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笏的歷史：古代朝臣手中的禮器，是中國最古老的記事本嗎？'
文 | 江隱龍
《項脊軒志》中，有一個勸學的著名段落：“（大母）自語曰：‘吾家讀書久不效，兒之成，則可待乎！’頃之，持一象笏至，曰：‘此吾祖太常公宣德間執此以朝，他日汝當用之！’”其文大意如下：“（祖母）自言自語地說：‘我們家的人讀書老不見成效，這個孩子的功成名就，總可以期待了吧？’過了一會兒，她拿著一個象牙手板進來，說：‘這是我的祖父太常公在宣德年間拿著上朝用的，以後你一定會用到它。’”
《項脊軒志》是歸有光的散文名篇，整體風格質樸平淡，字裡行間卻將作者對祖母、母親、妻子的思念展現得淋漓盡致。“頃之”一句所描述的，便是歸有光的祖母借用祖上所用的象笏，激勵歸有光苦讀以博取功名的場景。隋朝確立科舉取士之後，中國古代讀書人的功業與學業便捆綁到了一起，歸有光的祖母借祖上的功名勸學，自然不足為奇。不過，祖母所持的象笏卻容易引人遐想——這個象牙手板是何物，為何竟能指代仕途？歸有光年仕途晚達，年過六旬方升為南京太僕寺寺丞，他能夠如其祖上一樣，手持象笏入朝嗎？
這兩個問題的並不好回答，因為它們背後，隱藏笏數千年發展史中的三個側影。
文 | 江隱龍
《項脊軒志》中，有一個勸學的著名段落：“（大母）自語曰：‘吾家讀書久不效，兒之成，則可待乎！’頃之，持一象笏至，曰：‘此吾祖太常公宣德間執此以朝，他日汝當用之！’”其文大意如下：“（祖母）自言自語地說：‘我們家的人讀書老不見成效，這個孩子的功成名就，總可以期待了吧？’過了一會兒，她拿著一個象牙手板進來，說：‘這是我的祖父太常公在宣德年間拿著上朝用的，以後你一定會用到它。’”
《項脊軒志》是歸有光的散文名篇，整體風格質樸平淡，字裡行間卻將作者對祖母、母親、妻子的思念展現得淋漓盡致。“頃之”一句所描述的，便是歸有光的祖母借用祖上所用的象笏，激勵歸有光苦讀以博取功名的場景。隋朝確立科舉取士之後，中國古代讀書人的功業與學業便捆綁到了一起，歸有光的祖母借祖上的功名勸學，自然不足為奇。不過，祖母所持的象笏卻容易引人遐想——這個象牙手板是何物，為何竟能指代仕途？歸有光年仕途晚達，年過六旬方升為南京太僕寺寺丞，他能夠如其祖上一樣，手持象笏入朝嗎？
這兩個問題的並不好回答，因為它們背後，隱藏笏數千年發展史中的三個側影。
《項脊軒志》：苦痛與親情的讚歌
廟堂裡的朝位班序
歸有光祖母所持的笏，又稱笏板、手板、玉板或朝板，寬泛而言，是朝臣上殿面見君主時所持的器具。《釋名》對笏的解釋如下：“笏，忽也。君有教命，有所啟白，則書其上，備忽忘也。”從中不難看出，笏事實上是一種古老的“備忘錄”。《禮記·玉藻》中對這種“備忘錄”的用法和形制均有詳細記錄：“凡有指畫於君前，用笏造，受命於君前，則書於笏……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此處的“尺”為“周尺”，約合19.7釐米，因此周朝時期的笏長約51釐米、中端寬約6釐米，也的確是便於記事的尺寸了。
笏的起源已不可考。《史記·夏本紀》引鄭玄注云：“曶者，臣見君所秉，書思對命者也，君亦有焉。”這裡的“曶”即通“笏”。史學家多認為笏至少在商朝就已出現，這一推論尚無確實的考古依據，但在紙張尚未問世的歲月中，很難想象除了笏，君主與朝臣議政時還會有其他未被史書所記載的記事工具。
文 | 江隱龍
《項脊軒志》中，有一個勸學的著名段落：“（大母）自語曰：‘吾家讀書久不效，兒之成，則可待乎！’頃之，持一象笏至，曰：‘此吾祖太常公宣德間執此以朝，他日汝當用之！’”其文大意如下：“（祖母）自言自語地說：‘我們家的人讀書老不見成效，這個孩子的功成名就，總可以期待了吧？’過了一會兒，她拿著一個象牙手板進來，說：‘這是我的祖父太常公在宣德年間拿著上朝用的，以後你一定會用到它。’”
《項脊軒志》是歸有光的散文名篇，整體風格質樸平淡，字裡行間卻將作者對祖母、母親、妻子的思念展現得淋漓盡致。“頃之”一句所描述的，便是歸有光的祖母借用祖上所用的象笏，激勵歸有光苦讀以博取功名的場景。隋朝確立科舉取士之後，中國古代讀書人的功業與學業便捆綁到了一起，歸有光的祖母借祖上的功名勸學，自然不足為奇。不過，祖母所持的象笏卻容易引人遐想——這個象牙手板是何物，為何竟能指代仕途？歸有光年仕途晚達，年過六旬方升為南京太僕寺寺丞，他能夠如其祖上一樣，手持象笏入朝嗎？
這兩個問題的並不好回答，因為它們背後，隱藏笏數千年發展史中的三個側影。
《項脊軒志》：苦痛與親情的讚歌
廟堂裡的朝位班序
歸有光祖母所持的笏，又稱笏板、手板、玉板或朝板，寬泛而言，是朝臣上殿面見君主時所持的器具。《釋名》對笏的解釋如下：“笏，忽也。君有教命，有所啟白，則書其上，備忽忘也。”從中不難看出，笏事實上是一種古老的“備忘錄”。《禮記·玉藻》中對這種“備忘錄”的用法和形制均有詳細記錄：“凡有指畫於君前，用笏造，受命於君前，則書於笏……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此處的“尺”為“周尺”，約合19.7釐米，因此周朝時期的笏長約51釐米、中端寬約6釐米，也的確是便於記事的尺寸了。
笏的起源已不可考。《史記·夏本紀》引鄭玄注云：“曶者，臣見君所秉，書思對命者也，君亦有焉。”這裡的“曶”即通“笏”。史學家多認為笏至少在商朝就已出現，這一推論尚無確實的考古依據，但在紙張尚未問世的歲月中，很難想象除了笏，君主與朝臣議政時還會有其他未被史書所記載的記事工具。
《水滸傳》中的笏
至周朝時，關於笏的禮制已經逐漸成型。比如，周朝要求諸侯上朝需執牙笏，同時還規定了不同等級者需攜帶不同材質的笏，其中“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可也”。從中可以看出，至少從周朝開始，笏便具有了區分等級的功用，不同的材質背後，是持笏者不同的出身地位。
兩漢時期，在造紙工藝不斷改進的衝擊下，笏作為記事工具的功用受到了極大衝擊。然而，從周朝到秦漢，近千年的歷史已經讓官員們習慣了笏的存在，於是笏反而在記事工具革新的衝擊中煥發新生，剝離了“書其上，備忽忘”的原始功用，轉而成為單純的“朝位班序”的象徵。
從《唐會要·輿服志》的記載中可以看出笏的生命力：“五品以上執象牙笏，以下執竹木簡。舊制三品以下前挫後直，五品以上，前挫後屈。武德以來，一例上圓下方。”五品官銜，從此成為笏材質的分界線。自唐以降，官員朝服開始依品銜區分不同顏色，大體為三品官以上服紫色，五品官以上服緋色，七品官以上服綠色，九品官以上服碧色。這一傳統由兩宋所承襲，而官員所持之笏也便與朝服顏色相對應，服緋色公服者用象牙為笏，服綠色公服者用槐木為笏。唐宋兩朝，官員出席重要場合均需撫摩笏，以便於禮官安排相應的位次及自此間相互辨認——從周至宋兩千餘年過去，“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的傳統在王朝的更迭中不僅未見消退，反而愈見精細。
文 | 江隱龍
《項脊軒志》中，有一個勸學的著名段落：“（大母）自語曰：‘吾家讀書久不效，兒之成，則可待乎！’頃之，持一象笏至，曰：‘此吾祖太常公宣德間執此以朝，他日汝當用之！’”其文大意如下：“（祖母）自言自語地說：‘我們家的人讀書老不見成效，這個孩子的功成名就，總可以期待了吧？’過了一會兒，她拿著一個象牙手板進來，說：‘這是我的祖父太常公在宣德年間拿著上朝用的，以後你一定會用到它。’”
《項脊軒志》是歸有光的散文名篇，整體風格質樸平淡，字裡行間卻將作者對祖母、母親、妻子的思念展現得淋漓盡致。“頃之”一句所描述的，便是歸有光的祖母借用祖上所用的象笏，激勵歸有光苦讀以博取功名的場景。隋朝確立科舉取士之後，中國古代讀書人的功業與學業便捆綁到了一起，歸有光的祖母借祖上的功名勸學，自然不足為奇。不過，祖母所持的象笏卻容易引人遐想——這個象牙手板是何物，為何竟能指代仕途？歸有光年仕途晚達，年過六旬方升為南京太僕寺寺丞，他能夠如其祖上一樣，手持象笏入朝嗎？
這兩個問題的並不好回答，因為它們背後，隱藏笏數千年發展史中的三個側影。
《項脊軒志》：苦痛與親情的讚歌
廟堂裡的朝位班序
歸有光祖母所持的笏，又稱笏板、手板、玉板或朝板，寬泛而言，是朝臣上殿面見君主時所持的器具。《釋名》對笏的解釋如下：“笏，忽也。君有教命，有所啟白，則書其上，備忽忘也。”從中不難看出，笏事實上是一種古老的“備忘錄”。《禮記·玉藻》中對這種“備忘錄”的用法和形制均有詳細記錄：“凡有指畫於君前，用笏造，受命於君前，則書於笏……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此處的“尺”為“周尺”，約合19.7釐米，因此周朝時期的笏長約51釐米、中端寬約6釐米，也的確是便於記事的尺寸了。
笏的起源已不可考。《史記·夏本紀》引鄭玄注云：“曶者，臣見君所秉，書思對命者也，君亦有焉。”這裡的“曶”即通“笏”。史學家多認為笏至少在商朝就已出現，這一推論尚無確實的考古依據，但在紙張尚未問世的歲月中，很難想象除了笏，君主與朝臣議政時還會有其他未被史書所記載的記事工具。
《水滸傳》中的笏
至周朝時，關於笏的禮制已經逐漸成型。比如，周朝要求諸侯上朝需執牙笏，同時還規定了不同等級者需攜帶不同材質的笏，其中“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可也”。從中可以看出，至少從周朝開始，笏便具有了區分等級的功用，不同的材質背後，是持笏者不同的出身地位。
兩漢時期，在造紙工藝不斷改進的衝擊下，笏作為記事工具的功用受到了極大衝擊。然而，從周朝到秦漢，近千年的歷史已經讓官員們習慣了笏的存在，於是笏反而在記事工具革新的衝擊中煥發新生，剝離了“書其上，備忽忘”的原始功用，轉而成為單純的“朝位班序”的象徵。
從《唐會要·輿服志》的記載中可以看出笏的生命力：“五品以上執象牙笏，以下執竹木簡。舊制三品以下前挫後直，五品以上，前挫後屈。武德以來，一例上圓下方。”五品官銜，從此成為笏材質的分界線。自唐以降，官員朝服開始依品銜區分不同顏色，大體為三品官以上服紫色，五品官以上服緋色，七品官以上服綠色，九品官以上服碧色。這一傳統由兩宋所承襲，而官員所持之笏也便與朝服顏色相對應，服緋色公服者用象牙為笏，服綠色公服者用槐木為笏。唐宋兩朝，官員出席重要場合均需撫摩笏，以便於禮官安排相應的位次及自此間相互辨認——從周至宋兩千餘年過去，“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的傳統在王朝的更迭中不僅未見消退，反而愈見精細。
唐朝官服與笏
明朝在承襲唐宋禮制的基礎上再次對持笏之禮進行了細微修改。據張自烈撰《正字通》所載：“明制，笏，四品以上用象牙，五品以下用木。”唐朝以五品為界的傳統在此上調至四品，這背後或許也有象牙愈加珍貴的現實。由此歸有光是否有資格手持象笏入朝的問題得到了解決：明代各寺寺丞為正六品，作為南京太僕寺寺丞的歸有光恐怕只能用五品以下官員所用的木笏了。
清朝代明後，沒有保留官員持笏面君的禮制，笏作為朝堂禮儀用具從此消失於歷史。不過，以笏代指官員、仕途的文化傳統卻保留了下去，滿床疊笏、一門百笏、袍笏登場這些成語依然流傳於世，為後人記錄著笏這一器物曾經的輝煌。
文 | 江隱龍
《項脊軒志》中，有一個勸學的著名段落：“（大母）自語曰：‘吾家讀書久不效，兒之成，則可待乎！’頃之，持一象笏至，曰：‘此吾祖太常公宣德間執此以朝，他日汝當用之！’”其文大意如下：“（祖母）自言自語地說：‘我們家的人讀書老不見成效，這個孩子的功成名就，總可以期待了吧？’過了一會兒，她拿著一個象牙手板進來，說：‘這是我的祖父太常公在宣德年間拿著上朝用的，以後你一定會用到它。’”
《項脊軒志》是歸有光的散文名篇，整體風格質樸平淡，字裡行間卻將作者對祖母、母親、妻子的思念展現得淋漓盡致。“頃之”一句所描述的，便是歸有光的祖母借用祖上所用的象笏，激勵歸有光苦讀以博取功名的場景。隋朝確立科舉取士之後，中國古代讀書人的功業與學業便捆綁到了一起，歸有光的祖母借祖上的功名勸學，自然不足為奇。不過，祖母所持的象笏卻容易引人遐想——這個象牙手板是何物，為何竟能指代仕途？歸有光年仕途晚達，年過六旬方升為南京太僕寺寺丞，他能夠如其祖上一樣，手持象笏入朝嗎？
這兩個問題的並不好回答，因為它們背後，隱藏笏數千年發展史中的三個側影。
《項脊軒志》：苦痛與親情的讚歌
廟堂裡的朝位班序
歸有光祖母所持的笏，又稱笏板、手板、玉板或朝板，寬泛而言，是朝臣上殿面見君主時所持的器具。《釋名》對笏的解釋如下：“笏，忽也。君有教命，有所啟白，則書其上，備忽忘也。”從中不難看出，笏事實上是一種古老的“備忘錄”。《禮記·玉藻》中對這種“備忘錄”的用法和形制均有詳細記錄：“凡有指畫於君前，用笏造，受命於君前，則書於笏……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此處的“尺”為“周尺”，約合19.7釐米，因此周朝時期的笏長約51釐米、中端寬約6釐米，也的確是便於記事的尺寸了。
笏的起源已不可考。《史記·夏本紀》引鄭玄注云：“曶者，臣見君所秉，書思對命者也，君亦有焉。”這裡的“曶”即通“笏”。史學家多認為笏至少在商朝就已出現，這一推論尚無確實的考古依據，但在紙張尚未問世的歲月中，很難想象除了笏，君主與朝臣議政時還會有其他未被史書所記載的記事工具。
《水滸傳》中的笏
至周朝時，關於笏的禮制已經逐漸成型。比如，周朝要求諸侯上朝需執牙笏，同時還規定了不同等級者需攜帶不同材質的笏，其中“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可也”。從中可以看出，至少從周朝開始，笏便具有了區分等級的功用，不同的材質背後，是持笏者不同的出身地位。
兩漢時期，在造紙工藝不斷改進的衝擊下，笏作為記事工具的功用受到了極大衝擊。然而，從周朝到秦漢，近千年的歷史已經讓官員們習慣了笏的存在，於是笏反而在記事工具革新的衝擊中煥發新生，剝離了“書其上，備忽忘”的原始功用，轉而成為單純的“朝位班序”的象徵。
從《唐會要·輿服志》的記載中可以看出笏的生命力：“五品以上執象牙笏，以下執竹木簡。舊制三品以下前挫後直，五品以上，前挫後屈。武德以來，一例上圓下方。”五品官銜，從此成為笏材質的分界線。自唐以降，官員朝服開始依品銜區分不同顏色，大體為三品官以上服紫色，五品官以上服緋色，七品官以上服綠色，九品官以上服碧色。這一傳統由兩宋所承襲，而官員所持之笏也便與朝服顏色相對應，服緋色公服者用象牙為笏，服綠色公服者用槐木為笏。唐宋兩朝，官員出席重要場合均需撫摩笏，以便於禮官安排相應的位次及自此間相互辨認——從周至宋兩千餘年過去，“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的傳統在王朝的更迭中不僅未見消退，反而愈見精細。
唐朝官服與笏
明朝在承襲唐宋禮制的基礎上再次對持笏之禮進行了細微修改。據張自烈撰《正字通》所載：“明制，笏，四品以上用象牙，五品以下用木。”唐朝以五品為界的傳統在此上調至四品，這背後或許也有象牙愈加珍貴的現實。由此歸有光是否有資格手持象笏入朝的問題得到了解決：明代各寺寺丞為正六品，作為南京太僕寺寺丞的歸有光恐怕只能用五品以下官員所用的木笏了。
清朝代明後，沒有保留官員持笏面君的禮制，笏作為朝堂禮儀用具從此消失於歷史。不過，以笏代指官員、仕途的文化傳統卻保留了下去，滿床疊笏、一門百笏、袍笏登場這些成語依然流傳於世，為後人記錄著笏這一器物曾經的輝煌。
清朝官員不用笏
法壇上的朝禮尊神
二十五朝歲月點撥而過，關於笏的歷史卻只說了一半。在中國歷史中，笏不僅曾在廟堂中流轉於公卿掌間，更在道教中走上法壇，成為道士仙家手中的常見法器。
與歸有光祖母的笏不同，道教中的笏又稱圭簡、朝簡、朝板、奏板等，道士朝拜時往往兩手恭執，以表示對神靈的尊敬。這似乎令人費解：本應悠哉遊哉的道家人士，為何會鍾情於笏這種具備濃濃世俗色彩的器物？這個問題背後，隱藏著整個道教發展史。
文 | 江隱龍
《項脊軒志》中，有一個勸學的著名段落：“（大母）自語曰：‘吾家讀書久不效，兒之成，則可待乎！’頃之，持一象笏至，曰：‘此吾祖太常公宣德間執此以朝，他日汝當用之！’”其文大意如下：“（祖母）自言自語地說：‘我們家的人讀書老不見成效，這個孩子的功成名就，總可以期待了吧？’過了一會兒，她拿著一個象牙手板進來，說：‘這是我的祖父太常公在宣德年間拿著上朝用的，以後你一定會用到它。’”
《項脊軒志》是歸有光的散文名篇，整體風格質樸平淡，字裡行間卻將作者對祖母、母親、妻子的思念展現得淋漓盡致。“頃之”一句所描述的，便是歸有光的祖母借用祖上所用的象笏，激勵歸有光苦讀以博取功名的場景。隋朝確立科舉取士之後，中國古代讀書人的功業與學業便捆綁到了一起，歸有光的祖母借祖上的功名勸學，自然不足為奇。不過，祖母所持的象笏卻容易引人遐想——這個象牙手板是何物，為何竟能指代仕途？歸有光年仕途晚達，年過六旬方升為南京太僕寺寺丞，他能夠如其祖上一樣，手持象笏入朝嗎？
這兩個問題的並不好回答，因為它們背後，隱藏笏數千年發展史中的三個側影。
《項脊軒志》：苦痛與親情的讚歌
廟堂裡的朝位班序
歸有光祖母所持的笏，又稱笏板、手板、玉板或朝板，寬泛而言，是朝臣上殿面見君主時所持的器具。《釋名》對笏的解釋如下：“笏，忽也。君有教命，有所啟白，則書其上，備忽忘也。”從中不難看出，笏事實上是一種古老的“備忘錄”。《禮記·玉藻》中對這種“備忘錄”的用法和形制均有詳細記錄：“凡有指畫於君前，用笏造，受命於君前，則書於笏……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此處的“尺”為“周尺”，約合19.7釐米，因此周朝時期的笏長約51釐米、中端寬約6釐米，也的確是便於記事的尺寸了。
笏的起源已不可考。《史記·夏本紀》引鄭玄注云：“曶者，臣見君所秉，書思對命者也，君亦有焉。”這裡的“曶”即通“笏”。史學家多認為笏至少在商朝就已出現，這一推論尚無確實的考古依據，但在紙張尚未問世的歲月中，很難想象除了笏，君主與朝臣議政時還會有其他未被史書所記載的記事工具。
《水滸傳》中的笏
至周朝時，關於笏的禮制已經逐漸成型。比如，周朝要求諸侯上朝需執牙笏，同時還規定了不同等級者需攜帶不同材質的笏，其中“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可也”。從中可以看出，至少從周朝開始，笏便具有了區分等級的功用，不同的材質背後，是持笏者不同的出身地位。
兩漢時期，在造紙工藝不斷改進的衝擊下，笏作為記事工具的功用受到了極大衝擊。然而，從周朝到秦漢，近千年的歷史已經讓官員們習慣了笏的存在，於是笏反而在記事工具革新的衝擊中煥發新生，剝離了“書其上，備忽忘”的原始功用，轉而成為單純的“朝位班序”的象徵。
從《唐會要·輿服志》的記載中可以看出笏的生命力：“五品以上執象牙笏，以下執竹木簡。舊制三品以下前挫後直，五品以上，前挫後屈。武德以來，一例上圓下方。”五品官銜，從此成為笏材質的分界線。自唐以降，官員朝服開始依品銜區分不同顏色，大體為三品官以上服紫色，五品官以上服緋色，七品官以上服綠色，九品官以上服碧色。這一傳統由兩宋所承襲，而官員所持之笏也便與朝服顏色相對應，服緋色公服者用象牙為笏，服綠色公服者用槐木為笏。唐宋兩朝，官員出席重要場合均需撫摩笏，以便於禮官安排相應的位次及自此間相互辨認——從周至宋兩千餘年過去，“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的傳統在王朝的更迭中不僅未見消退，反而愈見精細。
唐朝官服與笏
明朝在承襲唐宋禮制的基礎上再次對持笏之禮進行了細微修改。據張自烈撰《正字通》所載：“明制，笏，四品以上用象牙，五品以下用木。”唐朝以五品為界的傳統在此上調至四品，這背後或許也有象牙愈加珍貴的現實。由此歸有光是否有資格手持象笏入朝的問題得到了解決：明代各寺寺丞為正六品，作為南京太僕寺寺丞的歸有光恐怕只能用五品以下官員所用的木笏了。
清朝代明後，沒有保留官員持笏面君的禮制，笏作為朝堂禮儀用具從此消失於歷史。不過，以笏代指官員、仕途的文化傳統卻保留了下去，滿床疊笏、一門百笏、袍笏登場這些成語依然流傳於世，為後人記錄著笏這一器物曾經的輝煌。
清朝官員不用笏
法壇上的朝禮尊神
二十五朝歲月點撥而過，關於笏的歷史卻只說了一半。在中國歷史中，笏不僅曾在廟堂中流轉於公卿掌間，更在道教中走上法壇，成為道士仙家手中的常見法器。
與歸有光祖母的笏不同，道教中的笏又稱圭簡、朝簡、朝板、奏板等，道士朝拜時往往兩手恭執，以表示對神靈的尊敬。這似乎令人費解：本應悠哉遊哉的道家人士，為何會鍾情於笏這種具備濃濃世俗色彩的器物？這個問題背後，隱藏著整個道教發展史。
道教法事
早期道教並沒有持笏之禮，道教中的笏也的確源於廟堂。作為典型的多神教，道教在最初其實並不具備“陣容豪華”的神仙譜系。漢朝于吉的《太平經》將道家神靈抽象分為六等，所謂“神人主天，真人主地，仙人主風雨，道人主教化吉凶，聖人主治百姓，賢人輔助聖人理萬民錄也，給助六合之不足也”。張魯的《老子想爾注》則更延續了老子“道常無名”的觀點。然而在南北朝時期，道教的發展卻出現了重大轉折，著名方士陶弘景編制了道教史上第一個神譜《真靈位業圖》，將當時流傳的五百多名天神、地祇、仙真、人鬼等根據世俗“朝位班序”分成了尊卑不同的七階，分別以元始天尊、玄皇大道君、太極金闕帝君、太上老君等為各階主神。
從陶弘景個人觀點來看，《真靈位業圖》凸顯了打壓天師道的傾向，也並未被後世道家完全沿用，但其中“朝位班序”的概念卻為後世所承襲併發揚光大。兩宋以降，廟堂之路不乏“道君皇帝”，奉旨“編排三界聖位”的官員更大有人在，至南宋時期，金允中撰著《上清靈寶大法》四十五卷，列三百六十分位神仙名單，按其性質、品第分為十一品，道教神仙譜系也最終形成。
文 | 江隱龍
《項脊軒志》中，有一個勸學的著名段落：“（大母）自語曰：‘吾家讀書久不效，兒之成，則可待乎！’頃之，持一象笏至，曰：‘此吾祖太常公宣德間執此以朝，他日汝當用之！’”其文大意如下：“（祖母）自言自語地說：‘我們家的人讀書老不見成效，這個孩子的功成名就，總可以期待了吧？’過了一會兒，她拿著一個象牙手板進來，說：‘這是我的祖父太常公在宣德年間拿著上朝用的，以後你一定會用到它。’”
《項脊軒志》是歸有光的散文名篇，整體風格質樸平淡，字裡行間卻將作者對祖母、母親、妻子的思念展現得淋漓盡致。“頃之”一句所描述的，便是歸有光的祖母借用祖上所用的象笏，激勵歸有光苦讀以博取功名的場景。隋朝確立科舉取士之後，中國古代讀書人的功業與學業便捆綁到了一起，歸有光的祖母借祖上的功名勸學，自然不足為奇。不過，祖母所持的象笏卻容易引人遐想——這個象牙手板是何物，為何竟能指代仕途？歸有光年仕途晚達，年過六旬方升為南京太僕寺寺丞，他能夠如其祖上一樣，手持象笏入朝嗎？
這兩個問題的並不好回答，因為它們背後，隱藏笏數千年發展史中的三個側影。
《項脊軒志》：苦痛與親情的讚歌
廟堂裡的朝位班序
歸有光祖母所持的笏，又稱笏板、手板、玉板或朝板，寬泛而言，是朝臣上殿面見君主時所持的器具。《釋名》對笏的解釋如下：“笏，忽也。君有教命，有所啟白，則書其上，備忽忘也。”從中不難看出，笏事實上是一種古老的“備忘錄”。《禮記·玉藻》中對這種“備忘錄”的用法和形制均有詳細記錄：“凡有指畫於君前，用笏造，受命於君前，則書於笏……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此處的“尺”為“周尺”，約合19.7釐米，因此周朝時期的笏長約51釐米、中端寬約6釐米，也的確是便於記事的尺寸了。
笏的起源已不可考。《史記·夏本紀》引鄭玄注云：“曶者，臣見君所秉，書思對命者也，君亦有焉。”這裡的“曶”即通“笏”。史學家多認為笏至少在商朝就已出現，這一推論尚無確實的考古依據，但在紙張尚未問世的歲月中，很難想象除了笏，君主與朝臣議政時還會有其他未被史書所記載的記事工具。
《水滸傳》中的笏
至周朝時，關於笏的禮制已經逐漸成型。比如，周朝要求諸侯上朝需執牙笏，同時還規定了不同等級者需攜帶不同材質的笏，其中“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可也”。從中可以看出，至少從周朝開始，笏便具有了區分等級的功用，不同的材質背後，是持笏者不同的出身地位。
兩漢時期，在造紙工藝不斷改進的衝擊下，笏作為記事工具的功用受到了極大衝擊。然而，從周朝到秦漢，近千年的歷史已經讓官員們習慣了笏的存在，於是笏反而在記事工具革新的衝擊中煥發新生，剝離了“書其上，備忽忘”的原始功用，轉而成為單純的“朝位班序”的象徵。
從《唐會要·輿服志》的記載中可以看出笏的生命力：“五品以上執象牙笏，以下執竹木簡。舊制三品以下前挫後直，五品以上，前挫後屈。武德以來，一例上圓下方。”五品官銜，從此成為笏材質的分界線。自唐以降，官員朝服開始依品銜區分不同顏色，大體為三品官以上服紫色，五品官以上服緋色，七品官以上服綠色，九品官以上服碧色。這一傳統由兩宋所承襲，而官員所持之笏也便與朝服顏色相對應，服緋色公服者用象牙為笏，服綠色公服者用槐木為笏。唐宋兩朝，官員出席重要場合均需撫摩笏，以便於禮官安排相應的位次及自此間相互辨認——從周至宋兩千餘年過去，“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的傳統在王朝的更迭中不僅未見消退，反而愈見精細。
唐朝官服與笏
明朝在承襲唐宋禮制的基礎上再次對持笏之禮進行了細微修改。據張自烈撰《正字通》所載：“明制，笏，四品以上用象牙，五品以下用木。”唐朝以五品為界的傳統在此上調至四品，這背後或許也有象牙愈加珍貴的現實。由此歸有光是否有資格手持象笏入朝的問題得到了解決：明代各寺寺丞為正六品，作為南京太僕寺寺丞的歸有光恐怕只能用五品以下官員所用的木笏了。
清朝代明後，沒有保留官員持笏面君的禮制，笏作為朝堂禮儀用具從此消失於歷史。不過，以笏代指官員、仕途的文化傳統卻保留了下去，滿床疊笏、一門百笏、袍笏登場這些成語依然流傳於世，為後人記錄著笏這一器物曾經的輝煌。
清朝官員不用笏
法壇上的朝禮尊神
二十五朝歲月點撥而過，關於笏的歷史卻只說了一半。在中國歷史中，笏不僅曾在廟堂中流轉於公卿掌間，更在道教中走上法壇，成為道士仙家手中的常見法器。
與歸有光祖母的笏不同，道教中的笏又稱圭簡、朝簡、朝板、奏板等，道士朝拜時往往兩手恭執，以表示對神靈的尊敬。這似乎令人費解：本應悠哉遊哉的道家人士，為何會鍾情於笏這種具備濃濃世俗色彩的器物？這個問題背後，隱藏著整個道教發展史。
道教法事
早期道教並沒有持笏之禮，道教中的笏也的確源於廟堂。作為典型的多神教，道教在最初其實並不具備“陣容豪華”的神仙譜系。漢朝于吉的《太平經》將道家神靈抽象分為六等，所謂“神人主天，真人主地，仙人主風雨，道人主教化吉凶，聖人主治百姓，賢人輔助聖人理萬民錄也，給助六合之不足也”。張魯的《老子想爾注》則更延續了老子“道常無名”的觀點。然而在南北朝時期，道教的發展卻出現了重大轉折，著名方士陶弘景編制了道教史上第一個神譜《真靈位業圖》，將當時流傳的五百多名天神、地祇、仙真、人鬼等根據世俗“朝位班序”分成了尊卑不同的七階，分別以元始天尊、玄皇大道君、太極金闕帝君、太上老君等為各階主神。
從陶弘景個人觀點來看，《真靈位業圖》凸顯了打壓天師道的傾向，也並未被後世道家完全沿用，但其中“朝位班序”的概念卻為後世所承襲併發揚光大。兩宋以降，廟堂之路不乏“道君皇帝”，奉旨“編排三界聖位”的官員更大有人在，至南宋時期，金允中撰著《上清靈寶大法》四十五卷，列三百六十分位神仙名單，按其性質、品第分為十一品，道教神仙譜系也最終形成。
《真靈位業圖》
道教神仙譜系的制定離不開廟堂之力，而作為“朝位班序”象徵的笏在被道教所接受也就不奇怪了。相比於神仙譜系的等級森嚴，道教文獻卻並未對笏的材質進行明確規定，唯玉笏多為神靈所用。道士持笏之禮與朝臣持笏相同，均是兩手握持笏板下沿，置於胸前，而令兩肘自然垂下——官員如此自然是以示對君主的尊重，以彰顯龍威；道士如此則能預防口中穢氣衝犯香爐煙氣，以冒犯天顏。同時，雙手持笏也可以規範道士儀態，讓道眾在朝禮尊神時維持虔敬之心。
除了作為禮器，笏同時也演化成為道教常見的法器。有些道士會在笏上刻上符籙咒語、北斗七星等符號做法，這些笏與桃木劍、如意、天蓬尺等法器一樣，成為古人祛魅辟邪的利器。當然，笏也不僅流傳於凡間的道士——仙班之中，也不乏有神靈持笏，除著名的莫過於八仙中的曹國舅和鍾馗。
曹國舅本是宋仁宗趙禎的大國舅，由鍾離權、呂洞賓共同度化成仙，出身皇親國戚的曹國舅成仙后依然身著冠袍玉帶、手持玉笏；而鍾馗在民間傳說中“獲貢士首狀元不及”，也與官員頗有些淵源，鍾馗執笏迎福的形象，到底還是與廟堂有幾分瓜葛。
文 | 江隱龍
《項脊軒志》中，有一個勸學的著名段落：“（大母）自語曰：‘吾家讀書久不效，兒之成，則可待乎！’頃之，持一象笏至，曰：‘此吾祖太常公宣德間執此以朝，他日汝當用之！’”其文大意如下：“（祖母）自言自語地說：‘我們家的人讀書老不見成效，這個孩子的功成名就，總可以期待了吧？’過了一會兒，她拿著一個象牙手板進來，說：‘這是我的祖父太常公在宣德年間拿著上朝用的，以後你一定會用到它。’”
《項脊軒志》是歸有光的散文名篇，整體風格質樸平淡，字裡行間卻將作者對祖母、母親、妻子的思念展現得淋漓盡致。“頃之”一句所描述的，便是歸有光的祖母借用祖上所用的象笏，激勵歸有光苦讀以博取功名的場景。隋朝確立科舉取士之後，中國古代讀書人的功業與學業便捆綁到了一起，歸有光的祖母借祖上的功名勸學，自然不足為奇。不過，祖母所持的象笏卻容易引人遐想——這個象牙手板是何物，為何竟能指代仕途？歸有光年仕途晚達，年過六旬方升為南京太僕寺寺丞，他能夠如其祖上一樣，手持象笏入朝嗎？
這兩個問題的並不好回答，因為它們背後，隱藏笏數千年發展史中的三個側影。
《項脊軒志》：苦痛與親情的讚歌
廟堂裡的朝位班序
歸有光祖母所持的笏，又稱笏板、手板、玉板或朝板，寬泛而言，是朝臣上殿面見君主時所持的器具。《釋名》對笏的解釋如下：“笏，忽也。君有教命，有所啟白，則書其上，備忽忘也。”從中不難看出，笏事實上是一種古老的“備忘錄”。《禮記·玉藻》中對這種“備忘錄”的用法和形制均有詳細記錄：“凡有指畫於君前，用笏造，受命於君前，則書於笏……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此處的“尺”為“周尺”，約合19.7釐米，因此周朝時期的笏長約51釐米、中端寬約6釐米，也的確是便於記事的尺寸了。
笏的起源已不可考。《史記·夏本紀》引鄭玄注云：“曶者，臣見君所秉，書思對命者也，君亦有焉。”這裡的“曶”即通“笏”。史學家多認為笏至少在商朝就已出現，這一推論尚無確實的考古依據，但在紙張尚未問世的歲月中，很難想象除了笏，君主與朝臣議政時還會有其他未被史書所記載的記事工具。
《水滸傳》中的笏
至周朝時，關於笏的禮制已經逐漸成型。比如，周朝要求諸侯上朝需執牙笏，同時還規定了不同等級者需攜帶不同材質的笏，其中“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可也”。從中可以看出，至少從周朝開始，笏便具有了區分等級的功用，不同的材質背後，是持笏者不同的出身地位。
兩漢時期，在造紙工藝不斷改進的衝擊下，笏作為記事工具的功用受到了極大衝擊。然而，從周朝到秦漢，近千年的歷史已經讓官員們習慣了笏的存在，於是笏反而在記事工具革新的衝擊中煥發新生，剝離了“書其上，備忽忘”的原始功用，轉而成為單純的“朝位班序”的象徵。
從《唐會要·輿服志》的記載中可以看出笏的生命力：“五品以上執象牙笏，以下執竹木簡。舊制三品以下前挫後直，五品以上，前挫後屈。武德以來，一例上圓下方。”五品官銜，從此成為笏材質的分界線。自唐以降，官員朝服開始依品銜區分不同顏色，大體為三品官以上服紫色，五品官以上服緋色，七品官以上服綠色，九品官以上服碧色。這一傳統由兩宋所承襲，而官員所持之笏也便與朝服顏色相對應，服緋色公服者用象牙為笏，服綠色公服者用槐木為笏。唐宋兩朝，官員出席重要場合均需撫摩笏，以便於禮官安排相應的位次及自此間相互辨認——從周至宋兩千餘年過去，“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的傳統在王朝的更迭中不僅未見消退，反而愈見精細。
唐朝官服與笏
明朝在承襲唐宋禮制的基礎上再次對持笏之禮進行了細微修改。據張自烈撰《正字通》所載：“明制，笏，四品以上用象牙，五品以下用木。”唐朝以五品為界的傳統在此上調至四品，這背後或許也有象牙愈加珍貴的現實。由此歸有光是否有資格手持象笏入朝的問題得到了解決：明代各寺寺丞為正六品，作為南京太僕寺寺丞的歸有光恐怕只能用五品以下官員所用的木笏了。
清朝代明後，沒有保留官員持笏面君的禮制，笏作為朝堂禮儀用具從此消失於歷史。不過，以笏代指官員、仕途的文化傳統卻保留了下去，滿床疊笏、一門百笏、袍笏登場這些成語依然流傳於世，為後人記錄著笏這一器物曾經的輝煌。
清朝官員不用笏
法壇上的朝禮尊神
二十五朝歲月點撥而過，關於笏的歷史卻只說了一半。在中國歷史中，笏不僅曾在廟堂中流轉於公卿掌間，更在道教中走上法壇，成為道士仙家手中的常見法器。
與歸有光祖母的笏不同，道教中的笏又稱圭簡、朝簡、朝板、奏板等，道士朝拜時往往兩手恭執，以表示對神靈的尊敬。這似乎令人費解：本應悠哉遊哉的道家人士，為何會鍾情於笏這種具備濃濃世俗色彩的器物？這個問題背後，隱藏著整個道教發展史。
道教法事
早期道教並沒有持笏之禮，道教中的笏也的確源於廟堂。作為典型的多神教，道教在最初其實並不具備“陣容豪華”的神仙譜系。漢朝于吉的《太平經》將道家神靈抽象分為六等，所謂“神人主天，真人主地，仙人主風雨，道人主教化吉凶，聖人主治百姓，賢人輔助聖人理萬民錄也，給助六合之不足也”。張魯的《老子想爾注》則更延續了老子“道常無名”的觀點。然而在南北朝時期，道教的發展卻出現了重大轉折，著名方士陶弘景編制了道教史上第一個神譜《真靈位業圖》，將當時流傳的五百多名天神、地祇、仙真、人鬼等根據世俗“朝位班序”分成了尊卑不同的七階，分別以元始天尊、玄皇大道君、太極金闕帝君、太上老君等為各階主神。
從陶弘景個人觀點來看，《真靈位業圖》凸顯了打壓天師道的傾向，也並未被後世道家完全沿用，但其中“朝位班序”的概念卻為後世所承襲併發揚光大。兩宋以降，廟堂之路不乏“道君皇帝”，奉旨“編排三界聖位”的官員更大有人在，至南宋時期，金允中撰著《上清靈寶大法》四十五卷，列三百六十分位神仙名單，按其性質、品第分為十一品，道教神仙譜系也最終形成。
《真靈位業圖》
道教神仙譜系的制定離不開廟堂之力，而作為“朝位班序”象徵的笏在被道教所接受也就不奇怪了。相比於神仙譜系的等級森嚴，道教文獻卻並未對笏的材質進行明確規定，唯玉笏多為神靈所用。道士持笏之禮與朝臣持笏相同，均是兩手握持笏板下沿，置於胸前，而令兩肘自然垂下——官員如此自然是以示對君主的尊重，以彰顯龍威；道士如此則能預防口中穢氣衝犯香爐煙氣，以冒犯天顏。同時，雙手持笏也可以規範道士儀態，讓道眾在朝禮尊神時維持虔敬之心。
除了作為禮器，笏同時也演化成為道教常見的法器。有些道士會在笏上刻上符籙咒語、北斗七星等符號做法，這些笏與桃木劍、如意、天蓬尺等法器一樣，成為古人祛魅辟邪的利器。當然，笏也不僅流傳於凡間的道士——仙班之中，也不乏有神靈持笏，除著名的莫過於八仙中的曹國舅和鍾馗。
曹國舅本是宋仁宗趙禎的大國舅，由鍾離權、呂洞賓共同度化成仙，出身皇親國戚的曹國舅成仙后依然身著冠袍玉帶、手持玉笏；而鍾馗在民間傳說中“獲貢士首狀元不及”，也與官員頗有些淵源，鍾馗執笏迎福的形象，到底還是與廟堂有幾分瓜葛。
曹國舅
書本中的軼事趣聞
如果說廟堂與法壇分別盛載著笏發展史的兩個側面，那在文化層面，這兩個側面將孕育出更多軼事趣聞。
中國古典文學“四大名著”，便均或直接或間接地出現了笏的身影。《紅樓夢》第一回，甄士隱所作《好了歌解》首句便是“陋室空堂，當年笏滿床”。“當年笏滿床”取典於《舊唐書·崔義元傳》：“開元中，神慶子琳等皆至大官，群從數十人，趨奏省闥。每歲時家宴，組佩輝映，以一榻置笏，重迭於其上。”曹雪芹藉此明喻賈王史薛四大家族鼎盛與衰敗，笏與詩中的紗帽、紫蟒一道成了官位仕途的代名詞。跳出《紅樓夢》的內容，《紅樓夢》評批家除脂硯齋外便是畸笏叟——這三個字也讓人懷疑其是不是明朝遺臣，故而在清朝以“畸笏”自嘲。
文 | 江隱龍
《項脊軒志》中，有一個勸學的著名段落：“（大母）自語曰：‘吾家讀書久不效，兒之成，則可待乎！’頃之，持一象笏至，曰：‘此吾祖太常公宣德間執此以朝，他日汝當用之！’”其文大意如下：“（祖母）自言自語地說：‘我們家的人讀書老不見成效，這個孩子的功成名就，總可以期待了吧？’過了一會兒，她拿著一個象牙手板進來，說：‘這是我的祖父太常公在宣德年間拿著上朝用的，以後你一定會用到它。’”
《項脊軒志》是歸有光的散文名篇，整體風格質樸平淡，字裡行間卻將作者對祖母、母親、妻子的思念展現得淋漓盡致。“頃之”一句所描述的，便是歸有光的祖母借用祖上所用的象笏，激勵歸有光苦讀以博取功名的場景。隋朝確立科舉取士之後，中國古代讀書人的功業與學業便捆綁到了一起，歸有光的祖母借祖上的功名勸學，自然不足為奇。不過，祖母所持的象笏卻容易引人遐想——這個象牙手板是何物，為何竟能指代仕途？歸有光年仕途晚達，年過六旬方升為南京太僕寺寺丞，他能夠如其祖上一樣，手持象笏入朝嗎？
這兩個問題的並不好回答，因為它們背後，隱藏笏數千年發展史中的三個側影。
《項脊軒志》：苦痛與親情的讚歌
廟堂裡的朝位班序
歸有光祖母所持的笏，又稱笏板、手板、玉板或朝板，寬泛而言，是朝臣上殿面見君主時所持的器具。《釋名》對笏的解釋如下：“笏，忽也。君有教命，有所啟白，則書其上，備忽忘也。”從中不難看出，笏事實上是一種古老的“備忘錄”。《禮記·玉藻》中對這種“備忘錄”的用法和形制均有詳細記錄：“凡有指畫於君前，用笏造，受命於君前，則書於笏……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此處的“尺”為“周尺”，約合19.7釐米，因此周朝時期的笏長約51釐米、中端寬約6釐米，也的確是便於記事的尺寸了。
笏的起源已不可考。《史記·夏本紀》引鄭玄注云：“曶者，臣見君所秉，書思對命者也，君亦有焉。”這裡的“曶”即通“笏”。史學家多認為笏至少在商朝就已出現，這一推論尚無確實的考古依據，但在紙張尚未問世的歲月中，很難想象除了笏，君主與朝臣議政時還會有其他未被史書所記載的記事工具。
《水滸傳》中的笏
至周朝時，關於笏的禮制已經逐漸成型。比如，周朝要求諸侯上朝需執牙笏，同時還規定了不同等級者需攜帶不同材質的笏，其中“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可也”。從中可以看出，至少從周朝開始，笏便具有了區分等級的功用，不同的材質背後，是持笏者不同的出身地位。
兩漢時期，在造紙工藝不斷改進的衝擊下，笏作為記事工具的功用受到了極大衝擊。然而，從周朝到秦漢，近千年的歷史已經讓官員們習慣了笏的存在，於是笏反而在記事工具革新的衝擊中煥發新生，剝離了“書其上，備忽忘”的原始功用，轉而成為單純的“朝位班序”的象徵。
從《唐會要·輿服志》的記載中可以看出笏的生命力：“五品以上執象牙笏，以下執竹木簡。舊制三品以下前挫後直，五品以上，前挫後屈。武德以來，一例上圓下方。”五品官銜，從此成為笏材質的分界線。自唐以降，官員朝服開始依品銜區分不同顏色，大體為三品官以上服紫色，五品官以上服緋色，七品官以上服綠色，九品官以上服碧色。這一傳統由兩宋所承襲，而官員所持之笏也便與朝服顏色相對應，服緋色公服者用象牙為笏，服綠色公服者用槐木為笏。唐宋兩朝，官員出席重要場合均需撫摩笏，以便於禮官安排相應的位次及自此間相互辨認——從周至宋兩千餘年過去，“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的傳統在王朝的更迭中不僅未見消退，反而愈見精細。
唐朝官服與笏
明朝在承襲唐宋禮制的基礎上再次對持笏之禮進行了細微修改。據張自烈撰《正字通》所載：“明制，笏，四品以上用象牙，五品以下用木。”唐朝以五品為界的傳統在此上調至四品，這背後或許也有象牙愈加珍貴的現實。由此歸有光是否有資格手持象笏入朝的問題得到了解決：明代各寺寺丞為正六品，作為南京太僕寺寺丞的歸有光恐怕只能用五品以下官員所用的木笏了。
清朝代明後，沒有保留官員持笏面君的禮制，笏作為朝堂禮儀用具從此消失於歷史。不過，以笏代指官員、仕途的文化傳統卻保留了下去，滿床疊笏、一門百笏、袍笏登場這些成語依然流傳於世，為後人記錄著笏這一器物曾經的輝煌。
清朝官員不用笏
法壇上的朝禮尊神
二十五朝歲月點撥而過，關於笏的歷史卻只說了一半。在中國歷史中，笏不僅曾在廟堂中流轉於公卿掌間，更在道教中走上法壇，成為道士仙家手中的常見法器。
與歸有光祖母的笏不同，道教中的笏又稱圭簡、朝簡、朝板、奏板等，道士朝拜時往往兩手恭執，以表示對神靈的尊敬。這似乎令人費解：本應悠哉遊哉的道家人士，為何會鍾情於笏這種具備濃濃世俗色彩的器物？這個問題背後，隱藏著整個道教發展史。
道教法事
早期道教並沒有持笏之禮，道教中的笏也的確源於廟堂。作為典型的多神教，道教在最初其實並不具備“陣容豪華”的神仙譜系。漢朝于吉的《太平經》將道家神靈抽象分為六等，所謂“神人主天，真人主地，仙人主風雨，道人主教化吉凶，聖人主治百姓，賢人輔助聖人理萬民錄也，給助六合之不足也”。張魯的《老子想爾注》則更延續了老子“道常無名”的觀點。然而在南北朝時期，道教的發展卻出現了重大轉折，著名方士陶弘景編制了道教史上第一個神譜《真靈位業圖》，將當時流傳的五百多名天神、地祇、仙真、人鬼等根據世俗“朝位班序”分成了尊卑不同的七階，分別以元始天尊、玄皇大道君、太極金闕帝君、太上老君等為各階主神。
從陶弘景個人觀點來看，《真靈位業圖》凸顯了打壓天師道的傾向，也並未被後世道家完全沿用，但其中“朝位班序”的概念卻為後世所承襲併發揚光大。兩宋以降，廟堂之路不乏“道君皇帝”，奉旨“編排三界聖位”的官員更大有人在，至南宋時期，金允中撰著《上清靈寶大法》四十五卷，列三百六十分位神仙名單，按其性質、品第分為十一品，道教神仙譜系也最終形成。
《真靈位業圖》
道教神仙譜系的制定離不開廟堂之力，而作為“朝位班序”象徵的笏在被道教所接受也就不奇怪了。相比於神仙譜系的等級森嚴，道教文獻卻並未對笏的材質進行明確規定，唯玉笏多為神靈所用。道士持笏之禮與朝臣持笏相同，均是兩手握持笏板下沿，置於胸前，而令兩肘自然垂下——官員如此自然是以示對君主的尊重，以彰顯龍威；道士如此則能預防口中穢氣衝犯香爐煙氣，以冒犯天顏。同時，雙手持笏也可以規範道士儀態，讓道眾在朝禮尊神時維持虔敬之心。
除了作為禮器，笏同時也演化成為道教常見的法器。有些道士會在笏上刻上符籙咒語、北斗七星等符號做法，這些笏與桃木劍、如意、天蓬尺等法器一樣，成為古人祛魅辟邪的利器。當然，笏也不僅流傳於凡間的道士——仙班之中，也不乏有神靈持笏，除著名的莫過於八仙中的曹國舅和鍾馗。
曹國舅本是宋仁宗趙禎的大國舅，由鍾離權、呂洞賓共同度化成仙，出身皇親國戚的曹國舅成仙后依然身著冠袍玉帶、手持玉笏；而鍾馗在民間傳說中“獲貢士首狀元不及”，也與官員頗有些淵源，鍾馗執笏迎福的形象，到底還是與廟堂有幾分瓜葛。
曹國舅
書本中的軼事趣聞
如果說廟堂與法壇分別盛載著笏發展史的兩個側面，那在文化層面，這兩個側面將孕育出更多軼事趣聞。
中國古典文學“四大名著”，便均或直接或間接地出現了笏的身影。《紅樓夢》第一回，甄士隱所作《好了歌解》首句便是“陋室空堂，當年笏滿床”。“當年笏滿床”取典於《舊唐書·崔義元傳》：“開元中，神慶子琳等皆至大官，群從數十人，趨奏省闥。每歲時家宴，組佩輝映，以一榻置笏，重迭於其上。”曹雪芹藉此明喻賈王史薛四大家族鼎盛與衰敗，笏與詩中的紗帽、紫蟒一道成了官位仕途的代名詞。跳出《紅樓夢》的內容，《紅樓夢》評批家除脂硯齋外便是畸笏叟——這三個字也讓人懷疑其是不是明朝遺臣，故而在清朝以“畸笏”自嘲。
畸笏叟評石頭記
《水滸傳》和《西遊記》中的笏則有著濃濃的宗教色彩。《水滸傳》第四十二回“還道村受三卷天書 宋公明遇九天玄女”中，宋江抬頭舒眼望見九天玄女，玄女兩旁的青衣女童便是“持笏捧圭”。《西遊記》中，酆都判官崔珪、昴日星官、地府的各陰君均持笏。兩書背後的道教傳統，不言而喻。
相比之下，《三國演義》中沒有出現笏，但卻在曹操受九錫中出現了圭。對於這一玉器，《說文》記：“剡上為圭，半圭為璋。”圭是一種上部尖銳下端平直的片狀玉器，始見於商朝而盛行於周朝，是朝覲時標明等級身份重要器物。從其定義來看，圭的功用與脫離了記事工具的笏完全吻合，其形制也相似，故在後世圭與玉笏已常相混淆。帝王所用玉笏應為珽，《說文》中有釋：“珽，大圭，長三尺。”《禮記·玉藻》中亦有言：“天子搢珽方正於天下也，即考工玉人之大圭。”故而珽、大圭、玉笏可視為同一器物，如此說來，“四大名著”便可謂書書有笏了。
文 | 江隱龍
《項脊軒志》中，有一個勸學的著名段落：“（大母）自語曰：‘吾家讀書久不效，兒之成，則可待乎！’頃之，持一象笏至，曰：‘此吾祖太常公宣德間執此以朝，他日汝當用之！’”其文大意如下：“（祖母）自言自語地說：‘我們家的人讀書老不見成效，這個孩子的功成名就，總可以期待了吧？’過了一會兒，她拿著一個象牙手板進來，說：‘這是我的祖父太常公在宣德年間拿著上朝用的，以後你一定會用到它。’”
《項脊軒志》是歸有光的散文名篇，整體風格質樸平淡，字裡行間卻將作者對祖母、母親、妻子的思念展現得淋漓盡致。“頃之”一句所描述的，便是歸有光的祖母借用祖上所用的象笏，激勵歸有光苦讀以博取功名的場景。隋朝確立科舉取士之後，中國古代讀書人的功業與學業便捆綁到了一起，歸有光的祖母借祖上的功名勸學，自然不足為奇。不過，祖母所持的象笏卻容易引人遐想——這個象牙手板是何物，為何竟能指代仕途？歸有光年仕途晚達，年過六旬方升為南京太僕寺寺丞，他能夠如其祖上一樣，手持象笏入朝嗎？
這兩個問題的並不好回答，因為它們背後，隱藏笏數千年發展史中的三個側影。
《項脊軒志》：苦痛與親情的讚歌
廟堂裡的朝位班序
歸有光祖母所持的笏，又稱笏板、手板、玉板或朝板，寬泛而言，是朝臣上殿面見君主時所持的器具。《釋名》對笏的解釋如下：“笏，忽也。君有教命，有所啟白，則書其上，備忽忘也。”從中不難看出，笏事實上是一種古老的“備忘錄”。《禮記·玉藻》中對這種“備忘錄”的用法和形制均有詳細記錄：“凡有指畫於君前，用笏造，受命於君前，則書於笏……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此處的“尺”為“周尺”，約合19.7釐米，因此周朝時期的笏長約51釐米、中端寬約6釐米，也的確是便於記事的尺寸了。
笏的起源已不可考。《史記·夏本紀》引鄭玄注云：“曶者，臣見君所秉，書思對命者也，君亦有焉。”這裡的“曶”即通“笏”。史學家多認為笏至少在商朝就已出現，這一推論尚無確實的考古依據，但在紙張尚未問世的歲月中，很難想象除了笏，君主與朝臣議政時還會有其他未被史書所記載的記事工具。
《水滸傳》中的笏
至周朝時，關於笏的禮制已經逐漸成型。比如，周朝要求諸侯上朝需執牙笏，同時還規定了不同等級者需攜帶不同材質的笏，其中“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可也”。從中可以看出，至少從周朝開始，笏便具有了區分等級的功用，不同的材質背後，是持笏者不同的出身地位。
兩漢時期，在造紙工藝不斷改進的衝擊下，笏作為記事工具的功用受到了極大衝擊。然而，從周朝到秦漢，近千年的歷史已經讓官員們習慣了笏的存在，於是笏反而在記事工具革新的衝擊中煥發新生，剝離了“書其上，備忽忘”的原始功用，轉而成為單純的“朝位班序”的象徵。
從《唐會要·輿服志》的記載中可以看出笏的生命力：“五品以上執象牙笏，以下執竹木簡。舊制三品以下前挫後直，五品以上，前挫後屈。武德以來，一例上圓下方。”五品官銜，從此成為笏材質的分界線。自唐以降，官員朝服開始依品銜區分不同顏色，大體為三品官以上服紫色，五品官以上服緋色，七品官以上服綠色，九品官以上服碧色。這一傳統由兩宋所承襲，而官員所持之笏也便與朝服顏色相對應，服緋色公服者用象牙為笏，服綠色公服者用槐木為笏。唐宋兩朝，官員出席重要場合均需撫摩笏，以便於禮官安排相應的位次及自此間相互辨認——從周至宋兩千餘年過去，“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的傳統在王朝的更迭中不僅未見消退，反而愈見精細。
唐朝官服與笏
明朝在承襲唐宋禮制的基礎上再次對持笏之禮進行了細微修改。據張自烈撰《正字通》所載：“明制，笏，四品以上用象牙，五品以下用木。”唐朝以五品為界的傳統在此上調至四品，這背後或許也有象牙愈加珍貴的現實。由此歸有光是否有資格手持象笏入朝的問題得到了解決：明代各寺寺丞為正六品，作為南京太僕寺寺丞的歸有光恐怕只能用五品以下官員所用的木笏了。
清朝代明後，沒有保留官員持笏面君的禮制，笏作為朝堂禮儀用具從此消失於歷史。不過，以笏代指官員、仕途的文化傳統卻保留了下去，滿床疊笏、一門百笏、袍笏登場這些成語依然流傳於世，為後人記錄著笏這一器物曾經的輝煌。
清朝官員不用笏
法壇上的朝禮尊神
二十五朝歲月點撥而過，關於笏的歷史卻只說了一半。在中國歷史中，笏不僅曾在廟堂中流轉於公卿掌間，更在道教中走上法壇，成為道士仙家手中的常見法器。
與歸有光祖母的笏不同，道教中的笏又稱圭簡、朝簡、朝板、奏板等，道士朝拜時往往兩手恭執，以表示對神靈的尊敬。這似乎令人費解：本應悠哉遊哉的道家人士，為何會鍾情於笏這種具備濃濃世俗色彩的器物？這個問題背後，隱藏著整個道教發展史。
道教法事
早期道教並沒有持笏之禮，道教中的笏也的確源於廟堂。作為典型的多神教，道教在最初其實並不具備“陣容豪華”的神仙譜系。漢朝于吉的《太平經》將道家神靈抽象分為六等，所謂“神人主天，真人主地，仙人主風雨，道人主教化吉凶，聖人主治百姓，賢人輔助聖人理萬民錄也，給助六合之不足也”。張魯的《老子想爾注》則更延續了老子“道常無名”的觀點。然而在南北朝時期，道教的發展卻出現了重大轉折，著名方士陶弘景編制了道教史上第一個神譜《真靈位業圖》，將當時流傳的五百多名天神、地祇、仙真、人鬼等根據世俗“朝位班序”分成了尊卑不同的七階，分別以元始天尊、玄皇大道君、太極金闕帝君、太上老君等為各階主神。
從陶弘景個人觀點來看，《真靈位業圖》凸顯了打壓天師道的傾向，也並未被後世道家完全沿用，但其中“朝位班序”的概念卻為後世所承襲併發揚光大。兩宋以降，廟堂之路不乏“道君皇帝”，奉旨“編排三界聖位”的官員更大有人在，至南宋時期，金允中撰著《上清靈寶大法》四十五卷，列三百六十分位神仙名單，按其性質、品第分為十一品，道教神仙譜系也最終形成。
《真靈位業圖》
道教神仙譜系的制定離不開廟堂之力，而作為“朝位班序”象徵的笏在被道教所接受也就不奇怪了。相比於神仙譜系的等級森嚴，道教文獻卻並未對笏的材質進行明確規定，唯玉笏多為神靈所用。道士持笏之禮與朝臣持笏相同，均是兩手握持笏板下沿，置於胸前，而令兩肘自然垂下——官員如此自然是以示對君主的尊重，以彰顯龍威；道士如此則能預防口中穢氣衝犯香爐煙氣，以冒犯天顏。同時，雙手持笏也可以規範道士儀態，讓道眾在朝禮尊神時維持虔敬之心。
除了作為禮器，笏同時也演化成為道教常見的法器。有些道士會在笏上刻上符籙咒語、北斗七星等符號做法，這些笏與桃木劍、如意、天蓬尺等法器一樣，成為古人祛魅辟邪的利器。當然，笏也不僅流傳於凡間的道士——仙班之中，也不乏有神靈持笏，除著名的莫過於八仙中的曹國舅和鍾馗。
曹國舅本是宋仁宗趙禎的大國舅，由鍾離權、呂洞賓共同度化成仙，出身皇親國戚的曹國舅成仙后依然身著冠袍玉帶、手持玉笏；而鍾馗在民間傳說中“獲貢士首狀元不及”，也與官員頗有些淵源，鍾馗執笏迎福的形象，到底還是與廟堂有幾分瓜葛。
曹國舅
書本中的軼事趣聞
如果說廟堂與法壇分別盛載著笏發展史的兩個側面，那在文化層面，這兩個側面將孕育出更多軼事趣聞。
中國古典文學“四大名著”，便均或直接或間接地出現了笏的身影。《紅樓夢》第一回，甄士隱所作《好了歌解》首句便是“陋室空堂，當年笏滿床”。“當年笏滿床”取典於《舊唐書·崔義元傳》：“開元中，神慶子琳等皆至大官，群從數十人，趨奏省闥。每歲時家宴，組佩輝映，以一榻置笏，重迭於其上。”曹雪芹藉此明喻賈王史薛四大家族鼎盛與衰敗，笏與詩中的紗帽、紫蟒一道成了官位仕途的代名詞。跳出《紅樓夢》的內容，《紅樓夢》評批家除脂硯齋外便是畸笏叟——這三個字也讓人懷疑其是不是明朝遺臣，故而在清朝以“畸笏”自嘲。
畸笏叟評石頭記
《水滸傳》和《西遊記》中的笏則有著濃濃的宗教色彩。《水滸傳》第四十二回“還道村受三卷天書 宋公明遇九天玄女”中，宋江抬頭舒眼望見九天玄女，玄女兩旁的青衣女童便是“持笏捧圭”。《西遊記》中，酆都判官崔珪、昴日星官、地府的各陰君均持笏。兩書背後的道教傳統，不言而喻。
相比之下，《三國演義》中沒有出現笏，但卻在曹操受九錫中出現了圭。對於這一玉器，《說文》記：“剡上為圭，半圭為璋。”圭是一種上部尖銳下端平直的片狀玉器，始見於商朝而盛行於周朝，是朝覲時標明等級身份重要器物。從其定義來看，圭的功用與脫離了記事工具的笏完全吻合，其形制也相似，故在後世圭與玉笏已常相混淆。帝王所用玉笏應為珽，《說文》中有釋：“珽，大圭，長三尺。”《禮記·玉藻》中亦有言：“天子搢珽方正於天下也，即考工玉人之大圭。”故而珽、大圭、玉笏可視為同一器物，如此說來，“四大名著”便可謂書書有笏了。
昴日星官
雖然有玉笏的存在，但寬泛而言笏依然是朝臣面君時所持的禮器，其中所帶的不是南面而王而是為人臣子之意。三國鍾會在《與吳主書》中有“執笏之心，載在名策”之語，執笏便是稱臣之意。然而在中國譯者翻譯西方文化元素時，笏卻往往成為君權本身的象徵。
比如拜倫的《海盜生涯》中有此一句：“量一量我們的版圖，看一看我們的家鄉，這全是我們的帝國，它的權力到處通行，我們的旗幟就是王笏，誰碰到都得服從。（Survey our empire, and behold our home! These are our realms, no limits to their sway- Our flag the sceptre all who meet obey.）”又如已經被廢除的正義王笏座（Sceptrum et Manus Iustitiae）和勃蘭登王笏座（Sceptrum Brandenburgicum）。這其中的“sceptre”和“Sceptrum”可以譯為“權杖”，也可以譯為相對古韻的“珽”，相比之下“王笏”一詞便沒有出處。
文 | 江隱龍
《項脊軒志》中，有一個勸學的著名段落：“（大母）自語曰：‘吾家讀書久不效，兒之成，則可待乎！’頃之，持一象笏至，曰：‘此吾祖太常公宣德間執此以朝，他日汝當用之！’”其文大意如下：“（祖母）自言自語地說：‘我們家的人讀書老不見成效，這個孩子的功成名就，總可以期待了吧？’過了一會兒，她拿著一個象牙手板進來，說：‘這是我的祖父太常公在宣德年間拿著上朝用的，以後你一定會用到它。’”
《項脊軒志》是歸有光的散文名篇，整體風格質樸平淡，字裡行間卻將作者對祖母、母親、妻子的思念展現得淋漓盡致。“頃之”一句所描述的，便是歸有光的祖母借用祖上所用的象笏，激勵歸有光苦讀以博取功名的場景。隋朝確立科舉取士之後，中國古代讀書人的功業與學業便捆綁到了一起，歸有光的祖母借祖上的功名勸學，自然不足為奇。不過，祖母所持的象笏卻容易引人遐想——這個象牙手板是何物，為何竟能指代仕途？歸有光年仕途晚達，年過六旬方升為南京太僕寺寺丞，他能夠如其祖上一樣，手持象笏入朝嗎？
這兩個問題的並不好回答，因為它們背後，隱藏笏數千年發展史中的三個側影。
《項脊軒志》：苦痛與親情的讚歌
廟堂裡的朝位班序
歸有光祖母所持的笏，又稱笏板、手板、玉板或朝板，寬泛而言，是朝臣上殿面見君主時所持的器具。《釋名》對笏的解釋如下：“笏，忽也。君有教命，有所啟白，則書其上，備忽忘也。”從中不難看出，笏事實上是一種古老的“備忘錄”。《禮記·玉藻》中對這種“備忘錄”的用法和形制均有詳細記錄：“凡有指畫於君前，用笏造，受命於君前，則書於笏……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此處的“尺”為“周尺”，約合19.7釐米，因此周朝時期的笏長約51釐米、中端寬約6釐米，也的確是便於記事的尺寸了。
笏的起源已不可考。《史記·夏本紀》引鄭玄注云：“曶者，臣見君所秉，書思對命者也，君亦有焉。”這裡的“曶”即通“笏”。史學家多認為笏至少在商朝就已出現，這一推論尚無確實的考古依據，但在紙張尚未問世的歲月中，很難想象除了笏，君主與朝臣議政時還會有其他未被史書所記載的記事工具。
《水滸傳》中的笏
至周朝時，關於笏的禮制已經逐漸成型。比如，周朝要求諸侯上朝需執牙笏，同時還規定了不同等級者需攜帶不同材質的笏，其中“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可也”。從中可以看出，至少從周朝開始，笏便具有了區分等級的功用，不同的材質背後，是持笏者不同的出身地位。
兩漢時期，在造紙工藝不斷改進的衝擊下，笏作為記事工具的功用受到了極大衝擊。然而，從周朝到秦漢，近千年的歷史已經讓官員們習慣了笏的存在，於是笏反而在記事工具革新的衝擊中煥發新生，剝離了“書其上，備忽忘”的原始功用，轉而成為單純的“朝位班序”的象徵。
從《唐會要·輿服志》的記載中可以看出笏的生命力：“五品以上執象牙笏，以下執竹木簡。舊制三品以下前挫後直，五品以上，前挫後屈。武德以來，一例上圓下方。”五品官銜，從此成為笏材質的分界線。自唐以降，官員朝服開始依品銜區分不同顏色，大體為三品官以上服紫色，五品官以上服緋色，七品官以上服綠色，九品官以上服碧色。這一傳統由兩宋所承襲，而官員所持之笏也便與朝服顏色相對應，服緋色公服者用象牙為笏，服綠色公服者用槐木為笏。唐宋兩朝，官員出席重要場合均需撫摩笏，以便於禮官安排相應的位次及自此間相互辨認——從周至宋兩千餘年過去，“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的傳統在王朝的更迭中不僅未見消退，反而愈見精細。
唐朝官服與笏
明朝在承襲唐宋禮制的基礎上再次對持笏之禮進行了細微修改。據張自烈撰《正字通》所載：“明制，笏，四品以上用象牙，五品以下用木。”唐朝以五品為界的傳統在此上調至四品，這背後或許也有象牙愈加珍貴的現實。由此歸有光是否有資格手持象笏入朝的問題得到了解決：明代各寺寺丞為正六品，作為南京太僕寺寺丞的歸有光恐怕只能用五品以下官員所用的木笏了。
清朝代明後，沒有保留官員持笏面君的禮制，笏作為朝堂禮儀用具從此消失於歷史。不過，以笏代指官員、仕途的文化傳統卻保留了下去，滿床疊笏、一門百笏、袍笏登場這些成語依然流傳於世，為後人記錄著笏這一器物曾經的輝煌。
清朝官員不用笏
法壇上的朝禮尊神
二十五朝歲月點撥而過，關於笏的歷史卻只說了一半。在中國歷史中，笏不僅曾在廟堂中流轉於公卿掌間，更在道教中走上法壇，成為道士仙家手中的常見法器。
與歸有光祖母的笏不同，道教中的笏又稱圭簡、朝簡、朝板、奏板等，道士朝拜時往往兩手恭執，以表示對神靈的尊敬。這似乎令人費解：本應悠哉遊哉的道家人士，為何會鍾情於笏這種具備濃濃世俗色彩的器物？這個問題背後，隱藏著整個道教發展史。
道教法事
早期道教並沒有持笏之禮，道教中的笏也的確源於廟堂。作為典型的多神教，道教在最初其實並不具備“陣容豪華”的神仙譜系。漢朝于吉的《太平經》將道家神靈抽象分為六等，所謂“神人主天，真人主地，仙人主風雨，道人主教化吉凶，聖人主治百姓，賢人輔助聖人理萬民錄也，給助六合之不足也”。張魯的《老子想爾注》則更延續了老子“道常無名”的觀點。然而在南北朝時期，道教的發展卻出現了重大轉折，著名方士陶弘景編制了道教史上第一個神譜《真靈位業圖》，將當時流傳的五百多名天神、地祇、仙真、人鬼等根據世俗“朝位班序”分成了尊卑不同的七階，分別以元始天尊、玄皇大道君、太極金闕帝君、太上老君等為各階主神。
從陶弘景個人觀點來看，《真靈位業圖》凸顯了打壓天師道的傾向，也並未被後世道家完全沿用，但其中“朝位班序”的概念卻為後世所承襲併發揚光大。兩宋以降，廟堂之路不乏“道君皇帝”，奉旨“編排三界聖位”的官員更大有人在，至南宋時期，金允中撰著《上清靈寶大法》四十五卷，列三百六十分位神仙名單，按其性質、品第分為十一品，道教神仙譜系也最終形成。
《真靈位業圖》
道教神仙譜系的制定離不開廟堂之力，而作為“朝位班序”象徵的笏在被道教所接受也就不奇怪了。相比於神仙譜系的等級森嚴，道教文獻卻並未對笏的材質進行明確規定，唯玉笏多為神靈所用。道士持笏之禮與朝臣持笏相同，均是兩手握持笏板下沿，置於胸前，而令兩肘自然垂下——官員如此自然是以示對君主的尊重，以彰顯龍威；道士如此則能預防口中穢氣衝犯香爐煙氣，以冒犯天顏。同時，雙手持笏也可以規範道士儀態，讓道眾在朝禮尊神時維持虔敬之心。
除了作為禮器，笏同時也演化成為道教常見的法器。有些道士會在笏上刻上符籙咒語、北斗七星等符號做法，這些笏與桃木劍、如意、天蓬尺等法器一樣，成為古人祛魅辟邪的利器。當然，笏也不僅流傳於凡間的道士——仙班之中，也不乏有神靈持笏，除著名的莫過於八仙中的曹國舅和鍾馗。
曹國舅本是宋仁宗趙禎的大國舅，由鍾離權、呂洞賓共同度化成仙，出身皇親國戚的曹國舅成仙后依然身著冠袍玉帶、手持玉笏；而鍾馗在民間傳說中“獲貢士首狀元不及”，也與官員頗有些淵源，鍾馗執笏迎福的形象，到底還是與廟堂有幾分瓜葛。
曹國舅
書本中的軼事趣聞
如果說廟堂與法壇分別盛載著笏發展史的兩個側面，那在文化層面，這兩個側面將孕育出更多軼事趣聞。
中國古典文學“四大名著”，便均或直接或間接地出現了笏的身影。《紅樓夢》第一回，甄士隱所作《好了歌解》首句便是“陋室空堂，當年笏滿床”。“當年笏滿床”取典於《舊唐書·崔義元傳》：“開元中，神慶子琳等皆至大官，群從數十人，趨奏省闥。每歲時家宴，組佩輝映，以一榻置笏，重迭於其上。”曹雪芹藉此明喻賈王史薛四大家族鼎盛與衰敗，笏與詩中的紗帽、紫蟒一道成了官位仕途的代名詞。跳出《紅樓夢》的內容，《紅樓夢》評批家除脂硯齋外便是畸笏叟——這三個字也讓人懷疑其是不是明朝遺臣，故而在清朝以“畸笏”自嘲。
畸笏叟評石頭記
《水滸傳》和《西遊記》中的笏則有著濃濃的宗教色彩。《水滸傳》第四十二回“還道村受三卷天書 宋公明遇九天玄女”中，宋江抬頭舒眼望見九天玄女，玄女兩旁的青衣女童便是“持笏捧圭”。《西遊記》中，酆都判官崔珪、昴日星官、地府的各陰君均持笏。兩書背後的道教傳統，不言而喻。
相比之下，《三國演義》中沒有出現笏，但卻在曹操受九錫中出現了圭。對於這一玉器，《說文》記：“剡上為圭，半圭為璋。”圭是一種上部尖銳下端平直的片狀玉器，始見於商朝而盛行於周朝，是朝覲時標明等級身份重要器物。從其定義來看，圭的功用與脫離了記事工具的笏完全吻合，其形制也相似，故在後世圭與玉笏已常相混淆。帝王所用玉笏應為珽，《說文》中有釋：“珽，大圭，長三尺。”《禮記·玉藻》中亦有言：“天子搢珽方正於天下也，即考工玉人之大圭。”故而珽、大圭、玉笏可視為同一器物，如此說來，“四大名著”便可謂書書有笏了。
昴日星官
雖然有玉笏的存在，但寬泛而言笏依然是朝臣面君時所持的禮器，其中所帶的不是南面而王而是為人臣子之意。三國鍾會在《與吳主書》中有“執笏之心，載在名策”之語，執笏便是稱臣之意。然而在中國譯者翻譯西方文化元素時，笏卻往往成為君權本身的象徵。
比如拜倫的《海盜生涯》中有此一句：“量一量我們的版圖，看一看我們的家鄉，這全是我們的帝國，它的權力到處通行，我們的旗幟就是王笏，誰碰到都得服從。（Survey our empire, and behold our home! These are our realms, no limits to their sway- Our flag the sceptre all who meet obey.）”又如已經被廢除的正義王笏座（Sceptrum et Manus Iustitiae）和勃蘭登王笏座（Sceptrum Brandenburgicum）。這其中的“sceptre”和“Sceptrum”可以譯為“權杖”，也可以譯為相對古韻的“珽”，相比之下“王笏”一詞便沒有出處。
我們的旗幟就是王笏
更為出名的例子見於吳永泉譯的《回憶蘇格拉底》（色諾芬著），其中有一句蘇格拉底評價雅典政權的名言：“君王和統治者並不是那些擁大權、執王笏的人，也不是那些由群眾選舉出來的人，也不是那些中了籤的人，也不是那些用暴力或者憑欺騙手法取得政權的人，而是那些懂得統治人的人。”同樣，王笏的“真正面貌”，也即是珽。
這些譯文中所體現的或許正是笏一詞在不同歷史語境下其文化內含的漸變。當鍾會寫出“執笏之心”時，笏無疑是臣子的代名詞；而當吳永泉使用“王笏”一詞時，笏背後又添了君王的尊貴。這其中的文化漸變，是不是因為笏於清朝成立後消失，以至於後人對其印象愈加模糊呢？
文 | 江隱龍
《項脊軒志》中，有一個勸學的著名段落：“（大母）自語曰：‘吾家讀書久不效，兒之成，則可待乎！’頃之，持一象笏至，曰：‘此吾祖太常公宣德間執此以朝，他日汝當用之！’”其文大意如下：“（祖母）自言自語地說：‘我們家的人讀書老不見成效，這個孩子的功成名就，總可以期待了吧？’過了一會兒，她拿著一個象牙手板進來，說：‘這是我的祖父太常公在宣德年間拿著上朝用的，以後你一定會用到它。’”
《項脊軒志》是歸有光的散文名篇，整體風格質樸平淡，字裡行間卻將作者對祖母、母親、妻子的思念展現得淋漓盡致。“頃之”一句所描述的，便是歸有光的祖母借用祖上所用的象笏，激勵歸有光苦讀以博取功名的場景。隋朝確立科舉取士之後，中國古代讀書人的功業與學業便捆綁到了一起，歸有光的祖母借祖上的功名勸學，自然不足為奇。不過，祖母所持的象笏卻容易引人遐想——這個象牙手板是何物，為何竟能指代仕途？歸有光年仕途晚達，年過六旬方升為南京太僕寺寺丞，他能夠如其祖上一樣，手持象笏入朝嗎？
這兩個問題的並不好回答，因為它們背後，隱藏笏數千年發展史中的三個側影。
《項脊軒志》：苦痛與親情的讚歌
廟堂裡的朝位班序
歸有光祖母所持的笏，又稱笏板、手板、玉板或朝板，寬泛而言，是朝臣上殿面見君主時所持的器具。《釋名》對笏的解釋如下：“笏，忽也。君有教命，有所啟白，則書其上，備忽忘也。”從中不難看出，笏事實上是一種古老的“備忘錄”。《禮記·玉藻》中對這種“備忘錄”的用法和形制均有詳細記錄：“凡有指畫於君前，用笏造，受命於君前，則書於笏……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此處的“尺”為“周尺”，約合19.7釐米，因此周朝時期的笏長約51釐米、中端寬約6釐米，也的確是便於記事的尺寸了。
笏的起源已不可考。《史記·夏本紀》引鄭玄注云：“曶者，臣見君所秉，書思對命者也，君亦有焉。”這裡的“曶”即通“笏”。史學家多認為笏至少在商朝就已出現，這一推論尚無確實的考古依據，但在紙張尚未問世的歲月中，很難想象除了笏，君主與朝臣議政時還會有其他未被史書所記載的記事工具。
《水滸傳》中的笏
至周朝時，關於笏的禮制已經逐漸成型。比如，周朝要求諸侯上朝需執牙笏，同時還規定了不同等級者需攜帶不同材質的笏，其中“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可也”。從中可以看出，至少從周朝開始，笏便具有了區分等級的功用，不同的材質背後，是持笏者不同的出身地位。
兩漢時期，在造紙工藝不斷改進的衝擊下，笏作為記事工具的功用受到了極大衝擊。然而，從周朝到秦漢，近千年的歷史已經讓官員們習慣了笏的存在，於是笏反而在記事工具革新的衝擊中煥發新生，剝離了“書其上，備忽忘”的原始功用，轉而成為單純的“朝位班序”的象徵。
從《唐會要·輿服志》的記載中可以看出笏的生命力：“五品以上執象牙笏，以下執竹木簡。舊制三品以下前挫後直，五品以上，前挫後屈。武德以來，一例上圓下方。”五品官銜，從此成為笏材質的分界線。自唐以降，官員朝服開始依品銜區分不同顏色，大體為三品官以上服紫色，五品官以上服緋色，七品官以上服綠色，九品官以上服碧色。這一傳統由兩宋所承襲，而官員所持之笏也便與朝服顏色相對應，服緋色公服者用象牙為笏，服綠色公服者用槐木為笏。唐宋兩朝，官員出席重要場合均需撫摩笏，以便於禮官安排相應的位次及自此間相互辨認——從周至宋兩千餘年過去，“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的傳統在王朝的更迭中不僅未見消退，反而愈見精細。
唐朝官服與笏
明朝在承襲唐宋禮制的基礎上再次對持笏之禮進行了細微修改。據張自烈撰《正字通》所載：“明制，笏，四品以上用象牙，五品以下用木。”唐朝以五品為界的傳統在此上調至四品，這背後或許也有象牙愈加珍貴的現實。由此歸有光是否有資格手持象笏入朝的問題得到了解決：明代各寺寺丞為正六品，作為南京太僕寺寺丞的歸有光恐怕只能用五品以下官員所用的木笏了。
清朝代明後，沒有保留官員持笏面君的禮制，笏作為朝堂禮儀用具從此消失於歷史。不過，以笏代指官員、仕途的文化傳統卻保留了下去，滿床疊笏、一門百笏、袍笏登場這些成語依然流傳於世，為後人記錄著笏這一器物曾經的輝煌。
清朝官員不用笏
法壇上的朝禮尊神
二十五朝歲月點撥而過，關於笏的歷史卻只說了一半。在中國歷史中，笏不僅曾在廟堂中流轉於公卿掌間，更在道教中走上法壇，成為道士仙家手中的常見法器。
與歸有光祖母的笏不同，道教中的笏又稱圭簡、朝簡、朝板、奏板等，道士朝拜時往往兩手恭執，以表示對神靈的尊敬。這似乎令人費解：本應悠哉遊哉的道家人士，為何會鍾情於笏這種具備濃濃世俗色彩的器物？這個問題背後，隱藏著整個道教發展史。
道教法事
早期道教並沒有持笏之禮，道教中的笏也的確源於廟堂。作為典型的多神教，道教在最初其實並不具備“陣容豪華”的神仙譜系。漢朝于吉的《太平經》將道家神靈抽象分為六等，所謂“神人主天，真人主地，仙人主風雨，道人主教化吉凶，聖人主治百姓，賢人輔助聖人理萬民錄也，給助六合之不足也”。張魯的《老子想爾注》則更延續了老子“道常無名”的觀點。然而在南北朝時期，道教的發展卻出現了重大轉折，著名方士陶弘景編制了道教史上第一個神譜《真靈位業圖》，將當時流傳的五百多名天神、地祇、仙真、人鬼等根據世俗“朝位班序”分成了尊卑不同的七階，分別以元始天尊、玄皇大道君、太極金闕帝君、太上老君等為各階主神。
從陶弘景個人觀點來看，《真靈位業圖》凸顯了打壓天師道的傾向，也並未被後世道家完全沿用，但其中“朝位班序”的概念卻為後世所承襲併發揚光大。兩宋以降，廟堂之路不乏“道君皇帝”，奉旨“編排三界聖位”的官員更大有人在，至南宋時期，金允中撰著《上清靈寶大法》四十五卷，列三百六十分位神仙名單，按其性質、品第分為十一品，道教神仙譜系也最終形成。
《真靈位業圖》
道教神仙譜系的制定離不開廟堂之力，而作為“朝位班序”象徵的笏在被道教所接受也就不奇怪了。相比於神仙譜系的等級森嚴，道教文獻卻並未對笏的材質進行明確規定，唯玉笏多為神靈所用。道士持笏之禮與朝臣持笏相同，均是兩手握持笏板下沿，置於胸前，而令兩肘自然垂下——官員如此自然是以示對君主的尊重，以彰顯龍威；道士如此則能預防口中穢氣衝犯香爐煙氣，以冒犯天顏。同時，雙手持笏也可以規範道士儀態，讓道眾在朝禮尊神時維持虔敬之心。
除了作為禮器，笏同時也演化成為道教常見的法器。有些道士會在笏上刻上符籙咒語、北斗七星等符號做法，這些笏與桃木劍、如意、天蓬尺等法器一樣，成為古人祛魅辟邪的利器。當然，笏也不僅流傳於凡間的道士——仙班之中，也不乏有神靈持笏，除著名的莫過於八仙中的曹國舅和鍾馗。
曹國舅本是宋仁宗趙禎的大國舅，由鍾離權、呂洞賓共同度化成仙，出身皇親國戚的曹國舅成仙后依然身著冠袍玉帶、手持玉笏；而鍾馗在民間傳說中“獲貢士首狀元不及”，也與官員頗有些淵源，鍾馗執笏迎福的形象，到底還是與廟堂有幾分瓜葛。
曹國舅
書本中的軼事趣聞
如果說廟堂與法壇分別盛載著笏發展史的兩個側面，那在文化層面，這兩個側面將孕育出更多軼事趣聞。
中國古典文學“四大名著”，便均或直接或間接地出現了笏的身影。《紅樓夢》第一回，甄士隱所作《好了歌解》首句便是“陋室空堂，當年笏滿床”。“當年笏滿床”取典於《舊唐書·崔義元傳》：“開元中，神慶子琳等皆至大官，群從數十人，趨奏省闥。每歲時家宴，組佩輝映，以一榻置笏，重迭於其上。”曹雪芹藉此明喻賈王史薛四大家族鼎盛與衰敗，笏與詩中的紗帽、紫蟒一道成了官位仕途的代名詞。跳出《紅樓夢》的內容，《紅樓夢》評批家除脂硯齋外便是畸笏叟——這三個字也讓人懷疑其是不是明朝遺臣，故而在清朝以“畸笏”自嘲。
畸笏叟評石頭記
《水滸傳》和《西遊記》中的笏則有著濃濃的宗教色彩。《水滸傳》第四十二回“還道村受三卷天書 宋公明遇九天玄女”中，宋江抬頭舒眼望見九天玄女，玄女兩旁的青衣女童便是“持笏捧圭”。《西遊記》中，酆都判官崔珪、昴日星官、地府的各陰君均持笏。兩書背後的道教傳統，不言而喻。
相比之下，《三國演義》中沒有出現笏，但卻在曹操受九錫中出現了圭。對於這一玉器，《說文》記：“剡上為圭，半圭為璋。”圭是一種上部尖銳下端平直的片狀玉器，始見於商朝而盛行於周朝，是朝覲時標明等級身份重要器物。從其定義來看，圭的功用與脫離了記事工具的笏完全吻合，其形制也相似，故在後世圭與玉笏已常相混淆。帝王所用玉笏應為珽，《說文》中有釋：“珽，大圭，長三尺。”《禮記·玉藻》中亦有言：“天子搢珽方正於天下也，即考工玉人之大圭。”故而珽、大圭、玉笏可視為同一器物，如此說來，“四大名著”便可謂書書有笏了。
昴日星官
雖然有玉笏的存在，但寬泛而言笏依然是朝臣面君時所持的禮器，其中所帶的不是南面而王而是為人臣子之意。三國鍾會在《與吳主書》中有“執笏之心，載在名策”之語，執笏便是稱臣之意。然而在中國譯者翻譯西方文化元素時，笏卻往往成為君權本身的象徵。
比如拜倫的《海盜生涯》中有此一句：“量一量我們的版圖，看一看我們的家鄉，這全是我們的帝國，它的權力到處通行，我們的旗幟就是王笏，誰碰到都得服從。（Survey our empire, and behold our home! These are our realms, no limits to their sway- Our flag the sceptre all who meet obey.）”又如已經被廢除的正義王笏座（Sceptrum et Manus Iustitiae）和勃蘭登王笏座（Sceptrum Brandenburgicum）。這其中的“sceptre”和“Sceptrum”可以譯為“權杖”，也可以譯為相對古韻的“珽”，相比之下“王笏”一詞便沒有出處。
我們的旗幟就是王笏
更為出名的例子見於吳永泉譯的《回憶蘇格拉底》（色諾芬著），其中有一句蘇格拉底評價雅典政權的名言：“君王和統治者並不是那些擁大權、執王笏的人，也不是那些由群眾選舉出來的人，也不是那些中了籤的人，也不是那些用暴力或者憑欺騙手法取得政權的人，而是那些懂得統治人的人。”同樣，王笏的“真正面貌”，也即是珽。
這些譯文中所體現的或許正是笏一詞在不同歷史語境下其文化內含的漸變。當鍾會寫出“執笏之心”時，笏無疑是臣子的代名詞；而當吳永泉使用“王笏”一詞時，笏背後又添了君王的尊貴。這其中的文化漸變，是不是因為笏於清朝成立後消失，以至於後人對其印象愈加模糊呢？
蘇格拉底之死
結語
從廟堂到法壇到書本，從歷史到宗教到文化，笏的面孔事實上從未改變。笏是中國古代官員身份等級的重要指代，其材質來源通過歷代王朝的律法加以明確，而最終隕落於遊牧民族建立的清朝。從歷史的角落來看，曹雪芹寫的“當年笏滿床”也正是笏本身發展史的縮影。
道教中的笏，古典文學名著中的笏，西方譯著中的笏，無論其涵義有著多大程度上的變形，其背後依然隱隱有廟堂“朝位班序”的身影。雖然世間可能不再有“持一象笏至”的祖母，但“則可待乎”背後的功名故事，卻永遠不會完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