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知遠關心全世界的年輕人。
他走上臺，作為一場浮世繪展覽的嘉賓。標誌性的白襯衫、修身牛仔褲，右邊的屁股兜裡卷著一本藍色封面的書。相比起兩位嘉賓的拘謹，許知遠顯得放鬆，手臂搭在椅背上，腳下穿著人字拖。
他再一次成為發問者。許知遠向來自日本的嘉賓詢問：“看著日劇、漫畫長大的日本年輕人還能否理解江戶時代的浮世繪？”
許知遠關心全世界的年輕人。
他走上臺，作為一場浮世繪展覽的嘉賓。標誌性的白襯衫、修身牛仔褲，右邊的屁股兜裡卷著一本藍色封面的書。相比起兩位嘉賓的拘謹，許知遠顯得放鬆，手臂搭在椅背上，腳下穿著人字拖。
他再一次成為發問者。許知遠向來自日本的嘉賓詢問：“看著日劇、漫畫長大的日本年輕人還能否理解江戶時代的浮世繪？”
這是一個典型的“許知遠式提問”。
在他的訪談節目《十三邀》裡，他總是試圖追問他的採訪對象對這個時代的看法。他問林志玲，怎麼看東亞社會審美的單調性？他問俞飛鴻，你那麼美，為什麼要拍那麼庸俗的劇？他問李誕，生活哪有這麼嚴峻？他問木村拓哉，有沒有想利用自己的能量改變日本？他問張藝謀，你為什麼要拍一部爛片？他笨拙而執著地發問，除了把天兒聊死，他很少能得到真正的回答，他因此被稱為“最不會聊天的主持人”或者“最令人無比尷尬的公知”。
在這個時代，公共知識分子成了一個被群嘲的詞。在之前的採訪中，許知遠的朋友還特意叮囑記者，千萬別把許知遠寫成“公知”。許知遠沒有這種擔憂，“我當然是一個知識分子了，我從不諱言這一點”。
他成了被攻擊的“靶子”。在接受“紅板報”採訪時他說：“在這樣一個反智的時代，我堅定地聲稱自己是一個知識分子，它必然會引起各種各樣的衝突。”
許知遠關心全世界的年輕人。
他走上臺，作為一場浮世繪展覽的嘉賓。標誌性的白襯衫、修身牛仔褲，右邊的屁股兜裡卷著一本藍色封面的書。相比起兩位嘉賓的拘謹，許知遠顯得放鬆，手臂搭在椅背上，腳下穿著人字拖。
他再一次成為發問者。許知遠向來自日本的嘉賓詢問：“看著日劇、漫畫長大的日本年輕人還能否理解江戶時代的浮世繪？”
這是一個典型的“許知遠式提問”。
在他的訪談節目《十三邀》裡，他總是試圖追問他的採訪對象對這個時代的看法。他問林志玲，怎麼看東亞社會審美的單調性？他問俞飛鴻，你那麼美，為什麼要拍那麼庸俗的劇？他問李誕，生活哪有這麼嚴峻？他問木村拓哉，有沒有想利用自己的能量改變日本？他問張藝謀，你為什麼要拍一部爛片？他笨拙而執著地發問，除了把天兒聊死，他很少能得到真正的回答，他因此被稱為“最不會聊天的主持人”或者“最令人無比尷尬的公知”。
在這個時代，公共知識分子成了一個被群嘲的詞。在之前的採訪中，許知遠的朋友還特意叮囑記者，千萬別把許知遠寫成“公知”。許知遠沒有這種擔憂，“我當然是一個知識分子了，我從不諱言這一點”。
他成了被攻擊的“靶子”。在接受“紅板報”採訪時他說：“在這樣一個反智的時代，我堅定地聲稱自己是一個知識分子，它必然會引起各種各樣的衝突。”
許知遠作為一個曾經的媒體人，他當然知道一旦涉足大眾傳播，就不可避免招來非議，“你也可以非常愛惜羽毛，就在知識分子世界裡，與大眾不發生關係，你的形象或狀態一直是那個樣子”。這是很多人的選擇，但不是許知遠的。
也許是因為他足夠自戀，也許他是個樂觀主義者，他決定還是要做一個“不合時宜”的知識分子，要“對世界進行廣泛發言”：他寫專欄，開書店，錄電臺，做訪談……
在《十三邀》裡不斷以“知識分子”的身份試圖喚醒採訪對象卻屢屢碰壁之後，許知遠或許在另一個時空裡找到了慰藉。他今年一口氣出版了兩本新書：《青年變革者：梁啟超1873—1898》和《遊蕩集》。
許知遠關心全世界的年輕人。
他走上臺，作為一場浮世繪展覽的嘉賓。標誌性的白襯衫、修身牛仔褲，右邊的屁股兜裡卷著一本藍色封面的書。相比起兩位嘉賓的拘謹，許知遠顯得放鬆，手臂搭在椅背上，腳下穿著人字拖。
他再一次成為發問者。許知遠向來自日本的嘉賓詢問：“看著日劇、漫畫長大的日本年輕人還能否理解江戶時代的浮世繪？”
這是一個典型的“許知遠式提問”。
在他的訪談節目《十三邀》裡，他總是試圖追問他的採訪對象對這個時代的看法。他問林志玲，怎麼看東亞社會審美的單調性？他問俞飛鴻，你那麼美，為什麼要拍那麼庸俗的劇？他問李誕，生活哪有這麼嚴峻？他問木村拓哉，有沒有想利用自己的能量改變日本？他問張藝謀，你為什麼要拍一部爛片？他笨拙而執著地發問，除了把天兒聊死，他很少能得到真正的回答，他因此被稱為“最不會聊天的主持人”或者“最令人無比尷尬的公知”。
在這個時代，公共知識分子成了一個被群嘲的詞。在之前的採訪中，許知遠的朋友還特意叮囑記者，千萬別把許知遠寫成“公知”。許知遠沒有這種擔憂，“我當然是一個知識分子了，我從不諱言這一點”。
他成了被攻擊的“靶子”。在接受“紅板報”採訪時他說：“在這樣一個反智的時代，我堅定地聲稱自己是一個知識分子，它必然會引起各種各樣的衝突。”
許知遠作為一個曾經的媒體人，他當然知道一旦涉足大眾傳播，就不可避免招來非議，“你也可以非常愛惜羽毛，就在知識分子世界裡，與大眾不發生關係，你的形象或狀態一直是那個樣子”。這是很多人的選擇，但不是許知遠的。
也許是因為他足夠自戀，也許他是個樂觀主義者，他決定還是要做一個“不合時宜”的知識分子，要“對世界進行廣泛發言”：他寫專欄，開書店，錄電臺，做訪談……
在《十三邀》裡不斷以“知識分子”的身份試圖喚醒採訪對象卻屢屢碰壁之後，許知遠或許在另一個時空裡找到了慰藉。他今年一口氣出版了兩本新書：《青年變革者：梁啟超1873—1898》和《遊蕩集》。
許知遠說前者是他“四十年來最重要的作品”。書裡回顧了梁啟超從出生到百日維新失敗流亡日本的歲月。這不過是梁啟超傳的前奏，許知遠計劃要寫三卷本，使其成為一部近代中國的百科全書，“展現出幾代人的焦灼與渴望、勇氣與怯懦”。這是他在視頻訪談中最想從嘉賓身上得到的，但要麼被雲淡風輕地一筆帶過，要麼被嘻嘻哈哈地插科打諢過去，要麼被正襟危坐地忽視了。
“梁啟超那一代人也面臨一個加速度的、技術革命與知識爆炸的時代，他應對這些變革時的勇敢與迷惘”，激起了許知遠強烈的共鳴。這或許是一場跨越時空的《十三邀》，他追問梁啟超，時代的困境到底何解？
“假如你邀請梁啟超上《十三邀》，會如何自我介紹？”本刊記者問他。
許知遠沒有思考太久，“我想做他的追隨者”。很快，他又重複了一遍：“我會很誠懇地跟他說我想追隨他”。
散文集《遊蕩集》則收集了許知遠在日常生活和旅行中的意念斷片。許知遠邊走邊聊，口中還是絮叨著同一個母題：對當下中國的不解，以及試著理解這個時代。
他是個遊蕩者，穿梭在不同時空，只尋找一個答案。
許知遠關心全世界的年輕人。
他走上臺，作為一場浮世繪展覽的嘉賓。標誌性的白襯衫、修身牛仔褲，右邊的屁股兜裡卷著一本藍色封面的書。相比起兩位嘉賓的拘謹，許知遠顯得放鬆，手臂搭在椅背上，腳下穿著人字拖。
他再一次成為發問者。許知遠向來自日本的嘉賓詢問：“看著日劇、漫畫長大的日本年輕人還能否理解江戶時代的浮世繪？”
這是一個典型的“許知遠式提問”。
在他的訪談節目《十三邀》裡，他總是試圖追問他的採訪對象對這個時代的看法。他問林志玲，怎麼看東亞社會審美的單調性？他問俞飛鴻，你那麼美，為什麼要拍那麼庸俗的劇？他問李誕，生活哪有這麼嚴峻？他問木村拓哉，有沒有想利用自己的能量改變日本？他問張藝謀，你為什麼要拍一部爛片？他笨拙而執著地發問，除了把天兒聊死，他很少能得到真正的回答，他因此被稱為“最不會聊天的主持人”或者“最令人無比尷尬的公知”。
在這個時代，公共知識分子成了一個被群嘲的詞。在之前的採訪中，許知遠的朋友還特意叮囑記者，千萬別把許知遠寫成“公知”。許知遠沒有這種擔憂，“我當然是一個知識分子了，我從不諱言這一點”。
他成了被攻擊的“靶子”。在接受“紅板報”採訪時他說：“在這樣一個反智的時代，我堅定地聲稱自己是一個知識分子，它必然會引起各種各樣的衝突。”
許知遠作為一個曾經的媒體人，他當然知道一旦涉足大眾傳播，就不可避免招來非議，“你也可以非常愛惜羽毛，就在知識分子世界裡，與大眾不發生關係，你的形象或狀態一直是那個樣子”。這是很多人的選擇，但不是許知遠的。
也許是因為他足夠自戀，也許他是個樂觀主義者，他決定還是要做一個“不合時宜”的知識分子，要“對世界進行廣泛發言”：他寫專欄，開書店，錄電臺，做訪談……
在《十三邀》裡不斷以“知識分子”的身份試圖喚醒採訪對象卻屢屢碰壁之後，許知遠或許在另一個時空裡找到了慰藉。他今年一口氣出版了兩本新書：《青年變革者：梁啟超1873—1898》和《遊蕩集》。
許知遠說前者是他“四十年來最重要的作品”。書裡回顧了梁啟超從出生到百日維新失敗流亡日本的歲月。這不過是梁啟超傳的前奏，許知遠計劃要寫三卷本，使其成為一部近代中國的百科全書，“展現出幾代人的焦灼與渴望、勇氣與怯懦”。這是他在視頻訪談中最想從嘉賓身上得到的，但要麼被雲淡風輕地一筆帶過，要麼被嘻嘻哈哈地插科打諢過去，要麼被正襟危坐地忽視了。
“梁啟超那一代人也面臨一個加速度的、技術革命與知識爆炸的時代，他應對這些變革時的勇敢與迷惘”，激起了許知遠強烈的共鳴。這或許是一場跨越時空的《十三邀》，他追問梁啟超，時代的困境到底何解？
“假如你邀請梁啟超上《十三邀》，會如何自我介紹？”本刊記者問他。
許知遠沒有思考太久，“我想做他的追隨者”。很快，他又重複了一遍：“我會很誠懇地跟他說我想追隨他”。
散文集《遊蕩集》則收集了許知遠在日常生活和旅行中的意念斷片。許知遠邊走邊聊，口中還是絮叨著同一個母題：對當下中國的不解，以及試著理解這個時代。
他是個遊蕩者，穿梭在不同時空，只尋找一個答案。
讀聖賢書，所為何事？
許知遠選了羅振宇作為《十三邀》的第一個採訪對象。
這簡直是一次災難性的對談——一個“可憐唱輓歌的人”與一個“那個唱輓歌的人”。許知遠不認為知識應該如此實用，而羅振宇卻覺得“本該如此”。
第一次嘗試，許知遠沒能找到“知識分子”的知己。也許，往回找會運氣好一些。
“讀聖賢書，所為何事？”
許知遠關心全世界的年輕人。
他走上臺，作為一場浮世繪展覽的嘉賓。標誌性的白襯衫、修身牛仔褲，右邊的屁股兜裡卷著一本藍色封面的書。相比起兩位嘉賓的拘謹，許知遠顯得放鬆，手臂搭在椅背上，腳下穿著人字拖。
他再一次成為發問者。許知遠向來自日本的嘉賓詢問：“看著日劇、漫畫長大的日本年輕人還能否理解江戶時代的浮世繪？”
這是一個典型的“許知遠式提問”。
在他的訪談節目《十三邀》裡，他總是試圖追問他的採訪對象對這個時代的看法。他問林志玲，怎麼看東亞社會審美的單調性？他問俞飛鴻，你那麼美，為什麼要拍那麼庸俗的劇？他問李誕，生活哪有這麼嚴峻？他問木村拓哉，有沒有想利用自己的能量改變日本？他問張藝謀，你為什麼要拍一部爛片？他笨拙而執著地發問，除了把天兒聊死，他很少能得到真正的回答，他因此被稱為“最不會聊天的主持人”或者“最令人無比尷尬的公知”。
在這個時代，公共知識分子成了一個被群嘲的詞。在之前的採訪中，許知遠的朋友還特意叮囑記者，千萬別把許知遠寫成“公知”。許知遠沒有這種擔憂，“我當然是一個知識分子了，我從不諱言這一點”。
他成了被攻擊的“靶子”。在接受“紅板報”採訪時他說：“在這樣一個反智的時代，我堅定地聲稱自己是一個知識分子，它必然會引起各種各樣的衝突。”
許知遠作為一個曾經的媒體人，他當然知道一旦涉足大眾傳播，就不可避免招來非議，“你也可以非常愛惜羽毛，就在知識分子世界裡，與大眾不發生關係，你的形象或狀態一直是那個樣子”。這是很多人的選擇，但不是許知遠的。
也許是因為他足夠自戀，也許他是個樂觀主義者，他決定還是要做一個“不合時宜”的知識分子，要“對世界進行廣泛發言”：他寫專欄，開書店，錄電臺，做訪談……
在《十三邀》裡不斷以“知識分子”的身份試圖喚醒採訪對象卻屢屢碰壁之後，許知遠或許在另一個時空裡找到了慰藉。他今年一口氣出版了兩本新書：《青年變革者：梁啟超1873—1898》和《遊蕩集》。
許知遠說前者是他“四十年來最重要的作品”。書裡回顧了梁啟超從出生到百日維新失敗流亡日本的歲月。這不過是梁啟超傳的前奏，許知遠計劃要寫三卷本，使其成為一部近代中國的百科全書，“展現出幾代人的焦灼與渴望、勇氣與怯懦”。這是他在視頻訪談中最想從嘉賓身上得到的，但要麼被雲淡風輕地一筆帶過，要麼被嘻嘻哈哈地插科打諢過去，要麼被正襟危坐地忽視了。
“梁啟超那一代人也面臨一個加速度的、技術革命與知識爆炸的時代，他應對這些變革時的勇敢與迷惘”，激起了許知遠強烈的共鳴。這或許是一場跨越時空的《十三邀》，他追問梁啟超，時代的困境到底何解？
“假如你邀請梁啟超上《十三邀》，會如何自我介紹？”本刊記者問他。
許知遠沒有思考太久，“我想做他的追隨者”。很快，他又重複了一遍：“我會很誠懇地跟他說我想追隨他”。
散文集《遊蕩集》則收集了許知遠在日常生活和旅行中的意念斷片。許知遠邊走邊聊，口中還是絮叨著同一個母題：對當下中國的不解，以及試著理解這個時代。
他是個遊蕩者，穿梭在不同時空，只尋找一個答案。
讀聖賢書，所為何事？
許知遠選了羅振宇作為《十三邀》的第一個採訪對象。
這簡直是一次災難性的對談——一個“可憐唱輓歌的人”與一個“那個唱輓歌的人”。許知遠不認為知識應該如此實用，而羅振宇卻覺得“本該如此”。
第一次嘗試，許知遠沒能找到“知識分子”的知己。也許，往回找會運氣好一些。
“讀聖賢書，所為何事？”
許知遠再三向蔡瀾強調，自己很喜歡這句話。蔡瀾的父親蔡文玄早在上世紀20年代就是一位愛國青年，曾在汕頭辦報呼籲“謀國之士奮然興起”。許知遠以為從小耳濡目染的蔡瀾也許能解答他的問題。他相信，“感官主義者”蔡瀾內心一定是“道德主義者”，面對當下這個社會，他如何自處？
蔡瀾四兩撥千斤，用琳琅滿目的吃吃喝喝擋了過去。許知遠再追問，蔡瀾勸他：“不要想得太多呀，老兄。”
許知遠關心全世界的年輕人。
他走上臺，作為一場浮世繪展覽的嘉賓。標誌性的白襯衫、修身牛仔褲，右邊的屁股兜裡卷著一本藍色封面的書。相比起兩位嘉賓的拘謹，許知遠顯得放鬆，手臂搭在椅背上，腳下穿著人字拖。
他再一次成為發問者。許知遠向來自日本的嘉賓詢問：“看著日劇、漫畫長大的日本年輕人還能否理解江戶時代的浮世繪？”
這是一個典型的“許知遠式提問”。
在他的訪談節目《十三邀》裡，他總是試圖追問他的採訪對象對這個時代的看法。他問林志玲，怎麼看東亞社會審美的單調性？他問俞飛鴻，你那麼美，為什麼要拍那麼庸俗的劇？他問李誕，生活哪有這麼嚴峻？他問木村拓哉，有沒有想利用自己的能量改變日本？他問張藝謀，你為什麼要拍一部爛片？他笨拙而執著地發問，除了把天兒聊死，他很少能得到真正的回答，他因此被稱為“最不會聊天的主持人”或者“最令人無比尷尬的公知”。
在這個時代，公共知識分子成了一個被群嘲的詞。在之前的採訪中，許知遠的朋友還特意叮囑記者，千萬別把許知遠寫成“公知”。許知遠沒有這種擔憂，“我當然是一個知識分子了，我從不諱言這一點”。
他成了被攻擊的“靶子”。在接受“紅板報”採訪時他說：“在這樣一個反智的時代，我堅定地聲稱自己是一個知識分子，它必然會引起各種各樣的衝突。”
許知遠作為一個曾經的媒體人，他當然知道一旦涉足大眾傳播，就不可避免招來非議，“你也可以非常愛惜羽毛，就在知識分子世界裡，與大眾不發生關係，你的形象或狀態一直是那個樣子”。這是很多人的選擇，但不是許知遠的。
也許是因為他足夠自戀，也許他是個樂觀主義者，他決定還是要做一個“不合時宜”的知識分子，要“對世界進行廣泛發言”：他寫專欄，開書店，錄電臺，做訪談……
在《十三邀》裡不斷以“知識分子”的身份試圖喚醒採訪對象卻屢屢碰壁之後，許知遠或許在另一個時空裡找到了慰藉。他今年一口氣出版了兩本新書：《青年變革者：梁啟超1873—1898》和《遊蕩集》。
許知遠說前者是他“四十年來最重要的作品”。書裡回顧了梁啟超從出生到百日維新失敗流亡日本的歲月。這不過是梁啟超傳的前奏，許知遠計劃要寫三卷本，使其成為一部近代中國的百科全書，“展現出幾代人的焦灼與渴望、勇氣與怯懦”。這是他在視頻訪談中最想從嘉賓身上得到的，但要麼被雲淡風輕地一筆帶過，要麼被嘻嘻哈哈地插科打諢過去，要麼被正襟危坐地忽視了。
“梁啟超那一代人也面臨一個加速度的、技術革命與知識爆炸的時代，他應對這些變革時的勇敢與迷惘”，激起了許知遠強烈的共鳴。這或許是一場跨越時空的《十三邀》，他追問梁啟超，時代的困境到底何解？
“假如你邀請梁啟超上《十三邀》，會如何自我介紹？”本刊記者問他。
許知遠沒有思考太久，“我想做他的追隨者”。很快，他又重複了一遍：“我會很誠懇地跟他說我想追隨他”。
散文集《遊蕩集》則收集了許知遠在日常生活和旅行中的意念斷片。許知遠邊走邊聊，口中還是絮叨著同一個母題：對當下中國的不解，以及試著理解這個時代。
他是個遊蕩者，穿梭在不同時空，只尋找一個答案。
讀聖賢書，所為何事？
許知遠選了羅振宇作為《十三邀》的第一個採訪對象。
這簡直是一次災難性的對談——一個“可憐唱輓歌的人”與一個“那個唱輓歌的人”。許知遠不認為知識應該如此實用，而羅振宇卻覺得“本該如此”。
第一次嘗試，許知遠沒能找到“知識分子”的知己。也許，往回找會運氣好一些。
“讀聖賢書，所為何事？”
許知遠再三向蔡瀾強調，自己很喜歡這句話。蔡瀾的父親蔡文玄早在上世紀20年代就是一位愛國青年，曾在汕頭辦報呼籲“謀國之士奮然興起”。許知遠以為從小耳濡目染的蔡瀾也許能解答他的問題。他相信，“感官主義者”蔡瀾內心一定是“道德主義者”，面對當下這個社會，他如何自處？
蔡瀾四兩撥千斤，用琳琅滿目的吃吃喝喝擋了過去。許知遠再追問，蔡瀾勸他：“不要想得太多呀，老兄。”
類似挫敗是常態。對許知遠而言，寫梁啟超傳是一個“避難所”，“我也深深地被那一代知識分子身上那種強烈的，想去改變社會、參與行動的那種熱情所打動了，因為我們這代人其實普遍屬於行動無能的一代人”。
梁啟超是在許知遠遊蕩書店時被發現的。2013年，剛過37歲的許知遠厭倦新聞業，從北京搬到舊金山。他喜歡到哥倫布街上的城市之光書店打發時間。他記得那天一進門，就在推薦書架的位置上看到了一張中國人的臉——梁啟超。那是一本印著很多人的書刊封面，大約30歲的梁啟超一扭頭，就能捱上印度詩人泰戈爾和阿富汗思想家哲馬魯丁·阿富汗尼。
許知遠一下子被擊中了。他最早是在小時候讀過的課文《少年中國說》裡知道梁啟超的。許知遠的偶像、臺灣作家李敖也在《北京法源寺》裡寫過樑啟超。決定寫梁啟超之後，他數度翻開《北京法源寺》，帶著它去法源寺閒坐，想象李敖筆下的那個世界，這能幫助他理解當時的社會情緒和人物內心。
許知遠關心全世界的年輕人。
他走上臺，作為一場浮世繪展覽的嘉賓。標誌性的白襯衫、修身牛仔褲，右邊的屁股兜裡卷著一本藍色封面的書。相比起兩位嘉賓的拘謹，許知遠顯得放鬆，手臂搭在椅背上，腳下穿著人字拖。
他再一次成為發問者。許知遠向來自日本的嘉賓詢問：“看著日劇、漫畫長大的日本年輕人還能否理解江戶時代的浮世繪？”
這是一個典型的“許知遠式提問”。
在他的訪談節目《十三邀》裡，他總是試圖追問他的採訪對象對這個時代的看法。他問林志玲，怎麼看東亞社會審美的單調性？他問俞飛鴻，你那麼美，為什麼要拍那麼庸俗的劇？他問李誕，生活哪有這麼嚴峻？他問木村拓哉，有沒有想利用自己的能量改變日本？他問張藝謀，你為什麼要拍一部爛片？他笨拙而執著地發問，除了把天兒聊死，他很少能得到真正的回答，他因此被稱為“最不會聊天的主持人”或者“最令人無比尷尬的公知”。
在這個時代，公共知識分子成了一個被群嘲的詞。在之前的採訪中，許知遠的朋友還特意叮囑記者，千萬別把許知遠寫成“公知”。許知遠沒有這種擔憂，“我當然是一個知識分子了，我從不諱言這一點”。
他成了被攻擊的“靶子”。在接受“紅板報”採訪時他說：“在這樣一個反智的時代，我堅定地聲稱自己是一個知識分子，它必然會引起各種各樣的衝突。”
許知遠作為一個曾經的媒體人，他當然知道一旦涉足大眾傳播，就不可避免招來非議，“你也可以非常愛惜羽毛，就在知識分子世界裡，與大眾不發生關係，你的形象或狀態一直是那個樣子”。這是很多人的選擇，但不是許知遠的。
也許是因為他足夠自戀，也許他是個樂觀主義者，他決定還是要做一個“不合時宜”的知識分子，要“對世界進行廣泛發言”：他寫專欄，開書店，錄電臺，做訪談……
在《十三邀》裡不斷以“知識分子”的身份試圖喚醒採訪對象卻屢屢碰壁之後，許知遠或許在另一個時空裡找到了慰藉。他今年一口氣出版了兩本新書：《青年變革者：梁啟超1873—1898》和《遊蕩集》。
許知遠說前者是他“四十年來最重要的作品”。書裡回顧了梁啟超從出生到百日維新失敗流亡日本的歲月。這不過是梁啟超傳的前奏，許知遠計劃要寫三卷本，使其成為一部近代中國的百科全書，“展現出幾代人的焦灼與渴望、勇氣與怯懦”。這是他在視頻訪談中最想從嘉賓身上得到的，但要麼被雲淡風輕地一筆帶過，要麼被嘻嘻哈哈地插科打諢過去，要麼被正襟危坐地忽視了。
“梁啟超那一代人也面臨一個加速度的、技術革命與知識爆炸的時代，他應對這些變革時的勇敢與迷惘”，激起了許知遠強烈的共鳴。這或許是一場跨越時空的《十三邀》，他追問梁啟超，時代的困境到底何解？
“假如你邀請梁啟超上《十三邀》，會如何自我介紹？”本刊記者問他。
許知遠沒有思考太久，“我想做他的追隨者”。很快，他又重複了一遍：“我會很誠懇地跟他說我想追隨他”。
散文集《遊蕩集》則收集了許知遠在日常生活和旅行中的意念斷片。許知遠邊走邊聊，口中還是絮叨著同一個母題：對當下中國的不解，以及試著理解這個時代。
他是個遊蕩者，穿梭在不同時空，只尋找一個答案。
讀聖賢書，所為何事？
許知遠選了羅振宇作為《十三邀》的第一個採訪對象。
這簡直是一次災難性的對談——一個“可憐唱輓歌的人”與一個“那個唱輓歌的人”。許知遠不認為知識應該如此實用，而羅振宇卻覺得“本該如此”。
第一次嘗試，許知遠沒能找到“知識分子”的知己。也許，往回找會運氣好一些。
“讀聖賢書，所為何事？”
許知遠再三向蔡瀾強調，自己很喜歡這句話。蔡瀾的父親蔡文玄早在上世紀20年代就是一位愛國青年，曾在汕頭辦報呼籲“謀國之士奮然興起”。許知遠以為從小耳濡目染的蔡瀾也許能解答他的問題。他相信，“感官主義者”蔡瀾內心一定是“道德主義者”，面對當下這個社會，他如何自處？
蔡瀾四兩撥千斤，用琳琅滿目的吃吃喝喝擋了過去。許知遠再追問，蔡瀾勸他：“不要想得太多呀，老兄。”
類似挫敗是常態。對許知遠而言，寫梁啟超傳是一個“避難所”，“我也深深地被那一代知識分子身上那種強烈的，想去改變社會、參與行動的那種熱情所打動了，因為我們這代人其實普遍屬於行動無能的一代人”。
梁啟超是在許知遠遊蕩書店時被發現的。2013年，剛過37歲的許知遠厭倦新聞業，從北京搬到舊金山。他喜歡到哥倫布街上的城市之光書店打發時間。他記得那天一進門，就在推薦書架的位置上看到了一張中國人的臉——梁啟超。那是一本印著很多人的書刊封面，大約30歲的梁啟超一扭頭，就能捱上印度詩人泰戈爾和阿富汗思想家哲馬魯丁·阿富汗尼。
許知遠一下子被擊中了。他最早是在小時候讀過的課文《少年中國說》裡知道梁啟超的。許知遠的偶像、臺灣作家李敖也在《北京法源寺》裡寫過樑啟超。決定寫梁啟超之後，他數度翻開《北京法源寺》，帶著它去法源寺閒坐，想象李敖筆下的那個世界，這能幫助他理解當時的社會情緒和人物內心。
在“被書架上的梁啟超注視了兩年之後”，許知遠終於在2015年9月的一個晚上寫下了第一行字：“對於自己的出生年份，梁啟超日後寫道，是太平天國在南京覆滅後的第十年，大學士曾國藩逝世一年後，普法戰爭結束的第三年，意大利則在這一年於羅馬建國。”他獨居，喝著酒，也許是蘇格蘭威士忌，BBC古典音樂臺24小時持續流淌著音樂。
後來他好幾次想過要修改這個開頭，“但不知道怎麼改，就放在那了”。
第一筆鑿下去，進度“很緩慢”。許知遠將這次寫作視為“一樁徹頭徹尾的苦役”。偶爾，筆尖觸到酒精，火花四濺，靈光乍現。
許知遠記得在寫梁啟超序言的那晚，他喝了好多威士忌，“不知道哪來的亢奮”，從晚上10點寫到凌晨4點，洋洋灑灑寫了六千多字。那一節寫的正好是梁啟超到日本使館避難隨即逃亡日本的歷程。
奔命的梁啟超，疾書的許知遠。
許知遠關心全世界的年輕人。
他走上臺，作為一場浮世繪展覽的嘉賓。標誌性的白襯衫、修身牛仔褲，右邊的屁股兜裡卷著一本藍色封面的書。相比起兩位嘉賓的拘謹，許知遠顯得放鬆，手臂搭在椅背上，腳下穿著人字拖。
他再一次成為發問者。許知遠向來自日本的嘉賓詢問：“看著日劇、漫畫長大的日本年輕人還能否理解江戶時代的浮世繪？”
這是一個典型的“許知遠式提問”。
在他的訪談節目《十三邀》裡，他總是試圖追問他的採訪對象對這個時代的看法。他問林志玲，怎麼看東亞社會審美的單調性？他問俞飛鴻，你那麼美，為什麼要拍那麼庸俗的劇？他問李誕，生活哪有這麼嚴峻？他問木村拓哉，有沒有想利用自己的能量改變日本？他問張藝謀，你為什麼要拍一部爛片？他笨拙而執著地發問，除了把天兒聊死，他很少能得到真正的回答，他因此被稱為“最不會聊天的主持人”或者“最令人無比尷尬的公知”。
在這個時代，公共知識分子成了一個被群嘲的詞。在之前的採訪中，許知遠的朋友還特意叮囑記者，千萬別把許知遠寫成“公知”。許知遠沒有這種擔憂，“我當然是一個知識分子了，我從不諱言這一點”。
他成了被攻擊的“靶子”。在接受“紅板報”採訪時他說：“在這樣一個反智的時代，我堅定地聲稱自己是一個知識分子，它必然會引起各種各樣的衝突。”
許知遠作為一個曾經的媒體人，他當然知道一旦涉足大眾傳播，就不可避免招來非議，“你也可以非常愛惜羽毛，就在知識分子世界裡，與大眾不發生關係，你的形象或狀態一直是那個樣子”。這是很多人的選擇，但不是許知遠的。
也許是因為他足夠自戀，也許他是個樂觀主義者，他決定還是要做一個“不合時宜”的知識分子，要“對世界進行廣泛發言”：他寫專欄，開書店，錄電臺，做訪談……
在《十三邀》裡不斷以“知識分子”的身份試圖喚醒採訪對象卻屢屢碰壁之後，許知遠或許在另一個時空裡找到了慰藉。他今年一口氣出版了兩本新書：《青年變革者：梁啟超1873—1898》和《遊蕩集》。
許知遠說前者是他“四十年來最重要的作品”。書裡回顧了梁啟超從出生到百日維新失敗流亡日本的歲月。這不過是梁啟超傳的前奏，許知遠計劃要寫三卷本，使其成為一部近代中國的百科全書，“展現出幾代人的焦灼與渴望、勇氣與怯懦”。這是他在視頻訪談中最想從嘉賓身上得到的，但要麼被雲淡風輕地一筆帶過，要麼被嘻嘻哈哈地插科打諢過去，要麼被正襟危坐地忽視了。
“梁啟超那一代人也面臨一個加速度的、技術革命與知識爆炸的時代，他應對這些變革時的勇敢與迷惘”，激起了許知遠強烈的共鳴。這或許是一場跨越時空的《十三邀》，他追問梁啟超，時代的困境到底何解？
“假如你邀請梁啟超上《十三邀》，會如何自我介紹？”本刊記者問他。
許知遠沒有思考太久，“我想做他的追隨者”。很快，他又重複了一遍：“我會很誠懇地跟他說我想追隨他”。
散文集《遊蕩集》則收集了許知遠在日常生活和旅行中的意念斷片。許知遠邊走邊聊，口中還是絮叨著同一個母題：對當下中國的不解，以及試著理解這個時代。
他是個遊蕩者，穿梭在不同時空，只尋找一個答案。
讀聖賢書，所為何事？
許知遠選了羅振宇作為《十三邀》的第一個採訪對象。
這簡直是一次災難性的對談——一個“可憐唱輓歌的人”與一個“那個唱輓歌的人”。許知遠不認為知識應該如此實用，而羅振宇卻覺得“本該如此”。
第一次嘗試，許知遠沒能找到“知識分子”的知己。也許，往回找會運氣好一些。
“讀聖賢書，所為何事？”
許知遠再三向蔡瀾強調，自己很喜歡這句話。蔡瀾的父親蔡文玄早在上世紀20年代就是一位愛國青年，曾在汕頭辦報呼籲“謀國之士奮然興起”。許知遠以為從小耳濡目染的蔡瀾也許能解答他的問題。他相信，“感官主義者”蔡瀾內心一定是“道德主義者”，面對當下這個社會，他如何自處？
蔡瀾四兩撥千斤，用琳琅滿目的吃吃喝喝擋了過去。許知遠再追問，蔡瀾勸他：“不要想得太多呀，老兄。”
類似挫敗是常態。對許知遠而言，寫梁啟超傳是一個“避難所”，“我也深深地被那一代知識分子身上那種強烈的，想去改變社會、參與行動的那種熱情所打動了，因為我們這代人其實普遍屬於行動無能的一代人”。
梁啟超是在許知遠遊蕩書店時被發現的。2013年，剛過37歲的許知遠厭倦新聞業，從北京搬到舊金山。他喜歡到哥倫布街上的城市之光書店打發時間。他記得那天一進門，就在推薦書架的位置上看到了一張中國人的臉——梁啟超。那是一本印著很多人的書刊封面，大約30歲的梁啟超一扭頭，就能捱上印度詩人泰戈爾和阿富汗思想家哲馬魯丁·阿富汗尼。
許知遠一下子被擊中了。他最早是在小時候讀過的課文《少年中國說》裡知道梁啟超的。許知遠的偶像、臺灣作家李敖也在《北京法源寺》裡寫過樑啟超。決定寫梁啟超之後，他數度翻開《北京法源寺》，帶著它去法源寺閒坐，想象李敖筆下的那個世界，這能幫助他理解當時的社會情緒和人物內心。
在“被書架上的梁啟超注視了兩年之後”，許知遠終於在2015年9月的一個晚上寫下了第一行字：“對於自己的出生年份，梁啟超日後寫道，是太平天國在南京覆滅後的第十年，大學士曾國藩逝世一年後，普法戰爭結束的第三年，意大利則在這一年於羅馬建國。”他獨居，喝著酒，也許是蘇格蘭威士忌，BBC古典音樂臺24小時持續流淌著音樂。
後來他好幾次想過要修改這個開頭，“但不知道怎麼改，就放在那了”。
第一筆鑿下去，進度“很緩慢”。許知遠將這次寫作視為“一樁徹頭徹尾的苦役”。偶爾，筆尖觸到酒精，火花四濺，靈光乍現。
許知遠記得在寫梁啟超序言的那晚，他喝了好多威士忌，“不知道哪來的亢奮”，從晚上10點寫到凌晨4點，洋洋灑灑寫了六千多字。那一節寫的正好是梁啟超到日本使館避難隨即逃亡日本的歷程。
奔命的梁啟超，疾書的許知遠。
不過，“大部分時候基本上就是在擠牙膏那樣寫”，許知遠不避諱談創作中的焦慮。好友馬希哲記得，許知遠在寫梁啟超時，“無時無刻不在說‘寫不出來怎麼辦’‘這個想法到底行不行’”。就算是擠牙膏，還是要寫下去，“當牙膏擠到一半或是開始擠的時候，不擠更痛苦”，許知遠開玩笑地說。
馬希哲覺得，許知遠寫梁啟超是很合適的，因為“兩人的職業生涯軌跡很相似”。
許知遠也告訴本刊記者，他跟梁啟超都曾是報人，都喜歡到處旅行，對世界有好奇心，“我覺得我們都算很單純的人”。
許知遠關心全世界的年輕人。
他走上臺，作為一場浮世繪展覽的嘉賓。標誌性的白襯衫、修身牛仔褲，右邊的屁股兜裡卷著一本藍色封面的書。相比起兩位嘉賓的拘謹，許知遠顯得放鬆，手臂搭在椅背上，腳下穿著人字拖。
他再一次成為發問者。許知遠向來自日本的嘉賓詢問：“看著日劇、漫畫長大的日本年輕人還能否理解江戶時代的浮世繪？”
這是一個典型的“許知遠式提問”。
在他的訪談節目《十三邀》裡，他總是試圖追問他的採訪對象對這個時代的看法。他問林志玲，怎麼看東亞社會審美的單調性？他問俞飛鴻，你那麼美，為什麼要拍那麼庸俗的劇？他問李誕，生活哪有這麼嚴峻？他問木村拓哉，有沒有想利用自己的能量改變日本？他問張藝謀，你為什麼要拍一部爛片？他笨拙而執著地發問，除了把天兒聊死，他很少能得到真正的回答，他因此被稱為“最不會聊天的主持人”或者“最令人無比尷尬的公知”。
在這個時代，公共知識分子成了一個被群嘲的詞。在之前的採訪中，許知遠的朋友還特意叮囑記者，千萬別把許知遠寫成“公知”。許知遠沒有這種擔憂，“我當然是一個知識分子了，我從不諱言這一點”。
他成了被攻擊的“靶子”。在接受“紅板報”採訪時他說：“在這樣一個反智的時代，我堅定地聲稱自己是一個知識分子，它必然會引起各種各樣的衝突。”
許知遠作為一個曾經的媒體人，他當然知道一旦涉足大眾傳播，就不可避免招來非議，“你也可以非常愛惜羽毛，就在知識分子世界裡，與大眾不發生關係，你的形象或狀態一直是那個樣子”。這是很多人的選擇，但不是許知遠的。
也許是因為他足夠自戀，也許他是個樂觀主義者，他決定還是要做一個“不合時宜”的知識分子，要“對世界進行廣泛發言”：他寫專欄，開書店，錄電臺，做訪談……
在《十三邀》裡不斷以“知識分子”的身份試圖喚醒採訪對象卻屢屢碰壁之後，許知遠或許在另一個時空裡找到了慰藉。他今年一口氣出版了兩本新書：《青年變革者：梁啟超1873—1898》和《遊蕩集》。
許知遠說前者是他“四十年來最重要的作品”。書裡回顧了梁啟超從出生到百日維新失敗流亡日本的歲月。這不過是梁啟超傳的前奏，許知遠計劃要寫三卷本，使其成為一部近代中國的百科全書，“展現出幾代人的焦灼與渴望、勇氣與怯懦”。這是他在視頻訪談中最想從嘉賓身上得到的，但要麼被雲淡風輕地一筆帶過，要麼被嘻嘻哈哈地插科打諢過去，要麼被正襟危坐地忽視了。
“梁啟超那一代人也面臨一個加速度的、技術革命與知識爆炸的時代，他應對這些變革時的勇敢與迷惘”，激起了許知遠強烈的共鳴。這或許是一場跨越時空的《十三邀》，他追問梁啟超，時代的困境到底何解？
“假如你邀請梁啟超上《十三邀》，會如何自我介紹？”本刊記者問他。
許知遠沒有思考太久，“我想做他的追隨者”。很快，他又重複了一遍：“我會很誠懇地跟他說我想追隨他”。
散文集《遊蕩集》則收集了許知遠在日常生活和旅行中的意念斷片。許知遠邊走邊聊，口中還是絮叨著同一個母題：對當下中國的不解，以及試著理解這個時代。
他是個遊蕩者，穿梭在不同時空，只尋找一個答案。
讀聖賢書，所為何事？
許知遠選了羅振宇作為《十三邀》的第一個採訪對象。
這簡直是一次災難性的對談——一個“可憐唱輓歌的人”與一個“那個唱輓歌的人”。許知遠不認為知識應該如此實用，而羅振宇卻覺得“本該如此”。
第一次嘗試，許知遠沒能找到“知識分子”的知己。也許，往回找會運氣好一些。
“讀聖賢書，所為何事？”
許知遠再三向蔡瀾強調，自己很喜歡這句話。蔡瀾的父親蔡文玄早在上世紀20年代就是一位愛國青年，曾在汕頭辦報呼籲“謀國之士奮然興起”。許知遠以為從小耳濡目染的蔡瀾也許能解答他的問題。他相信，“感官主義者”蔡瀾內心一定是“道德主義者”，面對當下這個社會，他如何自處？
蔡瀾四兩撥千斤，用琳琅滿目的吃吃喝喝擋了過去。許知遠再追問，蔡瀾勸他：“不要想得太多呀，老兄。”
類似挫敗是常態。對許知遠而言，寫梁啟超傳是一個“避難所”，“我也深深地被那一代知識分子身上那種強烈的，想去改變社會、參與行動的那種熱情所打動了，因為我們這代人其實普遍屬於行動無能的一代人”。
梁啟超是在許知遠遊蕩書店時被發現的。2013年，剛過37歲的許知遠厭倦新聞業，從北京搬到舊金山。他喜歡到哥倫布街上的城市之光書店打發時間。他記得那天一進門，就在推薦書架的位置上看到了一張中國人的臉——梁啟超。那是一本印著很多人的書刊封面，大約30歲的梁啟超一扭頭，就能捱上印度詩人泰戈爾和阿富汗思想家哲馬魯丁·阿富汗尼。
許知遠一下子被擊中了。他最早是在小時候讀過的課文《少年中國說》裡知道梁啟超的。許知遠的偶像、臺灣作家李敖也在《北京法源寺》裡寫過樑啟超。決定寫梁啟超之後，他數度翻開《北京法源寺》，帶著它去法源寺閒坐，想象李敖筆下的那個世界，這能幫助他理解當時的社會情緒和人物內心。
在“被書架上的梁啟超注視了兩年之後”，許知遠終於在2015年9月的一個晚上寫下了第一行字：“對於自己的出生年份，梁啟超日後寫道，是太平天國在南京覆滅後的第十年，大學士曾國藩逝世一年後，普法戰爭結束的第三年，意大利則在這一年於羅馬建國。”他獨居，喝著酒，也許是蘇格蘭威士忌，BBC古典音樂臺24小時持續流淌著音樂。
後來他好幾次想過要修改這個開頭，“但不知道怎麼改，就放在那了”。
第一筆鑿下去，進度“很緩慢”。許知遠將這次寫作視為“一樁徹頭徹尾的苦役”。偶爾，筆尖觸到酒精，火花四濺，靈光乍現。
許知遠記得在寫梁啟超序言的那晚，他喝了好多威士忌，“不知道哪來的亢奮”，從晚上10點寫到凌晨4點，洋洋灑灑寫了六千多字。那一節寫的正好是梁啟超到日本使館避難隨即逃亡日本的歷程。
奔命的梁啟超，疾書的許知遠。
不過，“大部分時候基本上就是在擠牙膏那樣寫”，許知遠不避諱談創作中的焦慮。好友馬希哲記得，許知遠在寫梁啟超時，“無時無刻不在說‘寫不出來怎麼辦’‘這個想法到底行不行’”。就算是擠牙膏，還是要寫下去，“當牙膏擠到一半或是開始擠的時候，不擠更痛苦”，許知遠開玩笑地說。
馬希哲覺得，許知遠寫梁啟超是很合適的，因為“兩人的職業生涯軌跡很相似”。
許知遠也告訴本刊記者，他跟梁啟超都曾是報人，都喜歡到處旅行，對世界有好奇心，“我覺得我們都算很單純的人”。
他花了整整三個章節寫梁啟超辦《時務報》的經歷。他想關注的問題太多，從報紙的發行到報社內部的股東。
許知遠二十幾歲做主筆，寫專欄，也創辦雜誌，身上還有沒蛻乾淨的報人氣質。馬希哲記得許知遠每次發來的書稿都會做成雙欄，行距和字間距都是仔細調過的固定格式。
許知遠覺得，梁啟超那一代人跟現在這一代人其實都是一樣的，都是歷史的俘虜。他想知道，此刻的中國對梁啟超會有何種迴響，“寫他其實是對此刻困境的一種迴應”。他問梁啟超，也問所有人，讀聖賢書，所為何事？
許知遠關心全世界的年輕人。
他走上臺，作為一場浮世繪展覽的嘉賓。標誌性的白襯衫、修身牛仔褲，右邊的屁股兜裡卷著一本藍色封面的書。相比起兩位嘉賓的拘謹，許知遠顯得放鬆，手臂搭在椅背上，腳下穿著人字拖。
他再一次成為發問者。許知遠向來自日本的嘉賓詢問：“看著日劇、漫畫長大的日本年輕人還能否理解江戶時代的浮世繪？”
這是一個典型的“許知遠式提問”。
在他的訪談節目《十三邀》裡，他總是試圖追問他的採訪對象對這個時代的看法。他問林志玲，怎麼看東亞社會審美的單調性？他問俞飛鴻，你那麼美，為什麼要拍那麼庸俗的劇？他問李誕，生活哪有這麼嚴峻？他問木村拓哉，有沒有想利用自己的能量改變日本？他問張藝謀，你為什麼要拍一部爛片？他笨拙而執著地發問，除了把天兒聊死，他很少能得到真正的回答，他因此被稱為“最不會聊天的主持人”或者“最令人無比尷尬的公知”。
在這個時代，公共知識分子成了一個被群嘲的詞。在之前的採訪中，許知遠的朋友還特意叮囑記者，千萬別把許知遠寫成“公知”。許知遠沒有這種擔憂，“我當然是一個知識分子了，我從不諱言這一點”。
他成了被攻擊的“靶子”。在接受“紅板報”採訪時他說：“在這樣一個反智的時代，我堅定地聲稱自己是一個知識分子，它必然會引起各種各樣的衝突。”
許知遠作為一個曾經的媒體人，他當然知道一旦涉足大眾傳播，就不可避免招來非議，“你也可以非常愛惜羽毛，就在知識分子世界裡，與大眾不發生關係，你的形象或狀態一直是那個樣子”。這是很多人的選擇，但不是許知遠的。
也許是因為他足夠自戀，也許他是個樂觀主義者，他決定還是要做一個“不合時宜”的知識分子，要“對世界進行廣泛發言”：他寫專欄，開書店，錄電臺，做訪談……
在《十三邀》裡不斷以“知識分子”的身份試圖喚醒採訪對象卻屢屢碰壁之後，許知遠或許在另一個時空裡找到了慰藉。他今年一口氣出版了兩本新書：《青年變革者：梁啟超1873—1898》和《遊蕩集》。
許知遠說前者是他“四十年來最重要的作品”。書裡回顧了梁啟超從出生到百日維新失敗流亡日本的歲月。這不過是梁啟超傳的前奏，許知遠計劃要寫三卷本，使其成為一部近代中國的百科全書，“展現出幾代人的焦灼與渴望、勇氣與怯懦”。這是他在視頻訪談中最想從嘉賓身上得到的，但要麼被雲淡風輕地一筆帶過，要麼被嘻嘻哈哈地插科打諢過去，要麼被正襟危坐地忽視了。
“梁啟超那一代人也面臨一個加速度的、技術革命與知識爆炸的時代，他應對這些變革時的勇敢與迷惘”，激起了許知遠強烈的共鳴。這或許是一場跨越時空的《十三邀》，他追問梁啟超，時代的困境到底何解？
“假如你邀請梁啟超上《十三邀》，會如何自我介紹？”本刊記者問他。
許知遠沒有思考太久，“我想做他的追隨者”。很快，他又重複了一遍：“我會很誠懇地跟他說我想追隨他”。
散文集《遊蕩集》則收集了許知遠在日常生活和旅行中的意念斷片。許知遠邊走邊聊，口中還是絮叨著同一個母題：對當下中國的不解，以及試著理解這個時代。
他是個遊蕩者，穿梭在不同時空，只尋找一個答案。
讀聖賢書，所為何事？
許知遠選了羅振宇作為《十三邀》的第一個採訪對象。
這簡直是一次災難性的對談——一個“可憐唱輓歌的人”與一個“那個唱輓歌的人”。許知遠不認為知識應該如此實用，而羅振宇卻覺得“本該如此”。
第一次嘗試，許知遠沒能找到“知識分子”的知己。也許，往回找會運氣好一些。
“讀聖賢書，所為何事？”
許知遠再三向蔡瀾強調，自己很喜歡這句話。蔡瀾的父親蔡文玄早在上世紀20年代就是一位愛國青年，曾在汕頭辦報呼籲“謀國之士奮然興起”。許知遠以為從小耳濡目染的蔡瀾也許能解答他的問題。他相信，“感官主義者”蔡瀾內心一定是“道德主義者”，面對當下這個社會，他如何自處？
蔡瀾四兩撥千斤，用琳琅滿目的吃吃喝喝擋了過去。許知遠再追問，蔡瀾勸他：“不要想得太多呀，老兄。”
類似挫敗是常態。對許知遠而言，寫梁啟超傳是一個“避難所”，“我也深深地被那一代知識分子身上那種強烈的，想去改變社會、參與行動的那種熱情所打動了，因為我們這代人其實普遍屬於行動無能的一代人”。
梁啟超是在許知遠遊蕩書店時被發現的。2013年，剛過37歲的許知遠厭倦新聞業，從北京搬到舊金山。他喜歡到哥倫布街上的城市之光書店打發時間。他記得那天一進門，就在推薦書架的位置上看到了一張中國人的臉——梁啟超。那是一本印著很多人的書刊封面，大約30歲的梁啟超一扭頭，就能捱上印度詩人泰戈爾和阿富汗思想家哲馬魯丁·阿富汗尼。
許知遠一下子被擊中了。他最早是在小時候讀過的課文《少年中國說》裡知道梁啟超的。許知遠的偶像、臺灣作家李敖也在《北京法源寺》裡寫過樑啟超。決定寫梁啟超之後，他數度翻開《北京法源寺》，帶著它去法源寺閒坐，想象李敖筆下的那個世界，這能幫助他理解當時的社會情緒和人物內心。
在“被書架上的梁啟超注視了兩年之後”，許知遠終於在2015年9月的一個晚上寫下了第一行字：“對於自己的出生年份，梁啟超日後寫道，是太平天國在南京覆滅後的第十年，大學士曾國藩逝世一年後，普法戰爭結束的第三年，意大利則在這一年於羅馬建國。”他獨居，喝著酒，也許是蘇格蘭威士忌，BBC古典音樂臺24小時持續流淌著音樂。
後來他好幾次想過要修改這個開頭，“但不知道怎麼改，就放在那了”。
第一筆鑿下去，進度“很緩慢”。許知遠將這次寫作視為“一樁徹頭徹尾的苦役”。偶爾，筆尖觸到酒精，火花四濺，靈光乍現。
許知遠記得在寫梁啟超序言的那晚，他喝了好多威士忌，“不知道哪來的亢奮”，從晚上10點寫到凌晨4點，洋洋灑灑寫了六千多字。那一節寫的正好是梁啟超到日本使館避難隨即逃亡日本的歷程。
奔命的梁啟超，疾書的許知遠。
不過，“大部分時候基本上就是在擠牙膏那樣寫”，許知遠不避諱談創作中的焦慮。好友馬希哲記得，許知遠在寫梁啟超時，“無時無刻不在說‘寫不出來怎麼辦’‘這個想法到底行不行’”。就算是擠牙膏，還是要寫下去，“當牙膏擠到一半或是開始擠的時候，不擠更痛苦”，許知遠開玩笑地說。
馬希哲覺得，許知遠寫梁啟超是很合適的，因為“兩人的職業生涯軌跡很相似”。
許知遠也告訴本刊記者，他跟梁啟超都曾是報人，都喜歡到處旅行，對世界有好奇心，“我覺得我們都算很單純的人”。
他花了整整三個章節寫梁啟超辦《時務報》的經歷。他想關注的問題太多，從報紙的發行到報社內部的股東。
許知遠二十幾歲做主筆，寫專欄，也創辦雜誌，身上還有沒蛻乾淨的報人氣質。馬希哲記得許知遠每次發來的書稿都會做成雙欄，行距和字間距都是仔細調過的固定格式。
許知遠覺得，梁啟超那一代人跟現在這一代人其實都是一樣的，都是歷史的俘虜。他想知道，此刻的中國對梁啟超會有何種迴響，“寫他其實是對此刻困境的一種迴應”。他問梁啟超，也問所有人，讀聖賢書，所為何事？
“我就像一個樹洞，一個收集者”
許知遠曾說，自己僅用30%的時間做節目，剩下70%的時間都用來寫作。
其實那70%的時間未必都埋頭在書桌前。
在採訪前，很多人說，許知遠的耐心不怎麼好。他坦承，“我討厭固定的方式”。寫不出文章的時候，就去做些別的，這是他所謂的“交替式休息”，“寫梁啟超是逃避《十三邀》的休息，拍《十三邀》是寫梁啟超的休息，做播客是另一種休息，都休息不過來的時候，就去管理公司。他們都說，管得很糟，也是一種休息”。
他也會去找朋友喝酒，用咖啡、酒精和音樂來“刺激感受力”，四季酒店和寶格麗酒店都是不錯的選擇。再者，還能去旅行。
對許知遠說，旅行的意義，“逃離當下和追求新鮮，必然是同時發生的”。
許知遠關心全世界的年輕人。
他走上臺，作為一場浮世繪展覽的嘉賓。標誌性的白襯衫、修身牛仔褲，右邊的屁股兜裡卷著一本藍色封面的書。相比起兩位嘉賓的拘謹，許知遠顯得放鬆，手臂搭在椅背上，腳下穿著人字拖。
他再一次成為發問者。許知遠向來自日本的嘉賓詢問：“看著日劇、漫畫長大的日本年輕人還能否理解江戶時代的浮世繪？”
這是一個典型的“許知遠式提問”。
在他的訪談節目《十三邀》裡，他總是試圖追問他的採訪對象對這個時代的看法。他問林志玲，怎麼看東亞社會審美的單調性？他問俞飛鴻，你那麼美，為什麼要拍那麼庸俗的劇？他問李誕，生活哪有這麼嚴峻？他問木村拓哉，有沒有想利用自己的能量改變日本？他問張藝謀，你為什麼要拍一部爛片？他笨拙而執著地發問，除了把天兒聊死，他很少能得到真正的回答，他因此被稱為“最不會聊天的主持人”或者“最令人無比尷尬的公知”。
在這個時代，公共知識分子成了一個被群嘲的詞。在之前的採訪中，許知遠的朋友還特意叮囑記者，千萬別把許知遠寫成“公知”。許知遠沒有這種擔憂，“我當然是一個知識分子了，我從不諱言這一點”。
他成了被攻擊的“靶子”。在接受“紅板報”採訪時他說：“在這樣一個反智的時代，我堅定地聲稱自己是一個知識分子，它必然會引起各種各樣的衝突。”
許知遠作為一個曾經的媒體人，他當然知道一旦涉足大眾傳播，就不可避免招來非議，“你也可以非常愛惜羽毛，就在知識分子世界裡，與大眾不發生關係，你的形象或狀態一直是那個樣子”。這是很多人的選擇，但不是許知遠的。
也許是因為他足夠自戀，也許他是個樂觀主義者，他決定還是要做一個“不合時宜”的知識分子，要“對世界進行廣泛發言”：他寫專欄，開書店，錄電臺，做訪談……
在《十三邀》裡不斷以“知識分子”的身份試圖喚醒採訪對象卻屢屢碰壁之後，許知遠或許在另一個時空裡找到了慰藉。他今年一口氣出版了兩本新書：《青年變革者：梁啟超1873—1898》和《遊蕩集》。
許知遠說前者是他“四十年來最重要的作品”。書裡回顧了梁啟超從出生到百日維新失敗流亡日本的歲月。這不過是梁啟超傳的前奏，許知遠計劃要寫三卷本，使其成為一部近代中國的百科全書，“展現出幾代人的焦灼與渴望、勇氣與怯懦”。這是他在視頻訪談中最想從嘉賓身上得到的，但要麼被雲淡風輕地一筆帶過，要麼被嘻嘻哈哈地插科打諢過去，要麼被正襟危坐地忽視了。
“梁啟超那一代人也面臨一個加速度的、技術革命與知識爆炸的時代，他應對這些變革時的勇敢與迷惘”，激起了許知遠強烈的共鳴。這或許是一場跨越時空的《十三邀》，他追問梁啟超，時代的困境到底何解？
“假如你邀請梁啟超上《十三邀》，會如何自我介紹？”本刊記者問他。
許知遠沒有思考太久，“我想做他的追隨者”。很快，他又重複了一遍：“我會很誠懇地跟他說我想追隨他”。
散文集《遊蕩集》則收集了許知遠在日常生活和旅行中的意念斷片。許知遠邊走邊聊，口中還是絮叨著同一個母題：對當下中國的不解，以及試著理解這個時代。
他是個遊蕩者，穿梭在不同時空，只尋找一個答案。
讀聖賢書，所為何事？
許知遠選了羅振宇作為《十三邀》的第一個採訪對象。
這簡直是一次災難性的對談——一個“可憐唱輓歌的人”與一個“那個唱輓歌的人”。許知遠不認為知識應該如此實用，而羅振宇卻覺得“本該如此”。
第一次嘗試，許知遠沒能找到“知識分子”的知己。也許，往回找會運氣好一些。
“讀聖賢書，所為何事？”
許知遠再三向蔡瀾強調，自己很喜歡這句話。蔡瀾的父親蔡文玄早在上世紀20年代就是一位愛國青年，曾在汕頭辦報呼籲“謀國之士奮然興起”。許知遠以為從小耳濡目染的蔡瀾也許能解答他的問題。他相信，“感官主義者”蔡瀾內心一定是“道德主義者”，面對當下這個社會，他如何自處？
蔡瀾四兩撥千斤，用琳琅滿目的吃吃喝喝擋了過去。許知遠再追問，蔡瀾勸他：“不要想得太多呀，老兄。”
類似挫敗是常態。對許知遠而言，寫梁啟超傳是一個“避難所”，“我也深深地被那一代知識分子身上那種強烈的，想去改變社會、參與行動的那種熱情所打動了，因為我們這代人其實普遍屬於行動無能的一代人”。
梁啟超是在許知遠遊蕩書店時被發現的。2013年，剛過37歲的許知遠厭倦新聞業，從北京搬到舊金山。他喜歡到哥倫布街上的城市之光書店打發時間。他記得那天一進門，就在推薦書架的位置上看到了一張中國人的臉——梁啟超。那是一本印著很多人的書刊封面，大約30歲的梁啟超一扭頭，就能捱上印度詩人泰戈爾和阿富汗思想家哲馬魯丁·阿富汗尼。
許知遠一下子被擊中了。他最早是在小時候讀過的課文《少年中國說》裡知道梁啟超的。許知遠的偶像、臺灣作家李敖也在《北京法源寺》裡寫過樑啟超。決定寫梁啟超之後，他數度翻開《北京法源寺》，帶著它去法源寺閒坐，想象李敖筆下的那個世界，這能幫助他理解當時的社會情緒和人物內心。
在“被書架上的梁啟超注視了兩年之後”，許知遠終於在2015年9月的一個晚上寫下了第一行字：“對於自己的出生年份，梁啟超日後寫道，是太平天國在南京覆滅後的第十年，大學士曾國藩逝世一年後，普法戰爭結束的第三年，意大利則在這一年於羅馬建國。”他獨居，喝著酒，也許是蘇格蘭威士忌，BBC古典音樂臺24小時持續流淌著音樂。
後來他好幾次想過要修改這個開頭，“但不知道怎麼改，就放在那了”。
第一筆鑿下去，進度“很緩慢”。許知遠將這次寫作視為“一樁徹頭徹尾的苦役”。偶爾，筆尖觸到酒精，火花四濺，靈光乍現。
許知遠記得在寫梁啟超序言的那晚，他喝了好多威士忌，“不知道哪來的亢奮”，從晚上10點寫到凌晨4點，洋洋灑灑寫了六千多字。那一節寫的正好是梁啟超到日本使館避難隨即逃亡日本的歷程。
奔命的梁啟超，疾書的許知遠。
不過，“大部分時候基本上就是在擠牙膏那樣寫”，許知遠不避諱談創作中的焦慮。好友馬希哲記得，許知遠在寫梁啟超時，“無時無刻不在說‘寫不出來怎麼辦’‘這個想法到底行不行’”。就算是擠牙膏，還是要寫下去，“當牙膏擠到一半或是開始擠的時候，不擠更痛苦”，許知遠開玩笑地說。
馬希哲覺得，許知遠寫梁啟超是很合適的，因為“兩人的職業生涯軌跡很相似”。
許知遠也告訴本刊記者，他跟梁啟超都曾是報人，都喜歡到處旅行，對世界有好奇心，“我覺得我們都算很單純的人”。
他花了整整三個章節寫梁啟超辦《時務報》的經歷。他想關注的問題太多，從報紙的發行到報社內部的股東。
許知遠二十幾歲做主筆，寫專欄，也創辦雜誌，身上還有沒蛻乾淨的報人氣質。馬希哲記得許知遠每次發來的書稿都會做成雙欄，行距和字間距都是仔細調過的固定格式。
許知遠覺得，梁啟超那一代人跟現在這一代人其實都是一樣的，都是歷史的俘虜。他想知道，此刻的中國對梁啟超會有何種迴響，“寫他其實是對此刻困境的一種迴應”。他問梁啟超，也問所有人，讀聖賢書，所為何事？
“我就像一個樹洞，一個收集者”
許知遠曾說，自己僅用30%的時間做節目，剩下70%的時間都用來寫作。
其實那70%的時間未必都埋頭在書桌前。
在採訪前，很多人說，許知遠的耐心不怎麼好。他坦承，“我討厭固定的方式”。寫不出文章的時候，就去做些別的，這是他所謂的“交替式休息”，“寫梁啟超是逃避《十三邀》的休息，拍《十三邀》是寫梁啟超的休息，做播客是另一種休息，都休息不過來的時候，就去管理公司。他們都說，管得很糟，也是一種休息”。
他也會去找朋友喝酒，用咖啡、酒精和音樂來“刺激感受力”，四季酒店和寶格麗酒店都是不錯的選擇。再者，還能去旅行。
對許知遠說，旅行的意義，“逃離當下和追求新鮮，必然是同時發生的”。
許知遠的旅行是從30歲之後開始的。這一年，他遇到了一個名叫“王子陶”的女人。在《一個遊蕩者的世界》自序裡，許知遠說她是個“不屈不撓、觀察力驚人的旅伴，她通過色彩、味道與人們不經意的小動作，拓展了我對陌生人與陌生社會的理解”。在這之前，許知遠每次旅行都很不自在，“總帶著書，不想亂走”。那位極有好奇心和語言天賦的戀人從2008年起帶他走過很多地方。
2010年，他在另一本遊記散文《祖國的陌生人》中寫道：“我潛意識裡希望，它（旅行）能夠幫我找到一把理解中國的鑰匙。”旅行中，他與礦工、退伍老兵這些“沉默的大多數”聊?天。
許知遠喜歡作家威廉·福克納說過的一句話：“過去從未消逝，它甚至從未過去。”出門旅行和追溯歷史對他來說都一樣有意思，因為“它們都是陌生的地方”。更多時候，他貪心地將魚和熊掌兼得：站在當時當地，勾連歷史未來。
在《遊蕩集》的線下活動中，許知遠說他喜歡“找一個地方變革的痕跡”。對他來說，每個國家和地區都會有極其特殊的、轉折性的時刻。那個時刻總會遺留下一些印記，從中可以看到人是如何反應的，“我們最好和最壞的時刻，都是在這種危險中誕生的”。
許知遠被一場革命吸引去了亞美尼亞。這是一個亞洲和歐洲交界處的外高加索地區的共和制國家。很少有中國人知道這個國家，倘若一定要說一樣頗有記憶點的事，那就是長期承包美國熱搜的明星金·卡戴珊是亞美尼亞裔。
2018年4月23日，在長達1個月的和平抗議後，連續當政10年的獨裁者宣佈辭職。許知遠覺得在全球民主浪潮退卻的時刻，“這是個童話式的故事”。為了感受這種快樂結尾的愉悅，他來到這個陳舊又年輕的國家。
旅行的時候，早上出門頭一件事就是找咖啡館喝咖啡。他喜歡在咖啡館，坐一下午，看街上的人，“他們都是很好看的，每一個都是openbooks”。當然，他也期待有個特別迷人的女人能帶自己走一程，“不過不知道怎麼讓她帶我，想想就算了”。——李誕曾在《十三邀》中提醒他不要在鏡頭前用“女人”這個詞，顯得油膩，得罪觀眾，但許知遠滿不在乎，照用不誤。
許知遠關心全世界的年輕人。
他走上臺，作為一場浮世繪展覽的嘉賓。標誌性的白襯衫、修身牛仔褲，右邊的屁股兜裡卷著一本藍色封面的書。相比起兩位嘉賓的拘謹，許知遠顯得放鬆，手臂搭在椅背上，腳下穿著人字拖。
他再一次成為發問者。許知遠向來自日本的嘉賓詢問：“看著日劇、漫畫長大的日本年輕人還能否理解江戶時代的浮世繪？”
這是一個典型的“許知遠式提問”。
在他的訪談節目《十三邀》裡，他總是試圖追問他的採訪對象對這個時代的看法。他問林志玲，怎麼看東亞社會審美的單調性？他問俞飛鴻，你那麼美，為什麼要拍那麼庸俗的劇？他問李誕，生活哪有這麼嚴峻？他問木村拓哉，有沒有想利用自己的能量改變日本？他問張藝謀，你為什麼要拍一部爛片？他笨拙而執著地發問，除了把天兒聊死，他很少能得到真正的回答，他因此被稱為“最不會聊天的主持人”或者“最令人無比尷尬的公知”。
在這個時代，公共知識分子成了一個被群嘲的詞。在之前的採訪中，許知遠的朋友還特意叮囑記者，千萬別把許知遠寫成“公知”。許知遠沒有這種擔憂，“我當然是一個知識分子了，我從不諱言這一點”。
他成了被攻擊的“靶子”。在接受“紅板報”採訪時他說：“在這樣一個反智的時代，我堅定地聲稱自己是一個知識分子，它必然會引起各種各樣的衝突。”
許知遠作為一個曾經的媒體人，他當然知道一旦涉足大眾傳播，就不可避免招來非議，“你也可以非常愛惜羽毛，就在知識分子世界裡，與大眾不發生關係，你的形象或狀態一直是那個樣子”。這是很多人的選擇，但不是許知遠的。
也許是因為他足夠自戀，也許他是個樂觀主義者，他決定還是要做一個“不合時宜”的知識分子，要“對世界進行廣泛發言”：他寫專欄，開書店，錄電臺，做訪談……
在《十三邀》裡不斷以“知識分子”的身份試圖喚醒採訪對象卻屢屢碰壁之後，許知遠或許在另一個時空裡找到了慰藉。他今年一口氣出版了兩本新書：《青年變革者：梁啟超1873—1898》和《遊蕩集》。
許知遠說前者是他“四十年來最重要的作品”。書裡回顧了梁啟超從出生到百日維新失敗流亡日本的歲月。這不過是梁啟超傳的前奏，許知遠計劃要寫三卷本，使其成為一部近代中國的百科全書，“展現出幾代人的焦灼與渴望、勇氣與怯懦”。這是他在視頻訪談中最想從嘉賓身上得到的，但要麼被雲淡風輕地一筆帶過，要麼被嘻嘻哈哈地插科打諢過去，要麼被正襟危坐地忽視了。
“梁啟超那一代人也面臨一個加速度的、技術革命與知識爆炸的時代，他應對這些變革時的勇敢與迷惘”，激起了許知遠強烈的共鳴。這或許是一場跨越時空的《十三邀》，他追問梁啟超，時代的困境到底何解？
“假如你邀請梁啟超上《十三邀》，會如何自我介紹？”本刊記者問他。
許知遠沒有思考太久，“我想做他的追隨者”。很快，他又重複了一遍：“我會很誠懇地跟他說我想追隨他”。
散文集《遊蕩集》則收集了許知遠在日常生活和旅行中的意念斷片。許知遠邊走邊聊，口中還是絮叨著同一個母題：對當下中國的不解，以及試著理解這個時代。
他是個遊蕩者，穿梭在不同時空，只尋找一個答案。
讀聖賢書，所為何事？
許知遠選了羅振宇作為《十三邀》的第一個採訪對象。
這簡直是一次災難性的對談——一個“可憐唱輓歌的人”與一個“那個唱輓歌的人”。許知遠不認為知識應該如此實用，而羅振宇卻覺得“本該如此”。
第一次嘗試，許知遠沒能找到“知識分子”的知己。也許，往回找會運氣好一些。
“讀聖賢書，所為何事？”
許知遠再三向蔡瀾強調，自己很喜歡這句話。蔡瀾的父親蔡文玄早在上世紀20年代就是一位愛國青年，曾在汕頭辦報呼籲“謀國之士奮然興起”。許知遠以為從小耳濡目染的蔡瀾也許能解答他的問題。他相信，“感官主義者”蔡瀾內心一定是“道德主義者”，面對當下這個社會，他如何自處？
蔡瀾四兩撥千斤，用琳琅滿目的吃吃喝喝擋了過去。許知遠再追問，蔡瀾勸他：“不要想得太多呀，老兄。”
類似挫敗是常態。對許知遠而言，寫梁啟超傳是一個“避難所”，“我也深深地被那一代知識分子身上那種強烈的，想去改變社會、參與行動的那種熱情所打動了，因為我們這代人其實普遍屬於行動無能的一代人”。
梁啟超是在許知遠遊蕩書店時被發現的。2013年，剛過37歲的許知遠厭倦新聞業，從北京搬到舊金山。他喜歡到哥倫布街上的城市之光書店打發時間。他記得那天一進門，就在推薦書架的位置上看到了一張中國人的臉——梁啟超。那是一本印著很多人的書刊封面，大約30歲的梁啟超一扭頭，就能捱上印度詩人泰戈爾和阿富汗思想家哲馬魯丁·阿富汗尼。
許知遠一下子被擊中了。他最早是在小時候讀過的課文《少年中國說》裡知道梁啟超的。許知遠的偶像、臺灣作家李敖也在《北京法源寺》裡寫過樑啟超。決定寫梁啟超之後，他數度翻開《北京法源寺》，帶著它去法源寺閒坐，想象李敖筆下的那個世界，這能幫助他理解當時的社會情緒和人物內心。
在“被書架上的梁啟超注視了兩年之後”，許知遠終於在2015年9月的一個晚上寫下了第一行字：“對於自己的出生年份，梁啟超日後寫道，是太平天國在南京覆滅後的第十年，大學士曾國藩逝世一年後，普法戰爭結束的第三年，意大利則在這一年於羅馬建國。”他獨居，喝著酒，也許是蘇格蘭威士忌，BBC古典音樂臺24小時持續流淌著音樂。
後來他好幾次想過要修改這個開頭，“但不知道怎麼改，就放在那了”。
第一筆鑿下去，進度“很緩慢”。許知遠將這次寫作視為“一樁徹頭徹尾的苦役”。偶爾，筆尖觸到酒精，火花四濺，靈光乍現。
許知遠記得在寫梁啟超序言的那晚，他喝了好多威士忌，“不知道哪來的亢奮”，從晚上10點寫到凌晨4點，洋洋灑灑寫了六千多字。那一節寫的正好是梁啟超到日本使館避難隨即逃亡日本的歷程。
奔命的梁啟超，疾書的許知遠。
不過，“大部分時候基本上就是在擠牙膏那樣寫”，許知遠不避諱談創作中的焦慮。好友馬希哲記得，許知遠在寫梁啟超時，“無時無刻不在說‘寫不出來怎麼辦’‘這個想法到底行不行’”。就算是擠牙膏，還是要寫下去，“當牙膏擠到一半或是開始擠的時候，不擠更痛苦”，許知遠開玩笑地說。
馬希哲覺得，許知遠寫梁啟超是很合適的，因為“兩人的職業生涯軌跡很相似”。
許知遠也告訴本刊記者，他跟梁啟超都曾是報人，都喜歡到處旅行，對世界有好奇心，“我覺得我們都算很單純的人”。
他花了整整三個章節寫梁啟超辦《時務報》的經歷。他想關注的問題太多，從報紙的發行到報社內部的股東。
許知遠二十幾歲做主筆，寫專欄，也創辦雜誌，身上還有沒蛻乾淨的報人氣質。馬希哲記得許知遠每次發來的書稿都會做成雙欄，行距和字間距都是仔細調過的固定格式。
許知遠覺得，梁啟超那一代人跟現在這一代人其實都是一樣的，都是歷史的俘虜。他想知道，此刻的中國對梁啟超會有何種迴響，“寫他其實是對此刻困境的一種迴應”。他問梁啟超，也問所有人，讀聖賢書，所為何事？
“我就像一個樹洞，一個收集者”
許知遠曾說，自己僅用30%的時間做節目，剩下70%的時間都用來寫作。
其實那70%的時間未必都埋頭在書桌前。
在採訪前，很多人說，許知遠的耐心不怎麼好。他坦承，“我討厭固定的方式”。寫不出文章的時候，就去做些別的，這是他所謂的“交替式休息”，“寫梁啟超是逃避《十三邀》的休息，拍《十三邀》是寫梁啟超的休息，做播客是另一種休息，都休息不過來的時候，就去管理公司。他們都說，管得很糟，也是一種休息”。
他也會去找朋友喝酒，用咖啡、酒精和音樂來“刺激感受力”，四季酒店和寶格麗酒店都是不錯的選擇。再者，還能去旅行。
對許知遠說，旅行的意義，“逃離當下和追求新鮮，必然是同時發生的”。
許知遠的旅行是從30歲之後開始的。這一年，他遇到了一個名叫“王子陶”的女人。在《一個遊蕩者的世界》自序裡，許知遠說她是個“不屈不撓、觀察力驚人的旅伴，她通過色彩、味道與人們不經意的小動作，拓展了我對陌生人與陌生社會的理解”。在這之前，許知遠每次旅行都很不自在，“總帶著書，不想亂走”。那位極有好奇心和語言天賦的戀人從2008年起帶他走過很多地方。
2010年，他在另一本遊記散文《祖國的陌生人》中寫道：“我潛意識裡希望，它（旅行）能夠幫我找到一把理解中國的鑰匙。”旅行中，他與礦工、退伍老兵這些“沉默的大多數”聊?天。
許知遠喜歡作家威廉·福克納說過的一句話：“過去從未消逝，它甚至從未過去。”出門旅行和追溯歷史對他來說都一樣有意思，因為“它們都是陌生的地方”。更多時候，他貪心地將魚和熊掌兼得：站在當時當地，勾連歷史未來。
在《遊蕩集》的線下活動中，許知遠說他喜歡“找一個地方變革的痕跡”。對他來說，每個國家和地區都會有極其特殊的、轉折性的時刻。那個時刻總會遺留下一些印記，從中可以看到人是如何反應的，“我們最好和最壞的時刻，都是在這種危險中誕生的”。
許知遠被一場革命吸引去了亞美尼亞。這是一個亞洲和歐洲交界處的外高加索地區的共和制國家。很少有中國人知道這個國家，倘若一定要說一樣頗有記憶點的事，那就是長期承包美國熱搜的明星金·卡戴珊是亞美尼亞裔。
2018年4月23日，在長達1個月的和平抗議後，連續當政10年的獨裁者宣佈辭職。許知遠覺得在全球民主浪潮退卻的時刻，“這是個童話式的故事”。為了感受這種快樂結尾的愉悅，他來到這個陳舊又年輕的國家。
旅行的時候，早上出門頭一件事就是找咖啡館喝咖啡。他喜歡在咖啡館，坐一下午，看街上的人，“他們都是很好看的，每一個都是openbooks”。當然，他也期待有個特別迷人的女人能帶自己走一程，“不過不知道怎麼讓她帶我，想想就算了”。——李誕曾在《十三邀》中提醒他不要在鏡頭前用“女人”這個詞，顯得油膩，得罪觀眾，但許知遠滿不在乎，照用不誤。
有意外收穫的旅行可以稱之為“完美”。
許知遠曾在舊金山唐人街意外遇到一位洪門致公堂的“龍頭大哥”。洪門是中國傳統的民間組織，舊金山洪門致公堂則起源於1848年。
“樑先生是保皇黨，是中華總會接待他，孫先生倒是每次都來的”，洪門大哥周國祥告訴許知遠。在流亡歲月中，他們給予了孫中山支持。
許知遠與這個身上有兩條青龍，“8歲入道，9歲捅人，12歲嫖妓，只讀到小學3年級”的大哥一起喝了咖啡，吃了廣東菜，“原本模模糊糊的那段歷史就這樣以生動具體的方式呈現在了眼前”。
無論是《祖國的陌生人》還是《一個遊蕩者的世界》，無論是《十三邀》還是《遊蕩集》，許知遠說，他在跟大量的陌生人聊天，“我就像一個樹洞，一個收集者”。他選擇從更多人那裡尋找困境的解決之道。
“你本身在生活中就是個遊蕩者嗎？”本刊記者問他。
“嗯”，許知遠沒有遲疑，“我討厭固定的方式”。無論生活還是創作，他都需要驚奇感，“可能是心理比較幼稚吧，小孩才需要驚奇感”。
許知遠關心全世界的年輕人。
他走上臺，作為一場浮世繪展覽的嘉賓。標誌性的白襯衫、修身牛仔褲，右邊的屁股兜裡卷著一本藍色封面的書。相比起兩位嘉賓的拘謹，許知遠顯得放鬆，手臂搭在椅背上，腳下穿著人字拖。
他再一次成為發問者。許知遠向來自日本的嘉賓詢問：“看著日劇、漫畫長大的日本年輕人還能否理解江戶時代的浮世繪？”
這是一個典型的“許知遠式提問”。
在他的訪談節目《十三邀》裡，他總是試圖追問他的採訪對象對這個時代的看法。他問林志玲，怎麼看東亞社會審美的單調性？他問俞飛鴻，你那麼美，為什麼要拍那麼庸俗的劇？他問李誕，生活哪有這麼嚴峻？他問木村拓哉，有沒有想利用自己的能量改變日本？他問張藝謀，你為什麼要拍一部爛片？他笨拙而執著地發問，除了把天兒聊死，他很少能得到真正的回答，他因此被稱為“最不會聊天的主持人”或者“最令人無比尷尬的公知”。
在這個時代，公共知識分子成了一個被群嘲的詞。在之前的採訪中，許知遠的朋友還特意叮囑記者，千萬別把許知遠寫成“公知”。許知遠沒有這種擔憂，“我當然是一個知識分子了，我從不諱言這一點”。
他成了被攻擊的“靶子”。在接受“紅板報”採訪時他說：“在這樣一個反智的時代，我堅定地聲稱自己是一個知識分子，它必然會引起各種各樣的衝突。”
許知遠作為一個曾經的媒體人，他當然知道一旦涉足大眾傳播，就不可避免招來非議，“你也可以非常愛惜羽毛，就在知識分子世界裡，與大眾不發生關係，你的形象或狀態一直是那個樣子”。這是很多人的選擇，但不是許知遠的。
也許是因為他足夠自戀，也許他是個樂觀主義者，他決定還是要做一個“不合時宜”的知識分子，要“對世界進行廣泛發言”：他寫專欄，開書店，錄電臺，做訪談……
在《十三邀》裡不斷以“知識分子”的身份試圖喚醒採訪對象卻屢屢碰壁之後，許知遠或許在另一個時空裡找到了慰藉。他今年一口氣出版了兩本新書：《青年變革者：梁啟超1873—1898》和《遊蕩集》。
許知遠說前者是他“四十年來最重要的作品”。書裡回顧了梁啟超從出生到百日維新失敗流亡日本的歲月。這不過是梁啟超傳的前奏，許知遠計劃要寫三卷本，使其成為一部近代中國的百科全書，“展現出幾代人的焦灼與渴望、勇氣與怯懦”。這是他在視頻訪談中最想從嘉賓身上得到的，但要麼被雲淡風輕地一筆帶過，要麼被嘻嘻哈哈地插科打諢過去，要麼被正襟危坐地忽視了。
“梁啟超那一代人也面臨一個加速度的、技術革命與知識爆炸的時代，他應對這些變革時的勇敢與迷惘”，激起了許知遠強烈的共鳴。這或許是一場跨越時空的《十三邀》，他追問梁啟超，時代的困境到底何解？
“假如你邀請梁啟超上《十三邀》，會如何自我介紹？”本刊記者問他。
許知遠沒有思考太久，“我想做他的追隨者”。很快，他又重複了一遍：“我會很誠懇地跟他說我想追隨他”。
散文集《遊蕩集》則收集了許知遠在日常生活和旅行中的意念斷片。許知遠邊走邊聊，口中還是絮叨著同一個母題：對當下中國的不解，以及試著理解這個時代。
他是個遊蕩者，穿梭在不同時空，只尋找一個答案。
讀聖賢書，所為何事？
許知遠選了羅振宇作為《十三邀》的第一個採訪對象。
這簡直是一次災難性的對談——一個“可憐唱輓歌的人”與一個“那個唱輓歌的人”。許知遠不認為知識應該如此實用，而羅振宇卻覺得“本該如此”。
第一次嘗試，許知遠沒能找到“知識分子”的知己。也許，往回找會運氣好一些。
“讀聖賢書，所為何事？”
許知遠再三向蔡瀾強調，自己很喜歡這句話。蔡瀾的父親蔡文玄早在上世紀20年代就是一位愛國青年，曾在汕頭辦報呼籲“謀國之士奮然興起”。許知遠以為從小耳濡目染的蔡瀾也許能解答他的問題。他相信，“感官主義者”蔡瀾內心一定是“道德主義者”，面對當下這個社會，他如何自處？
蔡瀾四兩撥千斤，用琳琅滿目的吃吃喝喝擋了過去。許知遠再追問，蔡瀾勸他：“不要想得太多呀，老兄。”
類似挫敗是常態。對許知遠而言，寫梁啟超傳是一個“避難所”，“我也深深地被那一代知識分子身上那種強烈的，想去改變社會、參與行動的那種熱情所打動了，因為我們這代人其實普遍屬於行動無能的一代人”。
梁啟超是在許知遠遊蕩書店時被發現的。2013年，剛過37歲的許知遠厭倦新聞業，從北京搬到舊金山。他喜歡到哥倫布街上的城市之光書店打發時間。他記得那天一進門，就在推薦書架的位置上看到了一張中國人的臉——梁啟超。那是一本印著很多人的書刊封面，大約30歲的梁啟超一扭頭，就能捱上印度詩人泰戈爾和阿富汗思想家哲馬魯丁·阿富汗尼。
許知遠一下子被擊中了。他最早是在小時候讀過的課文《少年中國說》裡知道梁啟超的。許知遠的偶像、臺灣作家李敖也在《北京法源寺》裡寫過樑啟超。決定寫梁啟超之後，他數度翻開《北京法源寺》，帶著它去法源寺閒坐，想象李敖筆下的那個世界，這能幫助他理解當時的社會情緒和人物內心。
在“被書架上的梁啟超注視了兩年之後”，許知遠終於在2015年9月的一個晚上寫下了第一行字：“對於自己的出生年份，梁啟超日後寫道，是太平天國在南京覆滅後的第十年，大學士曾國藩逝世一年後，普法戰爭結束的第三年，意大利則在這一年於羅馬建國。”他獨居，喝著酒，也許是蘇格蘭威士忌，BBC古典音樂臺24小時持續流淌著音樂。
後來他好幾次想過要修改這個開頭，“但不知道怎麼改，就放在那了”。
第一筆鑿下去，進度“很緩慢”。許知遠將這次寫作視為“一樁徹頭徹尾的苦役”。偶爾，筆尖觸到酒精，火花四濺，靈光乍現。
許知遠記得在寫梁啟超序言的那晚，他喝了好多威士忌，“不知道哪來的亢奮”，從晚上10點寫到凌晨4點，洋洋灑灑寫了六千多字。那一節寫的正好是梁啟超到日本使館避難隨即逃亡日本的歷程。
奔命的梁啟超，疾書的許知遠。
不過，“大部分時候基本上就是在擠牙膏那樣寫”，許知遠不避諱談創作中的焦慮。好友馬希哲記得，許知遠在寫梁啟超時，“無時無刻不在說‘寫不出來怎麼辦’‘這個想法到底行不行’”。就算是擠牙膏，還是要寫下去，“當牙膏擠到一半或是開始擠的時候，不擠更痛苦”，許知遠開玩笑地說。
馬希哲覺得，許知遠寫梁啟超是很合適的，因為“兩人的職業生涯軌跡很相似”。
許知遠也告訴本刊記者，他跟梁啟超都曾是報人，都喜歡到處旅行，對世界有好奇心，“我覺得我們都算很單純的人”。
他花了整整三個章節寫梁啟超辦《時務報》的經歷。他想關注的問題太多，從報紙的發行到報社內部的股東。
許知遠二十幾歲做主筆，寫專欄，也創辦雜誌，身上還有沒蛻乾淨的報人氣質。馬希哲記得許知遠每次發來的書稿都會做成雙欄，行距和字間距都是仔細調過的固定格式。
許知遠覺得，梁啟超那一代人跟現在這一代人其實都是一樣的，都是歷史的俘虜。他想知道，此刻的中國對梁啟超會有何種迴響，“寫他其實是對此刻困境的一種迴應”。他問梁啟超，也問所有人，讀聖賢書，所為何事？
“我就像一個樹洞，一個收集者”
許知遠曾說，自己僅用30%的時間做節目，剩下70%的時間都用來寫作。
其實那70%的時間未必都埋頭在書桌前。
在採訪前，很多人說，許知遠的耐心不怎麼好。他坦承，“我討厭固定的方式”。寫不出文章的時候，就去做些別的，這是他所謂的“交替式休息”，“寫梁啟超是逃避《十三邀》的休息，拍《十三邀》是寫梁啟超的休息，做播客是另一種休息，都休息不過來的時候，就去管理公司。他們都說，管得很糟，也是一種休息”。
他也會去找朋友喝酒，用咖啡、酒精和音樂來“刺激感受力”，四季酒店和寶格麗酒店都是不錯的選擇。再者，還能去旅行。
對許知遠說，旅行的意義，“逃離當下和追求新鮮，必然是同時發生的”。
許知遠的旅行是從30歲之後開始的。這一年，他遇到了一個名叫“王子陶”的女人。在《一個遊蕩者的世界》自序裡，許知遠說她是個“不屈不撓、觀察力驚人的旅伴，她通過色彩、味道與人們不經意的小動作，拓展了我對陌生人與陌生社會的理解”。在這之前，許知遠每次旅行都很不自在，“總帶著書，不想亂走”。那位極有好奇心和語言天賦的戀人從2008年起帶他走過很多地方。
2010年，他在另一本遊記散文《祖國的陌生人》中寫道：“我潛意識裡希望，它（旅行）能夠幫我找到一把理解中國的鑰匙。”旅行中，他與礦工、退伍老兵這些“沉默的大多數”聊?天。
許知遠喜歡作家威廉·福克納說過的一句話：“過去從未消逝，它甚至從未過去。”出門旅行和追溯歷史對他來說都一樣有意思，因為“它們都是陌生的地方”。更多時候，他貪心地將魚和熊掌兼得：站在當時當地，勾連歷史未來。
在《遊蕩集》的線下活動中，許知遠說他喜歡“找一個地方變革的痕跡”。對他來說，每個國家和地區都會有極其特殊的、轉折性的時刻。那個時刻總會遺留下一些印記，從中可以看到人是如何反應的，“我們最好和最壞的時刻，都是在這種危險中誕生的”。
許知遠被一場革命吸引去了亞美尼亞。這是一個亞洲和歐洲交界處的外高加索地區的共和制國家。很少有中國人知道這個國家，倘若一定要說一樣頗有記憶點的事，那就是長期承包美國熱搜的明星金·卡戴珊是亞美尼亞裔。
2018年4月23日，在長達1個月的和平抗議後，連續當政10年的獨裁者宣佈辭職。許知遠覺得在全球民主浪潮退卻的時刻，“這是個童話式的故事”。為了感受這種快樂結尾的愉悅，他來到這個陳舊又年輕的國家。
旅行的時候，早上出門頭一件事就是找咖啡館喝咖啡。他喜歡在咖啡館，坐一下午，看街上的人，“他們都是很好看的，每一個都是openbooks”。當然，他也期待有個特別迷人的女人能帶自己走一程，“不過不知道怎麼讓她帶我，想想就算了”。——李誕曾在《十三邀》中提醒他不要在鏡頭前用“女人”這個詞，顯得油膩，得罪觀眾，但許知遠滿不在乎，照用不誤。
有意外收穫的旅行可以稱之為“完美”。
許知遠曾在舊金山唐人街意外遇到一位洪門致公堂的“龍頭大哥”。洪門是中國傳統的民間組織，舊金山洪門致公堂則起源於1848年。
“樑先生是保皇黨，是中華總會接待他，孫先生倒是每次都來的”，洪門大哥周國祥告訴許知遠。在流亡歲月中，他們給予了孫中山支持。
許知遠與這個身上有兩條青龍，“8歲入道，9歲捅人，12歲嫖妓，只讀到小學3年級”的大哥一起喝了咖啡，吃了廣東菜，“原本模模糊糊的那段歷史就這樣以生動具體的方式呈現在了眼前”。
無論是《祖國的陌生人》還是《一個遊蕩者的世界》，無論是《十三邀》還是《遊蕩集》，許知遠說，他在跟大量的陌生人聊天，“我就像一個樹洞，一個收集者”。他選擇從更多人那裡尋找困境的解決之道。
“你本身在生活中就是個遊蕩者嗎？”本刊記者問他。
“嗯”，許知遠沒有遲疑，“我討厭固定的方式”。無論生活還是創作，他都需要驚奇感，“可能是心理比較幼稚吧，小孩才需要驚奇感”。
所以，去年，當42歲的他對話28歲的李誕時，李誕最後忍不住對他說：“你可真是個年輕人”。
許知遠關心全世界的年輕人。
他走上臺，作為一場浮世繪展覽的嘉賓。標誌性的白襯衫、修身牛仔褲，右邊的屁股兜裡卷著一本藍色封面的書。相比起兩位嘉賓的拘謹，許知遠顯得放鬆，手臂搭在椅背上，腳下穿著人字拖。
他再一次成為發問者。許知遠向來自日本的嘉賓詢問：“看著日劇、漫畫長大的日本年輕人還能否理解江戶時代的浮世繪？”
這是一個典型的“許知遠式提問”。
在他的訪談節目《十三邀》裡，他總是試圖追問他的採訪對象對這個時代的看法。他問林志玲，怎麼看東亞社會審美的單調性？他問俞飛鴻，你那麼美，為什麼要拍那麼庸俗的劇？他問李誕，生活哪有這麼嚴峻？他問木村拓哉，有沒有想利用自己的能量改變日本？他問張藝謀，你為什麼要拍一部爛片？他笨拙而執著地發問，除了把天兒聊死，他很少能得到真正的回答，他因此被稱為“最不會聊天的主持人”或者“最令人無比尷尬的公知”。
在這個時代，公共知識分子成了一個被群嘲的詞。在之前的採訪中，許知遠的朋友還特意叮囑記者，千萬別把許知遠寫成“公知”。許知遠沒有這種擔憂，“我當然是一個知識分子了，我從不諱言這一點”。
他成了被攻擊的“靶子”。在接受“紅板報”採訪時他說：“在這樣一個反智的時代，我堅定地聲稱自己是一個知識分子，它必然會引起各種各樣的衝突。”
許知遠作為一個曾經的媒體人，他當然知道一旦涉足大眾傳播，就不可避免招來非議，“你也可以非常愛惜羽毛，就在知識分子世界裡，與大眾不發生關係，你的形象或狀態一直是那個樣子”。這是很多人的選擇，但不是許知遠的。
也許是因為他足夠自戀，也許他是個樂觀主義者，他決定還是要做一個“不合時宜”的知識分子，要“對世界進行廣泛發言”：他寫專欄，開書店，錄電臺，做訪談……
在《十三邀》裡不斷以“知識分子”的身份試圖喚醒採訪對象卻屢屢碰壁之後，許知遠或許在另一個時空裡找到了慰藉。他今年一口氣出版了兩本新書：《青年變革者：梁啟超1873—1898》和《遊蕩集》。
許知遠說前者是他“四十年來最重要的作品”。書裡回顧了梁啟超從出生到百日維新失敗流亡日本的歲月。這不過是梁啟超傳的前奏，許知遠計劃要寫三卷本，使其成為一部近代中國的百科全書，“展現出幾代人的焦灼與渴望、勇氣與怯懦”。這是他在視頻訪談中最想從嘉賓身上得到的，但要麼被雲淡風輕地一筆帶過，要麼被嘻嘻哈哈地插科打諢過去，要麼被正襟危坐地忽視了。
“梁啟超那一代人也面臨一個加速度的、技術革命與知識爆炸的時代，他應對這些變革時的勇敢與迷惘”，激起了許知遠強烈的共鳴。這或許是一場跨越時空的《十三邀》，他追問梁啟超，時代的困境到底何解？
“假如你邀請梁啟超上《十三邀》，會如何自我介紹？”本刊記者問他。
許知遠沒有思考太久，“我想做他的追隨者”。很快，他又重複了一遍：“我會很誠懇地跟他說我想追隨他”。
散文集《遊蕩集》則收集了許知遠在日常生活和旅行中的意念斷片。許知遠邊走邊聊，口中還是絮叨著同一個母題：對當下中國的不解，以及試著理解這個時代。
他是個遊蕩者，穿梭在不同時空，只尋找一個答案。
讀聖賢書，所為何事？
許知遠選了羅振宇作為《十三邀》的第一個採訪對象。
這簡直是一次災難性的對談——一個“可憐唱輓歌的人”與一個“那個唱輓歌的人”。許知遠不認為知識應該如此實用，而羅振宇卻覺得“本該如此”。
第一次嘗試，許知遠沒能找到“知識分子”的知己。也許，往回找會運氣好一些。
“讀聖賢書，所為何事？”
許知遠再三向蔡瀾強調，自己很喜歡這句話。蔡瀾的父親蔡文玄早在上世紀20年代就是一位愛國青年，曾在汕頭辦報呼籲“謀國之士奮然興起”。許知遠以為從小耳濡目染的蔡瀾也許能解答他的問題。他相信，“感官主義者”蔡瀾內心一定是“道德主義者”，面對當下這個社會，他如何自處？
蔡瀾四兩撥千斤，用琳琅滿目的吃吃喝喝擋了過去。許知遠再追問，蔡瀾勸他：“不要想得太多呀，老兄。”
類似挫敗是常態。對許知遠而言，寫梁啟超傳是一個“避難所”，“我也深深地被那一代知識分子身上那種強烈的，想去改變社會、參與行動的那種熱情所打動了，因為我們這代人其實普遍屬於行動無能的一代人”。
梁啟超是在許知遠遊蕩書店時被發現的。2013年，剛過37歲的許知遠厭倦新聞業，從北京搬到舊金山。他喜歡到哥倫布街上的城市之光書店打發時間。他記得那天一進門，就在推薦書架的位置上看到了一張中國人的臉——梁啟超。那是一本印著很多人的書刊封面，大約30歲的梁啟超一扭頭，就能捱上印度詩人泰戈爾和阿富汗思想家哲馬魯丁·阿富汗尼。
許知遠一下子被擊中了。他最早是在小時候讀過的課文《少年中國說》裡知道梁啟超的。許知遠的偶像、臺灣作家李敖也在《北京法源寺》裡寫過樑啟超。決定寫梁啟超之後，他數度翻開《北京法源寺》，帶著它去法源寺閒坐，想象李敖筆下的那個世界，這能幫助他理解當時的社會情緒和人物內心。
在“被書架上的梁啟超注視了兩年之後”，許知遠終於在2015年9月的一個晚上寫下了第一行字：“對於自己的出生年份，梁啟超日後寫道，是太平天國在南京覆滅後的第十年，大學士曾國藩逝世一年後，普法戰爭結束的第三年，意大利則在這一年於羅馬建國。”他獨居，喝著酒，也許是蘇格蘭威士忌，BBC古典音樂臺24小時持續流淌著音樂。
後來他好幾次想過要修改這個開頭，“但不知道怎麼改，就放在那了”。
第一筆鑿下去，進度“很緩慢”。許知遠將這次寫作視為“一樁徹頭徹尾的苦役”。偶爾，筆尖觸到酒精，火花四濺，靈光乍現。
許知遠記得在寫梁啟超序言的那晚，他喝了好多威士忌，“不知道哪來的亢奮”，從晚上10點寫到凌晨4點，洋洋灑灑寫了六千多字。那一節寫的正好是梁啟超到日本使館避難隨即逃亡日本的歷程。
奔命的梁啟超，疾書的許知遠。
不過，“大部分時候基本上就是在擠牙膏那樣寫”，許知遠不避諱談創作中的焦慮。好友馬希哲記得，許知遠在寫梁啟超時，“無時無刻不在說‘寫不出來怎麼辦’‘這個想法到底行不行’”。就算是擠牙膏，還是要寫下去，“當牙膏擠到一半或是開始擠的時候，不擠更痛苦”，許知遠開玩笑地說。
馬希哲覺得，許知遠寫梁啟超是很合適的，因為“兩人的職業生涯軌跡很相似”。
許知遠也告訴本刊記者，他跟梁啟超都曾是報人，都喜歡到處旅行，對世界有好奇心，“我覺得我們都算很單純的人”。
他花了整整三個章節寫梁啟超辦《時務報》的經歷。他想關注的問題太多，從報紙的發行到報社內部的股東。
許知遠二十幾歲做主筆，寫專欄，也創辦雜誌，身上還有沒蛻乾淨的報人氣質。馬希哲記得許知遠每次發來的書稿都會做成雙欄，行距和字間距都是仔細調過的固定格式。
許知遠覺得，梁啟超那一代人跟現在這一代人其實都是一樣的，都是歷史的俘虜。他想知道，此刻的中國對梁啟超會有何種迴響，“寫他其實是對此刻困境的一種迴應”。他問梁啟超，也問所有人，讀聖賢書，所為何事？
“我就像一個樹洞，一個收集者”
許知遠曾說，自己僅用30%的時間做節目，剩下70%的時間都用來寫作。
其實那70%的時間未必都埋頭在書桌前。
在採訪前，很多人說，許知遠的耐心不怎麼好。他坦承，“我討厭固定的方式”。寫不出文章的時候，就去做些別的，這是他所謂的“交替式休息”，“寫梁啟超是逃避《十三邀》的休息，拍《十三邀》是寫梁啟超的休息，做播客是另一種休息，都休息不過來的時候，就去管理公司。他們都說，管得很糟，也是一種休息”。
他也會去找朋友喝酒，用咖啡、酒精和音樂來“刺激感受力”，四季酒店和寶格麗酒店都是不錯的選擇。再者，還能去旅行。
對許知遠說，旅行的意義，“逃離當下和追求新鮮，必然是同時發生的”。
許知遠的旅行是從30歲之後開始的。這一年，他遇到了一個名叫“王子陶”的女人。在《一個遊蕩者的世界》自序裡，許知遠說她是個“不屈不撓、觀察力驚人的旅伴，她通過色彩、味道與人們不經意的小動作，拓展了我對陌生人與陌生社會的理解”。在這之前，許知遠每次旅行都很不自在，“總帶著書，不想亂走”。那位極有好奇心和語言天賦的戀人從2008年起帶他走過很多地方。
2010年，他在另一本遊記散文《祖國的陌生人》中寫道：“我潛意識裡希望，它（旅行）能夠幫我找到一把理解中國的鑰匙。”旅行中，他與礦工、退伍老兵這些“沉默的大多數”聊?天。
許知遠喜歡作家威廉·福克納說過的一句話：“過去從未消逝，它甚至從未過去。”出門旅行和追溯歷史對他來說都一樣有意思，因為“它們都是陌生的地方”。更多時候，他貪心地將魚和熊掌兼得：站在當時當地，勾連歷史未來。
在《遊蕩集》的線下活動中，許知遠說他喜歡“找一個地方變革的痕跡”。對他來說，每個國家和地區都會有極其特殊的、轉折性的時刻。那個時刻總會遺留下一些印記，從中可以看到人是如何反應的，“我們最好和最壞的時刻，都是在這種危險中誕生的”。
許知遠被一場革命吸引去了亞美尼亞。這是一個亞洲和歐洲交界處的外高加索地區的共和制國家。很少有中國人知道這個國家，倘若一定要說一樣頗有記憶點的事，那就是長期承包美國熱搜的明星金·卡戴珊是亞美尼亞裔。
2018年4月23日，在長達1個月的和平抗議後，連續當政10年的獨裁者宣佈辭職。許知遠覺得在全球民主浪潮退卻的時刻，“這是個童話式的故事”。為了感受這種快樂結尾的愉悅，他來到這個陳舊又年輕的國家。
旅行的時候，早上出門頭一件事就是找咖啡館喝咖啡。他喜歡在咖啡館，坐一下午，看街上的人，“他們都是很好看的，每一個都是openbooks”。當然，他也期待有個特別迷人的女人能帶自己走一程，“不過不知道怎麼讓她帶我，想想就算了”。——李誕曾在《十三邀》中提醒他不要在鏡頭前用“女人”這個詞，顯得油膩，得罪觀眾，但許知遠滿不在乎，照用不誤。
有意外收穫的旅行可以稱之為“完美”。
許知遠曾在舊金山唐人街意外遇到一位洪門致公堂的“龍頭大哥”。洪門是中國傳統的民間組織，舊金山洪門致公堂則起源於1848年。
“樑先生是保皇黨，是中華總會接待他，孫先生倒是每次都來的”，洪門大哥周國祥告訴許知遠。在流亡歲月中，他們給予了孫中山支持。
許知遠與這個身上有兩條青龍，“8歲入道，9歲捅人，12歲嫖妓，只讀到小學3年級”的大哥一起喝了咖啡，吃了廣東菜，“原本模模糊糊的那段歷史就這樣以生動具體的方式呈現在了眼前”。
無論是《祖國的陌生人》還是《一個遊蕩者的世界》，無論是《十三邀》還是《遊蕩集》，許知遠說，他在跟大量的陌生人聊天，“我就像一個樹洞，一個收集者”。他選擇從更多人那裡尋找困境的解決之道。
“你本身在生活中就是個遊蕩者嗎？”本刊記者問他。
“嗯”，許知遠沒有遲疑，“我討厭固定的方式”。無論生活還是創作，他都需要驚奇感，“可能是心理比較幼稚吧，小孩才需要驚奇感”。
所以，去年，當42歲的他對話28歲的李誕時，李誕最後忍不住對他說：“你可真是個年輕人”。
“沒有歷史，只有傳記”
許知遠堅稱自己是個知識分子，也是個享樂主義者，“我不是那種為理念獻身的人，我沒那麼勇敢，沒那麼決絕”。
他的前女友之一王子陶現在住在羅馬，買了塊地造房子。就在前幾天，他們還有過聯繫，她向他分享了自己去地中海的旅行。“我挺喜歡她的，實際上挺吉普賽精神”，他的語氣變得舒緩，“我挺喜歡這樣的人”。
他無法成為這樣的人。
許知遠關心全世界的年輕人。
他走上臺，作為一場浮世繪展覽的嘉賓。標誌性的白襯衫、修身牛仔褲，右邊的屁股兜裡卷著一本藍色封面的書。相比起兩位嘉賓的拘謹，許知遠顯得放鬆，手臂搭在椅背上，腳下穿著人字拖。
他再一次成為發問者。許知遠向來自日本的嘉賓詢問：“看著日劇、漫畫長大的日本年輕人還能否理解江戶時代的浮世繪？”
這是一個典型的“許知遠式提問”。
在他的訪談節目《十三邀》裡，他總是試圖追問他的採訪對象對這個時代的看法。他問林志玲，怎麼看東亞社會審美的單調性？他問俞飛鴻，你那麼美，為什麼要拍那麼庸俗的劇？他問李誕，生活哪有這麼嚴峻？他問木村拓哉，有沒有想利用自己的能量改變日本？他問張藝謀，你為什麼要拍一部爛片？他笨拙而執著地發問，除了把天兒聊死，他很少能得到真正的回答，他因此被稱為“最不會聊天的主持人”或者“最令人無比尷尬的公知”。
在這個時代，公共知識分子成了一個被群嘲的詞。在之前的採訪中，許知遠的朋友還特意叮囑記者，千萬別把許知遠寫成“公知”。許知遠沒有這種擔憂，“我當然是一個知識分子了，我從不諱言這一點”。
他成了被攻擊的“靶子”。在接受“紅板報”採訪時他說：“在這樣一個反智的時代，我堅定地聲稱自己是一個知識分子，它必然會引起各種各樣的衝突。”
許知遠作為一個曾經的媒體人，他當然知道一旦涉足大眾傳播，就不可避免招來非議，“你也可以非常愛惜羽毛，就在知識分子世界裡，與大眾不發生關係，你的形象或狀態一直是那個樣子”。這是很多人的選擇，但不是許知遠的。
也許是因為他足夠自戀，也許他是個樂觀主義者，他決定還是要做一個“不合時宜”的知識分子，要“對世界進行廣泛發言”：他寫專欄，開書店，錄電臺，做訪談……
在《十三邀》裡不斷以“知識分子”的身份試圖喚醒採訪對象卻屢屢碰壁之後，許知遠或許在另一個時空裡找到了慰藉。他今年一口氣出版了兩本新書：《青年變革者：梁啟超1873—1898》和《遊蕩集》。
許知遠說前者是他“四十年來最重要的作品”。書裡回顧了梁啟超從出生到百日維新失敗流亡日本的歲月。這不過是梁啟超傳的前奏，許知遠計劃要寫三卷本，使其成為一部近代中國的百科全書，“展現出幾代人的焦灼與渴望、勇氣與怯懦”。這是他在視頻訪談中最想從嘉賓身上得到的，但要麼被雲淡風輕地一筆帶過，要麼被嘻嘻哈哈地插科打諢過去，要麼被正襟危坐地忽視了。
“梁啟超那一代人也面臨一個加速度的、技術革命與知識爆炸的時代，他應對這些變革時的勇敢與迷惘”，激起了許知遠強烈的共鳴。這或許是一場跨越時空的《十三邀》，他追問梁啟超，時代的困境到底何解？
“假如你邀請梁啟超上《十三邀》，會如何自我介紹？”本刊記者問他。
許知遠沒有思考太久，“我想做他的追隨者”。很快，他又重複了一遍：“我會很誠懇地跟他說我想追隨他”。
散文集《遊蕩集》則收集了許知遠在日常生活和旅行中的意念斷片。許知遠邊走邊聊，口中還是絮叨著同一個母題：對當下中國的不解，以及試著理解這個時代。
他是個遊蕩者，穿梭在不同時空，只尋找一個答案。
讀聖賢書，所為何事？
許知遠選了羅振宇作為《十三邀》的第一個採訪對象。
這簡直是一次災難性的對談——一個“可憐唱輓歌的人”與一個“那個唱輓歌的人”。許知遠不認為知識應該如此實用，而羅振宇卻覺得“本該如此”。
第一次嘗試，許知遠沒能找到“知識分子”的知己。也許，往回找會運氣好一些。
“讀聖賢書，所為何事？”
許知遠再三向蔡瀾強調，自己很喜歡這句話。蔡瀾的父親蔡文玄早在上世紀20年代就是一位愛國青年，曾在汕頭辦報呼籲“謀國之士奮然興起”。許知遠以為從小耳濡目染的蔡瀾也許能解答他的問題。他相信，“感官主義者”蔡瀾內心一定是“道德主義者”，面對當下這個社會，他如何自處？
蔡瀾四兩撥千斤，用琳琅滿目的吃吃喝喝擋了過去。許知遠再追問，蔡瀾勸他：“不要想得太多呀，老兄。”
類似挫敗是常態。對許知遠而言，寫梁啟超傳是一個“避難所”，“我也深深地被那一代知識分子身上那種強烈的，想去改變社會、參與行動的那種熱情所打動了，因為我們這代人其實普遍屬於行動無能的一代人”。
梁啟超是在許知遠遊蕩書店時被發現的。2013年，剛過37歲的許知遠厭倦新聞業，從北京搬到舊金山。他喜歡到哥倫布街上的城市之光書店打發時間。他記得那天一進門，就在推薦書架的位置上看到了一張中國人的臉——梁啟超。那是一本印著很多人的書刊封面，大約30歲的梁啟超一扭頭，就能捱上印度詩人泰戈爾和阿富汗思想家哲馬魯丁·阿富汗尼。
許知遠一下子被擊中了。他最早是在小時候讀過的課文《少年中國說》裡知道梁啟超的。許知遠的偶像、臺灣作家李敖也在《北京法源寺》裡寫過樑啟超。決定寫梁啟超之後，他數度翻開《北京法源寺》，帶著它去法源寺閒坐，想象李敖筆下的那個世界，這能幫助他理解當時的社會情緒和人物內心。
在“被書架上的梁啟超注視了兩年之後”，許知遠終於在2015年9月的一個晚上寫下了第一行字：“對於自己的出生年份，梁啟超日後寫道，是太平天國在南京覆滅後的第十年，大學士曾國藩逝世一年後，普法戰爭結束的第三年，意大利則在這一年於羅馬建國。”他獨居，喝著酒，也許是蘇格蘭威士忌，BBC古典音樂臺24小時持續流淌著音樂。
後來他好幾次想過要修改這個開頭，“但不知道怎麼改，就放在那了”。
第一筆鑿下去，進度“很緩慢”。許知遠將這次寫作視為“一樁徹頭徹尾的苦役”。偶爾，筆尖觸到酒精，火花四濺，靈光乍現。
許知遠記得在寫梁啟超序言的那晚，他喝了好多威士忌，“不知道哪來的亢奮”，從晚上10點寫到凌晨4點，洋洋灑灑寫了六千多字。那一節寫的正好是梁啟超到日本使館避難隨即逃亡日本的歷程。
奔命的梁啟超，疾書的許知遠。
不過，“大部分時候基本上就是在擠牙膏那樣寫”，許知遠不避諱談創作中的焦慮。好友馬希哲記得，許知遠在寫梁啟超時，“無時無刻不在說‘寫不出來怎麼辦’‘這個想法到底行不行’”。就算是擠牙膏，還是要寫下去，“當牙膏擠到一半或是開始擠的時候，不擠更痛苦”，許知遠開玩笑地說。
馬希哲覺得，許知遠寫梁啟超是很合適的，因為“兩人的職業生涯軌跡很相似”。
許知遠也告訴本刊記者，他跟梁啟超都曾是報人，都喜歡到處旅行，對世界有好奇心，“我覺得我們都算很單純的人”。
他花了整整三個章節寫梁啟超辦《時務報》的經歷。他想關注的問題太多，從報紙的發行到報社內部的股東。
許知遠二十幾歲做主筆，寫專欄，也創辦雜誌，身上還有沒蛻乾淨的報人氣質。馬希哲記得許知遠每次發來的書稿都會做成雙欄，行距和字間距都是仔細調過的固定格式。
許知遠覺得，梁啟超那一代人跟現在這一代人其實都是一樣的，都是歷史的俘虜。他想知道，此刻的中國對梁啟超會有何種迴響，“寫他其實是對此刻困境的一種迴應”。他問梁啟超，也問所有人，讀聖賢書，所為何事？
“我就像一個樹洞，一個收集者”
許知遠曾說，自己僅用30%的時間做節目，剩下70%的時間都用來寫作。
其實那70%的時間未必都埋頭在書桌前。
在採訪前，很多人說，許知遠的耐心不怎麼好。他坦承，“我討厭固定的方式”。寫不出文章的時候，就去做些別的，這是他所謂的“交替式休息”，“寫梁啟超是逃避《十三邀》的休息，拍《十三邀》是寫梁啟超的休息，做播客是另一種休息，都休息不過來的時候，就去管理公司。他們都說，管得很糟，也是一種休息”。
他也會去找朋友喝酒，用咖啡、酒精和音樂來“刺激感受力”，四季酒店和寶格麗酒店都是不錯的選擇。再者，還能去旅行。
對許知遠說，旅行的意義，“逃離當下和追求新鮮，必然是同時發生的”。
許知遠的旅行是從30歲之後開始的。這一年，他遇到了一個名叫“王子陶”的女人。在《一個遊蕩者的世界》自序裡，許知遠說她是個“不屈不撓、觀察力驚人的旅伴，她通過色彩、味道與人們不經意的小動作，拓展了我對陌生人與陌生社會的理解”。在這之前，許知遠每次旅行都很不自在，“總帶著書，不想亂走”。那位極有好奇心和語言天賦的戀人從2008年起帶他走過很多地方。
2010年，他在另一本遊記散文《祖國的陌生人》中寫道：“我潛意識裡希望，它（旅行）能夠幫我找到一把理解中國的鑰匙。”旅行中，他與礦工、退伍老兵這些“沉默的大多數”聊?天。
許知遠喜歡作家威廉·福克納說過的一句話：“過去從未消逝，它甚至從未過去。”出門旅行和追溯歷史對他來說都一樣有意思，因為“它們都是陌生的地方”。更多時候，他貪心地將魚和熊掌兼得：站在當時當地，勾連歷史未來。
在《遊蕩集》的線下活動中，許知遠說他喜歡“找一個地方變革的痕跡”。對他來說，每個國家和地區都會有極其特殊的、轉折性的時刻。那個時刻總會遺留下一些印記，從中可以看到人是如何反應的，“我們最好和最壞的時刻，都是在這種危險中誕生的”。
許知遠被一場革命吸引去了亞美尼亞。這是一個亞洲和歐洲交界處的外高加索地區的共和制國家。很少有中國人知道這個國家，倘若一定要說一樣頗有記憶點的事，那就是長期承包美國熱搜的明星金·卡戴珊是亞美尼亞裔。
2018年4月23日，在長達1個月的和平抗議後，連續當政10年的獨裁者宣佈辭職。許知遠覺得在全球民主浪潮退卻的時刻，“這是個童話式的故事”。為了感受這種快樂結尾的愉悅，他來到這個陳舊又年輕的國家。
旅行的時候，早上出門頭一件事就是找咖啡館喝咖啡。他喜歡在咖啡館，坐一下午，看街上的人，“他們都是很好看的，每一個都是openbooks”。當然，他也期待有個特別迷人的女人能帶自己走一程，“不過不知道怎麼讓她帶我，想想就算了”。——李誕曾在《十三邀》中提醒他不要在鏡頭前用“女人”這個詞，顯得油膩，得罪觀眾，但許知遠滿不在乎，照用不誤。
有意外收穫的旅行可以稱之為“完美”。
許知遠曾在舊金山唐人街意外遇到一位洪門致公堂的“龍頭大哥”。洪門是中國傳統的民間組織，舊金山洪門致公堂則起源於1848年。
“樑先生是保皇黨，是中華總會接待他，孫先生倒是每次都來的”，洪門大哥周國祥告訴許知遠。在流亡歲月中，他們給予了孫中山支持。
許知遠與這個身上有兩條青龍，“8歲入道，9歲捅人，12歲嫖妓，只讀到小學3年級”的大哥一起喝了咖啡，吃了廣東菜，“原本模模糊糊的那段歷史就這樣以生動具體的方式呈現在了眼前”。
無論是《祖國的陌生人》還是《一個遊蕩者的世界》，無論是《十三邀》還是《遊蕩集》，許知遠說，他在跟大量的陌生人聊天，“我就像一個樹洞，一個收集者”。他選擇從更多人那裡尋找困境的解決之道。
“你本身在生活中就是個遊蕩者嗎？”本刊記者問他。
“嗯”，許知遠沒有遲疑，“我討厭固定的方式”。無論生活還是創作，他都需要驚奇感，“可能是心理比較幼稚吧，小孩才需要驚奇感”。
所以，去年，當42歲的他對話28歲的李誕時，李誕最後忍不住對他說：“你可真是個年輕人”。
“沒有歷史，只有傳記”
許知遠堅稱自己是個知識分子，也是個享樂主義者，“我不是那種為理念獻身的人，我沒那麼勇敢，沒那麼決絕”。
他的前女友之一王子陶現在住在羅馬，買了塊地造房子。就在前幾天，他們還有過聯繫，她向他分享了自己去地中海的旅行。“我挺喜歡她的，實際上挺吉普賽精神”，他的語氣變得舒緩，“我挺喜歡這樣的人”。
他無法成為這樣的人。
許知遠記得在非洲坦桑尼亞旅行時，曾碰上六七個持刀少年的夾擊。他料想自己肯定打不過少年，也無法想象挨一刀是什麼體驗，只能一路跑到一家銀行。當地治安很亂，銀行保安都是真槍實彈，幫他們嚇跑了少年。事後，他和旅伴把身上絕大部分現金都給了保安。現在想起來他還有些害怕。
他渴望冒險，又不敢冒險。許知遠心裡最想做的職業是去亞馬遜尋找大蟒蛇、攀爬懸崖、去湖裡釣食人魚，但“完全不敢，太恐懼了”。
他覺得，相比起來，“活在人們中間，去了解陌生的地方”安全係數高一些。不過，作為一個訪談者，面對陌生人，許知遠還是緊張的，在視頻中，在書中，他都不掩飾這一點。
寫作才是他最擅長的事。大部分時候許知遠都待在辦公室翻閱各種關於梁啟超的史料，一旦發現可能有用的就抄下來，“從這個抄到那個，從那個抄到這個”。
許知遠關心全世界的年輕人。
他走上臺，作為一場浮世繪展覽的嘉賓。標誌性的白襯衫、修身牛仔褲，右邊的屁股兜裡卷著一本藍色封面的書。相比起兩位嘉賓的拘謹，許知遠顯得放鬆，手臂搭在椅背上，腳下穿著人字拖。
他再一次成為發問者。許知遠向來自日本的嘉賓詢問：“看著日劇、漫畫長大的日本年輕人還能否理解江戶時代的浮世繪？”
這是一個典型的“許知遠式提問”。
在他的訪談節目《十三邀》裡，他總是試圖追問他的採訪對象對這個時代的看法。他問林志玲，怎麼看東亞社會審美的單調性？他問俞飛鴻，你那麼美，為什麼要拍那麼庸俗的劇？他問李誕，生活哪有這麼嚴峻？他問木村拓哉，有沒有想利用自己的能量改變日本？他問張藝謀，你為什麼要拍一部爛片？他笨拙而執著地發問，除了把天兒聊死，他很少能得到真正的回答，他因此被稱為“最不會聊天的主持人”或者“最令人無比尷尬的公知”。
在這個時代，公共知識分子成了一個被群嘲的詞。在之前的採訪中，許知遠的朋友還特意叮囑記者，千萬別把許知遠寫成“公知”。許知遠沒有這種擔憂，“我當然是一個知識分子了，我從不諱言這一點”。
他成了被攻擊的“靶子”。在接受“紅板報”採訪時他說：“在這樣一個反智的時代，我堅定地聲稱自己是一個知識分子，它必然會引起各種各樣的衝突。”
許知遠作為一個曾經的媒體人，他當然知道一旦涉足大眾傳播，就不可避免招來非議，“你也可以非常愛惜羽毛，就在知識分子世界裡，與大眾不發生關係，你的形象或狀態一直是那個樣子”。這是很多人的選擇，但不是許知遠的。
也許是因為他足夠自戀，也許他是個樂觀主義者，他決定還是要做一個“不合時宜”的知識分子，要“對世界進行廣泛發言”：他寫專欄，開書店，錄電臺，做訪談……
在《十三邀》裡不斷以“知識分子”的身份試圖喚醒採訪對象卻屢屢碰壁之後，許知遠或許在另一個時空裡找到了慰藉。他今年一口氣出版了兩本新書：《青年變革者：梁啟超1873—1898》和《遊蕩集》。
許知遠說前者是他“四十年來最重要的作品”。書裡回顧了梁啟超從出生到百日維新失敗流亡日本的歲月。這不過是梁啟超傳的前奏，許知遠計劃要寫三卷本，使其成為一部近代中國的百科全書，“展現出幾代人的焦灼與渴望、勇氣與怯懦”。這是他在視頻訪談中最想從嘉賓身上得到的，但要麼被雲淡風輕地一筆帶過，要麼被嘻嘻哈哈地插科打諢過去，要麼被正襟危坐地忽視了。
“梁啟超那一代人也面臨一個加速度的、技術革命與知識爆炸的時代，他應對這些變革時的勇敢與迷惘”，激起了許知遠強烈的共鳴。這或許是一場跨越時空的《十三邀》，他追問梁啟超，時代的困境到底何解？
“假如你邀請梁啟超上《十三邀》，會如何自我介紹？”本刊記者問他。
許知遠沒有思考太久，“我想做他的追隨者”。很快，他又重複了一遍：“我會很誠懇地跟他說我想追隨他”。
散文集《遊蕩集》則收集了許知遠在日常生活和旅行中的意念斷片。許知遠邊走邊聊，口中還是絮叨著同一個母題：對當下中國的不解，以及試著理解這個時代。
他是個遊蕩者，穿梭在不同時空，只尋找一個答案。
讀聖賢書，所為何事？
許知遠選了羅振宇作為《十三邀》的第一個採訪對象。
這簡直是一次災難性的對談——一個“可憐唱輓歌的人”與一個“那個唱輓歌的人”。許知遠不認為知識應該如此實用，而羅振宇卻覺得“本該如此”。
第一次嘗試，許知遠沒能找到“知識分子”的知己。也許，往回找會運氣好一些。
“讀聖賢書，所為何事？”
許知遠再三向蔡瀾強調，自己很喜歡這句話。蔡瀾的父親蔡文玄早在上世紀20年代就是一位愛國青年，曾在汕頭辦報呼籲“謀國之士奮然興起”。許知遠以為從小耳濡目染的蔡瀾也許能解答他的問題。他相信，“感官主義者”蔡瀾內心一定是“道德主義者”，面對當下這個社會，他如何自處？
蔡瀾四兩撥千斤，用琳琅滿目的吃吃喝喝擋了過去。許知遠再追問，蔡瀾勸他：“不要想得太多呀，老兄。”
類似挫敗是常態。對許知遠而言，寫梁啟超傳是一個“避難所”，“我也深深地被那一代知識分子身上那種強烈的，想去改變社會、參與行動的那種熱情所打動了，因為我們這代人其實普遍屬於行動無能的一代人”。
梁啟超是在許知遠遊蕩書店時被發現的。2013年，剛過37歲的許知遠厭倦新聞業，從北京搬到舊金山。他喜歡到哥倫布街上的城市之光書店打發時間。他記得那天一進門，就在推薦書架的位置上看到了一張中國人的臉——梁啟超。那是一本印著很多人的書刊封面，大約30歲的梁啟超一扭頭，就能捱上印度詩人泰戈爾和阿富汗思想家哲馬魯丁·阿富汗尼。
許知遠一下子被擊中了。他最早是在小時候讀過的課文《少年中國說》裡知道梁啟超的。許知遠的偶像、臺灣作家李敖也在《北京法源寺》裡寫過樑啟超。決定寫梁啟超之後，他數度翻開《北京法源寺》，帶著它去法源寺閒坐，想象李敖筆下的那個世界，這能幫助他理解當時的社會情緒和人物內心。
在“被書架上的梁啟超注視了兩年之後”，許知遠終於在2015年9月的一個晚上寫下了第一行字：“對於自己的出生年份，梁啟超日後寫道，是太平天國在南京覆滅後的第十年，大學士曾國藩逝世一年後，普法戰爭結束的第三年，意大利則在這一年於羅馬建國。”他獨居，喝著酒，也許是蘇格蘭威士忌，BBC古典音樂臺24小時持續流淌著音樂。
後來他好幾次想過要修改這個開頭，“但不知道怎麼改，就放在那了”。
第一筆鑿下去，進度“很緩慢”。許知遠將這次寫作視為“一樁徹頭徹尾的苦役”。偶爾，筆尖觸到酒精，火花四濺，靈光乍現。
許知遠記得在寫梁啟超序言的那晚，他喝了好多威士忌，“不知道哪來的亢奮”，從晚上10點寫到凌晨4點，洋洋灑灑寫了六千多字。那一節寫的正好是梁啟超到日本使館避難隨即逃亡日本的歷程。
奔命的梁啟超，疾書的許知遠。
不過，“大部分時候基本上就是在擠牙膏那樣寫”，許知遠不避諱談創作中的焦慮。好友馬希哲記得，許知遠在寫梁啟超時，“無時無刻不在說‘寫不出來怎麼辦’‘這個想法到底行不行’”。就算是擠牙膏，還是要寫下去，“當牙膏擠到一半或是開始擠的時候，不擠更痛苦”，許知遠開玩笑地說。
馬希哲覺得，許知遠寫梁啟超是很合適的，因為“兩人的職業生涯軌跡很相似”。
許知遠也告訴本刊記者，他跟梁啟超都曾是報人，都喜歡到處旅行，對世界有好奇心，“我覺得我們都算很單純的人”。
他花了整整三個章節寫梁啟超辦《時務報》的經歷。他想關注的問題太多，從報紙的發行到報社內部的股東。
許知遠二十幾歲做主筆，寫專欄，也創辦雜誌，身上還有沒蛻乾淨的報人氣質。馬希哲記得許知遠每次發來的書稿都會做成雙欄，行距和字間距都是仔細調過的固定格式。
許知遠覺得，梁啟超那一代人跟現在這一代人其實都是一樣的，都是歷史的俘虜。他想知道，此刻的中國對梁啟超會有何種迴響，“寫他其實是對此刻困境的一種迴應”。他問梁啟超，也問所有人，讀聖賢書，所為何事？
“我就像一個樹洞，一個收集者”
許知遠曾說，自己僅用30%的時間做節目，剩下70%的時間都用來寫作。
其實那70%的時間未必都埋頭在書桌前。
在採訪前，很多人說，許知遠的耐心不怎麼好。他坦承，“我討厭固定的方式”。寫不出文章的時候，就去做些別的，這是他所謂的“交替式休息”，“寫梁啟超是逃避《十三邀》的休息，拍《十三邀》是寫梁啟超的休息，做播客是另一種休息，都休息不過來的時候，就去管理公司。他們都說，管得很糟，也是一種休息”。
他也會去找朋友喝酒，用咖啡、酒精和音樂來“刺激感受力”，四季酒店和寶格麗酒店都是不錯的選擇。再者，還能去旅行。
對許知遠說，旅行的意義，“逃離當下和追求新鮮，必然是同時發生的”。
許知遠的旅行是從30歲之後開始的。這一年，他遇到了一個名叫“王子陶”的女人。在《一個遊蕩者的世界》自序裡，許知遠說她是個“不屈不撓、觀察力驚人的旅伴，她通過色彩、味道與人們不經意的小動作，拓展了我對陌生人與陌生社會的理解”。在這之前，許知遠每次旅行都很不自在，“總帶著書，不想亂走”。那位極有好奇心和語言天賦的戀人從2008年起帶他走過很多地方。
2010年，他在另一本遊記散文《祖國的陌生人》中寫道：“我潛意識裡希望，它（旅行）能夠幫我找到一把理解中國的鑰匙。”旅行中，他與礦工、退伍老兵這些“沉默的大多數”聊?天。
許知遠喜歡作家威廉·福克納說過的一句話：“過去從未消逝，它甚至從未過去。”出門旅行和追溯歷史對他來說都一樣有意思，因為“它們都是陌生的地方”。更多時候，他貪心地將魚和熊掌兼得：站在當時當地，勾連歷史未來。
在《遊蕩集》的線下活動中，許知遠說他喜歡“找一個地方變革的痕跡”。對他來說，每個國家和地區都會有極其特殊的、轉折性的時刻。那個時刻總會遺留下一些印記，從中可以看到人是如何反應的，“我們最好和最壞的時刻，都是在這種危險中誕生的”。
許知遠被一場革命吸引去了亞美尼亞。這是一個亞洲和歐洲交界處的外高加索地區的共和制國家。很少有中國人知道這個國家，倘若一定要說一樣頗有記憶點的事，那就是長期承包美國熱搜的明星金·卡戴珊是亞美尼亞裔。
2018年4月23日，在長達1個月的和平抗議後，連續當政10年的獨裁者宣佈辭職。許知遠覺得在全球民主浪潮退卻的時刻，“這是個童話式的故事”。為了感受這種快樂結尾的愉悅，他來到這個陳舊又年輕的國家。
旅行的時候，早上出門頭一件事就是找咖啡館喝咖啡。他喜歡在咖啡館，坐一下午，看街上的人，“他們都是很好看的，每一個都是openbooks”。當然，他也期待有個特別迷人的女人能帶自己走一程，“不過不知道怎麼讓她帶我，想想就算了”。——李誕曾在《十三邀》中提醒他不要在鏡頭前用“女人”這個詞，顯得油膩，得罪觀眾，但許知遠滿不在乎，照用不誤。
有意外收穫的旅行可以稱之為“完美”。
許知遠曾在舊金山唐人街意外遇到一位洪門致公堂的“龍頭大哥”。洪門是中國傳統的民間組織，舊金山洪門致公堂則起源於1848年。
“樑先生是保皇黨，是中華總會接待他，孫先生倒是每次都來的”，洪門大哥周國祥告訴許知遠。在流亡歲月中，他們給予了孫中山支持。
許知遠與這個身上有兩條青龍，“8歲入道，9歲捅人，12歲嫖妓，只讀到小學3年級”的大哥一起喝了咖啡，吃了廣東菜，“原本模模糊糊的那段歷史就這樣以生動具體的方式呈現在了眼前”。
無論是《祖國的陌生人》還是《一個遊蕩者的世界》，無論是《十三邀》還是《遊蕩集》，許知遠說，他在跟大量的陌生人聊天，“我就像一個樹洞，一個收集者”。他選擇從更多人那裡尋找困境的解決之道。
“你本身在生活中就是個遊蕩者嗎？”本刊記者問他。
“嗯”，許知遠沒有遲疑，“我討厭固定的方式”。無論生活還是創作，他都需要驚奇感，“可能是心理比較幼稚吧，小孩才需要驚奇感”。
所以，去年，當42歲的他對話28歲的李誕時，李誕最後忍不住對他說：“你可真是個年輕人”。
“沒有歷史，只有傳記”
許知遠堅稱自己是個知識分子，也是個享樂主義者，“我不是那種為理念獻身的人，我沒那麼勇敢，沒那麼決絕”。
他的前女友之一王子陶現在住在羅馬，買了塊地造房子。就在前幾天，他們還有過聯繫，她向他分享了自己去地中海的旅行。“我挺喜歡她的，實際上挺吉普賽精神”，他的語氣變得舒緩，“我挺喜歡這樣的人”。
他無法成為這樣的人。
許知遠記得在非洲坦桑尼亞旅行時，曾碰上六七個持刀少年的夾擊。他料想自己肯定打不過少年，也無法想象挨一刀是什麼體驗，只能一路跑到一家銀行。當地治安很亂，銀行保安都是真槍實彈，幫他們嚇跑了少年。事後，他和旅伴把身上絕大部分現金都給了保安。現在想起來他還有些害怕。
他渴望冒險，又不敢冒險。許知遠心裡最想做的職業是去亞馬遜尋找大蟒蛇、攀爬懸崖、去湖裡釣食人魚，但“完全不敢，太恐懼了”。
他覺得，相比起來，“活在人們中間，去了解陌生的地方”安全係數高一些。不過，作為一個訪談者，面對陌生人，許知遠還是緊張的，在視頻中，在書中，他都不掩飾這一點。
寫作才是他最擅長的事。大部分時候許知遠都待在辦公室翻閱各種關於梁啟超的史料，一旦發現可能有用的就抄下來，“從這個抄到那個，從那個抄到這個”。
“我在寫作時，有時候猜想自己是他（梁啟超）”，許知遠說。當他想說一些話的時候，他藏在了梁啟超身後。有一些讀者質疑：許知遠想象的梁啟超到底距離歷史上的梁啟超有多遠？許知遠像美國作家愛默生一樣篤信：“沒有歷史，只有傳記。”他覺得“歷史不是隻有史實，我們對過去的理解很大程度上是虛構的”，如同寫日記總要拎出一條邏輯，這邏輯並非真實邏輯。歷史學者馬勇也贊同這一觀點，他認為“歷史不僅要有材料，歷史學還要有想象，要有感覺，否則就是編大事記”。
許知遠喜歡用食物、氣味甚至經歷來調動對歷史的理解。
在寫“梁啟超傳”第一卷時，許知遠把梁啟超走過的地兒都走了個遍。他對新會和長沙印象深刻。
到了新會，免不了要先來一頓陳皮宴，然後去梁啟超小時候爬的山上去走一圈，望著海面發呆。慶幸的是，梁啟超遠眺過的塔還在。跟梁啟超研究會的老先生吃飯，抱回一大摞有關梁啟超研究的趣聞也為他添了不少靈感。長沙人的脾性跟其他地方又不同，“性格都很硬”。
當被問起變化的城市還能否引起他對梁啟超的共鳴時，許知遠反應極快：“但那些辣椒還在，那種鬧騰騰的市井生活還在，不可能所有痕跡都消失。”
許知遠關心全世界的年輕人。
他走上臺，作為一場浮世繪展覽的嘉賓。標誌性的白襯衫、修身牛仔褲，右邊的屁股兜裡卷著一本藍色封面的書。相比起兩位嘉賓的拘謹，許知遠顯得放鬆，手臂搭在椅背上，腳下穿著人字拖。
他再一次成為發問者。許知遠向來自日本的嘉賓詢問：“看著日劇、漫畫長大的日本年輕人還能否理解江戶時代的浮世繪？”
這是一個典型的“許知遠式提問”。
在他的訪談節目《十三邀》裡，他總是試圖追問他的採訪對象對這個時代的看法。他問林志玲，怎麼看東亞社會審美的單調性？他問俞飛鴻，你那麼美，為什麼要拍那麼庸俗的劇？他問李誕，生活哪有這麼嚴峻？他問木村拓哉，有沒有想利用自己的能量改變日本？他問張藝謀，你為什麼要拍一部爛片？他笨拙而執著地發問，除了把天兒聊死，他很少能得到真正的回答，他因此被稱為“最不會聊天的主持人”或者“最令人無比尷尬的公知”。
在這個時代，公共知識分子成了一個被群嘲的詞。在之前的採訪中，許知遠的朋友還特意叮囑記者，千萬別把許知遠寫成“公知”。許知遠沒有這種擔憂，“我當然是一個知識分子了，我從不諱言這一點”。
他成了被攻擊的“靶子”。在接受“紅板報”採訪時他說：“在這樣一個反智的時代，我堅定地聲稱自己是一個知識分子，它必然會引起各種各樣的衝突。”
許知遠作為一個曾經的媒體人，他當然知道一旦涉足大眾傳播，就不可避免招來非議，“你也可以非常愛惜羽毛，就在知識分子世界裡，與大眾不發生關係，你的形象或狀態一直是那個樣子”。這是很多人的選擇，但不是許知遠的。
也許是因為他足夠自戀，也許他是個樂觀主義者，他決定還是要做一個“不合時宜”的知識分子，要“對世界進行廣泛發言”：他寫專欄，開書店，錄電臺，做訪談……
在《十三邀》裡不斷以“知識分子”的身份試圖喚醒採訪對象卻屢屢碰壁之後，許知遠或許在另一個時空裡找到了慰藉。他今年一口氣出版了兩本新書：《青年變革者：梁啟超1873—1898》和《遊蕩集》。
許知遠說前者是他“四十年來最重要的作品”。書裡回顧了梁啟超從出生到百日維新失敗流亡日本的歲月。這不過是梁啟超傳的前奏，許知遠計劃要寫三卷本，使其成為一部近代中國的百科全書，“展現出幾代人的焦灼與渴望、勇氣與怯懦”。這是他在視頻訪談中最想從嘉賓身上得到的，但要麼被雲淡風輕地一筆帶過，要麼被嘻嘻哈哈地插科打諢過去，要麼被正襟危坐地忽視了。
“梁啟超那一代人也面臨一個加速度的、技術革命與知識爆炸的時代，他應對這些變革時的勇敢與迷惘”，激起了許知遠強烈的共鳴。這或許是一場跨越時空的《十三邀》，他追問梁啟超，時代的困境到底何解？
“假如你邀請梁啟超上《十三邀》，會如何自我介紹？”本刊記者問他。
許知遠沒有思考太久，“我想做他的追隨者”。很快，他又重複了一遍：“我會很誠懇地跟他說我想追隨他”。
散文集《遊蕩集》則收集了許知遠在日常生活和旅行中的意念斷片。許知遠邊走邊聊，口中還是絮叨著同一個母題：對當下中國的不解，以及試著理解這個時代。
他是個遊蕩者，穿梭在不同時空，只尋找一個答案。
讀聖賢書，所為何事？
許知遠選了羅振宇作為《十三邀》的第一個採訪對象。
這簡直是一次災難性的對談——一個“可憐唱輓歌的人”與一個“那個唱輓歌的人”。許知遠不認為知識應該如此實用，而羅振宇卻覺得“本該如此”。
第一次嘗試，許知遠沒能找到“知識分子”的知己。也許，往回找會運氣好一些。
“讀聖賢書，所為何事？”
許知遠再三向蔡瀾強調，自己很喜歡這句話。蔡瀾的父親蔡文玄早在上世紀20年代就是一位愛國青年，曾在汕頭辦報呼籲“謀國之士奮然興起”。許知遠以為從小耳濡目染的蔡瀾也許能解答他的問題。他相信，“感官主義者”蔡瀾內心一定是“道德主義者”，面對當下這個社會，他如何自處？
蔡瀾四兩撥千斤，用琳琅滿目的吃吃喝喝擋了過去。許知遠再追問，蔡瀾勸他：“不要想得太多呀，老兄。”
類似挫敗是常態。對許知遠而言，寫梁啟超傳是一個“避難所”，“我也深深地被那一代知識分子身上那種強烈的，想去改變社會、參與行動的那種熱情所打動了，因為我們這代人其實普遍屬於行動無能的一代人”。
梁啟超是在許知遠遊蕩書店時被發現的。2013年，剛過37歲的許知遠厭倦新聞業，從北京搬到舊金山。他喜歡到哥倫布街上的城市之光書店打發時間。他記得那天一進門，就在推薦書架的位置上看到了一張中國人的臉——梁啟超。那是一本印著很多人的書刊封面，大約30歲的梁啟超一扭頭，就能捱上印度詩人泰戈爾和阿富汗思想家哲馬魯丁·阿富汗尼。
許知遠一下子被擊中了。他最早是在小時候讀過的課文《少年中國說》裡知道梁啟超的。許知遠的偶像、臺灣作家李敖也在《北京法源寺》裡寫過樑啟超。決定寫梁啟超之後，他數度翻開《北京法源寺》，帶著它去法源寺閒坐，想象李敖筆下的那個世界，這能幫助他理解當時的社會情緒和人物內心。
在“被書架上的梁啟超注視了兩年之後”，許知遠終於在2015年9月的一個晚上寫下了第一行字：“對於自己的出生年份，梁啟超日後寫道，是太平天國在南京覆滅後的第十年，大學士曾國藩逝世一年後，普法戰爭結束的第三年，意大利則在這一年於羅馬建國。”他獨居，喝著酒，也許是蘇格蘭威士忌，BBC古典音樂臺24小時持續流淌著音樂。
後來他好幾次想過要修改這個開頭，“但不知道怎麼改，就放在那了”。
第一筆鑿下去，進度“很緩慢”。許知遠將這次寫作視為“一樁徹頭徹尾的苦役”。偶爾，筆尖觸到酒精，火花四濺，靈光乍現。
許知遠記得在寫梁啟超序言的那晚，他喝了好多威士忌，“不知道哪來的亢奮”，從晚上10點寫到凌晨4點，洋洋灑灑寫了六千多字。那一節寫的正好是梁啟超到日本使館避難隨即逃亡日本的歷程。
奔命的梁啟超，疾書的許知遠。
不過，“大部分時候基本上就是在擠牙膏那樣寫”，許知遠不避諱談創作中的焦慮。好友馬希哲記得，許知遠在寫梁啟超時，“無時無刻不在說‘寫不出來怎麼辦’‘這個想法到底行不行’”。就算是擠牙膏，還是要寫下去，“當牙膏擠到一半或是開始擠的時候，不擠更痛苦”，許知遠開玩笑地說。
馬希哲覺得，許知遠寫梁啟超是很合適的，因為“兩人的職業生涯軌跡很相似”。
許知遠也告訴本刊記者，他跟梁啟超都曾是報人，都喜歡到處旅行，對世界有好奇心，“我覺得我們都算很單純的人”。
他花了整整三個章節寫梁啟超辦《時務報》的經歷。他想關注的問題太多，從報紙的發行到報社內部的股東。
許知遠二十幾歲做主筆，寫專欄，也創辦雜誌，身上還有沒蛻乾淨的報人氣質。馬希哲記得許知遠每次發來的書稿都會做成雙欄，行距和字間距都是仔細調過的固定格式。
許知遠覺得，梁啟超那一代人跟現在這一代人其實都是一樣的，都是歷史的俘虜。他想知道，此刻的中國對梁啟超會有何種迴響，“寫他其實是對此刻困境的一種迴應”。他問梁啟超，也問所有人，讀聖賢書，所為何事？
“我就像一個樹洞，一個收集者”
許知遠曾說，自己僅用30%的時間做節目，剩下70%的時間都用來寫作。
其實那70%的時間未必都埋頭在書桌前。
在採訪前，很多人說，許知遠的耐心不怎麼好。他坦承，“我討厭固定的方式”。寫不出文章的時候，就去做些別的，這是他所謂的“交替式休息”，“寫梁啟超是逃避《十三邀》的休息，拍《十三邀》是寫梁啟超的休息，做播客是另一種休息，都休息不過來的時候，就去管理公司。他們都說，管得很糟，也是一種休息”。
他也會去找朋友喝酒，用咖啡、酒精和音樂來“刺激感受力”，四季酒店和寶格麗酒店都是不錯的選擇。再者，還能去旅行。
對許知遠說，旅行的意義，“逃離當下和追求新鮮，必然是同時發生的”。
許知遠的旅行是從30歲之後開始的。這一年，他遇到了一個名叫“王子陶”的女人。在《一個遊蕩者的世界》自序裡，許知遠說她是個“不屈不撓、觀察力驚人的旅伴，她通過色彩、味道與人們不經意的小動作，拓展了我對陌生人與陌生社會的理解”。在這之前，許知遠每次旅行都很不自在，“總帶著書，不想亂走”。那位極有好奇心和語言天賦的戀人從2008年起帶他走過很多地方。
2010年，他在另一本遊記散文《祖國的陌生人》中寫道：“我潛意識裡希望，它（旅行）能夠幫我找到一把理解中國的鑰匙。”旅行中，他與礦工、退伍老兵這些“沉默的大多數”聊?天。
許知遠喜歡作家威廉·福克納說過的一句話：“過去從未消逝，它甚至從未過去。”出門旅行和追溯歷史對他來說都一樣有意思，因為“它們都是陌生的地方”。更多時候，他貪心地將魚和熊掌兼得：站在當時當地，勾連歷史未來。
在《遊蕩集》的線下活動中，許知遠說他喜歡“找一個地方變革的痕跡”。對他來說，每個國家和地區都會有極其特殊的、轉折性的時刻。那個時刻總會遺留下一些印記，從中可以看到人是如何反應的，“我們最好和最壞的時刻，都是在這種危險中誕生的”。
許知遠被一場革命吸引去了亞美尼亞。這是一個亞洲和歐洲交界處的外高加索地區的共和制國家。很少有中國人知道這個國家，倘若一定要說一樣頗有記憶點的事，那就是長期承包美國熱搜的明星金·卡戴珊是亞美尼亞裔。
2018年4月23日，在長達1個月的和平抗議後，連續當政10年的獨裁者宣佈辭職。許知遠覺得在全球民主浪潮退卻的時刻，“這是個童話式的故事”。為了感受這種快樂結尾的愉悅，他來到這個陳舊又年輕的國家。
旅行的時候，早上出門頭一件事就是找咖啡館喝咖啡。他喜歡在咖啡館，坐一下午，看街上的人，“他們都是很好看的，每一個都是openbooks”。當然，他也期待有個特別迷人的女人能帶自己走一程，“不過不知道怎麼讓她帶我，想想就算了”。——李誕曾在《十三邀》中提醒他不要在鏡頭前用“女人”這個詞，顯得油膩，得罪觀眾，但許知遠滿不在乎，照用不誤。
有意外收穫的旅行可以稱之為“完美”。
許知遠曾在舊金山唐人街意外遇到一位洪門致公堂的“龍頭大哥”。洪門是中國傳統的民間組織，舊金山洪門致公堂則起源於1848年。
“樑先生是保皇黨，是中華總會接待他，孫先生倒是每次都來的”，洪門大哥周國祥告訴許知遠。在流亡歲月中，他們給予了孫中山支持。
許知遠與這個身上有兩條青龍，“8歲入道，9歲捅人，12歲嫖妓，只讀到小學3年級”的大哥一起喝了咖啡，吃了廣東菜，“原本模模糊糊的那段歷史就這樣以生動具體的方式呈現在了眼前”。
無論是《祖國的陌生人》還是《一個遊蕩者的世界》，無論是《十三邀》還是《遊蕩集》，許知遠說，他在跟大量的陌生人聊天，“我就像一個樹洞，一個收集者”。他選擇從更多人那裡尋找困境的解決之道。
“你本身在生活中就是個遊蕩者嗎？”本刊記者問他。
“嗯”，許知遠沒有遲疑，“我討厭固定的方式”。無論生活還是創作，他都需要驚奇感，“可能是心理比較幼稚吧，小孩才需要驚奇感”。
所以，去年，當42歲的他對話28歲的李誕時，李誕最後忍不住對他說：“你可真是個年輕人”。
“沒有歷史，只有傳記”
許知遠堅稱自己是個知識分子，也是個享樂主義者，“我不是那種為理念獻身的人，我沒那麼勇敢，沒那麼決絕”。
他的前女友之一王子陶現在住在羅馬，買了塊地造房子。就在前幾天，他們還有過聯繫，她向他分享了自己去地中海的旅行。“我挺喜歡她的，實際上挺吉普賽精神”，他的語氣變得舒緩，“我挺喜歡這樣的人”。
他無法成為這樣的人。
許知遠記得在非洲坦桑尼亞旅行時，曾碰上六七個持刀少年的夾擊。他料想自己肯定打不過少年，也無法想象挨一刀是什麼體驗，只能一路跑到一家銀行。當地治安很亂，銀行保安都是真槍實彈，幫他們嚇跑了少年。事後，他和旅伴把身上絕大部分現金都給了保安。現在想起來他還有些害怕。
他渴望冒險，又不敢冒險。許知遠心裡最想做的職業是去亞馬遜尋找大蟒蛇、攀爬懸崖、去湖裡釣食人魚，但“完全不敢，太恐懼了”。
他覺得，相比起來，“活在人們中間，去了解陌生的地方”安全係數高一些。不過，作為一個訪談者，面對陌生人，許知遠還是緊張的，在視頻中，在書中，他都不掩飾這一點。
寫作才是他最擅長的事。大部分時候許知遠都待在辦公室翻閱各種關於梁啟超的史料，一旦發現可能有用的就抄下來，“從這個抄到那個，從那個抄到這個”。
“我在寫作時，有時候猜想自己是他（梁啟超）”，許知遠說。當他想說一些話的時候，他藏在了梁啟超身後。有一些讀者質疑：許知遠想象的梁啟超到底距離歷史上的梁啟超有多遠？許知遠像美國作家愛默生一樣篤信：“沒有歷史，只有傳記。”他覺得“歷史不是隻有史實，我們對過去的理解很大程度上是虛構的”，如同寫日記總要拎出一條邏輯，這邏輯並非真實邏輯。歷史學者馬勇也贊同這一觀點，他認為“歷史不僅要有材料，歷史學還要有想象，要有感覺，否則就是編大事記”。
許知遠喜歡用食物、氣味甚至經歷來調動對歷史的理解。
在寫“梁啟超傳”第一卷時，許知遠把梁啟超走過的地兒都走了個遍。他對新會和長沙印象深刻。
到了新會，免不了要先來一頓陳皮宴，然後去梁啟超小時候爬的山上去走一圈，望著海面發呆。慶幸的是，梁啟超遠眺過的塔還在。跟梁啟超研究會的老先生吃飯，抱回一大摞有關梁啟超研究的趣聞也為他添了不少靈感。長沙人的脾性跟其他地方又不同，“性格都很硬”。
當被問起變化的城市還能否引起他對梁啟超的共鳴時，許知遠反應極快：“但那些辣椒還在，那種鬧騰騰的市井生活還在，不可能所有痕跡都消失。”
有些情況下，他的尋找看起來甚至是費力的。
偶爾半夜沒人的時候，許知遠會去故宮東華門那一帶瞎轉悠，因為晚清臣子都要在那兒進宮門見皇帝。實際上，梁啟超未必會在紫禁城見皇帝，而是在頤和園面見光緒帝。但許知遠就在東華門外看著圍牆，想象當時的官僚生活是怎樣的。
許知遠覺得自己在歷史想象力方面“不太受學院派的束縛”，學院派想象會被同行罵。馬勇也對本刊記者說：“不要用歷史學術界的看法作為評估這本書（《青年變革者》）的參照。”
他用想象當黏合劑，把歷史材料黏連成了一個“許知遠版的梁啟超”。
許知遠關心全世界的年輕人。
他走上臺，作為一場浮世繪展覽的嘉賓。標誌性的白襯衫、修身牛仔褲，右邊的屁股兜裡卷著一本藍色封面的書。相比起兩位嘉賓的拘謹，許知遠顯得放鬆，手臂搭在椅背上，腳下穿著人字拖。
他再一次成為發問者。許知遠向來自日本的嘉賓詢問：“看著日劇、漫畫長大的日本年輕人還能否理解江戶時代的浮世繪？”
這是一個典型的“許知遠式提問”。
在他的訪談節目《十三邀》裡，他總是試圖追問他的採訪對象對這個時代的看法。他問林志玲，怎麼看東亞社會審美的單調性？他問俞飛鴻，你那麼美，為什麼要拍那麼庸俗的劇？他問李誕，生活哪有這麼嚴峻？他問木村拓哉，有沒有想利用自己的能量改變日本？他問張藝謀，你為什麼要拍一部爛片？他笨拙而執著地發問，除了把天兒聊死，他很少能得到真正的回答，他因此被稱為“最不會聊天的主持人”或者“最令人無比尷尬的公知”。
在這個時代，公共知識分子成了一個被群嘲的詞。在之前的採訪中，許知遠的朋友還特意叮囑記者，千萬別把許知遠寫成“公知”。許知遠沒有這種擔憂，“我當然是一個知識分子了，我從不諱言這一點”。
他成了被攻擊的“靶子”。在接受“紅板報”採訪時他說：“在這樣一個反智的時代，我堅定地聲稱自己是一個知識分子，它必然會引起各種各樣的衝突。”
許知遠作為一個曾經的媒體人，他當然知道一旦涉足大眾傳播，就不可避免招來非議，“你也可以非常愛惜羽毛，就在知識分子世界裡，與大眾不發生關係，你的形象或狀態一直是那個樣子”。這是很多人的選擇，但不是許知遠的。
也許是因為他足夠自戀，也許他是個樂觀主義者，他決定還是要做一個“不合時宜”的知識分子，要“對世界進行廣泛發言”：他寫專欄，開書店，錄電臺，做訪談……
在《十三邀》裡不斷以“知識分子”的身份試圖喚醒採訪對象卻屢屢碰壁之後，許知遠或許在另一個時空裡找到了慰藉。他今年一口氣出版了兩本新書：《青年變革者：梁啟超1873—1898》和《遊蕩集》。
許知遠說前者是他“四十年來最重要的作品”。書裡回顧了梁啟超從出生到百日維新失敗流亡日本的歲月。這不過是梁啟超傳的前奏，許知遠計劃要寫三卷本，使其成為一部近代中國的百科全書，“展現出幾代人的焦灼與渴望、勇氣與怯懦”。這是他在視頻訪談中最想從嘉賓身上得到的，但要麼被雲淡風輕地一筆帶過，要麼被嘻嘻哈哈地插科打諢過去，要麼被正襟危坐地忽視了。
“梁啟超那一代人也面臨一個加速度的、技術革命與知識爆炸的時代，他應對這些變革時的勇敢與迷惘”，激起了許知遠強烈的共鳴。這或許是一場跨越時空的《十三邀》，他追問梁啟超，時代的困境到底何解？
“假如你邀請梁啟超上《十三邀》，會如何自我介紹？”本刊記者問他。
許知遠沒有思考太久，“我想做他的追隨者”。很快，他又重複了一遍：“我會很誠懇地跟他說我想追隨他”。
散文集《遊蕩集》則收集了許知遠在日常生活和旅行中的意念斷片。許知遠邊走邊聊，口中還是絮叨著同一個母題：對當下中國的不解，以及試著理解這個時代。
他是個遊蕩者，穿梭在不同時空，只尋找一個答案。
讀聖賢書，所為何事？
許知遠選了羅振宇作為《十三邀》的第一個採訪對象。
這簡直是一次災難性的對談——一個“可憐唱輓歌的人”與一個“那個唱輓歌的人”。許知遠不認為知識應該如此實用，而羅振宇卻覺得“本該如此”。
第一次嘗試，許知遠沒能找到“知識分子”的知己。也許，往回找會運氣好一些。
“讀聖賢書，所為何事？”
許知遠再三向蔡瀾強調，自己很喜歡這句話。蔡瀾的父親蔡文玄早在上世紀20年代就是一位愛國青年，曾在汕頭辦報呼籲“謀國之士奮然興起”。許知遠以為從小耳濡目染的蔡瀾也許能解答他的問題。他相信，“感官主義者”蔡瀾內心一定是“道德主義者”，面對當下這個社會，他如何自處？
蔡瀾四兩撥千斤，用琳琅滿目的吃吃喝喝擋了過去。許知遠再追問，蔡瀾勸他：“不要想得太多呀，老兄。”
類似挫敗是常態。對許知遠而言，寫梁啟超傳是一個“避難所”，“我也深深地被那一代知識分子身上那種強烈的，想去改變社會、參與行動的那種熱情所打動了，因為我們這代人其實普遍屬於行動無能的一代人”。
梁啟超是在許知遠遊蕩書店時被發現的。2013年，剛過37歲的許知遠厭倦新聞業，從北京搬到舊金山。他喜歡到哥倫布街上的城市之光書店打發時間。他記得那天一進門，就在推薦書架的位置上看到了一張中國人的臉——梁啟超。那是一本印著很多人的書刊封面，大約30歲的梁啟超一扭頭，就能捱上印度詩人泰戈爾和阿富汗思想家哲馬魯丁·阿富汗尼。
許知遠一下子被擊中了。他最早是在小時候讀過的課文《少年中國說》裡知道梁啟超的。許知遠的偶像、臺灣作家李敖也在《北京法源寺》裡寫過樑啟超。決定寫梁啟超之後，他數度翻開《北京法源寺》，帶著它去法源寺閒坐，想象李敖筆下的那個世界，這能幫助他理解當時的社會情緒和人物內心。
在“被書架上的梁啟超注視了兩年之後”，許知遠終於在2015年9月的一個晚上寫下了第一行字：“對於自己的出生年份，梁啟超日後寫道，是太平天國在南京覆滅後的第十年，大學士曾國藩逝世一年後，普法戰爭結束的第三年，意大利則在這一年於羅馬建國。”他獨居，喝著酒，也許是蘇格蘭威士忌，BBC古典音樂臺24小時持續流淌著音樂。
後來他好幾次想過要修改這個開頭，“但不知道怎麼改，就放在那了”。
第一筆鑿下去，進度“很緩慢”。許知遠將這次寫作視為“一樁徹頭徹尾的苦役”。偶爾，筆尖觸到酒精，火花四濺，靈光乍現。
許知遠記得在寫梁啟超序言的那晚，他喝了好多威士忌，“不知道哪來的亢奮”，從晚上10點寫到凌晨4點，洋洋灑灑寫了六千多字。那一節寫的正好是梁啟超到日本使館避難隨即逃亡日本的歷程。
奔命的梁啟超，疾書的許知遠。
不過，“大部分時候基本上就是在擠牙膏那樣寫”，許知遠不避諱談創作中的焦慮。好友馬希哲記得，許知遠在寫梁啟超時，“無時無刻不在說‘寫不出來怎麼辦’‘這個想法到底行不行’”。就算是擠牙膏，還是要寫下去，“當牙膏擠到一半或是開始擠的時候，不擠更痛苦”，許知遠開玩笑地說。
馬希哲覺得，許知遠寫梁啟超是很合適的，因為“兩人的職業生涯軌跡很相似”。
許知遠也告訴本刊記者，他跟梁啟超都曾是報人，都喜歡到處旅行，對世界有好奇心，“我覺得我們都算很單純的人”。
他花了整整三個章節寫梁啟超辦《時務報》的經歷。他想關注的問題太多，從報紙的發行到報社內部的股東。
許知遠二十幾歲做主筆，寫專欄，也創辦雜誌，身上還有沒蛻乾淨的報人氣質。馬希哲記得許知遠每次發來的書稿都會做成雙欄，行距和字間距都是仔細調過的固定格式。
許知遠覺得，梁啟超那一代人跟現在這一代人其實都是一樣的，都是歷史的俘虜。他想知道，此刻的中國對梁啟超會有何種迴響，“寫他其實是對此刻困境的一種迴應”。他問梁啟超，也問所有人，讀聖賢書，所為何事？
“我就像一個樹洞，一個收集者”
許知遠曾說，自己僅用30%的時間做節目，剩下70%的時間都用來寫作。
其實那70%的時間未必都埋頭在書桌前。
在採訪前，很多人說，許知遠的耐心不怎麼好。他坦承，“我討厭固定的方式”。寫不出文章的時候，就去做些別的，這是他所謂的“交替式休息”，“寫梁啟超是逃避《十三邀》的休息，拍《十三邀》是寫梁啟超的休息，做播客是另一種休息，都休息不過來的時候，就去管理公司。他們都說，管得很糟，也是一種休息”。
他也會去找朋友喝酒，用咖啡、酒精和音樂來“刺激感受力”，四季酒店和寶格麗酒店都是不錯的選擇。再者，還能去旅行。
對許知遠說，旅行的意義，“逃離當下和追求新鮮，必然是同時發生的”。
許知遠的旅行是從30歲之後開始的。這一年，他遇到了一個名叫“王子陶”的女人。在《一個遊蕩者的世界》自序裡，許知遠說她是個“不屈不撓、觀察力驚人的旅伴，她通過色彩、味道與人們不經意的小動作，拓展了我對陌生人與陌生社會的理解”。在這之前，許知遠每次旅行都很不自在，“總帶著書，不想亂走”。那位極有好奇心和語言天賦的戀人從2008年起帶他走過很多地方。
2010年，他在另一本遊記散文《祖國的陌生人》中寫道：“我潛意識裡希望，它（旅行）能夠幫我找到一把理解中國的鑰匙。”旅行中，他與礦工、退伍老兵這些“沉默的大多數”聊?天。
許知遠喜歡作家威廉·福克納說過的一句話：“過去從未消逝，它甚至從未過去。”出門旅行和追溯歷史對他來說都一樣有意思，因為“它們都是陌生的地方”。更多時候，他貪心地將魚和熊掌兼得：站在當時當地，勾連歷史未來。
在《遊蕩集》的線下活動中，許知遠說他喜歡“找一個地方變革的痕跡”。對他來說，每個國家和地區都會有極其特殊的、轉折性的時刻。那個時刻總會遺留下一些印記，從中可以看到人是如何反應的，“我們最好和最壞的時刻，都是在這種危險中誕生的”。
許知遠被一場革命吸引去了亞美尼亞。這是一個亞洲和歐洲交界處的外高加索地區的共和制國家。很少有中國人知道這個國家，倘若一定要說一樣頗有記憶點的事，那就是長期承包美國熱搜的明星金·卡戴珊是亞美尼亞裔。
2018年4月23日，在長達1個月的和平抗議後，連續當政10年的獨裁者宣佈辭職。許知遠覺得在全球民主浪潮退卻的時刻，“這是個童話式的故事”。為了感受這種快樂結尾的愉悅，他來到這個陳舊又年輕的國家。
旅行的時候，早上出門頭一件事就是找咖啡館喝咖啡。他喜歡在咖啡館，坐一下午，看街上的人，“他們都是很好看的，每一個都是openbooks”。當然，他也期待有個特別迷人的女人能帶自己走一程，“不過不知道怎麼讓她帶我，想想就算了”。——李誕曾在《十三邀》中提醒他不要在鏡頭前用“女人”這個詞，顯得油膩，得罪觀眾，但許知遠滿不在乎，照用不誤。
有意外收穫的旅行可以稱之為“完美”。
許知遠曾在舊金山唐人街意外遇到一位洪門致公堂的“龍頭大哥”。洪門是中國傳統的民間組織，舊金山洪門致公堂則起源於1848年。
“樑先生是保皇黨，是中華總會接待他，孫先生倒是每次都來的”，洪門大哥周國祥告訴許知遠。在流亡歲月中，他們給予了孫中山支持。
許知遠與這個身上有兩條青龍，“8歲入道，9歲捅人，12歲嫖妓，只讀到小學3年級”的大哥一起喝了咖啡，吃了廣東菜，“原本模模糊糊的那段歷史就這樣以生動具體的方式呈現在了眼前”。
無論是《祖國的陌生人》還是《一個遊蕩者的世界》，無論是《十三邀》還是《遊蕩集》，許知遠說，他在跟大量的陌生人聊天，“我就像一個樹洞，一個收集者”。他選擇從更多人那裡尋找困境的解決之道。
“你本身在生活中就是個遊蕩者嗎？”本刊記者問他。
“嗯”，許知遠沒有遲疑，“我討厭固定的方式”。無論生活還是創作，他都需要驚奇感，“可能是心理比較幼稚吧，小孩才需要驚奇感”。
所以，去年，當42歲的他對話28歲的李誕時，李誕最後忍不住對他說：“你可真是個年輕人”。
“沒有歷史，只有傳記”
許知遠堅稱自己是個知識分子，也是個享樂主義者，“我不是那種為理念獻身的人，我沒那麼勇敢，沒那麼決絕”。
他的前女友之一王子陶現在住在羅馬，買了塊地造房子。就在前幾天，他們還有過聯繫，她向他分享了自己去地中海的旅行。“我挺喜歡她的，實際上挺吉普賽精神”，他的語氣變得舒緩，“我挺喜歡這樣的人”。
他無法成為這樣的人。
許知遠記得在非洲坦桑尼亞旅行時，曾碰上六七個持刀少年的夾擊。他料想自己肯定打不過少年，也無法想象挨一刀是什麼體驗，只能一路跑到一家銀行。當地治安很亂，銀行保安都是真槍實彈，幫他們嚇跑了少年。事後，他和旅伴把身上絕大部分現金都給了保安。現在想起來他還有些害怕。
他渴望冒險，又不敢冒險。許知遠心裡最想做的職業是去亞馬遜尋找大蟒蛇、攀爬懸崖、去湖裡釣食人魚，但“完全不敢，太恐懼了”。
他覺得，相比起來，“活在人們中間，去了解陌生的地方”安全係數高一些。不過，作為一個訪談者，面對陌生人，許知遠還是緊張的，在視頻中，在書中，他都不掩飾這一點。
寫作才是他最擅長的事。大部分時候許知遠都待在辦公室翻閱各種關於梁啟超的史料，一旦發現可能有用的就抄下來，“從這個抄到那個，從那個抄到這個”。
“我在寫作時，有時候猜想自己是他（梁啟超）”，許知遠說。當他想說一些話的時候，他藏在了梁啟超身後。有一些讀者質疑：許知遠想象的梁啟超到底距離歷史上的梁啟超有多遠？許知遠像美國作家愛默生一樣篤信：“沒有歷史，只有傳記。”他覺得“歷史不是隻有史實，我們對過去的理解很大程度上是虛構的”，如同寫日記總要拎出一條邏輯，這邏輯並非真實邏輯。歷史學者馬勇也贊同這一觀點，他認為“歷史不僅要有材料，歷史學還要有想象，要有感覺，否則就是編大事記”。
許知遠喜歡用食物、氣味甚至經歷來調動對歷史的理解。
在寫“梁啟超傳”第一卷時，許知遠把梁啟超走過的地兒都走了個遍。他對新會和長沙印象深刻。
到了新會，免不了要先來一頓陳皮宴，然後去梁啟超小時候爬的山上去走一圈，望著海面發呆。慶幸的是，梁啟超遠眺過的塔還在。跟梁啟超研究會的老先生吃飯，抱回一大摞有關梁啟超研究的趣聞也為他添了不少靈感。長沙人的脾性跟其他地方又不同，“性格都很硬”。
當被問起變化的城市還能否引起他對梁啟超的共鳴時，許知遠反應極快：“但那些辣椒還在，那種鬧騰騰的市井生活還在，不可能所有痕跡都消失。”
有些情況下，他的尋找看起來甚至是費力的。
偶爾半夜沒人的時候，許知遠會去故宮東華門那一帶瞎轉悠，因為晚清臣子都要在那兒進宮門見皇帝。實際上，梁啟超未必會在紫禁城見皇帝，而是在頤和園面見光緒帝。但許知遠就在東華門外看著圍牆，想象當時的官僚生活是怎樣的。
許知遠覺得自己在歷史想象力方面“不太受學院派的束縛”，學院派想象會被同行罵。馬勇也對本刊記者說：“不要用歷史學術界的看法作為評估這本書（《青年變革者》）的參照。”
他用想象當黏合劑，把歷史材料黏連成了一個“許知遠版的梁啟超”。
許知遠說，寫梁啟超讓他變得practical，馬希哲則覺得許知遠變得更有耐心了。許知遠不得不花很長的時間去等待，等那些抄下來的歷史材料之間形成某種關聯。許知遠常常會在半夜想到某個很牛的片段，爬起來記在本子上。第二天早上一看，這怎麼能作為開頭呢？
有時難免缺一塊史料，只能靠“猜想”。許知遠坦言，尤其在最後一章，梁啟超作為一個邊緣的年輕維新者，幾乎沒什麼記載，他也不知道那時的梁啟超在幹嘛，“只能個人少寫一點，多去營造當時環境”。
他從風土人情寫到社會政局，在“梁啟超傳”第一卷中，梁啟超有時隱沒在嘈雜的市井生活中，全書更像一幅清末的社會時局長卷。
許知遠由梁啟超引著在清末的城市風土間旅行。許知遠就是那個活在多個維度中的遊蕩者，在學術史裡瞧一瞧，到風俗史裡湊個熱鬧。
許知遠不會把自己完全扔到陌生環境中，“可能潛意識裡還是怕真正受挫”。只是遊蕩，沒有目的，四處徘徊，不會停下，最後“還要留有一個根據地”。對他來說，“根據地”就是公司單向空間。在逃離固定和追求新鮮的催促下，這個“容易厭倦的觀光者”一次次出發，看到的都是許知遠眼裡的風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