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選出來中國當前最知名的尬聊主持的話，女應該有魯豫，男則一定是許知遠。這位知識分子中的“于謙”，喜歡燙了頭髮，跟嘉賓抽菸喝酒的聊天。他的《十三邀》網羅了大量男神女神，但不論是誰，除了垂涎俞飛鴻、林志玲、黑目瞳的神采之外，許知遠都用著他的“偏見”帶著嘉賓尬聊，尬聊到無尬可聊。
許知遠式的尬聊與預設立場的追問
二十多年前，在網絡還沒有那麼發達的年代，還在上大學的我每週都要在非常有限的零花錢裡擠出兩塊，買一份紙質非常有特色、黃的保護眼睛的《經濟觀察報》，除了瞭解經濟之外，還有一個原因就是看許知遠的文章，那時候他是《經濟觀察報》的主筆。
而隨著傳統媒體浮沉的他，在這兩年迴歸公眾視線是因為一個訪談節目——《十三邀》，在這個節目裡他帶著知識分子特有的那種可愛的羞澀以及裝出的混跡江湖的那種老練周旋在各種嘉賓之間。帶著他所謂的“偏見”，在他自我的邏輯中，構築一個訪問的“場”，不論是誰，不論說了什麼，都會陷入許知遠式的追問。
就如汪峰在某選秀節目裡的那句“你的夢想是什麼？”，許知遠永遠帶著一種懷疑的視角，用他那種預設立場同時又構造矛盾的典型敘述方式，試圖挖掘嘉賓心中甚至他們自身都不曾意識到衝突。無論對方是俞飛鴻還是木村拓哉，甚至是李誕。
一本由微電子專業畢業生完成的帶有註釋的歷史著作
而就在不久前，許知遠的新書《青年變革者 梁啟超 1873-1898》面世了。在他的計劃裡，要寫完梁啟超傳記的三部曲——青年變革者、流亡歲月、歸來。最近發行的是第一部，對於這本書，許知遠提到“對於一個微電子專業的畢業生，完成一本帶有註釋的歷史著作，實在是一個冒昧、令人不安的嘗試”，的確，他畢業於北大的微電子專業，行走在媒體和公知的路上，給我們帶來了一本歷史書。
在自序中，許知遠開頭寫到，“梁啟超正盯著我。他鼻正口闊，短髮整潔而富有光澤，由中間清晰地分開，豎領白衫漿得筆挺，系一條窄領帶，嘴角掛有一絲驕傲，眼神尤為堅定。”在描繪他看到城市之光書店書架上一本以梁啟超、泰戈爾、哲馬魯丁為封面的書時的感受。
他說這是2013年秋，他剛過37歲，“厭倦了新聞業的碎片與短暫，想尋求一種更為遼闊與深沉地表達。”這是一種非常典型的許知遠式的陳述。在與梁啟超目光相遇之後，許知遠想寫一部他的傳記，藉此追溯近代中國的轉型。“它肯定足夠遼闊與深入，也與我個人的經驗緊密相連。”又一句典型的許知遠式的類似“互文”的表達。
兩個世紀七十年代的知識分子的時代共振
梁啟超出生於1873年，辦過報、寫過書，是個思想者，也是革命者，更是個流亡者。許知遠出生於1976年，做過報紙，寫過書，是個思想者，也是內心的革命者，遠走美國後，是現代生活的流亡者。想必選擇梁啟超作為自己表達的主題，並非只是電光火石間的四目相對那麼簡單。許知遠，穿越了一百年，找到了一個能與他“共情”的歷史主體，並藉此來尋找自己的未來出路。
“梁啟超那一代人也面臨一個加速的、技術革命與知識爆炸的時代，他應對這些變革時的勇敢與迷惘，激起了我強烈的共鳴。這本書也是個避難所，我常躲入另一個時空尋求慰藉。”都說歷史是一面鏡子，而許知遠把這個推的更深，他希望構造一個平行的空間，在那裡也許有現實世界的解藥，也許沒有，只是釋放無以為藉的個人理想與抱負的空間。但他也希望在兩個世紀七十年代出生的人當中製造一個蟲洞，形成一個共振，藉以將他那注入到歷史空間中的野心拉回到現實。
那是一種什麼“野心”？——“第一卷即將完成時，我讀到了博爾赫斯對吉本《羅馬帝國衰亡史》的評論，在他眼中，閱讀這本書仿若‘投身於並且幸運地迷失在一部人物眾多的長篇小說裡。其中的人物是一代又一代，劇場就是整個世界，而其漫長久遠則是以朝代、征服、發現以及語言和偶像的嬗變來計量’。我很期待，這三卷本完成時，我的讀者也能有相似的感受，如果你尚未在這一卷中獲得，就請耐心地等待第二卷。”
對史料的應用還是重複？
在這卷書的最後致謝，許知遠說到——“倘若剽竊一本書，人們譴責你為文抄公；然而倘若你剽竊十本書，人們會認為你是學者；倘若你剽竊三十本書，則是位接觸學者。”我在阿莫斯·奧茲迷人的回憶錄中讀到他。
那麼許知遠在這本書中，對於史料的運用水平如何呢？
在《引言 逃亡》中，許知遠描繪了戊戌變法失敗那一刻，梁啟超逃到日本公使館尋求庇護的過程——
林權助（時任日本使館參贊）把梁啟超請入房間，開始筆談，漢語是彼時“東亞的拉丁語”，是通用的書面語。“僕三日內須赴市曹救死，願有兩事奉託，君若猶念兄弟之國，不忘舊交，許其一言。”林權助覺得這樣交流太緩慢，按鈴叫翻譯官進來。梁啟超隨即寫道“筆談為好，不必翻譯”，接著寫下“寡君以變法之故，思守舊老耄之臣，不足以共事，思願易之，觸皇太后之怒……”此刻，翻譯官走了進來，對話加速起來。梁啟超乞求，日本出面救助光緒帝與康有為，他自己準備迎接死亡，“我如被逮捕，三天之內會被殺”。……林權助允諾梁啟超，努力去辦他交代的兩件事，並勸他：“你不必死。你好好思考，必要時隨時到我這裡來。我會救你。”梁啟超離去後，林權助向正住在公使館的伊藤博文匯報，這位明治維新的重要締造人剛卸任首相，中國遊歷計劃正在進行，此刻恰在使館。“我完全明白了。樑這個年輕人了不起。真是令人佩服。”伊藤感慨道。夜晚，使館門口一陣嘈雜，接著梁啟超闖了進來。伊藤要林權助救助梁啟超，“讓他逃往日本。到了日本以後我來幫助他”，“梁啟超這個年輕人對於中國而言是一個奢侈的靈魂”。
——以上就是許知遠版的梁啟超傳記中描述的“日本公使館求助”。
而網絡轉載的一篇2003年天津青年報的《日本人為何幫助梁啟超》中，是這樣描述這個過程的——
1898年9月21日下午2點，日本駐華領事林權助剛剛與來華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吃完午飯，正在閒談。此時公使館的僕人來報，梁啟超已經來到了使館。林權助就在一間會客室裡接待了梁啟超，此時，梁啟超已經得知戊戌政變的發生，當林權助見到他時，梁啟超臉色蒼白。他對林權助說：“請給我紙和筆。”隨後寫道，“我三天內將要就義，有兩件事情希望領事館能夠幫忙，如果您不忘舊交的話，我就把這兩件事情寫出來。”林權助想請翻譯，梁啟超又趕忙在紙的空白處寫道，還是兩人筆談為好，不要用翻譯。梁啟超繼續在紙上飛快地寫著：“皇帝以變法之故，思守舊之臣，不足以共事，思願易之，觸太后之怒……”這時，翻譯進入會客室。有了翻譯，林權助很快就明白了梁啟超的意思。梁啟超說，“現在譚嗣同、康有為也在通緝當中，如果被捕，肯定會被殺頭，光緒皇帝現在已經被幽閉起來，如果我也被捕，最遲在三天內也將被殺。我的生命早就準備獻給祖國，毫不可惜。但，我有兩件事情要請您幫忙：一是請幫忙讓光緒皇帝解除幽禁，二是幫助營救康有為。”林權助看到梁啟超寫的文字後表示可以我承擔，接著又對梁啟超說：“你為什麼要去死呢？好好想一想，如果心意改變，什麼時候都可以到我的地方來，我救你啊！”在戊戌變法時期，伊藤博文正好到中國訪問，在政變前，還受到光緒皇帝的接見。政變發生後，梁啟超到日本領事館尋求幫助，伊藤博文也在那裡，林權助便將梁啟超的情況向伊藤博文做了彙報。伊藤博文考慮到維新人士的親日、親英傾向，就對林權助說，梁啟超這個青年“真是個令人佩服的傢伙”，認為梁啟超是“中國珍貴的靈魂”，並要求林權助救助梁啟超，想辦法讓梁啟超逃到日本去，並承諾，到了日本，他將幫助梁啟超。搶先半步擺脫捕快緝拿。
——以上就是16年前的一篇許知遠所說的“碎片與短暫”的報紙所寫的內容。
可以看出這兩版內容的基礎都是《林權助回憶錄》，在敘述的邏輯、節奏以及主要內容上並無二致。
在許知遠版中先是寫“梁啟超乞求，日本出面救助光緒帝與康有為”，並沒直接說是兩件事，而後又提到“林權助允諾梁啟超，努力去辦他交代的兩件事”。
但在《天津青年報》的版本中則明確的寫出梁啟超的要求“我三天內將要就義，有兩件事情希望領事館能夠幫忙，如果您不忘舊交的話，我就把這兩件事情寫出來。”
這兩個版本中的有趣的關聯，值得玩味，是許知遠故意縮寫，還是在參考時無意的跳躍呢？是對史料的挖掘還是簡單的重複整理呢？另外許知遠版本全書基本沒有對當時的語言進行翻譯，只是穿插著進行解釋。這也是他這本書的特色，更像是論文。
一個有學問但沒有性格的許知遠版本梁啟超
許知遠的《青年變革者》這本書，做到了對史料的尊重，但同時喪失了許知遠式的思考和追問，導致了全篇內容如流水一般劃過，卻留不下什麼，很多事情只是考究了史料，卻沒有考察原委，人物只有行動而沒有動機，在重要的內心轉變時顯得有些毫無來由，我們看到的是一個才華橫溢、眾人追捧的梁啟超，但卻不知道為什麼是這樣？甚至也不知道梁啟超到底在想什麼？
就好比很多國產的電影，人物有，劇情也有，但仍然讓人莫名其妙。為什麼大家都在吐槽《權力的遊戲》結局，就是劇中人物的行為毫無邏輯，沒有動因，不知所云，也看不到他們內心的變化，缺乏連貫性。而許知遠的梁啟超，就是這種感覺。
開篇用緊張的氣氛描述的變法失敗，梁啟超奔走日本公使館，隨即梁啟超被日方收留，並協助逃亡。為什麼伊藤博文會做出這樣的事情？許知遠沒有分析，直至這部書的末尾，寫到伊藤博文訪問中國，跟康有為聊了一個下午，這是唯一的線索。
但僅僅一面之緣，就能讓伊藤博文認為梁啟超是中國少有的靈魂，並願意為了救他做出一些冒著巨大風險的事情，實在讓人摸不到頭腦，這背後的原委、動機，推進，作為一個傳記是否需要展開一些呢？
除此之外，通篇內容，大多數時候只是看到梁啟超做了什麼，怎麼做的，似乎他就是一個空殼，一個許知遠借來用用，去觀察清末時局風雲的道具，看不到梁啟超的思想和個性，看不到思想的轉變。
就如康、樑一個最大的政績就是上書取消科舉，而最後也達成了科舉改革的政策下達。為什麼他們會這麼在意科舉？這其中有梁啟超在講課時發現的教育問題，也有他作為學生時的自身感受。回溯這個過程，許知遠竟然對梁啟超的幾次會試落榜都輕描淡寫——
“落第不會給他帶來太多的影響，這是每個讀書人再常見不過的經驗，從挫敗中迅速復原是必須經歷的一課。”“落榜沒太影響到康有為、梁啟超的情緒。”等等
又如許知遠發掘的一些非常有價值的問題，只是簡單的敘述就跳過，並沒有將梁啟超的行為帶入。許知遠說在語言方面——當時沒有合適的現代語彙來對應英文概念，social economy唄籠統的翻譯為“一國之治”，譯者更是不知道該如何傳達individual的意涵……這是梁啟超這一代知識分子面臨的挑戰：他們往往對新知識生吞活剝，不清楚究竟意味著什麼；個人主義與公民自由都是無中生有的概念，他們必須給出清晰的定義與內涵。
但，許知遠就到此結束了，這麼有趣，有價值的一個話題，只說到了梁啟超們勉勵的挑戰，並沒有展開他們是如何去應對，這中間的思想衝擊和變化等等，還是很遺憾的。
死的梁啟超和活的康有為
單就人物來說，反而把康有為這個“狂生”描繪的淋漓盡致，康聖人甚至康狂人的形象躍然紙上。問題可能處於許知遠在處理人物的時候，對康有為以及很多人物往往通過第三方的視角來去呈現，通過別人的眼睛去觀察，通過他人的形容去描述，這就很生動形象。
但對於梁啟超，過多的類似於第一視角的敘述，引述很多梁啟超自己說過的話，就喪失了一個人物的外部特徵，但內部的心理活動、矛盾衝突、志向的轉變也沒有體現出來，讓讀者看了並不是非常的過癮。
雖然是尊重史料，但在選材上，許知遠的一些引述反而降低了讀者對梁啟超的興趣。比如——有位以善於看相著稱的人評價梁啟超“耗子精”、“擾亂天下必此人也”，“在黃遵憲召集的一次聚會中，皮錫瑞發現梁啟超‘貌不甚揚，亦不善談’，比起紙面上那個雄辯滔滔的主筆，他本人更像個謙遜的青年。”
除此之外，許知遠還親自上場補刀，在行文中評價梁啟超“他不是一個原創思想家，亦非精益求精的文本大師，卻是個情緒的把握者，知道如何刺激讀者的神經、拓展他們的視野。他的思想與寫作也明顯帶有康有為的痕跡。”
甚至在本卷的最後高潮，戊戌變法的部分，梁啟超也被描述的猶如隱形人，跟康有為的恣意激進，譚嗣同的大義凜然比起來，像是一個畏手畏腳的書生，一個手足無措的幫手，一個被嚇壞了的好孩子。
當然，也許事實就是如此，但在一本名為梁啟超的傳記中，很少看到梁啟超本人在成長變化中的動因，對同一類事情理解的不同階段，沒有一個豐滿的性格和人物的行為，讓人無法從他的活動中獲得太多激勵，這樣的傳記跟歷史書有什麼分別？
結語
那個訪問中常常尬聊，自說自話的許知遠，很用心的為讀者奉獻了一本考究詳細的史書。就如復旦大學的葛兆光評論的那樣——許知遠閱讀史料體驗那個時代的心情，藉助想象重塑那時社會的生活，通過將心比心的感受復活梁啟超的生命歷程，並嘗試著以梁啟超式“弊端常帶感情”的寫法，寫出梁啟超和他的時代，也寫出中國那一段風雲詭譎的歷史。
的確，這部書著墨最多的部分，就是梁啟超在做報紙的那一時段，也許同樣做了很多年報紙的許知遠更能夠感同身受，同樣作為在報紙上呼喊的知識分子，許知遠更希望說點什麼，他的確也說出了很多梁啟超對於那個時代的見解和建議，也許對我們這個時代也同樣有用。
拋開內容不說，這本《青年變革者》最大的價值，可能在於通過許知遠的考究，讓這位一百多年前的青年變革者和他所處的風雲時代又重新回到了我們當下的主流視野當中，那些沉澱了百年的話題，經過許知遠式的重新敘述，將會再一次融入到這個社會大的敘事當中，構成我們對民族和歷史的全新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