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蔣原倫：靈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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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原倫，北京師範大學教授，同濟大學藝術與傳媒學院聘任教授。從事當代文學批評、文藝理論和媒介文化研究工作。出版專著有《傳統的界限》《九十年代批評》《媒介文化與消費時代》《我聊故我在》《觀念的藝術與技術的藝術》《文學批評學》《歷史描述與邏輯演繹》等多種。曾主編《今日先鋒》《媒介批評》和“媒介文化叢書”及教材四十餘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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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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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原倫，北京師範大學教授，同濟大學藝術與傳媒學院聘任教授。從事當代文學批評、文藝理論和媒介文化研究工作。出版專著有《傳統的界限》《九十年代批評》《媒介文化與消費時代》《我聊故我在》《觀念的藝術與技術的藝術》《文學批評學》《歷史描述與邏輯演繹》等多種。曾主編《今日先鋒》《媒介批評》和“媒介文化叢書”及教材四十餘種。
靈渠（上）
去過桂林多次，每次去總少不了遊灕江去陽朔，或者參觀蘆笛巖和七星巖。早先灕江的水勢充沛，遊灕江的船停泊在解放橋附近，上船後要走一段水路才看見象鼻山，過象鼻山，氣象逐漸開闊，水光雲天下，蔥白的山簪一座座拔地而起，盡顯喀斯特地貌的美妙。這些年灕江水勢漸減，登遊船的地點就在象鼻山以外，再去桂林開會或出差，覺得桂林變得乏味起來，號稱山水甲天下的峰巒在一幢幢威猛的高樓大廈背後露出怯生生的山尖，有點像給每座樓派發了一頂瓜皮小帽。
市政當局為增加旅遊景點，疏通了兩江四湖，造了臥姿各異的景觀橋和玲瓏剔透的日月雙塔，使得桂林市區更加美輪美奐，遊兩江四湖的船票通常要預定，可見是熱門景點，只是沒有人跟我提起過幾十里開外的靈渠，因此當文輝帶我們一行人去靈渠時，我還以為是又一個新開發的旅遊景點，全然不知道，將要拜謁的竟是兩千兩百年前開鑿的偉大水利工程。
一
古老的靈渠，作為景點是很晚才開發的，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才公佈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06年成為國家級AAAA旅遊風景區，可能是交通和宣傳方面的原因，靈渠的知名度似乎並不高，當我走進靈渠園區的大門時，還以為是興安縣境內一處略加修繕的自然風景地。
說起來，作為“偉大水利工程”的靈渠，還正像是一處自然風景地，因為它的偉大是隱藏在自然山水之間的，不露真容。只有分水的鏵嘴和大小天坪壩的稍稍隆起，顯示出人工作業的痕跡。與同是兩千年前的水利工程相比——如古羅馬人在西班牙塞哥維亞修建的大渡槽——靈渠稱得上是鬼斧神工。塞哥維亞大渡槽的宏偉壯美絕對是沒得說，兩萬多塊花崗岩巨石構築的拱形連續主體延伸八百多米，遠觀就像騰空而起巨龍。然而，面對早期社會的這類體量無比龐大的建築，不僅自己頓覺渺小，還總會有陰暗的聯想：如勞民傷財、孟姜女哭長城……因此在情感的傾向上，我已經站在靈渠的不顯山露水，又渾然天成這一邊了。我想塞哥維亞大渡槽輸送水的功能實在有限，且工程浩大，靡費大量人力物力，肯定不完全是出於實用目的，應該還有其他的考慮，如炫耀實力，增添城市的美觀，再如展現建築能力等等，總之，不完全是出於民生的考慮，因此其文化意義大於實用意義。
靈渠的開鑿也並非是出於民生的考慮，這是北方的強秦開疆擴土，打到嶺南地區，為了運送士兵和軍糧而修建的。待到征服百越，戰爭殘酷的一頁翻過，照理應該在史書上留下一些輝煌的記載，如疏通河川、以利舟楫、澤萬頃良田、功在三代等等，遺憾的是史書上似無多記載，例如在《史記》的河渠書中就毫無這方面的內容。司馬遷“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遂至於會稽太潢，上姑蘇，望五湖；東窺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濟、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離碓，北自龍門至於朔方”足跡遍佈五湖四海，其開篇從大禹治水九州寫起，經李冰開鑿離堆而築都江堰，再到鄭國修渠、西門豹引漳河水入鄴，一直寫到當朝孝文帝和漢武帝的百官治理黃、淮、洛水等等，洋洋灑灑千多言，就是沒提及這麼有技術含量的靈渠，頗令人納悶。司馬遷是否壓根兒就不知道有那麼一條渠的存在？答案又是否定的，因為在其《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中，就有秦兵“南攻百越，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云云，那是公孫弘在總結秦王朝的敗亡的原因時，作為秦王朝過分窮兵黷武的一個例證被提及，這是一個反面的例子。由此看來，根本原因可能是靈渠偏於一隅，路途遙遠，足跡未到。否則以太史公之視野、博學和判斷，斷無忽視靈渠的理由。
靈渠也可以說是中國最早的運河，雖然總長只有三十多公里，卻溝通了長江和珠江兩大水系，使得南下的灕江和北去的湘江水脈相連，在靈渠的鏵嘴不遠處，立著乾隆年間的書碑，上有清人查淳所寫“湘漓分派”四個大字，碑身僅一人多高，但可謂氣勢幹雲。因為這四個字背後讓人聯想到浩渺的洞庭和蜿蜒美麗的珠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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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原倫，北京師範大學教授，同濟大學藝術與傳媒學院聘任教授。從事當代文學批評、文藝理論和媒介文化研究工作。出版專著有《傳統的界限》《九十年代批評》《媒介文化與消費時代》《我聊故我在》《觀念的藝術與技術的藝術》《文學批評學》《歷史描述與邏輯演繹》等多種。曾主編《今日先鋒》《媒介批評》和“媒介文化叢書”及教材四十餘種。
靈渠（上）
去過桂林多次，每次去總少不了遊灕江去陽朔，或者參觀蘆笛巖和七星巖。早先灕江的水勢充沛，遊灕江的船停泊在解放橋附近，上船後要走一段水路才看見象鼻山，過象鼻山，氣象逐漸開闊，水光雲天下，蔥白的山簪一座座拔地而起，盡顯喀斯特地貌的美妙。這些年灕江水勢漸減，登遊船的地點就在象鼻山以外，再去桂林開會或出差，覺得桂林變得乏味起來，號稱山水甲天下的峰巒在一幢幢威猛的高樓大廈背後露出怯生生的山尖，有點像給每座樓派發了一頂瓜皮小帽。
市政當局為增加旅遊景點，疏通了兩江四湖，造了臥姿各異的景觀橋和玲瓏剔透的日月雙塔，使得桂林市區更加美輪美奐，遊兩江四湖的船票通常要預定，可見是熱門景點，只是沒有人跟我提起過幾十里開外的靈渠，因此當文輝帶我們一行人去靈渠時，我還以為是又一個新開發的旅遊景點，全然不知道，將要拜謁的竟是兩千兩百年前開鑿的偉大水利工程。
一
古老的靈渠，作為景點是很晚才開發的，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才公佈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06年成為國家級AAAA旅遊風景區，可能是交通和宣傳方面的原因，靈渠的知名度似乎並不高，當我走進靈渠園區的大門時，還以為是興安縣境內一處略加修繕的自然風景地。
說起來，作為“偉大水利工程”的靈渠，還正像是一處自然風景地，因為它的偉大是隱藏在自然山水之間的，不露真容。只有分水的鏵嘴和大小天坪壩的稍稍隆起，顯示出人工作業的痕跡。與同是兩千年前的水利工程相比——如古羅馬人在西班牙塞哥維亞修建的大渡槽——靈渠稱得上是鬼斧神工。塞哥維亞大渡槽的宏偉壯美絕對是沒得說，兩萬多塊花崗岩巨石構築的拱形連續主體延伸八百多米，遠觀就像騰空而起巨龍。然而，面對早期社會的這類體量無比龐大的建築，不僅自己頓覺渺小，還總會有陰暗的聯想：如勞民傷財、孟姜女哭長城……因此在情感的傾向上，我已經站在靈渠的不顯山露水，又渾然天成這一邊了。我想塞哥維亞大渡槽輸送水的功能實在有限，且工程浩大，靡費大量人力物力，肯定不完全是出於實用目的，應該還有其他的考慮，如炫耀實力，增添城市的美觀，再如展現建築能力等等，總之，不完全是出於民生的考慮，因此其文化意義大於實用意義。
靈渠的開鑿也並非是出於民生的考慮，這是北方的強秦開疆擴土，打到嶺南地區，為了運送士兵和軍糧而修建的。待到征服百越，戰爭殘酷的一頁翻過，照理應該在史書上留下一些輝煌的記載，如疏通河川、以利舟楫、澤萬頃良田、功在三代等等，遺憾的是史書上似無多記載，例如在《史記》的河渠書中就毫無這方面的內容。司馬遷“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遂至於會稽太潢，上姑蘇，望五湖；東窺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濟、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離碓，北自龍門至於朔方”足跡遍佈五湖四海，其開篇從大禹治水九州寫起，經李冰開鑿離堆而築都江堰，再到鄭國修渠、西門豹引漳河水入鄴，一直寫到當朝孝文帝和漢武帝的百官治理黃、淮、洛水等等，洋洋灑灑千多言，就是沒提及這麼有技術含量的靈渠，頗令人納悶。司馬遷是否壓根兒就不知道有那麼一條渠的存在？答案又是否定的，因為在其《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中，就有秦兵“南攻百越，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云云，那是公孫弘在總結秦王朝的敗亡的原因時，作為秦王朝過分窮兵黷武的一個例證被提及，這是一個反面的例子。由此看來，根本原因可能是靈渠偏於一隅，路途遙遠，足跡未到。否則以太史公之視野、博學和判斷，斷無忽視靈渠的理由。
靈渠也可以說是中國最早的運河，雖然總長只有三十多公里，卻溝通了長江和珠江兩大水系，使得南下的灕江和北去的湘江水脈相連，在靈渠的鏵嘴不遠處，立著乾隆年間的書碑，上有清人查淳所寫“湘漓分派”四個大字，碑身僅一人多高，但可謂氣勢幹雲。因為這四個字背後讓人聯想到浩渺的洞庭和蜿蜒美麗的珠江。
查淳是桂林知府，靈渠所屬的興安縣地界正是他的治下。查淳的老爹也是知府一類的官職，當年為疏浚靈渠河道，探尋過湘、漓之源頭，因此查淳在此處立書碑並不能算附庸風雅，是有職分所在的意味。如果說桂林的地貌可以用鍾靈毓秀來描繪，那麼興安這邊可以用人傑地靈的地靈來形容，說興安是地靈之地，是因為這兩千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也就兩個香港的面積，竟然是湘江和灕江兩條歷史名河的發源地。雖然酈道元在《水經注》上稱“湘漓同源分為二水”，實際上這“二水”分屬於不同的山系，中間隔著湘桂走廊這狹長的谷地。而且這兩條極有個性的河流居然背道而馳，各奔前程。湘江源出於興安縣南部的海洋山脈，故源頭稱為海洋河，此後一路向北，有朝覲中原的意味，而灕江源則打興安西北的貓兒山下來，我行我素，一路往南往西，蜿蜒曲折奔梧州方向而去。多少萬年過去，這兩條河互不照面，突然在某一天，靈渠就像絲綢腰帶那麼一搭，將它們鬆馳地綰系在一起，真是相得益彰。作家張承志當年寫北方的河多壯闊偉岸，而南方的河則清秀靈動，穿行於山林和田疇之間，又有溝渠相連，很有幾分親切感。
二
挖渠對於一個能修萬里長城的民族來說不是什麼難事，靈渠之靈在於那些建築的細節。當園區的講解員就靈渠具體的工程構造一一道來時，我聽得兩眼發直，一是外行人本來不懂水利建築，名詞術語聽著陌生，二是其細緻和講究的程度叫人吃驚，這難道是兩千兩百年前的技術水準？當年作為知青下鄉，農業學大寨，時不時也搞水利建設，那時的高舉高打粗放粗作，現在想想都臉紅。年年馬馬虎虎地挖渠，年年淤積坍塌，“與天奮鬥”“與地奮鬥”的口號喊得山響，卻鬥得毫無技術含量，難道一度我們都退化為猿人了？眼前的水利工程真可謂精品傑作，由鏵嘴，到大、小天平壩，再到斗門、水涵、堰壩等等，每一個細部和細部之間的組合都環環相扣，使得工程的整體構想能得到具體的落實。單說那起緩衝和分水作用的石砌鏵嘴，就向上遊方向延伸出百把米，可謂千年大計，已經把日後多少年水流的沖刷和淤積造成的損害預計在內了，所以到了清代重新疏浚修繕時，將鏵嘴長長的前部廢棄，剩下的部分，一點不影響分水的效果。與鏵嘴相銜接的是作為攔河壩的大、小天平，它們既蓄水又分水，因此大小天平壩的夾角成108度的斜勢，以減少迎面來水的壓力。壩體各部分所用的石灰岩條石、魚鱗石和混黏土沙卵石也各有講究，所謂魚鱗石就是將石條几近直立地嵌入式排列，故立面呈魚鱗狀，以應對日積月累的水力衝擊，條石與條石之間還有石榫鉚定。條石與魚鱗石之間以摻有桐油的膠結物粘合，堅固異常。不僅僅堅固，還有靈巧和便利，在靈渠河道分佈的各座斗門就是便利的見證，這斗門就是所謂船閘，是為船隻的通航，蓄水和排水用。儘管所謂斗門的出現，到唐朝才有記載，但是我相信，既然開鑿靈渠最初的功用是運兵和糧草，那時就應該會有替代性的船閘，否則通航有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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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原倫，北京師範大學教授，同濟大學藝術與傳媒學院聘任教授。從事當代文學批評、文藝理論和媒介文化研究工作。出版專著有《傳統的界限》《九十年代批評》《媒介文化與消費時代》《我聊故我在》《觀念的藝術與技術的藝術》《文學批評學》《歷史描述與邏輯演繹》等多種。曾主編《今日先鋒》《媒介批評》和“媒介文化叢書”及教材四十餘種。
靈渠（上）
去過桂林多次，每次去總少不了遊灕江去陽朔，或者參觀蘆笛巖和七星巖。早先灕江的水勢充沛，遊灕江的船停泊在解放橋附近，上船後要走一段水路才看見象鼻山，過象鼻山，氣象逐漸開闊，水光雲天下，蔥白的山簪一座座拔地而起，盡顯喀斯特地貌的美妙。這些年灕江水勢漸減，登遊船的地點就在象鼻山以外，再去桂林開會或出差，覺得桂林變得乏味起來，號稱山水甲天下的峰巒在一幢幢威猛的高樓大廈背後露出怯生生的山尖，有點像給每座樓派發了一頂瓜皮小帽。
市政當局為增加旅遊景點，疏通了兩江四湖，造了臥姿各異的景觀橋和玲瓏剔透的日月雙塔，使得桂林市區更加美輪美奐，遊兩江四湖的船票通常要預定，可見是熱門景點，只是沒有人跟我提起過幾十里開外的靈渠，因此當文輝帶我們一行人去靈渠時，我還以為是又一個新開發的旅遊景點，全然不知道，將要拜謁的竟是兩千兩百年前開鑿的偉大水利工程。
一
古老的靈渠，作為景點是很晚才開發的，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才公佈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06年成為國家級AAAA旅遊風景區，可能是交通和宣傳方面的原因，靈渠的知名度似乎並不高，當我走進靈渠園區的大門時，還以為是興安縣境內一處略加修繕的自然風景地。
說起來，作為“偉大水利工程”的靈渠，還正像是一處自然風景地，因為它的偉大是隱藏在自然山水之間的，不露真容。只有分水的鏵嘴和大小天坪壩的稍稍隆起，顯示出人工作業的痕跡。與同是兩千年前的水利工程相比——如古羅馬人在西班牙塞哥維亞修建的大渡槽——靈渠稱得上是鬼斧神工。塞哥維亞大渡槽的宏偉壯美絕對是沒得說，兩萬多塊花崗岩巨石構築的拱形連續主體延伸八百多米，遠觀就像騰空而起巨龍。然而，面對早期社會的這類體量無比龐大的建築，不僅自己頓覺渺小，還總會有陰暗的聯想：如勞民傷財、孟姜女哭長城……因此在情感的傾向上，我已經站在靈渠的不顯山露水，又渾然天成這一邊了。我想塞哥維亞大渡槽輸送水的功能實在有限，且工程浩大，靡費大量人力物力，肯定不完全是出於實用目的，應該還有其他的考慮，如炫耀實力，增添城市的美觀，再如展現建築能力等等，總之，不完全是出於民生的考慮，因此其文化意義大於實用意義。
靈渠的開鑿也並非是出於民生的考慮，這是北方的強秦開疆擴土，打到嶺南地區，為了運送士兵和軍糧而修建的。待到征服百越，戰爭殘酷的一頁翻過，照理應該在史書上留下一些輝煌的記載，如疏通河川、以利舟楫、澤萬頃良田、功在三代等等，遺憾的是史書上似無多記載，例如在《史記》的河渠書中就毫無這方面的內容。司馬遷“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遂至於會稽太潢，上姑蘇，望五湖；東窺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濟、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離碓，北自龍門至於朔方”足跡遍佈五湖四海，其開篇從大禹治水九州寫起，經李冰開鑿離堆而築都江堰，再到鄭國修渠、西門豹引漳河水入鄴，一直寫到當朝孝文帝和漢武帝的百官治理黃、淮、洛水等等，洋洋灑灑千多言，就是沒提及這麼有技術含量的靈渠，頗令人納悶。司馬遷是否壓根兒就不知道有那麼一條渠的存在？答案又是否定的，因為在其《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中，就有秦兵“南攻百越，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云云，那是公孫弘在總結秦王朝的敗亡的原因時，作為秦王朝過分窮兵黷武的一個例證被提及，這是一個反面的例子。由此看來，根本原因可能是靈渠偏於一隅，路途遙遠，足跡未到。否則以太史公之視野、博學和判斷，斷無忽視靈渠的理由。
靈渠也可以說是中國最早的運河，雖然總長只有三十多公里，卻溝通了長江和珠江兩大水系，使得南下的灕江和北去的湘江水脈相連，在靈渠的鏵嘴不遠處，立著乾隆年間的書碑，上有清人查淳所寫“湘漓分派”四個大字，碑身僅一人多高，但可謂氣勢幹雲。因為這四個字背後讓人聯想到浩渺的洞庭和蜿蜒美麗的珠江。
查淳是桂林知府，靈渠所屬的興安縣地界正是他的治下。查淳的老爹也是知府一類的官職，當年為疏浚靈渠河道，探尋過湘、漓之源頭，因此查淳在此處立書碑並不能算附庸風雅，是有職分所在的意味。如果說桂林的地貌可以用鍾靈毓秀來描繪，那麼興安這邊可以用人傑地靈的地靈來形容，說興安是地靈之地，是因為這兩千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也就兩個香港的面積，竟然是湘江和灕江兩條歷史名河的發源地。雖然酈道元在《水經注》上稱“湘漓同源分為二水”，實際上這“二水”分屬於不同的山系，中間隔著湘桂走廊這狹長的谷地。而且這兩條極有個性的河流居然背道而馳，各奔前程。湘江源出於興安縣南部的海洋山脈，故源頭稱為海洋河，此後一路向北，有朝覲中原的意味，而灕江源則打興安西北的貓兒山下來，我行我素，一路往南往西，蜿蜒曲折奔梧州方向而去。多少萬年過去，這兩條河互不照面，突然在某一天，靈渠就像絲綢腰帶那麼一搭，將它們鬆馳地綰系在一起，真是相得益彰。作家張承志當年寫北方的河多壯闊偉岸，而南方的河則清秀靈動，穿行於山林和田疇之間，又有溝渠相連，很有幾分親切感。
二
挖渠對於一個能修萬里長城的民族來說不是什麼難事，靈渠之靈在於那些建築的細節。當園區的講解員就靈渠具體的工程構造一一道來時，我聽得兩眼發直，一是外行人本來不懂水利建築，名詞術語聽著陌生，二是其細緻和講究的程度叫人吃驚，這難道是兩千兩百年前的技術水準？當年作為知青下鄉，農業學大寨，時不時也搞水利建設，那時的高舉高打粗放粗作，現在想想都臉紅。年年馬馬虎虎地挖渠，年年淤積坍塌，“與天奮鬥”“與地奮鬥”的口號喊得山響，卻鬥得毫無技術含量，難道一度我們都退化為猿人了？眼前的水利工程真可謂精品傑作，由鏵嘴，到大、小天平壩，再到斗門、水涵、堰壩等等，每一個細部和細部之間的組合都環環相扣，使得工程的整體構想能得到具體的落實。單說那起緩衝和分水作用的石砌鏵嘴，就向上遊方向延伸出百把米，可謂千年大計，已經把日後多少年水流的沖刷和淤積造成的損害預計在內了，所以到了清代重新疏浚修繕時，將鏵嘴長長的前部廢棄，剩下的部分，一點不影響分水的效果。與鏵嘴相銜接的是作為攔河壩的大、小天平，它們既蓄水又分水，因此大小天平壩的夾角成108度的斜勢，以減少迎面來水的壓力。壩體各部分所用的石灰岩條石、魚鱗石和混黏土沙卵石也各有講究，所謂魚鱗石就是將石條几近直立地嵌入式排列，故立面呈魚鱗狀，以應對日積月累的水力衝擊，條石與條石之間還有石榫鉚定。條石與魚鱗石之間以摻有桐油的膠結物粘合，堅固異常。不僅僅堅固，還有靈巧和便利，在靈渠河道分佈的各座斗門就是便利的見證，這斗門就是所謂船閘，是為船隻的通航，蓄水和排水用。儘管所謂斗門的出現，到唐朝才有記載，但是我相信，既然開鑿靈渠最初的功用是運兵和糧草，那時就應該會有替代性的船閘，否則通航有困難。
現在應該回過頭來說說靈渠的設計者和建造者了。若非史籍記載，簡直不敢相信我們的祖先早在公元前幾百年就有這等智慧。此人就是史祿，即《史記》中提到的“使監祿鑿渠運糧”的那一位。據說在《淮南子》和《漢書》中均有簡略的記載。當然關於史祿更詳細的情形就不得而知了，甚至他姓什麼都存疑，因為“監祿”或“史祿”的頭一個字是官職，祿才是本名。不過這不影響後人對其功績的肯定和讚揚。許多年以後，宋人周去非在其《嶺外代答》這本古代地理名著中提起史祿時，雙手都翹起了大拇指：原話是“豈惟始皇，祿亦人傑矣”。也就是說，有了湘、漓二水，有了史祿，前面所說興安縣“人傑地靈”，這四個字就佔全了。
打小受到教育，中國有悠久的歷史傳統，中華文化博大精深等等，初時肅然起敬，但是慢慢地覺著這是阿Q式的自誇和自慰，在實際生活中不覺得我們有什麼優秀傳統，靈渠的存在，表明我們的祖上還真的闊過。只不過那個傳統被我們自己搞丟了，是我們後人的鄙陋拖累了先人。回想起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所宣傳的一些大的建設工程建設，基本上都是強調“革命加拼命”的，再加上自己在黑龍江兵團農場的務農經歷，以至於給我的錯覺與印象，在我們傳統的生產勞動中，從來就不怎麼講究技術含量，基本靠天吃飯再加人海戰術，此乃大謬矣！歷史的嘲弄再加吾輩無知，使我忽略了中國歷史上的優秀科技人才和能工巧匠所作出的貢獻。
當然我清楚，史祿並非奇人，靈渠亦非奇蹟。靈渠在那個時代的出現，雖然代表了當時華夏民族的治水水準和高度，卻不是絕無僅有。不往遠處說，更不必上溯大禹治水，光是在秦朝那短短的半個世紀裡，就先後建成了三大水利工程，這就是公元前251年建成的都江堰，公元前236年完工的鄭國渠（此鄭國非春秋戰國之鄭國，而是韓國的水利專家，姓鄭名國），然後就是靈渠，通航於公元前214年。說起來靈渠還是最晚建成的，所以有人演繹，史祿早年參與了鄭國渠的建設，是從鄭國渠的開鑿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也有人說，史祿是鄭國的弟子，被派往嶺南修渠。應該說以上演繹都有其合理性。一是因為從年代上說，鄭國渠與靈渠相對近一些，另外關於鄭國渠的故事和種種傳說極富戲劇性和傳奇色彩，拍幾十集電視劇綽綽有餘，因此各種附會自然多多。
三
鄭國何許人也？他是韓國的水利專家兼土木工程師。不過我以為他也是一位高明的說客。最早的史書有那麼一段記載，直接可以用作《戰國疑雲》一類諜戰劇的梗概：
韓聞秦之好興事，欲罷之，毋令東伐，及使水工鄭國間說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邸瓠口渠，並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覺，秦欲殺鄭國。鄭國曰：“始臣為間，然渠成亦秦之利也。”秦以為然，卒使就渠。渠就，用注填閼之水，漑澤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於是關中為沃野，無凶年，秦以富強，卒並諸侯，因名曰鄭國渠。
（《史記·河渠書》）
太史公就是太史公，短短百多言，就將這麼重大的水利工程、歷史事件及其中的曲折交代清楚了。鄭國的勸說秦國修渠，乃施展“疲秦”之計，以消耗秦國的國力，使其抽不出身來伐韓，結果想不到此渠修成後，借灌溉之利，秦越發強大，不到十五年工夫就併吞了六國。自此改變了中國的歷史走向。那鄭國也是膽識過人，計謀敗露之際，仍能說服秦王繼續完成其水利工程，而且事成之後，居然還能以他的姓名冠名，也算是千古絕唱。因為從最原始的大禹治水到今天的三峽水庫，但凡有耳聞的大的水利工程，還真沒有以個人名字來命名的。由此看來，當時的秦王（僅限於當時）也算是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
鄭國渠開通，引涇水入洛水，橫跨三百餘里，灌澆關中平原，同時將涇水夾帶的泥沙攜入下游，改善了下游一帶的鹽鹼地，可謂造福萬方。如今鄭國渠的完整原貌已不復尋覓，因為該渠年久失修，故道傾圮，所以這兩年，涇陽等地在搞鄭國渠國家遺址公園的開發項目。至於當年開渠的種種科技創新如能有所還原，當屬世界水利科技史上值得秉筆書寫的章節。據說鄭國渠的奧妙在於其“橫絕”技術，該渠一路向東，途中要橫跨若干條河流，要處理和應對不同的水文和地理難題。而該渠既能把河水攬入渠中，既增加下游的供水量，又能妥善地解決泥沙淤積的問題，可謂絕活。當然鄭國治水的具體思路和技法是否流傳於後世？關中平原兩千年以來，前前後後的水利建設是否受益於鄭國？當初那麼偉大的水利工程怎麼就沒有得到修復和保存？或者說鄭國渠在修建之初就有某種暗疾，所以後人改弦更張，另闢蹊徑？這一切需要有關專家或專項研究人員來回答。總之在那時，此渠一開，黃金萬兩，不僅沒有達到“疲秦”的目的，反而是加快了秦統一六國的步伐。
今天我們只能相信鄭國是身懷絕技，否則秦王不殺他已經是皇恩浩蕩，何必還繼續讓他總管作業？只是鄭國的那一套治水本領是獨出機杼還是有所借鑑，有所繼承？倒是值得追問。我以為鄭國有才華是一方面，但是那時的大環境造就科技人才也是一方面，所謂形勢比人強。那時候一說起治水，就像今天人們說起建設互聯網，沒有人能夠抗拒，也因此鄭國一遊說，秦王立馬點頭同意，絲毫不懷疑鄭國的動機，並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也有說法，那時秦王尚年幼，是呂不韋當政，接納了鄭國的開渠建議）。即便數年後經人告發，鄭國的“用間”身份坐實，秦王出於強國富農的願望，仍未改變初衷。反過來，韓國上下覺得能以此法來說動秦國，也說明興修水利以利農桑是當時的“普世價值”。
其實中國是農耕社會，向來關注水利技術方面的建設，水利是農業的命脈。不僅華夏曆史的開篇就是大禹治水，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大的生產技術方面的路線和觀念之爭，就是治水到底是用堵的方式好呢，還是疏導的方式更有效？再往下，《史記》有河渠書，《漢書》有溝洫志，三國至北魏有《水經》和《水經注》，宋史，金史、元史、明史等也都有河渠志，以記錄水系變化，水利建設方面的作業和成就。由此，河清海晏也成了太平盛世的代名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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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李國學苑”
蔣原倫，北京師範大學教授，同濟大學藝術與傳媒學院聘任教授。從事當代文學批評、文藝理論和媒介文化研究工作。出版專著有《傳統的界限》《九十年代批評》《媒介文化與消費時代》《我聊故我在》《觀念的藝術與技術的藝術》《文學批評學》《歷史描述與邏輯演繹》等多種。曾主編《今日先鋒》《媒介批評》和“媒介文化叢書”及教材四十餘種。
靈渠（上）
去過桂林多次，每次去總少不了遊灕江去陽朔，或者參觀蘆笛巖和七星巖。早先灕江的水勢充沛，遊灕江的船停泊在解放橋附近，上船後要走一段水路才看見象鼻山，過象鼻山，氣象逐漸開闊，水光雲天下，蔥白的山簪一座座拔地而起，盡顯喀斯特地貌的美妙。這些年灕江水勢漸減，登遊船的地點就在象鼻山以外，再去桂林開會或出差，覺得桂林變得乏味起來，號稱山水甲天下的峰巒在一幢幢威猛的高樓大廈背後露出怯生生的山尖，有點像給每座樓派發了一頂瓜皮小帽。
市政當局為增加旅遊景點，疏通了兩江四湖，造了臥姿各異的景觀橋和玲瓏剔透的日月雙塔，使得桂林市區更加美輪美奐，遊兩江四湖的船票通常要預定，可見是熱門景點，只是沒有人跟我提起過幾十里開外的靈渠，因此當文輝帶我們一行人去靈渠時，我還以為是又一個新開發的旅遊景點，全然不知道，將要拜謁的竟是兩千兩百年前開鑿的偉大水利工程。
一
古老的靈渠，作為景點是很晚才開發的，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才公佈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06年成為國家級AAAA旅遊風景區，可能是交通和宣傳方面的原因，靈渠的知名度似乎並不高，當我走進靈渠園區的大門時，還以為是興安縣境內一處略加修繕的自然風景地。
說起來，作為“偉大水利工程”的靈渠，還正像是一處自然風景地，因為它的偉大是隱藏在自然山水之間的，不露真容。只有分水的鏵嘴和大小天坪壩的稍稍隆起，顯示出人工作業的痕跡。與同是兩千年前的水利工程相比——如古羅馬人在西班牙塞哥維亞修建的大渡槽——靈渠稱得上是鬼斧神工。塞哥維亞大渡槽的宏偉壯美絕對是沒得說，兩萬多塊花崗岩巨石構築的拱形連續主體延伸八百多米，遠觀就像騰空而起巨龍。然而，面對早期社會的這類體量無比龐大的建築，不僅自己頓覺渺小，還總會有陰暗的聯想：如勞民傷財、孟姜女哭長城……因此在情感的傾向上，我已經站在靈渠的不顯山露水，又渾然天成這一邊了。我想塞哥維亞大渡槽輸送水的功能實在有限，且工程浩大，靡費大量人力物力，肯定不完全是出於實用目的，應該還有其他的考慮，如炫耀實力，增添城市的美觀，再如展現建築能力等等，總之，不完全是出於民生的考慮，因此其文化意義大於實用意義。
靈渠的開鑿也並非是出於民生的考慮，這是北方的強秦開疆擴土，打到嶺南地區，為了運送士兵和軍糧而修建的。待到征服百越，戰爭殘酷的一頁翻過，照理應該在史書上留下一些輝煌的記載，如疏通河川、以利舟楫、澤萬頃良田、功在三代等等，遺憾的是史書上似無多記載，例如在《史記》的河渠書中就毫無這方面的內容。司馬遷“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遂至於會稽太潢，上姑蘇，望五湖；東窺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濟、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離碓，北自龍門至於朔方”足跡遍佈五湖四海，其開篇從大禹治水九州寫起，經李冰開鑿離堆而築都江堰，再到鄭國修渠、西門豹引漳河水入鄴，一直寫到當朝孝文帝和漢武帝的百官治理黃、淮、洛水等等，洋洋灑灑千多言，就是沒提及這麼有技術含量的靈渠，頗令人納悶。司馬遷是否壓根兒就不知道有那麼一條渠的存在？答案又是否定的，因為在其《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中，就有秦兵“南攻百越，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云云，那是公孫弘在總結秦王朝的敗亡的原因時，作為秦王朝過分窮兵黷武的一個例證被提及，這是一個反面的例子。由此看來，根本原因可能是靈渠偏於一隅，路途遙遠，足跡未到。否則以太史公之視野、博學和判斷，斷無忽視靈渠的理由。
靈渠也可以說是中國最早的運河，雖然總長只有三十多公里，卻溝通了長江和珠江兩大水系，使得南下的灕江和北去的湘江水脈相連，在靈渠的鏵嘴不遠處，立著乾隆年間的書碑，上有清人查淳所寫“湘漓分派”四個大字，碑身僅一人多高，但可謂氣勢幹雲。因為這四個字背後讓人聯想到浩渺的洞庭和蜿蜒美麗的珠江。
查淳是桂林知府，靈渠所屬的興安縣地界正是他的治下。查淳的老爹也是知府一類的官職，當年為疏浚靈渠河道，探尋過湘、漓之源頭，因此查淳在此處立書碑並不能算附庸風雅，是有職分所在的意味。如果說桂林的地貌可以用鍾靈毓秀來描繪，那麼興安這邊可以用人傑地靈的地靈來形容，說興安是地靈之地，是因為這兩千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也就兩個香港的面積，竟然是湘江和灕江兩條歷史名河的發源地。雖然酈道元在《水經注》上稱“湘漓同源分為二水”，實際上這“二水”分屬於不同的山系，中間隔著湘桂走廊這狹長的谷地。而且這兩條極有個性的河流居然背道而馳，各奔前程。湘江源出於興安縣南部的海洋山脈，故源頭稱為海洋河，此後一路向北，有朝覲中原的意味，而灕江源則打興安西北的貓兒山下來，我行我素，一路往南往西，蜿蜒曲折奔梧州方向而去。多少萬年過去，這兩條河互不照面，突然在某一天，靈渠就像絲綢腰帶那麼一搭，將它們鬆馳地綰系在一起，真是相得益彰。作家張承志當年寫北方的河多壯闊偉岸，而南方的河則清秀靈動，穿行於山林和田疇之間，又有溝渠相連，很有幾分親切感。
二
挖渠對於一個能修萬里長城的民族來說不是什麼難事，靈渠之靈在於那些建築的細節。當園區的講解員就靈渠具體的工程構造一一道來時，我聽得兩眼發直，一是外行人本來不懂水利建築，名詞術語聽著陌生，二是其細緻和講究的程度叫人吃驚，這難道是兩千兩百年前的技術水準？當年作為知青下鄉，農業學大寨，時不時也搞水利建設，那時的高舉高打粗放粗作，現在想想都臉紅。年年馬馬虎虎地挖渠，年年淤積坍塌，“與天奮鬥”“與地奮鬥”的口號喊得山響，卻鬥得毫無技術含量，難道一度我們都退化為猿人了？眼前的水利工程真可謂精品傑作，由鏵嘴，到大、小天平壩，再到斗門、水涵、堰壩等等，每一個細部和細部之間的組合都環環相扣，使得工程的整體構想能得到具體的落實。單說那起緩衝和分水作用的石砌鏵嘴，就向上遊方向延伸出百把米，可謂千年大計，已經把日後多少年水流的沖刷和淤積造成的損害預計在內了，所以到了清代重新疏浚修繕時，將鏵嘴長長的前部廢棄，剩下的部分，一點不影響分水的效果。與鏵嘴相銜接的是作為攔河壩的大、小天平，它們既蓄水又分水，因此大小天平壩的夾角成108度的斜勢，以減少迎面來水的壓力。壩體各部分所用的石灰岩條石、魚鱗石和混黏土沙卵石也各有講究，所謂魚鱗石就是將石條几近直立地嵌入式排列，故立面呈魚鱗狀，以應對日積月累的水力衝擊，條石與條石之間還有石榫鉚定。條石與魚鱗石之間以摻有桐油的膠結物粘合，堅固異常。不僅僅堅固，還有靈巧和便利，在靈渠河道分佈的各座斗門就是便利的見證，這斗門就是所謂船閘，是為船隻的通航，蓄水和排水用。儘管所謂斗門的出現，到唐朝才有記載，但是我相信，既然開鑿靈渠最初的功用是運兵和糧草，那時就應該會有替代性的船閘，否則通航有困難。
現在應該回過頭來說說靈渠的設計者和建造者了。若非史籍記載，簡直不敢相信我們的祖先早在公元前幾百年就有這等智慧。此人就是史祿，即《史記》中提到的“使監祿鑿渠運糧”的那一位。據說在《淮南子》和《漢書》中均有簡略的記載。當然關於史祿更詳細的情形就不得而知了，甚至他姓什麼都存疑，因為“監祿”或“史祿”的頭一個字是官職，祿才是本名。不過這不影響後人對其功績的肯定和讚揚。許多年以後，宋人周去非在其《嶺外代答》這本古代地理名著中提起史祿時，雙手都翹起了大拇指：原話是“豈惟始皇，祿亦人傑矣”。也就是說，有了湘、漓二水，有了史祿，前面所說興安縣“人傑地靈”，這四個字就佔全了。
打小受到教育，中國有悠久的歷史傳統，中華文化博大精深等等，初時肅然起敬，但是慢慢地覺著這是阿Q式的自誇和自慰，在實際生活中不覺得我們有什麼優秀傳統，靈渠的存在，表明我們的祖上還真的闊過。只不過那個傳統被我們自己搞丟了，是我們後人的鄙陋拖累了先人。回想起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所宣傳的一些大的建設工程建設，基本上都是強調“革命加拼命”的，再加上自己在黑龍江兵團農場的務農經歷，以至於給我的錯覺與印象，在我們傳統的生產勞動中，從來就不怎麼講究技術含量，基本靠天吃飯再加人海戰術，此乃大謬矣！歷史的嘲弄再加吾輩無知，使我忽略了中國歷史上的優秀科技人才和能工巧匠所作出的貢獻。
當然我清楚，史祿並非奇人，靈渠亦非奇蹟。靈渠在那個時代的出現，雖然代表了當時華夏民族的治水水準和高度，卻不是絕無僅有。不往遠處說，更不必上溯大禹治水，光是在秦朝那短短的半個世紀裡，就先後建成了三大水利工程，這就是公元前251年建成的都江堰，公元前236年完工的鄭國渠（此鄭國非春秋戰國之鄭國，而是韓國的水利專家，姓鄭名國），然後就是靈渠，通航於公元前214年。說起來靈渠還是最晚建成的，所以有人演繹，史祿早年參與了鄭國渠的建設，是從鄭國渠的開鑿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也有人說，史祿是鄭國的弟子，被派往嶺南修渠。應該說以上演繹都有其合理性。一是因為從年代上說，鄭國渠與靈渠相對近一些，另外關於鄭國渠的故事和種種傳說極富戲劇性和傳奇色彩，拍幾十集電視劇綽綽有餘，因此各種附會自然多多。
三
鄭國何許人也？他是韓國的水利專家兼土木工程師。不過我以為他也是一位高明的說客。最早的史書有那麼一段記載，直接可以用作《戰國疑雲》一類諜戰劇的梗概：
韓聞秦之好興事，欲罷之，毋令東伐，及使水工鄭國間說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邸瓠口渠，並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覺，秦欲殺鄭國。鄭國曰：“始臣為間，然渠成亦秦之利也。”秦以為然，卒使就渠。渠就，用注填閼之水，漑澤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於是關中為沃野，無凶年，秦以富強，卒並諸侯，因名曰鄭國渠。
（《史記·河渠書》）
太史公就是太史公，短短百多言，就將這麼重大的水利工程、歷史事件及其中的曲折交代清楚了。鄭國的勸說秦國修渠，乃施展“疲秦”之計，以消耗秦國的國力，使其抽不出身來伐韓，結果想不到此渠修成後，借灌溉之利，秦越發強大，不到十五年工夫就併吞了六國。自此改變了中國的歷史走向。那鄭國也是膽識過人，計謀敗露之際，仍能說服秦王繼續完成其水利工程，而且事成之後，居然還能以他的姓名冠名，也算是千古絕唱。因為從最原始的大禹治水到今天的三峽水庫，但凡有耳聞的大的水利工程，還真沒有以個人名字來命名的。由此看來，當時的秦王（僅限於當時）也算是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
鄭國渠開通，引涇水入洛水，橫跨三百餘里，灌澆關中平原，同時將涇水夾帶的泥沙攜入下游，改善了下游一帶的鹽鹼地，可謂造福萬方。如今鄭國渠的完整原貌已不復尋覓，因為該渠年久失修，故道傾圮，所以這兩年，涇陽等地在搞鄭國渠國家遺址公園的開發項目。至於當年開渠的種種科技創新如能有所還原，當屬世界水利科技史上值得秉筆書寫的章節。據說鄭國渠的奧妙在於其“橫絕”技術，該渠一路向東，途中要橫跨若干條河流，要處理和應對不同的水文和地理難題。而該渠既能把河水攬入渠中，既增加下游的供水量，又能妥善地解決泥沙淤積的問題，可謂絕活。當然鄭國治水的具體思路和技法是否流傳於後世？關中平原兩千年以來，前前後後的水利建設是否受益於鄭國？當初那麼偉大的水利工程怎麼就沒有得到修復和保存？或者說鄭國渠在修建之初就有某種暗疾，所以後人改弦更張，另闢蹊徑？這一切需要有關專家或專項研究人員來回答。總之在那時，此渠一開，黃金萬兩，不僅沒有達到“疲秦”的目的，反而是加快了秦統一六國的步伐。
今天我們只能相信鄭國是身懷絕技，否則秦王不殺他已經是皇恩浩蕩，何必還繼續讓他總管作業？只是鄭國的那一套治水本領是獨出機杼還是有所借鑑，有所繼承？倒是值得追問。我以為鄭國有才華是一方面，但是那時的大環境造就科技人才也是一方面，所謂形勢比人強。那時候一說起治水，就像今天人們說起建設互聯網，沒有人能夠抗拒，也因此鄭國一遊說，秦王立馬點頭同意，絲毫不懷疑鄭國的動機，並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也有說法，那時秦王尚年幼，是呂不韋當政，接納了鄭國的開渠建議）。即便數年後經人告發，鄭國的“用間”身份坐實，秦王出於強國富農的願望，仍未改變初衷。反過來，韓國上下覺得能以此法來說動秦國，也說明興修水利以利農桑是當時的“普世價值”。
其實中國是農耕社會，向來關注水利技術方面的建設，水利是農業的命脈。不僅華夏曆史的開篇就是大禹治水，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大的生產技術方面的路線和觀念之爭，就是治水到底是用堵的方式好呢，還是疏導的方式更有效？再往下，《史記》有河渠書，《漢書》有溝洫志，三國至北魏有《水經》和《水經注》，宋史，金史、元史、明史等也都有河渠志，以記錄水系變化，水利建設方面的作業和成就。由此，河清海晏也成了太平盛世的代名詞。
回過來說，秦王朝正是由於此前在水利建設上嚐到了甜頭的。所以才對開鑿鄭國渠有如此熱衷，據傳一下子派出十來萬人工，搞得轟轟烈烈。這所謂甜頭，就不能不說說蜀地的都江堰。（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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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李國學苑”
蔣原倫，北京師範大學教授，同濟大學藝術與傳媒學院聘任教授。從事當代文學批評、文藝理論和媒介文化研究工作。出版專著有《傳統的界限》《九十年代批評》《媒介文化與消費時代》《我聊故我在》《觀念的藝術與技術的藝術》《文學批評學》《歷史描述與邏輯演繹》等多種。曾主編《今日先鋒》《媒介批評》和“媒介文化叢書”及教材四十餘種。
靈渠（上）
去過桂林多次，每次去總少不了遊灕江去陽朔，或者參觀蘆笛巖和七星巖。早先灕江的水勢充沛，遊灕江的船停泊在解放橋附近，上船後要走一段水路才看見象鼻山，過象鼻山，氣象逐漸開闊，水光雲天下，蔥白的山簪一座座拔地而起，盡顯喀斯特地貌的美妙。這些年灕江水勢漸減，登遊船的地點就在象鼻山以外，再去桂林開會或出差，覺得桂林變得乏味起來，號稱山水甲天下的峰巒在一幢幢威猛的高樓大廈背後露出怯生生的山尖，有點像給每座樓派發了一頂瓜皮小帽。
市政當局為增加旅遊景點，疏通了兩江四湖，造了臥姿各異的景觀橋和玲瓏剔透的日月雙塔，使得桂林市區更加美輪美奐，遊兩江四湖的船票通常要預定，可見是熱門景點，只是沒有人跟我提起過幾十里開外的靈渠，因此當文輝帶我們一行人去靈渠時，我還以為是又一個新開發的旅遊景點，全然不知道，將要拜謁的竟是兩千兩百年前開鑿的偉大水利工程。
一
古老的靈渠，作為景點是很晚才開發的，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才公佈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06年成為國家級AAAA旅遊風景區，可能是交通和宣傳方面的原因，靈渠的知名度似乎並不高，當我走進靈渠園區的大門時，還以為是興安縣境內一處略加修繕的自然風景地。
說起來，作為“偉大水利工程”的靈渠，還正像是一處自然風景地，因為它的偉大是隱藏在自然山水之間的，不露真容。只有分水的鏵嘴和大小天坪壩的稍稍隆起，顯示出人工作業的痕跡。與同是兩千年前的水利工程相比——如古羅馬人在西班牙塞哥維亞修建的大渡槽——靈渠稱得上是鬼斧神工。塞哥維亞大渡槽的宏偉壯美絕對是沒得說，兩萬多塊花崗岩巨石構築的拱形連續主體延伸八百多米，遠觀就像騰空而起巨龍。然而，面對早期社會的這類體量無比龐大的建築，不僅自己頓覺渺小，還總會有陰暗的聯想：如勞民傷財、孟姜女哭長城……因此在情感的傾向上，我已經站在靈渠的不顯山露水，又渾然天成這一邊了。我想塞哥維亞大渡槽輸送水的功能實在有限，且工程浩大，靡費大量人力物力，肯定不完全是出於實用目的，應該還有其他的考慮，如炫耀實力，增添城市的美觀，再如展現建築能力等等，總之，不完全是出於民生的考慮，因此其文化意義大於實用意義。
靈渠的開鑿也並非是出於民生的考慮，這是北方的強秦開疆擴土，打到嶺南地區，為了運送士兵和軍糧而修建的。待到征服百越，戰爭殘酷的一頁翻過，照理應該在史書上留下一些輝煌的記載，如疏通河川、以利舟楫、澤萬頃良田、功在三代等等，遺憾的是史書上似無多記載，例如在《史記》的河渠書中就毫無這方面的內容。司馬遷“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遂至於會稽太潢，上姑蘇，望五湖；東窺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濟、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離碓，北自龍門至於朔方”足跡遍佈五湖四海，其開篇從大禹治水九州寫起，經李冰開鑿離堆而築都江堰，再到鄭國修渠、西門豹引漳河水入鄴，一直寫到當朝孝文帝和漢武帝的百官治理黃、淮、洛水等等，洋洋灑灑千多言，就是沒提及這麼有技術含量的靈渠，頗令人納悶。司馬遷是否壓根兒就不知道有那麼一條渠的存在？答案又是否定的，因為在其《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中，就有秦兵“南攻百越，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云云，那是公孫弘在總結秦王朝的敗亡的原因時，作為秦王朝過分窮兵黷武的一個例證被提及，這是一個反面的例子。由此看來，根本原因可能是靈渠偏於一隅，路途遙遠，足跡未到。否則以太史公之視野、博學和判斷，斷無忽視靈渠的理由。
靈渠也可以說是中國最早的運河，雖然總長只有三十多公里，卻溝通了長江和珠江兩大水系，使得南下的灕江和北去的湘江水脈相連，在靈渠的鏵嘴不遠處，立著乾隆年間的書碑，上有清人查淳所寫“湘漓分派”四個大字，碑身僅一人多高，但可謂氣勢幹雲。因為這四個字背後讓人聯想到浩渺的洞庭和蜿蜒美麗的珠江。
查淳是桂林知府，靈渠所屬的興安縣地界正是他的治下。查淳的老爹也是知府一類的官職，當年為疏浚靈渠河道，探尋過湘、漓之源頭，因此查淳在此處立書碑並不能算附庸風雅，是有職分所在的意味。如果說桂林的地貌可以用鍾靈毓秀來描繪，那麼興安這邊可以用人傑地靈的地靈來形容，說興安是地靈之地，是因為這兩千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也就兩個香港的面積，竟然是湘江和灕江兩條歷史名河的發源地。雖然酈道元在《水經注》上稱“湘漓同源分為二水”，實際上這“二水”分屬於不同的山系，中間隔著湘桂走廊這狹長的谷地。而且這兩條極有個性的河流居然背道而馳，各奔前程。湘江源出於興安縣南部的海洋山脈，故源頭稱為海洋河，此後一路向北，有朝覲中原的意味，而灕江源則打興安西北的貓兒山下來，我行我素，一路往南往西，蜿蜒曲折奔梧州方向而去。多少萬年過去，這兩條河互不照面，突然在某一天，靈渠就像絲綢腰帶那麼一搭，將它們鬆馳地綰系在一起，真是相得益彰。作家張承志當年寫北方的河多壯闊偉岸，而南方的河則清秀靈動，穿行於山林和田疇之間，又有溝渠相連，很有幾分親切感。
二
挖渠對於一個能修萬里長城的民族來說不是什麼難事，靈渠之靈在於那些建築的細節。當園區的講解員就靈渠具體的工程構造一一道來時，我聽得兩眼發直，一是外行人本來不懂水利建築，名詞術語聽著陌生，二是其細緻和講究的程度叫人吃驚，這難道是兩千兩百年前的技術水準？當年作為知青下鄉，農業學大寨，時不時也搞水利建設，那時的高舉高打粗放粗作，現在想想都臉紅。年年馬馬虎虎地挖渠，年年淤積坍塌，“與天奮鬥”“與地奮鬥”的口號喊得山響，卻鬥得毫無技術含量，難道一度我們都退化為猿人了？眼前的水利工程真可謂精品傑作，由鏵嘴，到大、小天平壩，再到斗門、水涵、堰壩等等，每一個細部和細部之間的組合都環環相扣，使得工程的整體構想能得到具體的落實。單說那起緩衝和分水作用的石砌鏵嘴，就向上遊方向延伸出百把米，可謂千年大計，已經把日後多少年水流的沖刷和淤積造成的損害預計在內了，所以到了清代重新疏浚修繕時，將鏵嘴長長的前部廢棄，剩下的部分，一點不影響分水的效果。與鏵嘴相銜接的是作為攔河壩的大、小天平，它們既蓄水又分水，因此大小天平壩的夾角成108度的斜勢，以減少迎面來水的壓力。壩體各部分所用的石灰岩條石、魚鱗石和混黏土沙卵石也各有講究，所謂魚鱗石就是將石條几近直立地嵌入式排列，故立面呈魚鱗狀，以應對日積月累的水力衝擊，條石與條石之間還有石榫鉚定。條石與魚鱗石之間以摻有桐油的膠結物粘合，堅固異常。不僅僅堅固，還有靈巧和便利，在靈渠河道分佈的各座斗門就是便利的見證，這斗門就是所謂船閘，是為船隻的通航，蓄水和排水用。儘管所謂斗門的出現，到唐朝才有記載，但是我相信，既然開鑿靈渠最初的功用是運兵和糧草，那時就應該會有替代性的船閘，否則通航有困難。
現在應該回過頭來說說靈渠的設計者和建造者了。若非史籍記載，簡直不敢相信我們的祖先早在公元前幾百年就有這等智慧。此人就是史祿，即《史記》中提到的“使監祿鑿渠運糧”的那一位。據說在《淮南子》和《漢書》中均有簡略的記載。當然關於史祿更詳細的情形就不得而知了，甚至他姓什麼都存疑，因為“監祿”或“史祿”的頭一個字是官職，祿才是本名。不過這不影響後人對其功績的肯定和讚揚。許多年以後，宋人周去非在其《嶺外代答》這本古代地理名著中提起史祿時，雙手都翹起了大拇指：原話是“豈惟始皇，祿亦人傑矣”。也就是說，有了湘、漓二水，有了史祿，前面所說興安縣“人傑地靈”，這四個字就佔全了。
打小受到教育，中國有悠久的歷史傳統，中華文化博大精深等等，初時肅然起敬，但是慢慢地覺著這是阿Q式的自誇和自慰，在實際生活中不覺得我們有什麼優秀傳統，靈渠的存在，表明我們的祖上還真的闊過。只不過那個傳統被我們自己搞丟了，是我們後人的鄙陋拖累了先人。回想起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所宣傳的一些大的建設工程建設，基本上都是強調“革命加拼命”的，再加上自己在黑龍江兵團農場的務農經歷，以至於給我的錯覺與印象，在我們傳統的生產勞動中，從來就不怎麼講究技術含量，基本靠天吃飯再加人海戰術，此乃大謬矣！歷史的嘲弄再加吾輩無知，使我忽略了中國歷史上的優秀科技人才和能工巧匠所作出的貢獻。
當然我清楚，史祿並非奇人，靈渠亦非奇蹟。靈渠在那個時代的出現，雖然代表了當時華夏民族的治水水準和高度，卻不是絕無僅有。不往遠處說，更不必上溯大禹治水，光是在秦朝那短短的半個世紀裡，就先後建成了三大水利工程，這就是公元前251年建成的都江堰，公元前236年完工的鄭國渠（此鄭國非春秋戰國之鄭國，而是韓國的水利專家，姓鄭名國），然後就是靈渠，通航於公元前214年。說起來靈渠還是最晚建成的，所以有人演繹，史祿早年參與了鄭國渠的建設，是從鄭國渠的開鑿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也有人說，史祿是鄭國的弟子，被派往嶺南修渠。應該說以上演繹都有其合理性。一是因為從年代上說，鄭國渠與靈渠相對近一些，另外關於鄭國渠的故事和種種傳說極富戲劇性和傳奇色彩，拍幾十集電視劇綽綽有餘，因此各種附會自然多多。
三
鄭國何許人也？他是韓國的水利專家兼土木工程師。不過我以為他也是一位高明的說客。最早的史書有那麼一段記載，直接可以用作《戰國疑雲》一類諜戰劇的梗概：
韓聞秦之好興事，欲罷之，毋令東伐，及使水工鄭國間說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邸瓠口渠，並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覺，秦欲殺鄭國。鄭國曰：“始臣為間，然渠成亦秦之利也。”秦以為然，卒使就渠。渠就，用注填閼之水，漑澤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於是關中為沃野，無凶年，秦以富強，卒並諸侯，因名曰鄭國渠。
（《史記·河渠書》）
太史公就是太史公，短短百多言，就將這麼重大的水利工程、歷史事件及其中的曲折交代清楚了。鄭國的勸說秦國修渠，乃施展“疲秦”之計，以消耗秦國的國力，使其抽不出身來伐韓，結果想不到此渠修成後，借灌溉之利，秦越發強大，不到十五年工夫就併吞了六國。自此改變了中國的歷史走向。那鄭國也是膽識過人，計謀敗露之際，仍能說服秦王繼續完成其水利工程，而且事成之後，居然還能以他的姓名冠名，也算是千古絕唱。因為從最原始的大禹治水到今天的三峽水庫，但凡有耳聞的大的水利工程，還真沒有以個人名字來命名的。由此看來，當時的秦王（僅限於當時）也算是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
鄭國渠開通，引涇水入洛水，橫跨三百餘里，灌澆關中平原，同時將涇水夾帶的泥沙攜入下游，改善了下游一帶的鹽鹼地，可謂造福萬方。如今鄭國渠的完整原貌已不復尋覓，因為該渠年久失修，故道傾圮，所以這兩年，涇陽等地在搞鄭國渠國家遺址公園的開發項目。至於當年開渠的種種科技創新如能有所還原，當屬世界水利科技史上值得秉筆書寫的章節。據說鄭國渠的奧妙在於其“橫絕”技術，該渠一路向東，途中要橫跨若干條河流，要處理和應對不同的水文和地理難題。而該渠既能把河水攬入渠中，既增加下游的供水量，又能妥善地解決泥沙淤積的問題，可謂絕活。當然鄭國治水的具體思路和技法是否流傳於後世？關中平原兩千年以來，前前後後的水利建設是否受益於鄭國？當初那麼偉大的水利工程怎麼就沒有得到修復和保存？或者說鄭國渠在修建之初就有某種暗疾，所以後人改弦更張，另闢蹊徑？這一切需要有關專家或專項研究人員來回答。總之在那時，此渠一開，黃金萬兩，不僅沒有達到“疲秦”的目的，反而是加快了秦統一六國的步伐。
今天我們只能相信鄭國是身懷絕技，否則秦王不殺他已經是皇恩浩蕩，何必還繼續讓他總管作業？只是鄭國的那一套治水本領是獨出機杼還是有所借鑑，有所繼承？倒是值得追問。我以為鄭國有才華是一方面，但是那時的大環境造就科技人才也是一方面，所謂形勢比人強。那時候一說起治水，就像今天人們說起建設互聯網，沒有人能夠抗拒，也因此鄭國一遊說，秦王立馬點頭同意，絲毫不懷疑鄭國的動機，並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也有說法，那時秦王尚年幼，是呂不韋當政，接納了鄭國的開渠建議）。即便數年後經人告發，鄭國的“用間”身份坐實，秦王出於強國富農的願望，仍未改變初衷。反過來，韓國上下覺得能以此法來說動秦國，也說明興修水利以利農桑是當時的“普世價值”。
其實中國是農耕社會，向來關注水利技術方面的建設，水利是農業的命脈。不僅華夏曆史的開篇就是大禹治水，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大的生產技術方面的路線和觀念之爭，就是治水到底是用堵的方式好呢，還是疏導的方式更有效？再往下，《史記》有河渠書，《漢書》有溝洫志，三國至北魏有《水經》和《水經注》，宋史，金史、元史、明史等也都有河渠志，以記錄水系變化，水利建設方面的作業和成就。由此，河清海晏也成了太平盛世的代名詞。
回過來說，秦王朝正是由於此前在水利建設上嚐到了甜頭的。所以才對開鑿鄭國渠有如此熱衷，據傳一下子派出十來萬人工，搞得轟轟烈烈。這所謂甜頭，就不能不說說蜀地的都江堰。（待續）
本文為“桃李國學苑“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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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李國學苑”
蔣原倫，北京師範大學教授，同濟大學藝術與傳媒學院聘任教授。從事當代文學批評、文藝理論和媒介文化研究工作。出版專著有《傳統的界限》《九十年代批評》《媒介文化與消費時代》《我聊故我在》《觀念的藝術與技術的藝術》《文學批評學》《歷史描述與邏輯演繹》等多種。曾主編《今日先鋒》《媒介批評》和“媒介文化叢書”及教材四十餘種。
靈渠（上）
去過桂林多次，每次去總少不了遊灕江去陽朔，或者參觀蘆笛巖和七星巖。早先灕江的水勢充沛，遊灕江的船停泊在解放橋附近，上船後要走一段水路才看見象鼻山，過象鼻山，氣象逐漸開闊，水光雲天下，蔥白的山簪一座座拔地而起，盡顯喀斯特地貌的美妙。這些年灕江水勢漸減，登遊船的地點就在象鼻山以外，再去桂林開會或出差，覺得桂林變得乏味起來，號稱山水甲天下的峰巒在一幢幢威猛的高樓大廈背後露出怯生生的山尖，有點像給每座樓派發了一頂瓜皮小帽。
市政當局為增加旅遊景點，疏通了兩江四湖，造了臥姿各異的景觀橋和玲瓏剔透的日月雙塔，使得桂林市區更加美輪美奐，遊兩江四湖的船票通常要預定，可見是熱門景點，只是沒有人跟我提起過幾十里開外的靈渠，因此當文輝帶我們一行人去靈渠時，我還以為是又一個新開發的旅遊景點，全然不知道，將要拜謁的竟是兩千兩百年前開鑿的偉大水利工程。
一
古老的靈渠，作為景點是很晚才開發的，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才公佈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06年成為國家級AAAA旅遊風景區，可能是交通和宣傳方面的原因，靈渠的知名度似乎並不高，當我走進靈渠園區的大門時，還以為是興安縣境內一處略加修繕的自然風景地。
說起來，作為“偉大水利工程”的靈渠，還正像是一處自然風景地，因為它的偉大是隱藏在自然山水之間的，不露真容。只有分水的鏵嘴和大小天坪壩的稍稍隆起，顯示出人工作業的痕跡。與同是兩千年前的水利工程相比——如古羅馬人在西班牙塞哥維亞修建的大渡槽——靈渠稱得上是鬼斧神工。塞哥維亞大渡槽的宏偉壯美絕對是沒得說，兩萬多塊花崗岩巨石構築的拱形連續主體延伸八百多米，遠觀就像騰空而起巨龍。然而，面對早期社會的這類體量無比龐大的建築，不僅自己頓覺渺小，還總會有陰暗的聯想：如勞民傷財、孟姜女哭長城……因此在情感的傾向上，我已經站在靈渠的不顯山露水，又渾然天成這一邊了。我想塞哥維亞大渡槽輸送水的功能實在有限，且工程浩大，靡費大量人力物力，肯定不完全是出於實用目的，應該還有其他的考慮，如炫耀實力，增添城市的美觀，再如展現建築能力等等，總之，不完全是出於民生的考慮，因此其文化意義大於實用意義。
靈渠的開鑿也並非是出於民生的考慮，這是北方的強秦開疆擴土，打到嶺南地區，為了運送士兵和軍糧而修建的。待到征服百越，戰爭殘酷的一頁翻過，照理應該在史書上留下一些輝煌的記載，如疏通河川、以利舟楫、澤萬頃良田、功在三代等等，遺憾的是史書上似無多記載，例如在《史記》的河渠書中就毫無這方面的內容。司馬遷“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遂至於會稽太潢，上姑蘇，望五湖；東窺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濟、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離碓，北自龍門至於朔方”足跡遍佈五湖四海，其開篇從大禹治水九州寫起，經李冰開鑿離堆而築都江堰，再到鄭國修渠、西門豹引漳河水入鄴，一直寫到當朝孝文帝和漢武帝的百官治理黃、淮、洛水等等，洋洋灑灑千多言，就是沒提及這麼有技術含量的靈渠，頗令人納悶。司馬遷是否壓根兒就不知道有那麼一條渠的存在？答案又是否定的，因為在其《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中，就有秦兵“南攻百越，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云云，那是公孫弘在總結秦王朝的敗亡的原因時，作為秦王朝過分窮兵黷武的一個例證被提及，這是一個反面的例子。由此看來，根本原因可能是靈渠偏於一隅，路途遙遠，足跡未到。否則以太史公之視野、博學和判斷，斷無忽視靈渠的理由。
靈渠也可以說是中國最早的運河，雖然總長只有三十多公里，卻溝通了長江和珠江兩大水系，使得南下的灕江和北去的湘江水脈相連，在靈渠的鏵嘴不遠處，立著乾隆年間的書碑，上有清人查淳所寫“湘漓分派”四個大字，碑身僅一人多高，但可謂氣勢幹雲。因為這四個字背後讓人聯想到浩渺的洞庭和蜿蜒美麗的珠江。
查淳是桂林知府，靈渠所屬的興安縣地界正是他的治下。查淳的老爹也是知府一類的官職，當年為疏浚靈渠河道，探尋過湘、漓之源頭，因此查淳在此處立書碑並不能算附庸風雅，是有職分所在的意味。如果說桂林的地貌可以用鍾靈毓秀來描繪，那麼興安這邊可以用人傑地靈的地靈來形容，說興安是地靈之地，是因為這兩千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也就兩個香港的面積，竟然是湘江和灕江兩條歷史名河的發源地。雖然酈道元在《水經注》上稱“湘漓同源分為二水”，實際上這“二水”分屬於不同的山系，中間隔著湘桂走廊這狹長的谷地。而且這兩條極有個性的河流居然背道而馳，各奔前程。湘江源出於興安縣南部的海洋山脈，故源頭稱為海洋河，此後一路向北，有朝覲中原的意味，而灕江源則打興安西北的貓兒山下來，我行我素，一路往南往西，蜿蜒曲折奔梧州方向而去。多少萬年過去，這兩條河互不照面，突然在某一天，靈渠就像絲綢腰帶那麼一搭，將它們鬆馳地綰系在一起，真是相得益彰。作家張承志當年寫北方的河多壯闊偉岸，而南方的河則清秀靈動，穿行於山林和田疇之間，又有溝渠相連，很有幾分親切感。
二
挖渠對於一個能修萬里長城的民族來說不是什麼難事，靈渠之靈在於那些建築的細節。當園區的講解員就靈渠具體的工程構造一一道來時，我聽得兩眼發直，一是外行人本來不懂水利建築，名詞術語聽著陌生，二是其細緻和講究的程度叫人吃驚，這難道是兩千兩百年前的技術水準？當年作為知青下鄉，農業學大寨，時不時也搞水利建設，那時的高舉高打粗放粗作，現在想想都臉紅。年年馬馬虎虎地挖渠，年年淤積坍塌，“與天奮鬥”“與地奮鬥”的口號喊得山響，卻鬥得毫無技術含量，難道一度我們都退化為猿人了？眼前的水利工程真可謂精品傑作，由鏵嘴，到大、小天平壩，再到斗門、水涵、堰壩等等，每一個細部和細部之間的組合都環環相扣，使得工程的整體構想能得到具體的落實。單說那起緩衝和分水作用的石砌鏵嘴，就向上遊方向延伸出百把米，可謂千年大計，已經把日後多少年水流的沖刷和淤積造成的損害預計在內了，所以到了清代重新疏浚修繕時，將鏵嘴長長的前部廢棄，剩下的部分，一點不影響分水的效果。與鏵嘴相銜接的是作為攔河壩的大、小天平，它們既蓄水又分水，因此大小天平壩的夾角成108度的斜勢，以減少迎面來水的壓力。壩體各部分所用的石灰岩條石、魚鱗石和混黏土沙卵石也各有講究，所謂魚鱗石就是將石條几近直立地嵌入式排列，故立面呈魚鱗狀，以應對日積月累的水力衝擊，條石與條石之間還有石榫鉚定。條石與魚鱗石之間以摻有桐油的膠結物粘合，堅固異常。不僅僅堅固，還有靈巧和便利，在靈渠河道分佈的各座斗門就是便利的見證，這斗門就是所謂船閘，是為船隻的通航，蓄水和排水用。儘管所謂斗門的出現，到唐朝才有記載，但是我相信，既然開鑿靈渠最初的功用是運兵和糧草，那時就應該會有替代性的船閘，否則通航有困難。
現在應該回過頭來說說靈渠的設計者和建造者了。若非史籍記載，簡直不敢相信我們的祖先早在公元前幾百年就有這等智慧。此人就是史祿，即《史記》中提到的“使監祿鑿渠運糧”的那一位。據說在《淮南子》和《漢書》中均有簡略的記載。當然關於史祿更詳細的情形就不得而知了，甚至他姓什麼都存疑，因為“監祿”或“史祿”的頭一個字是官職，祿才是本名。不過這不影響後人對其功績的肯定和讚揚。許多年以後，宋人周去非在其《嶺外代答》這本古代地理名著中提起史祿時，雙手都翹起了大拇指：原話是“豈惟始皇，祿亦人傑矣”。也就是說，有了湘、漓二水，有了史祿，前面所說興安縣“人傑地靈”，這四個字就佔全了。
打小受到教育，中國有悠久的歷史傳統，中華文化博大精深等等，初時肅然起敬，但是慢慢地覺著這是阿Q式的自誇和自慰，在實際生活中不覺得我們有什麼優秀傳統，靈渠的存在，表明我們的祖上還真的闊過。只不過那個傳統被我們自己搞丟了，是我們後人的鄙陋拖累了先人。回想起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所宣傳的一些大的建設工程建設，基本上都是強調“革命加拼命”的，再加上自己在黑龍江兵團農場的務農經歷，以至於給我的錯覺與印象，在我們傳統的生產勞動中，從來就不怎麼講究技術含量，基本靠天吃飯再加人海戰術，此乃大謬矣！歷史的嘲弄再加吾輩無知，使我忽略了中國歷史上的優秀科技人才和能工巧匠所作出的貢獻。
當然我清楚，史祿並非奇人，靈渠亦非奇蹟。靈渠在那個時代的出現，雖然代表了當時華夏民族的治水水準和高度，卻不是絕無僅有。不往遠處說，更不必上溯大禹治水，光是在秦朝那短短的半個世紀裡，就先後建成了三大水利工程，這就是公元前251年建成的都江堰，公元前236年完工的鄭國渠（此鄭國非春秋戰國之鄭國，而是韓國的水利專家，姓鄭名國），然後就是靈渠，通航於公元前214年。說起來靈渠還是最晚建成的，所以有人演繹，史祿早年參與了鄭國渠的建設，是從鄭國渠的開鑿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也有人說，史祿是鄭國的弟子，被派往嶺南修渠。應該說以上演繹都有其合理性。一是因為從年代上說，鄭國渠與靈渠相對近一些，另外關於鄭國渠的故事和種種傳說極富戲劇性和傳奇色彩，拍幾十集電視劇綽綽有餘，因此各種附會自然多多。
三
鄭國何許人也？他是韓國的水利專家兼土木工程師。不過我以為他也是一位高明的說客。最早的史書有那麼一段記載，直接可以用作《戰國疑雲》一類諜戰劇的梗概：
韓聞秦之好興事，欲罷之，毋令東伐，及使水工鄭國間說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邸瓠口渠，並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覺，秦欲殺鄭國。鄭國曰：“始臣為間，然渠成亦秦之利也。”秦以為然，卒使就渠。渠就，用注填閼之水，漑澤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於是關中為沃野，無凶年，秦以富強，卒並諸侯，因名曰鄭國渠。
（《史記·河渠書》）
太史公就是太史公，短短百多言，就將這麼重大的水利工程、歷史事件及其中的曲折交代清楚了。鄭國的勸說秦國修渠，乃施展“疲秦”之計，以消耗秦國的國力，使其抽不出身來伐韓，結果想不到此渠修成後，借灌溉之利，秦越發強大，不到十五年工夫就併吞了六國。自此改變了中國的歷史走向。那鄭國也是膽識過人，計謀敗露之際，仍能說服秦王繼續完成其水利工程，而且事成之後，居然還能以他的姓名冠名，也算是千古絕唱。因為從最原始的大禹治水到今天的三峽水庫，但凡有耳聞的大的水利工程，還真沒有以個人名字來命名的。由此看來，當時的秦王（僅限於當時）也算是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
鄭國渠開通，引涇水入洛水，橫跨三百餘里，灌澆關中平原，同時將涇水夾帶的泥沙攜入下游，改善了下游一帶的鹽鹼地，可謂造福萬方。如今鄭國渠的完整原貌已不復尋覓，因為該渠年久失修，故道傾圮，所以這兩年，涇陽等地在搞鄭國渠國家遺址公園的開發項目。至於當年開渠的種種科技創新如能有所還原，當屬世界水利科技史上值得秉筆書寫的章節。據說鄭國渠的奧妙在於其“橫絕”技術，該渠一路向東，途中要橫跨若干條河流，要處理和應對不同的水文和地理難題。而該渠既能把河水攬入渠中，既增加下游的供水量，又能妥善地解決泥沙淤積的問題，可謂絕活。當然鄭國治水的具體思路和技法是否流傳於後世？關中平原兩千年以來，前前後後的水利建設是否受益於鄭國？當初那麼偉大的水利工程怎麼就沒有得到修復和保存？或者說鄭國渠在修建之初就有某種暗疾，所以後人改弦更張，另闢蹊徑？這一切需要有關專家或專項研究人員來回答。總之在那時，此渠一開，黃金萬兩，不僅沒有達到“疲秦”的目的，反而是加快了秦統一六國的步伐。
今天我們只能相信鄭國是身懷絕技，否則秦王不殺他已經是皇恩浩蕩，何必還繼續讓他總管作業？只是鄭國的那一套治水本領是獨出機杼還是有所借鑑，有所繼承？倒是值得追問。我以為鄭國有才華是一方面，但是那時的大環境造就科技人才也是一方面，所謂形勢比人強。那時候一說起治水，就像今天人們說起建設互聯網，沒有人能夠抗拒，也因此鄭國一遊說，秦王立馬點頭同意，絲毫不懷疑鄭國的動機，並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也有說法，那時秦王尚年幼，是呂不韋當政，接納了鄭國的開渠建議）。即便數年後經人告發，鄭國的“用間”身份坐實，秦王出於強國富農的願望，仍未改變初衷。反過來，韓國上下覺得能以此法來說動秦國，也說明興修水利以利農桑是當時的“普世價值”。
其實中國是農耕社會，向來關注水利技術方面的建設，水利是農業的命脈。不僅華夏曆史的開篇就是大禹治水，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大的生產技術方面的路線和觀念之爭，就是治水到底是用堵的方式好呢，還是疏導的方式更有效？再往下，《史記》有河渠書，《漢書》有溝洫志，三國至北魏有《水經》和《水經注》，宋史，金史、元史、明史等也都有河渠志，以記錄水系變化，水利建設方面的作業和成就。由此，河清海晏也成了太平盛世的代名詞。
回過來說，秦王朝正是由於此前在水利建設上嚐到了甜頭的。所以才對開鑿鄭國渠有如此熱衷，據傳一下子派出十來萬人工，搞得轟轟烈烈。這所謂甜頭，就不能不說說蜀地的都江堰。（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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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原倫，北京師範大學教授，同濟大學藝術與傳媒學院聘任教授。從事當代文學批評、文藝理論和媒介文化研究工作。出版專著有《傳統的界限》《九十年代批評》《媒介文化與消費時代》《我聊故我在》《觀念的藝術與技術的藝術》《文學批評學》《歷史描述與邏輯演繹》等多種。曾主編《今日先鋒》《媒介批評》和“媒介文化叢書”及教材四十餘種。
靈渠（上）
去過桂林多次，每次去總少不了遊灕江去陽朔，或者參觀蘆笛巖和七星巖。早先灕江的水勢充沛，遊灕江的船停泊在解放橋附近，上船後要走一段水路才看見象鼻山，過象鼻山，氣象逐漸開闊，水光雲天下，蔥白的山簪一座座拔地而起，盡顯喀斯特地貌的美妙。這些年灕江水勢漸減，登遊船的地點就在象鼻山以外，再去桂林開會或出差，覺得桂林變得乏味起來，號稱山水甲天下的峰巒在一幢幢威猛的高樓大廈背後露出怯生生的山尖，有點像給每座樓派發了一頂瓜皮小帽。
市政當局為增加旅遊景點，疏通了兩江四湖，造了臥姿各異的景觀橋和玲瓏剔透的日月雙塔，使得桂林市區更加美輪美奐，遊兩江四湖的船票通常要預定，可見是熱門景點，只是沒有人跟我提起過幾十里開外的靈渠，因此當文輝帶我們一行人去靈渠時，我還以為是又一個新開發的旅遊景點，全然不知道，將要拜謁的竟是兩千兩百年前開鑿的偉大水利工程。
一
古老的靈渠，作為景點是很晚才開發的，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才公佈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06年成為國家級AAAA旅遊風景區，可能是交通和宣傳方面的原因，靈渠的知名度似乎並不高，當我走進靈渠園區的大門時，還以為是興安縣境內一處略加修繕的自然風景地。
說起來，作為“偉大水利工程”的靈渠，還正像是一處自然風景地，因為它的偉大是隱藏在自然山水之間的，不露真容。只有分水的鏵嘴和大小天坪壩的稍稍隆起，顯示出人工作業的痕跡。與同是兩千年前的水利工程相比——如古羅馬人在西班牙塞哥維亞修建的大渡槽——靈渠稱得上是鬼斧神工。塞哥維亞大渡槽的宏偉壯美絕對是沒得說，兩萬多塊花崗岩巨石構築的拱形連續主體延伸八百多米，遠觀就像騰空而起巨龍。然而，面對早期社會的這類體量無比龐大的建築，不僅自己頓覺渺小，還總會有陰暗的聯想：如勞民傷財、孟姜女哭長城……因此在情感的傾向上，我已經站在靈渠的不顯山露水，又渾然天成這一邊了。我想塞哥維亞大渡槽輸送水的功能實在有限，且工程浩大，靡費大量人力物力，肯定不完全是出於實用目的，應該還有其他的考慮，如炫耀實力，增添城市的美觀，再如展現建築能力等等，總之，不完全是出於民生的考慮，因此其文化意義大於實用意義。
靈渠的開鑿也並非是出於民生的考慮，這是北方的強秦開疆擴土，打到嶺南地區，為了運送士兵和軍糧而修建的。待到征服百越，戰爭殘酷的一頁翻過，照理應該在史書上留下一些輝煌的記載，如疏通河川、以利舟楫、澤萬頃良田、功在三代等等，遺憾的是史書上似無多記載，例如在《史記》的河渠書中就毫無這方面的內容。司馬遷“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遂至於會稽太潢，上姑蘇，望五湖；東窺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濟、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離碓，北自龍門至於朔方”足跡遍佈五湖四海，其開篇從大禹治水九州寫起，經李冰開鑿離堆而築都江堰，再到鄭國修渠、西門豹引漳河水入鄴，一直寫到當朝孝文帝和漢武帝的百官治理黃、淮、洛水等等，洋洋灑灑千多言，就是沒提及這麼有技術含量的靈渠，頗令人納悶。司馬遷是否壓根兒就不知道有那麼一條渠的存在？答案又是否定的，因為在其《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中，就有秦兵“南攻百越，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云云，那是公孫弘在總結秦王朝的敗亡的原因時，作為秦王朝過分窮兵黷武的一個例證被提及，這是一個反面的例子。由此看來，根本原因可能是靈渠偏於一隅，路途遙遠，足跡未到。否則以太史公之視野、博學和判斷，斷無忽視靈渠的理由。
靈渠也可以說是中國最早的運河，雖然總長只有三十多公里，卻溝通了長江和珠江兩大水系，使得南下的灕江和北去的湘江水脈相連，在靈渠的鏵嘴不遠處，立著乾隆年間的書碑，上有清人查淳所寫“湘漓分派”四個大字，碑身僅一人多高，但可謂氣勢幹雲。因為這四個字背後讓人聯想到浩渺的洞庭和蜿蜒美麗的珠江。
查淳是桂林知府，靈渠所屬的興安縣地界正是他的治下。查淳的老爹也是知府一類的官職，當年為疏浚靈渠河道，探尋過湘、漓之源頭，因此查淳在此處立書碑並不能算附庸風雅，是有職分所在的意味。如果說桂林的地貌可以用鍾靈毓秀來描繪，那麼興安這邊可以用人傑地靈的地靈來形容，說興安是地靈之地，是因為這兩千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也就兩個香港的面積，竟然是湘江和灕江兩條歷史名河的發源地。雖然酈道元在《水經注》上稱“湘漓同源分為二水”，實際上這“二水”分屬於不同的山系，中間隔著湘桂走廊這狹長的谷地。而且這兩條極有個性的河流居然背道而馳，各奔前程。湘江源出於興安縣南部的海洋山脈，故源頭稱為海洋河，此後一路向北，有朝覲中原的意味，而灕江源則打興安西北的貓兒山下來，我行我素，一路往南往西，蜿蜒曲折奔梧州方向而去。多少萬年過去，這兩條河互不照面，突然在某一天，靈渠就像絲綢腰帶那麼一搭，將它們鬆馳地綰系在一起，真是相得益彰。作家張承志當年寫北方的河多壯闊偉岸，而南方的河則清秀靈動，穿行於山林和田疇之間，又有溝渠相連，很有幾分親切感。
二
挖渠對於一個能修萬里長城的民族來說不是什麼難事，靈渠之靈在於那些建築的細節。當園區的講解員就靈渠具體的工程構造一一道來時，我聽得兩眼發直，一是外行人本來不懂水利建築，名詞術語聽著陌生，二是其細緻和講究的程度叫人吃驚，這難道是兩千兩百年前的技術水準？當年作為知青下鄉，農業學大寨，時不時也搞水利建設，那時的高舉高打粗放粗作，現在想想都臉紅。年年馬馬虎虎地挖渠，年年淤積坍塌，“與天奮鬥”“與地奮鬥”的口號喊得山響，卻鬥得毫無技術含量，難道一度我們都退化為猿人了？眼前的水利工程真可謂精品傑作，由鏵嘴，到大、小天平壩，再到斗門、水涵、堰壩等等，每一個細部和細部之間的組合都環環相扣，使得工程的整體構想能得到具體的落實。單說那起緩衝和分水作用的石砌鏵嘴，就向上遊方向延伸出百把米，可謂千年大計，已經把日後多少年水流的沖刷和淤積造成的損害預計在內了，所以到了清代重新疏浚修繕時，將鏵嘴長長的前部廢棄，剩下的部分，一點不影響分水的效果。與鏵嘴相銜接的是作為攔河壩的大、小天平，它們既蓄水又分水，因此大小天平壩的夾角成108度的斜勢，以減少迎面來水的壓力。壩體各部分所用的石灰岩條石、魚鱗石和混黏土沙卵石也各有講究，所謂魚鱗石就是將石條几近直立地嵌入式排列，故立面呈魚鱗狀，以應對日積月累的水力衝擊，條石與條石之間還有石榫鉚定。條石與魚鱗石之間以摻有桐油的膠結物粘合，堅固異常。不僅僅堅固，還有靈巧和便利，在靈渠河道分佈的各座斗門就是便利的見證，這斗門就是所謂船閘，是為船隻的通航，蓄水和排水用。儘管所謂斗門的出現，到唐朝才有記載，但是我相信，既然開鑿靈渠最初的功用是運兵和糧草，那時就應該會有替代性的船閘，否則通航有困難。
現在應該回過頭來說說靈渠的設計者和建造者了。若非史籍記載，簡直不敢相信我們的祖先早在公元前幾百年就有這等智慧。此人就是史祿，即《史記》中提到的“使監祿鑿渠運糧”的那一位。據說在《淮南子》和《漢書》中均有簡略的記載。當然關於史祿更詳細的情形就不得而知了，甚至他姓什麼都存疑，因為“監祿”或“史祿”的頭一個字是官職，祿才是本名。不過這不影響後人對其功績的肯定和讚揚。許多年以後，宋人周去非在其《嶺外代答》這本古代地理名著中提起史祿時，雙手都翹起了大拇指：原話是“豈惟始皇，祿亦人傑矣”。也就是說，有了湘、漓二水，有了史祿，前面所說興安縣“人傑地靈”，這四個字就佔全了。
打小受到教育，中國有悠久的歷史傳統，中華文化博大精深等等，初時肅然起敬，但是慢慢地覺著這是阿Q式的自誇和自慰，在實際生活中不覺得我們有什麼優秀傳統，靈渠的存在，表明我們的祖上還真的闊過。只不過那個傳統被我們自己搞丟了，是我們後人的鄙陋拖累了先人。回想起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所宣傳的一些大的建設工程建設，基本上都是強調“革命加拼命”的，再加上自己在黑龍江兵團農場的務農經歷，以至於給我的錯覺與印象，在我們傳統的生產勞動中，從來就不怎麼講究技術含量，基本靠天吃飯再加人海戰術，此乃大謬矣！歷史的嘲弄再加吾輩無知，使我忽略了中國歷史上的優秀科技人才和能工巧匠所作出的貢獻。
當然我清楚，史祿並非奇人，靈渠亦非奇蹟。靈渠在那個時代的出現，雖然代表了當時華夏民族的治水水準和高度，卻不是絕無僅有。不往遠處說，更不必上溯大禹治水，光是在秦朝那短短的半個世紀裡，就先後建成了三大水利工程，這就是公元前251年建成的都江堰，公元前236年完工的鄭國渠（此鄭國非春秋戰國之鄭國，而是韓國的水利專家，姓鄭名國），然後就是靈渠，通航於公元前214年。說起來靈渠還是最晚建成的，所以有人演繹，史祿早年參與了鄭國渠的建設，是從鄭國渠的開鑿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也有人說，史祿是鄭國的弟子，被派往嶺南修渠。應該說以上演繹都有其合理性。一是因為從年代上說，鄭國渠與靈渠相對近一些，另外關於鄭國渠的故事和種種傳說極富戲劇性和傳奇色彩，拍幾十集電視劇綽綽有餘，因此各種附會自然多多。
三
鄭國何許人也？他是韓國的水利專家兼土木工程師。不過我以為他也是一位高明的說客。最早的史書有那麼一段記載，直接可以用作《戰國疑雲》一類諜戰劇的梗概：
韓聞秦之好興事，欲罷之，毋令東伐，及使水工鄭國間說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邸瓠口渠，並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覺，秦欲殺鄭國。鄭國曰：“始臣為間，然渠成亦秦之利也。”秦以為然，卒使就渠。渠就，用注填閼之水，漑澤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於是關中為沃野，無凶年，秦以富強，卒並諸侯，因名曰鄭國渠。
（《史記·河渠書》）
太史公就是太史公，短短百多言，就將這麼重大的水利工程、歷史事件及其中的曲折交代清楚了。鄭國的勸說秦國修渠，乃施展“疲秦”之計，以消耗秦國的國力，使其抽不出身來伐韓，結果想不到此渠修成後，借灌溉之利，秦越發強大，不到十五年工夫就併吞了六國。自此改變了中國的歷史走向。那鄭國也是膽識過人，計謀敗露之際，仍能說服秦王繼續完成其水利工程，而且事成之後，居然還能以他的姓名冠名，也算是千古絕唱。因為從最原始的大禹治水到今天的三峽水庫，但凡有耳聞的大的水利工程，還真沒有以個人名字來命名的。由此看來，當時的秦王（僅限於當時）也算是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
鄭國渠開通，引涇水入洛水，橫跨三百餘里，灌澆關中平原，同時將涇水夾帶的泥沙攜入下游，改善了下游一帶的鹽鹼地，可謂造福萬方。如今鄭國渠的完整原貌已不復尋覓，因為該渠年久失修，故道傾圮，所以這兩年，涇陽等地在搞鄭國渠國家遺址公園的開發項目。至於當年開渠的種種科技創新如能有所還原，當屬世界水利科技史上值得秉筆書寫的章節。據說鄭國渠的奧妙在於其“橫絕”技術，該渠一路向東，途中要橫跨若干條河流，要處理和應對不同的水文和地理難題。而該渠既能把河水攬入渠中，既增加下游的供水量，又能妥善地解決泥沙淤積的問題，可謂絕活。當然鄭國治水的具體思路和技法是否流傳於後世？關中平原兩千年以來，前前後後的水利建設是否受益於鄭國？當初那麼偉大的水利工程怎麼就沒有得到修復和保存？或者說鄭國渠在修建之初就有某種暗疾，所以後人改弦更張，另闢蹊徑？這一切需要有關專家或專項研究人員來回答。總之在那時，此渠一開，黃金萬兩，不僅沒有達到“疲秦”的目的，反而是加快了秦統一六國的步伐。
今天我們只能相信鄭國是身懷絕技，否則秦王不殺他已經是皇恩浩蕩，何必還繼續讓他總管作業？只是鄭國的那一套治水本領是獨出機杼還是有所借鑑，有所繼承？倒是值得追問。我以為鄭國有才華是一方面，但是那時的大環境造就科技人才也是一方面，所謂形勢比人強。那時候一說起治水，就像今天人們說起建設互聯網，沒有人能夠抗拒，也因此鄭國一遊說，秦王立馬點頭同意，絲毫不懷疑鄭國的動機，並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也有說法，那時秦王尚年幼，是呂不韋當政，接納了鄭國的開渠建議）。即便數年後經人告發，鄭國的“用間”身份坐實，秦王出於強國富農的願望，仍未改變初衷。反過來，韓國上下覺得能以此法來說動秦國，也說明興修水利以利農桑是當時的“普世價值”。
其實中國是農耕社會，向來關注水利技術方面的建設，水利是農業的命脈。不僅華夏曆史的開篇就是大禹治水，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大的生產技術方面的路線和觀念之爭，就是治水到底是用堵的方式好呢，還是疏導的方式更有效？再往下，《史記》有河渠書，《漢書》有溝洫志，三國至北魏有《水經》和《水經注》，宋史，金史、元史、明史等也都有河渠志，以記錄水系變化，水利建設方面的作業和成就。由此，河清海晏也成了太平盛世的代名詞。
回過來說，秦王朝正是由於此前在水利建設上嚐到了甜頭的。所以才對開鑿鄭國渠有如此熱衷，據傳一下子派出十來萬人工，搞得轟轟烈烈。這所謂甜頭，就不能不說說蜀地的都江堰。（待續）
本文為“桃李國學苑“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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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李國學苑”
蔣原倫，北京師範大學教授，同濟大學藝術與傳媒學院聘任教授。從事當代文學批評、文藝理論和媒介文化研究工作。出版專著有《傳統的界限》《九十年代批評》《媒介文化與消費時代》《我聊故我在》《觀念的藝術與技術的藝術》《文學批評學》《歷史描述與邏輯演繹》等多種。曾主編《今日先鋒》《媒介批評》和“媒介文化叢書”及教材四十餘種。
靈渠（上）
去過桂林多次，每次去總少不了遊灕江去陽朔，或者參觀蘆笛巖和七星巖。早先灕江的水勢充沛，遊灕江的船停泊在解放橋附近，上船後要走一段水路才看見象鼻山，過象鼻山，氣象逐漸開闊，水光雲天下，蔥白的山簪一座座拔地而起，盡顯喀斯特地貌的美妙。這些年灕江水勢漸減，登遊船的地點就在象鼻山以外，再去桂林開會或出差，覺得桂林變得乏味起來，號稱山水甲天下的峰巒在一幢幢威猛的高樓大廈背後露出怯生生的山尖，有點像給每座樓派發了一頂瓜皮小帽。
市政當局為增加旅遊景點，疏通了兩江四湖，造了臥姿各異的景觀橋和玲瓏剔透的日月雙塔，使得桂林市區更加美輪美奐，遊兩江四湖的船票通常要預定，可見是熱門景點，只是沒有人跟我提起過幾十里開外的靈渠，因此當文輝帶我們一行人去靈渠時，我還以為是又一個新開發的旅遊景點，全然不知道，將要拜謁的竟是兩千兩百年前開鑿的偉大水利工程。
一
古老的靈渠，作為景點是很晚才開發的，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才公佈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06年成為國家級AAAA旅遊風景區，可能是交通和宣傳方面的原因，靈渠的知名度似乎並不高，當我走進靈渠園區的大門時，還以為是興安縣境內一處略加修繕的自然風景地。
說起來，作為“偉大水利工程”的靈渠，還正像是一處自然風景地，因為它的偉大是隱藏在自然山水之間的，不露真容。只有分水的鏵嘴和大小天坪壩的稍稍隆起，顯示出人工作業的痕跡。與同是兩千年前的水利工程相比——如古羅馬人在西班牙塞哥維亞修建的大渡槽——靈渠稱得上是鬼斧神工。塞哥維亞大渡槽的宏偉壯美絕對是沒得說，兩萬多塊花崗岩巨石構築的拱形連續主體延伸八百多米，遠觀就像騰空而起巨龍。然而，面對早期社會的這類體量無比龐大的建築，不僅自己頓覺渺小，還總會有陰暗的聯想：如勞民傷財、孟姜女哭長城……因此在情感的傾向上，我已經站在靈渠的不顯山露水，又渾然天成這一邊了。我想塞哥維亞大渡槽輸送水的功能實在有限，且工程浩大，靡費大量人力物力，肯定不完全是出於實用目的，應該還有其他的考慮，如炫耀實力，增添城市的美觀，再如展現建築能力等等，總之，不完全是出於民生的考慮，因此其文化意義大於實用意義。
靈渠的開鑿也並非是出於民生的考慮，這是北方的強秦開疆擴土，打到嶺南地區，為了運送士兵和軍糧而修建的。待到征服百越，戰爭殘酷的一頁翻過，照理應該在史書上留下一些輝煌的記載，如疏通河川、以利舟楫、澤萬頃良田、功在三代等等，遺憾的是史書上似無多記載，例如在《史記》的河渠書中就毫無這方面的內容。司馬遷“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遂至於會稽太潢，上姑蘇，望五湖；東窺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濟、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離碓，北自龍門至於朔方”足跡遍佈五湖四海，其開篇從大禹治水九州寫起，經李冰開鑿離堆而築都江堰，再到鄭國修渠、西門豹引漳河水入鄴，一直寫到當朝孝文帝和漢武帝的百官治理黃、淮、洛水等等，洋洋灑灑千多言，就是沒提及這麼有技術含量的靈渠，頗令人納悶。司馬遷是否壓根兒就不知道有那麼一條渠的存在？答案又是否定的，因為在其《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中，就有秦兵“南攻百越，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云云，那是公孫弘在總結秦王朝的敗亡的原因時，作為秦王朝過分窮兵黷武的一個例證被提及，這是一個反面的例子。由此看來，根本原因可能是靈渠偏於一隅，路途遙遠，足跡未到。否則以太史公之視野、博學和判斷，斷無忽視靈渠的理由。
靈渠也可以說是中國最早的運河，雖然總長只有三十多公里，卻溝通了長江和珠江兩大水系，使得南下的灕江和北去的湘江水脈相連，在靈渠的鏵嘴不遠處，立著乾隆年間的書碑，上有清人查淳所寫“湘漓分派”四個大字，碑身僅一人多高，但可謂氣勢幹雲。因為這四個字背後讓人聯想到浩渺的洞庭和蜿蜒美麗的珠江。
查淳是桂林知府，靈渠所屬的興安縣地界正是他的治下。查淳的老爹也是知府一類的官職，當年為疏浚靈渠河道，探尋過湘、漓之源頭，因此查淳在此處立書碑並不能算附庸風雅，是有職分所在的意味。如果說桂林的地貌可以用鍾靈毓秀來描繪，那麼興安這邊可以用人傑地靈的地靈來形容，說興安是地靈之地，是因為這兩千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也就兩個香港的面積，竟然是湘江和灕江兩條歷史名河的發源地。雖然酈道元在《水經注》上稱“湘漓同源分為二水”，實際上這“二水”分屬於不同的山系，中間隔著湘桂走廊這狹長的谷地。而且這兩條極有個性的河流居然背道而馳，各奔前程。湘江源出於興安縣南部的海洋山脈，故源頭稱為海洋河，此後一路向北，有朝覲中原的意味，而灕江源則打興安西北的貓兒山下來，我行我素，一路往南往西，蜿蜒曲折奔梧州方向而去。多少萬年過去，這兩條河互不照面，突然在某一天，靈渠就像絲綢腰帶那麼一搭，將它們鬆馳地綰系在一起，真是相得益彰。作家張承志當年寫北方的河多壯闊偉岸，而南方的河則清秀靈動，穿行於山林和田疇之間，又有溝渠相連，很有幾分親切感。
二
挖渠對於一個能修萬里長城的民族來說不是什麼難事，靈渠之靈在於那些建築的細節。當園區的講解員就靈渠具體的工程構造一一道來時，我聽得兩眼發直，一是外行人本來不懂水利建築，名詞術語聽著陌生，二是其細緻和講究的程度叫人吃驚，這難道是兩千兩百年前的技術水準？當年作為知青下鄉，農業學大寨，時不時也搞水利建設，那時的高舉高打粗放粗作，現在想想都臉紅。年年馬馬虎虎地挖渠，年年淤積坍塌，“與天奮鬥”“與地奮鬥”的口號喊得山響，卻鬥得毫無技術含量，難道一度我們都退化為猿人了？眼前的水利工程真可謂精品傑作，由鏵嘴，到大、小天平壩，再到斗門、水涵、堰壩等等，每一個細部和細部之間的組合都環環相扣，使得工程的整體構想能得到具體的落實。單說那起緩衝和分水作用的石砌鏵嘴，就向上遊方向延伸出百把米，可謂千年大計，已經把日後多少年水流的沖刷和淤積造成的損害預計在內了，所以到了清代重新疏浚修繕時，將鏵嘴長長的前部廢棄，剩下的部分，一點不影響分水的效果。與鏵嘴相銜接的是作為攔河壩的大、小天平，它們既蓄水又分水，因此大小天平壩的夾角成108度的斜勢，以減少迎面來水的壓力。壩體各部分所用的石灰岩條石、魚鱗石和混黏土沙卵石也各有講究，所謂魚鱗石就是將石條几近直立地嵌入式排列，故立面呈魚鱗狀，以應對日積月累的水力衝擊，條石與條石之間還有石榫鉚定。條石與魚鱗石之間以摻有桐油的膠結物粘合，堅固異常。不僅僅堅固，還有靈巧和便利，在靈渠河道分佈的各座斗門就是便利的見證，這斗門就是所謂船閘，是為船隻的通航，蓄水和排水用。儘管所謂斗門的出現，到唐朝才有記載，但是我相信，既然開鑿靈渠最初的功用是運兵和糧草，那時就應該會有替代性的船閘，否則通航有困難。
現在應該回過頭來說說靈渠的設計者和建造者了。若非史籍記載，簡直不敢相信我們的祖先早在公元前幾百年就有這等智慧。此人就是史祿，即《史記》中提到的“使監祿鑿渠運糧”的那一位。據說在《淮南子》和《漢書》中均有簡略的記載。當然關於史祿更詳細的情形就不得而知了，甚至他姓什麼都存疑，因為“監祿”或“史祿”的頭一個字是官職，祿才是本名。不過這不影響後人對其功績的肯定和讚揚。許多年以後，宋人周去非在其《嶺外代答》這本古代地理名著中提起史祿時，雙手都翹起了大拇指：原話是“豈惟始皇，祿亦人傑矣”。也就是說，有了湘、漓二水，有了史祿，前面所說興安縣“人傑地靈”，這四個字就佔全了。
打小受到教育，中國有悠久的歷史傳統，中華文化博大精深等等，初時肅然起敬，但是慢慢地覺著這是阿Q式的自誇和自慰，在實際生活中不覺得我們有什麼優秀傳統，靈渠的存在，表明我們的祖上還真的闊過。只不過那個傳統被我們自己搞丟了，是我們後人的鄙陋拖累了先人。回想起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所宣傳的一些大的建設工程建設，基本上都是強調“革命加拼命”的，再加上自己在黑龍江兵團農場的務農經歷，以至於給我的錯覺與印象，在我們傳統的生產勞動中，從來就不怎麼講究技術含量，基本靠天吃飯再加人海戰術，此乃大謬矣！歷史的嘲弄再加吾輩無知，使我忽略了中國歷史上的優秀科技人才和能工巧匠所作出的貢獻。
當然我清楚，史祿並非奇人，靈渠亦非奇蹟。靈渠在那個時代的出現，雖然代表了當時華夏民族的治水水準和高度，卻不是絕無僅有。不往遠處說，更不必上溯大禹治水，光是在秦朝那短短的半個世紀裡，就先後建成了三大水利工程，這就是公元前251年建成的都江堰，公元前236年完工的鄭國渠（此鄭國非春秋戰國之鄭國，而是韓國的水利專家，姓鄭名國），然後就是靈渠，通航於公元前214年。說起來靈渠還是最晚建成的，所以有人演繹，史祿早年參與了鄭國渠的建設，是從鄭國渠的開鑿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也有人說，史祿是鄭國的弟子，被派往嶺南修渠。應該說以上演繹都有其合理性。一是因為從年代上說，鄭國渠與靈渠相對近一些，另外關於鄭國渠的故事和種種傳說極富戲劇性和傳奇色彩，拍幾十集電視劇綽綽有餘，因此各種附會自然多多。
三
鄭國何許人也？他是韓國的水利專家兼土木工程師。不過我以為他也是一位高明的說客。最早的史書有那麼一段記載，直接可以用作《戰國疑雲》一類諜戰劇的梗概：
韓聞秦之好興事，欲罷之，毋令東伐，及使水工鄭國間說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邸瓠口渠，並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覺，秦欲殺鄭國。鄭國曰：“始臣為間，然渠成亦秦之利也。”秦以為然，卒使就渠。渠就，用注填閼之水，漑澤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於是關中為沃野，無凶年，秦以富強，卒並諸侯，因名曰鄭國渠。
（《史記·河渠書》）
太史公就是太史公，短短百多言，就將這麼重大的水利工程、歷史事件及其中的曲折交代清楚了。鄭國的勸說秦國修渠，乃施展“疲秦”之計，以消耗秦國的國力，使其抽不出身來伐韓，結果想不到此渠修成後，借灌溉之利，秦越發強大，不到十五年工夫就併吞了六國。自此改變了中國的歷史走向。那鄭國也是膽識過人，計謀敗露之際，仍能說服秦王繼續完成其水利工程，而且事成之後，居然還能以他的姓名冠名，也算是千古絕唱。因為從最原始的大禹治水到今天的三峽水庫，但凡有耳聞的大的水利工程，還真沒有以個人名字來命名的。由此看來，當時的秦王（僅限於當時）也算是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
鄭國渠開通，引涇水入洛水，橫跨三百餘里，灌澆關中平原，同時將涇水夾帶的泥沙攜入下游，改善了下游一帶的鹽鹼地，可謂造福萬方。如今鄭國渠的完整原貌已不復尋覓，因為該渠年久失修，故道傾圮，所以這兩年，涇陽等地在搞鄭國渠國家遺址公園的開發項目。至於當年開渠的種種科技創新如能有所還原，當屬世界水利科技史上值得秉筆書寫的章節。據說鄭國渠的奧妙在於其“橫絕”技術，該渠一路向東，途中要橫跨若干條河流，要處理和應對不同的水文和地理難題。而該渠既能把河水攬入渠中，既增加下游的供水量，又能妥善地解決泥沙淤積的問題，可謂絕活。當然鄭國治水的具體思路和技法是否流傳於後世？關中平原兩千年以來，前前後後的水利建設是否受益於鄭國？當初那麼偉大的水利工程怎麼就沒有得到修復和保存？或者說鄭國渠在修建之初就有某種暗疾，所以後人改弦更張，另闢蹊徑？這一切需要有關專家或專項研究人員來回答。總之在那時，此渠一開，黃金萬兩，不僅沒有達到“疲秦”的目的，反而是加快了秦統一六國的步伐。
今天我們只能相信鄭國是身懷絕技，否則秦王不殺他已經是皇恩浩蕩，何必還繼續讓他總管作業？只是鄭國的那一套治水本領是獨出機杼還是有所借鑑，有所繼承？倒是值得追問。我以為鄭國有才華是一方面，但是那時的大環境造就科技人才也是一方面，所謂形勢比人強。那時候一說起治水，就像今天人們說起建設互聯網，沒有人能夠抗拒，也因此鄭國一遊說，秦王立馬點頭同意，絲毫不懷疑鄭國的動機，並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也有說法，那時秦王尚年幼，是呂不韋當政，接納了鄭國的開渠建議）。即便數年後經人告發，鄭國的“用間”身份坐實，秦王出於強國富農的願望，仍未改變初衷。反過來，韓國上下覺得能以此法來說動秦國，也說明興修水利以利農桑是當時的“普世價值”。
其實中國是農耕社會，向來關注水利技術方面的建設，水利是農業的命脈。不僅華夏曆史的開篇就是大禹治水，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大的生產技術方面的路線和觀念之爭，就是治水到底是用堵的方式好呢，還是疏導的方式更有效？再往下，《史記》有河渠書，《漢書》有溝洫志，三國至北魏有《水經》和《水經注》，宋史，金史、元史、明史等也都有河渠志，以記錄水系變化，水利建設方面的作業和成就。由此，河清海晏也成了太平盛世的代名詞。
回過來說，秦王朝正是由於此前在水利建設上嚐到了甜頭的。所以才對開鑿鄭國渠有如此熱衷，據傳一下子派出十來萬人工，搞得轟轟烈烈。這所謂甜頭，就不能不說說蜀地的都江堰。（待續）
本文為“桃李國學苑“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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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李國學苑”
蔣原倫，北京師範大學教授，同濟大學藝術與傳媒學院聘任教授。從事當代文學批評、文藝理論和媒介文化研究工作。出版專著有《傳統的界限》《九十年代批評》《媒介文化與消費時代》《我聊故我在》《觀念的藝術與技術的藝術》《文學批評學》《歷史描述與邏輯演繹》等多種。曾主編《今日先鋒》《媒介批評》和“媒介文化叢書”及教材四十餘種。
靈渠（上）
去過桂林多次，每次去總少不了遊灕江去陽朔，或者參觀蘆笛巖和七星巖。早先灕江的水勢充沛，遊灕江的船停泊在解放橋附近，上船後要走一段水路才看見象鼻山，過象鼻山，氣象逐漸開闊，水光雲天下，蔥白的山簪一座座拔地而起，盡顯喀斯特地貌的美妙。這些年灕江水勢漸減，登遊船的地點就在象鼻山以外，再去桂林開會或出差，覺得桂林變得乏味起來，號稱山水甲天下的峰巒在一幢幢威猛的高樓大廈背後露出怯生生的山尖，有點像給每座樓派發了一頂瓜皮小帽。
市政當局為增加旅遊景點，疏通了兩江四湖，造了臥姿各異的景觀橋和玲瓏剔透的日月雙塔，使得桂林市區更加美輪美奐，遊兩江四湖的船票通常要預定，可見是熱門景點，只是沒有人跟我提起過幾十里開外的靈渠，因此當文輝帶我們一行人去靈渠時，我還以為是又一個新開發的旅遊景點，全然不知道，將要拜謁的竟是兩千兩百年前開鑿的偉大水利工程。
一
古老的靈渠，作為景點是很晚才開發的，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才公佈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06年成為國家級AAAA旅遊風景區，可能是交通和宣傳方面的原因，靈渠的知名度似乎並不高，當我走進靈渠園區的大門時，還以為是興安縣境內一處略加修繕的自然風景地。
說起來，作為“偉大水利工程”的靈渠，還正像是一處自然風景地，因為它的偉大是隱藏在自然山水之間的，不露真容。只有分水的鏵嘴和大小天坪壩的稍稍隆起，顯示出人工作業的痕跡。與同是兩千年前的水利工程相比——如古羅馬人在西班牙塞哥維亞修建的大渡槽——靈渠稱得上是鬼斧神工。塞哥維亞大渡槽的宏偉壯美絕對是沒得說，兩萬多塊花崗岩巨石構築的拱形連續主體延伸八百多米，遠觀就像騰空而起巨龍。然而，面對早期社會的這類體量無比龐大的建築，不僅自己頓覺渺小，還總會有陰暗的聯想：如勞民傷財、孟姜女哭長城……因此在情感的傾向上，我已經站在靈渠的不顯山露水，又渾然天成這一邊了。我想塞哥維亞大渡槽輸送水的功能實在有限，且工程浩大，靡費大量人力物力，肯定不完全是出於實用目的，應該還有其他的考慮，如炫耀實力，增添城市的美觀，再如展現建築能力等等，總之，不完全是出於民生的考慮，因此其文化意義大於實用意義。
靈渠的開鑿也並非是出於民生的考慮，這是北方的強秦開疆擴土，打到嶺南地區，為了運送士兵和軍糧而修建的。待到征服百越，戰爭殘酷的一頁翻過，照理應該在史書上留下一些輝煌的記載，如疏通河川、以利舟楫、澤萬頃良田、功在三代等等，遺憾的是史書上似無多記載，例如在《史記》的河渠書中就毫無這方面的內容。司馬遷“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遂至於會稽太潢，上姑蘇，望五湖；東窺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濟、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離碓，北自龍門至於朔方”足跡遍佈五湖四海，其開篇從大禹治水九州寫起，經李冰開鑿離堆而築都江堰，再到鄭國修渠、西門豹引漳河水入鄴，一直寫到當朝孝文帝和漢武帝的百官治理黃、淮、洛水等等，洋洋灑灑千多言，就是沒提及這麼有技術含量的靈渠，頗令人納悶。司馬遷是否壓根兒就不知道有那麼一條渠的存在？答案又是否定的，因為在其《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中，就有秦兵“南攻百越，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云云，那是公孫弘在總結秦王朝的敗亡的原因時，作為秦王朝過分窮兵黷武的一個例證被提及，這是一個反面的例子。由此看來，根本原因可能是靈渠偏於一隅，路途遙遠，足跡未到。否則以太史公之視野、博學和判斷，斷無忽視靈渠的理由。
靈渠也可以說是中國最早的運河，雖然總長只有三十多公里，卻溝通了長江和珠江兩大水系，使得南下的灕江和北去的湘江水脈相連，在靈渠的鏵嘴不遠處，立著乾隆年間的書碑，上有清人查淳所寫“湘漓分派”四個大字，碑身僅一人多高，但可謂氣勢幹雲。因為這四個字背後讓人聯想到浩渺的洞庭和蜿蜒美麗的珠江。
查淳是桂林知府，靈渠所屬的興安縣地界正是他的治下。查淳的老爹也是知府一類的官職，當年為疏浚靈渠河道，探尋過湘、漓之源頭，因此查淳在此處立書碑並不能算附庸風雅，是有職分所在的意味。如果說桂林的地貌可以用鍾靈毓秀來描繪，那麼興安這邊可以用人傑地靈的地靈來形容，說興安是地靈之地，是因為這兩千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也就兩個香港的面積，竟然是湘江和灕江兩條歷史名河的發源地。雖然酈道元在《水經注》上稱“湘漓同源分為二水”，實際上這“二水”分屬於不同的山系，中間隔著湘桂走廊這狹長的谷地。而且這兩條極有個性的河流居然背道而馳，各奔前程。湘江源出於興安縣南部的海洋山脈，故源頭稱為海洋河，此後一路向北，有朝覲中原的意味，而灕江源則打興安西北的貓兒山下來，我行我素，一路往南往西，蜿蜒曲折奔梧州方向而去。多少萬年過去，這兩條河互不照面，突然在某一天，靈渠就像絲綢腰帶那麼一搭，將它們鬆馳地綰系在一起，真是相得益彰。作家張承志當年寫北方的河多壯闊偉岸，而南方的河則清秀靈動，穿行於山林和田疇之間，又有溝渠相連，很有幾分親切感。
二
挖渠對於一個能修萬里長城的民族來說不是什麼難事，靈渠之靈在於那些建築的細節。當園區的講解員就靈渠具體的工程構造一一道來時，我聽得兩眼發直，一是外行人本來不懂水利建築，名詞術語聽著陌生，二是其細緻和講究的程度叫人吃驚，這難道是兩千兩百年前的技術水準？當年作為知青下鄉，農業學大寨，時不時也搞水利建設，那時的高舉高打粗放粗作，現在想想都臉紅。年年馬馬虎虎地挖渠，年年淤積坍塌，“與天奮鬥”“與地奮鬥”的口號喊得山響，卻鬥得毫無技術含量，難道一度我們都退化為猿人了？眼前的水利工程真可謂精品傑作，由鏵嘴，到大、小天平壩，再到斗門、水涵、堰壩等等，每一個細部和細部之間的組合都環環相扣，使得工程的整體構想能得到具體的落實。單說那起緩衝和分水作用的石砌鏵嘴，就向上遊方向延伸出百把米，可謂千年大計，已經把日後多少年水流的沖刷和淤積造成的損害預計在內了，所以到了清代重新疏浚修繕時，將鏵嘴長長的前部廢棄，剩下的部分，一點不影響分水的效果。與鏵嘴相銜接的是作為攔河壩的大、小天平，它們既蓄水又分水，因此大小天平壩的夾角成108度的斜勢，以減少迎面來水的壓力。壩體各部分所用的石灰岩條石、魚鱗石和混黏土沙卵石也各有講究，所謂魚鱗石就是將石條几近直立地嵌入式排列，故立面呈魚鱗狀，以應對日積月累的水力衝擊，條石與條石之間還有石榫鉚定。條石與魚鱗石之間以摻有桐油的膠結物粘合，堅固異常。不僅僅堅固，還有靈巧和便利，在靈渠河道分佈的各座斗門就是便利的見證，這斗門就是所謂船閘，是為船隻的通航，蓄水和排水用。儘管所謂斗門的出現，到唐朝才有記載，但是我相信，既然開鑿靈渠最初的功用是運兵和糧草，那時就應該會有替代性的船閘，否則通航有困難。
現在應該回過頭來說說靈渠的設計者和建造者了。若非史籍記載，簡直不敢相信我們的祖先早在公元前幾百年就有這等智慧。此人就是史祿，即《史記》中提到的“使監祿鑿渠運糧”的那一位。據說在《淮南子》和《漢書》中均有簡略的記載。當然關於史祿更詳細的情形就不得而知了，甚至他姓什麼都存疑，因為“監祿”或“史祿”的頭一個字是官職，祿才是本名。不過這不影響後人對其功績的肯定和讚揚。許多年以後，宋人周去非在其《嶺外代答》這本古代地理名著中提起史祿時，雙手都翹起了大拇指：原話是“豈惟始皇，祿亦人傑矣”。也就是說，有了湘、漓二水，有了史祿，前面所說興安縣“人傑地靈”，這四個字就佔全了。
打小受到教育，中國有悠久的歷史傳統，中華文化博大精深等等，初時肅然起敬，但是慢慢地覺著這是阿Q式的自誇和自慰，在實際生活中不覺得我們有什麼優秀傳統，靈渠的存在，表明我們的祖上還真的闊過。只不過那個傳統被我們自己搞丟了，是我們後人的鄙陋拖累了先人。回想起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所宣傳的一些大的建設工程建設，基本上都是強調“革命加拼命”的，再加上自己在黑龍江兵團農場的務農經歷，以至於給我的錯覺與印象，在我們傳統的生產勞動中，從來就不怎麼講究技術含量，基本靠天吃飯再加人海戰術，此乃大謬矣！歷史的嘲弄再加吾輩無知，使我忽略了中國歷史上的優秀科技人才和能工巧匠所作出的貢獻。
當然我清楚，史祿並非奇人，靈渠亦非奇蹟。靈渠在那個時代的出現，雖然代表了當時華夏民族的治水水準和高度，卻不是絕無僅有。不往遠處說，更不必上溯大禹治水，光是在秦朝那短短的半個世紀裡，就先後建成了三大水利工程，這就是公元前251年建成的都江堰，公元前236年完工的鄭國渠（此鄭國非春秋戰國之鄭國，而是韓國的水利專家，姓鄭名國），然後就是靈渠，通航於公元前214年。說起來靈渠還是最晚建成的，所以有人演繹，史祿早年參與了鄭國渠的建設，是從鄭國渠的開鑿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也有人說，史祿是鄭國的弟子，被派往嶺南修渠。應該說以上演繹都有其合理性。一是因為從年代上說，鄭國渠與靈渠相對近一些，另外關於鄭國渠的故事和種種傳說極富戲劇性和傳奇色彩，拍幾十集電視劇綽綽有餘，因此各種附會自然多多。
三
鄭國何許人也？他是韓國的水利專家兼土木工程師。不過我以為他也是一位高明的說客。最早的史書有那麼一段記載，直接可以用作《戰國疑雲》一類諜戰劇的梗概：
韓聞秦之好興事，欲罷之，毋令東伐，及使水工鄭國間說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邸瓠口渠，並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覺，秦欲殺鄭國。鄭國曰：“始臣為間，然渠成亦秦之利也。”秦以為然，卒使就渠。渠就，用注填閼之水，漑澤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於是關中為沃野，無凶年，秦以富強，卒並諸侯，因名曰鄭國渠。
（《史記·河渠書》）
太史公就是太史公，短短百多言，就將這麼重大的水利工程、歷史事件及其中的曲折交代清楚了。鄭國的勸說秦國修渠，乃施展“疲秦”之計，以消耗秦國的國力，使其抽不出身來伐韓，結果想不到此渠修成後，借灌溉之利，秦越發強大，不到十五年工夫就併吞了六國。自此改變了中國的歷史走向。那鄭國也是膽識過人，計謀敗露之際，仍能說服秦王繼續完成其水利工程，而且事成之後，居然還能以他的姓名冠名，也算是千古絕唱。因為從最原始的大禹治水到今天的三峽水庫，但凡有耳聞的大的水利工程，還真沒有以個人名字來命名的。由此看來，當時的秦王（僅限於當時）也算是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
鄭國渠開通，引涇水入洛水，橫跨三百餘里，灌澆關中平原，同時將涇水夾帶的泥沙攜入下游，改善了下游一帶的鹽鹼地，可謂造福萬方。如今鄭國渠的完整原貌已不復尋覓，因為該渠年久失修，故道傾圮，所以這兩年，涇陽等地在搞鄭國渠國家遺址公園的開發項目。至於當年開渠的種種科技創新如能有所還原，當屬世界水利科技史上值得秉筆書寫的章節。據說鄭國渠的奧妙在於其“橫絕”技術，該渠一路向東，途中要橫跨若干條河流，要處理和應對不同的水文和地理難題。而該渠既能把河水攬入渠中，既增加下游的供水量，又能妥善地解決泥沙淤積的問題，可謂絕活。當然鄭國治水的具體思路和技法是否流傳於後世？關中平原兩千年以來，前前後後的水利建設是否受益於鄭國？當初那麼偉大的水利工程怎麼就沒有得到修復和保存？或者說鄭國渠在修建之初就有某種暗疾，所以後人改弦更張，另闢蹊徑？這一切需要有關專家或專項研究人員來回答。總之在那時，此渠一開，黃金萬兩，不僅沒有達到“疲秦”的目的，反而是加快了秦統一六國的步伐。
今天我們只能相信鄭國是身懷絕技，否則秦王不殺他已經是皇恩浩蕩，何必還繼續讓他總管作業？只是鄭國的那一套治水本領是獨出機杼還是有所借鑑，有所繼承？倒是值得追問。我以為鄭國有才華是一方面，但是那時的大環境造就科技人才也是一方面，所謂形勢比人強。那時候一說起治水，就像今天人們說起建設互聯網，沒有人能夠抗拒，也因此鄭國一遊說，秦王立馬點頭同意，絲毫不懷疑鄭國的動機，並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也有說法，那時秦王尚年幼，是呂不韋當政，接納了鄭國的開渠建議）。即便數年後經人告發，鄭國的“用間”身份坐實，秦王出於強國富農的願望，仍未改變初衷。反過來，韓國上下覺得能以此法來說動秦國，也說明興修水利以利農桑是當時的“普世價值”。
其實中國是農耕社會，向來關注水利技術方面的建設，水利是農業的命脈。不僅華夏曆史的開篇就是大禹治水，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大的生產技術方面的路線和觀念之爭，就是治水到底是用堵的方式好呢，還是疏導的方式更有效？再往下，《史記》有河渠書，《漢書》有溝洫志，三國至北魏有《水經》和《水經注》，宋史，金史、元史、明史等也都有河渠志，以記錄水系變化，水利建設方面的作業和成就。由此，河清海晏也成了太平盛世的代名詞。
回過來說，秦王朝正是由於此前在水利建設上嚐到了甜頭的。所以才對開鑿鄭國渠有如此熱衷，據傳一下子派出十來萬人工，搞得轟轟烈烈。這所謂甜頭，就不能不說說蜀地的都江堰。（待續）
本文為“桃李國學苑“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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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黃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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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原倫，北京師範大學教授，同濟大學藝術與傳媒學院聘任教授。從事當代文學批評、文藝理論和媒介文化研究工作。出版專著有《傳統的界限》《九十年代批評》《媒介文化與消費時代》《我聊故我在》《觀念的藝術與技術的藝術》《文學批評學》《歷史描述與邏輯演繹》等多種。曾主編《今日先鋒》《媒介批評》和“媒介文化叢書”及教材四十餘種。
靈渠（上）
去過桂林多次，每次去總少不了遊灕江去陽朔，或者參觀蘆笛巖和七星巖。早先灕江的水勢充沛，遊灕江的船停泊在解放橋附近，上船後要走一段水路才看見象鼻山，過象鼻山，氣象逐漸開闊，水光雲天下，蔥白的山簪一座座拔地而起，盡顯喀斯特地貌的美妙。這些年灕江水勢漸減，登遊船的地點就在象鼻山以外，再去桂林開會或出差，覺得桂林變得乏味起來，號稱山水甲天下的峰巒在一幢幢威猛的高樓大廈背後露出怯生生的山尖，有點像給每座樓派發了一頂瓜皮小帽。
市政當局為增加旅遊景點，疏通了兩江四湖，造了臥姿各異的景觀橋和玲瓏剔透的日月雙塔，使得桂林市區更加美輪美奐，遊兩江四湖的船票通常要預定，可見是熱門景點，只是沒有人跟我提起過幾十里開外的靈渠，因此當文輝帶我們一行人去靈渠時，我還以為是又一個新開發的旅遊景點，全然不知道，將要拜謁的竟是兩千兩百年前開鑿的偉大水利工程。
一
古老的靈渠，作為景點是很晚才開發的，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才公佈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06年成為國家級AAAA旅遊風景區，可能是交通和宣傳方面的原因，靈渠的知名度似乎並不高，當我走進靈渠園區的大門時，還以為是興安縣境內一處略加修繕的自然風景地。
說起來，作為“偉大水利工程”的靈渠，還正像是一處自然風景地，因為它的偉大是隱藏在自然山水之間的，不露真容。只有分水的鏵嘴和大小天坪壩的稍稍隆起，顯示出人工作業的痕跡。與同是兩千年前的水利工程相比——如古羅馬人在西班牙塞哥維亞修建的大渡槽——靈渠稱得上是鬼斧神工。塞哥維亞大渡槽的宏偉壯美絕對是沒得說，兩萬多塊花崗岩巨石構築的拱形連續主體延伸八百多米，遠觀就像騰空而起巨龍。然而，面對早期社會的這類體量無比龐大的建築，不僅自己頓覺渺小，還總會有陰暗的聯想：如勞民傷財、孟姜女哭長城……因此在情感的傾向上，我已經站在靈渠的不顯山露水，又渾然天成這一邊了。我想塞哥維亞大渡槽輸送水的功能實在有限，且工程浩大，靡費大量人力物力，肯定不完全是出於實用目的，應該還有其他的考慮，如炫耀實力，增添城市的美觀，再如展現建築能力等等，總之，不完全是出於民生的考慮，因此其文化意義大於實用意義。
靈渠的開鑿也並非是出於民生的考慮，這是北方的強秦開疆擴土，打到嶺南地區，為了運送士兵和軍糧而修建的。待到征服百越，戰爭殘酷的一頁翻過，照理應該在史書上留下一些輝煌的記載，如疏通河川、以利舟楫、澤萬頃良田、功在三代等等，遺憾的是史書上似無多記載，例如在《史記》的河渠書中就毫無這方面的內容。司馬遷“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遂至於會稽太潢，上姑蘇，望五湖；東窺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濟、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離碓，北自龍門至於朔方”足跡遍佈五湖四海，其開篇從大禹治水九州寫起，經李冰開鑿離堆而築都江堰，再到鄭國修渠、西門豹引漳河水入鄴，一直寫到當朝孝文帝和漢武帝的百官治理黃、淮、洛水等等，洋洋灑灑千多言，就是沒提及這麼有技術含量的靈渠，頗令人納悶。司馬遷是否壓根兒就不知道有那麼一條渠的存在？答案又是否定的，因為在其《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中，就有秦兵“南攻百越，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云云，那是公孫弘在總結秦王朝的敗亡的原因時，作為秦王朝過分窮兵黷武的一個例證被提及，這是一個反面的例子。由此看來，根本原因可能是靈渠偏於一隅，路途遙遠，足跡未到。否則以太史公之視野、博學和判斷，斷無忽視靈渠的理由。
靈渠也可以說是中國最早的運河，雖然總長只有三十多公里，卻溝通了長江和珠江兩大水系，使得南下的灕江和北去的湘江水脈相連，在靈渠的鏵嘴不遠處，立著乾隆年間的書碑，上有清人查淳所寫“湘漓分派”四個大字，碑身僅一人多高，但可謂氣勢幹雲。因為這四個字背後讓人聯想到浩渺的洞庭和蜿蜒美麗的珠江。
查淳是桂林知府，靈渠所屬的興安縣地界正是他的治下。查淳的老爹也是知府一類的官職，當年為疏浚靈渠河道，探尋過湘、漓之源頭，因此查淳在此處立書碑並不能算附庸風雅，是有職分所在的意味。如果說桂林的地貌可以用鍾靈毓秀來描繪，那麼興安這邊可以用人傑地靈的地靈來形容，說興安是地靈之地，是因為這兩千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也就兩個香港的面積，竟然是湘江和灕江兩條歷史名河的發源地。雖然酈道元在《水經注》上稱“湘漓同源分為二水”，實際上這“二水”分屬於不同的山系，中間隔著湘桂走廊這狹長的谷地。而且這兩條極有個性的河流居然背道而馳，各奔前程。湘江源出於興安縣南部的海洋山脈，故源頭稱為海洋河，此後一路向北，有朝覲中原的意味，而灕江源則打興安西北的貓兒山下來，我行我素，一路往南往西，蜿蜒曲折奔梧州方向而去。多少萬年過去，這兩條河互不照面，突然在某一天，靈渠就像絲綢腰帶那麼一搭，將它們鬆馳地綰系在一起，真是相得益彰。作家張承志當年寫北方的河多壯闊偉岸，而南方的河則清秀靈動，穿行於山林和田疇之間，又有溝渠相連，很有幾分親切感。
二
挖渠對於一個能修萬里長城的民族來說不是什麼難事，靈渠之靈在於那些建築的細節。當園區的講解員就靈渠具體的工程構造一一道來時，我聽得兩眼發直，一是外行人本來不懂水利建築，名詞術語聽著陌生，二是其細緻和講究的程度叫人吃驚，這難道是兩千兩百年前的技術水準？當年作為知青下鄉，農業學大寨，時不時也搞水利建設，那時的高舉高打粗放粗作，現在想想都臉紅。年年馬馬虎虎地挖渠，年年淤積坍塌，“與天奮鬥”“與地奮鬥”的口號喊得山響，卻鬥得毫無技術含量，難道一度我們都退化為猿人了？眼前的水利工程真可謂精品傑作，由鏵嘴，到大、小天平壩，再到斗門、水涵、堰壩等等，每一個細部和細部之間的組合都環環相扣，使得工程的整體構想能得到具體的落實。單說那起緩衝和分水作用的石砌鏵嘴，就向上遊方向延伸出百把米，可謂千年大計，已經把日後多少年水流的沖刷和淤積造成的損害預計在內了，所以到了清代重新疏浚修繕時，將鏵嘴長長的前部廢棄，剩下的部分，一點不影響分水的效果。與鏵嘴相銜接的是作為攔河壩的大、小天平，它們既蓄水又分水，因此大小天平壩的夾角成108度的斜勢，以減少迎面來水的壓力。壩體各部分所用的石灰岩條石、魚鱗石和混黏土沙卵石也各有講究，所謂魚鱗石就是將石條几近直立地嵌入式排列，故立面呈魚鱗狀，以應對日積月累的水力衝擊，條石與條石之間還有石榫鉚定。條石與魚鱗石之間以摻有桐油的膠結物粘合，堅固異常。不僅僅堅固，還有靈巧和便利，在靈渠河道分佈的各座斗門就是便利的見證，這斗門就是所謂船閘，是為船隻的通航，蓄水和排水用。儘管所謂斗門的出現，到唐朝才有記載，但是我相信，既然開鑿靈渠最初的功用是運兵和糧草，那時就應該會有替代性的船閘，否則通航有困難。
現在應該回過頭來說說靈渠的設計者和建造者了。若非史籍記載，簡直不敢相信我們的祖先早在公元前幾百年就有這等智慧。此人就是史祿，即《史記》中提到的“使監祿鑿渠運糧”的那一位。據說在《淮南子》和《漢書》中均有簡略的記載。當然關於史祿更詳細的情形就不得而知了，甚至他姓什麼都存疑，因為“監祿”或“史祿”的頭一個字是官職，祿才是本名。不過這不影響後人對其功績的肯定和讚揚。許多年以後，宋人周去非在其《嶺外代答》這本古代地理名著中提起史祿時，雙手都翹起了大拇指：原話是“豈惟始皇，祿亦人傑矣”。也就是說，有了湘、漓二水，有了史祿，前面所說興安縣“人傑地靈”，這四個字就佔全了。
打小受到教育，中國有悠久的歷史傳統，中華文化博大精深等等，初時肅然起敬，但是慢慢地覺著這是阿Q式的自誇和自慰，在實際生活中不覺得我們有什麼優秀傳統，靈渠的存在，表明我們的祖上還真的闊過。只不過那個傳統被我們自己搞丟了，是我們後人的鄙陋拖累了先人。回想起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所宣傳的一些大的建設工程建設，基本上都是強調“革命加拼命”的，再加上自己在黑龍江兵團農場的務農經歷，以至於給我的錯覺與印象，在我們傳統的生產勞動中，從來就不怎麼講究技術含量，基本靠天吃飯再加人海戰術，此乃大謬矣！歷史的嘲弄再加吾輩無知，使我忽略了中國歷史上的優秀科技人才和能工巧匠所作出的貢獻。
當然我清楚，史祿並非奇人，靈渠亦非奇蹟。靈渠在那個時代的出現，雖然代表了當時華夏民族的治水水準和高度，卻不是絕無僅有。不往遠處說，更不必上溯大禹治水，光是在秦朝那短短的半個世紀裡，就先後建成了三大水利工程，這就是公元前251年建成的都江堰，公元前236年完工的鄭國渠（此鄭國非春秋戰國之鄭國，而是韓國的水利專家，姓鄭名國），然後就是靈渠，通航於公元前214年。說起來靈渠還是最晚建成的，所以有人演繹，史祿早年參與了鄭國渠的建設，是從鄭國渠的開鑿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也有人說，史祿是鄭國的弟子，被派往嶺南修渠。應該說以上演繹都有其合理性。一是因為從年代上說，鄭國渠與靈渠相對近一些，另外關於鄭國渠的故事和種種傳說極富戲劇性和傳奇色彩，拍幾十集電視劇綽綽有餘，因此各種附會自然多多。
三
鄭國何許人也？他是韓國的水利專家兼土木工程師。不過我以為他也是一位高明的說客。最早的史書有那麼一段記載，直接可以用作《戰國疑雲》一類諜戰劇的梗概：
韓聞秦之好興事，欲罷之，毋令東伐，及使水工鄭國間說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邸瓠口渠，並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覺，秦欲殺鄭國。鄭國曰：“始臣為間，然渠成亦秦之利也。”秦以為然，卒使就渠。渠就，用注填閼之水，漑澤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於是關中為沃野，無凶年，秦以富強，卒並諸侯，因名曰鄭國渠。
（《史記·河渠書》）
太史公就是太史公，短短百多言，就將這麼重大的水利工程、歷史事件及其中的曲折交代清楚了。鄭國的勸說秦國修渠，乃施展“疲秦”之計，以消耗秦國的國力，使其抽不出身來伐韓，結果想不到此渠修成後，借灌溉之利，秦越發強大，不到十五年工夫就併吞了六國。自此改變了中國的歷史走向。那鄭國也是膽識過人，計謀敗露之際，仍能說服秦王繼續完成其水利工程，而且事成之後，居然還能以他的姓名冠名，也算是千古絕唱。因為從最原始的大禹治水到今天的三峽水庫，但凡有耳聞的大的水利工程，還真沒有以個人名字來命名的。由此看來，當時的秦王（僅限於當時）也算是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
鄭國渠開通，引涇水入洛水，橫跨三百餘里，灌澆關中平原，同時將涇水夾帶的泥沙攜入下游，改善了下游一帶的鹽鹼地，可謂造福萬方。如今鄭國渠的完整原貌已不復尋覓，因為該渠年久失修，故道傾圮，所以這兩年，涇陽等地在搞鄭國渠國家遺址公園的開發項目。至於當年開渠的種種科技創新如能有所還原，當屬世界水利科技史上值得秉筆書寫的章節。據說鄭國渠的奧妙在於其“橫絕”技術，該渠一路向東，途中要橫跨若干條河流，要處理和應對不同的水文和地理難題。而該渠既能把河水攬入渠中，既增加下游的供水量，又能妥善地解決泥沙淤積的問題，可謂絕活。當然鄭國治水的具體思路和技法是否流傳於後世？關中平原兩千年以來，前前後後的水利建設是否受益於鄭國？當初那麼偉大的水利工程怎麼就沒有得到修復和保存？或者說鄭國渠在修建之初就有某種暗疾，所以後人改弦更張，另闢蹊徑？這一切需要有關專家或專項研究人員來回答。總之在那時，此渠一開，黃金萬兩，不僅沒有達到“疲秦”的目的，反而是加快了秦統一六國的步伐。
今天我們只能相信鄭國是身懷絕技，否則秦王不殺他已經是皇恩浩蕩，何必還繼續讓他總管作業？只是鄭國的那一套治水本領是獨出機杼還是有所借鑑，有所繼承？倒是值得追問。我以為鄭國有才華是一方面，但是那時的大環境造就科技人才也是一方面，所謂形勢比人強。那時候一說起治水，就像今天人們說起建設互聯網，沒有人能夠抗拒，也因此鄭國一遊說，秦王立馬點頭同意，絲毫不懷疑鄭國的動機，並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也有說法，那時秦王尚年幼，是呂不韋當政，接納了鄭國的開渠建議）。即便數年後經人告發，鄭國的“用間”身份坐實，秦王出於強國富農的願望，仍未改變初衷。反過來，韓國上下覺得能以此法來說動秦國，也說明興修水利以利農桑是當時的“普世價值”。
其實中國是農耕社會，向來關注水利技術方面的建設，水利是農業的命脈。不僅華夏曆史的開篇就是大禹治水，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大的生產技術方面的路線和觀念之爭，就是治水到底是用堵的方式好呢，還是疏導的方式更有效？再往下，《史記》有河渠書，《漢書》有溝洫志，三國至北魏有《水經》和《水經注》，宋史，金史、元史、明史等也都有河渠志，以記錄水系變化，水利建設方面的作業和成就。由此，河清海晏也成了太平盛世的代名詞。
回過來說，秦王朝正是由於此前在水利建設上嚐到了甜頭的。所以才對開鑿鄭國渠有如此熱衷，據傳一下子派出十來萬人工，搞得轟轟烈烈。這所謂甜頭，就不能不說說蜀地的都江堰。（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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