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黃秀純
北京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城市，早在三千多年以前的西周時期，古燕國始封地的城址，就在今天房山區琉璃河附近的董家林村一帶。
公元936年契丹統治者耶律阿保機得燕雲十六州，升幽州為陪都，史稱“南京”，其城址在今北京外城廣安門內外。今宣武門外菜市口爛漫衚衕旁的法源寺（唐代稱憫忠寺），是遼南京著名的大寺之一，位於遼南京城的東南隅。
爛縵胡同北口牆上的“法源寺更新計劃”海報
金代在這裡正式建都，天德三年（1151年）擴建遼南京城，貞元元年（1153年）改稱中都。金中都的南城牆在今永定門火車站（北京南站）向西至右安門外鳳凰嘴村一帶；北城牆由軍事博物館向東至宣武門內翠花街；西城牆則在右安門外鳳凰嘴村向北至軍事博物館；東城牆在今宣武門內翠花街向南至北京南站。今右安門外玉林裡小區北京遼金城垣博物館內的水關遺址，便是金中都城垣西南隅的排水涵洞。
13世紀初，北方草原蒙古興起，統一中國，定鼎燕京，在遼金故城的東北方另建一座新的都城，史稱“元大都”。北京從此成為全國政治中心。元大都城始建於公元1267年（至元四年），格局宏大，規劃整齊，是世界上著名的大都市之一，在北京歷史上佔有極其重要的位置。
遼金元明清北京城位置示意圖
為了配合北京地鐵二號線基建工程，1964年～1974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和原北京市文物管理處合作，成立了元大都遺址考古隊。隊長徐蘋芳，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隊員有：段鵬琦、郭義孚、鍾少林、蔣忠義、趙信、關甲堃、李德金；北京市文物管理處隊員有：蘇天鈞、馬希桂、喻震、潘長華、黃秀純等，共計13人。
考古隊先後勘察了元大都的城垣、街道、河湖水系等遺蹟，發掘了十餘處各種不同類型的建築遺址和居住遺蹟，出土了一大批瓷器、鐵器、生產工具及建築構件等。這對研究復原元大都的平面佈局、建築形式以及居住在這個城市裡不同階層的居民生活情況，均提供了寶貴的實物資料。
城 垣
元大都城的建築，始終貫穿著皇權至上的指導思想，在平面佈局上釆用了我國傳統的，所謂“面朝背市，左祖右社”的設計原則。大都城的宮城、苑囿，皆在都城的南半部，祖廟和社稷分別建在宮城的東西兩側，坊市民居則分佈在皇城四周。
大都城的總體規劃，雖然嚴格遵循傳統的儒家學說，但其營建規模卻遠遠超過城“方九里”的舊說。據《元史·地理志》記載：“城方六十里，門十一座。”經實際勘察，元大都平面略作長方形，北城牆長6730米,東城牆長7590米,西城牆長7600米,南城牆長6680米,周長28600米。四周闢門十一座。正南三門，分別為文明門（今東單南）、麗正門（今天安門南）、順城門（今西單南）；北面二門：健德門(今德勝門小關）、安貞門（今安定門小關）；東面三門：光熙門（今和平里東）、崇仁門（今東直門）、齊化門（今朝陽門）；西面三門：平則門（今阜城門）、和義門（今西直門）、肅清門（今學院路西端）。現在北郊仍然保留有“ㄇ”形土丘遺蹟，俗稱“土城”。東西兩面城墻南段與明清北京城牆的東西城牆是一致的。城牆全部用土夯築，城基寬達24米。為了防止雨水沖刷，在土城上覆以葦排，同時在西城牆土城頂部中心，有長300米的專供排水用的半圓形瓦管。
元大都城平面圖
和義門甕城的發現
1969年夏，正值“文化大革命”期間，為了配合北京地鐵工程，拆除明清北城墻時，於西直門甕城內發現了元大都和義門的甕城。我當時在北京市文物管理處考古隊，剛剛接觸考古工作。這年冬天，考古隊派我到西直門考古工地，協同考古研究所郭義孚先生測繪元大都和義門甕城。由於年輕，又初涉考古工作，我感到有些發憷，特別是對郭義孚先生不熟悉而顯得拘謹。我的工作極簡單，就是幫助郭老拉皮尺或者立塔尺、記數據。“郭老”是郭義孚先生的官稱，其實他並不老，也就三十多歲不到四十歲，只是少年老成。清華大學畢業，所學專業是機械設計繪圖。畢業分配到考古所專職田野繪圖，是考古研究所夏鼐所長的左膀右臂，夏所長也稱他“郭老”。
郭老喜好聊天而不失幽默，見多識廣，博古通今，工作亦極其認真，一絲不苟。郭老用平板儀對每一塊磚、每一塊石頭測量繪畫，對大城橫剖、縱剖、結構剖，畫得極其認真細緻。大約經過兩個多月的時間，我們圓滿完成了任務。時間長了人也就熟悉了，在聊天中得知考古所“運動”搞得非常激烈，正是清理“5.16”高峰，所裡的考古工作者一律集中，不得出大門。由於“革命”工作需要，經軍宣隊研究批准，郭義孚同志一人前往測量和義門甕城，並要求北京市文物管理處考古隊再選派一個人共同完成此項工作。考古工作本身就很枯燥，加之偌大的城址就是我們一老一小，就更顯寂寞了。
和義門甕城的發現，在當時也是轟動全國的重大考古成果，本應受到重點保護。但是由於“文革”時期“破四舊”並配合地鐵基建工程，不得不將其拆除。在拆除城牆過程中，為了給知識分子接受“再教育”的機會，中國社會科學院組織各所的知識分子，分批前往西直門參加勞動。
據主持發掘和義門甕城遺址的徐蘋芳先生回憶說：“有一天，夏先生來西直門勞動，他邊清土邊觀察和義門遺蹟，乘沒人注意時，向我小聲囑咐在發掘時應該注意哪些事情。這一舉動在當時是很危險的，如果被軍工宣隊知道，肯定是要批評他的。夏先生是一位心懷坦蕩，大公無私的人，他不顧個人安危，只是為了考古事業和學術研究，這種精神我十分敬重。
和義門遺蹟發掘完畢後，究竟保護不保護，要報“中央文革小組”。陳伯達批示叫郭沫若同志決定。那天，是我陪郭老去看和義門遺蹟，郭老看完後未置一詞。過了幾天“中央文革小組”決定拆除，不予保護。後來“四人幫”垮臺後的一次宴請外賓的宴會上，郭老惋惜地對夏先生說，真不應該把元大都和義門遺蹟拆毀，當時不敢說這種意見，現在後悔不及。”（見徐蘋芳《我所知道的夏鼐先生》，《學林往事》，朝華出版社，2000年出版）
元大都和義門甕城
《元史·順帝本紀八》記載：“至正十九年（1359年）詔京師十一門皆築甕城，造吊橋。”關於甕城的結構、規模，史籍記載很少，僅在《馬可波羅遊記》中有記載：“每門之上及城角之上，均有宏麗之殿一。”和義門甕城的發現，不但為我們研究甕城的結構等提供了實物資料，還在城門洞內青灰牆皮上發現了一段題跡。說明它建於至正十八年（1358年），校正了《元史》記載。
城門殘高22米，門洞長9.92米，寬4.62米。在磚築的墩臺上築有面闊三間、進深三間的城樓，城樓兩側的小耳室是進入城樓的樓道，彩畫雕樑的樑架、木製的門板、門額、立頰均被明代廢棄元土城時拆除，僅留下木門兩側的“門砧石”和半圓形的“鐵鵝臺”。這和宋代《營造法式》上記的大型板門的“鐵鵝臺”形制完全一樣，為考古發現中僅見的實例。
城樓的地面鋪磚，當心間靠近西壁的臺階下有並列的兩個水窩，水窩用有五個水眼的石箅子做成，石箅下為一磚砌水池，水池外又砌有流水溝，分三個漏水孔經內、外券之間達木質門額之上。這是專門設計的防禦火攻城門時的滅火設備，這也是我國建築史上首次發現的新資料。
值得注意的是，和義門甕城門洞內的墨書題記，從筆跡和墨色觀查，原為“至正十八年四月初十……”（1358年），後塗改為“至正三十四年四月初十……”。元朝滅亡於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至正三十四年”相當於明洪武七年（1374年）。元順帝北竄後二年（至正三十年）死於今內蒙古的應昌，故“至正三十四年”純屬無稽之談。但是，從側面反映了元王朝的殘餘勢力夢想捲土重來的野心。
和義門甕城鳥瞰
元大都考古隊隊長徐蘋芳先生經常囑咐我們：“一定要多照相片，我們花幾萬塊錢（發掘），將來能留下的就是照片。所以一定要多照，別心疼膠捲！”高大雄偉的和義門甕城遺址的照片，是考古研究所技術室韓悅先生拍攝的。為了照出甕城的俯視效果，我們請北京市第一消防中隊開來雲梯車配合照相。消防雲梯車開到工地後，在地面找好角度，雲梯升高後由於四不靠，人上去後來回搖晃，要拍好照片是不可能的。最後，韓悅想了個絕招兒（也是為了自己的安全）先把照相機固定好綁在雲梯上，再把自己身體也綁在雲梯上，雲梯升高後掌握雲梯晃動節奏，調好角度按下相機快門。連拍十餘張，選出一張最佳的上圖版。
下水道和水涵洞
排水渠道和給水渠道在城市規劃中佔有重要地位。中國古代城市很早就有排水設施，漢代長安城已有利用陶管修築的各種下水道。元大都是在一片平原上新建的都城，完全嚴格地按照已制定的規劃修建，在地面施工前就考慮到了排水問題。
1970年11月9日，北京市西城區工程大隊第五營在西四牌樓修築防空洞的時候，發現元大都南北主幹道的石質排水渠遺址。考古隊派我和于傑先生前往淸理。該水渠位於西四新華書店與同合居飯店之間，它是用青條石砌築的明渠。渠寬1米，深1.65米，底部順鋪青條石，僅暴露23米，其南北延伸部分，尚埋於地下。在通過平則門大街路口處（今阜成門內大街）頂部覆蓋石條。清理淤土時，我們發現一處石壁上鑿刻有“至和元年五月日石匠劉三”的字跡。至和元年是1328年。這一題記可能是元代石匠劉三，在修築石渠中鑿刻的，它為我們提供了寶貴的文字資料。
2003年10月，北京市地鐵開發公司項目經理趙敏及設計人員等，找我諮詢西四地下發現元代水渠之事。地鐵開發公司計劃，建設從大興區黃村至頤和園北宮門方向的地鐵4號線工程，準備從西四經過，並在西四建一車站。據趙敏經理說：“其實我們在2002年設計這條路線時，就聽說過西四地下埋藏著古蹟，但多次找到市文物局詢問，誰也說不清楚，就知道西四十字路口地下有一個元代排水渠。但具體位置不知道，多深也不知道。還是舒小峰副局長告訴我們找您的。”我說：“這回你們算是找對人了。這個排水渠是當年我和老所長於傑先生一起挖掘的，現在還保留著呢！具體位置我也知道，而且現在還留有出入口，如果需要我可以領著你們去。”地鐵公司的人一聽非常高興：“是嗎？那咱們現在去成嗎？”我說：“成，咱們現在就去新華書店。”於是，我們驅車前往。到了新華書店一問，這些年輕店員誰也不知道他們店裡還有一個防空洞出入口。我們找到店內經理，說明來意後，經理說：“是有一個防空洞的出入口，在室內裝修時給砌死了。”經過商洽，經理表態說：“你們實在想下去看可以拆開。但是，一，必須負責給我們復原好；二，不能影響我們正常營業，只有等我們下班後才能動工。”地鐵公司人回答說：“沒問題，我們全包了。”於是我們來到店堂，我回憶一下具體位置，在進門偏左的櫃檯下方找到了出入口。我說：“這裡原來是收銀處。”書店經理說：“對，原來收銀處拆了，這裡早就擺上櫃檯了。”原來打算當天晚上就砸開地面，下去看看，但是，由於地磚、水泥等材料沒有準備好，因此地鐵公司決定第二天晚上去。第二天，趙敏等人準備好材料，待新華書店打烊後，拆除地面磚，順著防空洞口找到了元代排水渠遺址。他們連夜測量勘察，為地鐵4號線施工提供了準確位置。
西四新華書店及元代排水渠遺址標誌
在元大都的東、西城垣北段和北城牆（俗稱北土城）西段發現了三處水涵洞遺址，系向城外洩水的設施，以北城牆西段的水涵洞保存較好。此處遺址距城區較遠且交通不便，我們帶著發掘工作人員，每天往返於工地全靠自行車代步，風餐露宿不得休息。可一旦發現有價值的遺物、遺蹟就樂此不疲，這可能是考古學者的通病吧！該水涵洞是在夯築土城前用磚壘砌的：涵洞底部和兩壁都用石板鋪砌而成，中部裝置著一排斷面呈稜形的棍式鐵柵欄，頂部用磚起券。涵洞的地基打滿“地釘”（木樁），其上再橫鋪“襯枋石”，洞身寬2.5米、長約20米，石壁高1.22米。該水涵洞的作法與宋代《營造法式》相吻合，在元代考古中是空前絕後的。
供水系統
元代統治者為什麼把城址選在金中都城東北方？應當說主要原因是水利條件。一是這一城址是以金代北宮位置為中心的，這裡有高梁河聚結的寬闊的水域，早已形成了一個環境優美的皇家林苑，雖遭破壞，但略加修飾卻是容易的。二是作為統治中心的都城要有比較方便的交通條件，金代這個問題沒有解決好，其根本原因是水源問題。元代新選的城址便於引取西山的泉水和地表積水，這個條件遠優於金中都較小的蓮花池的供水，有利於開通較通暢的聯繫全國的航運水網。三是新城址位於永定河和潮白河沖積扇的脊部，有較好的防洪和排澇條件，而金中都卻容易受渾河（永定河）洪水氾濫的影響。這些都是在北京城市發展史上多年實踐中認識和總結出來的，元大都的城址選擇具有高超的科學水平，應該特別給予重視。
元大都供水系統主要有二：一條是由高梁河、海子、通惠河構成的漕運系統；另一條是由金水河、太液池構成的宮苑用水系統。
經過勘探和部分發掘，探明漕運水系的高梁河由和義門以北入城，匯入海子。再經海子橋（今後門橋）往南，順著皇城東牆而流到城外後，轉向東，抵達通恵河。經考察，當時的海子稍大於今天的積水潭、什剎海、前後海的範圍。1974年3月，新街口豁口外基建施工時發現元大都海子泊岸碼頭遺址。在南北長60米、東西寬40米的範圍內黑色淤泥中佈滿“地釘”（木樁），其上橫鋪寬17釐米、厚10釐米的柏木板，木板上再鋪兩層“襯枋石”。縱觀其規模，想象當年的海子碼頭是何等的雄偉壯觀。在皇城東北角的通惠河寬約27米左右。
另一條金水河是由和義門以南約120米處的水門入城。金水河入城後，轉向東南，流到今北溝沿而南折，經馬市橋、前泥灣、後泥灣到甘石橋，過西單北大街到靈境衚衕。在此，水分為兩支，一支向東北流，經過毛家灣，在皇城西北角處折而向東流入北海；另一支則一直向東流，穿過府右街，進入中海（太液池），再經過元宮城前流出與通惠河匯合。這是專供宮廷用水的水系。
元大都和義門南水門遺址
值得注意的是，1970年11月，西城區防空工程指揮部在西單北大街、靈境衚衕西口外施工，於地下4米處發現一段明代溝渠，我和于傑先生前往清理。1982年5月，市政工程擴建馬路，在靈境衚衕西口外又發現甘石橋舊址。
為了保證正常交通秩序，我和考古隊新分配來不久的大學生祁慶國，經過五個夜晚發掘完畢。這是一座南北方向的單拱弧面橋，全長38米。橋面平鋪錯縫青條石，石橋涵洞單拱券頂，涵洞下是一條東西偏北的溝渠，呈仰鬥形，底部平鋪大條磚，兩側溝壁錯縫順鋪長方磚。溝底磚面以下散見元代平鋪的小薄磚，溝身兩側牆外均有黑色淤泥，證明這裡的溝渠和石橋是在元代舊水道的基礎上建造的。
居住遺址和街道
上世紀70年代初分別對明清北城牆一線的後英房、西絛衚衕、後桃園、雍和宮後身、舊鼓樓大街豁口、安定門煤廠、北京一〇六中學等十餘處元代居住遺址進行了發掘。
為了配合北京二號線地鐵工程，考古工作者從上世紀60年代初就在明清時期城牆環線進行了踏察，北城牆一線作為重點調查對象。這裡原來是元大都城內最繁華的地區，明永樂十七年（1419年）修築明城牆時，將元大都北城牆向南移約5裡，即現在的德勝門—安定門一線。當時由於軍事需要時間緊迫，眾多的百姓來不及搬遷，明統治者就將房子拆毀，傢俱等生活用品亦隨之埋沒於城牆內。拆除城牆時我們發現有的房屋樑架被搗毀，山牆還保存二三米高；廟宇中的石碑、旌杆等均立在城牆之中，一些豪門鉅富的文玩、細軟來不及帶走而毀於一旦。可想而知當時明政府驅趕居民倉皇遷移的悲慘情景。
1970年10月，北京市標準件四廠工人在舊鼓樓大街豁口以東一處院落遺址中取土燒磚坯時，發現一處瓷器窖藏。窖深不到半米，上面覆蓋一個陶盆。內藏有十餘件青花瓷器及影青瓷器。後由一位鐵路巡道工人報告到市文物管理處考古隊。因為是在明城牆下發現的青花瓷器。至少應該是明洪武年間或之前的文物。
這條消息引起考古隊高度重視，但是，由於受到極左思潮一、三、五“抓革命”二、四、六“促生產”的影響。當天是週一“抓革命”時間，軍宣隊領導不許我們去現場。第二天是“促生產”時間，我和于傑先生騎車來到現場，發現這十餘件瓷器已經被工人們“破四舊”，用八磅的大鐵錘砸碎了，碎瓷片也被扔進土堆裡了。如此珍貴的元青花別說是完整的，碎瓷片也是非常難得的。於是我們和工人借來篩子和鐵杴，立用二、四、六的時間篩了三天，把工人砸碎的瓷片，全部從土裡篩選出來。我們把揀回來的殘碎瓷片，放在辦公室的桌子上，大家立用學習空閒時間，一片一片地拼對，然後再粘接起來。因為大家都不是搞專業修復的，所以瓷片拼接粘對的縫隙大且不整齊，缺失的也很多。特別是那件後來舉世聞名的青花鳳首扁壺的背面，幾乎殘缺了50％，其餘部分由美工魏群先生修補石膏後，用筆畫出花紋。
元大都遺址出土青花鳳首扁壺
元大都遺址出土青花觚
這批殘碎的元代瓷器中，較完整的器物有青花鳳首扁壺、青花盞託、青花雲龍紋大碗、青花雲龍紋盤及底部墨書八思巴文的樞府窯大碗等。根據《事林廣記》蒙古字體，百家姓譯成漢文為“張”或“章”姓。難能可貴的是那件青花鳳首扁壺，高18.7釐米、口徑4釐米，器呈扁圓形，小口、矮圈足，昂起的鳳頭作壺嘴，柄上卷做鳳尾，又在器身上繪出鳳身及茂盛的纏枝牡丹，壺的首尾結合起來構成一隻飛鳳的造型。這種造型是由晉唐以來天雞壺發展而來的，五代及宋景德鎮窯都有天雞壺的製作，元代的陶工巧妙地繼承了這一傳統技法。另外的幾件青花瓷器，不論從胎、釉或者繪畫技法也都達到了很高的工藝水平。元代青花瓷器是我國瓷器史上佔有重要地位的新產品，但目前可確定是元代青花瓷的標本極少，這批青花瓷的發現，無疑為研究元代瓷器工藝提供了一批珍貴的新資料。
今天幾乎所有著書談陶瓷的人，每當寫到元代青花瓷器時，無不展現青花鳳首扁壺的風采。此器被定為國家一級珍貴文物，20世紀80年代選入郵電部發行的特種紀念郵票。可是人們哪裡知道，這是考古工作者在那特殊的年代，歷盡千辛萬苦從土裡篩出來的國寶。
後英房元代居住遺址
後英房元代居住遺址位於今西直門內後英房衚衕西北的明清北城牆牆基下。1965年發掘了它的東院，1972年上半年又發掘了它的主院和西院。這是一處規模較大的遺址，發掘總面積近2000平方米，但是這僅僅是埋在城牆裡的一部分，城牆牆基以外部分，在明代初期已經被拆毀無存了。
遺址顯示，在主院正中偏北的高大臺基上，原建有五間北房，三明兩暗，每間屋子的青石柱礎都在80釐米見方，這應該是當朝權貴的高級住宅。正屋前軒兩側磚砌高露道，分別通向東西跨院。臺基前接一個與臺基等寬而矮於臺基4釐米的高露道，高露道東西兩側砌有踏道，分別通向東、西廂房。
西跨院南部大都被破壞了，僅北部尚存一個小月臺。月臺東南、西南兩角各浮放一獅子角石。月臺上尚存臺基東部及房屋的東南柱礎。
從臺基東露道穿過垂花門，可以到東跨院。這是一處以平面呈“工”字形，為主體的院落，有北房、南房各三間，均?在“工”字形臺基上。“工”字形臺基兩側建東、西廂房。整體佈局雄偉氣魄，充分表現了宋元嚮明清時代過渡的建築風格。
後英房元代居住遺址大臺基（由北向南拍攝）
後英房遺址通往東跨院的垂花門基址
後英房遺址主院工字形高露道西側出土的角獅和水缸
後英房元代居住遺址復原圖
從現場發掘可以看出，宅子的主人是在明朝軍隊拆毀房屋時匆忙離開的，甚至未來得及搬走全部生活用具。如主院北房出土有元青花葵盤、白釉“內府”瓷瓶、龍泉青瓷蓋罐、“元章”款端硯及灑在地上的瑪瑙圍棋子。東院還出土了影青瓷佛像、高大的磁州窯罐、鐵爐子等。在清理東跨院北房地面磚的時候，發現有貼在磚上的紙張墨跡，紙已經腐朽，而磚上的字依稀看到“孃的寵兒”怎的怎的，“孃的寵兒難畫描”等元曲詞句。另有廣寒宮圖案的平脫螺鈿漆盤殘片等具有極高藝術價值的文物。
後英房遺址出土廣寒宮圖平脫螺鈿漆盤殘片
後英房遺址出土白釉“內府”瓷瓶
該遺址別具一格，宏偉壯觀，是一處典型的元代建築群。如此規模宏大的遺址，本應該原地保留，但由於地鐵工程時間緊迫而被迫拆除。為此，在拆除前必須保留一套照片資料。為了給遺址照全景，我們設想了三種方案：一是用腳手架搭高臺，但成本高，時間長；二是去中央新聞電影製片廠借升降車；三是去消防隊再借消防雲梯。當年拍和義門遺址就是借消防隊的雲梯車拍的，因為用雲梯車既省時又省事。
最後，徐蘋芳先生讓我去市公安局借消防隊的雲梯車。我拿著借紹信去公安局，公安局接待人員對我說：“這車不能借了，就是因為你們上次（指和義門拍照)把雲梯車借走了，可巧北京飯店著火了，全市唯一的一臺消防雲梯車又去元大都遺址照相去了（當時只有府右街消防中隊有云梯車——筆者注）。此事驚動了總理，規定以後任何單位和人不得私自動用消防設備。”我將此情況向徐蘋芳先生彙報了。這樣的話，我們只有釆取第二個方案了。
經聯繫，中央新聞電影製片廠的升降車很快就到後英房工地，同時新聞製片廠的著名攝影師舒世俊也來到工地，藉此機會拍照了發掘元大都遺址的新聞資料片。由於新影廠的升降車高度不夠，只能拍接片。1972年《考古》第六期上用的圖版，就是當時用升降車拍照的。媒體也非常關注元大都遺址的新聞。舒世俊當年是毛澤東主席隨身攝影記者，除了拍一些工地發掘的照片外，還為我們拍了幾張工作照。
原中央新聞電影製片廠升降車拍攝後英房元代居住遺址
後英房遺址發掘工作照（舒世俊攝）
發掘後英房遺址時，左起郭義孚、鍾少林、馬希桂、黃秀純（舒世俊攝）
後桃園與西絛衚衕元代居住遺址
後桃園元代居住遺址，位於今西直門後桃園衚衕西北的明清北城牆墻基下，1973年春天開始發掘。這處遺址破壞較甚，遺蹟保存不多。出土器物有鈞窯雙耳連座瓶、三彩雙耳雲龍博山爐、三彩兔草紋小盤、白釉黑花小口瓶、白釉油燈碟、黑陶八卦爐及日常生活用品。
值得注意的是，在眾多的出土器物中，以鈞窯雙耳連座瓶價值連城。記得出土那天上午將近下班時間，我和考古所鍾少林先生在工地和工人一起發掘。其中發掘隊的老工人老蔡正在用鎬刨一個土包，已經快下班了，老蔡指著小土包問鍾先生挖不挖？鍾少林先生看看別的地方已經沒東西了，就剩下這麼一個小土包了，就說：“挖了吧。”說時遲那時快，只見老蔡手起鎬落，就聽到“啪”的一聲。我趕緊叫停，但是為時已晚。我們連忙用手鏟慢慢清理，只見一隻60釐米高的天藍袖帶紅斑的鈞窯瓶被打碎了，大家痛惜不已。後經故宮博物院技師修復，這隻鈞窯瓶完好如初，看不見任何修復之痕。所謂“鈞窯掛紅，價值連城”，現在首都博物館精品館展出，被定為國家一級文物。
元大都後桃園居住遺址
後桃園元代居住遺址出土鈞窯雙耳連座瓶
相隔不遠的西絛衚衕元代居住遺址，有一座類似庫房的建築，牆壁堅厚，東牆尚存3米多高，牆內砌有平行凹槽，內有木質痕跡，可能是放置隔板用的。房內出土大量的瓷器，碗、碟成套摞放在一起，同時還出土一批黑陶，數量和種類之多為元大都遺址所少見。在眾多的瓷器中以磁州窯白釉詩文花卉大罐為最佳。高40釐米，腹部草書七言絕句詩：“百草千花雨氣新，今朝陌上盡如塵。黃州春色能於酒，醉殺西園歌舞人。”落款“清淨道德”四字。
大都城內的街道規劃整齊，井然有序。大城中心設中心閣。“閣之西為齊政樓，更鼓譙樓，樓之北乃鐘樓也。”（見《析津志》）齊政樓即是現在鼓樓的前身。經鑽探，在今景山以北發現一段南北向道路遺蹟，寬達28米，即是當時中軸線上大道的一部分。由此向南穿過宮城的厚載門、崇天門，經過皇城的麗正門，應是元大都的中軸線。恰與明清北京城的中軸線吻合。
大都的街道縱橫交錯，相對的城門之間有相互貫通的寬廣平直的大道。意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對大都的街道頗為讚賞雲：“街道甚直，此端可見彼端，蓋其佈置使此門可由街遠望彼門也。”“全城規劃有如棋盤，其美善之極，未可言宣。”
史載：大都城內街道，有大街、小街、衚衕三種形式。並規定大街24步、小街12步、衚衕6步。在元大都的東北部，即從光熙門到北城角這一區域，鑽探出東西向衚衕22條。從今東直門到朝陽門，即元大都的崇仁門到齊化門，也探出衚衕22條。所鑽探結果與史書記載基本吻合，大街寬約25米，衚衕寬約6～7米。今北京內城有許多相對稱的街道和衚衕，如東單、西單、東四、西四等仍保存著元大都街道佈局的舊跡。
記在後邊
元大都考古發掘屬於配合城市基本建設考古，條件也極其艱辛。首先是交通工具，包括隊長社科院考古所徐蘋芳先生，大多數人都是騎自行車往返於工地，個別人乘公交車到工地發掘。我記得北京日報有報道，說徐蘋芳先生“騎著自行車刨元大都”，真實地再現了當年艱難的歲月。其次，工地沒有辦公室，發掘後英房遺址的時候，我們在工地臨時用草簾子和竹杆搭個棚子，放張桌子，幾把椅子，工作之餘可以稍微休息一下。鍾少林先生還給這棚子起了堂號叫“雨來散”大茶館。為放置工具臨時從文物工作隊借用一頂帳篷。據說這頂帳篷還是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當年參加十三陵水庫義務勞動時休息用的。住帳篷冬天冷夏天熱，特別是颳風下雨更是麻煩。記得有一次下大雨，大家鑽進帳蓬避雨，外面雨大風疾，帳篷搖搖欲墜，裡面很多人使勁扶著固定帳篷的中間柱，任憑狂風暴雨襲擊，總算沒有把帳篷吹倒。由於工地沒有食堂，每天吃飯得騎自行車，要繞道到很遠的飯店吃飯。近一點的也有，就是要蹚護城河到對岸的飯店。有一天中午大家都同意到河對岸去吃飯，於是，紛紛來到河邊脫了鞋，各自把鞋挾在腋下，挽起褲腿，“嘩啦嘩啦”蹚過去了。這時候郭義孚（郭老）回過頭看著對岸說：“我不去了，你們去吃吧！我的鞋脫了沒拿，我得取鞋去！”“嘩啦嘩啦”自己又蹚回去了。哈哈……人家都把鞋脫了自己拿著，他老先生脫了鞋沒拿著，盡顧著跟著大夥兒蹚河了，給大家樂得前仰後合。
考古所鍾少林先生是京劇“票友”，早年拜京劇表演藝術家侯喜瑞先生為師，專功淨行花臉。有一次晚上請我去他家吃飯，並且專門給我唱了幾段侯派《盜御馬》，嗓音洪亮高亢，身段架勢如師。聽罷，甚是過癮。正因為如此他的戲劇界的朋友也多。一天，在發掘後英房遺址時候，鍾少林先生領著社科院語言所的吳曉玲先生、京劇表演藝術家王金璐先生及相聲大師侯寶林先生到工地參觀。別人不認識，但侯寶林先生大家都認識，侯先生邊參觀，邊向大家點頭示意。他們都是騎自行車來的。臨走的時候，我們送了一程，大家都推著車走，到了衚衕口。侯先生說：“幾位爺，咱們上馬吧！”
吳曉玲先生住在宣武門校場口五條。1976年10月打倒“四人幫”後，我創作一段相聲《魑魅魍魎》送到吳曉玲府上請教一二。吳先生說：“這回寫得不錯，能立得住。”（以前也寫過。）後來，吳先生把稿子推薦給侯先生了。侯先生看罷，讓在廠橋醫院工作的女兒把稿子送到北海後門放在傳達室。我那時候在北海辦公室整理元大都報告。據說這個“活兒”，在一次文藝演出的時候，侯先生使了其中一部分。
當時生活水平低，田野補助只有兩毛錢，而且還必須要有飯店的“誤餐報銷憑證”，否則不予補助。條件雖然艱苦，但是全體考古隊員對工作認真負責，和考古所合作期間沒有發生任何矛盾，大家齊心協力團結一致，圓滿地完成了元大都發掘任務。
非常遺憾的是，《元大都發掘報告》已經過了半個世紀了，至今尚未出版。在這50多年期間變化非常大，當年參加發掘工作的人員，如隊長徐蘋芳及鍾少林、關甲堃、潘長華等都已經作古。我當年最小，現在也七十有餘了，其他活著的人也都八十多歲了。欣喜的是前幾年《報告》善後處理，由蔣忠義，馬希桂二位先生完成並脫稿交文物出版社，期待《元大都發掘報告》早日出版。
本文圖片部分為作者黃秀純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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