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馬克思關於人和歷史的總體性批判思想被一些人拆分為侷限於某個學科或知識領域內的學說，由此，削弱了馬克思主義對社會歷史現實的解釋力和批判力。正因如此，20世紀眾多的馬克思主義流派發出了“回到馬克思”“復興馬克思主義”的共同呼聲。儘管它們分屬於不同國度和學科領域，研究主題和理論觀點各異，但從本質上都是將馬克思辯證的和人道主義的哲學重新拉回到理論中，以期恢復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精神，並進一步發展出一種批判的社會歷史理論。
在這一理論演進過程中，切身經歷現代文明“陣痛”和社會主義改革的東歐新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無疑對馬克思主義人道主義有著更深刻的理解和更強烈的追求。他們構成了具有獨特理論定位和價值追求的精神共同體，從個體存在層面探討了人、歷史、文化、道德和自由解放等問題。在這些東歐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中，阿格妮絲·赫勒（AgnesHeler）對此貢獻了獨特的理論範式和激進的社會歷史理論。她確立了以個體和日常生活變革來實現社會理想的哲學信念，從自覺地建構日常生活批判和對社會歷史的微觀分析入手推動理論範式的轉變，試圖通過喚醒個體的良知和責任，不懈地追求個性的生成來重建現代文明和社會。
用“激進哲學”反思日常生活
東歐新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歷史理論更多地是要恢復馬克思辯證的和人道主義的哲學。因此，這種批判理論的人道主義內涵一方面體現在對哲學的激進的人道主義理解和反思中，另一方面體現在，從認識論和價值論層面，通過多重理論主題和問題意識對人道主義理論總問題進行具體闡釋。東歐新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對迴歸馬克思哲學人道主義的要求是與東歐歷史上的民族和文化體驗、個人在納粹集中營的生命經驗緊緊聯繫在一起的。苦難之於生活和世界意義的問題，推動他們思考如何將個人和個別民族的災難轉化為人類理論和實踐的成就。若要真正恢復馬克思主義原本的關於人的思想，就不能僅僅停留於傳統馬克思主義的經濟觀點和階級觀點，而是要在馬克思的思想中發現人並在人的內部尋找人的生存根據。
基於這種理解，赫勒提出，真正的社會歷史變遷不僅是宏觀社會結構的改變，也一定內含於個體和日常生活層面的變革之中。因為如果個體要再“生產”出社會結構，他們就必須再 “生產”出作為個體的自身。因此，赫勒在盧卡奇的指引下，建立了日常生活批判這種嶄新的理論範式，以“保持對馬克思精神的忠誠”。由此形成了通過對社會歷史的微觀分析來探索社會民主化和人道化的思想路徑。同時，赫勒認為，日常生活在人的、民主的和社會主義的方向上得以改變，需要一種能以規範的方式為人類個體敞開新的可供選擇的生活方式的 “激進哲學”。一方面，個體需要通過這種哲學意識到人之為人的批判性和超越性，需要這種哲學來提供一種規範，引導個體從實然嚮應然躍遷。另一方面，哲學想要成為切中時代和改變世界的話語，必須通過對人和世界的更崇高而廣闊的理解來重拾自己的王冠。這個最高的善就是人在歷史之中揭示的世界總體和存在於世界總體之中的人。
在個體存在深處尋求改變世界的力量
東歐新馬克思主義激進的人道主義理論要想成為群眾掌握的物質力量，就必須在認識論和價值論層面具體化。與其說歷史哲學和倫理學是東歐新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學術興趣所在，不如說這種立足於個體生存的理論邏輯必然將他們引至兩個貌似互不關聯的領域。早在《日常生活》中，赫勒就確立了個體的倫理內涵並立足於個體道德揭示歷史之真理。作為個體內部創造規範的典範，代表著個人在一生中對人的能力的自由確證和發展所能達到的可能性。作為人們自覺選擇和按照人們的設計創造的歷史，就是人們按照個性所提供的尺度，把個體的日常生活變成 “為他們自己的存在”，使人的世界和人自身在這種有意義的生活中持續地得到更新。人類真正的歷史必然是充滿矛盾的，並表現為社會個體的人對自己給定狀態的不斷超越。
事實上，這種立足於個體存在的人道主義理論回答的根本問題是人的歷史性問題：我們從何處來？我們是誰？我們向何處去？因此，對人道主義總問題的具體化必然涉及歷史意識和價值判斷。赫勒在 《歷史理論》《碎片化的歷史哲學》《現代性理論》構成的“歷史理論三部曲”與《一般倫理學》《道德哲學》《個性倫理學》構成的“道德哲學三部曲”等著作中所做的理論探索，其目的正是要為個體生存確立自己的歷史意識和價值判斷提供“柺杖”。她從現代人偶然性的生存境遇和生命意識出發，探討如何通過保有良知和承擔責任來主動擔負起人自身的命運，走向個性的生成和自為的自由，過有意義的生活，讓世界成為人類真正的家園。
“合理性的烏托邦”及其缺憾
以赫勒為代表的東歐新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歷史理論具有兩個鮮明的特徵：一是批判和解構宏大敘事，著眼於從微觀層面建構指向崇高的“合理性的烏托邦”的哲學話語，通過對日常生活和歷史的微觀分析和透視來探索社會人道化的可能性；二是回到馬克思主義關於人的本質的思想，在個體深處探尋改變世界的道德力量，重建理論與實踐、個人與社會、人與歷史的統一。因此，其理論貢獻在於：一方面，在20世紀的社會歷史條件下，繼承了馬克思主義徹底的批判精神，並結合具體的社會歷史現實對馬克思主義做了創造性的推進；另一方面，自覺地開啟了馬克思主義社會歷史理論的微觀視域，對於打破抽象化普遍化理論範式的 “傲慢和偏見的文化心理”，突破由此造成的社會歷史理論研究的盲區，具有重要的意義。當然，強調個體和日常生活人道化等微觀層面變革的重要性，並非要徹底拒斥或拋棄社會歷史理論的宏觀維度，而是要防止理論發展為那種完全剔除人和個體存在維度，片面強調經濟觀點的抽象的社會歷史理論。
然而，不得不承認，這種回到人性深處的社會歷史理論是對馬克思主義原則的一種抽象闡發，雖具理論合理性，但逃不脫烏托邦的軟弱和無力。其最大的缺陷在於，更多地關注個體層面和道德領域的自我規範，忽視了馬克思從歷史唯物主義角度，通過對現實人的物質生產活動的分析來尋求改變世界力量的現實維度。馬克思曾告誡人們，人的解放決不可能是某個領域的解放，而只能是整個社會的解放。這意味著，通過道德解放來實現人的解放並不具有現實性。顯然，在這個方面，東歐新馬克思主義背離了馬克思。將希望寄託於脆弱的人性力量和不確定的自主選擇之上，看似是一種對人的力量充滿自信的樂觀主義，實則是一種滲透著悲觀主義的倔強吶喊。面對著日益複雜的現實，東歐新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想要改變，卻深感無從下手，於是他們回到人性深處來尋求力量。在一定程度上，這是一種無從選擇之下的選擇。但是，有一點我們必須要清醒地認識到，赫勒和眾多20世紀思想家西西弗斯式的抗爭，是要喚醒對人之生存的本質性的批判的文化精神自覺。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列菲伏爾城市現代性思想研究”（14BZX002）階段性成果）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張笑夷
（作者單位：哈爾濱工程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