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正盯著我。他鼻正口闊，短髮整潔而富有光澤，由中間清晰地分開，豎領白衫漿得筆挺，系一條窄領帶，嘴角掛有一絲驕傲，眼神尤為堅定。”
凝視著梁啟超30歲左右的一張老照片，許知遠開始了《青年變革者：梁啟超，1873—1898》的寫作。它只是計劃中三卷本的第一卷，區區25萬字，卻寫了3年。
青年梁啟超
花這麼多時間寫一部傳記，而傳主又是被“寫濫了”的一個人（在網上，至少可找到12種以上的梁啟超傳），作為理科生的許知遠究竟寫出什麼？
然而，《青年變革者：梁啟超，1873—1898》出乎意料地精彩。
首先，通篇剋制陳述，絕少議論。
其次，專注於人的命運。書中牽涉上百名歷史人物，他們在同一時段中掙扎與沉浮。
其三，細節精彩。如康有為得到光緒皇帝的重視後，“見人長揖大笑，叩姓名畢，次詢問郡邑，物產幾何，裡中長老豪傑，必再三研詰，取西洋鉛筆一一錄其名，儲夾袋中”，滿滿都是入戲感。
其四，呈現出人物的多元側面。梁啟超反對科舉，卻屢屢“潛往會試”；維新派力主懲貪，卻又重金賄賂言官，代為上折；黃遵憲富有遠見，是少有的精通洋務的能臣，卻留下貪汙的傳言……激情與幼稚、浪漫與現實、高尚與卑鄙，這些天差地別的品質，竟體現在同一個人身上，引人深思。
克羅齊說：歷史是我們的家園，也是我們的異邦。
《青年變革者：梁啟超，1873—1898》猶如一本旅行手冊，將讀者帶回既熟悉又陌生的過去，其中人物所思所想與今天完全不同，可他們又深刻地影響著今天。
在這個人性的長廊中，有人停在1898年（戊戌變法），有人停在1912年（清朝滅亡），有人停在1919年（五四運動），只有梁啟超，他穿越了所有階段的約束，一直走在最前沿。真正突破了“從青年變革者，到中年實幹家，再到晚年保守派”的俗套。
讀懂梁啟超，才能讀懂一個民族從傳統走向現代的深刻疼痛。
許知遠在美國
想幹件有點難度的事
北青藝評：您從何時起對梁啟超感興趣的？
許知遠：嚴格來說，是在本書寫作中，才真正對梁啟超感興趣的。
受歷史教育影響，梁啟超既重要又模糊，人人知他寫作《少年中國說》《新民說》等，引入各種新理念，參與種種政治行動。但他的生活與思想，卻很少被充分展現。
決定寫梁啟超傳，他是一個足夠寬闊的人，身處19世紀與20世紀的交替，聯結新舊知識系統與價值體系，在政治、學術、公共輿論間穿梭。且終生保持著自我更新的慾望和能力。
我是記者出身，對於梁啟超創造出的新表達方式，也充滿親切，他是近代中國最偉大的新聞記者。
另外，我對傳記寫作一直很感興趣，在國外，作家會用一生時間去寫一部傳記，如英國作家羅伯特·斯基德爾斯基寫《凱恩斯傳》三部曲，足足寫了30年；再如美國作家羅伯特·A·卡洛寫《林登·約翰遜傳》，前4卷寫了40多年，正寫第5卷（也是最後一卷），如今他已80多歲了。在我心中，他們都是英雄式的傳記作家。
或許也與年紀有關，大概三十五六歲時，我產生了寫梁啟超的想法，快40歲時，我想：人生到了這一階段，怎麼也得幹件有難度的事，就開始動筆。
他是“思想的表演者”
北青藝評：梁啟超創造出“全新表達方式”，可這種方式似乎很難讀？
許知遠：確實如此，排比句太多，我到今天也不太能讀下去。對文體的分析，的確非常困擾我，我也得不出確切的答案。
但對這文體的理解，不能脫離當時的語境。這與八股文的傳統，桐城文風都有關。他也受康有為的影響，康有為在演講時，排比句就很多，知識極其龐雜。他也受到八股文的影響，講求對仗，策論式的雄辯。他又為其中注入個人情緒與新知識。當時民眾對公共事務普遍冷漠，為喚醒他們，作者常強調熱血、民氣等，希望用文章增進社會黏合度，產生動員。在第一卷的《時務報》年代，梁啟超的新文體開始出現，但經常顯得幼稚，他的成熟要到日後的《新民叢報》，那是我第二卷要處理的問題。而且在同時代中，不少人也有相似的寫作風格，只是沒有梁啟超如此的影響力。
《時務報》
北青藝評：對於這種寫作風格，時人諷為“知一言十”，認為比較膚淺，您怎麼看？
許知遠：梁啟超寫作速度驚人，很多時候，他寫的比想的快，而且還有大段的轉述、引用。思想家分不同類型，有深思型的，比如同時代的嚴復、章太炎，他們的思想更深刻，梁啟超不是那種純粹的思想家，而是“思想的表演者”或“觀念的連接者”，能不斷髮現新的知識邊界，開拓出新的話題，混雜、深度不夠，但這是打開新世界的人的通病。梁啟超是百科全書式的人物，讓許多深刻的思想變得流行起來，我們不能用今天的規範來責備啟蒙者。
我們此刻談論的很多概念與議題，都與這些啟蒙者曾經的努力有關。他們的看法已經變成日常用語的一部分，我們反而會對他們產生某種忽視。
他身上有一種特別的天真
北青藝評：與同時代人相比，梁啟超的魅力在哪裡？
許知遠：梁啟超讓人著迷之處在於，他一直隨時代變化，重新創造自我。他的同代人有的停在了1898年，生活在變法失敗的陰影中；有的停在了1912年，不願意接受民國；有的停在了1919年，成了保守者（當然，保守未必錯）。但梁啟超直到1929年去世，始終在作出某種新嘗試。梁啟超對新知是如此好奇，始終在自我更新中，他有意識地追趕新潮流，主動去接觸年輕人、結交新朋友。他還是個全球旅行者，和不同國家的人交流，哪怕經常吃閉門羹。他身上有一種特別的天真。這些都是我想在接下來的兩卷處理的。
中年梁啟超
他不僅是知識領袖，也是士人精神的最後傳人，這種精神此後被邊緣化，很難再看到。他對時代、民族、世界的責任感，使他成為一個更寬闊力量的代言人。
北青藝評：如果梁啟超在中年時仕途順利，可能他也會失去好奇心吧？
許知遠：梁啟超的仕途也算順利，他曾當總長（猶如後來的部長），但他的政治技能欠佳，難以真的在權力中立足。他介於政治權力與社會力量的中間，在兩次共和危機中，他都扮演了非凡的角色。
過去與今天仍有關聯
北青藝評：書中對梁啟超故鄉——廣東新會的介紹很有意思，您去過那裡？
許知遠：是的。梁啟超去過的地方，我都會親自去。我去過新會，查了當地的文史資料、縣誌等，這樣我才能理解少年梁啟超成長的氛圍，他會怎樣去想。
在歷史寫作中，空間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元素。我希望寫出那個時代的氣息，包括它的顏色、空間、流行文化，以及人們吃什麼，聽什麼戲，我希望寫出綜合性的歷史文本。
思想不是孤立的，只有放在創造它的環境中，才能理解它。不過，新會變化太大了，過去它是孤島，被河隔開，現在河已沒了。但梁啟超小時候看到的塔還在，陳皮仍是新會特產，崖山（南宋滅亡地）也還在。新會經歷滄海桑田，但過去與今天仍有某種關聯。
不過，今天大多數新會人對梁啟超已無具體感受，只知家鄉出了個大人物。
廣東新會
北青藝評：康梁並稱，但在您的書中，梁啟超與康有為似乎早有分歧？
許知遠：康梁是後來的說法，1898年才出現，後來卻成了一個符號。其實康有為與梁啟超初期各自發展，並非一體。早在1897年，雙方已有不同看法，梁啟超私下並不都贊同康有為，只因尊敬老師，不公開說。
梁啟超的幸運是，在智識起步階段遇到康有為，將康視為精神的引導者。他們都是智性高超的人，日後主張不同也非常正常。
相比於康有為的固執，梁啟超更通融，或許也更缺乏強硬立場一些。這些年，公眾對康有為的評價走上另一極端，過分貶低他在戊戌變法中的作用，這也不符合歷史事實。康有為逃亡海外後，確編造了一些謊言，但也推動了許多變化。
梁啟超與康有為
北青藝評：康有為經常說大話吧。
許知遠：那個時代的書生都喜歡發狂言，因無力介入現實，作為邊緣人，說大話是自我證明的一種方式。
北青藝評：你在書中也評論了翁同龢，他是怎樣的人？
許知遠：我對翁的看法也來自幾位前輩學者的總結。翁同龢是修養極佳的讀書人，但缺乏現實感，他長期處於權力中心，卻缺乏辦事能力。作為帝師與大儒，他代表著道德力量，卻對權力特別敏感，缺乏大局感。
北青藝評：康有為好發狂言，如何接近權力？
許知遠：康有為是一個很有魅力的人，他讓士大夫們分享了他對國家的憂慮，給出某種解決問題的方案。與普通讀書人不一樣，他表達能力極強，且善於使用技術手段。當時的言官是表達政見的主要通路，康也會籌資輸送給言官，讓他們代自己上奏摺。梁啟超曾在一封信中說，他湊夠了三千金，夠上十個摺子了。他們藉此推進變法，也接近權力。日後機緣巧合，康又接近了皇帝。
他們在一潭止水中扔進一塊石頭
北青藝評：對於戊戌變法，讀者爭議頗多，究竟該怎樣看？
許知遠：我持相對肯定的態度。經常有人批評維新派的混亂、激進。但是，所有的變化都是在混亂中發生的，哪裡有清晰的藍圖。維新者主要是權力的邊緣人，他們魯莽，卻富有勇氣。即使李鴻章也承認，康有為做了自己多年想做卻沒做的事。他們在一潭止水中扔進一塊石頭，這已經很了不起了。至於失敗，它不該僅由維新者負責。
北青藝評：一些人也試圖重估慈禧太后的角色？
許知遠：不管怎樣修正她的歷史角色，她仍是這個僵化權力結構的構造者。她對權力很敏感，卻對時代變化、外部世界遲鈍，她把對她個人的忠誠度，置放於更大利益之上。
慈禧太后
北青藝評：從書中看，光緒皇帝在戊戌變法中的表現可圈可點。
許知遠：過去皇帝除了道德文章、禮儀規範，也要學習經世之道，怎樣面對國家事務，都是從小便接受訓練的。他也很想了解外部世界，只是受限於權力結構，自身能力也有限，無法推動變革，變得日益焦灼。對他來說，康有為能提供新的工具箱，其他大臣只有老辦法。
人在做判斷時，獲得的信息常常是不全面的，光緒、慈禧、康有為都如此，有的人很敏銳，做出了正確選擇，有時則是錯的。變法中的混亂，也很正常，任何變革都會引發混亂。當一個制度富有彈性，混亂會漸漸走向有序，制度僵化，混亂會走向更混亂。
歷史就像小徑分岔的花園
北青藝評：在書中，您寫了很多小人物，為什麼？
許知遠：我試圖寫出人的豐富性、時代的豐富性和歷史的豐富性。歷史不是線性的，不是必然的，它就像小徑分岔的花園，誰也無法事先規定它將走怎樣的路徑。我希望將讀者帶到具體的情境中，跟隨歷史轉折，看清它是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的。
所以在這本書中，我寫了很多人，寫他們的生命過程。他們在這個階段是朋友，下一個階段就變成敵人，有的人影響日益增加，另一些則旁觀著變化。
北京順天府貢院
北青藝評：人在歷史中，只能這樣被動嗎？
許知遠：人被裹挾進歷史，但我始終相信個人意志與性格的重要。梁啟超的朋友，比如宋恕，非常有才華，也很敏銳，但他沒有梁啟超的勇敢。在關鍵時刻，怯懦壓倒了他，否則他的生命會有更多可能性。
北青藝評：在書中，您提到愛國詩人黃遵憲，他深通洋務，可赫德卻認為他貪腐，這是怎麼回事？
許知遠：當時有一些傳言，事實如何，尚難確定。也有人說，這是為了制止黃遵憲出任重要外交職務，因為他的能幹且強硬。但制度性的腐敗確實普遍。
我希望讀者把這本書看成文學
北青藝評：這本書與您以往寫作有很大不同，在陳述中特別剋制，這是為什麼？
許知遠：以往寫作涉及的多是現實話題，更能觸發情緒，歷史寫作則不同，不能太隨意。此外，這與年齡有關，隨著年齡增加，人會漸漸意識到，剋制的東西更有力量。
我讀過很多西方人物傳記，希望能創造一箇中文世界的現代傳記傳統，即創造性敘事與史料有機結合，即不僅僅寫一個人物，而是寫一個時代。這其中，很多西方作家對我的影響都很大，也包括史景遷。這本書其實充滿激情，只是藏在平靜敘述的背後。我希望讀者將它看成是文學，不僅是歷史。
北青藝評：第一卷您寫了三年，是不是太長了？
許知遠：我是理科生，過去對史料不熟，對文言文更不熟。寫梁啟超傳，需要了解清代思想史，比如古文今文之爭，我費了很大力氣才稍微有了一點理解。此外，當時清政府的權力結構是怎麼回事，科舉怎麼進行，我都不太懂，相關資料又很難讀，可不瞭解這些，就很難再現當時的環境。 況且，這三年我還做了那麼多別的事，也不算慢了。
十三邀
北青藝評：在書中，您幾乎沒有評論，細節高度客觀化，是不太理解梁啟超嗎？在今天，還有讀者關注梁啟超嗎？
許知遠：一些時候，我覺得自己與梁啟超息息相通。採取更冷靜的寫法，源於訓練，寫作就是既要沉浸其中，又能抽離出來。我欽佩梁啟超的熱情與才華，但也會看到他的笨拙、魯莽。評論都在敘述的背後，通過對史料的選擇呈現出來。至於讀者是否關注這一題材，他們也可以將這本書當成故事來讀。我希望更多年輕人讀這本書，看一位19世紀的青年人如何應對時代的挑戰。
因為我想幫助自己，也想幫助年輕讀者，建立一種歷史意識，只有更好地理解歷史，才能理解此刻與未來的我們。我們皆生活於傳統之中。我也希望讀者，能讀到個人如何在困境中獲得勇氣。
北青藝評：第一卷您寫了三年，要全部寫完，大概再用多少年？
許知遠：我說不太好，對後兩卷，目前只有一個朦朧的想法，究竟會寫成什麼樣，需要我和梁啟超共同去探險。我預計會再用七年。
第一卷中，梁啟超基本在國內，而在第二卷，梁啟超先後去了日本、美國、澳大利亞等，與美國總統羅斯福、銀行家J·P·摩根、日本政要大隈重信等見過面，這需要大量的海外史料，可我不懂日語，很想報個班學一下，想去日本住一段時間，體會人在陌生氛圍中的心情。
李鴻章
北青藝評：寫完梁啟超傳，您接下來會寫什麼？
許知遠：我想寫李鴻章，不僅關於他的政治、軍事、外交，也關於他的性格、思想與生活。他貫穿了整個19世紀，在那個漫長的、不斷走向衰敗的世紀中，一個讀書人怎樣面對這個世界，這讓我很好奇。當然這個新計劃要在六七年後才開始了，希望我有這個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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