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女性就業率高居世界第1，而中國男性做家務的時間卻排倒數第4？'
馬爾克斯曾說：“比起婚姻中的巨大災難，日常的瑣碎煩惱更加難以躲避。”
最近熱播的綜藝《做家務的男人》就把家庭中的瑣碎的家務分配問題搬到了檯面上。節目組請來了三組家庭，分別是魏大勳的三口之家、張歆藝袁弘夫婦、和汪蘇瀧、尤長靖組成的合住“兄弟”倆。雖然作為真人秀節目，因為有明星的加入，難免會有一定程度的演繹成分。
但是把“要求男人來做家務”作為節目的賣點和節目效果的保證，其出發點背後還是能反映出一些“社會習慣”中存在的問題——在家務勞動分配中，男女雙方所承擔的“工作量”嚴重不均等。
馬爾克斯曾說：“比起婚姻中的巨大災難，日常的瑣碎煩惱更加難以躲避。”
最近熱播的綜藝《做家務的男人》就把家庭中的瑣碎的家務分配問題搬到了檯面上。節目組請來了三組家庭，分別是魏大勳的三口之家、張歆藝袁弘夫婦、和汪蘇瀧、尤長靖組成的合住“兄弟”倆。雖然作為真人秀節目，因為有明星的加入，難免會有一定程度的演繹成分。
但是把“要求男人來做家務”作為節目的賣點和節目效果的保證，其出發點背後還是能反映出一些“社會習慣”中存在的問題——在家務勞動分配中，男女雙方所承擔的“工作量”嚴重不均等。
節目中，魏大勳一家的家務分配模式就非常真實，某種程度上代表了傳統的家務觀念：魏媽幾乎承擔了所有的家務勞動，洗衣、做飯、打掃房間、收拾床褥……她眼裡總能看到家裡不整潔的地方，在家務上根本停不下來。而魏大勳父子就像黏在沙發上一樣，看電視聊天，連收衣服都不願挪動一步，和魏媽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被網友戲稱為“沙發二子”。
馬爾克斯曾說：“比起婚姻中的巨大災難，日常的瑣碎煩惱更加難以躲避。”
最近熱播的綜藝《做家務的男人》就把家庭中的瑣碎的家務分配問題搬到了檯面上。節目組請來了三組家庭，分別是魏大勳的三口之家、張歆藝袁弘夫婦、和汪蘇瀧、尤長靖組成的合住“兄弟”倆。雖然作為真人秀節目，因為有明星的加入，難免會有一定程度的演繹成分。
但是把“要求男人來做家務”作為節目的賣點和節目效果的保證，其出發點背後還是能反映出一些“社會習慣”中存在的問題——在家務勞動分配中，男女雙方所承擔的“工作量”嚴重不均等。
節目中，魏大勳一家的家務分配模式就非常真實，某種程度上代表了傳統的家務觀念：魏媽幾乎承擔了所有的家務勞動，洗衣、做飯、打掃房間、收拾床褥……她眼裡總能看到家裡不整潔的地方，在家務上根本停不下來。而魏大勳父子就像黏在沙發上一樣，看電視聊天，連收衣服都不願挪動一步，和魏媽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被網友戲稱為“沙發二子”。
在採訪中，魏爸也說，“因為年輕時候忙於工作和應酬沒有時間做家務”，現在雖然意識到要分擔家務，但是卻囑咐魏大勳不要聲張，“上外頭說去好像是怕女人似的”。而面對只有自己忙裡忙外的情況，魏媽也表示“中國傳統的女人就是這樣。”
這些話裡，既包含著“男主外，女主內”的性別刻板印象，也顯露出傳統女性對於男性可以不主動承擔家務責任的極大的包容度和忍讓度。
馬爾克斯曾說：“比起婚姻中的巨大災難，日常的瑣碎煩惱更加難以躲避。”
最近熱播的綜藝《做家務的男人》就把家庭中的瑣碎的家務分配問題搬到了檯面上。節目組請來了三組家庭，分別是魏大勳的三口之家、張歆藝袁弘夫婦、和汪蘇瀧、尤長靖組成的合住“兄弟”倆。雖然作為真人秀節目，因為有明星的加入，難免會有一定程度的演繹成分。
但是把“要求男人來做家務”作為節目的賣點和節目效果的保證，其出發點背後還是能反映出一些“社會習慣”中存在的問題——在家務勞動分配中，男女雙方所承擔的“工作量”嚴重不均等。
節目中，魏大勳一家的家務分配模式就非常真實，某種程度上代表了傳統的家務觀念：魏媽幾乎承擔了所有的家務勞動，洗衣、做飯、打掃房間、收拾床褥……她眼裡總能看到家裡不整潔的地方，在家務上根本停不下來。而魏大勳父子就像黏在沙發上一樣，看電視聊天，連收衣服都不願挪動一步，和魏媽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被網友戲稱為“沙發二子”。
在採訪中，魏爸也說，“因為年輕時候忙於工作和應酬沒有時間做家務”，現在雖然意識到要分擔家務，但是卻囑咐魏大勳不要聲張，“上外頭說去好像是怕女人似的”。而面對只有自己忙裡忙外的情況，魏媽也表示“中國傳統的女人就是這樣。”
這些話裡，既包含著“男主外，女主內”的性別刻板印象，也顯露出傳統女性對於男性可以不主動承擔家務責任的極大的包容度和忍讓度。
古時候，男性在主要生產部門佔據重要地位，掌經濟大權，女性從屬於男性，夫為妻綱，為丈夫打理生活。在父權社會的影響下，女性不自覺地迎合男性對於她們的理想和標準，遵守著“賢妻良母”的行為準則。
但這種觀念，並沒有隨著現代女性就業率的提高和經濟獨立而被廢棄。
數據顯示，中國女性的就業率高居世界第一，而中國男性做家務的時間卻排名世界倒數第四，且女性平均做家務的時間比男性多81分鐘。
馬爾克斯曾說：“比起婚姻中的巨大災難，日常的瑣碎煩惱更加難以躲避。”
最近熱播的綜藝《做家務的男人》就把家庭中的瑣碎的家務分配問題搬到了檯面上。節目組請來了三組家庭，分別是魏大勳的三口之家、張歆藝袁弘夫婦、和汪蘇瀧、尤長靖組成的合住“兄弟”倆。雖然作為真人秀節目，因為有明星的加入，難免會有一定程度的演繹成分。
但是把“要求男人來做家務”作為節目的賣點和節目效果的保證，其出發點背後還是能反映出一些“社會習慣”中存在的問題——在家務勞動分配中，男女雙方所承擔的“工作量”嚴重不均等。
節目中，魏大勳一家的家務分配模式就非常真實，某種程度上代表了傳統的家務觀念：魏媽幾乎承擔了所有的家務勞動，洗衣、做飯、打掃房間、收拾床褥……她眼裡總能看到家裡不整潔的地方，在家務上根本停不下來。而魏大勳父子就像黏在沙發上一樣，看電視聊天，連收衣服都不願挪動一步，和魏媽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被網友戲稱為“沙發二子”。
在採訪中，魏爸也說，“因為年輕時候忙於工作和應酬沒有時間做家務”，現在雖然意識到要分擔家務，但是卻囑咐魏大勳不要聲張，“上外頭說去好像是怕女人似的”。而面對只有自己忙裡忙外的情況，魏媽也表示“中國傳統的女人就是這樣。”
這些話裡，既包含著“男主外，女主內”的性別刻板印象，也顯露出傳統女性對於男性可以不主動承擔家務責任的極大的包容度和忍讓度。
古時候，男性在主要生產部門佔據重要地位，掌經濟大權，女性從屬於男性，夫為妻綱，為丈夫打理生活。在父權社會的影響下，女性不自覺地迎合男性對於她們的理想和標準，遵守著“賢妻良母”的行為準則。
但這種觀念，並沒有隨著現代女性就業率的提高和經濟獨立而被廢棄。
數據顯示，中國女性的就業率高居世界第一，而中國男性做家務的時間卻排名世界倒數第四，且女性平均做家務的時間比男性多81分鐘。
馬爾克斯曾說：“比起婚姻中的巨大災難，日常的瑣碎煩惱更加難以躲避。”
最近熱播的綜藝《做家務的男人》就把家庭中的瑣碎的家務分配問題搬到了檯面上。節目組請來了三組家庭，分別是魏大勳的三口之家、張歆藝袁弘夫婦、和汪蘇瀧、尤長靖組成的合住“兄弟”倆。雖然作為真人秀節目，因為有明星的加入，難免會有一定程度的演繹成分。
但是把“要求男人來做家務”作為節目的賣點和節目效果的保證，其出發點背後還是能反映出一些“社會習慣”中存在的問題——在家務勞動分配中，男女雙方所承擔的“工作量”嚴重不均等。
節目中，魏大勳一家的家務分配模式就非常真實，某種程度上代表了傳統的家務觀念：魏媽幾乎承擔了所有的家務勞動，洗衣、做飯、打掃房間、收拾床褥……她眼裡總能看到家裡不整潔的地方，在家務上根本停不下來。而魏大勳父子就像黏在沙發上一樣，看電視聊天，連收衣服都不願挪動一步，和魏媽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被網友戲稱為“沙發二子”。
在採訪中，魏爸也說，“因為年輕時候忙於工作和應酬沒有時間做家務”，現在雖然意識到要分擔家務，但是卻囑咐魏大勳不要聲張，“上外頭說去好像是怕女人似的”。而面對只有自己忙裡忙外的情況，魏媽也表示“中國傳統的女人就是這樣。”
這些話裡，既包含著“男主外，女主內”的性別刻板印象，也顯露出傳統女性對於男性可以不主動承擔家務責任的極大的包容度和忍讓度。
古時候，男性在主要生產部門佔據重要地位，掌經濟大權，女性從屬於男性，夫為妻綱，為丈夫打理生活。在父權社會的影響下，女性不自覺地迎合男性對於她們的理想和標準，遵守著“賢妻良母”的行為準則。
但這種觀念，並沒有隨著現代女性就業率的提高和經濟獨立而被廢棄。
數據顯示，中國女性的就業率高居世界第一，而中國男性做家務的時間卻排名世界倒數第四，且女性平均做家務的時間比男性多81分鐘。
對於這種奇怪的現象，康奈爾大學社會學系研究者Sarah Thebaud提出的“性別越軌抵消”理論中揭示了其中的癥結所在：“家務勞動分工必須與社會文化對性別的期待相符合”。社會中對性別的刻板印象沒有改變，這種女性角色需要扮演的“當媽式擇偶”和“保姆式妻子”也就很難得到改善。
不只中國，在很多國家，家務分配也是件頭疼的事，毫不誇張地說，家務正在成為破壞夫妻雙方感情的“第三者”。最近韓國演員具惠善和安宰賢的“離婚大戰”頻頻引發關注。兩人的矛盾在之前參加的綜藝《新婚日記》中就顯露端倪。節目中，對於總是逃避家務的安宰賢，具惠善表達過不滿：“不知道為什麼理所當然是我在刷碗，老公如果和我分擔一起做，每次做完就會開始賣弄，‘我幫老婆幹活啦’，等一下，這為什麼是我的活兒？”
馬爾克斯曾說：“比起婚姻中的巨大災難，日常的瑣碎煩惱更加難以躲避。”
最近熱播的綜藝《做家務的男人》就把家庭中的瑣碎的家務分配問題搬到了檯面上。節目組請來了三組家庭，分別是魏大勳的三口之家、張歆藝袁弘夫婦、和汪蘇瀧、尤長靖組成的合住“兄弟”倆。雖然作為真人秀節目，因為有明星的加入，難免會有一定程度的演繹成分。
但是把“要求男人來做家務”作為節目的賣點和節目效果的保證，其出發點背後還是能反映出一些“社會習慣”中存在的問題——在家務勞動分配中，男女雙方所承擔的“工作量”嚴重不均等。
節目中，魏大勳一家的家務分配模式就非常真實，某種程度上代表了傳統的家務觀念：魏媽幾乎承擔了所有的家務勞動，洗衣、做飯、打掃房間、收拾床褥……她眼裡總能看到家裡不整潔的地方，在家務上根本停不下來。而魏大勳父子就像黏在沙發上一樣，看電視聊天，連收衣服都不願挪動一步，和魏媽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被網友戲稱為“沙發二子”。
在採訪中，魏爸也說，“因為年輕時候忙於工作和應酬沒有時間做家務”，現在雖然意識到要分擔家務，但是卻囑咐魏大勳不要聲張，“上外頭說去好像是怕女人似的”。而面對只有自己忙裡忙外的情況，魏媽也表示“中國傳統的女人就是這樣。”
這些話裡，既包含著“男主外，女主內”的性別刻板印象，也顯露出傳統女性對於男性可以不主動承擔家務責任的極大的包容度和忍讓度。
古時候，男性在主要生產部門佔據重要地位，掌經濟大權，女性從屬於男性，夫為妻綱，為丈夫打理生活。在父權社會的影響下，女性不自覺地迎合男性對於她們的理想和標準，遵守著“賢妻良母”的行為準則。
但這種觀念，並沒有隨著現代女性就業率的提高和經濟獨立而被廢棄。
數據顯示，中國女性的就業率高居世界第一，而中國男性做家務的時間卻排名世界倒數第四，且女性平均做家務的時間比男性多81分鐘。
對於這種奇怪的現象，康奈爾大學社會學系研究者Sarah Thebaud提出的“性別越軌抵消”理論中揭示了其中的癥結所在：“家務勞動分工必須與社會文化對性別的期待相符合”。社會中對性別的刻板印象沒有改變，這種女性角色需要扮演的“當媽式擇偶”和“保姆式妻子”也就很難得到改善。
不只中國，在很多國家，家務分配也是件頭疼的事，毫不誇張地說，家務正在成為破壞夫妻雙方感情的“第三者”。最近韓國演員具惠善和安宰賢的“離婚大戰”頻頻引發關注。兩人的矛盾在之前參加的綜藝《新婚日記》中就顯露端倪。節目中，對於總是逃避家務的安宰賢，具惠善表達過不滿：“不知道為什麼理所當然是我在刷碗，老公如果和我分擔一起做，每次做完就會開始賣弄，‘我幫老婆幹活啦’，等一下，這為什麼是我的活兒？”
但在節目中，這些只是小插曲，兩個人的甜蜜愛情掩蓋了矛盾。但家庭責任分配的不平均問題，雖然會因為另一半的忍讓而暫時被壓制，但隨著負面情緒一點點的累積，再加上雞毛蒜皮的消磨，衝突一定會在某一個時刻爆發。
就節目中所展現的細節來看，具惠善幾乎包攬了所有家務。她還寫了家務檢舉書控訴老公不愛做家務，內容包括：整理，具惠善做了100%；清掃，具惠善做了100%；整理床鋪，具惠善做了100%；倒垃圾，具惠善做了80%；剩下的20%，是具惠善生氣時安宰賢跟著一起做的。
拋開孰是孰非不談。在很多關係中，承包家務的一方在家庭中的地位和話語權會下降。在地位較高的家庭成員眼中，做家務是很簡單的事情，打掃的一方如果沒有及時完成，就會遭到“怎麼不做家務”或者“怎麼連這點小事都做不好”的埋怨。所以當有話語權的一方在被迫進行家庭勞動時，會認為只是在提供幫助甚至是施捨恩惠。也因為這種觀念，“家庭主婦”的地位一直無法得到提升。
馬爾克斯曾說：“比起婚姻中的巨大災難，日常的瑣碎煩惱更加難以躲避。”
最近熱播的綜藝《做家務的男人》就把家庭中的瑣碎的家務分配問題搬到了檯面上。節目組請來了三組家庭，分別是魏大勳的三口之家、張歆藝袁弘夫婦、和汪蘇瀧、尤長靖組成的合住“兄弟”倆。雖然作為真人秀節目，因為有明星的加入，難免會有一定程度的演繹成分。
但是把“要求男人來做家務”作為節目的賣點和節目效果的保證，其出發點背後還是能反映出一些“社會習慣”中存在的問題——在家務勞動分配中，男女雙方所承擔的“工作量”嚴重不均等。
節目中，魏大勳一家的家務分配模式就非常真實，某種程度上代表了傳統的家務觀念：魏媽幾乎承擔了所有的家務勞動，洗衣、做飯、打掃房間、收拾床褥……她眼裡總能看到家裡不整潔的地方，在家務上根本停不下來。而魏大勳父子就像黏在沙發上一樣，看電視聊天，連收衣服都不願挪動一步，和魏媽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被網友戲稱為“沙發二子”。
在採訪中，魏爸也說，“因為年輕時候忙於工作和應酬沒有時間做家務”，現在雖然意識到要分擔家務，但是卻囑咐魏大勳不要聲張，“上外頭說去好像是怕女人似的”。而面對只有自己忙裡忙外的情況，魏媽也表示“中國傳統的女人就是這樣。”
這些話裡，既包含著“男主外，女主內”的性別刻板印象，也顯露出傳統女性對於男性可以不主動承擔家務責任的極大的包容度和忍讓度。
古時候，男性在主要生產部門佔據重要地位，掌經濟大權，女性從屬於男性，夫為妻綱，為丈夫打理生活。在父權社會的影響下，女性不自覺地迎合男性對於她們的理想和標準，遵守著“賢妻良母”的行為準則。
但這種觀念，並沒有隨著現代女性就業率的提高和經濟獨立而被廢棄。
數據顯示，中國女性的就業率高居世界第一，而中國男性做家務的時間卻排名世界倒數第四，且女性平均做家務的時間比男性多81分鐘。
對於這種奇怪的現象，康奈爾大學社會學系研究者Sarah Thebaud提出的“性別越軌抵消”理論中揭示了其中的癥結所在：“家務勞動分工必須與社會文化對性別的期待相符合”。社會中對性別的刻板印象沒有改變，這種女性角色需要扮演的“當媽式擇偶”和“保姆式妻子”也就很難得到改善。
不只中國，在很多國家，家務分配也是件頭疼的事，毫不誇張地說，家務正在成為破壞夫妻雙方感情的“第三者”。最近韓國演員具惠善和安宰賢的“離婚大戰”頻頻引發關注。兩人的矛盾在之前參加的綜藝《新婚日記》中就顯露端倪。節目中，對於總是逃避家務的安宰賢，具惠善表達過不滿：“不知道為什麼理所當然是我在刷碗，老公如果和我分擔一起做，每次做完就會開始賣弄，‘我幫老婆幹活啦’，等一下，這為什麼是我的活兒？”
但在節目中，這些只是小插曲，兩個人的甜蜜愛情掩蓋了矛盾。但家庭責任分配的不平均問題，雖然會因為另一半的忍讓而暫時被壓制，但隨著負面情緒一點點的累積，再加上雞毛蒜皮的消磨，衝突一定會在某一個時刻爆發。
就節目中所展現的細節來看，具惠善幾乎包攬了所有家務。她還寫了家務檢舉書控訴老公不愛做家務，內容包括：整理，具惠善做了100%；清掃，具惠善做了100%；整理床鋪，具惠善做了100%；倒垃圾，具惠善做了80%；剩下的20%，是具惠善生氣時安宰賢跟著一起做的。
拋開孰是孰非不談。在很多關係中，承包家務的一方在家庭中的地位和話語權會下降。在地位較高的家庭成員眼中，做家務是很簡單的事情，打掃的一方如果沒有及時完成，就會遭到“怎麼不做家務”或者“怎麼連這點小事都做不好”的埋怨。所以當有話語權的一方在被迫進行家庭勞動時，會認為只是在提供幫助甚至是施捨恩惠。也因為這種觀念，“家庭主婦”的地位一直無法得到提升。
但在歐美國家，全職家庭主婦的地位卻比較高，且多存在於中產階級以上的家庭。經過一個世紀的“女權運動” ，“家庭主婦”在這些國家是作為一種社會職業存在的，並且會享受相關的福利待遇。她們不是世俗定義上的需要“洗衣做飯”的“保姆”，她們在家庭中被更平等地對待，自己也同時發揮著高學歷的作用，與丈夫共同承擔起下一代的教育責任。
這種家庭角色模式和《做家務的男人》節目中袁弘張歆藝一家比較類似。袁弘可以主動承擔起“家務重任”，為妻子做飯、分擔照顧孩子的責任，也能夠理解張歆藝的育兒壓力，平等地和她探討誰出去工作誰顧家等話題。
馬爾克斯曾說：“比起婚姻中的巨大災難，日常的瑣碎煩惱更加難以躲避。”
最近熱播的綜藝《做家務的男人》就把家庭中的瑣碎的家務分配問題搬到了檯面上。節目組請來了三組家庭，分別是魏大勳的三口之家、張歆藝袁弘夫婦、和汪蘇瀧、尤長靖組成的合住“兄弟”倆。雖然作為真人秀節目，因為有明星的加入，難免會有一定程度的演繹成分。
但是把“要求男人來做家務”作為節目的賣點和節目效果的保證，其出發點背後還是能反映出一些“社會習慣”中存在的問題——在家務勞動分配中，男女雙方所承擔的“工作量”嚴重不均等。
節目中，魏大勳一家的家務分配模式就非常真實，某種程度上代表了傳統的家務觀念：魏媽幾乎承擔了所有的家務勞動，洗衣、做飯、打掃房間、收拾床褥……她眼裡總能看到家裡不整潔的地方，在家務上根本停不下來。而魏大勳父子就像黏在沙發上一樣，看電視聊天，連收衣服都不願挪動一步，和魏媽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被網友戲稱為“沙發二子”。
在採訪中，魏爸也說，“因為年輕時候忙於工作和應酬沒有時間做家務”，現在雖然意識到要分擔家務，但是卻囑咐魏大勳不要聲張，“上外頭說去好像是怕女人似的”。而面對只有自己忙裡忙外的情況，魏媽也表示“中國傳統的女人就是這樣。”
這些話裡，既包含著“男主外，女主內”的性別刻板印象，也顯露出傳統女性對於男性可以不主動承擔家務責任的極大的包容度和忍讓度。
古時候，男性在主要生產部門佔據重要地位，掌經濟大權，女性從屬於男性，夫為妻綱，為丈夫打理生活。在父權社會的影響下，女性不自覺地迎合男性對於她們的理想和標準，遵守著“賢妻良母”的行為準則。
但這種觀念，並沒有隨著現代女性就業率的提高和經濟獨立而被廢棄。
數據顯示，中國女性的就業率高居世界第一，而中國男性做家務的時間卻排名世界倒數第四，且女性平均做家務的時間比男性多81分鐘。
對於這種奇怪的現象，康奈爾大學社會學系研究者Sarah Thebaud提出的“性別越軌抵消”理論中揭示了其中的癥結所在：“家務勞動分工必須與社會文化對性別的期待相符合”。社會中對性別的刻板印象沒有改變，這種女性角色需要扮演的“當媽式擇偶”和“保姆式妻子”也就很難得到改善。
不只中國，在很多國家，家務分配也是件頭疼的事，毫不誇張地說，家務正在成為破壞夫妻雙方感情的“第三者”。最近韓國演員具惠善和安宰賢的“離婚大戰”頻頻引發關注。兩人的矛盾在之前參加的綜藝《新婚日記》中就顯露端倪。節目中，對於總是逃避家務的安宰賢，具惠善表達過不滿：“不知道為什麼理所當然是我在刷碗，老公如果和我分擔一起做，每次做完就會開始賣弄，‘我幫老婆幹活啦’，等一下，這為什麼是我的活兒？”
但在節目中，這些只是小插曲，兩個人的甜蜜愛情掩蓋了矛盾。但家庭責任分配的不平均問題，雖然會因為另一半的忍讓而暫時被壓制，但隨著負面情緒一點點的累積，再加上雞毛蒜皮的消磨，衝突一定會在某一個時刻爆發。
就節目中所展現的細節來看，具惠善幾乎包攬了所有家務。她還寫了家務檢舉書控訴老公不愛做家務，內容包括：整理，具惠善做了100%；清掃，具惠善做了100%；整理床鋪，具惠善做了100%；倒垃圾，具惠善做了80%；剩下的20%，是具惠善生氣時安宰賢跟著一起做的。
拋開孰是孰非不談。在很多關係中，承包家務的一方在家庭中的地位和話語權會下降。在地位較高的家庭成員眼中，做家務是很簡單的事情，打掃的一方如果沒有及時完成，就會遭到“怎麼不做家務”或者“怎麼連這點小事都做不好”的埋怨。所以當有話語權的一方在被迫進行家庭勞動時，會認為只是在提供幫助甚至是施捨恩惠。也因為這種觀念，“家庭主婦”的地位一直無法得到提升。
但在歐美國家，全職家庭主婦的地位卻比較高，且多存在於中產階級以上的家庭。經過一個世紀的“女權運動” ，“家庭主婦”在這些國家是作為一種社會職業存在的，並且會享受相關的福利待遇。她們不是世俗定義上的需要“洗衣做飯”的“保姆”，她們在家庭中被更平等地對待，自己也同時發揮著高學歷的作用，與丈夫共同承擔起下一代的教育責任。
這種家庭角色模式和《做家務的男人》節目中袁弘張歆藝一家比較類似。袁弘可以主動承擔起“家務重任”，為妻子做飯、分擔照顧孩子的責任，也能夠理解張歆藝的育兒壓力，平等地和她探討誰出去工作誰顧家等話題。
對照著袁弘和魏爸的差異，在傳統和新興家庭模式的碰撞中，很容易發現，其實，男性並不是不會做家務，而是缺乏家庭責任意識，同時，他們也在很多傳統女性的縱容下形成了懶惰的習慣。
米勒·伯爾曼在《親密關係》一書中寫到：
“妻子承擔了全部或大部分家務時，其婚姻幸福感為負值，丈夫為正值，反之亦然；只有在夫妻共同協作或家務承擔大體均衡時，雙方的婚姻幸福感都表現為正值。故夫或妻想讓雙方都感覺到婚姻的幸福，以協力分擔家務為佳。”
家庭是一個整體，在家務勞動中，需要另一半的體諒和加入，而不應該讓一方承擔過多的壓力。另一方面，無論是多麼瑣碎的事情，只要是對家庭的付出，也應該受到家庭成員的重視和尊重。
在家庭責任的探討中，不關乎性別。無論男女，都應該從自身出發，完成無論是對家庭還是對自身的成長和修煉。
END
本文轉載自公眾號“中讀黑板報”，歡迎關注，有趣的靈魂在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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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定期向你推薦夠A的電影、書單、音樂，可能是“最懂得年輕人文化口味”的公號；
這裡也會聊聊年輕人的情緒走向，但我們一點都不知音體，只通過日薦、沙龍、圓桌等多樣內容，給你心靈每天一次療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