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沒有錢的大亨，民國“船王”盧作孚的故事

盧作孚(1893年4月14日-1952年2月8日)，原名盧魁先，別名盧思，重慶市合川人，近代著名愛國實業家、教育家、社會活動家;民生公司創始人、中國航運業先驅，被譽為"中國船王"、"北碚之父"。

盧作孚

1893年4月14日出生於四川省合川縣，幼年家境貧寒，輟學後自學成材，盧作孚的能力超群，知交遍天下，自己不斷學習數學、英語等知識，二十來歲開始辦報，清宣統二年(1910年)，接觸革命學說，加入中國同盟會，從事反清保路運動。民國二年(1913年)，第二次革命失敗，離開成都去上海。民國三年(1914年)，在上海結識黃炎培，彼此建立深厚友誼，炎培先生推薦他到商務印書館去當編輯，他婉辭未就，離滬回川，後回鄉在合川中學任教，參與編寫《合川縣誌》;後又去成都，隨後相繼擔任成都《群報》、《川報》編輯、主筆和記者。寫過不少抨擊時弊的文章。對於民國時期這樣一個沒進過大學課堂的人間奇人，張群說他是“一個沒有受過學校教育的學者，一個沒有現代個人享受要求的現代實業家，一個沒有錢的大亨”。

民國二十年(1921年)盧作孚任滬州永寧公署教育科長，積極開展通俗教育活動，聘請中國少年學會會員王德熙和惲代英分別擔任川南師範學校校長和教務主任，開展以民眾為中心的通俗教育與新教育試驗，影響全川。因四川軍閥混戰，中途被迫夭折。

民國十三年(1924年)，應軍閥楊森之邀，到成都創辦民眾通俗教育館，擔任館長，在少城公園內建起各種陳列館、博物館、圖書館、運動場、音樂演奏室、遊藝場和動物園等文化娛樂場所，集中了成都各種工程技術人才和文學藝術專家，充分發揮了他們的才智。後來又產生了"實業救國"的念頭，三十二歲時在軍閥楊森的支持下轉向實業。

1925年，楊森再次下臺，盧作孚轉而投身商業，幾乎身無分無的盧作孚靠親朋資助和楊森等的支持下共籌集了8000元資本，在上海訂購載重70.6噸淺水鐵殼小船一艘，取名“民生號”，專跑重慶至合川的航線。但這種創業絕非我們現在以為的容易。在當時長江上的航運是由外國人瓜分的，外資財大氣粗。由於盧作孚天才的商業頭腦，出色的管理運作，“薄利多銷”的理念，至抗戰前，盧作孕的民生公司已經發展為長江中上游首屈一指的航運公司，盧作孚統一川江航運，把外國航運公司趕出了川江航線，迫使外企退出長江上游。十年後，相繼在上海、南京、武漢、宜昌等地設立分公司。從一條七十餘噸的客船發展到一百三十多條的三萬六千餘噸的船隊，職工七千餘人，他成了名副其實的“船王”。但盧作孚為人十分低調，生活簡樸，盧作孚的四川老鄉、國民黨元老之一的張群和他開玩笑說：“你的跟班都比你穿得漂亮。”1938年夏天，在武昌，有一次國民黨某部隊請他講演，他穿的是民生制服，其跟班翁祥福穿著派力司中山服，頭戴巴拿馬草帽，手拿公文皮包，神氣十足，接待的人誤把翁祥福當作了嘉賓。

民國二十五年(1937年)，抗戰前夕，民生公司已經擁有46艘輪船，總噸位上萬，近四千職工，成為我國當時最大的民族航運企業，盧作孚也被海內外譽為"中國船王"。8月，盧作孚出任國民政府交通部常務次長。

民國二十六年(1938年)6月，任三青團中央臨時幹事會幹事，武漢失守後，大量後撤重慶的人員和遷川工廠物資近10萬噸，屯集宜昌無法運走，不斷遭到日機轟炸。盧作孚集中全部船隻和大部分業務人員，指揮"宜昌大撤退"，採取分段運輸，晝夜兼程搶運，不顧日機狂轟濫炸，經過40天的奮戰，終於在宜昌失陷前，將全部屯集的人員和物資搶運到了四川。組織領導宜昌大撤退，保存了中國民族工業的命脈，被歷史學家評為"中國的敦刻爾克大撤退"。毛澤東評他是"中國近代史上萬萬不可忘記的人";蔣介石稱他"作孚兄"、"民族英雄";馮玉祥誇他是"最愛國的，也是最有作為的人"。

民國二十七年(1939年)1月，由於辦理軍事運輸貢獻突出，國民政府授予盧作孚三等採玉勳章;9月兼任三青團中央社會服務處處長，後來又兼任全國糧食局長。

民國三十六年(1947年)，蔣介石全面發動內戰，民生公司隨之陷入極大困境，到1948年3月盧作孚被選為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但此時他慘淡經營一生的民生公司，已弄到"外無以償外債，內無以供開銷"，全靠借債度日。

國民黨當局逃往臺灣，準備將長江上的輪船全部破壞，海船全部開到臺灣。盧作孚先生在重慶和上海周密部署了長江上的輪船躲避的辦法。1949年6月10日，盧作孚先生在地下黨組織的安排下，祕密離開香港，返回內地，6月15日到達北京，受到毛澤東、周恩來的禮遇，出席全國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第二次會議。會議期間，毛主席專門宴請了盧作孚先生和榮毅仁先生。在北京期間，盧作孚先生向周總理提出，通過"公私合營"的辦法，將民生公司交給國家。11月3日，盧作孚先生到香港，為保護民生公司滯留在香港、臺灣和在海上的21艘海船不遭到破壞。這期間，他與中國共產黨的地下代表建立了緊密的聯繫，也有代表直接接受周總理的指示。這期間，臺灣也幾次派要員到香港來找他，要他到臺灣當"交通部長"。

1952年1月初，離京返渝時，正值"五反"運動高潮，他被指為"不法資本家"無情鬥爭，他不甘受辱，遂於1952年2月8日在重慶服用大量安眠藥後辭世，終年59歲。他留給妻子的遺囑全文為:

一、借用民生公司傢俱，送還民生公司;

二、民生公司股票交給國家;

三、今後生活依靠兒女;

四、西南軍政委員會證章送還軍政委員會。

民生公司副經理及大船船長以上骨幹，則幾乎全部入獄"審查"，其中兩人被處決。[5]

1952年，"五反"運動中受誣陷，在重慶服安眠藥自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