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的一整個正月，我都在老家，這是一座甚至都算不上是五線的小小城市。
當我覺得待的實在是太久、自己都有些不好意思的時候、我踏上了離開的火車，當值此時，我才忽忽的覺得實際上時間也並不算長久，對於在大都市的往常，也僅僅就是四個完整的周和週末。我知道這是因為要離開了，思維已經開始跳脫出了原來的環境，才能遠觀自明。在這之前，我切切的、也真實的感覺到了時間的緩慢和悠長。
我說的是老家的這座城。
從地圖上我能看到它的通聯四方，有過往歷史傳承的厚度、也有規劃藍圖的理想，可是下了地圖，我走進了寬寬的街上，路過了疾馳的車流，呼吸了四湧的鄉音，我穿越了老城、新城、開發區、商業街，卻突然的看清了它的面目：一座孤城。它的繁華已過，就像過了季節的荷花，凋殘在自然而然之間。可是，就是這樣一座孤城，卻還在暗自的生長，不息的生長，鋪展開來的新城，沿著嶄新的大道，一層層的生長著一棟棟的高樓，大片的玻璃窗白天明亮的顯示著希望和高度，夜晚卻隱身般的失落在現實世界裡，幽幽的感覺，像極了一篇荒原裡不曾涉及人煙的草木，巍然的站立著，幽幽的眺望著老城裡的買房人。
像眾多的小縣城一樣，新房眾多，價格合群。房產的消化，主要靠的是本地有換房需求的人、農村返鄉置業的人、適齡婚配置辦新房的人。因為都是一些地級市以下的縣級城市，幾乎很難有外來遷入的人口，炒房資金也斷斷不可能涉足，所以房子往往也是供大於求的，夜裡一整棟樓沒有一盞明光的情況也是比比皆是。房子不易銷，各種古怪的招數就會絲絲的往外冒，曾有段時間，縣級教育調整，將很多鄉村小學不斷關閉，集中生源統一在縣城配套學校進行教學，但是卻又只招收縣城戶口的學籍兒童。農村的學校已關閉，兒童要上學，就只能在縣城買房，辦理縣城戶口和學籍。房子有了銷量，學校擴大了生源，GDP也有了增長的比例。即或是用上了這樣的招數，情況也是不容樂觀。據統計，中國目前有3000個縣級城市，縣城的人數又是各有不同，人數超過百萬的縣城（包含縣級市）不超過130個，而且，這些人口中還要有將近80%的人口是在農村。即使所有的人都有購房的需求，也不見得都會選擇所在縣城的樓盤。這裡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一線城市、省會城市、地級城市對這些小縣城人口的虹吸和分流。以陝西省西安市為例，自2018年開放戶籍制度，引無數孔雀西北入長安，國家中心城市的大都市頭環，加上寬鬆有餘的落戶條件，短短一年時間已增加戶籍人口100萬。相比這些基礎設施和經濟給養條件更完善的大城市，小縣城的吸引力又在哪裡呢？也許只有當地的公務員群體能有篤定的定力安居樂業，但這也是沒有辦法，除非他們能毅然決然的跳出體制。
如同人口效應一般，經濟上也是類似。除了沿海省份一些縣級城市，因為地理位置的便利，靠著各種基礎投資帶來的GDP甚至都有超過內地省會城市的苗頭。但大部分中西部縣城的經濟瓶頸一直都在那裡，多年不變。近年來，多個省份放開了經濟開發區的設置條件，於是密密麻麻的各個縣城都出現了經濟開發區。然而支撐的企業卻還是那些本地的特色企業，招商引資年年做，但都要依附在地級城市的名下進行，這又往往會導致另一個弊端，有大的投資項目，落地前會被地級市截胡，成為地級市的招商亮點和經濟增長的突出點。縣級單位也只能敢怒不敢言，能落地的也只是一些極小的項目，能否長久也是個謎題。以老家的開發區為例，將近十年的老開發區，卻年年歲歲都相似，歲歲年年沒不同。老戶都在，新人不來，甚至還有撤資離開的，空留下一座閃亮的招牌，述說著曾經的光彩。老家是個縣級市，往北40公里是本家地級市，往南40公里是相鄰的另一個地級市，在兩大地級市虹吸效應之下，招商引資的難度可想而知；更為艱難的是，因為與兩個地級市行政級別的差異，在政策上往往又得不到地級市的權限紅利，很多方案要先做報批，審批的時間和結果又都不在自己的把控以內，結果自然就是更做不到經濟規劃和發展的因地制宜，縣域經濟的沒落也就可想而知了。仔細翻看這個縣城的數據，不難看到近幾年的GDP都是小幅增長，拉長了數據鏈看可能就是一條緩緩的直線，攤平到人均頭上也是將將的持平，縣城居民的收入沒有彈性卻又如何支撐房價的跳躍呢？
唐代安史之亂長安城破後的一年，杜甫隻身踏入了淪陷後的長安城，看到了滿目荒草四地林立，不禁一心悲切的寫下了“城春草木深”的名句。
當我在新城裡遊走的時候，竟也突如其來的想到了這句名句，四立的高樓荒蕪的站滿了這座縣城，身旁的後備卻還在拼盡全力的兀自生長，沒有人想過究竟要如何自立，大家只不過都覺得別人都在成長、自己不能失群罷了。
其實城市就像草木一樣，草木又像人一樣，都是孤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