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對許知遠是一種救贖
撰文 | 姚崢華
十年前，33歲的許知遠以訪問學者的身份到劍橋訪學，接下來的二三年時間，他的足跡遍佈二三十個國家。此時的他可以說是意氣風發，北大微電子專業的學歷，各種雜誌主筆的份量，憤世嫉俗的悲情論調，在熱火朝天的微博時代的確掀起了一股許知遠熱。
所幸，冉冉升起的許知遠沒有太過沾沾自喜，他還算頭腦清醒，知道北京的地域太窄，中國的視野有限，必須走出去，在打開的世界版圖中尋找自己的出路。
“如果每個人都找不到自己的道路，甚至放棄了去尋找的努力，那麼這個社會最終就會充斥著陳詞濫調；人們在其中長久地生活，逐步失去了判斷力與感受力，最終產生更多的陳詞濫調。（2009年12 月《時代的稻草人》）”
一路走來，他緊鎖的眉頭似乎預示著，更多的陳詞濫調將在後邊的日子裡愈演愈烈，無法驅散。
他終究不能依靠阿諾德、奧登、奧威爾、李普曼來面對現實。儘管這些人對他成長的影響深入骨髓。不管是他的講演，或是他的文章，細心的讀者都會在其中發現這些先哲的真知灼見。
▲ 許知遠（圖/作者提供）
許知遠確實需要耐心，他也有這個耐心，試圖在每一個現象之間尋找內在的脈絡並建立起聯繫，然後發現一盞燈，照亮前行的路。
寫文章，出書，參加各種活動，演講，表達自己的觀點。作家，單向空間創始人，前《東方歷史評論》主編，談話節目《十三邀》主持人……許知遠像一隻停不下來的螢火蟲，愈暗愈亮，奮力地飛。他努力想成為這個世界的一部分。
突破口終於來了，出現在他37歲的面前。
那是2013年深秋，在完成了《那些憂傷的年輕人》《祖國的陌生人》《一個遊蕩者的世界》《時代的稻草人》這些書寫後，他“厭倦了新聞業的碎片與短暫，想尋求一種更遼闊與深沉的表達（《青年變革者》自序）”，一個人讓他停下了腳步，開始轉向，進入一個向後看又藉此可以冷靜反觀自己的領域。
這個人，地球人都知道——梁啟超。
▲《青年變革者：梁啟超（1873—1898）》發佈會現場（圖/作者提供）
六年之後，許知遠攜新書來到深圳，這是他全國巡迴打書的第3站。夏日驕陽，熱浪滾滾。他依舊赤腳蹬著他的黑皮拖鞋，大長腿上一襲緊崩的黑襯衣，有那麼“一丟丟”隨性率性任性野性又智性理性……
總之，水洩不通的誠品生活空間裡，二三百號粉絲見之前呼後擁驚叫不已，那一刻，相信任何沉穩的人，都有把持不住的瞬間。
臺上的許知遠一連幹掉兩罐冰啤，是深圳天氣太熱情了麼？
只能說，梁啟超像一劑強心針，給許知遠帶來了新的能量和養分，也帶來新的運氣。
02
我後來想了想，為何是梁啟超呢？
梁啟超1873年出生在晚清中國廣東新會。當時的中國正處在危亡與變革的關鍵時刻，政局變幻、文明衝突。他幼時隨師學文，九歲能綴千言，17歲中舉。後師從康有為，接受新思想。與黃遵憲一起創辦《時務報》，任長沙時務學堂的主講。追隨康有為發動“公車上書”運動。戊戌變法失敗後，與康有為一道流亡日本。
在晚清民國時期，梁啟超是個思想者，是科學、思想、政治、教育、經濟、法學、佛學多個領域的開拓者，又是一個書寫者。
一百年後，1976生人的許知遠也面臨一個技術革命與知識爆炸的時代，他厭惡新資本主義時代一切流行的情緒，對一切“單一”的觀念、取向、表達及判斷都持警惕審慎態度，在多元又混亂的文化困境中迫切尋求自我思想突圍。
▲梁啟超（圖/圖蟲創意）
如果說，梁啟超和許知遠之間有什麼關聯的話，我們可以從許知遠的書中找出幾點：
許知遠是梁啟超的讀者，並生活在他所締造的傳統中。“梁啟超的政治和思想遺產仍強有力地影響我們生活，他對現代中國的建構和想象還佔據著公共討論的中心。”
許知遠就讀的北大前身是京師大學堂，大學章程的起草人是梁啟超。
許知遠進入新聞業，尤其擔任《經濟觀察報》主筆、《東方歷史評論》主編後，梁啟超的身影更是無處不在，在他的心目標中，梁啟超“自1896年出任《時務報》主筆以來，他在三十三年時間裡，不間斷地寫下至少1400萬字，涉及時事評論、戰鬥檄文……”“他可能是中國最偉大的新聞記者，用筆和報刊參與瞭如此多的變革。”
許知遠的文字自我意識很重，帶著憂思並胸懷天下，以強烈的當代感介入歷史寫作。梁啟超的文章縱橫捭闔，筆力激盪，有濃烈的感情色彩。他所作的《少年中國說》而後成勵志口號激越後來者，連許知遠都恨不得開發一款單向街兒童卡通梁啟超，手比V字口喊“少年強則中國強”。
許知遠是一個擁抱新事物與時俱進的人，儘管一方面抵抗商業物慾，認為技術進步將人類引向毀滅，但又深入其中不離不棄。
他與《奇葩說》馬東，《吐槽大會》李誕，《羅輯思維》羅振宇都有高度互動，善於製造輿論熱點，將媒體傳播和知識領域緊密結合。梁啟超是上一波全球化浪潮的擁抱者，他在輪船、電報、鐵路、印刷術的現代網絡中游刃有餘，足跡遍及日本以及大洋洲、美洲和歐洲各國，是一個不斷根據新生事物作出新判斷並採取新行動的歷久彌新的變革者。
▲ 許知遠訪談節目《十三邀》（圖/網絡）
這些或許是兩人的相通之處，許知遠也坦承，“梁啟超那一代人應對變革時的勇敢與迷惘，激起了我強烈的共鳴。”
然而共鳴之下，許知遠又深深不平。
在許知遠看來，儘管歷史書寫中梁啟超至關重要卻面目模糊。他的性格、他的挫敗、他的內心掙扎很少得到充分展現和分析。
另外，在世界舞臺上，梁啟超是被低估的人物。“他理應進入了塞繆爾·約翰遜、伏爾泰、福澤諭吉與愛默生的行列，他們身處一個新舊思想與知識交替的時代，成為百科全書式的存在，喚醒了某種沉睡的精神。”但梁啟超常被置身於中國自身語境中敘述，很少被放到世界維度中。
03
基於此，許知遠問自己，為何不寫一部梁啟超的傳記，來複活時代的細節與情緒，展現幾代人的焦灼與渴望，勇氣與怯懦，藉此追溯近代中國的轉型？
比如當時梁啟超一群廣東年輕人，上京趕考，辛苦之至，卻沒考上，群情激憤，怨聲載道。許知遠覺得，歷史中的人物不管他現在多麼傑出，多麼偉大，也跟我們一樣，年輕時有過莽撞，有面對困境時的掙扎，也有對未來充滿未知。“我寫自己內心很多困惑，也希望讀者能讀到他們內心的那些困惑，這可能是一個初衷。”
所以，有了眼前三卷本規模、無比挑戰耐力的這一場馬拉松寫作計劃。
躲進小樓成一統的五年後，許知遠拿出了這部《青年變革者：梁啟超（1873—1898）》，述及梁啟超求學、進京趕考、師從康有為、結集同道、上書清帝、辦刊《時務報》，及至戊戌政變前夜，即1873年至1898年25年間梁啟超的早年歲月。
這是“梁啟超三部曲”中的第一部。
▲《青年變革者：梁啟超（1873—1898）》，許知遠 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5月出版
一項無比艱鉅的歷史補白、知識填充、思想熔鍛和敘事訓練。
要知道，動筆前，許知遠去到廣東新會梁啟超的故鄉。他徜徉於茶坑村街頭，吃著陳皮製作的各種菜餚，一籌莫展。在日影斑駁的街頭，他茫茫然看著眼前走過的姑娘，紅裙子綠裙子，消失於街景中。恍如隔世地想，如果他出生在這個縣城裡，好不容易上了省城的大學，然後被分配回廣播電視臺，生活會是什麼樣子？是不是娶了那個綠裙子的女孩，心中又惦記著那個紅裙子……
人生大抵就是如此。
這是一幅再普通不過的日常場景，有著普世經驗和俗成規律，就像陽光雨露，生老病死。它似乎與梁啟超有關，又似乎無關。想寫梁啟超傳的許知遠，當然不願人生如此。他有一顆豐富又有趣的靈魂，怎能讓生活有所羈絆而失去自由？
圍繞著梁啟超，許知遠進入一個浩如煙海的歷史文庫中。從梁啟超的文，到梁啟超周邊的人，梁啟超成長的家鄉，生活過的地方，走過的足跡，逃亡的路線，以及他的思想脈絡、學術成就、政治貢獻……許知遠以巨大的勇氣爬梳所能觸及的史料。
▲梁啟超故居（圖/圖蟲創意）
後來人們很願意拿他開玩笑的話來取笑他，“倘若剽竊一本書，人們譴責你為文抄公；然而倘若你剽竊十本書，人們會認為你是學者；倘若你剽竊三十本書，則是為傑出的學者。”《青年變革者》中“引用的書籍遠超過三十本”。這是許知遠引用阿莫司·奧茲的話，寫進書的後記“致謝”中。他之所以這麼自嘲，是為了“炫耀”他案頭的功課準備之足。
三十本，當然遠遠不止。書中每章節後的引文註釋密密麻麻，一頁翻一頁，以至於我懷疑許知遠眼鏡的度數又得調整，不管是近視或是老花。可不止三十本的引用，也還遠遠不夠，因為還有沒被發現或存在空白。
04
在許知遠看來，所有的時代都是由很多微小的細節組成，既存在很多空間，也有很多個人的努力。他要做的是嘗試一些新的可能性，即對當下相對單一的生活方式（比如閱讀、思維、價值觀判斷），或是陳詞濫調充溢其中的生活常態，盡己所能提供多一種選擇。
所以，“需要重估梁啟超，在重估之中激活自身的世界，這可能是歷史遺留給我們的價值所在。”
有人斥責許知遠“裝”或“端”，我卻在他並非滔滔不絕的話語中，在他時不時微皺的眉宇間，發現一種東西。這種東西在他多年來的文章裡、書裡、節目裡、媒體訪談裡，都不曾消退或改變過。或許可以 “陳詞濫調”之為歷史的使命感。也或許因了這一種真誠的堅持，不管坊間怎麼褒貶不一，很多人由路轉粉。
借梁啟超，許知遠很有野心地想寫就一部近代中國的百科全書。很多人給予他鼓勵，葛兆光教授肯定他“嘗試著以梁啟超式‘筆端常帶感情’的寫法，寫出梁啟超和他的時代。”馬勇老師認為他把書還原成人的故事，是許知遠全景式表達的一種體現。
▲發佈會現場，右為深圳晶報總編胡洪俠（大俠）（圖/作者提供）
我問大俠怎麼看，他主持許知遠的新書發佈並認真讀了這本書。“寫的好。它不是文獻傳記，而是純正的非虛構歷史寫作。”
書確實引人入勝，裡邊有強烈的許知遠個人理解，像百年間新老兩顆靈魂的碰撞融合。我讀完也姑妄想之，梁啟超與寫梁啟超本身，對許知遠是一種救贖。他為繼續出發，找尋一種強有力的心靈支撐和思想依付。自救與他救，或許更是他寫書的初衷與意義。
後邊還有兩卷甚至多卷，目測後十年裡許老師在梁啟超和《十三邀》之間會更加奔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