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道”一詞出於《尚書》，其言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王道最初用來代指堯舜、周公等古代聖王的治世之道，即先王之道，後來經孔子孟子等儒學大家的總結歸納，演變為君主以仁義治理天下的儒家治世思想。
作為王道學說的擁躉，孔子提出的仁被認為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所謂“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儒家主張以仁愛之心實行仁政，在政治層面就表現為：德治。
在儒家看來，治世是一個推廣仁德的過程，主政者應該通過修煉仁德之心，進而推廣到天下，最終實現“仁治”。為此，執政者應該具有高尚的品德，只有這樣才能繼承和發揚仁愛精神，並作為榜樣教化萬民，實現社會的和諧統一，所謂“仁者愛人”，就是將仁愛之心推及天下，內聖而外王，“ 為政以德, 譬如北辰, 居其所而眾星拱之”，君王有德，則天下歸心！
禮義被確定為實行德治的保障條款，通過禮義的訓練，來調節人的慾望，所謂 “道之以德 , 齊之以禮 ”，再通過將社會劃分為不同的等級，並明確不同等級的權利與義務，讓不同等級的人依據自身等級的行為規範來約束自身的行為，以此來引導和調節人們的行為，保障社會的穩定。“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
孔子的理念源於周朝，周以武力取殷商而代之，本質上來說是霸道思想的體現，為了明確自身政權的合法性和正當性，周在殷禮的基礎上，去除了部分神鬼思想，引入天道的概念，強調殷商失天下，是天道循環的結果，而所謂的天道，就是聖王之道，與之相對應，周效仿三代，自然不會重蹈殷商覆轍。
周的做法，可以看做是分封制時代，統治者為了安撫封國，在意識形態領域的一次革命，為此，周拋棄了夏商以來天命神授的王朝興衰機制，把重心轉移到統治者的作為上來，從起源的合法性，轉變為過程的合理性，既為自己的篡逆行為找到了依據，也為其統治確立了道義上的靠山。
周朝的這套理論解決了政權誕生的問題，卻無法保障政權的長期維持，無論是仁，還是德，其載體最終還是要落到人身上，人的問題不解決，一切都是夢幻泡影。雖然周公編造了一套複雜的禮儀制度來教化人性，但效果卻十分有限，周公以後，昏君輩出，周王室逐漸衰微，至平王動遷，周天子名為天下共主，實則名存實亡。
孔子繼承和發展了周禮學說，並將其與普通人的生活緊密的結合在一起。儒家學說中的仁智禮義信忠孝悌便是這一理念的產物，如果說孝、悌是基於倫理所確定的概念，那麼仁義禮智信忠則是道德層面的概念，透過兩者的結合，把血緣倫理道德融為一體，建立起君臣父子的政治關係。
在孔子的理論譜系中，孝道是根本，《禮記》就論及 :“ 親親故尊祖, 尊祖故敬宗, 敬宗故收族 ”，把孝從小家庭擴展到祖先，最後蔓延到整個宗族，這種由小及大的感情很容易擴展到國家領域，通過這種邊際模糊的巧妙擴展，將國家倫理和個人道德綁定起來，進而構築君權社會統治的基礎。
《孝經》對這點寫的很清楚：“ 君子之事親孝, 故忠可移於君 ; 事兄悌, 故順可移於長 ; 居家理, 故治可移於官 ” 。至此，血緣倫理、道德和政治倫理結為一體，構成了孔子仁的理論世界。
當然，儒家學說也沒有停留在禮一棵樹上，在經濟領域，儒家思想提出養民富民的概念，孔子認為社會首先應該能夠保證人們的物質生活, 使百姓能夠安居樂業 ，所謂 “先富後教 ”，只有讓百姓填飽肚子，才能做進一步的教化，民無恆產, 因無恆心，無恆心，則不會遵守禮儀道德。
在軍事上，儒家提出仁義之戰和仁義之兵，所謂仁義之戰，就是保衛國家保衛百姓的戰爭，體現對百姓利益的保護和禮儀制度的捍衛，荀子認為王道社會的戰爭是“禁暴除害”以推行仁義的戰爭，而士兵作為戰爭的主體，自然也必須是仁義之兵，為此，儒家強調對士兵進行教化，以滿足仁義的要求。
儒家的這套理論看似完美，卻有一個致命的缺點，即過於理想化，所謂的內聖外王理論，實質上是自守禮的範圍內選拔賢人，孔子認為：人性本善。但人格的培養卻是一個漫長而複雜的過程，為此孔子提出“ 無慾速, 無見小利。 欲速則不達,見小利, 則大事不成” 。可在崇尚叢林法則的政治世界中，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尤其是進入戰國時期，諸侯之間追求的是領土的擴張和軍事上的優勢，人性向善的仁義理論在長矛大刀面前毫無說服力，仁義之兵也沒有超越虎狼之兵的戰鬥力，王道被拋棄就變的理所當然。
而與之相對應的霸道學說則趁勢崛起。不同於孔子的仁，霸道學說從一開始就認定：人性本惡！所謂禮崩樂壞，周王室的衰微就是王道衰落的產物，在血淋淋的現實面前，大談理想，毫無幫助。韓非子說道“國無常強，無常弱。奉法者強則國強，奉法者弱則國弱”。而霸道對道德沒有特別的要求 ,注重具體的功利目標 , 主張強力威懾，為政以刑，為政以力，為政在君，認為嚴刑峻法是治國理政最有效的手段和工具，“威勢可以禁暴, 而德厚不足以止亂”。
不僅如此，崇尚霸道的法家大佬們，還從孔子學說中總結出一些自相矛盾的理念，例如《韓非子》中提到這樣一個案例:“ 楚之有直躬, 其父竊羊而渴之吏, 令尹曰 : 殺之, 以為直於君而曲於父, 報而罪之。 以是觀之, 夫君之直臣, 父之暴子也 … …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 ”。
以父子關係與君臣關係的對立，將親情與忠君割裂開來，進而打擊儒家學說的立論基礎，是戰國時期法家最常用的做法，而此時的儒家學說毫無抵抗力，韓非據此認為，王道學說徘徊於過去與將來之間，無法解決現世問題，“處多事之時,用寡事之器, 非智者之備也。當大爭之世,而循揖讓之軌，非聖人之治也”。從這段語句可以看出，韓非為孔子留了情面，他不認為孔子的那套思想就是錯誤的，但卻不合時宜。“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所以在王道學說被淘汰後，霸道學說就成為各諸侯國最為青睞的執政方式。
但王道卻沒有因此消失，而是以另外一種形式存留下來。譬如春秋五霸中的齊桓公就聲稱： 修善政以贍貧窮；而晉文公也說：修政, 施惠百姓；秦穆公更是腆著老臉聲稱：施德諸侯。幾位大佬一手拿大棒，一手拿胡蘿蔔，說的比唱的好聽，所謂的王道，變成了他們稱王稱霸的宣傳工具，當然，也有將王道身體力行的霸主，比如宋襄公就把“修行仁義”當成真的，非等著楚軍過河再動手，結果就是搭上老命。
但霸道也並非無懈可擊，秦國以此的天下，卻陷入嚴刑峻法的快感中無法自拔，把諸侯爭霸的那套理論引入到治理天下的日常決策中，最終“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為天下笑”。
有了秦國的前車之鑑，後世不再將王霸之道割裂開來，而是相互融合，成為駕馭政權的兩把利劍，漢武帝就推崇王霸之道，漢宣帝更是直接說出“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由此可見，中國古代的君主社會，雖然推崇儒術，卻早已背叛了儒家最初的理想，王霸夾雜的治世理念因為其強大的適用性和現世理念，成為歷朝歷代君王統治的不二法門。
日慕點評：
我們現在在看王道與霸道，應該站在歷史的角度，王道，強調以德為本，藉助外來的教化來改變人的內心，進而藉助人的精神力量來維持統治，所有與之配套的理論都是為了統治階級服務，所謂的以民為本，不過是個美好的託詞，其立論和落腳點，都是為了維護統治階級的利益，以今時今日的眼光來看，這種治世思想並不可取，但其推崇的道德教育，仁義感化，對於今天的治國理政，依然具有一定的借鑑意義和研究價值。
而與之相對應的霸道，則走上了另一個極端，所有的政策和做法，都是建立在人性本惡的基礎上，否定了人性中美好的一面，進而沉迷於法、術、勢，賈誼提出：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可謂一針見血，點出了霸道治世的弊病。
參照：《尚書》，《禮記》，《韓非子》，《孝經》，《論語》，《史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