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間商會組織影像
簡介
1從傳統官僚帝國到現代中央集權國家
當現代化啟動之後，為了在變遷的社會中形成統一的全國經濟和政治網絡，加強國家內部的政治整合和社會整合程度，必須建立新的政治共同體。而要達到這一目標，關鍵在於具有立志推進現代化的領袖掌握全國政權，實現從傳統領袖到現代化領袖的權力轉移，進而建立一個具有現代取向、高效有力的中央政府，這是現代化早期的普遍法則。
不過，中國的情形較為特殊。一個國家的政治遺產的差異往往決定了其現代化政治變遷的不同道路。亨廷頓（S．P．Huntington）提出，有兩種傳統的政治體制：官僚帝國制與封建等級制，“在一個官僚政體中，權力已經集中，而對這一政體最重要的問題是如何通過官僚機構推行現代化的改革。在封建制或其他權力分散的政體中，革新政策的先決條件是必須集權”。
亨廷頓
如果說西歐、日本屬於封建等級制的話，那麼傳統中國就是官僚帝國政體的典型之一。從表面來看，從歷史上繼承下來的一整套科層化的官僚制度和中央集權體制，只要實行功能的轉換，重建現代取向，似乎就能現成地用來推進現代化變革。
然而，歷史並非那麼邏輯地演繹。相反，當封建化的日本迅速對西方作出反應，建立以天皇為合法象徵的明治維新政府時，中國的官僚帝國上層卻遲遲不願走出任何推進現代化的實際步驟。“在中國，儒家的價值觀和態度阻礙了政治精英轉向改革事業，而一旦他們願意時，權威的集中化又會妨礙和平地同化因現代化而產生的社會集團。”
這一事實意味著從傳統官僚帝國制到現代中央集權科層制之間沒有直接轉換的通道，必須經過集權（傳統）——分權——集權（現代）的過程。也就是說，必須有一個權力與資源分散的小過渡，重建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才能實現現代化的啟動，進而重新整合，建立現代中央政權。
在西歐那些早發內生型現代化國家，現代化的啟動是一個在其社會母體內部自然生長的過程，首先在中世紀的城市出現不同於封建制的自然性的市民社會，產生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和契約關係。隨後以社會變遷為動力，自下而上地推動上層政治制度的變革，建立民族國家的政治共同體。
然而一方面，在傳統中國這樣一個官僚帝國內部，相對於王權之外，的確也有一塊由鄉紳、商人、幫會、行會、宗法組織構成的民間社會，但這種以農業文明為基礎的民間社會是以家長制的宗法血緣或地緣關係為基本網絡的，個人或團體沒有法律意義上的獨立身分，只是龐大宗法關係網中的一個從屬成分，全然不同於那種以商品市場經濟為背景的、契約性、自主性的現代市民社會。
深入鄉村發展的富商影像
另一方面，由於中國古代的紳士在民間社會與國家權力中一身兼二任，起著溝通、整合社會與國家的功能，因此社會與國家之間有著統一的意識形態——儒家倫理政治，在組織結構上也是高度同構的。在這樣的社會政治背景下，現代化的諸因素既很難在官僚帝國的行政權力中生長出來，也很難在宗法家長制的民間社會中培育。
要在中國這樣的宗法、政治一體化國家實現現代化的啟動，外部世界的文明示範固然是必不可少的，但更重要的是要鬆動僵硬的傳統社會秩序和政治秩序，實現權力、資源的分散化，使得在外來文明推動下，現代化因素得以在底層慢慢地滋長出來，以沿海都市發展為契機，逐漸向廣大內地推動，實現民間社會向市民社會的轉化。
清朝末年是中國現代化啟動之時。從上述的角度而言，19世紀五六十年代席捲大半個中國的太平天國農民革命為現代化的啟動提供了必要的社會前提和政治前提。這場發生在歷史大轉折年代的舊式農民革命雖然沒有給新社會帶來任何新的現代化因素，卻以其空前的歷史強度和廣度震撼了王朝一體化的集權體制，鬆動了僵硬的社會秩序，使權力和資源逐漸從中央朝廷逐漸分散到地方手中。在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初具現代目光的地方官員推動下，現代化的最初反應——洋務運動得以啟動，文明因子得以在沿海城市的經濟和社會關係中發育生長出來。
太平天國農民革命影像
當地方現代化推進到一定規模，而外部世界的刺激強度也達到促使皇朝決定改弦更張時，便出現了中央向地方和民間收權、資源集中化的趨向，清末的新政改革就蘊含著這一內容。朝野之間、中央與地方之間衝突的焦點在於現代化發展的不同操作取向：權力與資源由誰掌握?是自上而下、以中央集權的方式實現社會變革，還是自下而上，通過地方和民間的力量推進現代化?作為辛亥革命先聲的保路風潮鮮明地體現了這一不同操作取向的衝突。
由於清廷內部始終產生不出一位從傳統中脫穎而出、果斷有力的現代領袖，同時在新政過程中滿清更多地是想擴張中央的權力以保住大清江山和既得利益，而不是進行有效的現代變革，最後導致皇朝新政失敗，地方民間勢力以辛亥革命的形式掌握現代化的領導權。
這一權力分配和資源配置的鬥爭在以後的歷史中又重演過多次，而且形成了某種歷史的循環：當地方與民間佔有現代化資源，權力分散到相當程度時，作為效應反彈，就會出現一個強勢政府，努力從事權力資源的聚集化。當面臨來自外國列強、地方勢力和市民社會三方面的挑戰，中央政府為了加強集權的步伐，又來不及實現制度的更新，只能被迫向傳統官僚帝國迴歸，從而又喪失了其現代化導向，削弱了統治合法性，最後，在新的社會失控和混亂中，為自下而上起來的革命力量打敗。
總體來說，清廷新政、袁世凱強人政治和國民黨黨治都是嘗試現代化權力集中的努力，而辛亥革命、護法戰爭和新民主主義革命又是基於社會底層的對中央權力的抗拒。
袁世凱
2市民社會雛形的出現
在中國現代化過程中，儘管不斷有權力集中化的努力與趨向，但在大部分的時間裡權力與資源仍然分散在地方與民間之中，尤其是1915—1927年這12年間，中國的市民社會在政治衰敗與軍閥混戰的背景下，得到了長足的發展，現代化的推進也是歷史上最快的時期。
在這12年中，在中國的權力系統中，出現了一個權威與權力的雙重真空時期。袁世凱強人政治結束之後，北洋軍閥分裂為皖、直、奉諸派系，北京政府如同走馬燈般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各省政治也頻頻發生變局，中國政治一直處於動盪不定狀態。各派軍事勢力與政治勢力忙於進行軍事內戰，搶奪地盤，搶奪中央政權，無暇顧及社會經濟文化層面的事務。由來已久的大一統政治控制降到歷史上最低點。
袁世凱與北洋軍合影
北京政府對經濟的控制由於政治的衰敗也日趨式微，從滿清政府手中接管而來的官辦企業難以維持，對官商合辦企業也處於失控狀態。享有國家銀行特權的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政府控制愈來愈弱，商辦傾向愈來愈強。所有這一切都為社會底層現代化的自發發展提供了一個客觀的政治環境。
在這段政治上最黑暗、最混亂的年月中，民間的資本主義卻有了長足的發展。據統計，從1921年到1927年間，中國曆年所設創辦資本額在1萬元以上的工礦企業總數約1984家，創辦資本總額約45895萬元，這二者數字都超過了從1840年到1911年72年總和的一倍以上。
民間產業資本的這種高速發展和增長固然受益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西方列強經濟壓力的減弱，更重要的是在這段時期國內市場擴大，產業資本增加，企業家普遍重視新技術、新裝備的運用和生產管理水準的提高。政治的混亂固然帶來連綿不絕的戰亂，但以上海為中心的沿海工業區卻未直接受到戰禍的影響，得以在相對偏安的環境下自發地發展。
在這種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背景下，一個相對獨立的現代資產階級也就日趨成熟了。作為一個成熟的階級，其主要標誌之一就是組織化程度的提高。在辛亥革命之後，中國曾出現過一個組建實業團體的高潮。1912年統計全國華商商會有794個。1914年北洋政府頒佈的《商會法》明確規定商會為獨立的法人，是商人自己的“合群組織”。到1919年，全國商會實存數已增加到1238個，商會在地域上的覆蓋面擴大了，各地商會的實力也因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發展而增強了。
重慶總商會月報
作為市民社會標誌之一的工商團體不僅數量增多了，更重要的是其社會功能和組織規範發生了變化，從原來的封建色彩較為濃郁的行會轉變為初步具有現代色彩的同業團體，這種體制的轉型大多發生在我們所論述的這段時期。
最具有歷史意義的是1920年在全國執牛耳的上海總商會改組，一批具有強烈創新意識的新一代資產階級被選人商會領導層，取代了原有的紳商領導體制。他們在推進新思潮發展，振興國貨工業，開拓國內外市場方面發揮了一系列作用。
各地商會不僅在工商界起著舉足輕重的組織作用，而且在政治衰敗的情形下對地方事務的發言權分量愈來愈大。作為領袖群倫的上海總商會面對軍閥混戰的格局，政治參與的意識相當強烈，多次向全國發出通電，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張，1922年年底發起組織裁兵制憲理財委員會，還通電呼籲全國各金融機關一致拒絕北洋政府的一切公債；到曹錕發動北京政變時，又在社會各界擁戴下，領頭組織了民治委員會，宣佈與中央政府斷絕關係，由“商人政府”負責國家外交、管理財政、解決國內一切糾紛，臨督各省行政，依法重新組織國會。雖然這一“商人政府”最後陷於流產，卻表明了市民社會的政治參與程度。
在這段時期裡，與城市資產階級同時崛起的，還有城市現代知識階層。隨著社會分工的日益現代化，在沿海都市出現了一批自由職業者，包括教師、作家、學者、自由撰稿人、新聞記者、出版家、律師、醫生等。他們構成了一個與傳統社會士大夫迥然不同的社會階層。這些在社會中最具現代意識的知識分子活躍在社會的各個層面，也開始以專業的形式得以組織化，如教育會、律師公會、報界聯合會、各種文學團體等。
這些中間組織在政治處於衰敗的時期與商會一樣，在決定地方事務和公共決策中，同樣扮演著重要的作用。像由上海的上層士紳與現代知識分子掌權的江蘇省教育會不僅對於決定上海與江蘇的地方教育事務，而且在決定地方事務、乃至國事方面，都發揮著獨特的作用。
知識階層與資產階級在一些重大國事上已經有了初步的聯繫行動，如1920年在上海總商會會長聶雲臺與江蘇省教育會會長黃炎培共同主持下，商教兩界召開聯席會議，發起了八團體國是會議，制定憲法草案，對國是大計直接提出了自己的主張。
左聶雲臺、右黃炎培
市民社會的一個重要標誌是大眾傳媒的發展和公共領域的出現。民國之後，全國的報紙和雜誌發行量幾乎呈直線上升之勢，據戈公振統計，全國郵遞報紙的投遞數，民國元年（1912年）為3716萬份，1915年為3922萬份，到1924年已達到13746萬份。報紙質量也在提高，許多大報都設立了社評版，對國事與地方事務試圖發揮輿論監督的作用。
在1915—1927年間，也是中國近代學術文化最繁榮的時期。北洋軍閥一方面忙於爭奪政治上的合法性；另一方面自身也缺乏最起碼的意識形態導向，因此對文化層面干預和控制能力相對比較弱。
整個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和以後的20世紀20年代，西方各種新思潮大量被介紹入中國，中國文壇上出現了一個多元化的、開放的自由爭鳴環境，無論是激進的馬克思主義，還是溫和的自由主義，甚至保守的國學思潮，都可以在中國自由討論，互相爭鳴，中國的現代文化、現代學術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的，由於有這樣一個文化學術氛圍鋪墊，到30年代出現了中國現代學術史、文化史上的高潮，誕生了一批劃時代的文學作品和學術著作。
總而言之，在1915—1927年間，以可觀的資本主義經濟增長為動力，在沿海都市一帶已出現了一個現代市民社會的雛形：作為這一社會的主體中產階級與知識階層崛起，以大眾傳媒為中心的公共領域的出現，契約關係型的現代人際關係在大都市的逐步展開，一大批社會團體、職業團體這些中間組織的社會作用日益廣泛。
不過對這段時期市民社會的發展，估計也不能太高，充其量也只是局部的雛形而已。
這是因為，第一，在市民社會內部，無論是經濟層面，還是文化生活層面，還遠遠沒有形成統一的秩序和規範，契約性關係還剛剛開始發展，局部雖然已有一定的規範可循，然而整個社會仍然處於失範的狀態，尤其是那些新秩序、新規範缺乏法律制度的保障，顯得更加脆弱。
第二，社會各個層面的中間組織雖然有了很大的發展，在社會公共決策中也發揮了一定的功能。但這些功能同樣缺乏制度化的保障，進而不能真正地影響實際社會和政治事務。另外，這些中間組織雖然已具備現代色彩，但在實際運作中仍然殘留著大量古代民間社會家長制、宗法制特徵。
第三，市民社會的出現僅僅限於少數沿海大都市中，還來不及向內地和農村推進和擴張。由於政治的衰敗和傳統社會文化秩序的解體在廣大內地和農村大量傳統的無組織力量正在迅速蔓延，即使在城市，像幫會這樣傳統的民間社會組織也幾乎與新的現代社會團體同步增長。
總而言之，由於國家的衰敗和政治的四分五裂，不能給市民社會的發展提供可靠的法律保障，社會與國家之間既不可能產生良性的互動循環，也未發展成互相對抗，而是處於某種隔膜狀態。正是這種隔膜，一方面使現代化得以在社會底層迅速推進，另一方面又在更深的層次上阻礙了其進一步的發展。
國民大革命影像
在這樣的背景下，建立統一的國內市場，建立穩定的社會秩序和政治共同體，成為眾多現代化擁護者共同的要求。他們不再寄希望於社會和民間的分層改良，而是期待著從改造政治人手，找到根本解決中國問題全盤方案，通過建立一個廉潔有效的中央集權政府，實現全國的政治整合與社會整合。於是，藉助於一場國民大革命，全能主義（totalism）政治就應運而生了。
3全能主義政治的失敗
全能主義政治是一種政治系統的權力可以不受限制地侵入和控制社會每一層面和每一階層的政治制度。正如美國中國學者鄒讜所指出的：“中國的社會革命與全能主義政治的共同淵源是20世紀初期面臨的全面危機。
社會革命是克服全面危機的一種對策，並且從事社會革命就必須用全能主義政治為手段……只有先建立一個強有力的政治機構或政黨，然後用它的政治力量、組織方法，深入和控制每一個階級、每一個領域，才能改造或重建社會國家和各個領域的組織與制度，才能解決問題，克服全面危機。”
針對民國初年的政治混亂和社會失序，國民黨借鑑俄國布爾什維克黨革命的成功經驗，以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符號為號召，在蘇聯顧問和共產黨的有效協助下，通過革命黨這一嚴密、高效的組織系統滲透到社會基層，將農民、工人以及其他城鄉平民都動員起來，參與一場社會大革命——國民革命和北伐戰爭，1927年在南京建立了國民政府。
國民政府通過高度動員的政治體系進行社會整合，建立以黨治為核心的政治霸權秩序，不僅是社會的中心部分，而且其邊緣地帶也被調動起來，企圖以此克服民國初年以來一直存在的權威危機和權力危機。
布爾什維克運動領袖的列寧在莫斯科發表演講
應該說，20世紀30年代國民政府在這一目標上取得了部分成功。在克服權威危機方面，國民黨以三民主義為意識形態的統攝符號，強化政權的道統資源，同時沿承孫中山的“軍政、訓政、憲政”三程序說，在訓政期間由國民黨代替國民治理國家，將軍事合法性與現代合法性結合起來，實現了北洋政府所一直沒有完成的權威的理性化、世俗化轉移。
國民政府在城市擴大了自己的合法性資源，一批技術專家與知識分子被吸收進各級科層組織。在克服權力危機方面，國民政府通過軍事和政治的兩手將權力與資源逐漸從地方收歸到中央，加強中央集權的凝聚力，尤其是蔣介石作為國民黨領袖的權力中樞地位。
另外在清黨分共之後，國民黨割斷了自己與社會革命的聯繫，政治權力自上而下滲透、擴張到民間社會的各個層面，一度相當活躍的中產階級和知識群體的活動受到嚴格限制，商會、工會等中間組織名義上還具有法人地位，但在國民黨與政府間接或直接的控制干預下，已失卻了對公共決策的影響力和支配權。
我們已經知道，在現代化政治發展的早期水平上，當權力的分散實現了摧毀傳統政治秩序的使命之後，必須不失時機地使權力重新凝聚化，建立具有現代導向的、高效有力的中央政府。從這個意義而言，全能主義政治在20世紀中國的出現不無其歷史的合理性。
然而權力的集中並非政治發展的終極目標，亨廷頓指出：“由於革新政策所引起的社會和經濟變化，將導致新集團要求進入政治體系並要求擴大體系的容量。在第三階段，即現代化後期，體系的擴大將可能促成體系中權力的重新分散。”
這就是說，全能主義政治只是政治發展的一個過渡階段，隨著社會革命的成功和社會經濟結構的變遷，它必須逐步退出社會領域，縮小政治控制的力量和範圍，同時擴大政治參與，將被社會發展動員起來的各種利益群體容納進制度化的政治體系之內。這也是孫中山從訓政過渡到憲政的基本政治理想。
然而，國民黨的全能主義政治卻在權力的凝聚與分散兩個層面同時犯了錯誤。首先，在國民政府統治大陸的22年中，其行政權力的集中化、分層化、制度化始終沒有徹底實現。國民政府的合法性權威長期面臨著嚴峻挑戰，起先是國民黨內部的地方軍事割據勢力，隨之是來自日本的大規模的入侵，最後是中共的武裝革命運動。
許多歷史學家共同認為，國民政府的真正版圖，不出長江下游一帶，其他各省只是“奉國民黨正朔”而已。
國民政府影像
由於國民政府更偏重於從地方收繳權力，而不注意決策的分層化，因而在中央能夠控制的權力網絡中，大小決策過於集中於行政中樞，尤其是蔣介石個人手中，造成底下各層權力普遍性的效率匱乏。
同時，儘管立法與行政機構制訂了大量法律與行政規範，形成了整套書面的制度化系列，但在中國權力運作實際過程中起真正作用的，仍是兩千年遺傳下來的、帶有濃郁宗法血緣關係的“習慣法”，這種因人而異的、隨意性極強的人治傳統極大地阻礙了現代行政機構中形成理性原則的確立，使國民政府的制度化一直徘徊在低水平狀態。
而身負執政使命的國民黨既不能實現向現代法理型政黨的結構轉變，又喪失了“革命黨”所必須具備的基本要素，在意識形態內聚功能減弱、組織結構渙散和政治權力既無內部制衡又無社會監督的情形下，逐漸趨向腐敗低能，喪失了領導現代化的政治功能，最後到20世紀40年代末期，由於受到體制內外各種政治力量的挑戰，權力系統處於半癱瘓局面。
當國民政府在本應集權的行政層面無力支配權力時，卻在本應分權的社會層面強化了政治對社會的控制，這使得民間社會嚴重萎縮，政治系統過於膨脹，現代化的資源配置出現大幅度的失衡，被剝奪殆盡的民間社會失去了推進現代化的基本動力，而控制了主要資源的政治權力又忙於應付合法性危機，無暇承擔現代化的使命。
更重要的是，被民族主義和現代經濟社會發展而動員起來的新老社會利益集團，在高度一體化的政治體制中缺乏表達自身利益要求的合法性渠道，也難以找到可靠固定的集團代言人，於是，就發生了間歇性的“參與爆炸”。清末的辛亥革命是一次，1915年底的護法戰爭是一次，而到40年代下半葉則是一次更大規模的“參與爆炸”。
對國民黨全能主義政治懷有不滿的各種利益集團，以種種溫和的或暴力的方式強行參與國家的公共決策，開成了一次新的社會革命。
當全能主義政治走向衰敗，社會多方面功能失調，任何改良都無濟於事，而一切危機似乎又集中於政治層面時，就會出現這樣的改朝換代革命，出現“根本解決”的社會期望，希冀以全能主義的革命推翻全能主義的暴政。從國民大革命到解放戰爭，中國的政治變遷走了一個大圓圈，而這一不自覺的歷史法則註定要依循自身的邏輯繼續演繹下去，形成中國政治發展的歷史循環。
《中國現代化史》 許紀霖 / 陳達凱 總論
本文為許紀霖：《中國現代化史》導論中的一部分
上海三聯書店199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