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大約7000年前，原本居住在桂林的甑皮巖人，舉家南下，前往廣西南部和東南亞半島北部。考古界一直在疑惑，在那之後是誰接管了桂林這片美麗的土地。
日前，桂林考古界公佈了父子巖遺址群考古研究成果：自5000年前開始，父子巖人就在灕江邊建房而居了，而他們不僅可能是甄皮巖人離開之後的桂林之主，或許還孕育了桂林的文明。
父子巖遺址俯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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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皮巖人走後，他們接管桂林？
父子巖遺址群位於桂林市雁山區奇峰鎮附近相思江與灕江交匯處。
桂林甑皮巖遺址博物館副館長韋軍全程參與父子巖遺址的挖掘，他介紹，2006年，廣西文物保護與考古研究所對灕江流域進行專題調查時首次發現了父子巖遺址。
隨後，桂林市組織全國著名考古專家及本地考古學者對遺蹟進行辨識，初步斷定遺蹟的年代大約在7000年-5000年前。
據桂林甑皮巖遺址博物館館長周海介紹，距今約7000多年前，湘西地區的“高廟文化”開始越過越城嶺向灕江流域擴張，原來居住在灕江流域的“甑皮巖人”逐漸向南退卻，並最終渡過西江遷徙到廣西南部和東南亞半島北部，引發了當地的新石器文化。
甑皮巖人走後，桂林這片土地上的文明如何延續，一直都是考古界的空白。
父子巖遺址的發現，恰恰甑皮巖人離開後的故事給接上了。
考古專家有意放慢了父子巖遺址的挖掘腳步，在2年多的考古發掘中，發掘面積僅為268平方米，發掘最深處距地表210釐米，結果，發現了大量寶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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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年前，他們在桂林這樣生活
住江景房
目前的研究成果表明，父子巖遺址主要包括了洞穴類型、巖廈類型、山腳類型、坡地類型和巖山類型。
這五種類型不是簡單疊加，而是有一定歷史斷代：洞穴類型時代較早，約等同於甑皮巖遺址時期；臺地類型比洞穴類型稍晚，其年代約在新石器時代晚期；巖廈、山腳類型與巖山類型基本處於同一時間段，比坡地類型稍晚，其年代約在新石器時代晚期到商周之間。
而坡地類型於巖下類型、山腳類型、巖山類型之間，其文化內涵有一定的順承關係。相比甑皮巖遺址的洞穴類型，父子巖的發現大大豐富。這證明了“父子巖人”擁有更為先進的生產力。
記者在父子巖山腳下的坡地上看到了父子巖人的房基。
在那片泥地上，考古人員向下發掘了30公分，找到數個圓形小坑，專家根據測量間距後得出結論，幾個小坑是父子巖人用於支撐房頂的底柱。僅憑這幾個小坑，就足以證明這裡曾經是先民建造的房屋了。
父子巖發現的房基遺蹟。
桂林甑皮巖遺址博物館館長周海告訴記者，這座房基是考古界首次在灕江邊發現的人類房屋遺蹟。“也就是說，桂林人自5000年前開始，就已經在灕江邊建房而居了。”
會生火做飯，會排水排澇
從目前的考古發掘中，陶片、石器、骨器以及陸生動物遺骸被找到，墓葬、灰坑、排水沖溝、火燒土等遺蹟被發現，5000年前父子巖人的生活狀態也被勾勒了出來。
考古人員發現了不少陶器、算珠形紡輪等，說明當時的人類已經開始使用或者製作陶器，還會織布縫製衣物了。
父子巖遺址出土的刻劃紋陶片。
父子巖遺址出圖的算珠形紡輪。
在房基的另一處，考古人員還發現了火燒土，這說明“父子巖人”會生火取暖和做飯。
在房基周圍，考古人員還發現了排水沖溝，這說明先人在建房時已經考慮到房屋排水等功能了。
戴珠寶首飾
在父子巖遺址中，專家們首次發掘了精美的玉器，如穿孔石鉞、玉管、玉鐲等，還有製作玉器的先進工具，如凹刃石錛、石斧、石鏃等。這在桂林還是首次。
父子巖挖掘出來的敞口罐。
父子巖遺址出圖的石環。
凹刃石錛，是用來生產玉器的工具，它的發現，說明當時這裡的文明程度已經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有了比甑皮巖人時期更加細化的社會分工。
據考古史料記載，穿孔石鉞是一種精美的禮器，是一種身份的象徵，只有地位極高的人物才能擁有它。就是在中原地區，也是隻有酋長一級的人物才可能佩戴。在父子巖遺址找到它，說明這裡極有可能是一個部落生活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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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子巖人孕育了桂林的文明？
穿孔石鉞的出土，給考古工作者留下了一個大謎團——父子巖文化也許就是桂林文明的發源地，桂林幾千年的文化曙光也許就是從這裡散發出去的。”周海說。
加之這裡地形特殊，處於山坳之中，便於隱藏，又臨水邊，交通方便，是個易守難攻的地方，私密性、安全性都很利於部落長期駐紮。因此，父子巖人很可能在這裡一生活就是上千年。
父子巖發現的墓葬遺蹟。
雖然現在還不能下定論，“父子巖人”究竟是外來入侵者還是‘甑皮巖人’的後人，但專家們做出了大膽的猜想，這批“父子巖人”很可能最終孕育了桂林文明。因為“父子巖人”在這片土地上生活了上千年之後，早已與當地土著人類有了進一步的文化融合，成為桂林的主人。而隨著這支部落的不斷髮展壯大，部落文明也逐漸滲透到當地，成為桂林文明的火種，最後孕育成為日後的桂林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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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望入圍中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一項考古發掘需要時間慢慢打磨。目前，父子巖遺址群的發掘工作還處於初級階段，但儘管如此，父子巖遺址的考古發現還是十分重大，不少專家認為，父子巖遺址群的發現，很可能入選本年度“中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中國十大考古新發現，是從1990年開始，每年都會舉行的全國範圍內評選。
一些專家指出，過去，桂林與中原文化、嶺南文化的交融的歷史最早只能追溯到商周時期，再之前就是一片空白。儘管以前在學術上普遍認為，史前文化遷徙是從中原向南延續，但在嶺南，特別是在桂林這一片，尚缺乏考古證明。“父子巖遺址的出現，彌補了這一空白，它已經成為長江、珠江流域文化交融一個新的文化座標。”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院長趙輝如此認為。
曾任廣西博物館館長蔣廷瑜認為，父子巖遺址所透露出的信息之豐富，充分展現了多地區、多文化的交融，是多民族一體化的體現，也正是不同文化的融合才最終構成了中華文化多元一體的特點。從這點上說，父子巖遺址歷史價值的重大，足可以入選“中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而為了更好地發掘、研究父子巖遺址，陳星燦還建議，桂林應儘快完善相關的資料，邊整理邊保護。他指出，通過不斷髮掘、研究和保護，該遺址的重要性足以成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來源：《桂林晚報》記者莊盈 周文瓊、微報桂林
編輯：小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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