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唐儀魚：南京博物院的不起眼陶俑，見證了一千年前佛道之變'
南京被稱為“六朝古都”，實際上除了三國東吳、東晉、南朝宋、南朝齊、南朝梁、南朝陳六朝以外，五代時期的南唐亦建都金陵，只不過南唐是一國而非一朝。今天我們在南京博物院中可以看到部分來自南唐二陵（即烈祖李昪及其皇后的欽陵，中主李璟及其皇后鍾氏的順陵）的出土文物，比如下圖中的舞姬俑和伶人俑：
南京被稱為“六朝古都”，實際上除了三國東吳、東晉、南朝宋、南朝齊、南朝梁、南朝陳六朝以外，五代時期的南唐亦建都金陵，只不過南唐是一國而非一朝。今天我們在南京博物院中可以看到部分來自南唐二陵（即烈祖李昪及其皇后的欽陵，中主李璟及其皇后鍾氏的順陵）的出土文物，比如下圖中的舞姬俑和伶人俑：
舞姬俑和伶人俑，南唐，江寧區李昪墓出土，拍攝於南京博物院
這些展品中，有一種器物的造型特別“吸睛”。南京博物院分別稱其為“人首魚身俑”、“人首蛇身俑”和“人首蛇身俑”。這類陶俑在其他地區的博物館中極少見，幾乎可以稱之為南京博物院的“特產”。其中人首魚身俑的造型是這樣的：
南京被稱為“六朝古都”，實際上除了三國東吳、東晉、南朝宋、南朝齊、南朝梁、南朝陳六朝以外，五代時期的南唐亦建都金陵，只不過南唐是一國而非一朝。今天我們在南京博物院中可以看到部分來自南唐二陵（即烈祖李昪及其皇后的欽陵，中主李璟及其皇后鍾氏的順陵）的出土文物，比如下圖中的舞姬俑和伶人俑：
舞姬俑和伶人俑，南唐，江寧區李昪墓出土，拍攝於南京博物院
這些展品中，有一種器物的造型特別“吸睛”。南京博物院分別稱其為“人首魚身俑”、“人首蛇身俑”和“人首蛇身俑”。這類陶俑在其他地區的博物館中極少見，幾乎可以稱之為南京博物院的“特產”。其中人首魚身俑的造型是這樣的：
人首魚身俑，南唐，江寧區李璟墓出土，拍攝於南京博物院
人首而魚身魚尾的形象如此特殊，頗具神祕感。這種造型的陶俑在帝王陵墓中也非常少見，只有南唐二陵出土，它究竟有什麼意義呢？
南京被稱為“六朝古都”，實際上除了三國東吳、東晉、南朝宋、南朝齊、南朝梁、南朝陳六朝以外，五代時期的南唐亦建都金陵，只不過南唐是一國而非一朝。今天我們在南京博物院中可以看到部分來自南唐二陵（即烈祖李昪及其皇后的欽陵，中主李璟及其皇后鍾氏的順陵）的出土文物，比如下圖中的舞姬俑和伶人俑：
舞姬俑和伶人俑，南唐，江寧區李昪墓出土，拍攝於南京博物院
這些展品中，有一種器物的造型特別“吸睛”。南京博物院分別稱其為“人首魚身俑”、“人首蛇身俑”和“人首蛇身俑”。這類陶俑在其他地區的博物館中極少見，幾乎可以稱之為南京博物院的“特產”。其中人首魚身俑的造型是這樣的：
人首魚身俑，南唐，江寧區李璟墓出土，拍攝於南京博物院
人首而魚身魚尾的形象如此特殊，頗具神祕感。這種造型的陶俑在帝王陵墓中也非常少見，只有南唐二陵出土，它究竟有什麼意義呢？
南唐二陵
（一）儀魚：唐宋間的曇花一現
1963年，著名考古學家徐蘋芳先生髮表《唐宋墓葬中的“明器神煞”與“墓儀”制度－－－讀〈大漢原陵祕葬經〉札記》。《大漢原陵祕葬經》收錄於《永樂大典》，是一部完整、非官修的地理葬書。成書時代雖然較晚，但書中記載的古代葬俗可能保存了一些唐宋舊制。徐蘋芳研讀之後認為，唐宋墓葬中出現的人首魚形俑就是《大漢原陵祕葬經》中的“儀魚”，或者是《宋會要輯稿》記永定陵明器中之鯢魚。
受此觀點影響，很多學者直接以“儀魚”來稱呼人首魚身俑。雖然由於可靠資料缺乏，徐蘋芳的觀點尚且存疑，但為了行文方便，本文仍把墓葬中呈人首魚身狀的神怪俑暫時稱之為“儀魚”。
就目前考古發掘所得來看，出土儀魚並不算多。2013年時，崔世平《唐宋墓葬所見“儀魚”與葬俗傳播》總結說全國只有三十多所墓葬中出土有儀魚，共計47件，其中有10件出自南京的李璟陵。除了北京隋墓的一件儀魚系出自擾土（很可能是原墓葬被破壞）以外，均出自墓葬之中，可以肯定它是專為隨葬所制的明器。
隋代大業元年（605年），儀魚即出現於河北地區，唐代時流行於河北道與河東道（主要是今陝西長治），多出現於中下階層的墓葬中，南方則極少發現。晚唐五代時期儀魚在北方消失了，傳播到南方後，在江蘇和福建等東南地區比較流行，並開始出現於高等級墓葬。到了宋代，只有江西、湖北和四川等地有零星發現。
儀魚的造型分為兩類，一般把儀魚分為流行於河東地區的A型儀魚和流行於河北地區的B型儀魚。北京隋墓中的早期儀魚即為魚身筆直的A型儀魚，不過它在唐代流行的地區是河東地區而非河北地區。A型儀魚在五代時期傳播到南方地區，並在南唐達到了它的最高峰。
同為A型儀魚，外觀和精細程度的差別也很大。在徐蘋芳札記中有五件儀魚的圖片，分別為：1、江西彭澤宋代劉宗墓出土；2、山西長治北石槽二號墓出土；3、南唐李昪陵出土；4、山西長治唐代王深墓出；5、南唐李璟陵出土。可以看出製作最精細的還是南唐二陵中的兩件。
南京被稱為“六朝古都”，實際上除了三國東吳、東晉、南朝宋、南朝齊、南朝梁、南朝陳六朝以外，五代時期的南唐亦建都金陵，只不過南唐是一國而非一朝。今天我們在南京博物院中可以看到部分來自南唐二陵（即烈祖李昪及其皇后的欽陵，中主李璟及其皇后鍾氏的順陵）的出土文物，比如下圖中的舞姬俑和伶人俑：
舞姬俑和伶人俑，南唐，江寧區李昪墓出土，拍攝於南京博物院
這些展品中，有一種器物的造型特別“吸睛”。南京博物院分別稱其為“人首魚身俑”、“人首蛇身俑”和“人首蛇身俑”。這類陶俑在其他地區的博物館中極少見，幾乎可以稱之為南京博物院的“特產”。其中人首魚身俑的造型是這樣的：
人首魚身俑，南唐，江寧區李璟墓出土，拍攝於南京博物院
人首而魚身魚尾的形象如此特殊，頗具神祕感。這種造型的陶俑在帝王陵墓中也非常少見，只有南唐二陵出土，它究竟有什麼意義呢？
南唐二陵
（一）儀魚：唐宋間的曇花一現
1963年，著名考古學家徐蘋芳先生髮表《唐宋墓葬中的“明器神煞”與“墓儀”制度－－－讀〈大漢原陵祕葬經〉札記》。《大漢原陵祕葬經》收錄於《永樂大典》，是一部完整、非官修的地理葬書。成書時代雖然較晚，但書中記載的古代葬俗可能保存了一些唐宋舊制。徐蘋芳研讀之後認為，唐宋墓葬中出現的人首魚形俑就是《大漢原陵祕葬經》中的“儀魚”，或者是《宋會要輯稿》記永定陵明器中之鯢魚。
受此觀點影響，很多學者直接以“儀魚”來稱呼人首魚身俑。雖然由於可靠資料缺乏，徐蘋芳的觀點尚且存疑，但為了行文方便，本文仍把墓葬中呈人首魚身狀的神怪俑暫時稱之為“儀魚”。
就目前考古發掘所得來看，出土儀魚並不算多。2013年時，崔世平《唐宋墓葬所見“儀魚”與葬俗傳播》總結說全國只有三十多所墓葬中出土有儀魚，共計47件，其中有10件出自南京的李璟陵。除了北京隋墓的一件儀魚系出自擾土（很可能是原墓葬被破壞）以外，均出自墓葬之中，可以肯定它是專為隨葬所制的明器。
隋代大業元年（605年），儀魚即出現於河北地區，唐代時流行於河北道與河東道（主要是今陝西長治），多出現於中下階層的墓葬中，南方則極少發現。晚唐五代時期儀魚在北方消失了，傳播到南方後，在江蘇和福建等東南地區比較流行，並開始出現於高等級墓葬。到了宋代，只有江西、湖北和四川等地有零星發現。
儀魚的造型分為兩類，一般把儀魚分為流行於河東地區的A型儀魚和流行於河北地區的B型儀魚。北京隋墓中的早期儀魚即為魚身筆直的A型儀魚，不過它在唐代流行的地區是河東地區而非河北地區。A型儀魚在五代時期傳播到南方地區，並在南唐達到了它的最高峰。
同為A型儀魚，外觀和精細程度的差別也很大。在徐蘋芳札記中有五件儀魚的圖片，分別為：1、江西彭澤宋代劉宗墓出土；2、山西長治北石槽二號墓出土；3、南唐李昪陵出土；4、山西長治唐代王深墓出；5、南唐李璟陵出土。可以看出製作最精細的還是南唐二陵中的兩件。
南京被稱為“六朝古都”，實際上除了三國東吳、東晉、南朝宋、南朝齊、南朝梁、南朝陳六朝以外，五代時期的南唐亦建都金陵，只不過南唐是一國而非一朝。今天我們在南京博物院中可以看到部分來自南唐二陵（即烈祖李昪及其皇后的欽陵，中主李璟及其皇后鍾氏的順陵）的出土文物，比如下圖中的舞姬俑和伶人俑：
舞姬俑和伶人俑，南唐，江寧區李昪墓出土，拍攝於南京博物院
這些展品中，有一種器物的造型特別“吸睛”。南京博物院分別稱其為“人首魚身俑”、“人首蛇身俑”和“人首蛇身俑”。這類陶俑在其他地區的博物館中極少見，幾乎可以稱之為南京博物院的“特產”。其中人首魚身俑的造型是這樣的：
人首魚身俑，南唐，江寧區李璟墓出土，拍攝於南京博物院
人首而魚身魚尾的形象如此特殊，頗具神祕感。這種造型的陶俑在帝王陵墓中也非常少見，只有南唐二陵出土，它究竟有什麼意義呢？
南唐二陵
（一）儀魚：唐宋間的曇花一現
1963年，著名考古學家徐蘋芳先生髮表《唐宋墓葬中的“明器神煞”與“墓儀”制度－－－讀〈大漢原陵祕葬經〉札記》。《大漢原陵祕葬經》收錄於《永樂大典》，是一部完整、非官修的地理葬書。成書時代雖然較晚，但書中記載的古代葬俗可能保存了一些唐宋舊制。徐蘋芳研讀之後認為，唐宋墓葬中出現的人首魚形俑就是《大漢原陵祕葬經》中的“儀魚”，或者是《宋會要輯稿》記永定陵明器中之鯢魚。
受此觀點影響，很多學者直接以“儀魚”來稱呼人首魚身俑。雖然由於可靠資料缺乏，徐蘋芳的觀點尚且存疑，但為了行文方便，本文仍把墓葬中呈人首魚身狀的神怪俑暫時稱之為“儀魚”。
就目前考古發掘所得來看，出土儀魚並不算多。2013年時，崔世平《唐宋墓葬所見“儀魚”與葬俗傳播》總結說全國只有三十多所墓葬中出土有儀魚，共計47件，其中有10件出自南京的李璟陵。除了北京隋墓的一件儀魚系出自擾土（很可能是原墓葬被破壞）以外，均出自墓葬之中，可以肯定它是專為隨葬所制的明器。
隋代大業元年（605年），儀魚即出現於河北地區，唐代時流行於河北道與河東道（主要是今陝西長治），多出現於中下階層的墓葬中，南方則極少發現。晚唐五代時期儀魚在北方消失了，傳播到南方後，在江蘇和福建等東南地區比較流行，並開始出現於高等級墓葬。到了宋代，只有江西、湖北和四川等地有零星發現。
儀魚的造型分為兩類，一般把儀魚分為流行於河東地區的A型儀魚和流行於河北地區的B型儀魚。北京隋墓中的早期儀魚即為魚身筆直的A型儀魚，不過它在唐代流行的地區是河東地區而非河北地區。A型儀魚在五代時期傳播到南方地區，並在南唐達到了它的最高峰。
同為A型儀魚，外觀和精細程度的差別也很大。在徐蘋芳札記中有五件儀魚的圖片，分別為：1、江西彭澤宋代劉宗墓出土；2、山西長治北石槽二號墓出土；3、南唐李昪陵出土；4、山西長治唐代王深墓出；5、南唐李璟陵出土。可以看出製作最精細的還是南唐二陵中的兩件。
李昪陵出土儀魚，本圖片來自南京博物院網站
B型儀魚的身體呈倒“S”形，表現為魚身扭動狀。出土B型儀魚的墓葬主要分佈在河北地區，目前南方從未發現過這一造型，可見基本沒有向南傳播。
南京被稱為“六朝古都”，實際上除了三國東吳、東晉、南朝宋、南朝齊、南朝梁、南朝陳六朝以外，五代時期的南唐亦建都金陵，只不過南唐是一國而非一朝。今天我們在南京博物院中可以看到部分來自南唐二陵（即烈祖李昪及其皇后的欽陵，中主李璟及其皇后鍾氏的順陵）的出土文物，比如下圖中的舞姬俑和伶人俑：
舞姬俑和伶人俑，南唐，江寧區李昪墓出土，拍攝於南京博物院
這些展品中，有一種器物的造型特別“吸睛”。南京博物院分別稱其為“人首魚身俑”、“人首蛇身俑”和“人首蛇身俑”。這類陶俑在其他地區的博物館中極少見，幾乎可以稱之為南京博物院的“特產”。其中人首魚身俑的造型是這樣的：
人首魚身俑，南唐，江寧區李璟墓出土，拍攝於南京博物院
人首而魚身魚尾的形象如此特殊，頗具神祕感。這種造型的陶俑在帝王陵墓中也非常少見，只有南唐二陵出土，它究竟有什麼意義呢？
南唐二陵
（一）儀魚：唐宋間的曇花一現
1963年，著名考古學家徐蘋芳先生髮表《唐宋墓葬中的“明器神煞”與“墓儀”制度－－－讀〈大漢原陵祕葬經〉札記》。《大漢原陵祕葬經》收錄於《永樂大典》，是一部完整、非官修的地理葬書。成書時代雖然較晚，但書中記載的古代葬俗可能保存了一些唐宋舊制。徐蘋芳研讀之後認為，唐宋墓葬中出現的人首魚形俑就是《大漢原陵祕葬經》中的“儀魚”，或者是《宋會要輯稿》記永定陵明器中之鯢魚。
受此觀點影響，很多學者直接以“儀魚”來稱呼人首魚身俑。雖然由於可靠資料缺乏，徐蘋芳的觀點尚且存疑，但為了行文方便，本文仍把墓葬中呈人首魚身狀的神怪俑暫時稱之為“儀魚”。
就目前考古發掘所得來看，出土儀魚並不算多。2013年時，崔世平《唐宋墓葬所見“儀魚”與葬俗傳播》總結說全國只有三十多所墓葬中出土有儀魚，共計47件，其中有10件出自南京的李璟陵。除了北京隋墓的一件儀魚系出自擾土（很可能是原墓葬被破壞）以外，均出自墓葬之中，可以肯定它是專為隨葬所制的明器。
隋代大業元年（605年），儀魚即出現於河北地區，唐代時流行於河北道與河東道（主要是今陝西長治），多出現於中下階層的墓葬中，南方則極少發現。晚唐五代時期儀魚在北方消失了，傳播到南方後，在江蘇和福建等東南地區比較流行，並開始出現於高等級墓葬。到了宋代，只有江西、湖北和四川等地有零星發現。
儀魚的造型分為兩類，一般把儀魚分為流行於河東地區的A型儀魚和流行於河北地區的B型儀魚。北京隋墓中的早期儀魚即為魚身筆直的A型儀魚，不過它在唐代流行的地區是河東地區而非河北地區。A型儀魚在五代時期傳播到南方地區，並在南唐達到了它的最高峰。
同為A型儀魚，外觀和精細程度的差別也很大。在徐蘋芳札記中有五件儀魚的圖片，分別為：1、江西彭澤宋代劉宗墓出土；2、山西長治北石槽二號墓出土；3、南唐李昪陵出土；4、山西長治唐代王深墓出；5、南唐李璟陵出土。可以看出製作最精細的還是南唐二陵中的兩件。
李昪陵出土儀魚，本圖片來自南京博物院網站
B型儀魚的身體呈倒“S”形，表現為魚身扭動狀。出土B型儀魚的墓葬主要分佈在河北地區，目前南方從未發現過這一造型，可見基本沒有向南傳播。
本圖片來自網絡
南京被稱為“六朝古都”，實際上除了三國東吳、東晉、南朝宋、南朝齊、南朝梁、南朝陳六朝以外，五代時期的南唐亦建都金陵，只不過南唐是一國而非一朝。今天我們在南京博物院中可以看到部分來自南唐二陵（即烈祖李昪及其皇后的欽陵，中主李璟及其皇后鍾氏的順陵）的出土文物，比如下圖中的舞姬俑和伶人俑：
舞姬俑和伶人俑，南唐，江寧區李昪墓出土，拍攝於南京博物院
這些展品中，有一種器物的造型特別“吸睛”。南京博物院分別稱其為“人首魚身俑”、“人首蛇身俑”和“人首蛇身俑”。這類陶俑在其他地區的博物館中極少見，幾乎可以稱之為南京博物院的“特產”。其中人首魚身俑的造型是這樣的：
人首魚身俑，南唐，江寧區李璟墓出土，拍攝於南京博物院
人首而魚身魚尾的形象如此特殊，頗具神祕感。這種造型的陶俑在帝王陵墓中也非常少見，只有南唐二陵出土，它究竟有什麼意義呢？
南唐二陵
（一）儀魚：唐宋間的曇花一現
1963年，著名考古學家徐蘋芳先生髮表《唐宋墓葬中的“明器神煞”與“墓儀”制度－－－讀〈大漢原陵祕葬經〉札記》。《大漢原陵祕葬經》收錄於《永樂大典》，是一部完整、非官修的地理葬書。成書時代雖然較晚，但書中記載的古代葬俗可能保存了一些唐宋舊制。徐蘋芳研讀之後認為，唐宋墓葬中出現的人首魚形俑就是《大漢原陵祕葬經》中的“儀魚”，或者是《宋會要輯稿》記永定陵明器中之鯢魚。
受此觀點影響，很多學者直接以“儀魚”來稱呼人首魚身俑。雖然由於可靠資料缺乏，徐蘋芳的觀點尚且存疑，但為了行文方便，本文仍把墓葬中呈人首魚身狀的神怪俑暫時稱之為“儀魚”。
就目前考古發掘所得來看，出土儀魚並不算多。2013年時，崔世平《唐宋墓葬所見“儀魚”與葬俗傳播》總結說全國只有三十多所墓葬中出土有儀魚，共計47件，其中有10件出自南京的李璟陵。除了北京隋墓的一件儀魚系出自擾土（很可能是原墓葬被破壞）以外，均出自墓葬之中，可以肯定它是專為隨葬所制的明器。
隋代大業元年（605年），儀魚即出現於河北地區，唐代時流行於河北道與河東道（主要是今陝西長治），多出現於中下階層的墓葬中，南方則極少發現。晚唐五代時期儀魚在北方消失了，傳播到南方後，在江蘇和福建等東南地區比較流行，並開始出現於高等級墓葬。到了宋代，只有江西、湖北和四川等地有零星發現。
儀魚的造型分為兩類，一般把儀魚分為流行於河東地區的A型儀魚和流行於河北地區的B型儀魚。北京隋墓中的早期儀魚即為魚身筆直的A型儀魚，不過它在唐代流行的地區是河東地區而非河北地區。A型儀魚在五代時期傳播到南方地區，並在南唐達到了它的最高峰。
同為A型儀魚，外觀和精細程度的差別也很大。在徐蘋芳札記中有五件儀魚的圖片，分別為：1、江西彭澤宋代劉宗墓出土；2、山西長治北石槽二號墓出土；3、南唐李昪陵出土；4、山西長治唐代王深墓出；5、南唐李璟陵出土。可以看出製作最精細的還是南唐二陵中的兩件。
李昪陵出土儀魚，本圖片來自南京博物院網站
B型儀魚的身體呈倒“S”形，表現為魚身扭動狀。出土B型儀魚的墓葬主要分佈在河北地區，目前南方從未發現過這一造型，可見基本沒有向南傳播。
本圖片來自網絡
遼寧朝陽黃河路唐墓出土儀魚，圖片來自崔世平《唐宋墓葬所見“儀魚”與葬俗傳播》
北方發現的儀魚都為陶質，受到地區工藝傳統的影響，五代時南方墓葬中出現了木質的儀魚，宋代景德鎮地區還有瓷質的儀魚。不過南唐以後，儀魚的影響就不很大了，已經出土的47件儀魚中，宋代的只佔5件，宋代之後墓葬中就再也不見儀魚，它完全退出了墓葬用品的行列。
（二）魚崇拜：儀魚的文化根源
人魚結合的圖像，在中國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000—公元前3000年前的半坡人面魚紋彩陶盆，這件陶盆目前陳列在中國國家博物館：
南京被稱為“六朝古都”，實際上除了三國東吳、東晉、南朝宋、南朝齊、南朝梁、南朝陳六朝以外，五代時期的南唐亦建都金陵，只不過南唐是一國而非一朝。今天我們在南京博物院中可以看到部分來自南唐二陵（即烈祖李昪及其皇后的欽陵，中主李璟及其皇后鍾氏的順陵）的出土文物，比如下圖中的舞姬俑和伶人俑：
舞姬俑和伶人俑，南唐，江寧區李昪墓出土，拍攝於南京博物院
這些展品中，有一種器物的造型特別“吸睛”。南京博物院分別稱其為“人首魚身俑”、“人首蛇身俑”和“人首蛇身俑”。這類陶俑在其他地區的博物館中極少見，幾乎可以稱之為南京博物院的“特產”。其中人首魚身俑的造型是這樣的：
人首魚身俑，南唐，江寧區李璟墓出土，拍攝於南京博物院
人首而魚身魚尾的形象如此特殊，頗具神祕感。這種造型的陶俑在帝王陵墓中也非常少見，只有南唐二陵出土，它究竟有什麼意義呢？
南唐二陵
（一）儀魚：唐宋間的曇花一現
1963年，著名考古學家徐蘋芳先生髮表《唐宋墓葬中的“明器神煞”與“墓儀”制度－－－讀〈大漢原陵祕葬經〉札記》。《大漢原陵祕葬經》收錄於《永樂大典》，是一部完整、非官修的地理葬書。成書時代雖然較晚，但書中記載的古代葬俗可能保存了一些唐宋舊制。徐蘋芳研讀之後認為，唐宋墓葬中出現的人首魚形俑就是《大漢原陵祕葬經》中的“儀魚”，或者是《宋會要輯稿》記永定陵明器中之鯢魚。
受此觀點影響，很多學者直接以“儀魚”來稱呼人首魚身俑。雖然由於可靠資料缺乏，徐蘋芳的觀點尚且存疑，但為了行文方便，本文仍把墓葬中呈人首魚身狀的神怪俑暫時稱之為“儀魚”。
就目前考古發掘所得來看，出土儀魚並不算多。2013年時，崔世平《唐宋墓葬所見“儀魚”與葬俗傳播》總結說全國只有三十多所墓葬中出土有儀魚，共計47件，其中有10件出自南京的李璟陵。除了北京隋墓的一件儀魚系出自擾土（很可能是原墓葬被破壞）以外，均出自墓葬之中，可以肯定它是專為隨葬所制的明器。
隋代大業元年（605年），儀魚即出現於河北地區，唐代時流行於河北道與河東道（主要是今陝西長治），多出現於中下階層的墓葬中，南方則極少發現。晚唐五代時期儀魚在北方消失了，傳播到南方後，在江蘇和福建等東南地區比較流行，並開始出現於高等級墓葬。到了宋代，只有江西、湖北和四川等地有零星發現。
儀魚的造型分為兩類，一般把儀魚分為流行於河東地區的A型儀魚和流行於河北地區的B型儀魚。北京隋墓中的早期儀魚即為魚身筆直的A型儀魚，不過它在唐代流行的地區是河東地區而非河北地區。A型儀魚在五代時期傳播到南方地區，並在南唐達到了它的最高峰。
同為A型儀魚，外觀和精細程度的差別也很大。在徐蘋芳札記中有五件儀魚的圖片，分別為：1、江西彭澤宋代劉宗墓出土；2、山西長治北石槽二號墓出土；3、南唐李昪陵出土；4、山西長治唐代王深墓出；5、南唐李璟陵出土。可以看出製作最精細的還是南唐二陵中的兩件。
李昪陵出土儀魚，本圖片來自南京博物院網站
B型儀魚的身體呈倒“S”形，表現為魚身扭動狀。出土B型儀魚的墓葬主要分佈在河北地區，目前南方從未發現過這一造型，可見基本沒有向南傳播。
本圖片來自網絡
遼寧朝陽黃河路唐墓出土儀魚，圖片來自崔世平《唐宋墓葬所見“儀魚”與葬俗傳播》
北方發現的儀魚都為陶質，受到地區工藝傳統的影響，五代時南方墓葬中出現了木質的儀魚，宋代景德鎮地區還有瓷質的儀魚。不過南唐以後，儀魚的影響就不很大了，已經出土的47件儀魚中，宋代的只佔5件，宋代之後墓葬中就再也不見儀魚，它完全退出了墓葬用品的行列。
（二）魚崇拜：儀魚的文化根源
人魚結合的圖像，在中國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000—公元前3000年前的半坡人面魚紋彩陶盆，這件陶盆目前陳列在中國國家博物館：
人面魚紋彩陶盆
這一彩陶盆實為甕棺葬的棺蓋，魚可能是該氏族的圖騰或神靈，圖案意義應該是喪葬後的靈魂安慰與引導。之後，人魚結合圖像又出現於馬家窯文化的鯢魚紋彩陶瓶上。不過這一類人面、蛇身、雙爪足的鯢魚紋究竟來自何種生物，目前還存在爭議。只能籠統認為這一紋飾以水生動物為原型，是原始崇拜的對象，具有神祕的力量。
南京被稱為“六朝古都”，實際上除了三國東吳、東晉、南朝宋、南朝齊、南朝梁、南朝陳六朝以外，五代時期的南唐亦建都金陵，只不過南唐是一國而非一朝。今天我們在南京博物院中可以看到部分來自南唐二陵（即烈祖李昪及其皇后的欽陵，中主李璟及其皇后鍾氏的順陵）的出土文物，比如下圖中的舞姬俑和伶人俑：
舞姬俑和伶人俑，南唐，江寧區李昪墓出土，拍攝於南京博物院
這些展品中，有一種器物的造型特別“吸睛”。南京博物院分別稱其為“人首魚身俑”、“人首蛇身俑”和“人首蛇身俑”。這類陶俑在其他地區的博物館中極少見，幾乎可以稱之為南京博物院的“特產”。其中人首魚身俑的造型是這樣的：
人首魚身俑，南唐，江寧區李璟墓出土，拍攝於南京博物院
人首而魚身魚尾的形象如此特殊，頗具神祕感。這種造型的陶俑在帝王陵墓中也非常少見，只有南唐二陵出土，它究竟有什麼意義呢？
南唐二陵
（一）儀魚：唐宋間的曇花一現
1963年，著名考古學家徐蘋芳先生髮表《唐宋墓葬中的“明器神煞”與“墓儀”制度－－－讀〈大漢原陵祕葬經〉札記》。《大漢原陵祕葬經》收錄於《永樂大典》，是一部完整、非官修的地理葬書。成書時代雖然較晚，但書中記載的古代葬俗可能保存了一些唐宋舊制。徐蘋芳研讀之後認為，唐宋墓葬中出現的人首魚形俑就是《大漢原陵祕葬經》中的“儀魚”，或者是《宋會要輯稿》記永定陵明器中之鯢魚。
受此觀點影響，很多學者直接以“儀魚”來稱呼人首魚身俑。雖然由於可靠資料缺乏，徐蘋芳的觀點尚且存疑，但為了行文方便，本文仍把墓葬中呈人首魚身狀的神怪俑暫時稱之為“儀魚”。
就目前考古發掘所得來看，出土儀魚並不算多。2013年時，崔世平《唐宋墓葬所見“儀魚”與葬俗傳播》總結說全國只有三十多所墓葬中出土有儀魚，共計47件，其中有10件出自南京的李璟陵。除了北京隋墓的一件儀魚系出自擾土（很可能是原墓葬被破壞）以外，均出自墓葬之中，可以肯定它是專為隨葬所制的明器。
隋代大業元年（605年），儀魚即出現於河北地區，唐代時流行於河北道與河東道（主要是今陝西長治），多出現於中下階層的墓葬中，南方則極少發現。晚唐五代時期儀魚在北方消失了，傳播到南方後，在江蘇和福建等東南地區比較流行，並開始出現於高等級墓葬。到了宋代，只有江西、湖北和四川等地有零星發現。
儀魚的造型分為兩類，一般把儀魚分為流行於河東地區的A型儀魚和流行於河北地區的B型儀魚。北京隋墓中的早期儀魚即為魚身筆直的A型儀魚，不過它在唐代流行的地區是河東地區而非河北地區。A型儀魚在五代時期傳播到南方地區，並在南唐達到了它的最高峰。
同為A型儀魚，外觀和精細程度的差別也很大。在徐蘋芳札記中有五件儀魚的圖片，分別為：1、江西彭澤宋代劉宗墓出土；2、山西長治北石槽二號墓出土；3、南唐李昪陵出土；4、山西長治唐代王深墓出；5、南唐李璟陵出土。可以看出製作最精細的還是南唐二陵中的兩件。
李昪陵出土儀魚，本圖片來自南京博物院網站
B型儀魚的身體呈倒“S”形，表現為魚身扭動狀。出土B型儀魚的墓葬主要分佈在河北地區，目前南方從未發現過這一造型，可見基本沒有向南傳播。
本圖片來自網絡
遼寧朝陽黃河路唐墓出土儀魚，圖片來自崔世平《唐宋墓葬所見“儀魚”與葬俗傳播》
北方發現的儀魚都為陶質，受到地區工藝傳統的影響，五代時南方墓葬中出現了木質的儀魚，宋代景德鎮地區還有瓷質的儀魚。不過南唐以後，儀魚的影響就不很大了，已經出土的47件儀魚中，宋代的只佔5件，宋代之後墓葬中就再也不見儀魚，它完全退出了墓葬用品的行列。
（二）魚崇拜：儀魚的文化根源
人魚結合的圖像，在中國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000—公元前3000年前的半坡人面魚紋彩陶盆，這件陶盆目前陳列在中國國家博物館：
人面魚紋彩陶盆
這一彩陶盆實為甕棺葬的棺蓋，魚可能是該氏族的圖騰或神靈，圖案意義應該是喪葬後的靈魂安慰與引導。之後，人魚結合圖像又出現於馬家窯文化的鯢魚紋彩陶瓶上。不過這一類人面、蛇身、雙爪足的鯢魚紋究竟來自何種生物，目前還存在爭議。只能籠統認為這一紋飾以水生動物為原型，是原始崇拜的對象，具有神祕的力量。
鯢魚紋彩陶瓶，仰韶文化中期，甘肅省博物館藏
南京被稱為“六朝古都”，實際上除了三國東吳、東晉、南朝宋、南朝齊、南朝梁、南朝陳六朝以外，五代時期的南唐亦建都金陵，只不過南唐是一國而非一朝。今天我們在南京博物院中可以看到部分來自南唐二陵（即烈祖李昪及其皇后的欽陵，中主李璟及其皇后鍾氏的順陵）的出土文物，比如下圖中的舞姬俑和伶人俑：
舞姬俑和伶人俑，南唐，江寧區李昪墓出土，拍攝於南京博物院
這些展品中，有一種器物的造型特別“吸睛”。南京博物院分別稱其為“人首魚身俑”、“人首蛇身俑”和“人首蛇身俑”。這類陶俑在其他地區的博物館中極少見，幾乎可以稱之為南京博物院的“特產”。其中人首魚身俑的造型是這樣的：
人首魚身俑，南唐，江寧區李璟墓出土，拍攝於南京博物院
人首而魚身魚尾的形象如此特殊，頗具神祕感。這種造型的陶俑在帝王陵墓中也非常少見，只有南唐二陵出土，它究竟有什麼意義呢？
南唐二陵
（一）儀魚：唐宋間的曇花一現
1963年，著名考古學家徐蘋芳先生髮表《唐宋墓葬中的“明器神煞”與“墓儀”制度－－－讀〈大漢原陵祕葬經〉札記》。《大漢原陵祕葬經》收錄於《永樂大典》，是一部完整、非官修的地理葬書。成書時代雖然較晚，但書中記載的古代葬俗可能保存了一些唐宋舊制。徐蘋芳研讀之後認為，唐宋墓葬中出現的人首魚形俑就是《大漢原陵祕葬經》中的“儀魚”，或者是《宋會要輯稿》記永定陵明器中之鯢魚。
受此觀點影響，很多學者直接以“儀魚”來稱呼人首魚身俑。雖然由於可靠資料缺乏，徐蘋芳的觀點尚且存疑，但為了行文方便，本文仍把墓葬中呈人首魚身狀的神怪俑暫時稱之為“儀魚”。
就目前考古發掘所得來看，出土儀魚並不算多。2013年時，崔世平《唐宋墓葬所見“儀魚”與葬俗傳播》總結說全國只有三十多所墓葬中出土有儀魚，共計47件，其中有10件出自南京的李璟陵。除了北京隋墓的一件儀魚系出自擾土（很可能是原墓葬被破壞）以外，均出自墓葬之中，可以肯定它是專為隨葬所制的明器。
隋代大業元年（605年），儀魚即出現於河北地區，唐代時流行於河北道與河東道（主要是今陝西長治），多出現於中下階層的墓葬中，南方則極少發現。晚唐五代時期儀魚在北方消失了，傳播到南方後，在江蘇和福建等東南地區比較流行，並開始出現於高等級墓葬。到了宋代，只有江西、湖北和四川等地有零星發現。
儀魚的造型分為兩類，一般把儀魚分為流行於河東地區的A型儀魚和流行於河北地區的B型儀魚。北京隋墓中的早期儀魚即為魚身筆直的A型儀魚，不過它在唐代流行的地區是河東地區而非河北地區。A型儀魚在五代時期傳播到南方地區，並在南唐達到了它的最高峰。
同為A型儀魚，外觀和精細程度的差別也很大。在徐蘋芳札記中有五件儀魚的圖片，分別為：1、江西彭澤宋代劉宗墓出土；2、山西長治北石槽二號墓出土；3、南唐李昪陵出土；4、山西長治唐代王深墓出；5、南唐李璟陵出土。可以看出製作最精細的還是南唐二陵中的兩件。
李昪陵出土儀魚，本圖片來自南京博物院網站
B型儀魚的身體呈倒“S”形，表現為魚身扭動狀。出土B型儀魚的墓葬主要分佈在河北地區，目前南方從未發現過這一造型，可見基本沒有向南傳播。
本圖片來自網絡
遼寧朝陽黃河路唐墓出土儀魚，圖片來自崔世平《唐宋墓葬所見“儀魚”與葬俗傳播》
北方發現的儀魚都為陶質，受到地區工藝傳統的影響，五代時南方墓葬中出現了木質的儀魚，宋代景德鎮地區還有瓷質的儀魚。不過南唐以後，儀魚的影響就不很大了，已經出土的47件儀魚中，宋代的只佔5件，宋代之後墓葬中就再也不見儀魚，它完全退出了墓葬用品的行列。
（二）魚崇拜：儀魚的文化根源
人魚結合的圖像，在中國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000—公元前3000年前的半坡人面魚紋彩陶盆，這件陶盆目前陳列在中國國家博物館：
人面魚紋彩陶盆
這一彩陶盆實為甕棺葬的棺蓋，魚可能是該氏族的圖騰或神靈，圖案意義應該是喪葬後的靈魂安慰與引導。之後，人魚結合圖像又出現於馬家窯文化的鯢魚紋彩陶瓶上。不過這一類人面、蛇身、雙爪足的鯢魚紋究竟來自何種生物，目前還存在爭議。只能籠統認為這一紋飾以水生動物為原型，是原始崇拜的對象，具有神祕的力量。
鯢魚紋彩陶瓶，仰韶文化中期，甘肅省博物館藏
圖片拍攝於甘肅省博物館
先秦著作《山海經》中，陵魚和氐人都是人面魚身。《海內東經》中說，“陵魚，人面，手足，魚身，在海中”，《海內南經》說“氐人國，在建木西。其為人，人面而魚身，無足”。可見分佈的地區、外部特徵不盡相同。氐人是“炎帝之孫名曰靈恝”的後代，“能上下於天”，身份近於神靈或巫師。有學者認為，下圖漢代畫像石上的人面魚身形象即為氐人，是儀魚的直接來源。
南京被稱為“六朝古都”，實際上除了三國東吳、東晉、南朝宋、南朝齊、南朝梁、南朝陳六朝以外，五代時期的南唐亦建都金陵，只不過南唐是一國而非一朝。今天我們在南京博物院中可以看到部分來自南唐二陵（即烈祖李昪及其皇后的欽陵，中主李璟及其皇后鍾氏的順陵）的出土文物，比如下圖中的舞姬俑和伶人俑：
舞姬俑和伶人俑，南唐，江寧區李昪墓出土，拍攝於南京博物院
這些展品中，有一種器物的造型特別“吸睛”。南京博物院分別稱其為“人首魚身俑”、“人首蛇身俑”和“人首蛇身俑”。這類陶俑在其他地區的博物館中極少見，幾乎可以稱之為南京博物院的“特產”。其中人首魚身俑的造型是這樣的：
人首魚身俑，南唐，江寧區李璟墓出土，拍攝於南京博物院
人首而魚身魚尾的形象如此特殊，頗具神祕感。這種造型的陶俑在帝王陵墓中也非常少見，只有南唐二陵出土，它究竟有什麼意義呢？
南唐二陵
（一）儀魚：唐宋間的曇花一現
1963年，著名考古學家徐蘋芳先生髮表《唐宋墓葬中的“明器神煞”與“墓儀”制度－－－讀〈大漢原陵祕葬經〉札記》。《大漢原陵祕葬經》收錄於《永樂大典》，是一部完整、非官修的地理葬書。成書時代雖然較晚，但書中記載的古代葬俗可能保存了一些唐宋舊制。徐蘋芳研讀之後認為，唐宋墓葬中出現的人首魚形俑就是《大漢原陵祕葬經》中的“儀魚”，或者是《宋會要輯稿》記永定陵明器中之鯢魚。
受此觀點影響，很多學者直接以“儀魚”來稱呼人首魚身俑。雖然由於可靠資料缺乏，徐蘋芳的觀點尚且存疑，但為了行文方便，本文仍把墓葬中呈人首魚身狀的神怪俑暫時稱之為“儀魚”。
就目前考古發掘所得來看，出土儀魚並不算多。2013年時，崔世平《唐宋墓葬所見“儀魚”與葬俗傳播》總結說全國只有三十多所墓葬中出土有儀魚，共計47件，其中有10件出自南京的李璟陵。除了北京隋墓的一件儀魚系出自擾土（很可能是原墓葬被破壞）以外，均出自墓葬之中，可以肯定它是專為隨葬所制的明器。
隋代大業元年（605年），儀魚即出現於河北地區，唐代時流行於河北道與河東道（主要是今陝西長治），多出現於中下階層的墓葬中，南方則極少發現。晚唐五代時期儀魚在北方消失了，傳播到南方後，在江蘇和福建等東南地區比較流行，並開始出現於高等級墓葬。到了宋代，只有江西、湖北和四川等地有零星發現。
儀魚的造型分為兩類，一般把儀魚分為流行於河東地區的A型儀魚和流行於河北地區的B型儀魚。北京隋墓中的早期儀魚即為魚身筆直的A型儀魚，不過它在唐代流行的地區是河東地區而非河北地區。A型儀魚在五代時期傳播到南方地區，並在南唐達到了它的最高峰。
同為A型儀魚，外觀和精細程度的差別也很大。在徐蘋芳札記中有五件儀魚的圖片，分別為：1、江西彭澤宋代劉宗墓出土；2、山西長治北石槽二號墓出土；3、南唐李昪陵出土；4、山西長治唐代王深墓出；5、南唐李璟陵出土。可以看出製作最精細的還是南唐二陵中的兩件。
李昪陵出土儀魚，本圖片來自南京博物院網站
B型儀魚的身體呈倒“S”形，表現為魚身扭動狀。出土B型儀魚的墓葬主要分佈在河北地區，目前南方從未發現過這一造型，可見基本沒有向南傳播。
本圖片來自網絡
遼寧朝陽黃河路唐墓出土儀魚，圖片來自崔世平《唐宋墓葬所見“儀魚”與葬俗傳播》
北方發現的儀魚都為陶質，受到地區工藝傳統的影響，五代時南方墓葬中出現了木質的儀魚，宋代景德鎮地區還有瓷質的儀魚。不過南唐以後，儀魚的影響就不很大了，已經出土的47件儀魚中，宋代的只佔5件，宋代之後墓葬中就再也不見儀魚，它完全退出了墓葬用品的行列。
（二）魚崇拜：儀魚的文化根源
人魚結合的圖像，在中國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000—公元前3000年前的半坡人面魚紋彩陶盆，這件陶盆目前陳列在中國國家博物館：
人面魚紋彩陶盆
這一彩陶盆實為甕棺葬的棺蓋，魚可能是該氏族的圖騰或神靈，圖案意義應該是喪葬後的靈魂安慰與引導。之後，人魚結合圖像又出現於馬家窯文化的鯢魚紋彩陶瓶上。不過這一類人面、蛇身、雙爪足的鯢魚紋究竟來自何種生物，目前還存在爭議。只能籠統認為這一紋飾以水生動物為原型，是原始崇拜的對象，具有神祕的力量。
鯢魚紋彩陶瓶，仰韶文化中期，甘肅省博物館藏
圖片拍攝於甘肅省博物館
先秦著作《山海經》中，陵魚和氐人都是人面魚身。《海內東經》中說，“陵魚，人面，手足，魚身，在海中”，《海內南經》說“氐人國，在建木西。其為人，人面而魚身，無足”。可見分佈的地區、外部特徵不盡相同。氐人是“炎帝之孫名曰靈恝”的後代，“能上下於天”，身份近於神靈或巫師。有學者認為，下圖漢代畫像石上的人面魚身形象即為氐人，是儀魚的直接來源。
漢代畫像石上的人面魚身形象，圖片來自田春《中國古代人魚圖像的譜系》
此外，漢畫像石的魚車出行圖等主題中有數量甚多人面魚身形像，這類魚車出行圖中乘坐於車上的尊者，有認為是河伯的，有認為是墓主的。由於漢畫像石本質上是一種喪葬藝術，無論是哪種，都說明魚車出行、人面魚身形象乃至於魚的形象對於喪葬都有特殊的意義。
南京被稱為“六朝古都”，實際上除了三國東吳、東晉、南朝宋、南朝齊、南朝梁、南朝陳六朝以外，五代時期的南唐亦建都金陵，只不過南唐是一國而非一朝。今天我們在南京博物院中可以看到部分來自南唐二陵（即烈祖李昪及其皇后的欽陵，中主李璟及其皇后鍾氏的順陵）的出土文物，比如下圖中的舞姬俑和伶人俑：
舞姬俑和伶人俑，南唐，江寧區李昪墓出土，拍攝於南京博物院
這些展品中，有一種器物的造型特別“吸睛”。南京博物院分別稱其為“人首魚身俑”、“人首蛇身俑”和“人首蛇身俑”。這類陶俑在其他地區的博物館中極少見，幾乎可以稱之為南京博物院的“特產”。其中人首魚身俑的造型是這樣的：
人首魚身俑，南唐，江寧區李璟墓出土，拍攝於南京博物院
人首而魚身魚尾的形象如此特殊，頗具神祕感。這種造型的陶俑在帝王陵墓中也非常少見，只有南唐二陵出土，它究竟有什麼意義呢？
南唐二陵
（一）儀魚：唐宋間的曇花一現
1963年，著名考古學家徐蘋芳先生髮表《唐宋墓葬中的“明器神煞”與“墓儀”制度－－－讀〈大漢原陵祕葬經〉札記》。《大漢原陵祕葬經》收錄於《永樂大典》，是一部完整、非官修的地理葬書。成書時代雖然較晚，但書中記載的古代葬俗可能保存了一些唐宋舊制。徐蘋芳研讀之後認為，唐宋墓葬中出現的人首魚形俑就是《大漢原陵祕葬經》中的“儀魚”，或者是《宋會要輯稿》記永定陵明器中之鯢魚。
受此觀點影響，很多學者直接以“儀魚”來稱呼人首魚身俑。雖然由於可靠資料缺乏，徐蘋芳的觀點尚且存疑，但為了行文方便，本文仍把墓葬中呈人首魚身狀的神怪俑暫時稱之為“儀魚”。
就目前考古發掘所得來看，出土儀魚並不算多。2013年時，崔世平《唐宋墓葬所見“儀魚”與葬俗傳播》總結說全國只有三十多所墓葬中出土有儀魚，共計47件，其中有10件出自南京的李璟陵。除了北京隋墓的一件儀魚系出自擾土（很可能是原墓葬被破壞）以外，均出自墓葬之中，可以肯定它是專為隨葬所制的明器。
隋代大業元年（605年），儀魚即出現於河北地區，唐代時流行於河北道與河東道（主要是今陝西長治），多出現於中下階層的墓葬中，南方則極少發現。晚唐五代時期儀魚在北方消失了，傳播到南方後，在江蘇和福建等東南地區比較流行，並開始出現於高等級墓葬。到了宋代，只有江西、湖北和四川等地有零星發現。
儀魚的造型分為兩類，一般把儀魚分為流行於河東地區的A型儀魚和流行於河北地區的B型儀魚。北京隋墓中的早期儀魚即為魚身筆直的A型儀魚，不過它在唐代流行的地區是河東地區而非河北地區。A型儀魚在五代時期傳播到南方地區，並在南唐達到了它的最高峰。
同為A型儀魚，外觀和精細程度的差別也很大。在徐蘋芳札記中有五件儀魚的圖片，分別為：1、江西彭澤宋代劉宗墓出土；2、山西長治北石槽二號墓出土；3、南唐李昪陵出土；4、山西長治唐代王深墓出；5、南唐李璟陵出土。可以看出製作最精細的還是南唐二陵中的兩件。
李昪陵出土儀魚，本圖片來自南京博物院網站
B型儀魚的身體呈倒“S”形，表現為魚身扭動狀。出土B型儀魚的墓葬主要分佈在河北地區，目前南方從未發現過這一造型，可見基本沒有向南傳播。
本圖片來自網絡
遼寧朝陽黃河路唐墓出土儀魚，圖片來自崔世平《唐宋墓葬所見“儀魚”與葬俗傳播》
北方發現的儀魚都為陶質，受到地區工藝傳統的影響，五代時南方墓葬中出現了木質的儀魚，宋代景德鎮地區還有瓷質的儀魚。不過南唐以後，儀魚的影響就不很大了，已經出土的47件儀魚中，宋代的只佔5件，宋代之後墓葬中就再也不見儀魚，它完全退出了墓葬用品的行列。
（二）魚崇拜：儀魚的文化根源
人魚結合的圖像，在中國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000—公元前3000年前的半坡人面魚紋彩陶盆，這件陶盆目前陳列在中國國家博物館：
人面魚紋彩陶盆
這一彩陶盆實為甕棺葬的棺蓋，魚可能是該氏族的圖騰或神靈，圖案意義應該是喪葬後的靈魂安慰與引導。之後，人魚結合圖像又出現於馬家窯文化的鯢魚紋彩陶瓶上。不過這一類人面、蛇身、雙爪足的鯢魚紋究竟來自何種生物，目前還存在爭議。只能籠統認為這一紋飾以水生動物為原型，是原始崇拜的對象，具有神祕的力量。
鯢魚紋彩陶瓶，仰韶文化中期，甘肅省博物館藏
圖片拍攝於甘肅省博物館
先秦著作《山海經》中，陵魚和氐人都是人面魚身。《海內東經》中說，“陵魚，人面，手足，魚身，在海中”，《海內南經》說“氐人國，在建木西。其為人，人面而魚身，無足”。可見分佈的地區、外部特徵不盡相同。氐人是“炎帝之孫名曰靈恝”的後代，“能上下於天”，身份近於神靈或巫師。有學者認為，下圖漢代畫像石上的人面魚身形象即為氐人，是儀魚的直接來源。
漢代畫像石上的人面魚身形象，圖片來自田春《中國古代人魚圖像的譜系》
此外，漢畫像石的魚車出行圖等主題中有數量甚多人面魚身形像，這類魚車出行圖中乘坐於車上的尊者，有認為是河伯的，有認為是墓主的。由於漢畫像石本質上是一種喪葬藝術，無論是哪種，都說明魚車出行、人面魚身形象乃至於魚的形象對於喪葬都有特殊的意義。
山東嘉祥武氏祠左石室屋頂後坡“河伯出行圖”線條，圖片來自網絡
為何從遠古到漢代時期，人們都樂於在墓葬中表現魚的相關形象？其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一是對魚的生殖崇拜，祈求開枝散葉、多子多孫；二則由於先民們曾經以魚為圖騰、為神靈（比如河伯）而產生的原始信仰，可能會認為魚類形象能夠鎮邪祛惡；三則在唐宋時期，民間廣泛流傳著魚引昇天的故事。“子英乘鯉”見於西漢劉向《列仙傳》，記載說子英養一赤鯉，“一年長丈餘，遂生角，有翅翼”，後背負子英昇仙。《太平廣記》記載秀才白幽求曾在海中見仙人乘魚或乘龜而行，亦記載唐人張鎬之妻為道家女仙，後乘鯉昇天而去。最著名的莫過於“琴高乘鯉成仙”的說法，《太平廣記》引自《列仙傳》：
“琴高者，趙人也，以鼓琴為宋康王舍人。行涓、彭之術，浮游冀州琢郡間，二百餘年。後辭入涿水中取龍子，與諸弟子期曰：‘皆潔齋，候於水旁，設祠屋。’果乘鯉來，坐祠中，旦有萬人觀之。留一月餘，復入水去。”
南京被稱為“六朝古都”，實際上除了三國東吳、東晉、南朝宋、南朝齊、南朝梁、南朝陳六朝以外，五代時期的南唐亦建都金陵，只不過南唐是一國而非一朝。今天我們在南京博物院中可以看到部分來自南唐二陵（即烈祖李昪及其皇后的欽陵，中主李璟及其皇后鍾氏的順陵）的出土文物，比如下圖中的舞姬俑和伶人俑：
舞姬俑和伶人俑，南唐，江寧區李昪墓出土，拍攝於南京博物院
這些展品中，有一種器物的造型特別“吸睛”。南京博物院分別稱其為“人首魚身俑”、“人首蛇身俑”和“人首蛇身俑”。這類陶俑在其他地區的博物館中極少見，幾乎可以稱之為南京博物院的“特產”。其中人首魚身俑的造型是這樣的：
人首魚身俑，南唐，江寧區李璟墓出土，拍攝於南京博物院
人首而魚身魚尾的形象如此特殊，頗具神祕感。這種造型的陶俑在帝王陵墓中也非常少見，只有南唐二陵出土，它究竟有什麼意義呢？
南唐二陵
（一）儀魚：唐宋間的曇花一現
1963年，著名考古學家徐蘋芳先生髮表《唐宋墓葬中的“明器神煞”與“墓儀”制度－－－讀〈大漢原陵祕葬經〉札記》。《大漢原陵祕葬經》收錄於《永樂大典》，是一部完整、非官修的地理葬書。成書時代雖然較晚，但書中記載的古代葬俗可能保存了一些唐宋舊制。徐蘋芳研讀之後認為，唐宋墓葬中出現的人首魚形俑就是《大漢原陵祕葬經》中的“儀魚”，或者是《宋會要輯稿》記永定陵明器中之鯢魚。
受此觀點影響，很多學者直接以“儀魚”來稱呼人首魚身俑。雖然由於可靠資料缺乏，徐蘋芳的觀點尚且存疑，但為了行文方便，本文仍把墓葬中呈人首魚身狀的神怪俑暫時稱之為“儀魚”。
就目前考古發掘所得來看，出土儀魚並不算多。2013年時，崔世平《唐宋墓葬所見“儀魚”與葬俗傳播》總結說全國只有三十多所墓葬中出土有儀魚，共計47件，其中有10件出自南京的李璟陵。除了北京隋墓的一件儀魚系出自擾土（很可能是原墓葬被破壞）以外，均出自墓葬之中，可以肯定它是專為隨葬所制的明器。
隋代大業元年（605年），儀魚即出現於河北地區，唐代時流行於河北道與河東道（主要是今陝西長治），多出現於中下階層的墓葬中，南方則極少發現。晚唐五代時期儀魚在北方消失了，傳播到南方後，在江蘇和福建等東南地區比較流行，並開始出現於高等級墓葬。到了宋代，只有江西、湖北和四川等地有零星發現。
儀魚的造型分為兩類，一般把儀魚分為流行於河東地區的A型儀魚和流行於河北地區的B型儀魚。北京隋墓中的早期儀魚即為魚身筆直的A型儀魚，不過它在唐代流行的地區是河東地區而非河北地區。A型儀魚在五代時期傳播到南方地區，並在南唐達到了它的最高峰。
同為A型儀魚，外觀和精細程度的差別也很大。在徐蘋芳札記中有五件儀魚的圖片，分別為：1、江西彭澤宋代劉宗墓出土；2、山西長治北石槽二號墓出土；3、南唐李昪陵出土；4、山西長治唐代王深墓出；5、南唐李璟陵出土。可以看出製作最精細的還是南唐二陵中的兩件。
李昪陵出土儀魚，本圖片來自南京博物院網站
B型儀魚的身體呈倒“S”形，表現為魚身扭動狀。出土B型儀魚的墓葬主要分佈在河北地區，目前南方從未發現過這一造型，可見基本沒有向南傳播。
本圖片來自網絡
遼寧朝陽黃河路唐墓出土儀魚，圖片來自崔世平《唐宋墓葬所見“儀魚”與葬俗傳播》
北方發現的儀魚都為陶質，受到地區工藝傳統的影響，五代時南方墓葬中出現了木質的儀魚，宋代景德鎮地區還有瓷質的儀魚。不過南唐以後，儀魚的影響就不很大了，已經出土的47件儀魚中，宋代的只佔5件，宋代之後墓葬中就再也不見儀魚，它完全退出了墓葬用品的行列。
（二）魚崇拜：儀魚的文化根源
人魚結合的圖像，在中國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000—公元前3000年前的半坡人面魚紋彩陶盆，這件陶盆目前陳列在中國國家博物館：
人面魚紋彩陶盆
這一彩陶盆實為甕棺葬的棺蓋，魚可能是該氏族的圖騰或神靈，圖案意義應該是喪葬後的靈魂安慰與引導。之後，人魚結合圖像又出現於馬家窯文化的鯢魚紋彩陶瓶上。不過這一類人面、蛇身、雙爪足的鯢魚紋究竟來自何種生物，目前還存在爭議。只能籠統認為這一紋飾以水生動物為原型，是原始崇拜的對象，具有神祕的力量。
鯢魚紋彩陶瓶，仰韶文化中期，甘肅省博物館藏
圖片拍攝於甘肅省博物館
先秦著作《山海經》中，陵魚和氐人都是人面魚身。《海內東經》中說，“陵魚，人面，手足，魚身，在海中”，《海內南經》說“氐人國，在建木西。其為人，人面而魚身，無足”。可見分佈的地區、外部特徵不盡相同。氐人是“炎帝之孫名曰靈恝”的後代，“能上下於天”，身份近於神靈或巫師。有學者認為，下圖漢代畫像石上的人面魚身形象即為氐人，是儀魚的直接來源。
漢代畫像石上的人面魚身形象，圖片來自田春《中國古代人魚圖像的譜系》
此外，漢畫像石的魚車出行圖等主題中有數量甚多人面魚身形像，這類魚車出行圖中乘坐於車上的尊者，有認為是河伯的，有認為是墓主的。由於漢畫像石本質上是一種喪葬藝術，無論是哪種，都說明魚車出行、人面魚身形象乃至於魚的形象對於喪葬都有特殊的意義。
山東嘉祥武氏祠左石室屋頂後坡“河伯出行圖”線條，圖片來自網絡
為何從遠古到漢代時期，人們都樂於在墓葬中表現魚的相關形象？其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一是對魚的生殖崇拜，祈求開枝散葉、多子多孫；二則由於先民們曾經以魚為圖騰、為神靈（比如河伯）而產生的原始信仰，可能會認為魚類形象能夠鎮邪祛惡；三則在唐宋時期，民間廣泛流傳著魚引昇天的故事。“子英乘鯉”見於西漢劉向《列仙傳》，記載說子英養一赤鯉，“一年長丈餘，遂生角，有翅翼”，後背負子英昇仙。《太平廣記》記載秀才白幽求曾在海中見仙人乘魚或乘龜而行，亦記載唐人張鎬之妻為道家女仙，後乘鯉昇天而去。最著名的莫過於“琴高乘鯉成仙”的說法，《太平廣記》引自《列仙傳》：
“琴高者，趙人也，以鼓琴為宋康王舍人。行涓、彭之術，浮游冀州琢郡間，二百餘年。後辭入涿水中取龍子，與諸弟子期曰：‘皆潔齋，候於水旁，設祠屋。’果乘鯉來，坐祠中，旦有萬人觀之。留一月餘，復入水去。”
琴高乘鯉圖
唐代時，有許多詩人在詩歌中援引“琴高乘鯉”典故，可見這一傳說的普遍影響力。皮日休說“琴高坐赤鯉，何許縱仙逸”（《太湖詩。投龍潭（在龜山）》），李白詩云：“赤鯉湧琴高，白龜道馮夷”（《九日登山》），陸龜蒙言：“東遊借得琴高鯉，騎入蓬萊清淺中”（《高道士》），岑參道：“願得隨琴高，騎魚向雲煙”（《阻戎瀘間群盜》），劉禹錫雲：“羽化如乘鯉，樓居舊冠鰲”（《浙西李大夫述夢四十韻並浙東元相公酬和斐然繼聲》）。唐人對於乘鯉成仙的說法津津樂道，這是儀魚出現在葬儀之中的文化基礎。
此時再來看漢代畫像石，就能感到也許漢代時魚就已經和乘人昇仙有所聯繫了。田春分析了唐宋時期儀魚與漢代畫像石人首魚身形象（即氐人）的聯繫，他認為二者只有兩個區別，第一，前者立體而後者平面，第二，前者臥姿而後者站姿，並舉漢代徐州十里鋪漢墓畫像石中的一幅人魚圖像為例來說明二者之間具有直接的相承關係。二者在圖像構成、應用場所、功能作用上都很相似，大約都有辟邪消災和引導昇仙的意義。
南京被稱為“六朝古都”，實際上除了三國東吳、東晉、南朝宋、南朝齊、南朝梁、南朝陳六朝以外，五代時期的南唐亦建都金陵，只不過南唐是一國而非一朝。今天我們在南京博物院中可以看到部分來自南唐二陵（即烈祖李昪及其皇后的欽陵，中主李璟及其皇后鍾氏的順陵）的出土文物，比如下圖中的舞姬俑和伶人俑：
舞姬俑和伶人俑，南唐，江寧區李昪墓出土，拍攝於南京博物院
這些展品中，有一種器物的造型特別“吸睛”。南京博物院分別稱其為“人首魚身俑”、“人首蛇身俑”和“人首蛇身俑”。這類陶俑在其他地區的博物館中極少見，幾乎可以稱之為南京博物院的“特產”。其中人首魚身俑的造型是這樣的：
人首魚身俑，南唐，江寧區李璟墓出土，拍攝於南京博物院
人首而魚身魚尾的形象如此特殊，頗具神祕感。這種造型的陶俑在帝王陵墓中也非常少見，只有南唐二陵出土，它究竟有什麼意義呢？
南唐二陵
（一）儀魚：唐宋間的曇花一現
1963年，著名考古學家徐蘋芳先生髮表《唐宋墓葬中的“明器神煞”與“墓儀”制度－－－讀〈大漢原陵祕葬經〉札記》。《大漢原陵祕葬經》收錄於《永樂大典》，是一部完整、非官修的地理葬書。成書時代雖然較晚，但書中記載的古代葬俗可能保存了一些唐宋舊制。徐蘋芳研讀之後認為，唐宋墓葬中出現的人首魚形俑就是《大漢原陵祕葬經》中的“儀魚”，或者是《宋會要輯稿》記永定陵明器中之鯢魚。
受此觀點影響，很多學者直接以“儀魚”來稱呼人首魚身俑。雖然由於可靠資料缺乏，徐蘋芳的觀點尚且存疑，但為了行文方便，本文仍把墓葬中呈人首魚身狀的神怪俑暫時稱之為“儀魚”。
就目前考古發掘所得來看，出土儀魚並不算多。2013年時，崔世平《唐宋墓葬所見“儀魚”與葬俗傳播》總結說全國只有三十多所墓葬中出土有儀魚，共計47件，其中有10件出自南京的李璟陵。除了北京隋墓的一件儀魚系出自擾土（很可能是原墓葬被破壞）以外，均出自墓葬之中，可以肯定它是專為隨葬所制的明器。
隋代大業元年（605年），儀魚即出現於河北地區，唐代時流行於河北道與河東道（主要是今陝西長治），多出現於中下階層的墓葬中，南方則極少發現。晚唐五代時期儀魚在北方消失了，傳播到南方後，在江蘇和福建等東南地區比較流行，並開始出現於高等級墓葬。到了宋代，只有江西、湖北和四川等地有零星發現。
儀魚的造型分為兩類，一般把儀魚分為流行於河東地區的A型儀魚和流行於河北地區的B型儀魚。北京隋墓中的早期儀魚即為魚身筆直的A型儀魚，不過它在唐代流行的地區是河東地區而非河北地區。A型儀魚在五代時期傳播到南方地區，並在南唐達到了它的最高峰。
同為A型儀魚，外觀和精細程度的差別也很大。在徐蘋芳札記中有五件儀魚的圖片，分別為：1、江西彭澤宋代劉宗墓出土；2、山西長治北石槽二號墓出土；3、南唐李昪陵出土；4、山西長治唐代王深墓出；5、南唐李璟陵出土。可以看出製作最精細的還是南唐二陵中的兩件。
李昪陵出土儀魚，本圖片來自南京博物院網站
B型儀魚的身體呈倒“S”形，表現為魚身扭動狀。出土B型儀魚的墓葬主要分佈在河北地區，目前南方從未發現過這一造型，可見基本沒有向南傳播。
本圖片來自網絡
遼寧朝陽黃河路唐墓出土儀魚，圖片來自崔世平《唐宋墓葬所見“儀魚”與葬俗傳播》
北方發現的儀魚都為陶質，受到地區工藝傳統的影響，五代時南方墓葬中出現了木質的儀魚，宋代景德鎮地區還有瓷質的儀魚。不過南唐以後，儀魚的影響就不很大了，已經出土的47件儀魚中，宋代的只佔5件，宋代之後墓葬中就再也不見儀魚，它完全退出了墓葬用品的行列。
（二）魚崇拜：儀魚的文化根源
人魚結合的圖像，在中國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000—公元前3000年前的半坡人面魚紋彩陶盆，這件陶盆目前陳列在中國國家博物館：
人面魚紋彩陶盆
這一彩陶盆實為甕棺葬的棺蓋，魚可能是該氏族的圖騰或神靈，圖案意義應該是喪葬後的靈魂安慰與引導。之後，人魚結合圖像又出現於馬家窯文化的鯢魚紋彩陶瓶上。不過這一類人面、蛇身、雙爪足的鯢魚紋究竟來自何種生物，目前還存在爭議。只能籠統認為這一紋飾以水生動物為原型，是原始崇拜的對象，具有神祕的力量。
鯢魚紋彩陶瓶，仰韶文化中期，甘肅省博物館藏
圖片拍攝於甘肅省博物館
先秦著作《山海經》中，陵魚和氐人都是人面魚身。《海內東經》中說，“陵魚，人面，手足，魚身，在海中”，《海內南經》說“氐人國，在建木西。其為人，人面而魚身，無足”。可見分佈的地區、外部特徵不盡相同。氐人是“炎帝之孫名曰靈恝”的後代，“能上下於天”，身份近於神靈或巫師。有學者認為，下圖漢代畫像石上的人面魚身形象即為氐人，是儀魚的直接來源。
漢代畫像石上的人面魚身形象，圖片來自田春《中國古代人魚圖像的譜系》
此外，漢畫像石的魚車出行圖等主題中有數量甚多人面魚身形像，這類魚車出行圖中乘坐於車上的尊者，有認為是河伯的，有認為是墓主的。由於漢畫像石本質上是一種喪葬藝術，無論是哪種，都說明魚車出行、人面魚身形象乃至於魚的形象對於喪葬都有特殊的意義。
山東嘉祥武氏祠左石室屋頂後坡“河伯出行圖”線條，圖片來自網絡
為何從遠古到漢代時期，人們都樂於在墓葬中表現魚的相關形象？其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一是對魚的生殖崇拜，祈求開枝散葉、多子多孫；二則由於先民們曾經以魚為圖騰、為神靈（比如河伯）而產生的原始信仰，可能會認為魚類形象能夠鎮邪祛惡；三則在唐宋時期，民間廣泛流傳著魚引昇天的故事。“子英乘鯉”見於西漢劉向《列仙傳》，記載說子英養一赤鯉，“一年長丈餘，遂生角，有翅翼”，後背負子英昇仙。《太平廣記》記載秀才白幽求曾在海中見仙人乘魚或乘龜而行，亦記載唐人張鎬之妻為道家女仙，後乘鯉昇天而去。最著名的莫過於“琴高乘鯉成仙”的說法，《太平廣記》引自《列仙傳》：
“琴高者，趙人也，以鼓琴為宋康王舍人。行涓、彭之術，浮游冀州琢郡間，二百餘年。後辭入涿水中取龍子，與諸弟子期曰：‘皆潔齋，候於水旁，設祠屋。’果乘鯉來，坐祠中，旦有萬人觀之。留一月餘，復入水去。”
琴高乘鯉圖
唐代時，有許多詩人在詩歌中援引“琴高乘鯉”典故，可見這一傳說的普遍影響力。皮日休說“琴高坐赤鯉，何許縱仙逸”（《太湖詩。投龍潭（在龜山）》），李白詩云：“赤鯉湧琴高，白龜道馮夷”（《九日登山》），陸龜蒙言：“東遊借得琴高鯉，騎入蓬萊清淺中”（《高道士》），岑參道：“願得隨琴高，騎魚向雲煙”（《阻戎瀘間群盜》），劉禹錫雲：“羽化如乘鯉，樓居舊冠鰲”（《浙西李大夫述夢四十韻並浙東元相公酬和斐然繼聲》）。唐人對於乘鯉成仙的說法津津樂道，這是儀魚出現在葬儀之中的文化基礎。
此時再來看漢代畫像石，就能感到也許漢代時魚就已經和乘人昇仙有所聯繫了。田春分析了唐宋時期儀魚與漢代畫像石人首魚身形象（即氐人）的聯繫，他認為二者只有兩個區別，第一，前者立體而後者平面，第二，前者臥姿而後者站姿，並舉漢代徐州十里鋪漢墓畫像石中的一幅人魚圖像為例來說明二者之間具有直接的相承關係。二者在圖像構成、應用場所、功能作用上都很相似，大約都有辟邪消災和引導昇仙的意義。
徐州十里鋪漢墓畫像石圖案，圖片來自田春《中國古代人魚圖像的譜系》
田春的觀點頗有可取之處。但它為何單單流行於河北和河東地區，在唐末五代傳播到南方地區之後又在北方消失等等情況，則需要更深一步的探索。
（三）南唐儀魚：變在佛道消長間
南唐二陵中的儀魚，其內涵應當與唐代河東道、河北道中的儀魚相似，其主要意義在於兩點：
第一，鎮墓。出土儀魚的墓葬，往往也伴隨出土墓龍（單人首蛇身俑、雙人首蛇身俑）等其他神怪俑，且擺放位置較為接近，似乎是一組鎮墓的固定搭配。在北朝崔博墓葬中只有人首蛇身俑和匍匐俑，朝陽市中山營子村唐墓只有儀魚與人首蛇身俑，都沒有鎮墓獸，大約儀魚與人首蛇身俑即充當了鎮墓獸。河北南和唐代郭祥墓中，儀魚等幾種神怪俑被擺放在鎮墓獸之後，似乎表明了它的鎮墓驅邪作用。
南京被稱為“六朝古都”，實際上除了三國東吳、東晉、南朝宋、南朝齊、南朝梁、南朝陳六朝以外，五代時期的南唐亦建都金陵，只不過南唐是一國而非一朝。今天我們在南京博物院中可以看到部分來自南唐二陵（即烈祖李昪及其皇后的欽陵，中主李璟及其皇后鍾氏的順陵）的出土文物，比如下圖中的舞姬俑和伶人俑：
舞姬俑和伶人俑，南唐，江寧區李昪墓出土，拍攝於南京博物院
這些展品中，有一種器物的造型特別“吸睛”。南京博物院分別稱其為“人首魚身俑”、“人首蛇身俑”和“人首蛇身俑”。這類陶俑在其他地區的博物館中極少見，幾乎可以稱之為南京博物院的“特產”。其中人首魚身俑的造型是這樣的：
人首魚身俑，南唐，江寧區李璟墓出土，拍攝於南京博物院
人首而魚身魚尾的形象如此特殊，頗具神祕感。這種造型的陶俑在帝王陵墓中也非常少見，只有南唐二陵出土，它究竟有什麼意義呢？
南唐二陵
（一）儀魚：唐宋間的曇花一現
1963年，著名考古學家徐蘋芳先生髮表《唐宋墓葬中的“明器神煞”與“墓儀”制度－－－讀〈大漢原陵祕葬經〉札記》。《大漢原陵祕葬經》收錄於《永樂大典》，是一部完整、非官修的地理葬書。成書時代雖然較晚，但書中記載的古代葬俗可能保存了一些唐宋舊制。徐蘋芳研讀之後認為，唐宋墓葬中出現的人首魚形俑就是《大漢原陵祕葬經》中的“儀魚”，或者是《宋會要輯稿》記永定陵明器中之鯢魚。
受此觀點影響，很多學者直接以“儀魚”來稱呼人首魚身俑。雖然由於可靠資料缺乏，徐蘋芳的觀點尚且存疑，但為了行文方便，本文仍把墓葬中呈人首魚身狀的神怪俑暫時稱之為“儀魚”。
就目前考古發掘所得來看，出土儀魚並不算多。2013年時，崔世平《唐宋墓葬所見“儀魚”與葬俗傳播》總結說全國只有三十多所墓葬中出土有儀魚，共計47件，其中有10件出自南京的李璟陵。除了北京隋墓的一件儀魚系出自擾土（很可能是原墓葬被破壞）以外，均出自墓葬之中，可以肯定它是專為隨葬所制的明器。
隋代大業元年（605年），儀魚即出現於河北地區，唐代時流行於河北道與河東道（主要是今陝西長治），多出現於中下階層的墓葬中，南方則極少發現。晚唐五代時期儀魚在北方消失了，傳播到南方後，在江蘇和福建等東南地區比較流行，並開始出現於高等級墓葬。到了宋代，只有江西、湖北和四川等地有零星發現。
儀魚的造型分為兩類，一般把儀魚分為流行於河東地區的A型儀魚和流行於河北地區的B型儀魚。北京隋墓中的早期儀魚即為魚身筆直的A型儀魚，不過它在唐代流行的地區是河東地區而非河北地區。A型儀魚在五代時期傳播到南方地區，並在南唐達到了它的最高峰。
同為A型儀魚，外觀和精細程度的差別也很大。在徐蘋芳札記中有五件儀魚的圖片，分別為：1、江西彭澤宋代劉宗墓出土；2、山西長治北石槽二號墓出土；3、南唐李昪陵出土；4、山西長治唐代王深墓出；5、南唐李璟陵出土。可以看出製作最精細的還是南唐二陵中的兩件。
李昪陵出土儀魚，本圖片來自南京博物院網站
B型儀魚的身體呈倒“S”形，表現為魚身扭動狀。出土B型儀魚的墓葬主要分佈在河北地區，目前南方從未發現過這一造型，可見基本沒有向南傳播。
本圖片來自網絡
遼寧朝陽黃河路唐墓出土儀魚，圖片來自崔世平《唐宋墓葬所見“儀魚”與葬俗傳播》
北方發現的儀魚都為陶質，受到地區工藝傳統的影響，五代時南方墓葬中出現了木質的儀魚，宋代景德鎮地區還有瓷質的儀魚。不過南唐以後，儀魚的影響就不很大了，已經出土的47件儀魚中，宋代的只佔5件，宋代之後墓葬中就再也不見儀魚，它完全退出了墓葬用品的行列。
（二）魚崇拜：儀魚的文化根源
人魚結合的圖像，在中國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000—公元前3000年前的半坡人面魚紋彩陶盆，這件陶盆目前陳列在中國國家博物館：
人面魚紋彩陶盆
這一彩陶盆實為甕棺葬的棺蓋，魚可能是該氏族的圖騰或神靈，圖案意義應該是喪葬後的靈魂安慰與引導。之後，人魚結合圖像又出現於馬家窯文化的鯢魚紋彩陶瓶上。不過這一類人面、蛇身、雙爪足的鯢魚紋究竟來自何種生物，目前還存在爭議。只能籠統認為這一紋飾以水生動物為原型，是原始崇拜的對象，具有神祕的力量。
鯢魚紋彩陶瓶，仰韶文化中期，甘肅省博物館藏
圖片拍攝於甘肅省博物館
先秦著作《山海經》中，陵魚和氐人都是人面魚身。《海內東經》中說，“陵魚，人面，手足，魚身，在海中”，《海內南經》說“氐人國，在建木西。其為人，人面而魚身，無足”。可見分佈的地區、外部特徵不盡相同。氐人是“炎帝之孫名曰靈恝”的後代，“能上下於天”，身份近於神靈或巫師。有學者認為，下圖漢代畫像石上的人面魚身形象即為氐人，是儀魚的直接來源。
漢代畫像石上的人面魚身形象，圖片來自田春《中國古代人魚圖像的譜系》
此外，漢畫像石的魚車出行圖等主題中有數量甚多人面魚身形像，這類魚車出行圖中乘坐於車上的尊者，有認為是河伯的，有認為是墓主的。由於漢畫像石本質上是一種喪葬藝術，無論是哪種，都說明魚車出行、人面魚身形象乃至於魚的形象對於喪葬都有特殊的意義。
山東嘉祥武氏祠左石室屋頂後坡“河伯出行圖”線條，圖片來自網絡
為何從遠古到漢代時期，人們都樂於在墓葬中表現魚的相關形象？其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一是對魚的生殖崇拜，祈求開枝散葉、多子多孫；二則由於先民們曾經以魚為圖騰、為神靈（比如河伯）而產生的原始信仰，可能會認為魚類形象能夠鎮邪祛惡；三則在唐宋時期，民間廣泛流傳著魚引昇天的故事。“子英乘鯉”見於西漢劉向《列仙傳》，記載說子英養一赤鯉，“一年長丈餘，遂生角，有翅翼”，後背負子英昇仙。《太平廣記》記載秀才白幽求曾在海中見仙人乘魚或乘龜而行，亦記載唐人張鎬之妻為道家女仙，後乘鯉昇天而去。最著名的莫過於“琴高乘鯉成仙”的說法，《太平廣記》引自《列仙傳》：
“琴高者，趙人也，以鼓琴為宋康王舍人。行涓、彭之術，浮游冀州琢郡間，二百餘年。後辭入涿水中取龍子，與諸弟子期曰：‘皆潔齋，候於水旁，設祠屋。’果乘鯉來，坐祠中，旦有萬人觀之。留一月餘，復入水去。”
琴高乘鯉圖
唐代時，有許多詩人在詩歌中援引“琴高乘鯉”典故，可見這一傳說的普遍影響力。皮日休說“琴高坐赤鯉，何許縱仙逸”（《太湖詩。投龍潭（在龜山）》），李白詩云：“赤鯉湧琴高，白龜道馮夷”（《九日登山》），陸龜蒙言：“東遊借得琴高鯉，騎入蓬萊清淺中”（《高道士》），岑參道：“願得隨琴高，騎魚向雲煙”（《阻戎瀘間群盜》），劉禹錫雲：“羽化如乘鯉，樓居舊冠鰲”（《浙西李大夫述夢四十韻並浙東元相公酬和斐然繼聲》）。唐人對於乘鯉成仙的說法津津樂道，這是儀魚出現在葬儀之中的文化基礎。
此時再來看漢代畫像石，就能感到也許漢代時魚就已經和乘人昇仙有所聯繫了。田春分析了唐宋時期儀魚與漢代畫像石人首魚身形象（即氐人）的聯繫，他認為二者只有兩個區別，第一，前者立體而後者平面，第二，前者臥姿而後者站姿，並舉漢代徐州十里鋪漢墓畫像石中的一幅人魚圖像為例來說明二者之間具有直接的相承關係。二者在圖像構成、應用場所、功能作用上都很相似，大約都有辟邪消災和引導昇仙的意義。
徐州十里鋪漢墓畫像石圖案，圖片來自田春《中國古代人魚圖像的譜系》
田春的觀點頗有可取之處。但它為何單單流行於河北和河東地區，在唐末五代傳播到南方地區之後又在北方消失等等情況，則需要更深一步的探索。
（三）南唐儀魚：變在佛道消長間
南唐二陵中的儀魚，其內涵應當與唐代河東道、河北道中的儀魚相似，其主要意義在於兩點：
第一，鎮墓。出土儀魚的墓葬，往往也伴隨出土墓龍（單人首蛇身俑、雙人首蛇身俑）等其他神怪俑，且擺放位置較為接近，似乎是一組鎮墓的固定搭配。在北朝崔博墓葬中只有人首蛇身俑和匍匐俑，朝陽市中山營子村唐墓只有儀魚與人首蛇身俑，都沒有鎮墓獸，大約儀魚與人首蛇身俑即充當了鎮墓獸。河北南和唐代郭祥墓中，儀魚等幾種神怪俑被擺放在鎮墓獸之後，似乎表明了它的鎮墓驅邪作用。
人首蛇身俑，南唐，江寧區李璟墓出土，拍攝於南京博物院
南京被稱為“六朝古都”，實際上除了三國東吳、東晉、南朝宋、南朝齊、南朝梁、南朝陳六朝以外，五代時期的南唐亦建都金陵，只不過南唐是一國而非一朝。今天我們在南京博物院中可以看到部分來自南唐二陵（即烈祖李昪及其皇后的欽陵，中主李璟及其皇后鍾氏的順陵）的出土文物，比如下圖中的舞姬俑和伶人俑：
舞姬俑和伶人俑，南唐，江寧區李昪墓出土，拍攝於南京博物院
這些展品中，有一種器物的造型特別“吸睛”。南京博物院分別稱其為“人首魚身俑”、“人首蛇身俑”和“人首蛇身俑”。這類陶俑在其他地區的博物館中極少見，幾乎可以稱之為南京博物院的“特產”。其中人首魚身俑的造型是這樣的：
人首魚身俑，南唐，江寧區李璟墓出土，拍攝於南京博物院
人首而魚身魚尾的形象如此特殊，頗具神祕感。這種造型的陶俑在帝王陵墓中也非常少見，只有南唐二陵出土，它究竟有什麼意義呢？
南唐二陵
（一）儀魚：唐宋間的曇花一現
1963年，著名考古學家徐蘋芳先生髮表《唐宋墓葬中的“明器神煞”與“墓儀”制度－－－讀〈大漢原陵祕葬經〉札記》。《大漢原陵祕葬經》收錄於《永樂大典》，是一部完整、非官修的地理葬書。成書時代雖然較晚，但書中記載的古代葬俗可能保存了一些唐宋舊制。徐蘋芳研讀之後認為，唐宋墓葬中出現的人首魚形俑就是《大漢原陵祕葬經》中的“儀魚”，或者是《宋會要輯稿》記永定陵明器中之鯢魚。
受此觀點影響，很多學者直接以“儀魚”來稱呼人首魚身俑。雖然由於可靠資料缺乏，徐蘋芳的觀點尚且存疑，但為了行文方便，本文仍把墓葬中呈人首魚身狀的神怪俑暫時稱之為“儀魚”。
就目前考古發掘所得來看，出土儀魚並不算多。2013年時，崔世平《唐宋墓葬所見“儀魚”與葬俗傳播》總結說全國只有三十多所墓葬中出土有儀魚，共計47件，其中有10件出自南京的李璟陵。除了北京隋墓的一件儀魚系出自擾土（很可能是原墓葬被破壞）以外，均出自墓葬之中，可以肯定它是專為隨葬所制的明器。
隋代大業元年（605年），儀魚即出現於河北地區，唐代時流行於河北道與河東道（主要是今陝西長治），多出現於中下階層的墓葬中，南方則極少發現。晚唐五代時期儀魚在北方消失了，傳播到南方後，在江蘇和福建等東南地區比較流行，並開始出現於高等級墓葬。到了宋代，只有江西、湖北和四川等地有零星發現。
儀魚的造型分為兩類，一般把儀魚分為流行於河東地區的A型儀魚和流行於河北地區的B型儀魚。北京隋墓中的早期儀魚即為魚身筆直的A型儀魚，不過它在唐代流行的地區是河東地區而非河北地區。A型儀魚在五代時期傳播到南方地區，並在南唐達到了它的最高峰。
同為A型儀魚，外觀和精細程度的差別也很大。在徐蘋芳札記中有五件儀魚的圖片，分別為：1、江西彭澤宋代劉宗墓出土；2、山西長治北石槽二號墓出土；3、南唐李昪陵出土；4、山西長治唐代王深墓出；5、南唐李璟陵出土。可以看出製作最精細的還是南唐二陵中的兩件。
李昪陵出土儀魚，本圖片來自南京博物院網站
B型儀魚的身體呈倒“S”形，表現為魚身扭動狀。出土B型儀魚的墓葬主要分佈在河北地區，目前南方從未發現過這一造型，可見基本沒有向南傳播。
本圖片來自網絡
遼寧朝陽黃河路唐墓出土儀魚，圖片來自崔世平《唐宋墓葬所見“儀魚”與葬俗傳播》
北方發現的儀魚都為陶質，受到地區工藝傳統的影響，五代時南方墓葬中出現了木質的儀魚，宋代景德鎮地區還有瓷質的儀魚。不過南唐以後，儀魚的影響就不很大了，已經出土的47件儀魚中，宋代的只佔5件，宋代之後墓葬中就再也不見儀魚，它完全退出了墓葬用品的行列。
（二）魚崇拜：儀魚的文化根源
人魚結合的圖像，在中國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000—公元前3000年前的半坡人面魚紋彩陶盆，這件陶盆目前陳列在中國國家博物館：
人面魚紋彩陶盆
這一彩陶盆實為甕棺葬的棺蓋，魚可能是該氏族的圖騰或神靈，圖案意義應該是喪葬後的靈魂安慰與引導。之後，人魚結合圖像又出現於馬家窯文化的鯢魚紋彩陶瓶上。不過這一類人面、蛇身、雙爪足的鯢魚紋究竟來自何種生物，目前還存在爭議。只能籠統認為這一紋飾以水生動物為原型，是原始崇拜的對象，具有神祕的力量。
鯢魚紋彩陶瓶，仰韶文化中期，甘肅省博物館藏
圖片拍攝於甘肅省博物館
先秦著作《山海經》中，陵魚和氐人都是人面魚身。《海內東經》中說，“陵魚，人面，手足，魚身，在海中”，《海內南經》說“氐人國，在建木西。其為人，人面而魚身，無足”。可見分佈的地區、外部特徵不盡相同。氐人是“炎帝之孫名曰靈恝”的後代，“能上下於天”，身份近於神靈或巫師。有學者認為，下圖漢代畫像石上的人面魚身形象即為氐人，是儀魚的直接來源。
漢代畫像石上的人面魚身形象，圖片來自田春《中國古代人魚圖像的譜系》
此外，漢畫像石的魚車出行圖等主題中有數量甚多人面魚身形像，這類魚車出行圖中乘坐於車上的尊者，有認為是河伯的，有認為是墓主的。由於漢畫像石本質上是一種喪葬藝術，無論是哪種，都說明魚車出行、人面魚身形象乃至於魚的形象對於喪葬都有特殊的意義。
山東嘉祥武氏祠左石室屋頂後坡“河伯出行圖”線條，圖片來自網絡
為何從遠古到漢代時期，人們都樂於在墓葬中表現魚的相關形象？其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一是對魚的生殖崇拜，祈求開枝散葉、多子多孫；二則由於先民們曾經以魚為圖騰、為神靈（比如河伯）而產生的原始信仰，可能會認為魚類形象能夠鎮邪祛惡；三則在唐宋時期，民間廣泛流傳著魚引昇天的故事。“子英乘鯉”見於西漢劉向《列仙傳》，記載說子英養一赤鯉，“一年長丈餘，遂生角，有翅翼”，後背負子英昇仙。《太平廣記》記載秀才白幽求曾在海中見仙人乘魚或乘龜而行，亦記載唐人張鎬之妻為道家女仙，後乘鯉昇天而去。最著名的莫過於“琴高乘鯉成仙”的說法，《太平廣記》引自《列仙傳》：
“琴高者，趙人也，以鼓琴為宋康王舍人。行涓、彭之術，浮游冀州琢郡間，二百餘年。後辭入涿水中取龍子，與諸弟子期曰：‘皆潔齋，候於水旁，設祠屋。’果乘鯉來，坐祠中，旦有萬人觀之。留一月餘，復入水去。”
琴高乘鯉圖
唐代時，有許多詩人在詩歌中援引“琴高乘鯉”典故，可見這一傳說的普遍影響力。皮日休說“琴高坐赤鯉，何許縱仙逸”（《太湖詩。投龍潭（在龜山）》），李白詩云：“赤鯉湧琴高，白龜道馮夷”（《九日登山》），陸龜蒙言：“東遊借得琴高鯉，騎入蓬萊清淺中”（《高道士》），岑參道：“願得隨琴高，騎魚向雲煙”（《阻戎瀘間群盜》），劉禹錫雲：“羽化如乘鯉，樓居舊冠鰲”（《浙西李大夫述夢四十韻並浙東元相公酬和斐然繼聲》）。唐人對於乘鯉成仙的說法津津樂道，這是儀魚出現在葬儀之中的文化基礎。
此時再來看漢代畫像石，就能感到也許漢代時魚就已經和乘人昇仙有所聯繫了。田春分析了唐宋時期儀魚與漢代畫像石人首魚身形象（即氐人）的聯繫，他認為二者只有兩個區別，第一，前者立體而後者平面，第二，前者臥姿而後者站姿，並舉漢代徐州十里鋪漢墓畫像石中的一幅人魚圖像為例來說明二者之間具有直接的相承關係。二者在圖像構成、應用場所、功能作用上都很相似，大約都有辟邪消災和引導昇仙的意義。
徐州十里鋪漢墓畫像石圖案，圖片來自田春《中國古代人魚圖像的譜系》
田春的觀點頗有可取之處。但它為何單單流行於河北和河東地區，在唐末五代傳播到南方地區之後又在北方消失等等情況，則需要更深一步的探索。
（三）南唐儀魚：變在佛道消長間
南唐二陵中的儀魚，其內涵應當與唐代河東道、河北道中的儀魚相似，其主要意義在於兩點：
第一，鎮墓。出土儀魚的墓葬，往往也伴隨出土墓龍（單人首蛇身俑、雙人首蛇身俑）等其他神怪俑，且擺放位置較為接近，似乎是一組鎮墓的固定搭配。在北朝崔博墓葬中只有人首蛇身俑和匍匐俑，朝陽市中山營子村唐墓只有儀魚與人首蛇身俑，都沒有鎮墓獸，大約儀魚與人首蛇身俑即充當了鎮墓獸。河北南和唐代郭祥墓中，儀魚等幾種神怪俑被擺放在鎮墓獸之後，似乎表明了它的鎮墓驅邪作用。
人首蛇身俑，南唐，江寧區李璟墓出土，拍攝於南京博物院
人首龍身俑，南唐，江寧區李璟墓出土，拍攝於南京博物院
為何會以儀魚、墓龍鎮墓，有可能聯繫到魚蛇之類的“不瞑目”特性。唐代高僧懷海禪師在《敕修清規·木魚》中說“魚晝夜常醒，刻木像形擊之，所以警昏情也。”唐代人將鎖做成魚形，用於宮門、屋門，稱為魚鑰。沈佺期“氣衝魚鑰九關開”（《奉和立春遊苑迎春》），王維“魚鑰通翔鳳”（《奉和聖制十五夜然燈繼以酺宴應制》），說的即是宮門魚鑰。唐人丁用晦《芝田錄》曰：“門鑰必以魚者，取其不瞑目守夜之義”， 儀魚、墓龍可能有警醒不倦的意義。
第二，引導昇仙。在出土儀魚中有一個特殊現象，即儀魚顏色往往為紅色。河北文安麻各莊唐代董滿墓（673年）儀魚，身呈淺紅色；山西長治範澄墓（660年）儀魚，周身塗紅；山西長治唐王深墓（679年）儀魚，身繪朱彩；山西長治北石槽三號墓（704年）儀魚，紅色，福建漳浦縣唐墓，身塗白色再朱繪細部。凡此種種，不能不使人想到前文所敘的“琴高坐赤鯉”故事。此外，山西太原南郊金勝村3號初唐墓所出A型儀魚，頭上有角，“鯉有角，龍也”，《祕葬經》記公侯卿相墓中於棺東安置儀魚（雖然實際上儀魚佈置位置比較隨意），東方為青龍之位，也隱約說明了儀魚與昇仙之間的聯繫。
不過，南唐時期帝陵中的儀魚應該還有更加豐富的內涵。南京南唐二陵共出土儀魚13件，其中李昪（889-943）欽陵後室出土3件，李璟（916-961）順陵前室出土10件。兩位帝王下葬時間相差不到二十年，但儀魚的外形已經發生了比較重大的變化：
李昪欽陵儀魚，戴道冠式帽，魚身脊骨突出，魚翅不顯著。
南京被稱為“六朝古都”，實際上除了三國東吳、東晉、南朝宋、南朝齊、南朝梁、南朝陳六朝以外，五代時期的南唐亦建都金陵，只不過南唐是一國而非一朝。今天我們在南京博物院中可以看到部分來自南唐二陵（即烈祖李昪及其皇后的欽陵，中主李璟及其皇后鍾氏的順陵）的出土文物，比如下圖中的舞姬俑和伶人俑：
舞姬俑和伶人俑，南唐，江寧區李昪墓出土，拍攝於南京博物院
這些展品中，有一種器物的造型特別“吸睛”。南京博物院分別稱其為“人首魚身俑”、“人首蛇身俑”和“人首蛇身俑”。這類陶俑在其他地區的博物館中極少見，幾乎可以稱之為南京博物院的“特產”。其中人首魚身俑的造型是這樣的：
人首魚身俑，南唐，江寧區李璟墓出土，拍攝於南京博物院
人首而魚身魚尾的形象如此特殊，頗具神祕感。這種造型的陶俑在帝王陵墓中也非常少見，只有南唐二陵出土，它究竟有什麼意義呢？
南唐二陵
（一）儀魚：唐宋間的曇花一現
1963年，著名考古學家徐蘋芳先生髮表《唐宋墓葬中的“明器神煞”與“墓儀”制度－－－讀〈大漢原陵祕葬經〉札記》。《大漢原陵祕葬經》收錄於《永樂大典》，是一部完整、非官修的地理葬書。成書時代雖然較晚，但書中記載的古代葬俗可能保存了一些唐宋舊制。徐蘋芳研讀之後認為，唐宋墓葬中出現的人首魚形俑就是《大漢原陵祕葬經》中的“儀魚”，或者是《宋會要輯稿》記永定陵明器中之鯢魚。
受此觀點影響，很多學者直接以“儀魚”來稱呼人首魚身俑。雖然由於可靠資料缺乏，徐蘋芳的觀點尚且存疑，但為了行文方便，本文仍把墓葬中呈人首魚身狀的神怪俑暫時稱之為“儀魚”。
就目前考古發掘所得來看，出土儀魚並不算多。2013年時，崔世平《唐宋墓葬所見“儀魚”與葬俗傳播》總結說全國只有三十多所墓葬中出土有儀魚，共計47件，其中有10件出自南京的李璟陵。除了北京隋墓的一件儀魚系出自擾土（很可能是原墓葬被破壞）以外，均出自墓葬之中，可以肯定它是專為隨葬所制的明器。
隋代大業元年（605年），儀魚即出現於河北地區，唐代時流行於河北道與河東道（主要是今陝西長治），多出現於中下階層的墓葬中，南方則極少發現。晚唐五代時期儀魚在北方消失了，傳播到南方後，在江蘇和福建等東南地區比較流行，並開始出現於高等級墓葬。到了宋代，只有江西、湖北和四川等地有零星發現。
儀魚的造型分為兩類，一般把儀魚分為流行於河東地區的A型儀魚和流行於河北地區的B型儀魚。北京隋墓中的早期儀魚即為魚身筆直的A型儀魚，不過它在唐代流行的地區是河東地區而非河北地區。A型儀魚在五代時期傳播到南方地區，並在南唐達到了它的最高峰。
同為A型儀魚，外觀和精細程度的差別也很大。在徐蘋芳札記中有五件儀魚的圖片，分別為：1、江西彭澤宋代劉宗墓出土；2、山西長治北石槽二號墓出土；3、南唐李昪陵出土；4、山西長治唐代王深墓出；5、南唐李璟陵出土。可以看出製作最精細的還是南唐二陵中的兩件。
李昪陵出土儀魚，本圖片來自南京博物院網站
B型儀魚的身體呈倒“S”形，表現為魚身扭動狀。出土B型儀魚的墓葬主要分佈在河北地區，目前南方從未發現過這一造型，可見基本沒有向南傳播。
本圖片來自網絡
遼寧朝陽黃河路唐墓出土儀魚，圖片來自崔世平《唐宋墓葬所見“儀魚”與葬俗傳播》
北方發現的儀魚都為陶質，受到地區工藝傳統的影響，五代時南方墓葬中出現了木質的儀魚，宋代景德鎮地區還有瓷質的儀魚。不過南唐以後，儀魚的影響就不很大了，已經出土的47件儀魚中，宋代的只佔5件，宋代之後墓葬中就再也不見儀魚，它完全退出了墓葬用品的行列。
（二）魚崇拜：儀魚的文化根源
人魚結合的圖像，在中國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000—公元前3000年前的半坡人面魚紋彩陶盆，這件陶盆目前陳列在中國國家博物館：
人面魚紋彩陶盆
這一彩陶盆實為甕棺葬的棺蓋，魚可能是該氏族的圖騰或神靈，圖案意義應該是喪葬後的靈魂安慰與引導。之後，人魚結合圖像又出現於馬家窯文化的鯢魚紋彩陶瓶上。不過這一類人面、蛇身、雙爪足的鯢魚紋究竟來自何種生物，目前還存在爭議。只能籠統認為這一紋飾以水生動物為原型，是原始崇拜的對象，具有神祕的力量。
鯢魚紋彩陶瓶，仰韶文化中期，甘肅省博物館藏
圖片拍攝於甘肅省博物館
先秦著作《山海經》中，陵魚和氐人都是人面魚身。《海內東經》中說，“陵魚，人面，手足，魚身，在海中”，《海內南經》說“氐人國，在建木西。其為人，人面而魚身，無足”。可見分佈的地區、外部特徵不盡相同。氐人是“炎帝之孫名曰靈恝”的後代，“能上下於天”，身份近於神靈或巫師。有學者認為，下圖漢代畫像石上的人面魚身形象即為氐人，是儀魚的直接來源。
漢代畫像石上的人面魚身形象，圖片來自田春《中國古代人魚圖像的譜系》
此外，漢畫像石的魚車出行圖等主題中有數量甚多人面魚身形像，這類魚車出行圖中乘坐於車上的尊者，有認為是河伯的，有認為是墓主的。由於漢畫像石本質上是一種喪葬藝術，無論是哪種，都說明魚車出行、人面魚身形象乃至於魚的形象對於喪葬都有特殊的意義。
山東嘉祥武氏祠左石室屋頂後坡“河伯出行圖”線條，圖片來自網絡
為何從遠古到漢代時期，人們都樂於在墓葬中表現魚的相關形象？其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一是對魚的生殖崇拜，祈求開枝散葉、多子多孫；二則由於先民們曾經以魚為圖騰、為神靈（比如河伯）而產生的原始信仰，可能會認為魚類形象能夠鎮邪祛惡；三則在唐宋時期，民間廣泛流傳著魚引昇天的故事。“子英乘鯉”見於西漢劉向《列仙傳》，記載說子英養一赤鯉，“一年長丈餘，遂生角，有翅翼”，後背負子英昇仙。《太平廣記》記載秀才白幽求曾在海中見仙人乘魚或乘龜而行，亦記載唐人張鎬之妻為道家女仙，後乘鯉昇天而去。最著名的莫過於“琴高乘鯉成仙”的說法，《太平廣記》引自《列仙傳》：
“琴高者，趙人也，以鼓琴為宋康王舍人。行涓、彭之術，浮游冀州琢郡間，二百餘年。後辭入涿水中取龍子，與諸弟子期曰：‘皆潔齋，候於水旁，設祠屋。’果乘鯉來，坐祠中，旦有萬人觀之。留一月餘，復入水去。”
琴高乘鯉圖
唐代時，有許多詩人在詩歌中援引“琴高乘鯉”典故，可見這一傳說的普遍影響力。皮日休說“琴高坐赤鯉，何許縱仙逸”（《太湖詩。投龍潭（在龜山）》），李白詩云：“赤鯉湧琴高，白龜道馮夷”（《九日登山》），陸龜蒙言：“東遊借得琴高鯉，騎入蓬萊清淺中”（《高道士》），岑參道：“願得隨琴高，騎魚向雲煙”（《阻戎瀘間群盜》），劉禹錫雲：“羽化如乘鯉，樓居舊冠鰲”（《浙西李大夫述夢四十韻並浙東元相公酬和斐然繼聲》）。唐人對於乘鯉成仙的說法津津樂道，這是儀魚出現在葬儀之中的文化基礎。
此時再來看漢代畫像石，就能感到也許漢代時魚就已經和乘人昇仙有所聯繫了。田春分析了唐宋時期儀魚與漢代畫像石人首魚身形象（即氐人）的聯繫，他認為二者只有兩個區別，第一，前者立體而後者平面，第二，前者臥姿而後者站姿，並舉漢代徐州十里鋪漢墓畫像石中的一幅人魚圖像為例來說明二者之間具有直接的相承關係。二者在圖像構成、應用場所、功能作用上都很相似，大約都有辟邪消災和引導昇仙的意義。
徐州十里鋪漢墓畫像石圖案，圖片來自田春《中國古代人魚圖像的譜系》
田春的觀點頗有可取之處。但它為何單單流行於河北和河東地區，在唐末五代傳播到南方地區之後又在北方消失等等情況，則需要更深一步的探索。
（三）南唐儀魚：變在佛道消長間
南唐二陵中的儀魚，其內涵應當與唐代河東道、河北道中的儀魚相似，其主要意義在於兩點：
第一，鎮墓。出土儀魚的墓葬，往往也伴隨出土墓龍（單人首蛇身俑、雙人首蛇身俑）等其他神怪俑，且擺放位置較為接近，似乎是一組鎮墓的固定搭配。在北朝崔博墓葬中只有人首蛇身俑和匍匐俑，朝陽市中山營子村唐墓只有儀魚與人首蛇身俑，都沒有鎮墓獸，大約儀魚與人首蛇身俑即充當了鎮墓獸。河北南和唐代郭祥墓中，儀魚等幾種神怪俑被擺放在鎮墓獸之後，似乎表明了它的鎮墓驅邪作用。
人首蛇身俑，南唐，江寧區李璟墓出土，拍攝於南京博物院
人首龍身俑，南唐，江寧區李璟墓出土，拍攝於南京博物院
為何會以儀魚、墓龍鎮墓，有可能聯繫到魚蛇之類的“不瞑目”特性。唐代高僧懷海禪師在《敕修清規·木魚》中說“魚晝夜常醒，刻木像形擊之，所以警昏情也。”唐代人將鎖做成魚形，用於宮門、屋門，稱為魚鑰。沈佺期“氣衝魚鑰九關開”（《奉和立春遊苑迎春》），王維“魚鑰通翔鳳”（《奉和聖制十五夜然燈繼以酺宴應制》），說的即是宮門魚鑰。唐人丁用晦《芝田錄》曰：“門鑰必以魚者，取其不瞑目守夜之義”， 儀魚、墓龍可能有警醒不倦的意義。
第二，引導昇仙。在出土儀魚中有一個特殊現象，即儀魚顏色往往為紅色。河北文安麻各莊唐代董滿墓（673年）儀魚，身呈淺紅色；山西長治範澄墓（660年）儀魚，周身塗紅；山西長治唐王深墓（679年）儀魚，身繪朱彩；山西長治北石槽三號墓（704年）儀魚，紅色，福建漳浦縣唐墓，身塗白色再朱繪細部。凡此種種，不能不使人想到前文所敘的“琴高坐赤鯉”故事。此外，山西太原南郊金勝村3號初唐墓所出A型儀魚，頭上有角，“鯉有角，龍也”，《祕葬經》記公侯卿相墓中於棺東安置儀魚（雖然實際上儀魚佈置位置比較隨意），東方為青龍之位，也隱約說明了儀魚與昇仙之間的聯繫。
不過，南唐時期帝陵中的儀魚應該還有更加豐富的內涵。南京南唐二陵共出土儀魚13件，其中李昪（889-943）欽陵後室出土3件，李璟（916-961）順陵前室出土10件。兩位帝王下葬時間相差不到二十年，但儀魚的外形已經發生了比較重大的變化：
李昪欽陵儀魚，戴道冠式帽，魚身脊骨突出，魚翅不顯著。
人首魚身俑，南唐，江寧區出土，拍攝於南京博物院
李璟順陵儀魚，都不戴帽，魚身脊骨不突出，魚翅顯著。
年代早於李昪欽陵的尋陽長公主墓也出土有儀魚，雖然與李昪欽陵儀魚的材質不同，但也戴帽。那麼，戴帽或者不戴帽，究竟在表達什麼？
南京被稱為“六朝古都”，實際上除了三國東吳、東晉、南朝宋、南朝齊、南朝梁、南朝陳六朝以外，五代時期的南唐亦建都金陵，只不過南唐是一國而非一朝。今天我們在南京博物院中可以看到部分來自南唐二陵（即烈祖李昪及其皇后的欽陵，中主李璟及其皇后鍾氏的順陵）的出土文物，比如下圖中的舞姬俑和伶人俑：
舞姬俑和伶人俑，南唐，江寧區李昪墓出土，拍攝於南京博物院
這些展品中，有一種器物的造型特別“吸睛”。南京博物院分別稱其為“人首魚身俑”、“人首蛇身俑”和“人首蛇身俑”。這類陶俑在其他地區的博物館中極少見，幾乎可以稱之為南京博物院的“特產”。其中人首魚身俑的造型是這樣的：
人首魚身俑，南唐，江寧區李璟墓出土，拍攝於南京博物院
人首而魚身魚尾的形象如此特殊，頗具神祕感。這種造型的陶俑在帝王陵墓中也非常少見，只有南唐二陵出土，它究竟有什麼意義呢？
南唐二陵
（一）儀魚：唐宋間的曇花一現
1963年，著名考古學家徐蘋芳先生髮表《唐宋墓葬中的“明器神煞”與“墓儀”制度－－－讀〈大漢原陵祕葬經〉札記》。《大漢原陵祕葬經》收錄於《永樂大典》，是一部完整、非官修的地理葬書。成書時代雖然較晚，但書中記載的古代葬俗可能保存了一些唐宋舊制。徐蘋芳研讀之後認為，唐宋墓葬中出現的人首魚形俑就是《大漢原陵祕葬經》中的“儀魚”，或者是《宋會要輯稿》記永定陵明器中之鯢魚。
受此觀點影響，很多學者直接以“儀魚”來稱呼人首魚身俑。雖然由於可靠資料缺乏，徐蘋芳的觀點尚且存疑，但為了行文方便，本文仍把墓葬中呈人首魚身狀的神怪俑暫時稱之為“儀魚”。
就目前考古發掘所得來看，出土儀魚並不算多。2013年時，崔世平《唐宋墓葬所見“儀魚”與葬俗傳播》總結說全國只有三十多所墓葬中出土有儀魚，共計47件，其中有10件出自南京的李璟陵。除了北京隋墓的一件儀魚系出自擾土（很可能是原墓葬被破壞）以外，均出自墓葬之中，可以肯定它是專為隨葬所制的明器。
隋代大業元年（605年），儀魚即出現於河北地區，唐代時流行於河北道與河東道（主要是今陝西長治），多出現於中下階層的墓葬中，南方則極少發現。晚唐五代時期儀魚在北方消失了，傳播到南方後，在江蘇和福建等東南地區比較流行，並開始出現於高等級墓葬。到了宋代，只有江西、湖北和四川等地有零星發現。
儀魚的造型分為兩類，一般把儀魚分為流行於河東地區的A型儀魚和流行於河北地區的B型儀魚。北京隋墓中的早期儀魚即為魚身筆直的A型儀魚，不過它在唐代流行的地區是河東地區而非河北地區。A型儀魚在五代時期傳播到南方地區，並在南唐達到了它的最高峰。
同為A型儀魚，外觀和精細程度的差別也很大。在徐蘋芳札記中有五件儀魚的圖片，分別為：1、江西彭澤宋代劉宗墓出土；2、山西長治北石槽二號墓出土；3、南唐李昪陵出土；4、山西長治唐代王深墓出；5、南唐李璟陵出土。可以看出製作最精細的還是南唐二陵中的兩件。
李昪陵出土儀魚，本圖片來自南京博物院網站
B型儀魚的身體呈倒“S”形，表現為魚身扭動狀。出土B型儀魚的墓葬主要分佈在河北地區，目前南方從未發現過這一造型，可見基本沒有向南傳播。
本圖片來自網絡
遼寧朝陽黃河路唐墓出土儀魚，圖片來自崔世平《唐宋墓葬所見“儀魚”與葬俗傳播》
北方發現的儀魚都為陶質，受到地區工藝傳統的影響，五代時南方墓葬中出現了木質的儀魚，宋代景德鎮地區還有瓷質的儀魚。不過南唐以後，儀魚的影響就不很大了，已經出土的47件儀魚中，宋代的只佔5件，宋代之後墓葬中就再也不見儀魚，它完全退出了墓葬用品的行列。
（二）魚崇拜：儀魚的文化根源
人魚結合的圖像，在中國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000—公元前3000年前的半坡人面魚紋彩陶盆，這件陶盆目前陳列在中國國家博物館：
人面魚紋彩陶盆
這一彩陶盆實為甕棺葬的棺蓋，魚可能是該氏族的圖騰或神靈，圖案意義應該是喪葬後的靈魂安慰與引導。之後，人魚結合圖像又出現於馬家窯文化的鯢魚紋彩陶瓶上。不過這一類人面、蛇身、雙爪足的鯢魚紋究竟來自何種生物，目前還存在爭議。只能籠統認為這一紋飾以水生動物為原型，是原始崇拜的對象，具有神祕的力量。
鯢魚紋彩陶瓶，仰韶文化中期，甘肅省博物館藏
圖片拍攝於甘肅省博物館
先秦著作《山海經》中，陵魚和氐人都是人面魚身。《海內東經》中說，“陵魚，人面，手足，魚身，在海中”，《海內南經》說“氐人國，在建木西。其為人，人面而魚身，無足”。可見分佈的地區、外部特徵不盡相同。氐人是“炎帝之孫名曰靈恝”的後代，“能上下於天”，身份近於神靈或巫師。有學者認為，下圖漢代畫像石上的人面魚身形象即為氐人，是儀魚的直接來源。
漢代畫像石上的人面魚身形象，圖片來自田春《中國古代人魚圖像的譜系》
此外，漢畫像石的魚車出行圖等主題中有數量甚多人面魚身形像，這類魚車出行圖中乘坐於車上的尊者，有認為是河伯的，有認為是墓主的。由於漢畫像石本質上是一種喪葬藝術，無論是哪種，都說明魚車出行、人面魚身形象乃至於魚的形象對於喪葬都有特殊的意義。
山東嘉祥武氏祠左石室屋頂後坡“河伯出行圖”線條，圖片來自網絡
為何從遠古到漢代時期，人們都樂於在墓葬中表現魚的相關形象？其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一是對魚的生殖崇拜，祈求開枝散葉、多子多孫；二則由於先民們曾經以魚為圖騰、為神靈（比如河伯）而產生的原始信仰，可能會認為魚類形象能夠鎮邪祛惡；三則在唐宋時期，民間廣泛流傳著魚引昇天的故事。“子英乘鯉”見於西漢劉向《列仙傳》，記載說子英養一赤鯉，“一年長丈餘，遂生角，有翅翼”，後背負子英昇仙。《太平廣記》記載秀才白幽求曾在海中見仙人乘魚或乘龜而行，亦記載唐人張鎬之妻為道家女仙，後乘鯉昇天而去。最著名的莫過於“琴高乘鯉成仙”的說法，《太平廣記》引自《列仙傳》：
“琴高者，趙人也，以鼓琴為宋康王舍人。行涓、彭之術，浮游冀州琢郡間，二百餘年。後辭入涿水中取龍子，與諸弟子期曰：‘皆潔齋，候於水旁，設祠屋。’果乘鯉來，坐祠中，旦有萬人觀之。留一月餘，復入水去。”
琴高乘鯉圖
唐代時，有許多詩人在詩歌中援引“琴高乘鯉”典故，可見這一傳說的普遍影響力。皮日休說“琴高坐赤鯉，何許縱仙逸”（《太湖詩。投龍潭（在龜山）》），李白詩云：“赤鯉湧琴高，白龜道馮夷”（《九日登山》），陸龜蒙言：“東遊借得琴高鯉，騎入蓬萊清淺中”（《高道士》），岑參道：“願得隨琴高，騎魚向雲煙”（《阻戎瀘間群盜》），劉禹錫雲：“羽化如乘鯉，樓居舊冠鰲”（《浙西李大夫述夢四十韻並浙東元相公酬和斐然繼聲》）。唐人對於乘鯉成仙的說法津津樂道，這是儀魚出現在葬儀之中的文化基礎。
此時再來看漢代畫像石，就能感到也許漢代時魚就已經和乘人昇仙有所聯繫了。田春分析了唐宋時期儀魚與漢代畫像石人首魚身形象（即氐人）的聯繫，他認為二者只有兩個區別，第一，前者立體而後者平面，第二，前者臥姿而後者站姿，並舉漢代徐州十里鋪漢墓畫像石中的一幅人魚圖像為例來說明二者之間具有直接的相承關係。二者在圖像構成、應用場所、功能作用上都很相似，大約都有辟邪消災和引導昇仙的意義。
徐州十里鋪漢墓畫像石圖案，圖片來自田春《中國古代人魚圖像的譜系》
田春的觀點頗有可取之處。但它為何單單流行於河北和河東地區，在唐末五代傳播到南方地區之後又在北方消失等等情況，則需要更深一步的探索。
（三）南唐儀魚：變在佛道消長間
南唐二陵中的儀魚，其內涵應當與唐代河東道、河北道中的儀魚相似，其主要意義在於兩點：
第一，鎮墓。出土儀魚的墓葬，往往也伴隨出土墓龍（單人首蛇身俑、雙人首蛇身俑）等其他神怪俑，且擺放位置較為接近，似乎是一組鎮墓的固定搭配。在北朝崔博墓葬中只有人首蛇身俑和匍匐俑，朝陽市中山營子村唐墓只有儀魚與人首蛇身俑，都沒有鎮墓獸，大約儀魚與人首蛇身俑即充當了鎮墓獸。河北南和唐代郭祥墓中，儀魚等幾種神怪俑被擺放在鎮墓獸之後，似乎表明了它的鎮墓驅邪作用。
人首蛇身俑，南唐，江寧區李璟墓出土，拍攝於南京博物院
人首龍身俑，南唐，江寧區李璟墓出土，拍攝於南京博物院
為何會以儀魚、墓龍鎮墓，有可能聯繫到魚蛇之類的“不瞑目”特性。唐代高僧懷海禪師在《敕修清規·木魚》中說“魚晝夜常醒，刻木像形擊之，所以警昏情也。”唐代人將鎖做成魚形，用於宮門、屋門，稱為魚鑰。沈佺期“氣衝魚鑰九關開”（《奉和立春遊苑迎春》），王維“魚鑰通翔鳳”（《奉和聖制十五夜然燈繼以酺宴應制》），說的即是宮門魚鑰。唐人丁用晦《芝田錄》曰：“門鑰必以魚者，取其不瞑目守夜之義”， 儀魚、墓龍可能有警醒不倦的意義。
第二，引導昇仙。在出土儀魚中有一個特殊現象，即儀魚顏色往往為紅色。河北文安麻各莊唐代董滿墓（673年）儀魚，身呈淺紅色；山西長治範澄墓（660年）儀魚，周身塗紅；山西長治唐王深墓（679年）儀魚，身繪朱彩；山西長治北石槽三號墓（704年）儀魚，紅色，福建漳浦縣唐墓，身塗白色再朱繪細部。凡此種種，不能不使人想到前文所敘的“琴高坐赤鯉”故事。此外，山西太原南郊金勝村3號初唐墓所出A型儀魚，頭上有角，“鯉有角，龍也”，《祕葬經》記公侯卿相墓中於棺東安置儀魚（雖然實際上儀魚佈置位置比較隨意），東方為青龍之位，也隱約說明了儀魚與昇仙之間的聯繫。
不過，南唐時期帝陵中的儀魚應該還有更加豐富的內涵。南京南唐二陵共出土儀魚13件，其中李昪（889-943）欽陵後室出土3件，李璟（916-961）順陵前室出土10件。兩位帝王下葬時間相差不到二十年，但儀魚的外形已經發生了比較重大的變化：
李昪欽陵儀魚，戴道冠式帽，魚身脊骨突出，魚翅不顯著。
人首魚身俑，南唐，江寧區出土，拍攝於南京博物院
李璟順陵儀魚，都不戴帽，魚身脊骨不突出，魚翅顯著。
年代早於李昪欽陵的尋陽長公主墓也出土有儀魚，雖然與李昪欽陵儀魚的材質不同，但也戴帽。那麼，戴帽或者不戴帽，究竟在表達什麼？
人首龍身俑，人首魚身俑，南唐，江寧區李璟墓出土，拍攝於南京博物院
李昪欽陵儀魚頭部形如道士，而李璟順陵儀魚形如光頭僧人。這很可能意味著在943年至961年間，南唐的宗教格局發生了較大變化。短短20年間，統治階層的宗教傾向從崇道到信佛，這才導致了儀魚形式的變更。
南唐是五代十國中較為強大的國家，建國之時，自命為繼承李唐正統，而李唐王朝為了表現自身應天順命，竭力將皇室與道教教主老子聯繫起來。高祖李淵以老子為祖先，太宗、高宗也肯定了道教的優先地位，高宗還尊老子為“太上玄元皇帝”。有唐一代，唐皇室都通過尊崇道教來提高皇權，南唐李昪亦如此。當時南唐大刮崇道之風，道士大受寵幸，得以出入宮廷。著名道士聶師道有一位弟子王棲霞隱居在茅山，李昪請他到金陵，以訪詢為政之道。李昪之死，與好道服丹有很大關係。陸游在《南唐書》中說：
“烈祖嘗夢得神丹，既覺，語左右，欲物色訪求。而守衝(潘扆)適詣宮門，獻丹方，扆亦以方繼進。烈祖皆神之，以為仙人。使鍊金石為丹，服之多暴怒。群臣奏事，往往厲聲色詰讓。嘗以其藥賜李建勳，建勳乘間言曰：`臣服甫數日，已覺炎燥，此豈可常進哉?'烈祖笑曰：‘孤服之已久，寧有是事?’諫者皆不從。俄而疽發，遂至大漸。臨終謂元宗曰：‘吾服金石求長年，今反若此。汝宜以為戒也。’”
南京被稱為“六朝古都”，實際上除了三國東吳、東晉、南朝宋、南朝齊、南朝梁、南朝陳六朝以外，五代時期的南唐亦建都金陵，只不過南唐是一國而非一朝。今天我們在南京博物院中可以看到部分來自南唐二陵（即烈祖李昪及其皇后的欽陵，中主李璟及其皇后鍾氏的順陵）的出土文物，比如下圖中的舞姬俑和伶人俑：
舞姬俑和伶人俑，南唐，江寧區李昪墓出土，拍攝於南京博物院
這些展品中，有一種器物的造型特別“吸睛”。南京博物院分別稱其為“人首魚身俑”、“人首蛇身俑”和“人首蛇身俑”。這類陶俑在其他地區的博物館中極少見，幾乎可以稱之為南京博物院的“特產”。其中人首魚身俑的造型是這樣的：
人首魚身俑，南唐，江寧區李璟墓出土，拍攝於南京博物院
人首而魚身魚尾的形象如此特殊，頗具神祕感。這種造型的陶俑在帝王陵墓中也非常少見，只有南唐二陵出土，它究竟有什麼意義呢？
南唐二陵
（一）儀魚：唐宋間的曇花一現
1963年，著名考古學家徐蘋芳先生髮表《唐宋墓葬中的“明器神煞”與“墓儀”制度－－－讀〈大漢原陵祕葬經〉札記》。《大漢原陵祕葬經》收錄於《永樂大典》，是一部完整、非官修的地理葬書。成書時代雖然較晚，但書中記載的古代葬俗可能保存了一些唐宋舊制。徐蘋芳研讀之後認為，唐宋墓葬中出現的人首魚形俑就是《大漢原陵祕葬經》中的“儀魚”，或者是《宋會要輯稿》記永定陵明器中之鯢魚。
受此觀點影響，很多學者直接以“儀魚”來稱呼人首魚身俑。雖然由於可靠資料缺乏，徐蘋芳的觀點尚且存疑，但為了行文方便，本文仍把墓葬中呈人首魚身狀的神怪俑暫時稱之為“儀魚”。
就目前考古發掘所得來看，出土儀魚並不算多。2013年時，崔世平《唐宋墓葬所見“儀魚”與葬俗傳播》總結說全國只有三十多所墓葬中出土有儀魚，共計47件，其中有10件出自南京的李璟陵。除了北京隋墓的一件儀魚系出自擾土（很可能是原墓葬被破壞）以外，均出自墓葬之中，可以肯定它是專為隨葬所制的明器。
隋代大業元年（605年），儀魚即出現於河北地區，唐代時流行於河北道與河東道（主要是今陝西長治），多出現於中下階層的墓葬中，南方則極少發現。晚唐五代時期儀魚在北方消失了，傳播到南方後，在江蘇和福建等東南地區比較流行，並開始出現於高等級墓葬。到了宋代，只有江西、湖北和四川等地有零星發現。
儀魚的造型分為兩類，一般把儀魚分為流行於河東地區的A型儀魚和流行於河北地區的B型儀魚。北京隋墓中的早期儀魚即為魚身筆直的A型儀魚，不過它在唐代流行的地區是河東地區而非河北地區。A型儀魚在五代時期傳播到南方地區，並在南唐達到了它的最高峰。
同為A型儀魚，外觀和精細程度的差別也很大。在徐蘋芳札記中有五件儀魚的圖片，分別為：1、江西彭澤宋代劉宗墓出土；2、山西長治北石槽二號墓出土；3、南唐李昪陵出土；4、山西長治唐代王深墓出；5、南唐李璟陵出土。可以看出製作最精細的還是南唐二陵中的兩件。
李昪陵出土儀魚，本圖片來自南京博物院網站
B型儀魚的身體呈倒“S”形，表現為魚身扭動狀。出土B型儀魚的墓葬主要分佈在河北地區，目前南方從未發現過這一造型，可見基本沒有向南傳播。
本圖片來自網絡
遼寧朝陽黃河路唐墓出土儀魚，圖片來自崔世平《唐宋墓葬所見“儀魚”與葬俗傳播》
北方發現的儀魚都為陶質，受到地區工藝傳統的影響，五代時南方墓葬中出現了木質的儀魚，宋代景德鎮地區還有瓷質的儀魚。不過南唐以後，儀魚的影響就不很大了，已經出土的47件儀魚中，宋代的只佔5件，宋代之後墓葬中就再也不見儀魚，它完全退出了墓葬用品的行列。
（二）魚崇拜：儀魚的文化根源
人魚結合的圖像，在中國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000—公元前3000年前的半坡人面魚紋彩陶盆，這件陶盆目前陳列在中國國家博物館：
人面魚紋彩陶盆
這一彩陶盆實為甕棺葬的棺蓋，魚可能是該氏族的圖騰或神靈，圖案意義應該是喪葬後的靈魂安慰與引導。之後，人魚結合圖像又出現於馬家窯文化的鯢魚紋彩陶瓶上。不過這一類人面、蛇身、雙爪足的鯢魚紋究竟來自何種生物，目前還存在爭議。只能籠統認為這一紋飾以水生動物為原型，是原始崇拜的對象，具有神祕的力量。
鯢魚紋彩陶瓶，仰韶文化中期，甘肅省博物館藏
圖片拍攝於甘肅省博物館
先秦著作《山海經》中，陵魚和氐人都是人面魚身。《海內東經》中說，“陵魚，人面，手足，魚身，在海中”，《海內南經》說“氐人國，在建木西。其為人，人面而魚身，無足”。可見分佈的地區、外部特徵不盡相同。氐人是“炎帝之孫名曰靈恝”的後代，“能上下於天”，身份近於神靈或巫師。有學者認為，下圖漢代畫像石上的人面魚身形象即為氐人，是儀魚的直接來源。
漢代畫像石上的人面魚身形象，圖片來自田春《中國古代人魚圖像的譜系》
此外，漢畫像石的魚車出行圖等主題中有數量甚多人面魚身形像，這類魚車出行圖中乘坐於車上的尊者，有認為是河伯的，有認為是墓主的。由於漢畫像石本質上是一種喪葬藝術，無論是哪種，都說明魚車出行、人面魚身形象乃至於魚的形象對於喪葬都有特殊的意義。
山東嘉祥武氏祠左石室屋頂後坡“河伯出行圖”線條，圖片來自網絡
為何從遠古到漢代時期，人們都樂於在墓葬中表現魚的相關形象？其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一是對魚的生殖崇拜，祈求開枝散葉、多子多孫；二則由於先民們曾經以魚為圖騰、為神靈（比如河伯）而產生的原始信仰，可能會認為魚類形象能夠鎮邪祛惡；三則在唐宋時期，民間廣泛流傳著魚引昇天的故事。“子英乘鯉”見於西漢劉向《列仙傳》，記載說子英養一赤鯉，“一年長丈餘，遂生角，有翅翼”，後背負子英昇仙。《太平廣記》記載秀才白幽求曾在海中見仙人乘魚或乘龜而行，亦記載唐人張鎬之妻為道家女仙，後乘鯉昇天而去。最著名的莫過於“琴高乘鯉成仙”的說法，《太平廣記》引自《列仙傳》：
“琴高者，趙人也，以鼓琴為宋康王舍人。行涓、彭之術，浮游冀州琢郡間，二百餘年。後辭入涿水中取龍子，與諸弟子期曰：‘皆潔齋，候於水旁，設祠屋。’果乘鯉來，坐祠中，旦有萬人觀之。留一月餘，復入水去。”
琴高乘鯉圖
唐代時，有許多詩人在詩歌中援引“琴高乘鯉”典故，可見這一傳說的普遍影響力。皮日休說“琴高坐赤鯉，何許縱仙逸”（《太湖詩。投龍潭（在龜山）》），李白詩云：“赤鯉湧琴高，白龜道馮夷”（《九日登山》），陸龜蒙言：“東遊借得琴高鯉，騎入蓬萊清淺中”（《高道士》），岑參道：“願得隨琴高，騎魚向雲煙”（《阻戎瀘間群盜》），劉禹錫雲：“羽化如乘鯉，樓居舊冠鰲”（《浙西李大夫述夢四十韻並浙東元相公酬和斐然繼聲》）。唐人對於乘鯉成仙的說法津津樂道，這是儀魚出現在葬儀之中的文化基礎。
此時再來看漢代畫像石，就能感到也許漢代時魚就已經和乘人昇仙有所聯繫了。田春分析了唐宋時期儀魚與漢代畫像石人首魚身形象（即氐人）的聯繫，他認為二者只有兩個區別，第一，前者立體而後者平面，第二，前者臥姿而後者站姿，並舉漢代徐州十里鋪漢墓畫像石中的一幅人魚圖像為例來說明二者之間具有直接的相承關係。二者在圖像構成、應用場所、功能作用上都很相似，大約都有辟邪消災和引導昇仙的意義。
徐州十里鋪漢墓畫像石圖案，圖片來自田春《中國古代人魚圖像的譜系》
田春的觀點頗有可取之處。但它為何單單流行於河北和河東地區，在唐末五代傳播到南方地區之後又在北方消失等等情況，則需要更深一步的探索。
（三）南唐儀魚：變在佛道消長間
南唐二陵中的儀魚，其內涵應當與唐代河東道、河北道中的儀魚相似，其主要意義在於兩點：
第一，鎮墓。出土儀魚的墓葬，往往也伴隨出土墓龍（單人首蛇身俑、雙人首蛇身俑）等其他神怪俑，且擺放位置較為接近，似乎是一組鎮墓的固定搭配。在北朝崔博墓葬中只有人首蛇身俑和匍匐俑，朝陽市中山營子村唐墓只有儀魚與人首蛇身俑，都沒有鎮墓獸，大約儀魚與人首蛇身俑即充當了鎮墓獸。河北南和唐代郭祥墓中，儀魚等幾種神怪俑被擺放在鎮墓獸之後，似乎表明了它的鎮墓驅邪作用。
人首蛇身俑，南唐，江寧區李璟墓出土，拍攝於南京博物院
人首龍身俑，南唐，江寧區李璟墓出土，拍攝於南京博物院
為何會以儀魚、墓龍鎮墓，有可能聯繫到魚蛇之類的“不瞑目”特性。唐代高僧懷海禪師在《敕修清規·木魚》中說“魚晝夜常醒，刻木像形擊之，所以警昏情也。”唐代人將鎖做成魚形，用於宮門、屋門，稱為魚鑰。沈佺期“氣衝魚鑰九關開”（《奉和立春遊苑迎春》），王維“魚鑰通翔鳳”（《奉和聖制十五夜然燈繼以酺宴應制》），說的即是宮門魚鑰。唐人丁用晦《芝田錄》曰：“門鑰必以魚者，取其不瞑目守夜之義”， 儀魚、墓龍可能有警醒不倦的意義。
第二，引導昇仙。在出土儀魚中有一個特殊現象，即儀魚顏色往往為紅色。河北文安麻各莊唐代董滿墓（673年）儀魚，身呈淺紅色；山西長治範澄墓（660年）儀魚，周身塗紅；山西長治唐王深墓（679年）儀魚，身繪朱彩；山西長治北石槽三號墓（704年）儀魚，紅色，福建漳浦縣唐墓，身塗白色再朱繪細部。凡此種種，不能不使人想到前文所敘的“琴高坐赤鯉”故事。此外，山西太原南郊金勝村3號初唐墓所出A型儀魚，頭上有角，“鯉有角，龍也”，《祕葬經》記公侯卿相墓中於棺東安置儀魚（雖然實際上儀魚佈置位置比較隨意），東方為青龍之位，也隱約說明了儀魚與昇仙之間的聯繫。
不過，南唐時期帝陵中的儀魚應該還有更加豐富的內涵。南京南唐二陵共出土儀魚13件，其中李昪（889-943）欽陵後室出土3件，李璟（916-961）順陵前室出土10件。兩位帝王下葬時間相差不到二十年，但儀魚的外形已經發生了比較重大的變化：
李昪欽陵儀魚，戴道冠式帽，魚身脊骨突出，魚翅不顯著。
人首魚身俑，南唐，江寧區出土，拍攝於南京博物院
李璟順陵儀魚，都不戴帽，魚身脊骨不突出，魚翅顯著。
年代早於李昪欽陵的尋陽長公主墓也出土有儀魚，雖然與李昪欽陵儀魚的材質不同，但也戴帽。那麼，戴帽或者不戴帽，究竟在表達什麼？
人首龍身俑，人首魚身俑，南唐，江寧區李璟墓出土，拍攝於南京博物院
李昪欽陵儀魚頭部形如道士，而李璟順陵儀魚形如光頭僧人。這很可能意味著在943年至961年間，南唐的宗教格局發生了較大變化。短短20年間，統治階層的宗教傾向從崇道到信佛，這才導致了儀魚形式的變更。
南唐是五代十國中較為強大的國家，建國之時，自命為繼承李唐正統，而李唐王朝為了表現自身應天順命，竭力將皇室與道教教主老子聯繫起來。高祖李淵以老子為祖先，太宗、高宗也肯定了道教的優先地位，高宗還尊老子為“太上玄元皇帝”。有唐一代，唐皇室都通過尊崇道教來提高皇權，南唐李昪亦如此。當時南唐大刮崇道之風，道士大受寵幸，得以出入宮廷。著名道士聶師道有一位弟子王棲霞隱居在茅山，李昪請他到金陵，以訪詢為政之道。李昪之死，與好道服丹有很大關係。陸游在《南唐書》中說：
“烈祖嘗夢得神丹，既覺，語左右，欲物色訪求。而守衝(潘扆)適詣宮門，獻丹方，扆亦以方繼進。烈祖皆神之，以為仙人。使鍊金石為丹，服之多暴怒。群臣奏事，往往厲聲色詰讓。嘗以其藥賜李建勳，建勳乘間言曰：`臣服甫數日，已覺炎燥，此豈可常進哉?'烈祖笑曰：‘孤服之已久，寧有是事?’諫者皆不從。俄而疽發，遂至大漸。臨終謂元宗曰：‘吾服金石求長年，今反若此。汝宜以為戒也。’”
唐代華清宮朝元閣老君像，西安碑林博物館藏
李昪雖然不是佛教徒，卻並不排斥佛教，他能夠包容佛教併為政權服務。陸游《南唐書》中亦說，李昪大造宮殿之後，為工匠役夫死者作無遮大齋七會，以求薦福。到了李昪晚年，也許是對道教方術發生懷疑，也可能是受江南佛教流行影響，他將“形態衣著似須菩提”的溧水大興寺桑樹生木人迎置宮中，奉事甚謹（見陸游《南唐書》）。從此佛教正式進入南唐宮廷。
除了末子景逷，李昪諸子俱崇佛。李璟即位後，金陵佛教空前繁盛。李璟喜好高僧相往來，迎請文益禪師到金陵入報恩禪院傳法，後住清涼寺並圓寂於此，諡號大法眼禪師，法眼宗由此得名。他廣建佛寺，把少時在廬山所建的讀書檯捐為寺院，賜名開先寺，國危時還專門去開先寺聽紹宗禪師說法。受李璟影響，百官都崇佛茹素。
李璟因國勢衰頹，為謀後路而遷都江西洪州（治今江西南昌），北宋建隆二年（公元 961 年）抑鬱而終，遺命留葬洪州。而繼任者李煜不忍，將其移葬金陵。李煜大肆奉佛，其虔誠比李璟尤勝。百官亦爭相與僧人交接，顧閎中所畫《韓熙載夜宴圖》裡，由於韓熙載喜佛，僧人段德明亦在夜宴貴客之中。馬令《南唐書》說：“南唐有國，蘭若精舍，漸盛於烈祖、元宗之世，而後主即位，好之彌篤，輒于禁中崇建寺宇，延集僧尼。”
南京被稱為“六朝古都”，實際上除了三國東吳、東晉、南朝宋、南朝齊、南朝梁、南朝陳六朝以外，五代時期的南唐亦建都金陵，只不過南唐是一國而非一朝。今天我們在南京博物院中可以看到部分來自南唐二陵（即烈祖李昪及其皇后的欽陵，中主李璟及其皇后鍾氏的順陵）的出土文物，比如下圖中的舞姬俑和伶人俑：
舞姬俑和伶人俑，南唐，江寧區李昪墓出土，拍攝於南京博物院
這些展品中，有一種器物的造型特別“吸睛”。南京博物院分別稱其為“人首魚身俑”、“人首蛇身俑”和“人首蛇身俑”。這類陶俑在其他地區的博物館中極少見，幾乎可以稱之為南京博物院的“特產”。其中人首魚身俑的造型是這樣的：
人首魚身俑，南唐，江寧區李璟墓出土，拍攝於南京博物院
人首而魚身魚尾的形象如此特殊，頗具神祕感。這種造型的陶俑在帝王陵墓中也非常少見，只有南唐二陵出土，它究竟有什麼意義呢？
南唐二陵
（一）儀魚：唐宋間的曇花一現
1963年，著名考古學家徐蘋芳先生髮表《唐宋墓葬中的“明器神煞”與“墓儀”制度－－－讀〈大漢原陵祕葬經〉札記》。《大漢原陵祕葬經》收錄於《永樂大典》，是一部完整、非官修的地理葬書。成書時代雖然較晚，但書中記載的古代葬俗可能保存了一些唐宋舊制。徐蘋芳研讀之後認為，唐宋墓葬中出現的人首魚形俑就是《大漢原陵祕葬經》中的“儀魚”，或者是《宋會要輯稿》記永定陵明器中之鯢魚。
受此觀點影響，很多學者直接以“儀魚”來稱呼人首魚身俑。雖然由於可靠資料缺乏，徐蘋芳的觀點尚且存疑，但為了行文方便，本文仍把墓葬中呈人首魚身狀的神怪俑暫時稱之為“儀魚”。
就目前考古發掘所得來看，出土儀魚並不算多。2013年時，崔世平《唐宋墓葬所見“儀魚”與葬俗傳播》總結說全國只有三十多所墓葬中出土有儀魚，共計47件，其中有10件出自南京的李璟陵。除了北京隋墓的一件儀魚系出自擾土（很可能是原墓葬被破壞）以外，均出自墓葬之中，可以肯定它是專為隨葬所制的明器。
隋代大業元年（605年），儀魚即出現於河北地區，唐代時流行於河北道與河東道（主要是今陝西長治），多出現於中下階層的墓葬中，南方則極少發現。晚唐五代時期儀魚在北方消失了，傳播到南方後，在江蘇和福建等東南地區比較流行，並開始出現於高等級墓葬。到了宋代，只有江西、湖北和四川等地有零星發現。
儀魚的造型分為兩類，一般把儀魚分為流行於河東地區的A型儀魚和流行於河北地區的B型儀魚。北京隋墓中的早期儀魚即為魚身筆直的A型儀魚，不過它在唐代流行的地區是河東地區而非河北地區。A型儀魚在五代時期傳播到南方地區，並在南唐達到了它的最高峰。
同為A型儀魚，外觀和精細程度的差別也很大。在徐蘋芳札記中有五件儀魚的圖片，分別為：1、江西彭澤宋代劉宗墓出土；2、山西長治北石槽二號墓出土；3、南唐李昪陵出土；4、山西長治唐代王深墓出；5、南唐李璟陵出土。可以看出製作最精細的還是南唐二陵中的兩件。
李昪陵出土儀魚，本圖片來自南京博物院網站
B型儀魚的身體呈倒“S”形，表現為魚身扭動狀。出土B型儀魚的墓葬主要分佈在河北地區，目前南方從未發現過這一造型，可見基本沒有向南傳播。
本圖片來自網絡
遼寧朝陽黃河路唐墓出土儀魚，圖片來自崔世平《唐宋墓葬所見“儀魚”與葬俗傳播》
北方發現的儀魚都為陶質，受到地區工藝傳統的影響，五代時南方墓葬中出現了木質的儀魚，宋代景德鎮地區還有瓷質的儀魚。不過南唐以後，儀魚的影響就不很大了，已經出土的47件儀魚中，宋代的只佔5件，宋代之後墓葬中就再也不見儀魚，它完全退出了墓葬用品的行列。
（二）魚崇拜：儀魚的文化根源
人魚結合的圖像，在中國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000—公元前3000年前的半坡人面魚紋彩陶盆，這件陶盆目前陳列在中國國家博物館：
人面魚紋彩陶盆
這一彩陶盆實為甕棺葬的棺蓋，魚可能是該氏族的圖騰或神靈，圖案意義應該是喪葬後的靈魂安慰與引導。之後，人魚結合圖像又出現於馬家窯文化的鯢魚紋彩陶瓶上。不過這一類人面、蛇身、雙爪足的鯢魚紋究竟來自何種生物，目前還存在爭議。只能籠統認為這一紋飾以水生動物為原型，是原始崇拜的對象，具有神祕的力量。
鯢魚紋彩陶瓶，仰韶文化中期，甘肅省博物館藏
圖片拍攝於甘肅省博物館
先秦著作《山海經》中，陵魚和氐人都是人面魚身。《海內東經》中說，“陵魚，人面，手足，魚身，在海中”，《海內南經》說“氐人國，在建木西。其為人，人面而魚身，無足”。可見分佈的地區、外部特徵不盡相同。氐人是“炎帝之孫名曰靈恝”的後代，“能上下於天”，身份近於神靈或巫師。有學者認為，下圖漢代畫像石上的人面魚身形象即為氐人，是儀魚的直接來源。
漢代畫像石上的人面魚身形象，圖片來自田春《中國古代人魚圖像的譜系》
此外，漢畫像石的魚車出行圖等主題中有數量甚多人面魚身形像，這類魚車出行圖中乘坐於車上的尊者，有認為是河伯的，有認為是墓主的。由於漢畫像石本質上是一種喪葬藝術，無論是哪種，都說明魚車出行、人面魚身形象乃至於魚的形象對於喪葬都有特殊的意義。
山東嘉祥武氏祠左石室屋頂後坡“河伯出行圖”線條，圖片來自網絡
為何從遠古到漢代時期，人們都樂於在墓葬中表現魚的相關形象？其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一是對魚的生殖崇拜，祈求開枝散葉、多子多孫；二則由於先民們曾經以魚為圖騰、為神靈（比如河伯）而產生的原始信仰，可能會認為魚類形象能夠鎮邪祛惡；三則在唐宋時期，民間廣泛流傳著魚引昇天的故事。“子英乘鯉”見於西漢劉向《列仙傳》，記載說子英養一赤鯉，“一年長丈餘，遂生角，有翅翼”，後背負子英昇仙。《太平廣記》記載秀才白幽求曾在海中見仙人乘魚或乘龜而行，亦記載唐人張鎬之妻為道家女仙，後乘鯉昇天而去。最著名的莫過於“琴高乘鯉成仙”的說法，《太平廣記》引自《列仙傳》：
“琴高者，趙人也，以鼓琴為宋康王舍人。行涓、彭之術，浮游冀州琢郡間，二百餘年。後辭入涿水中取龍子，與諸弟子期曰：‘皆潔齋，候於水旁，設祠屋。’果乘鯉來，坐祠中，旦有萬人觀之。留一月餘，復入水去。”
琴高乘鯉圖
唐代時，有許多詩人在詩歌中援引“琴高乘鯉”典故，可見這一傳說的普遍影響力。皮日休說“琴高坐赤鯉，何許縱仙逸”（《太湖詩。投龍潭（在龜山）》），李白詩云：“赤鯉湧琴高，白龜道馮夷”（《九日登山》），陸龜蒙言：“東遊借得琴高鯉，騎入蓬萊清淺中”（《高道士》），岑參道：“願得隨琴高，騎魚向雲煙”（《阻戎瀘間群盜》），劉禹錫雲：“羽化如乘鯉，樓居舊冠鰲”（《浙西李大夫述夢四十韻並浙東元相公酬和斐然繼聲》）。唐人對於乘鯉成仙的說法津津樂道，這是儀魚出現在葬儀之中的文化基礎。
此時再來看漢代畫像石，就能感到也許漢代時魚就已經和乘人昇仙有所聯繫了。田春分析了唐宋時期儀魚與漢代畫像石人首魚身形象（即氐人）的聯繫，他認為二者只有兩個區別，第一，前者立體而後者平面，第二，前者臥姿而後者站姿，並舉漢代徐州十里鋪漢墓畫像石中的一幅人魚圖像為例來說明二者之間具有直接的相承關係。二者在圖像構成、應用場所、功能作用上都很相似，大約都有辟邪消災和引導昇仙的意義。
徐州十里鋪漢墓畫像石圖案，圖片來自田春《中國古代人魚圖像的譜系》
田春的觀點頗有可取之處。但它為何單單流行於河北和河東地區，在唐末五代傳播到南方地區之後又在北方消失等等情況，則需要更深一步的探索。
（三）南唐儀魚：變在佛道消長間
南唐二陵中的儀魚，其內涵應當與唐代河東道、河北道中的儀魚相似，其主要意義在於兩點：
第一，鎮墓。出土儀魚的墓葬，往往也伴隨出土墓龍（單人首蛇身俑、雙人首蛇身俑）等其他神怪俑，且擺放位置較為接近，似乎是一組鎮墓的固定搭配。在北朝崔博墓葬中只有人首蛇身俑和匍匐俑，朝陽市中山營子村唐墓只有儀魚與人首蛇身俑，都沒有鎮墓獸，大約儀魚與人首蛇身俑即充當了鎮墓獸。河北南和唐代郭祥墓中，儀魚等幾種神怪俑被擺放在鎮墓獸之後，似乎表明了它的鎮墓驅邪作用。
人首蛇身俑，南唐，江寧區李璟墓出土，拍攝於南京博物院
人首龍身俑，南唐，江寧區李璟墓出土，拍攝於南京博物院
為何會以儀魚、墓龍鎮墓，有可能聯繫到魚蛇之類的“不瞑目”特性。唐代高僧懷海禪師在《敕修清規·木魚》中說“魚晝夜常醒，刻木像形擊之，所以警昏情也。”唐代人將鎖做成魚形，用於宮門、屋門，稱為魚鑰。沈佺期“氣衝魚鑰九關開”（《奉和立春遊苑迎春》），王維“魚鑰通翔鳳”（《奉和聖制十五夜然燈繼以酺宴應制》），說的即是宮門魚鑰。唐人丁用晦《芝田錄》曰：“門鑰必以魚者，取其不瞑目守夜之義”， 儀魚、墓龍可能有警醒不倦的意義。
第二，引導昇仙。在出土儀魚中有一個特殊現象，即儀魚顏色往往為紅色。河北文安麻各莊唐代董滿墓（673年）儀魚，身呈淺紅色；山西長治範澄墓（660年）儀魚，周身塗紅；山西長治唐王深墓（679年）儀魚，身繪朱彩；山西長治北石槽三號墓（704年）儀魚，紅色，福建漳浦縣唐墓，身塗白色再朱繪細部。凡此種種，不能不使人想到前文所敘的“琴高坐赤鯉”故事。此外，山西太原南郊金勝村3號初唐墓所出A型儀魚，頭上有角，“鯉有角，龍也”，《祕葬經》記公侯卿相墓中於棺東安置儀魚（雖然實際上儀魚佈置位置比較隨意），東方為青龍之位，也隱約說明了儀魚與昇仙之間的聯繫。
不過，南唐時期帝陵中的儀魚應該還有更加豐富的內涵。南京南唐二陵共出土儀魚13件，其中李昪（889-943）欽陵後室出土3件，李璟（916-961）順陵前室出土10件。兩位帝王下葬時間相差不到二十年，但儀魚的外形已經發生了比較重大的變化：
李昪欽陵儀魚，戴道冠式帽，魚身脊骨突出，魚翅不顯著。
人首魚身俑，南唐，江寧區出土，拍攝於南京博物院
李璟順陵儀魚，都不戴帽，魚身脊骨不突出，魚翅顯著。
年代早於李昪欽陵的尋陽長公主墓也出土有儀魚，雖然與李昪欽陵儀魚的材質不同，但也戴帽。那麼，戴帽或者不戴帽，究竟在表達什麼？
人首龍身俑，人首魚身俑，南唐，江寧區李璟墓出土，拍攝於南京博物院
李昪欽陵儀魚頭部形如道士，而李璟順陵儀魚形如光頭僧人。這很可能意味著在943年至961年間，南唐的宗教格局發生了較大變化。短短20年間，統治階層的宗教傾向從崇道到信佛，這才導致了儀魚形式的變更。
南唐是五代十國中較為強大的國家，建國之時，自命為繼承李唐正統，而李唐王朝為了表現自身應天順命，竭力將皇室與道教教主老子聯繫起來。高祖李淵以老子為祖先，太宗、高宗也肯定了道教的優先地位，高宗還尊老子為“太上玄元皇帝”。有唐一代，唐皇室都通過尊崇道教來提高皇權，南唐李昪亦如此。當時南唐大刮崇道之風，道士大受寵幸，得以出入宮廷。著名道士聶師道有一位弟子王棲霞隱居在茅山，李昪請他到金陵，以訪詢為政之道。李昪之死，與好道服丹有很大關係。陸游在《南唐書》中說：
“烈祖嘗夢得神丹，既覺，語左右，欲物色訪求。而守衝(潘扆)適詣宮門，獻丹方，扆亦以方繼進。烈祖皆神之，以為仙人。使鍊金石為丹，服之多暴怒。群臣奏事，往往厲聲色詰讓。嘗以其藥賜李建勳，建勳乘間言曰：`臣服甫數日，已覺炎燥，此豈可常進哉?'烈祖笑曰：‘孤服之已久，寧有是事?’諫者皆不從。俄而疽發，遂至大漸。臨終謂元宗曰：‘吾服金石求長年，今反若此。汝宜以為戒也。’”
唐代華清宮朝元閣老君像，西安碑林博物館藏
李昪雖然不是佛教徒，卻並不排斥佛教，他能夠包容佛教併為政權服務。陸游《南唐書》中亦說，李昪大造宮殿之後，為工匠役夫死者作無遮大齋七會，以求薦福。到了李昪晚年，也許是對道教方術發生懷疑，也可能是受江南佛教流行影響，他將“形態衣著似須菩提”的溧水大興寺桑樹生木人迎置宮中，奉事甚謹（見陸游《南唐書》）。從此佛教正式進入南唐宮廷。
除了末子景逷，李昪諸子俱崇佛。李璟即位後，金陵佛教空前繁盛。李璟喜好高僧相往來，迎請文益禪師到金陵入報恩禪院傳法，後住清涼寺並圓寂於此，諡號大法眼禪師，法眼宗由此得名。他廣建佛寺，把少時在廬山所建的讀書檯捐為寺院，賜名開先寺，國危時還專門去開先寺聽紹宗禪師說法。受李璟影響，百官都崇佛茹素。
李璟因國勢衰頹，為謀後路而遷都江西洪州（治今江西南昌），北宋建隆二年（公元 961 年）抑鬱而終，遺命留葬洪州。而繼任者李煜不忍，將其移葬金陵。李煜大肆奉佛，其虔誠比李璟尤勝。百官亦爭相與僧人交接，顧閎中所畫《韓熙載夜宴圖》裡，由於韓熙載喜佛，僧人段德明亦在夜宴貴客之中。馬令《南唐書》說：“南唐有國，蘭若精舍，漸盛於烈祖、元宗之世，而後主即位，好之彌篤，輒于禁中崇建寺宇，延集僧尼。”
《韓熙載夜宴圖》局部
因此，南唐的佛道勢力消長正是在李昪和李璟之間。愈加崇佛的李煜為李璟建陵，將道士相儀魚替換為僧人相儀魚，也就可以理解了。
（四）尾聲
宋代以後，人首魚身俑就再未見於墓葬之中，但它是否就此消亡，還不能確定。
在內蒙古博物館和大英博物館中分別藏有一件遼代（907-1125年）白釉鮫人龍首提樑壺（大英博物館稱之為人首摩竭形壺）。內蒙古博物館藏品系1976年出土於巴林左旗烏蘭套海蘇木遼遺址，大英博物館藏品來自內蒙古林東窯，1937年入藏。兩壺外形極相似，均為少女頭像，有鱗有翅，脊上有蓮瓣型壺口，頭的後部與魚形尾之間有橋形提樑。大英博物館中國館館長、漢學家霍吉淑在《大英博物館中國簡史》中認為，美人魚並非中國傳統形象，這個具有羽翼的造型可能與唐宋時期壁畫中佛教飛天形象有較密切的關聯，她們都有祥和的面容和緊扣的雙手。
不過，當第一眼看到這兩件人首瓷壺時，如果不考慮它很可能已經是日用器而非明器，我們會感到它是唐宋時期儀魚的繼承。也許在將來會有更多的儀魚資料出現，屆時我們對儀魚的規格形制、功能作用、文化內涵就能有更深的瞭解了。
南京被稱為“六朝古都”，實際上除了三國東吳、東晉、南朝宋、南朝齊、南朝梁、南朝陳六朝以外，五代時期的南唐亦建都金陵，只不過南唐是一國而非一朝。今天我們在南京博物院中可以看到部分來自南唐二陵（即烈祖李昪及其皇后的欽陵，中主李璟及其皇后鍾氏的順陵）的出土文物，比如下圖中的舞姬俑和伶人俑：
舞姬俑和伶人俑，南唐，江寧區李昪墓出土，拍攝於南京博物院
這些展品中，有一種器物的造型特別“吸睛”。南京博物院分別稱其為“人首魚身俑”、“人首蛇身俑”和“人首蛇身俑”。這類陶俑在其他地區的博物館中極少見，幾乎可以稱之為南京博物院的“特產”。其中人首魚身俑的造型是這樣的：
人首魚身俑，南唐，江寧區李璟墓出土，拍攝於南京博物院
人首而魚身魚尾的形象如此特殊，頗具神祕感。這種造型的陶俑在帝王陵墓中也非常少見，只有南唐二陵出土，它究竟有什麼意義呢？
南唐二陵
（一）儀魚：唐宋間的曇花一現
1963年，著名考古學家徐蘋芳先生髮表《唐宋墓葬中的“明器神煞”與“墓儀”制度－－－讀〈大漢原陵祕葬經〉札記》。《大漢原陵祕葬經》收錄於《永樂大典》，是一部完整、非官修的地理葬書。成書時代雖然較晚，但書中記載的古代葬俗可能保存了一些唐宋舊制。徐蘋芳研讀之後認為，唐宋墓葬中出現的人首魚形俑就是《大漢原陵祕葬經》中的“儀魚”，或者是《宋會要輯稿》記永定陵明器中之鯢魚。
受此觀點影響，很多學者直接以“儀魚”來稱呼人首魚身俑。雖然由於可靠資料缺乏，徐蘋芳的觀點尚且存疑，但為了行文方便，本文仍把墓葬中呈人首魚身狀的神怪俑暫時稱之為“儀魚”。
就目前考古發掘所得來看，出土儀魚並不算多。2013年時，崔世平《唐宋墓葬所見“儀魚”與葬俗傳播》總結說全國只有三十多所墓葬中出土有儀魚，共計47件，其中有10件出自南京的李璟陵。除了北京隋墓的一件儀魚系出自擾土（很可能是原墓葬被破壞）以外，均出自墓葬之中，可以肯定它是專為隨葬所制的明器。
隋代大業元年（605年），儀魚即出現於河北地區，唐代時流行於河北道與河東道（主要是今陝西長治），多出現於中下階層的墓葬中，南方則極少發現。晚唐五代時期儀魚在北方消失了，傳播到南方後，在江蘇和福建等東南地區比較流行，並開始出現於高等級墓葬。到了宋代，只有江西、湖北和四川等地有零星發現。
儀魚的造型分為兩類，一般把儀魚分為流行於河東地區的A型儀魚和流行於河北地區的B型儀魚。北京隋墓中的早期儀魚即為魚身筆直的A型儀魚，不過它在唐代流行的地區是河東地區而非河北地區。A型儀魚在五代時期傳播到南方地區，並在南唐達到了它的最高峰。
同為A型儀魚，外觀和精細程度的差別也很大。在徐蘋芳札記中有五件儀魚的圖片，分別為：1、江西彭澤宋代劉宗墓出土；2、山西長治北石槽二號墓出土；3、南唐李昪陵出土；4、山西長治唐代王深墓出；5、南唐李璟陵出土。可以看出製作最精細的還是南唐二陵中的兩件。
李昪陵出土儀魚，本圖片來自南京博物院網站
B型儀魚的身體呈倒“S”形，表現為魚身扭動狀。出土B型儀魚的墓葬主要分佈在河北地區，目前南方從未發現過這一造型，可見基本沒有向南傳播。
本圖片來自網絡
遼寧朝陽黃河路唐墓出土儀魚，圖片來自崔世平《唐宋墓葬所見“儀魚”與葬俗傳播》
北方發現的儀魚都為陶質，受到地區工藝傳統的影響，五代時南方墓葬中出現了木質的儀魚，宋代景德鎮地區還有瓷質的儀魚。不過南唐以後，儀魚的影響就不很大了，已經出土的47件儀魚中，宋代的只佔5件，宋代之後墓葬中就再也不見儀魚，它完全退出了墓葬用品的行列。
（二）魚崇拜：儀魚的文化根源
人魚結合的圖像，在中國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000—公元前3000年前的半坡人面魚紋彩陶盆，這件陶盆目前陳列在中國國家博物館：
人面魚紋彩陶盆
這一彩陶盆實為甕棺葬的棺蓋，魚可能是該氏族的圖騰或神靈，圖案意義應該是喪葬後的靈魂安慰與引導。之後，人魚結合圖像又出現於馬家窯文化的鯢魚紋彩陶瓶上。不過這一類人面、蛇身、雙爪足的鯢魚紋究竟來自何種生物，目前還存在爭議。只能籠統認為這一紋飾以水生動物為原型，是原始崇拜的對象，具有神祕的力量。
鯢魚紋彩陶瓶，仰韶文化中期，甘肅省博物館藏
圖片拍攝於甘肅省博物館
先秦著作《山海經》中，陵魚和氐人都是人面魚身。《海內東經》中說，“陵魚，人面，手足，魚身，在海中”，《海內南經》說“氐人國，在建木西。其為人，人面而魚身，無足”。可見分佈的地區、外部特徵不盡相同。氐人是“炎帝之孫名曰靈恝”的後代，“能上下於天”，身份近於神靈或巫師。有學者認為，下圖漢代畫像石上的人面魚身形象即為氐人，是儀魚的直接來源。
漢代畫像石上的人面魚身形象，圖片來自田春《中國古代人魚圖像的譜系》
此外，漢畫像石的魚車出行圖等主題中有數量甚多人面魚身形像，這類魚車出行圖中乘坐於車上的尊者，有認為是河伯的，有認為是墓主的。由於漢畫像石本質上是一種喪葬藝術，無論是哪種，都說明魚車出行、人面魚身形象乃至於魚的形象對於喪葬都有特殊的意義。
山東嘉祥武氏祠左石室屋頂後坡“河伯出行圖”線條，圖片來自網絡
為何從遠古到漢代時期，人們都樂於在墓葬中表現魚的相關形象？其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一是對魚的生殖崇拜，祈求開枝散葉、多子多孫；二則由於先民們曾經以魚為圖騰、為神靈（比如河伯）而產生的原始信仰，可能會認為魚類形象能夠鎮邪祛惡；三則在唐宋時期，民間廣泛流傳著魚引昇天的故事。“子英乘鯉”見於西漢劉向《列仙傳》，記載說子英養一赤鯉，“一年長丈餘，遂生角，有翅翼”，後背負子英昇仙。《太平廣記》記載秀才白幽求曾在海中見仙人乘魚或乘龜而行，亦記載唐人張鎬之妻為道家女仙，後乘鯉昇天而去。最著名的莫過於“琴高乘鯉成仙”的說法，《太平廣記》引自《列仙傳》：
“琴高者，趙人也，以鼓琴為宋康王舍人。行涓、彭之術，浮游冀州琢郡間，二百餘年。後辭入涿水中取龍子，與諸弟子期曰：‘皆潔齋，候於水旁，設祠屋。’果乘鯉來，坐祠中，旦有萬人觀之。留一月餘，復入水去。”
琴高乘鯉圖
唐代時，有許多詩人在詩歌中援引“琴高乘鯉”典故，可見這一傳說的普遍影響力。皮日休說“琴高坐赤鯉，何許縱仙逸”（《太湖詩。投龍潭（在龜山）》），李白詩云：“赤鯉湧琴高，白龜道馮夷”（《九日登山》），陸龜蒙言：“東遊借得琴高鯉，騎入蓬萊清淺中”（《高道士》），岑參道：“願得隨琴高，騎魚向雲煙”（《阻戎瀘間群盜》），劉禹錫雲：“羽化如乘鯉，樓居舊冠鰲”（《浙西李大夫述夢四十韻並浙東元相公酬和斐然繼聲》）。唐人對於乘鯉成仙的說法津津樂道，這是儀魚出現在葬儀之中的文化基礎。
此時再來看漢代畫像石，就能感到也許漢代時魚就已經和乘人昇仙有所聯繫了。田春分析了唐宋時期儀魚與漢代畫像石人首魚身形象（即氐人）的聯繫，他認為二者只有兩個區別，第一，前者立體而後者平面，第二，前者臥姿而後者站姿，並舉漢代徐州十里鋪漢墓畫像石中的一幅人魚圖像為例來說明二者之間具有直接的相承關係。二者在圖像構成、應用場所、功能作用上都很相似，大約都有辟邪消災和引導昇仙的意義。
徐州十里鋪漢墓畫像石圖案，圖片來自田春《中國古代人魚圖像的譜系》
田春的觀點頗有可取之處。但它為何單單流行於河北和河東地區，在唐末五代傳播到南方地區之後又在北方消失等等情況，則需要更深一步的探索。
（三）南唐儀魚：變在佛道消長間
南唐二陵中的儀魚，其內涵應當與唐代河東道、河北道中的儀魚相似，其主要意義在於兩點：
第一，鎮墓。出土儀魚的墓葬，往往也伴隨出土墓龍（單人首蛇身俑、雙人首蛇身俑）等其他神怪俑，且擺放位置較為接近，似乎是一組鎮墓的固定搭配。在北朝崔博墓葬中只有人首蛇身俑和匍匐俑，朝陽市中山營子村唐墓只有儀魚與人首蛇身俑，都沒有鎮墓獸，大約儀魚與人首蛇身俑即充當了鎮墓獸。河北南和唐代郭祥墓中，儀魚等幾種神怪俑被擺放在鎮墓獸之後，似乎表明了它的鎮墓驅邪作用。
人首蛇身俑，南唐，江寧區李璟墓出土，拍攝於南京博物院
人首龍身俑，南唐，江寧區李璟墓出土，拍攝於南京博物院
為何會以儀魚、墓龍鎮墓，有可能聯繫到魚蛇之類的“不瞑目”特性。唐代高僧懷海禪師在《敕修清規·木魚》中說“魚晝夜常醒，刻木像形擊之，所以警昏情也。”唐代人將鎖做成魚形，用於宮門、屋門，稱為魚鑰。沈佺期“氣衝魚鑰九關開”（《奉和立春遊苑迎春》），王維“魚鑰通翔鳳”（《奉和聖制十五夜然燈繼以酺宴應制》），說的即是宮門魚鑰。唐人丁用晦《芝田錄》曰：“門鑰必以魚者，取其不瞑目守夜之義”， 儀魚、墓龍可能有警醒不倦的意義。
第二，引導昇仙。在出土儀魚中有一個特殊現象，即儀魚顏色往往為紅色。河北文安麻各莊唐代董滿墓（673年）儀魚，身呈淺紅色；山西長治範澄墓（660年）儀魚，周身塗紅；山西長治唐王深墓（679年）儀魚，身繪朱彩；山西長治北石槽三號墓（704年）儀魚，紅色，福建漳浦縣唐墓，身塗白色再朱繪細部。凡此種種，不能不使人想到前文所敘的“琴高坐赤鯉”故事。此外，山西太原南郊金勝村3號初唐墓所出A型儀魚，頭上有角，“鯉有角，龍也”，《祕葬經》記公侯卿相墓中於棺東安置儀魚（雖然實際上儀魚佈置位置比較隨意），東方為青龍之位，也隱約說明了儀魚與昇仙之間的聯繫。
不過，南唐時期帝陵中的儀魚應該還有更加豐富的內涵。南京南唐二陵共出土儀魚13件，其中李昪（889-943）欽陵後室出土3件，李璟（916-961）順陵前室出土10件。兩位帝王下葬時間相差不到二十年，但儀魚的外形已經發生了比較重大的變化：
李昪欽陵儀魚，戴道冠式帽，魚身脊骨突出，魚翅不顯著。
人首魚身俑，南唐，江寧區出土，拍攝於南京博物院
李璟順陵儀魚，都不戴帽，魚身脊骨不突出，魚翅顯著。
年代早於李昪欽陵的尋陽長公主墓也出土有儀魚，雖然與李昪欽陵儀魚的材質不同，但也戴帽。那麼，戴帽或者不戴帽，究竟在表達什麼？
人首龍身俑，人首魚身俑，南唐，江寧區李璟墓出土，拍攝於南京博物院
李昪欽陵儀魚頭部形如道士，而李璟順陵儀魚形如光頭僧人。這很可能意味著在943年至961年間，南唐的宗教格局發生了較大變化。短短20年間，統治階層的宗教傾向從崇道到信佛，這才導致了儀魚形式的變更。
南唐是五代十國中較為強大的國家，建國之時，自命為繼承李唐正統，而李唐王朝為了表現自身應天順命，竭力將皇室與道教教主老子聯繫起來。高祖李淵以老子為祖先，太宗、高宗也肯定了道教的優先地位，高宗還尊老子為“太上玄元皇帝”。有唐一代，唐皇室都通過尊崇道教來提高皇權，南唐李昪亦如此。當時南唐大刮崇道之風，道士大受寵幸，得以出入宮廷。著名道士聶師道有一位弟子王棲霞隱居在茅山，李昪請他到金陵，以訪詢為政之道。李昪之死，與好道服丹有很大關係。陸游在《南唐書》中說：
“烈祖嘗夢得神丹，既覺，語左右，欲物色訪求。而守衝(潘扆)適詣宮門，獻丹方，扆亦以方繼進。烈祖皆神之，以為仙人。使鍊金石為丹，服之多暴怒。群臣奏事，往往厲聲色詰讓。嘗以其藥賜李建勳，建勳乘間言曰：`臣服甫數日，已覺炎燥，此豈可常進哉?'烈祖笑曰：‘孤服之已久，寧有是事?’諫者皆不從。俄而疽發，遂至大漸。臨終謂元宗曰：‘吾服金石求長年，今反若此。汝宜以為戒也。’”
唐代華清宮朝元閣老君像，西安碑林博物館藏
李昪雖然不是佛教徒，卻並不排斥佛教，他能夠包容佛教併為政權服務。陸游《南唐書》中亦說，李昪大造宮殿之後，為工匠役夫死者作無遮大齋七會，以求薦福。到了李昪晚年，也許是對道教方術發生懷疑，也可能是受江南佛教流行影響，他將“形態衣著似須菩提”的溧水大興寺桑樹生木人迎置宮中，奉事甚謹（見陸游《南唐書》）。從此佛教正式進入南唐宮廷。
除了末子景逷，李昪諸子俱崇佛。李璟即位後，金陵佛教空前繁盛。李璟喜好高僧相往來，迎請文益禪師到金陵入報恩禪院傳法，後住清涼寺並圓寂於此，諡號大法眼禪師，法眼宗由此得名。他廣建佛寺，把少時在廬山所建的讀書檯捐為寺院，賜名開先寺，國危時還專門去開先寺聽紹宗禪師說法。受李璟影響，百官都崇佛茹素。
李璟因國勢衰頹，為謀後路而遷都江西洪州（治今江西南昌），北宋建隆二年（公元 961 年）抑鬱而終，遺命留葬洪州。而繼任者李煜不忍，將其移葬金陵。李煜大肆奉佛，其虔誠比李璟尤勝。百官亦爭相與僧人交接，顧閎中所畫《韓熙載夜宴圖》裡，由於韓熙載喜佛，僧人段德明亦在夜宴貴客之中。馬令《南唐書》說：“南唐有國，蘭若精舍，漸盛於烈祖、元宗之世，而後主即位，好之彌篤，輒于禁中崇建寺宇，延集僧尼。”
《韓熙載夜宴圖》局部
因此，南唐的佛道勢力消長正是在李昪和李璟之間。愈加崇佛的李煜為李璟建陵，將道士相儀魚替換為僧人相儀魚，也就可以理解了。
（四）尾聲
宋代以後，人首魚身俑就再未見於墓葬之中，但它是否就此消亡，還不能確定。
在內蒙古博物館和大英博物館中分別藏有一件遼代（907-1125年）白釉鮫人龍首提樑壺（大英博物館稱之為人首摩竭形壺）。內蒙古博物館藏品系1976年出土於巴林左旗烏蘭套海蘇木遼遺址，大英博物館藏品來自內蒙古林東窯，1937年入藏。兩壺外形極相似，均為少女頭像，有鱗有翅，脊上有蓮瓣型壺口，頭的後部與魚形尾之間有橋形提樑。大英博物館中國館館長、漢學家霍吉淑在《大英博物館中國簡史》中認為，美人魚並非中國傳統形象，這個具有羽翼的造型可能與唐宋時期壁畫中佛教飛天形象有較密切的關聯，她們都有祥和的面容和緊扣的雙手。
不過，當第一眼看到這兩件人首瓷壺時，如果不考慮它很可能已經是日用器而非明器，我們會感到它是唐宋時期儀魚的繼承。也許在將來會有更多的儀魚資料出現，屆時我們對儀魚的規格形制、功能作用、文化內涵就能有更深的瞭解了。
人首摩竭形壺，大英博物館藏，圖片來自《大英博物館中國簡史》
南京被稱為“六朝古都”，實際上除了三國東吳、東晉、南朝宋、南朝齊、南朝梁、南朝陳六朝以外，五代時期的南唐亦建都金陵，只不過南唐是一國而非一朝。今天我們在南京博物院中可以看到部分來自南唐二陵（即烈祖李昪及其皇后的欽陵，中主李璟及其皇后鍾氏的順陵）的出土文物，比如下圖中的舞姬俑和伶人俑：
舞姬俑和伶人俑，南唐，江寧區李昪墓出土，拍攝於南京博物院
這些展品中，有一種器物的造型特別“吸睛”。南京博物院分別稱其為“人首魚身俑”、“人首蛇身俑”和“人首蛇身俑”。這類陶俑在其他地區的博物館中極少見，幾乎可以稱之為南京博物院的“特產”。其中人首魚身俑的造型是這樣的：
人首魚身俑，南唐，江寧區李璟墓出土，拍攝於南京博物院
人首而魚身魚尾的形象如此特殊，頗具神祕感。這種造型的陶俑在帝王陵墓中也非常少見，只有南唐二陵出土，它究竟有什麼意義呢？
南唐二陵
（一）儀魚：唐宋間的曇花一現
1963年，著名考古學家徐蘋芳先生髮表《唐宋墓葬中的“明器神煞”與“墓儀”制度－－－讀〈大漢原陵祕葬經〉札記》。《大漢原陵祕葬經》收錄於《永樂大典》，是一部完整、非官修的地理葬書。成書時代雖然較晚，但書中記載的古代葬俗可能保存了一些唐宋舊制。徐蘋芳研讀之後認為，唐宋墓葬中出現的人首魚形俑就是《大漢原陵祕葬經》中的“儀魚”，或者是《宋會要輯稿》記永定陵明器中之鯢魚。
受此觀點影響，很多學者直接以“儀魚”來稱呼人首魚身俑。雖然由於可靠資料缺乏，徐蘋芳的觀點尚且存疑，但為了行文方便，本文仍把墓葬中呈人首魚身狀的神怪俑暫時稱之為“儀魚”。
就目前考古發掘所得來看，出土儀魚並不算多。2013年時，崔世平《唐宋墓葬所見“儀魚”與葬俗傳播》總結說全國只有三十多所墓葬中出土有儀魚，共計47件，其中有10件出自南京的李璟陵。除了北京隋墓的一件儀魚系出自擾土（很可能是原墓葬被破壞）以外，均出自墓葬之中，可以肯定它是專為隨葬所制的明器。
隋代大業元年（605年），儀魚即出現於河北地區，唐代時流行於河北道與河東道（主要是今陝西長治），多出現於中下階層的墓葬中，南方則極少發現。晚唐五代時期儀魚在北方消失了，傳播到南方後，在江蘇和福建等東南地區比較流行，並開始出現於高等級墓葬。到了宋代，只有江西、湖北和四川等地有零星發現。
儀魚的造型分為兩類，一般把儀魚分為流行於河東地區的A型儀魚和流行於河北地區的B型儀魚。北京隋墓中的早期儀魚即為魚身筆直的A型儀魚，不過它在唐代流行的地區是河東地區而非河北地區。A型儀魚在五代時期傳播到南方地區，並在南唐達到了它的最高峰。
同為A型儀魚，外觀和精細程度的差別也很大。在徐蘋芳札記中有五件儀魚的圖片，分別為：1、江西彭澤宋代劉宗墓出土；2、山西長治北石槽二號墓出土；3、南唐李昪陵出土；4、山西長治唐代王深墓出；5、南唐李璟陵出土。可以看出製作最精細的還是南唐二陵中的兩件。
李昪陵出土儀魚，本圖片來自南京博物院網站
B型儀魚的身體呈倒“S”形，表現為魚身扭動狀。出土B型儀魚的墓葬主要分佈在河北地區，目前南方從未發現過這一造型，可見基本沒有向南傳播。
本圖片來自網絡
遼寧朝陽黃河路唐墓出土儀魚，圖片來自崔世平《唐宋墓葬所見“儀魚”與葬俗傳播》
北方發現的儀魚都為陶質，受到地區工藝傳統的影響，五代時南方墓葬中出現了木質的儀魚，宋代景德鎮地區還有瓷質的儀魚。不過南唐以後，儀魚的影響就不很大了，已經出土的47件儀魚中，宋代的只佔5件，宋代之後墓葬中就再也不見儀魚，它完全退出了墓葬用品的行列。
（二）魚崇拜：儀魚的文化根源
人魚結合的圖像，在中國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000—公元前3000年前的半坡人面魚紋彩陶盆，這件陶盆目前陳列在中國國家博物館：
人面魚紋彩陶盆
這一彩陶盆實為甕棺葬的棺蓋，魚可能是該氏族的圖騰或神靈，圖案意義應該是喪葬後的靈魂安慰與引導。之後，人魚結合圖像又出現於馬家窯文化的鯢魚紋彩陶瓶上。不過這一類人面、蛇身、雙爪足的鯢魚紋究竟來自何種生物，目前還存在爭議。只能籠統認為這一紋飾以水生動物為原型，是原始崇拜的對象，具有神祕的力量。
鯢魚紋彩陶瓶，仰韶文化中期，甘肅省博物館藏
圖片拍攝於甘肅省博物館
先秦著作《山海經》中，陵魚和氐人都是人面魚身。《海內東經》中說，“陵魚，人面，手足，魚身，在海中”，《海內南經》說“氐人國，在建木西。其為人，人面而魚身，無足”。可見分佈的地區、外部特徵不盡相同。氐人是“炎帝之孫名曰靈恝”的後代，“能上下於天”，身份近於神靈或巫師。有學者認為，下圖漢代畫像石上的人面魚身形象即為氐人，是儀魚的直接來源。
漢代畫像石上的人面魚身形象，圖片來自田春《中國古代人魚圖像的譜系》
此外，漢畫像石的魚車出行圖等主題中有數量甚多人面魚身形像，這類魚車出行圖中乘坐於車上的尊者，有認為是河伯的，有認為是墓主的。由於漢畫像石本質上是一種喪葬藝術，無論是哪種，都說明魚車出行、人面魚身形象乃至於魚的形象對於喪葬都有特殊的意義。
山東嘉祥武氏祠左石室屋頂後坡“河伯出行圖”線條，圖片來自網絡
為何從遠古到漢代時期，人們都樂於在墓葬中表現魚的相關形象？其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一是對魚的生殖崇拜，祈求開枝散葉、多子多孫；二則由於先民們曾經以魚為圖騰、為神靈（比如河伯）而產生的原始信仰，可能會認為魚類形象能夠鎮邪祛惡；三則在唐宋時期，民間廣泛流傳著魚引昇天的故事。“子英乘鯉”見於西漢劉向《列仙傳》，記載說子英養一赤鯉，“一年長丈餘，遂生角，有翅翼”，後背負子英昇仙。《太平廣記》記載秀才白幽求曾在海中見仙人乘魚或乘龜而行，亦記載唐人張鎬之妻為道家女仙，後乘鯉昇天而去。最著名的莫過於“琴高乘鯉成仙”的說法，《太平廣記》引自《列仙傳》：
“琴高者，趙人也，以鼓琴為宋康王舍人。行涓、彭之術，浮游冀州琢郡間，二百餘年。後辭入涿水中取龍子，與諸弟子期曰：‘皆潔齋，候於水旁，設祠屋。’果乘鯉來，坐祠中，旦有萬人觀之。留一月餘，復入水去。”
琴高乘鯉圖
唐代時，有許多詩人在詩歌中援引“琴高乘鯉”典故，可見這一傳說的普遍影響力。皮日休說“琴高坐赤鯉，何許縱仙逸”（《太湖詩。投龍潭（在龜山）》），李白詩云：“赤鯉湧琴高，白龜道馮夷”（《九日登山》），陸龜蒙言：“東遊借得琴高鯉，騎入蓬萊清淺中”（《高道士》），岑參道：“願得隨琴高，騎魚向雲煙”（《阻戎瀘間群盜》），劉禹錫雲：“羽化如乘鯉，樓居舊冠鰲”（《浙西李大夫述夢四十韻並浙東元相公酬和斐然繼聲》）。唐人對於乘鯉成仙的說法津津樂道，這是儀魚出現在葬儀之中的文化基礎。
此時再來看漢代畫像石，就能感到也許漢代時魚就已經和乘人昇仙有所聯繫了。田春分析了唐宋時期儀魚與漢代畫像石人首魚身形象（即氐人）的聯繫，他認為二者只有兩個區別，第一，前者立體而後者平面，第二，前者臥姿而後者站姿，並舉漢代徐州十里鋪漢墓畫像石中的一幅人魚圖像為例來說明二者之間具有直接的相承關係。二者在圖像構成、應用場所、功能作用上都很相似，大約都有辟邪消災和引導昇仙的意義。
徐州十里鋪漢墓畫像石圖案，圖片來自田春《中國古代人魚圖像的譜系》
田春的觀點頗有可取之處。但它為何單單流行於河北和河東地區，在唐末五代傳播到南方地區之後又在北方消失等等情況，則需要更深一步的探索。
（三）南唐儀魚：變在佛道消長間
南唐二陵中的儀魚，其內涵應當與唐代河東道、河北道中的儀魚相似，其主要意義在於兩點：
第一，鎮墓。出土儀魚的墓葬，往往也伴隨出土墓龍（單人首蛇身俑、雙人首蛇身俑）等其他神怪俑，且擺放位置較為接近，似乎是一組鎮墓的固定搭配。在北朝崔博墓葬中只有人首蛇身俑和匍匐俑，朝陽市中山營子村唐墓只有儀魚與人首蛇身俑，都沒有鎮墓獸，大約儀魚與人首蛇身俑即充當了鎮墓獸。河北南和唐代郭祥墓中，儀魚等幾種神怪俑被擺放在鎮墓獸之後，似乎表明了它的鎮墓驅邪作用。
人首蛇身俑，南唐，江寧區李璟墓出土，拍攝於南京博物院
人首龍身俑，南唐，江寧區李璟墓出土，拍攝於南京博物院
為何會以儀魚、墓龍鎮墓，有可能聯繫到魚蛇之類的“不瞑目”特性。唐代高僧懷海禪師在《敕修清規·木魚》中說“魚晝夜常醒，刻木像形擊之，所以警昏情也。”唐代人將鎖做成魚形，用於宮門、屋門，稱為魚鑰。沈佺期“氣衝魚鑰九關開”（《奉和立春遊苑迎春》），王維“魚鑰通翔鳳”（《奉和聖制十五夜然燈繼以酺宴應制》），說的即是宮門魚鑰。唐人丁用晦《芝田錄》曰：“門鑰必以魚者，取其不瞑目守夜之義”， 儀魚、墓龍可能有警醒不倦的意義。
第二，引導昇仙。在出土儀魚中有一個特殊現象，即儀魚顏色往往為紅色。河北文安麻各莊唐代董滿墓（673年）儀魚，身呈淺紅色；山西長治範澄墓（660年）儀魚，周身塗紅；山西長治唐王深墓（679年）儀魚，身繪朱彩；山西長治北石槽三號墓（704年）儀魚，紅色，福建漳浦縣唐墓，身塗白色再朱繪細部。凡此種種，不能不使人想到前文所敘的“琴高坐赤鯉”故事。此外，山西太原南郊金勝村3號初唐墓所出A型儀魚，頭上有角，“鯉有角，龍也”，《祕葬經》記公侯卿相墓中於棺東安置儀魚（雖然實際上儀魚佈置位置比較隨意），東方為青龍之位，也隱約說明了儀魚與昇仙之間的聯繫。
不過，南唐時期帝陵中的儀魚應該還有更加豐富的內涵。南京南唐二陵共出土儀魚13件，其中李昪（889-943）欽陵後室出土3件，李璟（916-961）順陵前室出土10件。兩位帝王下葬時間相差不到二十年，但儀魚的外形已經發生了比較重大的變化：
李昪欽陵儀魚，戴道冠式帽，魚身脊骨突出，魚翅不顯著。
人首魚身俑，南唐，江寧區出土，拍攝於南京博物院
李璟順陵儀魚，都不戴帽，魚身脊骨不突出，魚翅顯著。
年代早於李昪欽陵的尋陽長公主墓也出土有儀魚，雖然與李昪欽陵儀魚的材質不同，但也戴帽。那麼，戴帽或者不戴帽，究竟在表達什麼？
人首龍身俑，人首魚身俑，南唐，江寧區李璟墓出土，拍攝於南京博物院
李昪欽陵儀魚頭部形如道士，而李璟順陵儀魚形如光頭僧人。這很可能意味著在943年至961年間，南唐的宗教格局發生了較大變化。短短20年間，統治階層的宗教傾向從崇道到信佛，這才導致了儀魚形式的變更。
南唐是五代十國中較為強大的國家，建國之時，自命為繼承李唐正統，而李唐王朝為了表現自身應天順命，竭力將皇室與道教教主老子聯繫起來。高祖李淵以老子為祖先，太宗、高宗也肯定了道教的優先地位，高宗還尊老子為“太上玄元皇帝”。有唐一代，唐皇室都通過尊崇道教來提高皇權，南唐李昪亦如此。當時南唐大刮崇道之風，道士大受寵幸，得以出入宮廷。著名道士聶師道有一位弟子王棲霞隱居在茅山，李昪請他到金陵，以訪詢為政之道。李昪之死，與好道服丹有很大關係。陸游在《南唐書》中說：
“烈祖嘗夢得神丹，既覺，語左右，欲物色訪求。而守衝(潘扆)適詣宮門，獻丹方，扆亦以方繼進。烈祖皆神之，以為仙人。使鍊金石為丹，服之多暴怒。群臣奏事，往往厲聲色詰讓。嘗以其藥賜李建勳，建勳乘間言曰：`臣服甫數日，已覺炎燥，此豈可常進哉?'烈祖笑曰：‘孤服之已久，寧有是事?’諫者皆不從。俄而疽發，遂至大漸。臨終謂元宗曰：‘吾服金石求長年，今反若此。汝宜以為戒也。’”
唐代華清宮朝元閣老君像，西安碑林博物館藏
李昪雖然不是佛教徒，卻並不排斥佛教，他能夠包容佛教併為政權服務。陸游《南唐書》中亦說，李昪大造宮殿之後，為工匠役夫死者作無遮大齋七會，以求薦福。到了李昪晚年，也許是對道教方術發生懷疑，也可能是受江南佛教流行影響，他將“形態衣著似須菩提”的溧水大興寺桑樹生木人迎置宮中，奉事甚謹（見陸游《南唐書》）。從此佛教正式進入南唐宮廷。
除了末子景逷，李昪諸子俱崇佛。李璟即位後，金陵佛教空前繁盛。李璟喜好高僧相往來，迎請文益禪師到金陵入報恩禪院傳法，後住清涼寺並圓寂於此，諡號大法眼禪師，法眼宗由此得名。他廣建佛寺，把少時在廬山所建的讀書檯捐為寺院，賜名開先寺，國危時還專門去開先寺聽紹宗禪師說法。受李璟影響，百官都崇佛茹素。
李璟因國勢衰頹，為謀後路而遷都江西洪州（治今江西南昌），北宋建隆二年（公元 961 年）抑鬱而終，遺命留葬洪州。而繼任者李煜不忍，將其移葬金陵。李煜大肆奉佛，其虔誠比李璟尤勝。百官亦爭相與僧人交接，顧閎中所畫《韓熙載夜宴圖》裡，由於韓熙載喜佛，僧人段德明亦在夜宴貴客之中。馬令《南唐書》說：“南唐有國，蘭若精舍，漸盛於烈祖、元宗之世，而後主即位，好之彌篤，輒于禁中崇建寺宇，延集僧尼。”
《韓熙載夜宴圖》局部
因此，南唐的佛道勢力消長正是在李昪和李璟之間。愈加崇佛的李煜為李璟建陵，將道士相儀魚替換為僧人相儀魚，也就可以理解了。
（四）尾聲
宋代以後，人首魚身俑就再未見於墓葬之中，但它是否就此消亡，還不能確定。
在內蒙古博物館和大英博物館中分別藏有一件遼代（907-1125年）白釉鮫人龍首提樑壺（大英博物館稱之為人首摩竭形壺）。內蒙古博物館藏品系1976年出土於巴林左旗烏蘭套海蘇木遼遺址，大英博物館藏品來自內蒙古林東窯，1937年入藏。兩壺外形極相似，均為少女頭像，有鱗有翅，脊上有蓮瓣型壺口，頭的後部與魚形尾之間有橋形提樑。大英博物館中國館館長、漢學家霍吉淑在《大英博物館中國簡史》中認為，美人魚並非中國傳統形象，這個具有羽翼的造型可能與唐宋時期壁畫中佛教飛天形象有較密切的關聯，她們都有祥和的面容和緊扣的雙手。
不過，當第一眼看到這兩件人首瓷壺時，如果不考慮它很可能已經是日用器而非明器，我們會感到它是唐宋時期儀魚的繼承。也許在將來會有更多的儀魚資料出現，屆時我們對儀魚的規格形制、功能作用、文化內涵就能有更深的瞭解了。
人首摩竭形壺，大英博物館藏，圖片來自《大英博物館中國簡史》
白釉鮫人龍首提樑壺，內蒙古博物館藏，拍攝於山西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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