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現實主義大師的魯迅，是一個創造奇蹟的人物，——1918年，首次用“魯迅”為筆名，發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奠定了新文學運動的基石；1921年創作出迄今華語評論最多的《阿q正傳》。在他創作的250多萬的文字，不用質疑首推應是《阿q正傳》，作品不僅體現了魯迅揭露“上層社會的墮落和下層社會的不幸”的創作原則，更重要的是這部作品所表現的是對民族精神病態的揭露,為構造或重建民族精神刺出有力的第一刀.
但,魯迅以一個“姓名籍貫有些渺茫”“行狀也渺茫”的人為解剖對象似乎有一點殘忍, 有在嘲諷像阿q一樣生活在貧窮與疾病邊緣上的舊式農民的嫌疑.不但如此,魯迅似乎喜歡從貧苦農民身上挑一些毛病.這可以從魯迅所寫的鄉土小說中看出來。
魯迅創作的一系列發鄉土小說中大都塑造出一些怪胎,——《孔乙己》中爭辯“竊書不為偷”的孔乙己,《狂人日記》中無故憤怒的“狂人”, 《祝福》中純潔善良堅毅的祥林嫂, 《明天》中孤獨無助的單四嫂子，《故鄉》中“便拿了那狗氣殺” “飛也似的跑了”的豆腐西施……,而且，在魯迅的鄉土小說裡很難找到一個“健全”的，大都是些合格的“看客”. 在《阿q正傳》中的怪胎便是自得其樂的阿q.在所有的藝術形象以阿q最為畸形,也以《阿q正傳》最能體現魯迅對農民革命要求的漠視。因而,分析魯迅對舊式或破產農民的偏見便以《阿q正傳》為佐證.
魯迅創造於1921年創造的《阿q正傳》最早發表在孫伏園主持的《晨報》副刊上,其目的是為“表現農民著重黑暗面,封建主義的一面”.因而,從魯迅創作《阿q正傳》的目的就可以知道魯迅從創作的開始就認定所有的農民都有“黑暗面” “封建主義的一面”,以一種漠視或歧視的眼光對待阿q類,把阿q視為“有農民式的質樸,愚蠢,但也很沾了遊手之徒的狡猾”的小人物.
在作品中，魯迅歧視阿q的文字到處都是，說阿q是一個“還有一個“阿”字非常正確，絕無附會假借的缺點，頗可以就正於通人”的人。可能魯迅把阿q描繪成一個“不獨是姓名籍貫有些渺茫，連他先前的“行狀” 也渺茫”的藝術形象的目的是為說明封建專制對人民的毒害是多麼的深,實現批判封建專制的目的。為批判阿q做鋪墊.魯迅對阿q批判重點是在阿q的精神勝利法和阿q的革命態度的轉變上.因而分析魯迅對阿q精神勝利法和阿q革命態度的轉變的批判,最容易得出魯迅對農民的偏見.
阿q的精神勝利法是什麼呢?究竟有什麼值得批判的呢?精神勝利法不過是面對困難宿手無策後一種求得心靈平靜的法子而已,是普通人陶醉自己靈魂和肉體的靈丹妙藥,更何況“阿q的精神勝利法從沒有傷害過他人.倒常常以其滑稽博人一笑”.面對強大的“敵人”,每個人應付的方式都是不同的,有的以直面鮮血來解決;有的人以苟活來逃避.而阿q則是“機智”地“以如此妙法克服怨敵”求得生存,避免了“雞蛋碰石頭”式悲劇的發生.阿q以自己的生存方式活下去“利用精神勝利法來麻醉自己的方式苟活”,所以魯迅嘲諷他.
難道真的要以魯迅的哲學觀去做人,以“敢於正視淋漓的鮮血,敢於直面慘淡的人生” 作為生存的原則去強逼壓迫的人們拿起大刀造反嗎?所以阿q的精神勝利法並沒有什麼值得大張旗鼓批判的.假如真的要批,判恐怕魯迅得首先解剖自己的靈魂.因為在魯迅身上也有阿q 精神勝利法的體現,列如魯迅只知道在鮮血之外吶喊,遠離直面與敵人鬥爭的危險;1931年, “九一八”事變後仍然躲在上海日本的租界裡不敢做聲.期間他的日記是空白的,這意味著什麼呢?恐怕是魯迅此時有一種寄人籬下不敢反抗的害怕.一個真正的民主主義戰士和一個愛國者絕不會如此,都會毫不猶豫地站出為民族的災難吶喊.但魯迅沒有,難道不能說魯迅已經體會到 阿q式的害怕了嗎?不能說魯迅已經運用阿q勝利法在逃避嗎?
在魯迅的眼裡阿q不僅是落後農民的代表,而且還是不覺悟農民的代表.,認為阿q之輩沒有意識到封建主義專制對他們的迫害是錯誤的.事實上阿q已經開始覺悟,開始反抗封建主義.阿q朦朧的覺悟表現在阿q對革命看法的轉變上:在《中興到末路》裡阿q認為“殺革命黨” “好看好看”,對革命的態度是愚昧和麻木的;在《革命》裡阿q對的革命的態度就完全變了,“革這夥媽媽的命，太可惡！太可恨,便是我，也要投降革命黨了。”.
由此可以知道阿q已經開始覺悟.雖然從某個角度上來說阿q 的反抗帶有投機性.但他究竟是開始反抗起來.可以說阿q 投機性質的反抗在一定程度表明不覺悟的農民開始走上反抗壓迫他們的階級的道路,開始有革命要求,開始要求分享更們果實.
魯迅“主張人道主義” “替窮人想想法子” “改變改變現狀”.但是當貧窮的農民想到用革命的手段來“改變改變現狀”的法子時,魯迅就開始顫抖,開始用他的筆來嘲諷或恐嚇開始革命的農民.他在害怕農民站起來後改變某種制度,以及掌握政權.於是魯迅把改變社會現況<魯迅要求僅僅是改變現狀,根本沒有涉及到社會制度的轉變>的希望寄託在年輕人身上;於是,用愚昧,或愚昧的同義詞來形容農民.而不是讚揚農民自覺性的鬥爭,更加談不上發動農民去革命.
於是,"魯迅向來情和樂於幫助年輕人”,企圖依靠他們改變現狀,依靠他們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從而可以這樣說:魯迅從來沒有認識到農民革命對社會變革的積極作用,沒有意識到農民的反抗是推動社會發展進步的動力.而是認為他們的革命只有破壞性.所以當農民開始革命時,魯迅開始害怕,害怕農民革命槍去年輕知識分子的飯碗.所以魯迅“主張”的 “人道主義”是看對象的:對農民的“人道主義”是由嘲諷,恐嚇與漫罵組成;對年輕人的“人道主義”是同情與幫助.
魯迅對農民的偏見是由他自身元素所造成的,並沒有什麼外因強迫.
雖然魯迅出生一個沒落的官宦人家,但他仍然沒有落入貧窮農民一列.仍可以依靠質賣家當過日子,後來又是一個留學日本的知識分子.魯迅在其文章中多次表示他了解和關心農村狀況,而且深刻了解農民的生活.但魯迅深刻了解的農村生活是片面的,不全面.以一個“過路人”的姿態瞭解鄉土生活,,或是“道聽”而來的.而不是親身經歷衰敗的農村和觀察貧苦的農民生活積累而得到的,所以魯迅根本不可能全面瞭解鄉土.遠離鄉土生活,以觀察者或是“過路人”的身份出現在農村,所以當魯迅看生活在鄉土之上人們之時,仍然延用對知識分子評價的標準來看待為生存為勞碌的農民.
於是在魯迅眼裡所有的生活在鄉土之上的人們都是落後的,不覺悟的.——即使那些在他眼中不覺悟的農民已經做盲目的反抗和自發性的鬥爭,仍然改不變魯迅對他們的觀點.農民終究不能因為魯迅鄙視他們的生活或是生存方式而改變<假如他們像魯迅一樣富有,可能會學魯迅一樣高雅地生存.
所以說:魯迅對農民的偏見是由於其自身的元素,是他用評價知分子的標準來評價生活在貧苦與疾病邊緣上農民而產生錯誤,是他用批判知識分子的準則來批判農民而產生的誤解.一句話:魯迅在看待農民身上的“落後與不覺悟”的時無視農民的悲苦的生活條件,以及魯迅對年輕知識分子的偏好.所以,魯迅對農民的偏見不是可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