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年前的這三場戰爭，如何改變近代中國的命運'

160年前，清軍在大沽口先後開展了三次抵禦英法聯軍侵略的大沽之戰。三場戰役，清軍兩敗一勝，雖然在整個近代中國的歷史長河中並不算規模很大的戰役，但卻從根本上影響和左右了近代中國的發展。長期以來，由於近代中國戰爭頻仍，大小戰鬥、戰役不計其數，大沽口之戰在某種程度上被湮沒在歷史的塵埃中，大沽之戰的重要性並沒有得到學術界充分的關注和研究。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大沽之戰可以說是晚清國運的重要轉折點，也是導致清政府的權威開始走向沒落的開始，之後英法聯軍攻陷北京，更多的屈辱接踵而至，清政府在內憂外患中走向解體已成必然，而近代中國的命運從此更加苦難與曲折。

面對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滿朝上下後知後覺

19世紀中期的中國正處於“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時代，鴉片戰爭只是中國面對全新世界的開端，對於整個中華民族而言更長的困難與磨難也才剛剛開始。從國內局勢來看，咸豐元年就爆發了太平天國運動，兩年多時間太平軍就佔領了南京，建立了政權，江南繁華之地盡毀，清廷統治面臨嚴重危機。從外部環境來看，西方列強挾工業革命之威在全世界攻城略地，弱肉強食成為世界大趨勢，英國、法國在克里米亞戰爭中戰勝了沙俄，印度徹底淪為英國殖民地，美國採取與英、法勾結積極謀求中國利益的策略，沙俄則將侵略重點聚焦到遠東地區。所以這一時期的晚清政府，無論是國內形勢，還是國際局勢，都是非常糟糕的，一方面太平軍戰事正緊，一方面西方列強虎視眈眈。清政府在鴉片戰爭中敗北，被迫與英國侵略者簽訂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不平等條約中英《南京條約》，割地賠款，喪權辱國，隨後，法、美等西方列強也趁機跟進分別與清政府訂立不平等條約，清王朝從此淪落。

對於朝廷來說，割地賠款畢竟還是換來了暫時的平靜，無論是國內還是國際，更大的問題與威脅擺在那裡，清廷並非視而不見，卻也無所作為。這種得過且過，以割地賠款求和換來的只是暫時的安靜。從各個方面來看，歷經康乾盛世的大清帝國，無論如何從中國歷史的縱向比較來看，也不至於是很差的，僅以四萬萬人口指標來衡量，也能夠說明彼時的大清國也算是強盛的，所以清中前期對於邊患可以說是應付自如。但是，鴉片戰爭之後中國所面對的最大威脅，既不是來自內部，也不是來自周邊遊牧民族，而是來自經歷著工業革命的西方列強。可惜的是，清政府整體缺失這種憂患意識，滿朝上下對於西方列強的圖謀及野心可謂後知後覺，甚至無知無覺。多年之前，曾國藩對洋人的評價也僅限於“性同犬羊，貪求無厭。”當得知中英《南京條約》簽訂以後，他也是寄希望於英國人“從此永不犯邊，四海晏然安堵”。西方挾工業文明之優勢席捲全球，恨不得全世界都成為他們的殖民地與資本市場，怎麼會容得下一個地大物博的古老中國獨善其身？中國這塊巨大的蛋糕，誰不想吃上一大口！歷史證明，短暫的平靜之後所要面對的都是更大的災難和屈辱，從這個角度來說，對於當時的中國，可怕的並不是西方列強，可怕的卻是根本不知道也不願意面對威脅，更不知道如何應對這種威脅。

戰爭表面由修約遭拒引起，實際卻是精心策劃

鴉片戰爭以後的十多年，西方列強雖然以槍炮打開了渴望已久的古老中國的大門，但是事實卻遠遠未達到他們預想的效果，比如英國在對華貿易方面就距離其想象有很大的差距，再比如廣州雖然早已闢為通商口岸，但卻在英人入城問題上一直沒有達成目的。在這種情況下，西方列強自然而然地將修改現行條約作為攫取更大在華利益的手段。1854年，英國向清政府提出全面修改《南京條約》的要求，主要涉及全面增加開放通商、鴉片貿易合法化、進出口貨物免交子口稅以及公使常駐北京等內容，法國、美國隨後也提出了類似要求。由於所提修約要求非常苛刻，不出意外為清政府斷然拒絕。修約這條路無法走通，列強自然想到了戰爭恐嚇乃至直接發動戰爭讓清政府再次就範。

所以，第二次鴉片戰爭的起因，表面上由於修約而起，又以訂立新約而終，但根子上卻是西方列強對中國更大侵略主張的實現手段，戰爭以及戰爭恐嚇從來都是西方列強精心策劃與組織的侵略手段。縱觀整個戰爭過程，英法美俄等列強採取了邊打邊談判邊恐嚇的策略非常明顯，至於其中所謂的契約精神、談判折衝、談判技巧等等，都不足以否定列強侵華之實。一些學者，尤其是部分史學研究者，所謂西方人來到中國的初衷是要做生意，並且嘲諷清政府沒有契約精神，不遵守合約條款，進而導致列強不得不採取戰爭手段達到目的之類的論調，實不應該，也與事實史實不符。美國漢學家費正清在《中國：傳統與變遷》一書中評論引發鴉片戰爭的動因時，說“其實英國在要求外交平等及商業機會等方面代表了西方各國的願望。如果不是英國，那麼別的國家也會這麼做的。至於英國在華貿易的重點是鴉片而非茶葉或其他什麼商品，這只是歷史的巧合罷了。”也就是說，無論是什麼樣的原因引起了戰爭，其最關鍵的原因仍然是這些表面原因背後的東西，即最大限度地打開中國市場、改變貿易逆差狀況，甚至是把中國變成其資本全球配置中的一環。對於這些，我們一定要搞清楚，尤其是歷史學者們，一定要堅持正確的歷史觀，更不要曲解和歪曲歷史。

三年三戰，中國命運從此加速滑落

三次大沽之戰實際上都是第二次鴉片戰爭中的局部戰爭，但是卻影響了整個戰爭的走勢，乃至整個中國近代史。大沽口即白河口，位於今天津市東南50公里海河入海口處。西北距北京約170公里，東瀕渤海，西鄰海河平原，隔河與塘沽相望所謂“地當九河津要，路通七省舟車”，有京津門戶、海陸咽喉之稱，是中國明、清時期重要的海防要塞。

1858年3月，英法美俄四國公使同往上海要求修約遭拒後集結軍艦北上天津。4月，英、法、俄、美四國公使率艦陸續來到大沽口外，分別照會清政府，要求六日內指派全權大臣談判。列強要求再次遭拒後，於5月挑起第一次大沽之戰。當時英法聯軍2000餘人，艦船20餘艘，僅用兩小時就擊潰了清軍，摧毀大沽炮臺。大沽失陷第二天，咸豐皇帝慌忙派出了自己的親信大臣，剿滅太平天國北伐軍的名將僧格林沁駐防通州，防範聯軍繼續北上。此後，英法聯軍威脅進攻天津，清政府被迫與英法美俄四國分別簽訂《天津條約》。《天津條約》是《南京條約》後清政府對外簽訂的非常重要的不平等條約之一。《中英天津條約》共五十六款，附約一款；《中法天津條約》共四十二款，附約六款。主要內容是：公使常駐北京； 增開多處通商口岸；外籍傳教士得以入內地自由傳教；外人得以入內地遊歷、通商；外國商船可在長江各口岸往來；修改稅則，減輕商船噸稅；對英賠款銀四百萬兩，對法賠款銀二百萬兩。 此外，俄、美公使還利用“調停人”身份，以狡詐手段，分別與清政府簽訂中俄《天津條約》十二款、中美《天津條約》三十款，攫取了除賠款外與英、法所得幾乎一樣的侵略特權。中俄《天津條約》第九款還特別規定，兩國派員查勘“以前未經定明邊界”，“務將邊界清理補入此次和約之內”等款，從而為沙俄進一步掠奪中國領土埋下了伏筆。

第二次大沽之戰，發生在1859年6月。當年為《天津條約》批准書互換期，英、法、美公使拒絕清政府在上海換約的要求，率2000餘人，大小艦隻21艘於6月20日到達大沽口外，又拒絕清政府北塘登陸換約的通知，蠻橫堅持經白河入天津進京換約，並要求清政府限期撤除白河防禦。25日，英軍司令賀布率艦隊向大沽炮臺發動突然襲擊，僧格林沁指揮清軍英勇反擊，激戰一晝夜，斃敵93人，傷敵355人，擊沉敵艦4艘，英法聯軍慘敗。聯軍的失敗在於輕敵。艦隊司令賀布少將在闖入河口後，就“認為他已穩操勝券”。僧格林沁也對這次戰役作了較深入的評論：“該夷此次之敗，率因驕傲欺敵。其意以為炮臺營壘，垂手可得，水戰失利，繼之步卒。是該夷不信中國敢於一戰”。清軍以有備擊無備，在火炮射程內突然攻擊，集中打擊敵旗艦，使其指揮失靈，陷入混亂，從而獲得大勝。但由於清軍沒有航速快、火力強的近代化艦艇，因此未能乘勝追擊，擴大戰果，只好任其安然撤出戰區。清軍在第二次大沽之戰中取得了暫時的軍事勝利，使咸豐皇帝大受鼓舞，竟然幻想著列強從此知難而退、罷兵言和。同年8月，美國公使華若翰偽裝友好，由北塘進京，返回北塘時與直隸總督恆福互換《天津條約》批准書。在此之前，俄國代表也在北京成功換約。

不過一次局部戰爭的勝利，無法挽回大局，很快戰火再起。1860年2月，英、法當局分別再度任命額爾金和葛羅為全權代表，率領英軍一萬五千餘人，法軍七千人，捲土重來，更大規模發動侵華戰爭。4月，英法聯軍佔領舟山。5、6月，英侵略軍佔大連灣，法侵略軍佔煙臺，封鎖渤海灣，並以此作為進攻大沽口的前進基地。與此同時，俄國公使伊格納季耶夫和美國公使華若翰也於7月趕到渤海灣，再次以“調停人”為名，配合英、法侵華戰爭。8月，英法聯軍再次進抵大沽口，伺機而動，第三次大沽之戰爆發。英、法軍艦來勢洶洶，逼臨大沽海口時，毫無軍事及對外經驗的咸豐帝諭示僧格林沁、恆福不可“仍存先戰後和”之意，以免“兵連禍結，迄無了期”，“總須以撫局為要”，並派恆福與英、法使者談判。前敵統帥僧格林沁則以為敵軍不善陸戰，因而專守大沽，盡棄北塘防務，給敵以可乘之機。8月21日，英法聯軍經北塘登陸，向大沽口石縫炮臺和北炮臺發起攻擊，雖守軍奮力抵抗，激戰一天，但終因武器懸殊，炮臺易手。此後，英法聯軍長驅直入，24日佔領天津。清政府急派桂良等到天津議和，英、法提出，除須全部接受《天津條約》外，還要求增開天津為通商口岸，增加賠款以及各帶兵千人進京換約。對此，咸豐皇帝難以接受，予以拒絕。談判破裂後，侵略軍從天津向北京進犯。無奈之下，清政府再派怡親王載垣、兵部尚書穆蔭取代桂良，到通州南張家灣議和。由於雙方爭執不下，談判再次破裂，清政府擄去英國派往負責洽談停火之談判代表巴夏禮和士兵等39人。9月18日，英法侵略軍攻陷通州。9月21日，英法聯軍在八里橋全殲清軍精銳。9月22日咸豐帝在極度恐慌中逃往熱河。10月13日，聯軍從安定門攻入北京後發現清軍將英法使節團多人虐待至死。10月18日，英法聯軍佔領北京，在北京城郊搶掠燒殺近50天，京郊皇家園林如圓明園、清漪園、靜明園（玉泉山）、靜宜園（香山）、暢春園等均被搶掠一空，付之一炬。清政府派恭親王奕訢為全權大臣議和，10月24日、25日，英法聯軍以焚燬紫禁城作為威脅，迫使清政府分別與英法交換了《天津條約》批准書，並訂立《中英北京條約》、《中法北京條約》，作為《天津條約》的補充。

至此，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清政府被迫簽訂《天津條約》、《北京條約》、《璦琿條約》等不平等條約，導致列強侵略更加深入，中國大面積的國土淪喪，列強更加全面的侵略和滲透即在此時。近代以來，作為京津門戶的大沽口，成為西方列強進逼清朝最高統治者的必經之路。160年前的三場大沽之戰，從1858年始，每年一仗，一次比一次規模大，大沽口一失京師門戶洞開，遺憾的是清政府及其統治者從未從根本上檢討和吸取大沽之戰的經驗和教訓，最終導致了清政府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的慘敗，更慘痛的喪權辱國肇始於此，從而致使近代中國加速滑入了歷史低谷，中華民族也陷入了更大的歷史災難之中。

第二次鴉片戰爭是當時世界上最為強大的兩個國家，挾西方工業革命巨大的科技優勢和壓倒性的武器裝備優勢，對落後的仍處在冷兵器時期的農業國家，進行的一次非正義的、恃強凌弱的侵略戰爭。也就是這場戰爭的慘敗，徹底將這個古老東方大國打翻在地，讓大清帝國的統治者們意識到此次面對的強敵，遠非以往侵擾中原的蠻夷，而是數千年未遇之強敵。這是一次深刻的教訓，也正如政府英法政府叫囂的一樣，他們的確給了大清帝國皇帝一個大大的教訓。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當今世界處於百年未有大變局之中，當代中國處於承前啟後、繼往開來的新時代，面對著錯綜複雜的國內外環境和各種風險挑戰。對於中國來說，認清形勢，看清本質，吸取160年前的教訓，踏踏實實幹好自己的事情，認認真真發展好自己，讓自己的國家變得更強大，人民變得更富足，經濟變得更有活力，才是應對各種風險挑戰與極限施壓的終極武器。

欄目主編：王多 題圖來源：視覺中國 圖片編輯：邵競

作者為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