡迎美國記者來蘇區調查”。在保安，斯諾開始了他對毛澤東及其他領導人的正式訪問。
毛澤東正式接見斯諾前，7月13日晚有一個禮節性的看望。斯諾在窯洞裡等待著，直到吃完飯時毛澤東才來。毛澤東用力同斯諾握手，以平靜的語調寒暄，要斯諾在同別的領導人談過話後，熟悉一下週圍的環境，認識方位，然後去見他。之後，他緩步走過擠滿農民和士兵的街道，在暮靄中散步去了。7月14日，保安舉行歡迎斯諾和馬海德大會，毛澤東出席並即席講話，對客人的到訪表示熱烈歡迎。
7月15日，毛澤東正式會見了斯諾，主要談中國抗日的世界性問題。此後，毛澤東與斯諾又有過幾次談話：7月16日，談中國抗日的形勢問題；18日、19日，談蘇維埃政府的對內政策問題；7月19日，張聞天接見斯諾，回答他關於中國革命的性質、特點、階段劃分等問題；7月23日，毛澤東同斯諾談中國共產黨與共產國際、蘇聯的關係問題，第一次公開表述中共的獨立自主立場。7月底至9月中旬，斯諾前往甘肅、寧夏，採訪紅軍前線部隊。返回保安後，9月24日，毛澤東同他談聯合戰線問題；10月間，毛澤東應斯諾再三要求，同他連續幾個晚上談個人歷史和關於紅軍長征的經過。對他人系統地談個人經歷，這在毛澤東一生中是僅有的一次。為慎重起見，毛澤東要求斯諾將這部分內容整理成文後，由黃華譯成中文，交毛澤東仔細審閱修改。黃華照改英文稿後，再交給斯諾。談話通常從晚上九點開始，持續到次日凌晨兩點，吳亮平（時任中央宣傳部長）做翻譯。這些談話，馬海德通常在場，但他只聽不發言。
《七律·長征》的傳播
經過一段時間的交往，毛澤東覺得斯諾是一個真誠、可交、可信的人。於是，他平生第一次敞開心扉，對一個外國人談了連賀子珍都未聽說過的“個人歷史”。
在談完長征的經歷之後，他乘興將所作《七律·長征》抄贈給斯諾，斯諾感到大喜過望。這首詩，是毛澤東1935年9月下旬長征抵達哈達鋪時寫成的。當時他確定了“陝北”這個長征的落腳點，“心情豁然開朗”，寫下這首詩。9月29日晚，在通渭縣文廟召開的部隊幹部大會上，毛澤東自告奮勇朗誦了它，此後便祕不示人。這時，主動抄贈斯諾，可見兩人友誼之深。
在吳亮平的幫助下，斯諾用英文意譯了這首詩，寫進他的採訪日記中。1937年4月間，北平東方快報印刷廠祕密出版了一本《外國記者西北印象記》，印了五千冊，主要內容是斯諾上一年在陝北採訪毛澤東的談話。該書出版得到斯諾的大力幫助，書的首頁刊有斯諾提供的《七律·長征》。後來，該書主編王福時陪同美國記者尼姆·韋爾斯（海倫·斯諾的筆名，斯諾的第一位夫人）訪問延安時，當面贈送給毛澤東一本。毛澤東平生第一次看到用鉛字印成的自己的詩，笑著拿在手裡把玩良久，表示感謝。
後來，斯諾把這本書寄往英國。1937年10月，英國倫敦戈蘭茨公司出版了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一個月裡印行了5版；1938年1月，又在美國紐約出版，立即轟動世界，被稱為“現代新聞的傑作之一”。該書第五編《長征》，就是以毛澤東的《七律·長征》作為結束語的。斯諾寫道：“在此，我謹以毛澤東主席——這位既能領導征戰，又能寫詩的造反者所寫的，關於這次六千英里長征的一首古體詩作為尾聲。”（原詩略） 這是毛澤東的《七律·長征》最早在國外的傳播。
1938年2月，由胡愈之主持的上海復社，翻譯出版了《紅星照耀中國》的中譯本。為了掩護和便於在國統區發行，該書更名為《西行漫記》。這本書初版印了1千冊，當年11月就印到第4版，其中也載有毛澤東的《七律·長征》，使這首詩在國內得到比較廣泛的傳播。
從現有史料看，斯諾是第一個看到毛澤東這首詩文本的人。他的《西行漫記》創下了同毛澤東詩詞有關的三個“第一”：該書是第一個披露毛澤東《七律·長征》的公開出版物；該書所引錄的《長征》詩，是毛詩中第一首被公開的詩作；該書第一次向國內外傳播了毛澤東的詩，使人們知道毛澤東還是一位詩人。
一張珍貴照片的拍攝
人們打開《西行漫記》，都會看到毛澤東那張戴紅軍八角帽的照片，它是1936年斯諾訪問保安時拍下的傑作。
當年，由於斯諾與毛澤東交往中形成的友誼，他成為惟一能使年輕（43歲）的毛澤東戴帽子的人。平時，毛澤東總是光著頭，蓄著長髮。在交往中，斯諾用文字記錄下了毛澤東的許多談話，也拍過一些毛澤東和其他紅軍領導人的照片，但他覺得都不理想。他要拍攝一張很帥氣的、足以體現毛澤東風采的“官方的”相片。
斯諾覺得，毛澤東穿著隨便，又光著頭，看起來不夠“正式”。可是毛澤東最不喜歡受拘束，也不願意受人擺弄。隨心所欲，自然無華是他的性格。這些，斯諾通過多次的交往是清楚的。但他還是想為毛澤東拍一張“正式”的照片。這個想法，他對同伴美國著名醫生馬海德談了，馬錶示贊同。
機會終於到來。一天，毛澤東來斯諾的窯洞看望。斯諾乘機要求為毛澤東拍照，毛澤東同意了。可是他依然光著頭，斯諾又猶豫起來。此時，站在一旁的馬海德，機靈地摘下斯諾頭上的紅軍八角帽，戴在毛澤東頭上。未及毛澤東反對時，只聽“注意……”，咔嚓一聲，這張歷史性的著名照片便誕生了。
現在我們從照片上還能夠明顯地看出，毛澤東戴的帽子有點小，頭髮也沒有完全套進去。他本來有一頂量身定做的帽子，但平時不戴。當時警衛員說要回去為他取帽子，他阻止了，說那樣太麻煩。斯諾說，窯洞光線太暗，要移到外面拍照，毛澤東服從了，並按照斯諾的“指揮”，站到指定位置。斯諾取景時，覺得站位距背景的窯洞太近，要求他向前移動幾步，毛澤東也服從了。這一天他空前的配合。
毛澤東這張側面戴八角帽的相片，是當時拍下的最好的照片之一，這是斯諾事先未曾想到的，因為他並不認為自己是最好的攝影師。這張肖像攝影藝術傑作，1936年11月14日，首次刊登在上海的英文報紙《密勒氏評論報》上，很快流傳於海內外。
1937年5月，海倫·斯諾訪問延安時，把這張照片拿給毛澤東看。他端詳著照片，面帶笑容地說：“沒想到，我看起來還挺精神咧！”海倫說：“你的這張照片拍得真好！我丈夫說，這是他的得意之作。它在報刊上一發表，就嚇壞了蔣介石，轟動了全世界。”毛澤東接著說：“哦，沒想到我的照片會有這麼大的威力。斯諾先生讓世人看到我們共產黨人和紅軍並不是紅毛綠眼睛，殺人放火的‘土匪’，我們非常感謝他！”
1965年，斯諾訪問完後由北京回到美國，對夫人洛伊斯•惠勒•斯諾（斯諾的第二位夫人）和孩子們說：“我在北京人民大會堂看了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的演出，十分壯觀。後臺天幕上出現了放得極大的毛澤東戴八角帽的像。我出神地看了很久，啊，那不是我1936年為主席拍的照片嗎！我興奮極了，沒想到這張照片在那麼大的空間，派那麼大的用場。”
斯諾十分珍惜那頂帽子。雖然它在毛澤東頭上只戴過幾分鐘，但又是他自己與紅軍在一起時戴了幾個月的，所以他一直把它珍藏著。他的兩個孩子逐漸長大後，他時常取出這頂帽子，向子女們講述當年在保安會見毛澤東和為毛澤東拍照的動人故事。全家人很高興，都願意在頭上戴一會兒。他的兩個孩子還戴著這頂帽子照過相。
文/孫國林
1936年，長征到陝北的中共中央，為了爭取輿論的理解和支持，粉碎國民黨的政治“抹黑”，讓外界瞭解真實的紅區情況，在黨的歷史上開創性地實行了對外開放的方針。黨中央主動邀請或歡迎中外正直的人士來訪問，就是一個重要的舉措。
斯諾是迴應中共對外開放方針，應邀訪問陝北紅區的第一人。他的《西行漫記》等著作，向世人介紹了中國革命的真實情況和黨的政策，起到了正視聽、助革命的強大作用，一時名揚天下，這是黨的對外開放方針的重大勝利。斯諾此訪的意義在於，為外國人來訪開了個好頭，打破了敵人的封鎖，改善了黨的政治生態環境。但是，還有許多鮮為人知、饒有興味的故事，他並未寫入《西行漫記》中。本文擇其要者，以饗讀者。
踏上“偉大的探險”之路
斯諾1936年到陝北“探險”前，已在中國生活了7年。
斯諾的祖父塞繆爾·斯諾，擔任過美國首任駐廣州領事，他少年時就聽到過關於中國的故事。1928年，不滿23歲的斯諾經夏威夷、日本到了上海，身份是週刊《密勒氏評論報》的助理編輯，後來又兼任紐約《太陽報》和倫敦《每日先驅報》駐上海的特約通訊員。從1929年起，斯諾開始遍訪中國內地的主要城市，以及東三省、內蒙古、兩廣、雲南、臺灣等地，對中國當時的社會情況有了一定了解，同情勞苦大眾的苦難生活。九一八事變發生後，斯諾曾以戰地記者身份前往東北採訪。返滬後，又經歷了“一二八”抗戰。他根據見聞，在1932年底完成了他的第一部著作《遠東前線》，頌揚東北和上海軍民的英勇抗戰。同時，在書中根據第二手材料，對江西蘇區的情況作了報道。
斯諾是怎樣產生訪問陝北動機的呢？這事與宋慶齡有關。他為撰寫宋慶齡傳記，1931年9月在上海拜見宋慶齡，進行了多次長談。他被宋的偉大人格深深感染，並同她建立了真摯的友誼關係。經宋慶齡的介紹，斯諾結識了魯迅。在他們的影響下，斯諾“在對中國的現實認識上，來了一個飛躍”。後來，在魯迅的具體指導下，斯諾編輯了英文的中國左翼作家短篇小說集《活的中國》。
1933年秋，斯諾離開上海到北平的燕京大學新聞系執教，並在這裡結婚安家。在此期間，他同學生中的中共地下黨員和進步分子來往密切，並且和他的夫人海倫·福斯特·斯諾一起積極參加了著名的“一二九”學生愛國運動。正是從這些學生那裡，他得到了紅軍長征勝利到達陝北的消息。新聞記者的敏感，使他立刻萌生了要到陝北紅區，親眼“看一看蔣介石費了十年時間試圖‘清剿’的究竟是些什麼人”的念頭。但怎樣去呢？一時無策。1936年春，斯諾又去拜訪宋慶齡，表達了這一願望，宋表示贊同並願幫助。時隔不久，宋慶齡接到有關人士轉來的中共中央的電報，內容是請宋幫助邀請一名誠摯的西方記者和醫生，到陝北訪問。
◆1936年斯諾與毛澤東在保安。
經宋慶齡介紹，斯諾與中共華北地下黨取得了聯繫。1936年6月，他帶著中共北方局負責人劉少奇委託柯慶施，用隱性墨水寫給毛澤東的介紹信，懷著既興奮又忐忑的心情，帶著兩架照相機、24個膠捲和許多筆記本，登上了從北平駛往西安的火車，開始了他的被後人稱作“偉大的探險”的旅程。
受到蘇區的熱烈歡迎
當時，駐紮在西安的張學良的東北軍，已經同陝北紅軍達成了停戰協議。這為斯諾進入紅區提供了方便。
7月初，斯諾乘東北軍的卡車由西安到達膚施（即延安，當時為東北軍控制），然後步行，於7月9日到達紅軍前沿司令部所在地安塞。剛一到達，他就受到一個蓄著濃密黑鬍子，雙目炯炯有神，態度溫和的青年“軍官”的接待。這位“軍官”用流利的英語同他交談，斯諾大感意外。談話中他才知道，接待他的是大名鼎鼎的周恩來。周恩來說：“我們歡迎來蘇區訪問的任何一個記者。阻礙記者來訪的不是我們，而是國民黨。你可以把看到的一切都寫出來，我們將從各方面幫助你瞭解蘇區的情況。”斯諾沒有想到，剛來到這個“神祕”之地，就受到熱情接待，興奮得徹夜未眠。
◆1936年，斯諾（右一）在陝北革命根據地。
斯諾在安塞住了兩天，同周恩來商定了一個92天的採訪計劃。第三天，周恩來派人騎馬護送他前往當時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今志丹縣）。斯諾在這裡受到更為隆重的接待，大半中共中央委員和在此的全部政治局委員同群眾一起，熱烈迎接第一位到訪的外國人。群眾打出的歡迎橫幅上用中英文寫著：“歡迎美國記者來蘇區調查”。在保安，斯諾開始了他對毛澤東及其他領導人的正式訪問。
毛澤東正式接見斯諾前，7月13日晚有一個禮節性的看望。斯諾在窯洞裡等待著，直到吃完飯時毛澤東才來。毛澤東用力同斯諾握手，以平靜的語調寒暄，要斯諾在同別的領導人談過話後，熟悉一下週圍的環境，認識方位，然後去見他。之後，他緩步走過擠滿農民和士兵的街道，在暮靄中散步去了。7月14日，保安舉行歡迎斯諾和馬海德大會，毛澤東出席並即席講話，對客人的到訪表示熱烈歡迎。
7月15日，毛澤東正式會見了斯諾，主要談中國抗日的世界性問題。此後，毛澤東與斯諾又有過幾次談話：7月16日，談中國抗日的形勢問題；18日、19日，談蘇維埃政府的對內政策問題；7月19日，張聞天接見斯諾，回答他關於中國革命的性質、特點、階段劃分等問題；7月23日，毛澤東同斯諾談中國共產黨與共產國際、蘇聯的關係問題，第一次公開表述中共的獨立自主立場。7月底至9月中旬，斯諾前往甘肅、寧夏，採訪紅軍前線部隊。返回保安後，9月24日，毛澤東同他談聯合戰線問題；10月間，毛澤東應斯諾再三要求，同他連續幾個晚上談個人歷史和關於紅軍長征的經過。對他人系統地談個人經歷，這在毛澤東一生中是僅有的一次。為慎重起見，毛澤東要求斯諾將這部分內容整理成文後，由黃華譯成中文，交毛澤東仔細審閱修改。黃華照改英文稿後，再交給斯諾。談話通常從晚上九點開始，持續到次日凌晨兩點，吳亮平（時任中央宣傳部長）做翻譯。這些談話，馬海德通常在場，但他只聽不發言。
《七律·長征》的傳播
經過一段時間的交往，毛澤東覺得斯諾是一個真誠、可交、可信的人。於是，他平生第一次敞開心扉，對一個外國人談了連賀子珍都未聽說過的“個人歷史”。
在談完長征的經歷之後，他乘興將所作《七律·長征》抄贈給斯諾，斯諾感到大喜過望。這首詩，是毛澤東1935年9月下旬長征抵達哈達鋪時寫成的。當時他確定了“陝北”這個長征的落腳點，“心情豁然開朗”，寫下這首詩。9月29日晚，在通渭縣文廟召開的部隊幹部大會上，毛澤東自告奮勇朗誦了它，此後便祕不示人。這時，主動抄贈斯諾，可見兩人友誼之深。
在吳亮平的幫助下，斯諾用英文意譯了這首詩，寫進他的採訪日記中。1937年4月間，北平東方快報印刷廠祕密出版了一本《外國記者西北印象記》，印了五千冊，主要內容是斯諾上一年在陝北採訪毛澤東的談話。該書出版得到斯諾的大力幫助，書的首頁刊有斯諾提供的《七律·長征》。後來，該書主編王福時陪同美國記者尼姆·韋爾斯（海倫·斯諾的筆名，斯諾的第一位夫人）訪問延安時，當面贈送給毛澤東一本。毛澤東平生第一次看到用鉛字印成的自己的詩，笑著拿在手裡把玩良久，表示感謝。
後來，斯諾把這本書寄往英國。1937年10月，英國倫敦戈蘭茨公司出版了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一個月裡印行了5版；1938年1月，又在美國紐約出版，立即轟動世界，被稱為“現代新聞的傑作之一”。該書第五編《長征》，就是以毛澤東的《七律·長征》作為結束語的。斯諾寫道：“在此，我謹以毛澤東主席——這位既能領導征戰，又能寫詩的造反者所寫的，關於這次六千英里長征的一首古體詩作為尾聲。”（原詩略） 這是毛澤東的《七律·長征》最早在國外的傳播。
1938年2月，由胡愈之主持的上海復社，翻譯出版了《紅星照耀中國》的中譯本。為了掩護和便於在國統區發行，該書更名為《西行漫記》。這本書初版印了1千冊，當年11月就印到第4版，其中也載有毛澤東的《七律·長征》，使這首詩在國內得到比較廣泛的傳播。
從現有史料看，斯諾是第一個看到毛澤東這首詩文本的人。他的《西行漫記》創下了同毛澤東詩詞有關的三個“第一”：該書是第一個披露毛澤東《七律·長征》的公開出版物；該書所引錄的《長征》詩，是毛詩中第一首被公開的詩作；該書第一次向國內外傳播了毛澤東的詩，使人們知道毛澤東還是一位詩人。
一張珍貴照片的拍攝
人們打開《西行漫記》，都會看到毛澤東那張戴紅軍八角帽的照片，它是1936年斯諾訪問保安時拍下的傑作。
當年，由於斯諾與毛澤東交往中形成的友誼，他成為惟一能使年輕（43歲）的毛澤東戴帽子的人。平時，毛澤東總是光著頭，蓄著長髮。在交往中，斯諾用文字記錄下了毛澤東的許多談話，也拍過一些毛澤東和其他紅軍領導人的照片，但他覺得都不理想。他要拍攝一張很帥氣的、足以體現毛澤東風采的“官方的”相片。
斯諾覺得，毛澤東穿著隨便，又光著頭，看起來不夠“正式”。可是毛澤東最不喜歡受拘束，也不願意受人擺弄。隨心所欲，自然無華是他的性格。這些，斯諾通過多次的交往是清楚的。但他還是想為毛澤東拍一張“正式”的照片。這個想法，他對同伴美國著名醫生馬海德談了，馬錶示贊同。
機會終於到來。一天，毛澤東來斯諾的窯洞看望。斯諾乘機要求為毛澤東拍照，毛澤東同意了。可是他依然光著頭，斯諾又猶豫起來。此時，站在一旁的馬海德，機靈地摘下斯諾頭上的紅軍八角帽，戴在毛澤東頭上。未及毛澤東反對時，只聽“注意……”，咔嚓一聲，這張歷史性的著名照片便誕生了。
現在我們從照片上還能夠明顯地看出，毛澤東戴的帽子有點小，頭髮也沒有完全套進去。他本來有一頂量身定做的帽子，但平時不戴。當時警衛員說要回去為他取帽子，他阻止了，說那樣太麻煩。斯諾說，窯洞光線太暗，要移到外面拍照，毛澤東服從了，並按照斯諾的“指揮”，站到指定位置。斯諾取景時，覺得站位距背景的窯洞太近，要求他向前移動幾步，毛澤東也服從了。這一天他空前的配合。
毛澤東這張側面戴八角帽的相片，是當時拍下的最好的照片之一，這是斯諾事先未曾想到的，因為他並不認為自己是最好的攝影師。這張肖像攝影藝術傑作，1936年11月14日，首次刊登在上海的英文報紙《密勒氏評論報》上，很快流傳於海內外。
1937年5月，海倫·斯諾訪問延安時，把這張照片拿給毛澤東看。他端詳著照片，面帶笑容地說：“沒想到，我看起來還挺精神咧！”海倫說：“你的這張照片拍得真好！我丈夫說，這是他的得意之作。它在報刊上一發表，就嚇壞了蔣介石，轟動了全世界。”毛澤東接著說：“哦，沒想到我的照片會有這麼大的威力。斯諾先生讓世人看到我們共產黨人和紅軍並不是紅毛綠眼睛，殺人放火的‘土匪’，我們非常感謝他！”
1965年，斯諾訪問完後由北京回到美國，對夫人洛伊斯•惠勒•斯諾（斯諾的第二位夫人）和孩子們說：“我在北京人民大會堂看了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的演出，十分壯觀。後臺天幕上出現了放得極大的毛澤東戴八角帽的像。我出神地看了很久，啊，那不是我1936年為主席拍的照片嗎！我興奮極了，沒想到這張照片在那麼大的空間，派那麼大的用場。”
斯諾十分珍惜那頂帽子。雖然它在毛澤東頭上只戴過幾分鐘，但又是他自己與紅軍在一起時戴了幾個月的，所以他一直把它珍藏著。他的兩個孩子逐漸長大後，他時常取出這頂帽子，向子女們講述當年在保安會見毛澤東和為毛澤東拍照的動人故事。全家人很高興，都願意在頭上戴一會兒。他的兩個孩子還戴著這頂帽子照過相。
1972年斯諾逝世後，他的夫人和孩子們商量這頂帽子應該怎樣處置。儘管他們心裡難以割捨，最後還是認為它屬於中國人民，應該把它送還中國。因為，那是當年紅軍送給斯諾戴的，是中國一段歷史的見證，上面有中國革命的影子。所以，在洛伊斯·惠勒·斯諾訪問中國時，親手把這頂帽子交給了鄧穎超。後來，轉到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永久珍藏。
意外發現的一封書信
斯諾離開陝北後，1937年初，美國女記者艾格尼絲·史沫特萊（1894—1950）訪問延安。毛澤東3月1日，與她談了當時的國內形勢與中日關係問題。這個談話，表露了當時中共的一些新政策。後來，經過整理，3月29日至4月3日刊登在延安的《新中華報》上，題目是《中日問題與西安事變》。
毛澤東為了讓好友斯諾及時瞭解黨的新方針，於1937年3月10日給他寫了一封熱情的信，並附上這份談話稿。信是這樣的：
斯洛（諾）先生：
自你別去後，時時念到你的，你現在諒好?
我同史沫得列（即史沫特萊）談話，表示了我們政策的若干新的步驟，今託便人帶上一份，請收閱，併為宣播。我們都感謝你的。
此問
健康！
毛澤東
三月十日於延安
斯諾收到這封信後，十分高興。他通過文章，在中國和外國廣泛傳播中共的統一戰線、聯合抗日的新政策。從1937年起，在35年的輾轉奔波和動盪生活中，他一直珍藏著這封信。
文/孫國林
1936年，長征到陝北的中共中央，為了爭取輿論的理解和支持，粉碎國民黨的政治“抹黑”，讓外界瞭解真實的紅區情況，在黨的歷史上開創性地實行了對外開放的方針。黨中央主動邀請或歡迎中外正直的人士來訪問，就是一個重要的舉措。
斯諾是迴應中共對外開放方針，應邀訪問陝北紅區的第一人。他的《西行漫記》等著作，向世人介紹了中國革命的真實情況和黨的政策，起到了正視聽、助革命的強大作用，一時名揚天下，這是黨的對外開放方針的重大勝利。斯諾此訪的意義在於，為外國人來訪開了個好頭，打破了敵人的封鎖，改善了黨的政治生態環境。但是，還有許多鮮為人知、饒有興味的故事，他並未寫入《西行漫記》中。本文擇其要者，以饗讀者。
踏上“偉大的探險”之路
斯諾1936年到陝北“探險”前，已在中國生活了7年。
斯諾的祖父塞繆爾·斯諾，擔任過美國首任駐廣州領事，他少年時就聽到過關於中國的故事。1928年，不滿23歲的斯諾經夏威夷、日本到了上海，身份是週刊《密勒氏評論報》的助理編輯，後來又兼任紐約《太陽報》和倫敦《每日先驅報》駐上海的特約通訊員。從1929年起，斯諾開始遍訪中國內地的主要城市，以及東三省、內蒙古、兩廣、雲南、臺灣等地，對中國當時的社會情況有了一定了解，同情勞苦大眾的苦難生活。九一八事變發生後，斯諾曾以戰地記者身份前往東北採訪。返滬後，又經歷了“一二八”抗戰。他根據見聞，在1932年底完成了他的第一部著作《遠東前線》，頌揚東北和上海軍民的英勇抗戰。同時，在書中根據第二手材料，對江西蘇區的情況作了報道。
斯諾是怎樣產生訪問陝北動機的呢？這事與宋慶齡有關。他為撰寫宋慶齡傳記，1931年9月在上海拜見宋慶齡，進行了多次長談。他被宋的偉大人格深深感染，並同她建立了真摯的友誼關係。經宋慶齡的介紹，斯諾結識了魯迅。在他們的影響下，斯諾“在對中國的現實認識上，來了一個飛躍”。後來，在魯迅的具體指導下，斯諾編輯了英文的中國左翼作家短篇小說集《活的中國》。
1933年秋，斯諾離開上海到北平的燕京大學新聞系執教，並在這裡結婚安家。在此期間，他同學生中的中共地下黨員和進步分子來往密切，並且和他的夫人海倫·福斯特·斯諾一起積極參加了著名的“一二九”學生愛國運動。正是從這些學生那裡，他得到了紅軍長征勝利到達陝北的消息。新聞記者的敏感，使他立刻萌生了要到陝北紅區，親眼“看一看蔣介石費了十年時間試圖‘清剿’的究竟是些什麼人”的念頭。但怎樣去呢？一時無策。1936年春，斯諾又去拜訪宋慶齡，表達了這一願望，宋表示贊同並願幫助。時隔不久，宋慶齡接到有關人士轉來的中共中央的電報，內容是請宋幫助邀請一名誠摯的西方記者和醫生，到陝北訪問。
◆1936年斯諾與毛澤東在保安。
經宋慶齡介紹，斯諾與中共華北地下黨取得了聯繫。1936年6月，他帶著中共北方局負責人劉少奇委託柯慶施，用隱性墨水寫給毛澤東的介紹信，懷著既興奮又忐忑的心情，帶著兩架照相機、24個膠捲和許多筆記本，登上了從北平駛往西安的火車，開始了他的被後人稱作“偉大的探險”的旅程。
受到蘇區的熱烈歡迎
當時，駐紮在西安的張學良的東北軍，已經同陝北紅軍達成了停戰協議。這為斯諾進入紅區提供了方便。
7月初，斯諾乘東北軍的卡車由西安到達膚施（即延安，當時為東北軍控制），然後步行，於7月9日到達紅軍前沿司令部所在地安塞。剛一到達，他就受到一個蓄著濃密黑鬍子，雙目炯炯有神，態度溫和的青年“軍官”的接待。這位“軍官”用流利的英語同他交談，斯諾大感意外。談話中他才知道，接待他的是大名鼎鼎的周恩來。周恩來說：“我們歡迎來蘇區訪問的任何一個記者。阻礙記者來訪的不是我們，而是國民黨。你可以把看到的一切都寫出來，我們將從各方面幫助你瞭解蘇區的情況。”斯諾沒有想到，剛來到這個“神祕”之地，就受到熱情接待，興奮得徹夜未眠。
◆1936年，斯諾（右一）在陝北革命根據地。
斯諾在安塞住了兩天，同周恩來商定了一個92天的採訪計劃。第三天，周恩來派人騎馬護送他前往當時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今志丹縣）。斯諾在這裡受到更為隆重的接待，大半中共中央委員和在此的全部政治局委員同群眾一起，熱烈迎接第一位到訪的外國人。群眾打出的歡迎橫幅上用中英文寫著：“歡迎美國記者來蘇區調查”。在保安，斯諾開始了他對毛澤東及其他領導人的正式訪問。
毛澤東正式接見斯諾前，7月13日晚有一個禮節性的看望。斯諾在窯洞裡等待著，直到吃完飯時毛澤東才來。毛澤東用力同斯諾握手，以平靜的語調寒暄，要斯諾在同別的領導人談過話後，熟悉一下週圍的環境，認識方位，然後去見他。之後，他緩步走過擠滿農民和士兵的街道，在暮靄中散步去了。7月14日，保安舉行歡迎斯諾和馬海德大會，毛澤東出席並即席講話，對客人的到訪表示熱烈歡迎。
7月15日，毛澤東正式會見了斯諾，主要談中國抗日的世界性問題。此後，毛澤東與斯諾又有過幾次談話：7月16日，談中國抗日的形勢問題；18日、19日，談蘇維埃政府的對內政策問題；7月19日，張聞天接見斯諾，回答他關於中國革命的性質、特點、階段劃分等問題；7月23日，毛澤東同斯諾談中國共產黨與共產國際、蘇聯的關係問題，第一次公開表述中共的獨立自主立場。7月底至9月中旬，斯諾前往甘肅、寧夏，採訪紅軍前線部隊。返回保安後，9月24日，毛澤東同他談聯合戰線問題；10月間，毛澤東應斯諾再三要求，同他連續幾個晚上談個人歷史和關於紅軍長征的經過。對他人系統地談個人經歷，這在毛澤東一生中是僅有的一次。為慎重起見，毛澤東要求斯諾將這部分內容整理成文後，由黃華譯成中文，交毛澤東仔細審閱修改。黃華照改英文稿後，再交給斯諾。談話通常從晚上九點開始，持續到次日凌晨兩點，吳亮平（時任中央宣傳部長）做翻譯。這些談話，馬海德通常在場，但他只聽不發言。
《七律·長征》的傳播
經過一段時間的交往，毛澤東覺得斯諾是一個真誠、可交、可信的人。於是，他平生第一次敞開心扉，對一個外國人談了連賀子珍都未聽說過的“個人歷史”。
在談完長征的經歷之後，他乘興將所作《七律·長征》抄贈給斯諾，斯諾感到大喜過望。這首詩，是毛澤東1935年9月下旬長征抵達哈達鋪時寫成的。當時他確定了“陝北”這個長征的落腳點，“心情豁然開朗”，寫下這首詩。9月29日晚，在通渭縣文廟召開的部隊幹部大會上，毛澤東自告奮勇朗誦了它，此後便祕不示人。這時，主動抄贈斯諾，可見兩人友誼之深。
在吳亮平的幫助下，斯諾用英文意譯了這首詩，寫進他的採訪日記中。1937年4月間，北平東方快報印刷廠祕密出版了一本《外國記者西北印象記》，印了五千冊，主要內容是斯諾上一年在陝北採訪毛澤東的談話。該書出版得到斯諾的大力幫助，書的首頁刊有斯諾提供的《七律·長征》。後來，該書主編王福時陪同美國記者尼姆·韋爾斯（海倫·斯諾的筆名，斯諾的第一位夫人）訪問延安時，當面贈送給毛澤東一本。毛澤東平生第一次看到用鉛字印成的自己的詩，笑著拿在手裡把玩良久，表示感謝。
後來，斯諾把這本書寄往英國。1937年10月，英國倫敦戈蘭茨公司出版了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一個月裡印行了5版；1938年1月，又在美國紐約出版，立即轟動世界，被稱為“現代新聞的傑作之一”。該書第五編《長征》，就是以毛澤東的《七律·長征》作為結束語的。斯諾寫道：“在此，我謹以毛澤東主席——這位既能領導征戰，又能寫詩的造反者所寫的，關於這次六千英里長征的一首古體詩作為尾聲。”（原詩略） 這是毛澤東的《七律·長征》最早在國外的傳播。
1938年2月，由胡愈之主持的上海復社，翻譯出版了《紅星照耀中國》的中譯本。為了掩護和便於在國統區發行，該書更名為《西行漫記》。這本書初版印了1千冊，當年11月就印到第4版，其中也載有毛澤東的《七律·長征》，使這首詩在國內得到比較廣泛的傳播。
從現有史料看，斯諾是第一個看到毛澤東這首詩文本的人。他的《西行漫記》創下了同毛澤東詩詞有關的三個“第一”：該書是第一個披露毛澤東《七律·長征》的公開出版物；該書所引錄的《長征》詩，是毛詩中第一首被公開的詩作；該書第一次向國內外傳播了毛澤東的詩，使人們知道毛澤東還是一位詩人。
一張珍貴照片的拍攝
人們打開《西行漫記》，都會看到毛澤東那張戴紅軍八角帽的照片，它是1936年斯諾訪問保安時拍下的傑作。
當年，由於斯諾與毛澤東交往中形成的友誼，他成為惟一能使年輕（43歲）的毛澤東戴帽子的人。平時，毛澤東總是光著頭，蓄著長髮。在交往中，斯諾用文字記錄下了毛澤東的許多談話，也拍過一些毛澤東和其他紅軍領導人的照片，但他覺得都不理想。他要拍攝一張很帥氣的、足以體現毛澤東風采的“官方的”相片。
斯諾覺得，毛澤東穿著隨便，又光著頭，看起來不夠“正式”。可是毛澤東最不喜歡受拘束，也不願意受人擺弄。隨心所欲，自然無華是他的性格。這些，斯諾通過多次的交往是清楚的。但他還是想為毛澤東拍一張“正式”的照片。這個想法，他對同伴美國著名醫生馬海德談了，馬錶示贊同。
機會終於到來。一天，毛澤東來斯諾的窯洞看望。斯諾乘機要求為毛澤東拍照，毛澤東同意了。可是他依然光著頭，斯諾又猶豫起來。此時，站在一旁的馬海德，機靈地摘下斯諾頭上的紅軍八角帽，戴在毛澤東頭上。未及毛澤東反對時，只聽“注意……”，咔嚓一聲，這張歷史性的著名照片便誕生了。
現在我們從照片上還能夠明顯地看出，毛澤東戴的帽子有點小，頭髮也沒有完全套進去。他本來有一頂量身定做的帽子，但平時不戴。當時警衛員說要回去為他取帽子，他阻止了，說那樣太麻煩。斯諾說，窯洞光線太暗，要移到外面拍照，毛澤東服從了，並按照斯諾的“指揮”，站到指定位置。斯諾取景時，覺得站位距背景的窯洞太近，要求他向前移動幾步，毛澤東也服從了。這一天他空前的配合。
毛澤東這張側面戴八角帽的相片，是當時拍下的最好的照片之一，這是斯諾事先未曾想到的，因為他並不認為自己是最好的攝影師。這張肖像攝影藝術傑作，1936年11月14日，首次刊登在上海的英文報紙《密勒氏評論報》上，很快流傳於海內外。
1937年5月，海倫·斯諾訪問延安時，把這張照片拿給毛澤東看。他端詳著照片，面帶笑容地說：“沒想到，我看起來還挺精神咧！”海倫說：“你的這張照片拍得真好！我丈夫說，這是他的得意之作。它在報刊上一發表，就嚇壞了蔣介石，轟動了全世界。”毛澤東接著說：“哦，沒想到我的照片會有這麼大的威力。斯諾先生讓世人看到我們共產黨人和紅軍並不是紅毛綠眼睛，殺人放火的‘土匪’，我們非常感謝他！”
1965年，斯諾訪問完後由北京回到美國，對夫人洛伊斯•惠勒•斯諾（斯諾的第二位夫人）和孩子們說：“我在北京人民大會堂看了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的演出，十分壯觀。後臺天幕上出現了放得極大的毛澤東戴八角帽的像。我出神地看了很久，啊，那不是我1936年為主席拍的照片嗎！我興奮極了，沒想到這張照片在那麼大的空間，派那麼大的用場。”
斯諾十分珍惜那頂帽子。雖然它在毛澤東頭上只戴過幾分鐘，但又是他自己與紅軍在一起時戴了幾個月的，所以他一直把它珍藏著。他的兩個孩子逐漸長大後，他時常取出這頂帽子，向子女們講述當年在保安會見毛澤東和為毛澤東拍照的動人故事。全家人很高興，都願意在頭上戴一會兒。他的兩個孩子還戴著這頂帽子照過相。
1972年斯諾逝世後，他的夫人和孩子們商量這頂帽子應該怎樣處置。儘管他們心裡難以割捨，最後還是認為它屬於中國人民，應該把它送還中國。因為，那是當年紅軍送給斯諾戴的，是中國一段歷史的見證，上面有中國革命的影子。所以，在洛伊斯·惠勒·斯諾訪問中國時，親手把這頂帽子交給了鄧穎超。後來，轉到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永久珍藏。
意外發現的一封書信
斯諾離開陝北後，1937年初，美國女記者艾格尼絲·史沫特萊（1894—1950）訪問延安。毛澤東3月1日，與她談了當時的國內形勢與中日關係問題。這個談話，表露了當時中共的一些新政策。後來，經過整理，3月29日至4月3日刊登在延安的《新中華報》上，題目是《中日問題與西安事變》。
毛澤東為了讓好友斯諾及時瞭解黨的新方針，於1937年3月10日給他寫了一封熱情的信，並附上這份談話稿。信是這樣的：
斯洛（諾）先生：
自你別去後，時時念到你的，你現在諒好?
我同史沫得列（即史沫特萊）談話，表示了我們政策的若干新的步驟，今託便人帶上一份，請收閱，併為宣播。我們都感謝你的。
此問
健康！
毛澤東
三月十日於延安
斯諾收到這封信後，十分高興。他通過文章，在中國和外國廣泛傳播中共的統一戰線、聯合抗日的新政策。從1937年起，在35年的輾轉奔波和動盪生活中，他一直珍藏著這封信。
◆斯諾採訪毛澤東的長文刊發在 1936 年11 月 14 日的《密勒氏評論報》上。
1972年，斯諾在日內瓦逝世。當時我國駐瑞士大使陳志方和夫人王靜，應邀協助斯諾夫人整理斯諾遺物時，意外地發現了這封信。請示國內後，定為珍貴革命文物，要求立即將它影印下來。1982年，在斯諾逝世十週年紀念日前夕，陳志方將它交給了中國革命博物館永久保存。這是迄今為止發現的惟一一封毛澤東寫給斯諾的書信，彌足珍貴。
在這封信中，毛澤東對斯諾說：“我們都感謝你的。”其實，毛澤東對斯諾表示感謝不止這一次。1938年春，毛澤東對一位德國記者說：“當其他人誰也不來（陝北紅區）的時候，斯諾來這裡調查我們的情況，並幫助我們把事實公諸於世……我們將永遠記住他曾為中國做過一件巨大的工作。他是為建立友好關係鋪平道路的第一人。”
1939年9月，斯諾第二次訪問延安和陝北根據地時，毛澤東在一次幹部大會上，把斯諾鄭重介紹給大家。並指出：《西行漫記》是一本真實報道了我們情況，介紹了我黨的政策的書，是外國人報道中國最成功的兩部著作之一。
但是，當時延安也有一些人對斯諾心存誤解和偏見，覺得他是美國人，不贊成在黨報上發表他的文章。為此，1943年4月9日，《解放日報》以“編者”的名義發文，力挺斯諾，引導人們正確認識和評價斯諾：“雖然他是資產階級記者，說話是站在美國立場上，但在現在國際反侵略反法西斯戰爭中，美國是反法西斯陣營中的一員，斯諾也為反法西斯戰爭服務。他寫的文章只要有利於抗戰，在我們黨報上發表也是可以的”，“我們覺得沒有什麼不妥”。
陝北歸來著述多
1936年10月底，斯諾祕密返回北平。他先在美國使館舉行了記者招待會，發佈他蘇區之行的重要消息。繼而在其夫人的協助下，整理他在蘇區的採訪筆記。
11月12日，距斯諾返回北京不到兩週，他的《毛澤東訪問記》開始在《密勒氏評論報》陸續刊出。隨後《大美晚報》《亞洲》《美亞》《新共和》《星期六晚郵報》《生活》《每日先驅報》等英、美報刊接連發表了斯諾所寫關於蘇區的報道，以及斯諾在蘇區拍攝的大量珍貴照片。斯諾自己回憶說，他僅為《紐約太陽報》就寫了30篇報道。在撰寫文章的同時，斯諾還參加和召集了各種形式的報告會，介紹他的蘇區之行。斯諾的報道文章和報告，在國內外部分知識分子中產生了極大的反響。為了讓中外更多的人瞭解蘇區的真相，斯諾繼續緊張地工作著。
1937年初，斯諾在北平寓所，將剛完成的《紅星照耀下的中國》（初稿）英文打字稿交給王福時（清華大學學生、斯諾的朋友）。王福時看了非常感動，立即約斯諾的祕書郭達和燕京大學學生李放合作，迅速編譯成中文的《外國記者西北印象記》一書。在《東方快報》主編王卓然（王福時之父）的幫助下，在北平祕密印刷出版，用上海丁丑編譯社的名義發行。該書收有：斯諾與毛澤東多次談話的記錄，在英文報刊上發表的關於蘇區情況的13篇文章，在北平作的《紅軍與西北》的講演稿，以及32張照片和10首紅軍歌曲等。《外國記者西北印象記》是斯諾關於蘇區介紹文章的第一次結集出版，也是斯諾關於紅區報道的第一個中文本。斯諾認為，此書“向無數中國人第一次提供了有關中國共產黨的真實情況”。妻子海倫則說：此書“對中國像一道閃電，它喚醒了人民”，它的出版“是一宗真正的中美合作”。
文/孫國林
1936年，長征到陝北的中共中央，為了爭取輿論的理解和支持，粉碎國民黨的政治“抹黑”，讓外界瞭解真實的紅區情況，在黨的歷史上開創性地實行了對外開放的方針。黨中央主動邀請或歡迎中外正直的人士來訪問，就是一個重要的舉措。
斯諾是迴應中共對外開放方針，應邀訪問陝北紅區的第一人。他的《西行漫記》等著作，向世人介紹了中國革命的真實情況和黨的政策，起到了正視聽、助革命的強大作用，一時名揚天下，這是黨的對外開放方針的重大勝利。斯諾此訪的意義在於，為外國人來訪開了個好頭，打破了敵人的封鎖，改善了黨的政治生態環境。但是，還有許多鮮為人知、饒有興味的故事，他並未寫入《西行漫記》中。本文擇其要者，以饗讀者。
踏上“偉大的探險”之路
斯諾1936年到陝北“探險”前，已在中國生活了7年。
斯諾的祖父塞繆爾·斯諾，擔任過美國首任駐廣州領事，他少年時就聽到過關於中國的故事。1928年，不滿23歲的斯諾經夏威夷、日本到了上海，身份是週刊《密勒氏評論報》的助理編輯，後來又兼任紐約《太陽報》和倫敦《每日先驅報》駐上海的特約通訊員。從1929年起，斯諾開始遍訪中國內地的主要城市，以及東三省、內蒙古、兩廣、雲南、臺灣等地，對中國當時的社會情況有了一定了解，同情勞苦大眾的苦難生活。九一八事變發生後，斯諾曾以戰地記者身份前往東北採訪。返滬後，又經歷了“一二八”抗戰。他根據見聞，在1932年底完成了他的第一部著作《遠東前線》，頌揚東北和上海軍民的英勇抗戰。同時，在書中根據第二手材料，對江西蘇區的情況作了報道。
斯諾是怎樣產生訪問陝北動機的呢？這事與宋慶齡有關。他為撰寫宋慶齡傳記，1931年9月在上海拜見宋慶齡，進行了多次長談。他被宋的偉大人格深深感染，並同她建立了真摯的友誼關係。經宋慶齡的介紹，斯諾結識了魯迅。在他們的影響下，斯諾“在對中國的現實認識上，來了一個飛躍”。後來，在魯迅的具體指導下，斯諾編輯了英文的中國左翼作家短篇小說集《活的中國》。
1933年秋，斯諾離開上海到北平的燕京大學新聞系執教，並在這裡結婚安家。在此期間，他同學生中的中共地下黨員和進步分子來往密切，並且和他的夫人海倫·福斯特·斯諾一起積極參加了著名的“一二九”學生愛國運動。正是從這些學生那裡，他得到了紅軍長征勝利到達陝北的消息。新聞記者的敏感，使他立刻萌生了要到陝北紅區，親眼“看一看蔣介石費了十年時間試圖‘清剿’的究竟是些什麼人”的念頭。但怎樣去呢？一時無策。1936年春，斯諾又去拜訪宋慶齡，表達了這一願望，宋表示贊同並願幫助。時隔不久，宋慶齡接到有關人士轉來的中共中央的電報，內容是請宋幫助邀請一名誠摯的西方記者和醫生，到陝北訪問。
◆1936年斯諾與毛澤東在保安。
經宋慶齡介紹，斯諾與中共華北地下黨取得了聯繫。1936年6月，他帶著中共北方局負責人劉少奇委託柯慶施，用隱性墨水寫給毛澤東的介紹信，懷著既興奮又忐忑的心情，帶著兩架照相機、24個膠捲和許多筆記本，登上了從北平駛往西安的火車，開始了他的被後人稱作“偉大的探險”的旅程。
受到蘇區的熱烈歡迎
當時，駐紮在西安的張學良的東北軍，已經同陝北紅軍達成了停戰協議。這為斯諾進入紅區提供了方便。
7月初，斯諾乘東北軍的卡車由西安到達膚施（即延安，當時為東北軍控制），然後步行，於7月9日到達紅軍前沿司令部所在地安塞。剛一到達，他就受到一個蓄著濃密黑鬍子，雙目炯炯有神，態度溫和的青年“軍官”的接待。這位“軍官”用流利的英語同他交談，斯諾大感意外。談話中他才知道，接待他的是大名鼎鼎的周恩來。周恩來說：“我們歡迎來蘇區訪問的任何一個記者。阻礙記者來訪的不是我們，而是國民黨。你可以把看到的一切都寫出來，我們將從各方面幫助你瞭解蘇區的情況。”斯諾沒有想到，剛來到這個“神祕”之地，就受到熱情接待，興奮得徹夜未眠。
◆1936年，斯諾（右一）在陝北革命根據地。
斯諾在安塞住了兩天，同周恩來商定了一個92天的採訪計劃。第三天，周恩來派人騎馬護送他前往當時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今志丹縣）。斯諾在這裡受到更為隆重的接待，大半中共中央委員和在此的全部政治局委員同群眾一起，熱烈迎接第一位到訪的外國人。群眾打出的歡迎橫幅上用中英文寫著：“歡迎美國記者來蘇區調查”。在保安，斯諾開始了他對毛澤東及其他領導人的正式訪問。
毛澤東正式接見斯諾前，7月13日晚有一個禮節性的看望。斯諾在窯洞裡等待著，直到吃完飯時毛澤東才來。毛澤東用力同斯諾握手，以平靜的語調寒暄，要斯諾在同別的領導人談過話後，熟悉一下週圍的環境，認識方位，然後去見他。之後，他緩步走過擠滿農民和士兵的街道，在暮靄中散步去了。7月14日，保安舉行歡迎斯諾和馬海德大會，毛澤東出席並即席講話，對客人的到訪表示熱烈歡迎。
7月15日，毛澤東正式會見了斯諾，主要談中國抗日的世界性問題。此後，毛澤東與斯諾又有過幾次談話：7月16日，談中國抗日的形勢問題；18日、19日，談蘇維埃政府的對內政策問題；7月19日，張聞天接見斯諾，回答他關於中國革命的性質、特點、階段劃分等問題；7月23日，毛澤東同斯諾談中國共產黨與共產國際、蘇聯的關係問題，第一次公開表述中共的獨立自主立場。7月底至9月中旬，斯諾前往甘肅、寧夏，採訪紅軍前線部隊。返回保安後，9月24日，毛澤東同他談聯合戰線問題；10月間，毛澤東應斯諾再三要求，同他連續幾個晚上談個人歷史和關於紅軍長征的經過。對他人系統地談個人經歷，這在毛澤東一生中是僅有的一次。為慎重起見，毛澤東要求斯諾將這部分內容整理成文後，由黃華譯成中文，交毛澤東仔細審閱修改。黃華照改英文稿後，再交給斯諾。談話通常從晚上九點開始，持續到次日凌晨兩點，吳亮平（時任中央宣傳部長）做翻譯。這些談話，馬海德通常在場，但他只聽不發言。
《七律·長征》的傳播
經過一段時間的交往，毛澤東覺得斯諾是一個真誠、可交、可信的人。於是，他平生第一次敞開心扉，對一個外國人談了連賀子珍都未聽說過的“個人歷史”。
在談完長征的經歷之後，他乘興將所作《七律·長征》抄贈給斯諾，斯諾感到大喜過望。這首詩，是毛澤東1935年9月下旬長征抵達哈達鋪時寫成的。當時他確定了“陝北”這個長征的落腳點，“心情豁然開朗”，寫下這首詩。9月29日晚，在通渭縣文廟召開的部隊幹部大會上，毛澤東自告奮勇朗誦了它，此後便祕不示人。這時，主動抄贈斯諾，可見兩人友誼之深。
在吳亮平的幫助下，斯諾用英文意譯了這首詩，寫進他的採訪日記中。1937年4月間，北平東方快報印刷廠祕密出版了一本《外國記者西北印象記》，印了五千冊，主要內容是斯諾上一年在陝北採訪毛澤東的談話。該書出版得到斯諾的大力幫助，書的首頁刊有斯諾提供的《七律·長征》。後來，該書主編王福時陪同美國記者尼姆·韋爾斯（海倫·斯諾的筆名，斯諾的第一位夫人）訪問延安時，當面贈送給毛澤東一本。毛澤東平生第一次看到用鉛字印成的自己的詩，笑著拿在手裡把玩良久，表示感謝。
後來，斯諾把這本書寄往英國。1937年10月，英國倫敦戈蘭茨公司出版了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一個月裡印行了5版；1938年1月，又在美國紐約出版，立即轟動世界，被稱為“現代新聞的傑作之一”。該書第五編《長征》，就是以毛澤東的《七律·長征》作為結束語的。斯諾寫道：“在此，我謹以毛澤東主席——這位既能領導征戰，又能寫詩的造反者所寫的，關於這次六千英里長征的一首古體詩作為尾聲。”（原詩略） 這是毛澤東的《七律·長征》最早在國外的傳播。
1938年2月，由胡愈之主持的上海復社，翻譯出版了《紅星照耀中國》的中譯本。為了掩護和便於在國統區發行，該書更名為《西行漫記》。這本書初版印了1千冊，當年11月就印到第4版，其中也載有毛澤東的《七律·長征》，使這首詩在國內得到比較廣泛的傳播。
從現有史料看，斯諾是第一個看到毛澤東這首詩文本的人。他的《西行漫記》創下了同毛澤東詩詞有關的三個“第一”：該書是第一個披露毛澤東《七律·長征》的公開出版物；該書所引錄的《長征》詩，是毛詩中第一首被公開的詩作；該書第一次向國內外傳播了毛澤東的詩，使人們知道毛澤東還是一位詩人。
一張珍貴照片的拍攝
人們打開《西行漫記》，都會看到毛澤東那張戴紅軍八角帽的照片，它是1936年斯諾訪問保安時拍下的傑作。
當年，由於斯諾與毛澤東交往中形成的友誼，他成為惟一能使年輕（43歲）的毛澤東戴帽子的人。平時，毛澤東總是光著頭，蓄著長髮。在交往中，斯諾用文字記錄下了毛澤東的許多談話，也拍過一些毛澤東和其他紅軍領導人的照片，但他覺得都不理想。他要拍攝一張很帥氣的、足以體現毛澤東風采的“官方的”相片。
斯諾覺得，毛澤東穿著隨便，又光著頭，看起來不夠“正式”。可是毛澤東最不喜歡受拘束，也不願意受人擺弄。隨心所欲，自然無華是他的性格。這些，斯諾通過多次的交往是清楚的。但他還是想為毛澤東拍一張“正式”的照片。這個想法，他對同伴美國著名醫生馬海德談了，馬錶示贊同。
機會終於到來。一天，毛澤東來斯諾的窯洞看望。斯諾乘機要求為毛澤東拍照，毛澤東同意了。可是他依然光著頭，斯諾又猶豫起來。此時，站在一旁的馬海德，機靈地摘下斯諾頭上的紅軍八角帽，戴在毛澤東頭上。未及毛澤東反對時，只聽“注意……”，咔嚓一聲，這張歷史性的著名照片便誕生了。
現在我們從照片上還能夠明顯地看出，毛澤東戴的帽子有點小，頭髮也沒有完全套進去。他本來有一頂量身定做的帽子，但平時不戴。當時警衛員說要回去為他取帽子，他阻止了，說那樣太麻煩。斯諾說，窯洞光線太暗，要移到外面拍照，毛澤東服從了，並按照斯諾的“指揮”，站到指定位置。斯諾取景時，覺得站位距背景的窯洞太近，要求他向前移動幾步，毛澤東也服從了。這一天他空前的配合。
毛澤東這張側面戴八角帽的相片，是當時拍下的最好的照片之一，這是斯諾事先未曾想到的，因為他並不認為自己是最好的攝影師。這張肖像攝影藝術傑作，1936年11月14日，首次刊登在上海的英文報紙《密勒氏評論報》上，很快流傳於海內外。
1937年5月，海倫·斯諾訪問延安時，把這張照片拿給毛澤東看。他端詳著照片，面帶笑容地說：“沒想到，我看起來還挺精神咧！”海倫說：“你的這張照片拍得真好！我丈夫說，這是他的得意之作。它在報刊上一發表，就嚇壞了蔣介石，轟動了全世界。”毛澤東接著說：“哦，沒想到我的照片會有這麼大的威力。斯諾先生讓世人看到我們共產黨人和紅軍並不是紅毛綠眼睛，殺人放火的‘土匪’，我們非常感謝他！”
1965年，斯諾訪問完後由北京回到美國，對夫人洛伊斯•惠勒•斯諾（斯諾的第二位夫人）和孩子們說：“我在北京人民大會堂看了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的演出，十分壯觀。後臺天幕上出現了放得極大的毛澤東戴八角帽的像。我出神地看了很久，啊，那不是我1936年為主席拍的照片嗎！我興奮極了，沒想到這張照片在那麼大的空間，派那麼大的用場。”
斯諾十分珍惜那頂帽子。雖然它在毛澤東頭上只戴過幾分鐘，但又是他自己與紅軍在一起時戴了幾個月的，所以他一直把它珍藏著。他的兩個孩子逐漸長大後，他時常取出這頂帽子，向子女們講述當年在保安會見毛澤東和為毛澤東拍照的動人故事。全家人很高興，都願意在頭上戴一會兒。他的兩個孩子還戴著這頂帽子照過相。
1972年斯諾逝世後，他的夫人和孩子們商量這頂帽子應該怎樣處置。儘管他們心裡難以割捨，最後還是認為它屬於中國人民，應該把它送還中國。因為，那是當年紅軍送給斯諾戴的，是中國一段歷史的見證，上面有中國革命的影子。所以，在洛伊斯·惠勒·斯諾訪問中國時，親手把這頂帽子交給了鄧穎超。後來，轉到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永久珍藏。
意外發現的一封書信
斯諾離開陝北後，1937年初，美國女記者艾格尼絲·史沫特萊（1894—1950）訪問延安。毛澤東3月1日，與她談了當時的國內形勢與中日關係問題。這個談話，表露了當時中共的一些新政策。後來，經過整理，3月29日至4月3日刊登在延安的《新中華報》上，題目是《中日問題與西安事變》。
毛澤東為了讓好友斯諾及時瞭解黨的新方針，於1937年3月10日給他寫了一封熱情的信，並附上這份談話稿。信是這樣的：
斯洛（諾）先生：
自你別去後，時時念到你的，你現在諒好?
我同史沫得列（即史沫特萊）談話，表示了我們政策的若干新的步驟，今託便人帶上一份，請收閱，併為宣播。我們都感謝你的。
此問
健康！
毛澤東
三月十日於延安
斯諾收到這封信後，十分高興。他通過文章，在中國和外國廣泛傳播中共的統一戰線、聯合抗日的新政策。從1937年起，在35年的輾轉奔波和動盪生活中，他一直珍藏著這封信。
◆斯諾採訪毛澤東的長文刊發在 1936 年11 月 14 日的《密勒氏評論報》上。
1972年，斯諾在日內瓦逝世。當時我國駐瑞士大使陳志方和夫人王靜，應邀協助斯諾夫人整理斯諾遺物時，意外地發現了這封信。請示國內後，定為珍貴革命文物，要求立即將它影印下來。1982年，在斯諾逝世十週年紀念日前夕，陳志方將它交給了中國革命博物館永久保存。這是迄今為止發現的惟一一封毛澤東寫給斯諾的書信，彌足珍貴。
在這封信中，毛澤東對斯諾說：“我們都感謝你的。”其實，毛澤東對斯諾表示感謝不止這一次。1938年春，毛澤東對一位德國記者說：“當其他人誰也不來（陝北紅區）的時候，斯諾來這裡調查我們的情況，並幫助我們把事實公諸於世……我們將永遠記住他曾為中國做過一件巨大的工作。他是為建立友好關係鋪平道路的第一人。”
1939年9月，斯諾第二次訪問延安和陝北根據地時，毛澤東在一次幹部大會上，把斯諾鄭重介紹給大家。並指出：《西行漫記》是一本真實報道了我們情況，介紹了我黨的政策的書，是外國人報道中國最成功的兩部著作之一。
但是，當時延安也有一些人對斯諾心存誤解和偏見，覺得他是美國人，不贊成在黨報上發表他的文章。為此，1943年4月9日，《解放日報》以“編者”的名義發文，力挺斯諾，引導人們正確認識和評價斯諾：“雖然他是資產階級記者，說話是站在美國立場上，但在現在國際反侵略反法西斯戰爭中，美國是反法西斯陣營中的一員，斯諾也為反法西斯戰爭服務。他寫的文章只要有利於抗戰，在我們黨報上發表也是可以的”，“我們覺得沒有什麼不妥”。
陝北歸來著述多
1936年10月底，斯諾祕密返回北平。他先在美國使館舉行了記者招待會，發佈他蘇區之行的重要消息。繼而在其夫人的協助下，整理他在蘇區的採訪筆記。
11月12日，距斯諾返回北京不到兩週，他的《毛澤東訪問記》開始在《密勒氏評論報》陸續刊出。隨後《大美晚報》《亞洲》《美亞》《新共和》《星期六晚郵報》《生活》《每日先驅報》等英、美報刊接連發表了斯諾所寫關於蘇區的報道，以及斯諾在蘇區拍攝的大量珍貴照片。斯諾自己回憶說，他僅為《紐約太陽報》就寫了30篇報道。在撰寫文章的同時，斯諾還參加和召集了各種形式的報告會，介紹他的蘇區之行。斯諾的報道文章和報告，在國內外部分知識分子中產生了極大的反響。為了讓中外更多的人瞭解蘇區的真相，斯諾繼續緊張地工作著。
1937年初，斯諾在北平寓所，將剛完成的《紅星照耀下的中國》（初稿）英文打字稿交給王福時（清華大學學生、斯諾的朋友）。王福時看了非常感動，立即約斯諾的祕書郭達和燕京大學學生李放合作，迅速編譯成中文的《外國記者西北印象記》一書。在《東方快報》主編王卓然（王福時之父）的幫助下，在北平祕密印刷出版，用上海丁丑編譯社的名義發行。該書收有：斯諾與毛澤東多次談話的記錄，在英文報刊上發表的關於蘇區情況的13篇文章，在北平作的《紅軍與西北》的講演稿，以及32張照片和10首紅軍歌曲等。《外國記者西北印象記》是斯諾關於蘇區介紹文章的第一次結集出版，也是斯諾關於紅區報道的第一個中文本。斯諾認為，此書“向無數中國人第一次提供了有關中國共產黨的真實情況”。妻子海倫則說：此書“對中國像一道閃電，它喚醒了人民”，它的出版“是一宗真正的中美合作”。
◆《紅星照耀中國》
1937年7月，斯諾在“盧溝橋事變”的炮聲中，修訂了《紅星照耀中國》。10月，它的英文本由英國維克多·戈蘭茨公司出版，立刻引起轟動。幾星期就銷售10萬餘冊，10月底三次印刷，仍供不應求。至12月，連續出了5版。1938年1月，美國蘭登書屋發行出版《紅星照耀中國》的美國版，三星期內銷售1萬2千本，成為美國有關遠東時局的最暢銷書籍。此後，《紅星照耀中國》在國外一版再版，先後被譯成法、俄、德、意、西、葡、日、荷、蒙古、瑞典、印地、哈薩克、希伯萊、塞爾維亞等多種語言文字，在世界廣泛流傳。1938年2月，胡愈之等人在中共地下黨組織支持下，在上海以“復社”名義翻譯出版了第一個較全的中文本《西行漫記》（即《紅星照耀中國》）。《西行漫記》第一版發行後，頓時銷售一空。以後接連數版，僅上海一地就印了5萬冊。各地又陸續出版了多種簡譯本、片段或譯文小冊子，尤以《毛澤東傳》為多。據統計，斯諾有關其蘇區之行報道的各種中譯本多達五、六十種。
《紅星照耀中國》在世界各國贏得了不同階層眾多的讀者。正如美國著名作家巴巴拉·拉奇曼所說：“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首次向世界報告了中國紅軍英勇的長征，首次刻畫了共產黨的著名人物，首次描述了他們的生活方式、信念和目的。斯諾對中國共產黨倡導的事業給予了充分的報道。這一事業對於本世紀三十年代那些懼怕抗擊法西斯的人們，是一個強有力的鼓舞。”
文/孫國林
1936年，長征到陝北的中共中央，為了爭取輿論的理解和支持，粉碎國民黨的政治“抹黑”，讓外界瞭解真實的紅區情況，在黨的歷史上開創性地實行了對外開放的方針。黨中央主動邀請或歡迎中外正直的人士來訪問，就是一個重要的舉措。
斯諾是迴應中共對外開放方針，應邀訪問陝北紅區的第一人。他的《西行漫記》等著作，向世人介紹了中國革命的真實情況和黨的政策，起到了正視聽、助革命的強大作用，一時名揚天下，這是黨的對外開放方針的重大勝利。斯諾此訪的意義在於，為外國人來訪開了個好頭，打破了敵人的封鎖，改善了黨的政治生態環境。但是，還有許多鮮為人知、饒有興味的故事，他並未寫入《西行漫記》中。本文擇其要者，以饗讀者。
踏上“偉大的探險”之路
斯諾1936年到陝北“探險”前，已在中國生活了7年。
斯諾的祖父塞繆爾·斯諾，擔任過美國首任駐廣州領事，他少年時就聽到過關於中國的故事。1928年，不滿23歲的斯諾經夏威夷、日本到了上海，身份是週刊《密勒氏評論報》的助理編輯，後來又兼任紐約《太陽報》和倫敦《每日先驅報》駐上海的特約通訊員。從1929年起，斯諾開始遍訪中國內地的主要城市，以及東三省、內蒙古、兩廣、雲南、臺灣等地，對中國當時的社會情況有了一定了解，同情勞苦大眾的苦難生活。九一八事變發生後，斯諾曾以戰地記者身份前往東北採訪。返滬後，又經歷了“一二八”抗戰。他根據見聞，在1932年底完成了他的第一部著作《遠東前線》，頌揚東北和上海軍民的英勇抗戰。同時，在書中根據第二手材料，對江西蘇區的情況作了報道。
斯諾是怎樣產生訪問陝北動機的呢？這事與宋慶齡有關。他為撰寫宋慶齡傳記，1931年9月在上海拜見宋慶齡，進行了多次長談。他被宋的偉大人格深深感染，並同她建立了真摯的友誼關係。經宋慶齡的介紹，斯諾結識了魯迅。在他們的影響下，斯諾“在對中國的現實認識上，來了一個飛躍”。後來，在魯迅的具體指導下，斯諾編輯了英文的中國左翼作家短篇小說集《活的中國》。
1933年秋，斯諾離開上海到北平的燕京大學新聞系執教，並在這裡結婚安家。在此期間，他同學生中的中共地下黨員和進步分子來往密切，並且和他的夫人海倫·福斯特·斯諾一起積極參加了著名的“一二九”學生愛國運動。正是從這些學生那裡，他得到了紅軍長征勝利到達陝北的消息。新聞記者的敏感，使他立刻萌生了要到陝北紅區，親眼“看一看蔣介石費了十年時間試圖‘清剿’的究竟是些什麼人”的念頭。但怎樣去呢？一時無策。1936年春，斯諾又去拜訪宋慶齡，表達了這一願望，宋表示贊同並願幫助。時隔不久，宋慶齡接到有關人士轉來的中共中央的電報，內容是請宋幫助邀請一名誠摯的西方記者和醫生，到陝北訪問。
◆1936年斯諾與毛澤東在保安。
經宋慶齡介紹，斯諾與中共華北地下黨取得了聯繫。1936年6月，他帶著中共北方局負責人劉少奇委託柯慶施，用隱性墨水寫給毛澤東的介紹信，懷著既興奮又忐忑的心情，帶著兩架照相機、24個膠捲和許多筆記本，登上了從北平駛往西安的火車，開始了他的被後人稱作“偉大的探險”的旅程。
受到蘇區的熱烈歡迎
當時，駐紮在西安的張學良的東北軍，已經同陝北紅軍達成了停戰協議。這為斯諾進入紅區提供了方便。
7月初，斯諾乘東北軍的卡車由西安到達膚施（即延安，當時為東北軍控制），然後步行，於7月9日到達紅軍前沿司令部所在地安塞。剛一到達，他就受到一個蓄著濃密黑鬍子，雙目炯炯有神，態度溫和的青年“軍官”的接待。這位“軍官”用流利的英語同他交談，斯諾大感意外。談話中他才知道，接待他的是大名鼎鼎的周恩來。周恩來說：“我們歡迎來蘇區訪問的任何一個記者。阻礙記者來訪的不是我們，而是國民黨。你可以把看到的一切都寫出來，我們將從各方面幫助你瞭解蘇區的情況。”斯諾沒有想到，剛來到這個“神祕”之地，就受到熱情接待，興奮得徹夜未眠。
◆1936年，斯諾（右一）在陝北革命根據地。
斯諾在安塞住了兩天，同周恩來商定了一個92天的採訪計劃。第三天，周恩來派人騎馬護送他前往當時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今志丹縣）。斯諾在這裡受到更為隆重的接待，大半中共中央委員和在此的全部政治局委員同群眾一起，熱烈迎接第一位到訪的外國人。群眾打出的歡迎橫幅上用中英文寫著：“歡迎美國記者來蘇區調查”。在保安，斯諾開始了他對毛澤東及其他領導人的正式訪問。
毛澤東正式接見斯諾前，7月13日晚有一個禮節性的看望。斯諾在窯洞裡等待著，直到吃完飯時毛澤東才來。毛澤東用力同斯諾握手，以平靜的語調寒暄，要斯諾在同別的領導人談過話後，熟悉一下週圍的環境，認識方位，然後去見他。之後，他緩步走過擠滿農民和士兵的街道，在暮靄中散步去了。7月14日，保安舉行歡迎斯諾和馬海德大會，毛澤東出席並即席講話，對客人的到訪表示熱烈歡迎。
7月15日，毛澤東正式會見了斯諾，主要談中國抗日的世界性問題。此後，毛澤東與斯諾又有過幾次談話：7月16日，談中國抗日的形勢問題；18日、19日，談蘇維埃政府的對內政策問題；7月19日，張聞天接見斯諾，回答他關於中國革命的性質、特點、階段劃分等問題；7月23日，毛澤東同斯諾談中國共產黨與共產國際、蘇聯的關係問題，第一次公開表述中共的獨立自主立場。7月底至9月中旬，斯諾前往甘肅、寧夏，採訪紅軍前線部隊。返回保安後，9月24日，毛澤東同他談聯合戰線問題；10月間，毛澤東應斯諾再三要求，同他連續幾個晚上談個人歷史和關於紅軍長征的經過。對他人系統地談個人經歷，這在毛澤東一生中是僅有的一次。為慎重起見，毛澤東要求斯諾將這部分內容整理成文後，由黃華譯成中文，交毛澤東仔細審閱修改。黃華照改英文稿後，再交給斯諾。談話通常從晚上九點開始，持續到次日凌晨兩點，吳亮平（時任中央宣傳部長）做翻譯。這些談話，馬海德通常在場，但他只聽不發言。
《七律·長征》的傳播
經過一段時間的交往，毛澤東覺得斯諾是一個真誠、可交、可信的人。於是，他平生第一次敞開心扉，對一個外國人談了連賀子珍都未聽說過的“個人歷史”。
在談完長征的經歷之後，他乘興將所作《七律·長征》抄贈給斯諾，斯諾感到大喜過望。這首詩，是毛澤東1935年9月下旬長征抵達哈達鋪時寫成的。當時他確定了“陝北”這個長征的落腳點，“心情豁然開朗”，寫下這首詩。9月29日晚，在通渭縣文廟召開的部隊幹部大會上，毛澤東自告奮勇朗誦了它，此後便祕不示人。這時，主動抄贈斯諾，可見兩人友誼之深。
在吳亮平的幫助下，斯諾用英文意譯了這首詩，寫進他的採訪日記中。1937年4月間，北平東方快報印刷廠祕密出版了一本《外國記者西北印象記》，印了五千冊，主要內容是斯諾上一年在陝北採訪毛澤東的談話。該書出版得到斯諾的大力幫助，書的首頁刊有斯諾提供的《七律·長征》。後來，該書主編王福時陪同美國記者尼姆·韋爾斯（海倫·斯諾的筆名，斯諾的第一位夫人）訪問延安時，當面贈送給毛澤東一本。毛澤東平生第一次看到用鉛字印成的自己的詩，笑著拿在手裡把玩良久，表示感謝。
後來，斯諾把這本書寄往英國。1937年10月，英國倫敦戈蘭茨公司出版了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一個月裡印行了5版；1938年1月，又在美國紐約出版，立即轟動世界，被稱為“現代新聞的傑作之一”。該書第五編《長征》，就是以毛澤東的《七律·長征》作為結束語的。斯諾寫道：“在此，我謹以毛澤東主席——這位既能領導征戰，又能寫詩的造反者所寫的，關於這次六千英里長征的一首古體詩作為尾聲。”（原詩略） 這是毛澤東的《七律·長征》最早在國外的傳播。
1938年2月，由胡愈之主持的上海復社，翻譯出版了《紅星照耀中國》的中譯本。為了掩護和便於在國統區發行，該書更名為《西行漫記》。這本書初版印了1千冊，當年11月就印到第4版，其中也載有毛澤東的《七律·長征》，使這首詩在國內得到比較廣泛的傳播。
從現有史料看，斯諾是第一個看到毛澤東這首詩文本的人。他的《西行漫記》創下了同毛澤東詩詞有關的三個“第一”：該書是第一個披露毛澤東《七律·長征》的公開出版物；該書所引錄的《長征》詩，是毛詩中第一首被公開的詩作；該書第一次向國內外傳播了毛澤東的詩，使人們知道毛澤東還是一位詩人。
一張珍貴照片的拍攝
人們打開《西行漫記》，都會看到毛澤東那張戴紅軍八角帽的照片，它是1936年斯諾訪問保安時拍下的傑作。
當年，由於斯諾與毛澤東交往中形成的友誼，他成為惟一能使年輕（43歲）的毛澤東戴帽子的人。平時，毛澤東總是光著頭，蓄著長髮。在交往中，斯諾用文字記錄下了毛澤東的許多談話，也拍過一些毛澤東和其他紅軍領導人的照片，但他覺得都不理想。他要拍攝一張很帥氣的、足以體現毛澤東風采的“官方的”相片。
斯諾覺得，毛澤東穿著隨便，又光著頭，看起來不夠“正式”。可是毛澤東最不喜歡受拘束，也不願意受人擺弄。隨心所欲，自然無華是他的性格。這些，斯諾通過多次的交往是清楚的。但他還是想為毛澤東拍一張“正式”的照片。這個想法，他對同伴美國著名醫生馬海德談了，馬錶示贊同。
機會終於到來。一天，毛澤東來斯諾的窯洞看望。斯諾乘機要求為毛澤東拍照，毛澤東同意了。可是他依然光著頭，斯諾又猶豫起來。此時，站在一旁的馬海德，機靈地摘下斯諾頭上的紅軍八角帽，戴在毛澤東頭上。未及毛澤東反對時，只聽“注意……”，咔嚓一聲，這張歷史性的著名照片便誕生了。
現在我們從照片上還能夠明顯地看出，毛澤東戴的帽子有點小，頭髮也沒有完全套進去。他本來有一頂量身定做的帽子，但平時不戴。當時警衛員說要回去為他取帽子，他阻止了，說那樣太麻煩。斯諾說，窯洞光線太暗，要移到外面拍照，毛澤東服從了，並按照斯諾的“指揮”，站到指定位置。斯諾取景時，覺得站位距背景的窯洞太近，要求他向前移動幾步，毛澤東也服從了。這一天他空前的配合。
毛澤東這張側面戴八角帽的相片，是當時拍下的最好的照片之一，這是斯諾事先未曾想到的，因為他並不認為自己是最好的攝影師。這張肖像攝影藝術傑作，1936年11月14日，首次刊登在上海的英文報紙《密勒氏評論報》上，很快流傳於海內外。
1937年5月，海倫·斯諾訪問延安時，把這張照片拿給毛澤東看。他端詳著照片，面帶笑容地說：“沒想到，我看起來還挺精神咧！”海倫說：“你的這張照片拍得真好！我丈夫說，這是他的得意之作。它在報刊上一發表，就嚇壞了蔣介石，轟動了全世界。”毛澤東接著說：“哦，沒想到我的照片會有這麼大的威力。斯諾先生讓世人看到我們共產黨人和紅軍並不是紅毛綠眼睛，殺人放火的‘土匪’，我們非常感謝他！”
1965年，斯諾訪問完後由北京回到美國，對夫人洛伊斯•惠勒•斯諾（斯諾的第二位夫人）和孩子們說：“我在北京人民大會堂看了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的演出，十分壯觀。後臺天幕上出現了放得極大的毛澤東戴八角帽的像。我出神地看了很久，啊，那不是我1936年為主席拍的照片嗎！我興奮極了，沒想到這張照片在那麼大的空間，派那麼大的用場。”
斯諾十分珍惜那頂帽子。雖然它在毛澤東頭上只戴過幾分鐘，但又是他自己與紅軍在一起時戴了幾個月的，所以他一直把它珍藏著。他的兩個孩子逐漸長大後，他時常取出這頂帽子，向子女們講述當年在保安會見毛澤東和為毛澤東拍照的動人故事。全家人很高興，都願意在頭上戴一會兒。他的兩個孩子還戴著這頂帽子照過相。
1972年斯諾逝世後，他的夫人和孩子們商量這頂帽子應該怎樣處置。儘管他們心裡難以割捨，最後還是認為它屬於中國人民，應該把它送還中國。因為，那是當年紅軍送給斯諾戴的，是中國一段歷史的見證，上面有中國革命的影子。所以，在洛伊斯·惠勒·斯諾訪問中國時，親手把這頂帽子交給了鄧穎超。後來，轉到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永久珍藏。
意外發現的一封書信
斯諾離開陝北後，1937年初，美國女記者艾格尼絲·史沫特萊（1894—1950）訪問延安。毛澤東3月1日，與她談了當時的國內形勢與中日關係問題。這個談話，表露了當時中共的一些新政策。後來，經過整理，3月29日至4月3日刊登在延安的《新中華報》上，題目是《中日問題與西安事變》。
毛澤東為了讓好友斯諾及時瞭解黨的新方針，於1937年3月10日給他寫了一封熱情的信，並附上這份談話稿。信是這樣的：
斯洛（諾）先生：
自你別去後，時時念到你的，你現在諒好?
我同史沫得列（即史沫特萊）談話，表示了我們政策的若干新的步驟，今託便人帶上一份，請收閱，併為宣播。我們都感謝你的。
此問
健康！
毛澤東
三月十日於延安
斯諾收到這封信後，十分高興。他通過文章，在中國和外國廣泛傳播中共的統一戰線、聯合抗日的新政策。從1937年起，在35年的輾轉奔波和動盪生活中，他一直珍藏著這封信。
◆斯諾採訪毛澤東的長文刊發在 1936 年11 月 14 日的《密勒氏評論報》上。
1972年，斯諾在日內瓦逝世。當時我國駐瑞士大使陳志方和夫人王靜，應邀協助斯諾夫人整理斯諾遺物時，意外地發現了這封信。請示國內後，定為珍貴革命文物，要求立即將它影印下來。1982年，在斯諾逝世十週年紀念日前夕，陳志方將它交給了中國革命博物館永久保存。這是迄今為止發現的惟一一封毛澤東寫給斯諾的書信，彌足珍貴。
在這封信中，毛澤東對斯諾說：“我們都感謝你的。”其實，毛澤東對斯諾表示感謝不止這一次。1938年春，毛澤東對一位德國記者說：“當其他人誰也不來（陝北紅區）的時候，斯諾來這裡調查我們的情況，並幫助我們把事實公諸於世……我們將永遠記住他曾為中國做過一件巨大的工作。他是為建立友好關係鋪平道路的第一人。”
1939年9月，斯諾第二次訪問延安和陝北根據地時，毛澤東在一次幹部大會上，把斯諾鄭重介紹給大家。並指出：《西行漫記》是一本真實報道了我們情況，介紹了我黨的政策的書，是外國人報道中國最成功的兩部著作之一。
但是，當時延安也有一些人對斯諾心存誤解和偏見，覺得他是美國人，不贊成在黨報上發表他的文章。為此，1943年4月9日，《解放日報》以“編者”的名義發文，力挺斯諾，引導人們正確認識和評價斯諾：“雖然他是資產階級記者，說話是站在美國立場上，但在現在國際反侵略反法西斯戰爭中，美國是反法西斯陣營中的一員，斯諾也為反法西斯戰爭服務。他寫的文章只要有利於抗戰，在我們黨報上發表也是可以的”，“我們覺得沒有什麼不妥”。
陝北歸來著述多
1936年10月底，斯諾祕密返回北平。他先在美國使館舉行了記者招待會，發佈他蘇區之行的重要消息。繼而在其夫人的協助下，整理他在蘇區的採訪筆記。
11月12日，距斯諾返回北京不到兩週，他的《毛澤東訪問記》開始在《密勒氏評論報》陸續刊出。隨後《大美晚報》《亞洲》《美亞》《新共和》《星期六晚郵報》《生活》《每日先驅報》等英、美報刊接連發表了斯諾所寫關於蘇區的報道，以及斯諾在蘇區拍攝的大量珍貴照片。斯諾自己回憶說，他僅為《紐約太陽報》就寫了30篇報道。在撰寫文章的同時，斯諾還參加和召集了各種形式的報告會，介紹他的蘇區之行。斯諾的報道文章和報告，在國內外部分知識分子中產生了極大的反響。為了讓中外更多的人瞭解蘇區的真相，斯諾繼續緊張地工作著。
1937年初，斯諾在北平寓所，將剛完成的《紅星照耀下的中國》（初稿）英文打字稿交給王福時（清華大學學生、斯諾的朋友）。王福時看了非常感動，立即約斯諾的祕書郭達和燕京大學學生李放合作，迅速編譯成中文的《外國記者西北印象記》一書。在《東方快報》主編王卓然（王福時之父）的幫助下，在北平祕密印刷出版，用上海丁丑編譯社的名義發行。該書收有：斯諾與毛澤東多次談話的記錄，在英文報刊上發表的關於蘇區情況的13篇文章，在北平作的《紅軍與西北》的講演稿，以及32張照片和10首紅軍歌曲等。《外國記者西北印象記》是斯諾關於蘇區介紹文章的第一次結集出版，也是斯諾關於紅區報道的第一個中文本。斯諾認為，此書“向無數中國人第一次提供了有關中國共產黨的真實情況”。妻子海倫則說：此書“對中國像一道閃電，它喚醒了人民”，它的出版“是一宗真正的中美合作”。
◆《紅星照耀中國》
1937年7月，斯諾在“盧溝橋事變”的炮聲中，修訂了《紅星照耀中國》。10月，它的英文本由英國維克多·戈蘭茨公司出版，立刻引起轟動。幾星期就銷售10萬餘冊，10月底三次印刷，仍供不應求。至12月，連續出了5版。1938年1月，美國蘭登書屋發行出版《紅星照耀中國》的美國版，三星期內銷售1萬2千本，成為美國有關遠東時局的最暢銷書籍。此後，《紅星照耀中國》在國外一版再版，先後被譯成法、俄、德、意、西、葡、日、荷、蒙古、瑞典、印地、哈薩克、希伯萊、塞爾維亞等多種語言文字，在世界廣泛流傳。1938年2月，胡愈之等人在中共地下黨組織支持下，在上海以“復社”名義翻譯出版了第一個較全的中文本《西行漫記》（即《紅星照耀中國》）。《西行漫記》第一版發行後，頓時銷售一空。以後接連數版，僅上海一地就印了5萬冊。各地又陸續出版了多種簡譯本、片段或譯文小冊子，尤以《毛澤東傳》為多。據統計，斯諾有關其蘇區之行報道的各種中譯本多達五、六十種。
《紅星照耀中國》在世界各國贏得了不同階層眾多的讀者。正如美國著名作家巴巴拉·拉奇曼所說：“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首次向世界報告了中國紅軍英勇的長征，首次刻畫了共產黨的著名人物，首次描述了他們的生活方式、信念和目的。斯諾對中國共產黨倡導的事業給予了充分的報道。這一事業對於本世紀三十年代那些懼怕抗擊法西斯的人們，是一個強有力的鼓舞。”
◆1970年，毛澤東邀請埃德加·斯諾參加國慶典禮。
《紅星照耀中國》更大的影響當然還是在中國。成千上萬的熱血青年，通過《西行漫記》看到了中國的希望所在，他們從各地奔赴“紅星”的所在地（延安），不斷補充和壯大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民主力量。毛澤東說：“《西行漫記》是一本忠實地報道了我們的情況，介紹我們黨的政策的書。”斯諾自己也認為：他的書記錄了許多永恆的歷史事實，贏得人們的關注是時代潮流決定的。斯諾的紅區之行和他的《紅星照耀中國》，在中美交往及他與毛澤東的個人交往中樹起了一塊豐碑，為中國人民的革命事業做出了重要貢獻，立了大功。中共對外開放方針初戰告捷，大受鼓舞，更加堅定了實行這一方針的信心。
1971年，斯諾患癌症，根據毛澤東的指示，我國政府派出醫療小組幫助治療。1972年2月15日，斯諾病逝於日內瓦。毛澤東給斯諾夫人的唁電中說：“斯諾先生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他一生為增進中美兩國人民之間的相互瞭解和友誼進行了不懈的努力，做出了重要的貢獻。他將永遠活在中國人民心中”。他彌留之際的最後一句話是：“我熱愛中國！”根據斯諾的遺願：他的一部分骨灰要安葬在中國的土地上。1973年10月19日，在北京大學未名湖畔，舉行了有周恩來總理親自參加的斯諾骨灰安放儀式。北京大學（當時名“燕京大學”）是他1936年西北紅區探險的出發點，也是他1937年整理寫作《西行漫記》的地方。而且他在去陝北訪問之前，曾在這所學校任教。斯諾長眠於此，是符合他的意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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