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杭大運河：世界上里程最長、工程最大的古代運河'
京杭大運河是世界上里程最長、工程最大的古代運河，也是最古老的運河之一，與長城、坎兒井並稱為中國古代的三項偉大工程，並且使用至今，是中國古代勞動人民創造的一項偉大工程，是中國文化地位的象徵之一。大運河南起餘杭（今杭州），北到涿郡（今北京），途經今浙江、江蘇、山東、河北四省及天津、北京兩市，貫通海河、黃河、淮河、長江、錢塘江五大水系，全長約1797公里。運河對中國南北地區之間的經濟、文化與交流，特別對沿線地區工農業經濟的發展起了巨大作用。[1][2]
春秋吳國為伐齊國而開鑿，隋朝大幅度擴修並貫通至都城洛陽且連涿郡，元朝翻修時棄洛陽而取直至北京。開鑿到現在已有2500多年的歷史。2002年，大運河被納入了“南水北調”東線工程。2014年6月22日，第38屆世界遺產大會宣佈，中國大運河項目成功入選世界文化遺產名錄，成為第46個世界遺產項目。
2014年9月，通州、武清、香河三地水務部門已簽訂戰略合作協議，京杭大運河通州—香河—武清段有望實現復航，計劃於2017年實現初步通航，2020年正式通航。
京杭運河自北而南流經京、津2市和冀、魯、蘇、浙4省，貫通中國五大水系──海河、黃河、淮河、長江、錢塘江和一系列湖泊；從華北平原直達長江三角洲，地形平坦，河湖交織，沃野千里，自古是中國主要糧、棉、油、蠶桑、麻產區。人口稠密，農業集約化程度高，生產潛力大。迨至近代，京津、津浦、滬寧和滬杭鐵路及公路網相繼修建，與運河息息相通；沿線各地工業先後興起，城鎮密集，是中國經濟精華薈萃之地。[14]
京杭大運河沿線是中國最富庶的農業區之一，工業發達。在兗州、濟寧、滕州、豐縣、沛縣、徐州、邳州及兩淮等有大中型煤礦，連接上海、南京、徐州、鎮江、常州、無錫、蘇州、揚州、杭州等工業城市。為了使“黃金水道”產生“黃金”效益，沿線的魯、蘇、浙三省對大運河各段進行了整治、擴建和渠化，使千年古運河重新煥發了青春，成為中國僅次於長江的第二條“黃金水道”。運河沿線的主要港口有濟寧、徐州、邳州、泗陽、淮陰、淮安、寶應、高郵、揚州、鎮江、常州、無錫、蘇州、吳江和杭州等。
意義
經濟
京杭大運河是世界上里程最長、工程最大的古代運河，也是最古老的運河之一，與長城、坎兒井並稱為中國古代的三項偉大工程，並且使用至今，是中國古代勞動人民創造的一項偉大工程，是中國文化地位的象徵之一。大運河南起餘杭（今杭州），北到涿郡（今北京），途經今浙江、江蘇、山東、河北四省及天津、北京兩市，貫通海河、黃河、淮河、長江、錢塘江五大水系，全長約1797公里。運河對中國南北地區之間的經濟、文化與交流，特別對沿線地區工農業經濟的發展起了巨大作用。[1][2]
春秋吳國為伐齊國而開鑿，隋朝大幅度擴修並貫通至都城洛陽且連涿郡，元朝翻修時棄洛陽而取直至北京。開鑿到現在已有2500多年的歷史。2002年，大運河被納入了“南水北調”東線工程。2014年6月22日，第38屆世界遺產大會宣佈，中國大運河項目成功入選世界文化遺產名錄，成為第46個世界遺產項目。
2014年9月，通州、武清、香河三地水務部門已簽訂戰略合作協議，京杭大運河通州—香河—武清段有望實現復航，計劃於2017年實現初步通航，2020年正式通航。
京杭運河自北而南流經京、津2市和冀、魯、蘇、浙4省，貫通中國五大水系──海河、黃河、淮河、長江、錢塘江和一系列湖泊；從華北平原直達長江三角洲，地形平坦，河湖交織，沃野千里，自古是中國主要糧、棉、油、蠶桑、麻產區。人口稠密，農業集約化程度高，生產潛力大。迨至近代，京津、津浦、滬寧和滬杭鐵路及公路網相繼修建，與運河息息相通；沿線各地工業先後興起，城鎮密集，是中國經濟精華薈萃之地。[14]
京杭大運河沿線是中國最富庶的農業區之一，工業發達。在兗州、濟寧、滕州、豐縣、沛縣、徐州、邳州及兩淮等有大中型煤礦，連接上海、南京、徐州、鎮江、常州、無錫、蘇州、揚州、杭州等工業城市。為了使“黃金水道”產生“黃金”效益，沿線的魯、蘇、浙三省對大運河各段進行了整治、擴建和渠化，使千年古運河重新煥發了青春，成為中國僅次於長江的第二條“黃金水道”。運河沿線的主要港口有濟寧、徐州、邳州、泗陽、淮陰、淮安、寶應、高郵、揚州、鎮江、常州、無錫、蘇州、吳江和杭州等。
意義
經濟
京杭大運河(16)
元代會通河和通惠河開通後，京杭運河完成，明代進行了大規模整修，建立了完善的漕運管理制度，600年間，運河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南北交通要道，商運繁盛，運河兩岸興起數十座商業城鎮，對古代經濟的貢獻無法估量。[16]
元代開通海運，但是每年幾百萬石的漕糧、東南的貢賦和官吏商民每年不下億萬件的消費品都要過長江渡淮河，經會通河北運，海外運來的商品過境之後也是經運河到燕京，會通河得名會通，就是因為“江淮之漕，浮汶泗經達臨清，而商旅貿遷，遊宦往來往暨閩粵、交廣、邛 、川蜀，航海諸番貢 之入莫不由是而達”。[16]
由明而清，每年400萬石（1石約今天27市斤，400萬石大約有5萬4千多噸）的漕糧由運河北上，此外，每年數十萬匹蘇杭織造絲織品運抵京城，江寧、蘇州、杭州三個織造局，專辦御用官用的綢、緞、紗、羅、布匹。湖廣川黔等地的竹木浮江而下，入運河北上，到北京修宮殿，建宗廟。[16]
物產交流和經濟交流極大豐富起來，明代北方棉花種植很普遍，發達的紡織業在江南，結果自然是棉花南運，布匹北運，太湖流域號稱衣被天下，棉布和絲織品幾百年來一直是運河上的主要貨物。[16]
杭州、蘇州、揚州、淮安、濟寧、臨清、天津，這些運河邊上的城市，因此成為商品集散地，商業盛衰與運河始終。乾隆年間，蘇州胥門、閭門外的運河碼頭“各省都會客貨聚集，無物不有，自古稱為天下第一碼頭”。邵伯鎮以棉、夏、葛、標、黃草等布及米、豆、竹、木為主要貨物，被稱作“御長十里，客貨雲集，江北第一大鎮”。[16]
《馬可波羅遊記》中記載，他沿京杭大運河南行，輾轉於蘇杭，最終抵達刺桐港（福建泉州）。運河每一個城鎮都能從他的遊記中找到讚美：將陵（德州）運河上南北運輸商品極多，最多的是絲、香料。濟寧商業手工業很發達，“船隻多得令人難以相信”。徐州、邳州、清口、淮安商工農業都極發達，淮安的貨運可以通到40多個城市。寶應、高郵、揚州都是商業手工業為主的城市，很繁華。真州（儀徵）是運河通江口岸之一。長江上每年有20萬艘船航行，每船載重約50萬-150萬斤。真州是鹽、木料、麻等商品集散地。瓜州以工商業為主，產絲織品和農產品。蘇州是最大的工商業城市，杭州最繁華，“商人如此之多和如此之富，難以言語形容。”[16]
明永樂之後，官運之外，運河上商運逐漸增加，運河上開始設關收船稅，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左右，戶部從全國所收定額稅銀400萬兩，其中近1/3收自運河上往來的商船。[16]
北京的什剎海、後海一帶，包括積水潭，正是當年行船漕運的終點，千帆競泊，熱鬧繁華。積水潭的碼頭應該不止一個，環繞積水潭兩岸都可停泊，《馬可波羅遊記》中記載了元大都的繁華盛景。“比較大的碼頭、最熱鬧的景象應集中在離鼓樓最近的銀錠橋、菸袋斜街一帶，最盛時，積水潭舳艫蔽水，盛況空前。”[16]
當時的文人雅士彙集在積水潭邊賞酒作文，食肆、勾欄等迅速發展起來。“元代最著名的大都雜劇主要活躍在積水潭周圍，一批著名雜劇家聚集於此。”歷史學家們說，當時元大都的社會經濟文化幾乎全集中在積水潭。
北運河和南運河在天津會合，進海河最後流入渤海，漕運鼎盛時，天津到通州的北運河上，來往的漕船每年有2萬多艘、官兵12萬人次，商船3萬艘，運河的開通使一個小小的直沽寨成了遠近聞名的天津衛。[16]
明代漕運使運河通州碼頭盛極一時。明代運河漕船每年有12143只，共分十幫，由124處衛所12萬多軍士負責運輸，因路途遠近而規定各幫至通日期，有序不亂，大多漕船在通州空倉回航。各幫船於通州只許停留十天，最後一批船幫限定十月一日必須返歸。伴隨三月一日首幫漕船至通，亦有大批商船。開漕移師上將燃放“萬頭鞭”，數十檔花會競技，沿途商鋪施茶獻果，賈船擲銀捐物，繁鬧堪比京城各處廟會。清代沿襲此制，直到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最後一艘漕船離開通州碼頭，景象不再。[16]
十九世紀海運興起，以後隨著津浦鐵路通車，京杭運河的作用逐漸減小。黃河遷徙後，山東境內河段水源不足，河道淤淺，南北斷航，淤成平地。水量較大、通航條件較好的江蘇省境內一段，也只能通行小木帆船。[5]
社會
在社會領域，隨著制度的完善和規模的擴大，漕運逐漸突破其早期以政治功能為主體的窠臼，發揮著越來越廣泛的社會功能，成為維護王朝穩定和制衡社會的重要手段。尤其是古代社會中後期，統治者熟練而頻繁地利用漕運進行社會制衡與調控，消弭諸如重賦、災禍以及物價波動等造成的社會不安定因素。其突出的社會功能有二:一是糴與糶，一是賑濟災荒。唐宋時期，和糴已發展成為一種完善的制度，主要用以調節各地區由於豐歉等造成的收入、上供及糧食市場價格的不平衡。其中，宋代和糴完全是通過漕糧來實施的。明清兩代王朝，著力於漕糧在平糶方面的運用，成效突出。與唐宋不同的是，明清時期的平糶，主要是為了緩解糧食生產、災害等因素對市場造成的衝擊，完全是從調節市場、平抑物價出發。運用漕糧賑濟災荒，自秦漢始就已不乏成功案例。迄至明清，已成為朝廷的一項慣常舉措。[17]
京杭大運河顯示了中國古代水利航運工程技術領先於世界的卓越成就，留下了豐富的歷史文化遺存，孕育了一座座璀璨明珠般的名城古鎮，積澱了深厚悠久的文化底蘊，凝聚了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社會諸多領域的龐大信息。大運河與長城同是中華民族文化身份的象徵。[5]
政治
在政治領域，漕運始終是維繫歷代中央政權不可或缺的、最重要的物質基礎。特別是古代社會經濟重心南移後，出現了政治、軍事重心與經濟重心分離的狀況，漕運對於各王朝的政治、軍事意義更加突出。朝廷年復一年地進行著南糧北運，漕糧幾乎供應京城所有居住人員的日常食糧，並極大地支撐著整個中央政府機關的正常運轉。與此同時，漕糧成為支撐王朝軍事體系的重要物質力量，歷代分佈各地的龐大地方駐軍、漫長邊境線上的防禦與進攻、四方征討的各種戰事，許多都是以漕運作為強大物質後盾的。宋人張方平曾說：“今日之勢，國依兵而立，兵以食為命，食以漕運為本。”（張方平：《樂全集》卷23《論京師儲軍事》，四庫全書珍本初集，商務印書館）其他朝代何嘗不是如此！[17]
大運河的開掘加強南北交通和交流，鞏固中央政府對全國的統治，加強對江南地區的經濟建設，促進了中原文化和南方文化相融合，並且方便南糧北運。漕運之便，澤被沿運河兩岸，不少城市因之而興，積澱了深厚獨特的歷史文化底蘊。有人將大運河譽為“大地史詩”，它與萬里長城交相輝映，在中華大地上烙了一個巨大的“人”字，同為匯聚了中華民族祖先智慧與創造力的偉大結構。[5]
漕運在促進南北文化交流和區域社會開發等方面也有著不可忽視的作用。漕運是專制集權政治的產物，具有這種體制中的諸多劣根性；更為重要的是，漕運也是封建王朝攫取天下財富的手段之一，耗費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財力。因此，當中國步入近代社會後，漕運便在社會的鉅變中走向消亡。
歷史
編輯
背景
京杭大運河始建於春秋時期。春秋戰國時期開鑿運河基本都是為了征服他國的軍事行動服務的。例如吳王夫差命人開鑿邗溝的直接目的是為了運送軍隊北伐齊國，公元前360年魏惠王開鑿的鴻溝，基本都是為了征服他國的軍事行動服務的。[4]
隋王朝在天下統一後即做出了貫通南北運河的決定，其動機已超越了服務軍事行動的目的，因為此時天下已統一。隋開運河有經濟方面的動機。中國古代很長時期內，經濟重心一直在黃河流域，北方的經濟比南方進步。但到魏晉南北朝時期，社會發生了深刻變化。400多年的混亂使北方經濟受到嚴重的衝擊，與此相比，南方經濟獲得迅猛發展，成為全國經濟重心。隋統一全國後，格外重視這個地區，但隋定都長安，其政治中心不能伴隨經濟重心的發展變化南移。因此，國家需要加強對南方的管理，長安需要與富庶經濟區聯繫，需要南方糧食物資供應北方，不論是中央朝廷還是官僚貴族或是北方邊境。同時，長時期的分裂阻斷社會南北經濟的交流，而隨著生產力水平的提高，經濟的發展到這一時期已迫切要求南北經濟加強聯繫。[4]
隋開運河不僅僅有經濟方面的動機，也有政治方面的。魏晉南北朝時期是門閥世族大發展的時期，他們的力量相當強大。隋統一後，他們仍依恃其強大的勢力，企圖與中央政權抗衡。這一尖銳矛盾在江南地區一直存在，使隋政權面臨嚴重威脅，隋統治者要實施對南方的有效統治，貫通南北運河勢在必行。同時，北部邊境少數民族政權對隋亦是大患，隋王朝派出大量軍隊駐紮邊境，這些軍隊僅靠屯田是不夠的，必須依靠江淮和中原糧餉供應。路途遙遠，開鑿運河才是解決問題的關鍵。
隋以後的歷朝歷代，至清朝後期，無論是大一統時期政權，還是分裂時期的政權，都注重運河的疏鑿與完善，其動機無外乎經濟、政治、軍事等方面，充分利用運河漕運。以運河為基礎，建立龐大而複雜的漕運體系，將各地的物資源源不斷的輸往都城所在地，成了中華大地統治者主要手段之一。運河的修復改道，其緣由亦是現實中運河常常的淤堵以及不同政權的都城位置變化。至元代京杭大運河全線貫通，明、清兩代京杭大運河成為南北水運幹線。[4]
運河是由統治者主導開鑿整修而成，統治者們集合龐大的人力、物力開鑿運河的主要目的是為了漕運。運河是為了實實在在的漕運目的而生的，漕運是封建王朝的生命支持與動力供應系統，維持王朝的生命延續。由於海運的海盜、風浪等問題難以解決，在漕運史上運河水運是主要首選方案。開鑿運河是一件名符其實的功在當代、利在萬秋的偉舉，對修造者而言，其功效時隔不久就能顯現，給王朝帶來舉足輕重的影響。所以歷朝歷代有見識的統治者都非常重視運河的修造。[4]
建設
京杭大運河從公元前486年始鑿，距今已有2500多年的歷史，而秦始皇在嘉興境內開鑿的一條重要河道，也奠定了以後的江南運河走向。據《越絕書》記載，秦始皇從嘉興“治陵水道，到錢塘越地，通浙江”，運河及運河文化由此衍生。[5]
大運河開掘於春秋時期，完成於隋朝，繁榮於唐宋，取直於元代，疏通於明清。漫長的歲月裡，經歷三次較大的興修過程。最後一次的興修完成才稱作“京杭大運河”。[6]
- 春秋末期
京杭大運河是世界上里程最長、工程最大的古代運河，也是最古老的運河之一，與長城、坎兒井並稱為中國古代的三項偉大工程，並且使用至今，是中國古代勞動人民創造的一項偉大工程，是中國文化地位的象徵之一。大運河南起餘杭（今杭州），北到涿郡（今北京），途經今浙江、江蘇、山東、河北四省及天津、北京兩市，貫通海河、黃河、淮河、長江、錢塘江五大水系，全長約1797公里。運河對中國南北地區之間的經濟、文化與交流，特別對沿線地區工農業經濟的發展起了巨大作用。[1][2]
春秋吳國為伐齊國而開鑿，隋朝大幅度擴修並貫通至都城洛陽且連涿郡，元朝翻修時棄洛陽而取直至北京。開鑿到現在已有2500多年的歷史。2002年，大運河被納入了“南水北調”東線工程。2014年6月22日，第38屆世界遺產大會宣佈，中國大運河項目成功入選世界文化遺產名錄，成為第46個世界遺產項目。
2014年9月，通州、武清、香河三地水務部門已簽訂戰略合作協議，京杭大運河通州—香河—武清段有望實現復航，計劃於2017年實現初步通航，2020年正式通航。
京杭運河自北而南流經京、津2市和冀、魯、蘇、浙4省，貫通中國五大水系──海河、黃河、淮河、長江、錢塘江和一系列湖泊；從華北平原直達長江三角洲，地形平坦，河湖交織，沃野千里，自古是中國主要糧、棉、油、蠶桑、麻產區。人口稠密，農業集約化程度高，生產潛力大。迨至近代，京津、津浦、滬寧和滬杭鐵路及公路網相繼修建，與運河息息相通；沿線各地工業先後興起，城鎮密集，是中國經濟精華薈萃之地。[14]
京杭大運河沿線是中國最富庶的農業區之一，工業發達。在兗州、濟寧、滕州、豐縣、沛縣、徐州、邳州及兩淮等有大中型煤礦，連接上海、南京、徐州、鎮江、常州、無錫、蘇州、揚州、杭州等工業城市。為了使“黃金水道”產生“黃金”效益，沿線的魯、蘇、浙三省對大運河各段進行了整治、擴建和渠化，使千年古運河重新煥發了青春，成為中國僅次於長江的第二條“黃金水道”。運河沿線的主要港口有濟寧、徐州、邳州、泗陽、淮陰、淮安、寶應、高郵、揚州、鎮江、常州、無錫、蘇州、吳江和杭州等。
意義
經濟
京杭大運河(16)
元代會通河和通惠河開通後，京杭運河完成，明代進行了大規模整修，建立了完善的漕運管理制度，600年間，運河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南北交通要道，商運繁盛，運河兩岸興起數十座商業城鎮，對古代經濟的貢獻無法估量。[16]
元代開通海運，但是每年幾百萬石的漕糧、東南的貢賦和官吏商民每年不下億萬件的消費品都要過長江渡淮河，經會通河北運，海外運來的商品過境之後也是經運河到燕京，會通河得名會通，就是因為“江淮之漕，浮汶泗經達臨清，而商旅貿遷，遊宦往來往暨閩粵、交廣、邛 、川蜀，航海諸番貢 之入莫不由是而達”。[16]
由明而清，每年400萬石（1石約今天27市斤，400萬石大約有5萬4千多噸）的漕糧由運河北上，此外，每年數十萬匹蘇杭織造絲織品運抵京城，江寧、蘇州、杭州三個織造局，專辦御用官用的綢、緞、紗、羅、布匹。湖廣川黔等地的竹木浮江而下，入運河北上，到北京修宮殿，建宗廟。[16]
物產交流和經濟交流極大豐富起來，明代北方棉花種植很普遍，發達的紡織業在江南，結果自然是棉花南運，布匹北運，太湖流域號稱衣被天下，棉布和絲織品幾百年來一直是運河上的主要貨物。[16]
杭州、蘇州、揚州、淮安、濟寧、臨清、天津，這些運河邊上的城市，因此成為商品集散地，商業盛衰與運河始終。乾隆年間，蘇州胥門、閭門外的運河碼頭“各省都會客貨聚集，無物不有，自古稱為天下第一碼頭”。邵伯鎮以棉、夏、葛、標、黃草等布及米、豆、竹、木為主要貨物，被稱作“御長十里，客貨雲集，江北第一大鎮”。[16]
《馬可波羅遊記》中記載，他沿京杭大運河南行，輾轉於蘇杭，最終抵達刺桐港（福建泉州）。運河每一個城鎮都能從他的遊記中找到讚美：將陵（德州）運河上南北運輸商品極多，最多的是絲、香料。濟寧商業手工業很發達，“船隻多得令人難以相信”。徐州、邳州、清口、淮安商工農業都極發達，淮安的貨運可以通到40多個城市。寶應、高郵、揚州都是商業手工業為主的城市，很繁華。真州（儀徵）是運河通江口岸之一。長江上每年有20萬艘船航行，每船載重約50萬-150萬斤。真州是鹽、木料、麻等商品集散地。瓜州以工商業為主，產絲織品和農產品。蘇州是最大的工商業城市，杭州最繁華，“商人如此之多和如此之富，難以言語形容。”[16]
明永樂之後，官運之外，運河上商運逐漸增加，運河上開始設關收船稅，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左右，戶部從全國所收定額稅銀400萬兩，其中近1/3收自運河上往來的商船。[16]
北京的什剎海、後海一帶，包括積水潭，正是當年行船漕運的終點，千帆競泊，熱鬧繁華。積水潭的碼頭應該不止一個，環繞積水潭兩岸都可停泊，《馬可波羅遊記》中記載了元大都的繁華盛景。“比較大的碼頭、最熱鬧的景象應集中在離鼓樓最近的銀錠橋、菸袋斜街一帶，最盛時，積水潭舳艫蔽水，盛況空前。”[16]
當時的文人雅士彙集在積水潭邊賞酒作文，食肆、勾欄等迅速發展起來。“元代最著名的大都雜劇主要活躍在積水潭周圍，一批著名雜劇家聚集於此。”歷史學家們說，當時元大都的社會經濟文化幾乎全集中在積水潭。
北運河和南運河在天津會合，進海河最後流入渤海，漕運鼎盛時，天津到通州的北運河上，來往的漕船每年有2萬多艘、官兵12萬人次，商船3萬艘，運河的開通使一個小小的直沽寨成了遠近聞名的天津衛。[16]
明代漕運使運河通州碼頭盛極一時。明代運河漕船每年有12143只，共分十幫，由124處衛所12萬多軍士負責運輸，因路途遠近而規定各幫至通日期，有序不亂，大多漕船在通州空倉回航。各幫船於通州只許停留十天，最後一批船幫限定十月一日必須返歸。伴隨三月一日首幫漕船至通，亦有大批商船。開漕移師上將燃放“萬頭鞭”，數十檔花會競技，沿途商鋪施茶獻果，賈船擲銀捐物，繁鬧堪比京城各處廟會。清代沿襲此制，直到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最後一艘漕船離開通州碼頭，景象不再。[16]
十九世紀海運興起，以後隨著津浦鐵路通車，京杭運河的作用逐漸減小。黃河遷徙後，山東境內河段水源不足，河道淤淺，南北斷航，淤成平地。水量較大、通航條件較好的江蘇省境內一段，也只能通行小木帆船。[5]
社會
在社會領域，隨著制度的完善和規模的擴大，漕運逐漸突破其早期以政治功能為主體的窠臼，發揮著越來越廣泛的社會功能，成為維護王朝穩定和制衡社會的重要手段。尤其是古代社會中後期，統治者熟練而頻繁地利用漕運進行社會制衡與調控，消弭諸如重賦、災禍以及物價波動等造成的社會不安定因素。其突出的社會功能有二:一是糴與糶，一是賑濟災荒。唐宋時期，和糴已發展成為一種完善的制度，主要用以調節各地區由於豐歉等造成的收入、上供及糧食市場價格的不平衡。其中，宋代和糴完全是通過漕糧來實施的。明清兩代王朝，著力於漕糧在平糶方面的運用，成效突出。與唐宋不同的是，明清時期的平糶，主要是為了緩解糧食生產、災害等因素對市場造成的衝擊，完全是從調節市場、平抑物價出發。運用漕糧賑濟災荒，自秦漢始就已不乏成功案例。迄至明清，已成為朝廷的一項慣常舉措。[17]
京杭大運河顯示了中國古代水利航運工程技術領先於世界的卓越成就，留下了豐富的歷史文化遺存，孕育了一座座璀璨明珠般的名城古鎮，積澱了深厚悠久的文化底蘊，凝聚了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社會諸多領域的龐大信息。大運河與長城同是中華民族文化身份的象徵。[5]
政治
在政治領域，漕運始終是維繫歷代中央政權不可或缺的、最重要的物質基礎。特別是古代社會經濟重心南移後，出現了政治、軍事重心與經濟重心分離的狀況，漕運對於各王朝的政治、軍事意義更加突出。朝廷年復一年地進行著南糧北運，漕糧幾乎供應京城所有居住人員的日常食糧，並極大地支撐著整個中央政府機關的正常運轉。與此同時，漕糧成為支撐王朝軍事體系的重要物質力量，歷代分佈各地的龐大地方駐軍、漫長邊境線上的防禦與進攻、四方征討的各種戰事，許多都是以漕運作為強大物質後盾的。宋人張方平曾說：“今日之勢，國依兵而立，兵以食為命，食以漕運為本。”（張方平：《樂全集》卷23《論京師儲軍事》，四庫全書珍本初集，商務印書館）其他朝代何嘗不是如此！[17]
大運河的開掘加強南北交通和交流，鞏固中央政府對全國的統治，加強對江南地區的經濟建設，促進了中原文化和南方文化相融合，並且方便南糧北運。漕運之便，澤被沿運河兩岸，不少城市因之而興，積澱了深厚獨特的歷史文化底蘊。有人將大運河譽為“大地史詩”，它與萬里長城交相輝映，在中華大地上烙了一個巨大的“人”字，同為匯聚了中華民族祖先智慧與創造力的偉大結構。[5]
漕運在促進南北文化交流和區域社會開發等方面也有著不可忽視的作用。漕運是專制集權政治的產物，具有這種體制中的諸多劣根性；更為重要的是，漕運也是封建王朝攫取天下財富的手段之一，耗費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財力。因此，當中國步入近代社會後，漕運便在社會的鉅變中走向消亡。
歷史
編輯
背景
京杭大運河始建於春秋時期。春秋戰國時期開鑿運河基本都是為了征服他國的軍事行動服務的。例如吳王夫差命人開鑿邗溝的直接目的是為了運送軍隊北伐齊國，公元前360年魏惠王開鑿的鴻溝，基本都是為了征服他國的軍事行動服務的。[4]
隋王朝在天下統一後即做出了貫通南北運河的決定，其動機已超越了服務軍事行動的目的，因為此時天下已統一。隋開運河有經濟方面的動機。中國古代很長時期內，經濟重心一直在黃河流域，北方的經濟比南方進步。但到魏晉南北朝時期，社會發生了深刻變化。400多年的混亂使北方經濟受到嚴重的衝擊，與此相比，南方經濟獲得迅猛發展，成為全國經濟重心。隋統一全國後，格外重視這個地區，但隋定都長安，其政治中心不能伴隨經濟重心的發展變化南移。因此，國家需要加強對南方的管理，長安需要與富庶經濟區聯繫，需要南方糧食物資供應北方，不論是中央朝廷還是官僚貴族或是北方邊境。同時，長時期的分裂阻斷社會南北經濟的交流，而隨著生產力水平的提高，經濟的發展到這一時期已迫切要求南北經濟加強聯繫。[4]
隋開運河不僅僅有經濟方面的動機，也有政治方面的。魏晉南北朝時期是門閥世族大發展的時期，他們的力量相當強大。隋統一後，他們仍依恃其強大的勢力，企圖與中央政權抗衡。這一尖銳矛盾在江南地區一直存在，使隋政權面臨嚴重威脅，隋統治者要實施對南方的有效統治，貫通南北運河勢在必行。同時，北部邊境少數民族政權對隋亦是大患，隋王朝派出大量軍隊駐紮邊境，這些軍隊僅靠屯田是不夠的，必須依靠江淮和中原糧餉供應。路途遙遠，開鑿運河才是解決問題的關鍵。
隋以後的歷朝歷代，至清朝後期，無論是大一統時期政權，還是分裂時期的政權，都注重運河的疏鑿與完善，其動機無外乎經濟、政治、軍事等方面，充分利用運河漕運。以運河為基礎，建立龐大而複雜的漕運體系，將各地的物資源源不斷的輸往都城所在地，成了中華大地統治者主要手段之一。運河的修復改道，其緣由亦是現實中運河常常的淤堵以及不同政權的都城位置變化。至元代京杭大運河全線貫通，明、清兩代京杭大運河成為南北水運幹線。[4]
運河是由統治者主導開鑿整修而成，統治者們集合龐大的人力、物力開鑿運河的主要目的是為了漕運。運河是為了實實在在的漕運目的而生的，漕運是封建王朝的生命支持與動力供應系統，維持王朝的生命延續。由於海運的海盜、風浪等問題難以解決，在漕運史上運河水運是主要首選方案。開鑿運河是一件名符其實的功在當代、利在萬秋的偉舉，對修造者而言，其功效時隔不久就能顯現，給王朝帶來舉足輕重的影響。所以歷朝歷代有見識的統治者都非常重視運河的修造。[4]
建設
京杭大運河從公元前486年始鑿，距今已有2500多年的歷史，而秦始皇在嘉興境內開鑿的一條重要河道，也奠定了以後的江南運河走向。據《越絕書》記載，秦始皇從嘉興“治陵水道，到錢塘越地，通浙江”，運河及運河文化由此衍生。[5]
大運河開掘於春秋時期，完成於隋朝，繁榮於唐宋，取直於元代，疏通於明清。漫長的歲月裡，經歷三次較大的興修過程。最後一次的興修完成才稱作“京杭大運河”。[6]
- 春秋末期
地圖(9)
胥溪、胥浦是大運河最早成形的一段，是運河的萌芽時期，相傳是以吳國大夫伍子胥之名命名。當時統治長江下游一帶的吳國君主夫差，在吳國早已攻克楚國、越國之後，擋在他面前的只有齊國，夫差為了北伐齊國，爭奪中原霸主地位，他調集民夫開挖自今揚州向東北，經射陽湖到淮安入淮河的運河（即今裡運河），因途經邗城，故得名“邗溝”，全長170公里，把長江水引入淮河，成為大運河最早修建的一段，運河就是為水上運輸而生的。至戰國時代又先後開鑿了大溝（從今河南省原陽縣北引黃河南下，注入今鄭州市以東的圃田澤）和鴻溝，從而把江、淮、河、濟四水溝通起來。[7]
吳王此後在艾陵（今山東泰安）打敗齊國。前482年，在黃池（今河南封丘西南）率精銳大會諸侯，與晉爭霸，結果吳國被越國偷襲所滅。夫差雖然身死，但是他留下來的不僅有揚州的雛形，而且這些運河至今仍在使用。[7]
- 隋唐時期
京杭大運河是世界上里程最長、工程最大的古代運河，也是最古老的運河之一，與長城、坎兒井並稱為中國古代的三項偉大工程，並且使用至今，是中國古代勞動人民創造的一項偉大工程，是中國文化地位的象徵之一。大運河南起餘杭（今杭州），北到涿郡（今北京），途經今浙江、江蘇、山東、河北四省及天津、北京兩市，貫通海河、黃河、淮河、長江、錢塘江五大水系，全長約1797公里。運河對中國南北地區之間的經濟、文化與交流，特別對沿線地區工農業經濟的發展起了巨大作用。[1][2]
春秋吳國為伐齊國而開鑿，隋朝大幅度擴修並貫通至都城洛陽且連涿郡，元朝翻修時棄洛陽而取直至北京。開鑿到現在已有2500多年的歷史。2002年，大運河被納入了“南水北調”東線工程。2014年6月22日，第38屆世界遺產大會宣佈，中國大運河項目成功入選世界文化遺產名錄，成為第46個世界遺產項目。
2014年9月，通州、武清、香河三地水務部門已簽訂戰略合作協議，京杭大運河通州—香河—武清段有望實現復航，計劃於2017年實現初步通航，2020年正式通航。
京杭運河自北而南流經京、津2市和冀、魯、蘇、浙4省，貫通中國五大水系──海河、黃河、淮河、長江、錢塘江和一系列湖泊；從華北平原直達長江三角洲，地形平坦，河湖交織，沃野千里，自古是中國主要糧、棉、油、蠶桑、麻產區。人口稠密，農業集約化程度高，生產潛力大。迨至近代，京津、津浦、滬寧和滬杭鐵路及公路網相繼修建，與運河息息相通；沿線各地工業先後興起，城鎮密集，是中國經濟精華薈萃之地。[14]
京杭大運河沿線是中國最富庶的農業區之一，工業發達。在兗州、濟寧、滕州、豐縣、沛縣、徐州、邳州及兩淮等有大中型煤礦，連接上海、南京、徐州、鎮江、常州、無錫、蘇州、揚州、杭州等工業城市。為了使“黃金水道”產生“黃金”效益，沿線的魯、蘇、浙三省對大運河各段進行了整治、擴建和渠化，使千年古運河重新煥發了青春，成為中國僅次於長江的第二條“黃金水道”。運河沿線的主要港口有濟寧、徐州、邳州、泗陽、淮陰、淮安、寶應、高郵、揚州、鎮江、常州、無錫、蘇州、吳江和杭州等。
意義
經濟
京杭大運河(16)
元代會通河和通惠河開通後，京杭運河完成，明代進行了大規模整修，建立了完善的漕運管理制度，600年間，運河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南北交通要道，商運繁盛，運河兩岸興起數十座商業城鎮，對古代經濟的貢獻無法估量。[16]
元代開通海運，但是每年幾百萬石的漕糧、東南的貢賦和官吏商民每年不下億萬件的消費品都要過長江渡淮河，經會通河北運，海外運來的商品過境之後也是經運河到燕京，會通河得名會通，就是因為“江淮之漕，浮汶泗經達臨清，而商旅貿遷，遊宦往來往暨閩粵、交廣、邛 、川蜀，航海諸番貢 之入莫不由是而達”。[16]
由明而清，每年400萬石（1石約今天27市斤，400萬石大約有5萬4千多噸）的漕糧由運河北上，此外，每年數十萬匹蘇杭織造絲織品運抵京城，江寧、蘇州、杭州三個織造局，專辦御用官用的綢、緞、紗、羅、布匹。湖廣川黔等地的竹木浮江而下，入運河北上，到北京修宮殿，建宗廟。[16]
物產交流和經濟交流極大豐富起來，明代北方棉花種植很普遍，發達的紡織業在江南，結果自然是棉花南運，布匹北運，太湖流域號稱衣被天下，棉布和絲織品幾百年來一直是運河上的主要貨物。[16]
杭州、蘇州、揚州、淮安、濟寧、臨清、天津，這些運河邊上的城市，因此成為商品集散地，商業盛衰與運河始終。乾隆年間，蘇州胥門、閭門外的運河碼頭“各省都會客貨聚集，無物不有，自古稱為天下第一碼頭”。邵伯鎮以棉、夏、葛、標、黃草等布及米、豆、竹、木為主要貨物，被稱作“御長十里，客貨雲集，江北第一大鎮”。[16]
《馬可波羅遊記》中記載，他沿京杭大運河南行，輾轉於蘇杭，最終抵達刺桐港（福建泉州）。運河每一個城鎮都能從他的遊記中找到讚美：將陵（德州）運河上南北運輸商品極多，最多的是絲、香料。濟寧商業手工業很發達，“船隻多得令人難以相信”。徐州、邳州、清口、淮安商工農業都極發達，淮安的貨運可以通到40多個城市。寶應、高郵、揚州都是商業手工業為主的城市，很繁華。真州（儀徵）是運河通江口岸之一。長江上每年有20萬艘船航行，每船載重約50萬-150萬斤。真州是鹽、木料、麻等商品集散地。瓜州以工商業為主，產絲織品和農產品。蘇州是最大的工商業城市，杭州最繁華，“商人如此之多和如此之富，難以言語形容。”[16]
明永樂之後，官運之外，運河上商運逐漸增加，運河上開始設關收船稅，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左右，戶部從全國所收定額稅銀400萬兩，其中近1/3收自運河上往來的商船。[16]
北京的什剎海、後海一帶，包括積水潭，正是當年行船漕運的終點，千帆競泊，熱鬧繁華。積水潭的碼頭應該不止一個，環繞積水潭兩岸都可停泊，《馬可波羅遊記》中記載了元大都的繁華盛景。“比較大的碼頭、最熱鬧的景象應集中在離鼓樓最近的銀錠橋、菸袋斜街一帶，最盛時，積水潭舳艫蔽水，盛況空前。”[16]
當時的文人雅士彙集在積水潭邊賞酒作文，食肆、勾欄等迅速發展起來。“元代最著名的大都雜劇主要活躍在積水潭周圍，一批著名雜劇家聚集於此。”歷史學家們說，當時元大都的社會經濟文化幾乎全集中在積水潭。
北運河和南運河在天津會合，進海河最後流入渤海，漕運鼎盛時，天津到通州的北運河上，來往的漕船每年有2萬多艘、官兵12萬人次，商船3萬艘，運河的開通使一個小小的直沽寨成了遠近聞名的天津衛。[16]
明代漕運使運河通州碼頭盛極一時。明代運河漕船每年有12143只，共分十幫，由124處衛所12萬多軍士負責運輸，因路途遠近而規定各幫至通日期，有序不亂，大多漕船在通州空倉回航。各幫船於通州只許停留十天，最後一批船幫限定十月一日必須返歸。伴隨三月一日首幫漕船至通，亦有大批商船。開漕移師上將燃放“萬頭鞭”，數十檔花會競技，沿途商鋪施茶獻果，賈船擲銀捐物，繁鬧堪比京城各處廟會。清代沿襲此制，直到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最後一艘漕船離開通州碼頭，景象不再。[16]
十九世紀海運興起，以後隨著津浦鐵路通車，京杭運河的作用逐漸減小。黃河遷徙後，山東境內河段水源不足，河道淤淺，南北斷航，淤成平地。水量較大、通航條件較好的江蘇省境內一段，也只能通行小木帆船。[5]
社會
在社會領域，隨著制度的完善和規模的擴大，漕運逐漸突破其早期以政治功能為主體的窠臼，發揮著越來越廣泛的社會功能，成為維護王朝穩定和制衡社會的重要手段。尤其是古代社會中後期，統治者熟練而頻繁地利用漕運進行社會制衡與調控，消弭諸如重賦、災禍以及物價波動等造成的社會不安定因素。其突出的社會功能有二:一是糴與糶，一是賑濟災荒。唐宋時期，和糴已發展成為一種完善的制度，主要用以調節各地區由於豐歉等造成的收入、上供及糧食市場價格的不平衡。其中，宋代和糴完全是通過漕糧來實施的。明清兩代王朝，著力於漕糧在平糶方面的運用，成效突出。與唐宋不同的是，明清時期的平糶，主要是為了緩解糧食生產、災害等因素對市場造成的衝擊，完全是從調節市場、平抑物價出發。運用漕糧賑濟災荒，自秦漢始就已不乏成功案例。迄至明清，已成為朝廷的一項慣常舉措。[17]
京杭大運河顯示了中國古代水利航運工程技術領先於世界的卓越成就，留下了豐富的歷史文化遺存，孕育了一座座璀璨明珠般的名城古鎮，積澱了深厚悠久的文化底蘊，凝聚了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社會諸多領域的龐大信息。大運河與長城同是中華民族文化身份的象徵。[5]
政治
在政治領域，漕運始終是維繫歷代中央政權不可或缺的、最重要的物質基礎。特別是古代社會經濟重心南移後，出現了政治、軍事重心與經濟重心分離的狀況，漕運對於各王朝的政治、軍事意義更加突出。朝廷年復一年地進行著南糧北運，漕糧幾乎供應京城所有居住人員的日常食糧，並極大地支撐著整個中央政府機關的正常運轉。與此同時，漕糧成為支撐王朝軍事體系的重要物質力量，歷代分佈各地的龐大地方駐軍、漫長邊境線上的防禦與進攻、四方征討的各種戰事，許多都是以漕運作為強大物質後盾的。宋人張方平曾說：“今日之勢，國依兵而立，兵以食為命，食以漕運為本。”（張方平：《樂全集》卷23《論京師儲軍事》，四庫全書珍本初集，商務印書館）其他朝代何嘗不是如此！[17]
大運河的開掘加強南北交通和交流，鞏固中央政府對全國的統治，加強對江南地區的經濟建設，促進了中原文化和南方文化相融合，並且方便南糧北運。漕運之便，澤被沿運河兩岸，不少城市因之而興，積澱了深厚獨特的歷史文化底蘊。有人將大運河譽為“大地史詩”，它與萬里長城交相輝映，在中華大地上烙了一個巨大的“人”字，同為匯聚了中華民族祖先智慧與創造力的偉大結構。[5]
漕運在促進南北文化交流和區域社會開發等方面也有著不可忽視的作用。漕運是專制集權政治的產物，具有這種體制中的諸多劣根性；更為重要的是，漕運也是封建王朝攫取天下財富的手段之一，耗費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財力。因此，當中國步入近代社會後，漕運便在社會的鉅變中走向消亡。
歷史
編輯
背景
京杭大運河始建於春秋時期。春秋戰國時期開鑿運河基本都是為了征服他國的軍事行動服務的。例如吳王夫差命人開鑿邗溝的直接目的是為了運送軍隊北伐齊國，公元前360年魏惠王開鑿的鴻溝，基本都是為了征服他國的軍事行動服務的。[4]
隋王朝在天下統一後即做出了貫通南北運河的決定，其動機已超越了服務軍事行動的目的，因為此時天下已統一。隋開運河有經濟方面的動機。中國古代很長時期內，經濟重心一直在黃河流域，北方的經濟比南方進步。但到魏晉南北朝時期，社會發生了深刻變化。400多年的混亂使北方經濟受到嚴重的衝擊，與此相比，南方經濟獲得迅猛發展，成為全國經濟重心。隋統一全國後，格外重視這個地區，但隋定都長安，其政治中心不能伴隨經濟重心的發展變化南移。因此，國家需要加強對南方的管理，長安需要與富庶經濟區聯繫，需要南方糧食物資供應北方，不論是中央朝廷還是官僚貴族或是北方邊境。同時，長時期的分裂阻斷社會南北經濟的交流，而隨著生產力水平的提高，經濟的發展到這一時期已迫切要求南北經濟加強聯繫。[4]
隋開運河不僅僅有經濟方面的動機，也有政治方面的。魏晉南北朝時期是門閥世族大發展的時期，他們的力量相當強大。隋統一後，他們仍依恃其強大的勢力，企圖與中央政權抗衡。這一尖銳矛盾在江南地區一直存在，使隋政權面臨嚴重威脅，隋統治者要實施對南方的有效統治，貫通南北運河勢在必行。同時，北部邊境少數民族政權對隋亦是大患，隋王朝派出大量軍隊駐紮邊境，這些軍隊僅靠屯田是不夠的，必須依靠江淮和中原糧餉供應。路途遙遠，開鑿運河才是解決問題的關鍵。
隋以後的歷朝歷代，至清朝後期，無論是大一統時期政權，還是分裂時期的政權，都注重運河的疏鑿與完善，其動機無外乎經濟、政治、軍事等方面，充分利用運河漕運。以運河為基礎，建立龐大而複雜的漕運體系，將各地的物資源源不斷的輸往都城所在地，成了中華大地統治者主要手段之一。運河的修復改道，其緣由亦是現實中運河常常的淤堵以及不同政權的都城位置變化。至元代京杭大運河全線貫通，明、清兩代京杭大運河成為南北水運幹線。[4]
運河是由統治者主導開鑿整修而成，統治者們集合龐大的人力、物力開鑿運河的主要目的是為了漕運。運河是為了實實在在的漕運目的而生的，漕運是封建王朝的生命支持與動力供應系統，維持王朝的生命延續。由於海運的海盜、風浪等問題難以解決，在漕運史上運河水運是主要首選方案。開鑿運河是一件名符其實的功在當代、利在萬秋的偉舉，對修造者而言，其功效時隔不久就能顯現，給王朝帶來舉足輕重的影響。所以歷朝歷代有見識的統治者都非常重視運河的修造。[4]
建設
京杭大運河從公元前486年始鑿，距今已有2500多年的歷史，而秦始皇在嘉興境內開鑿的一條重要河道，也奠定了以後的江南運河走向。據《越絕書》記載，秦始皇從嘉興“治陵水道，到錢塘越地，通浙江”，運河及運河文化由此衍生。[5]
大運河開掘於春秋時期，完成於隋朝，繁榮於唐宋，取直於元代，疏通於明清。漫長的歲月裡，經歷三次較大的興修過程。最後一次的興修完成才稱作“京杭大運河”。[6]
- 春秋末期
地圖(9)
胥溪、胥浦是大運河最早成形的一段，是運河的萌芽時期，相傳是以吳國大夫伍子胥之名命名。當時統治長江下游一帶的吳國君主夫差，在吳國早已攻克楚國、越國之後，擋在他面前的只有齊國，夫差為了北伐齊國，爭奪中原霸主地位，他調集民夫開挖自今揚州向東北，經射陽湖到淮安入淮河的運河（即今裡運河），因途經邗城，故得名“邗溝”，全長170公里，把長江水引入淮河，成為大運河最早修建的一段，運河就是為水上運輸而生的。至戰國時代又先後開鑿了大溝（從今河南省原陽縣北引黃河南下，注入今鄭州市以東的圃田澤）和鴻溝，從而把江、淮、河、濟四水溝通起來。[7]
吳王此後在艾陵（今山東泰安）打敗齊國。前482年，在黃池（今河南封丘西南）率精銳大會諸侯，與晉爭霸，結果吳國被越國偷襲所滅。夫差雖然身死，但是他留下來的不僅有揚州的雛形，而且這些運河至今仍在使用。[7]
- 隋唐時期
隋運河分佈圖
“隋唐大運河”，分為四段：永濟渠、通濟渠、邗溝、江南河。[8]
在公元七世紀初隋煬帝統治後，遷都洛陽。為了控制江南廣大地區，使長江三角洲地區的豐富物資運往洛陽，隋煬帝於公元603年下令開鑿從洛陽經山東臨清至河北涿郡（今北京西南）長約1000公里的“永濟渠”；又於大業元年（公元605年）下令開鑿洛陽到江蘇清江（今淮安市）約1000公里長的“通濟渠”，直接溝通黃河與淮河的交通，並改造邗溝和江南運河；三年又開鑿永濟渠，北通涿郡，連同公元584年開鑿的廣通渠，形成多枝形運河系統。再於公元610年開鑿江蘇鎮江至浙江杭州（當時的對外貿易港）長約400公里的“江南運河”；同時對邗溝進行了改造。這樣，洛陽與杭州之間全長1700多公里的河道，可以直通船舶。[9]揚州是裡運河的名邑，隋煬帝時在城內開鑿運河，從此揚州成為南北交通樞紐，藉漕運之利，富甲江南，為中國最繁榮的地區之一。[10]
（1）廣通渠，從長安至潼關東通黃河。以渭水為主要水源。
（2）通濟渠，從洛陽溝通黃、淮兩大河流的水運。
（3）山陽瀆，北起淮水南岸的山陽（今江蘇淮安市淮安區），徑直向南，到江都（今揚州市）西南接長江。
（4）永濟渠，在黃河以北。從洛陽對岸的沁河口向北，直通涿郡（今北京市境）。
- 元明清時期
京杭大運河是世界上里程最長、工程最大的古代運河，也是最古老的運河之一，與長城、坎兒井並稱為中國古代的三項偉大工程，並且使用至今，是中國古代勞動人民創造的一項偉大工程，是中國文化地位的象徵之一。大運河南起餘杭（今杭州），北到涿郡（今北京），途經今浙江、江蘇、山東、河北四省及天津、北京兩市，貫通海河、黃河、淮河、長江、錢塘江五大水系，全長約1797公里。運河對中國南北地區之間的經濟、文化與交流，特別對沿線地區工農業經濟的發展起了巨大作用。[1][2]
春秋吳國為伐齊國而開鑿，隋朝大幅度擴修並貫通至都城洛陽且連涿郡，元朝翻修時棄洛陽而取直至北京。開鑿到現在已有2500多年的歷史。2002年，大運河被納入了“南水北調”東線工程。2014年6月22日，第38屆世界遺產大會宣佈，中國大運河項目成功入選世界文化遺產名錄，成為第46個世界遺產項目。
2014年9月，通州、武清、香河三地水務部門已簽訂戰略合作協議，京杭大運河通州—香河—武清段有望實現復航，計劃於2017年實現初步通航，2020年正式通航。
京杭運河自北而南流經京、津2市和冀、魯、蘇、浙4省，貫通中國五大水系──海河、黃河、淮河、長江、錢塘江和一系列湖泊；從華北平原直達長江三角洲，地形平坦，河湖交織，沃野千里，自古是中國主要糧、棉、油、蠶桑、麻產區。人口稠密，農業集約化程度高，生產潛力大。迨至近代，京津、津浦、滬寧和滬杭鐵路及公路網相繼修建，與運河息息相通；沿線各地工業先後興起，城鎮密集，是中國經濟精華薈萃之地。[14]
京杭大運河沿線是中國最富庶的農業區之一，工業發達。在兗州、濟寧、滕州、豐縣、沛縣、徐州、邳州及兩淮等有大中型煤礦，連接上海、南京、徐州、鎮江、常州、無錫、蘇州、揚州、杭州等工業城市。為了使“黃金水道”產生“黃金”效益，沿線的魯、蘇、浙三省對大運河各段進行了整治、擴建和渠化，使千年古運河重新煥發了青春，成為中國僅次於長江的第二條“黃金水道”。運河沿線的主要港口有濟寧、徐州、邳州、泗陽、淮陰、淮安、寶應、高郵、揚州、鎮江、常州、無錫、蘇州、吳江和杭州等。
意義
經濟
京杭大運河(16)
元代會通河和通惠河開通後，京杭運河完成，明代進行了大規模整修，建立了完善的漕運管理制度，600年間，運河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南北交通要道，商運繁盛，運河兩岸興起數十座商業城鎮，對古代經濟的貢獻無法估量。[16]
元代開通海運，但是每年幾百萬石的漕糧、東南的貢賦和官吏商民每年不下億萬件的消費品都要過長江渡淮河，經會通河北運，海外運來的商品過境之後也是經運河到燕京，會通河得名會通，就是因為“江淮之漕，浮汶泗經達臨清，而商旅貿遷，遊宦往來往暨閩粵、交廣、邛 、川蜀，航海諸番貢 之入莫不由是而達”。[16]
由明而清，每年400萬石（1石約今天27市斤，400萬石大約有5萬4千多噸）的漕糧由運河北上，此外，每年數十萬匹蘇杭織造絲織品運抵京城，江寧、蘇州、杭州三個織造局，專辦御用官用的綢、緞、紗、羅、布匹。湖廣川黔等地的竹木浮江而下，入運河北上，到北京修宮殿，建宗廟。[16]
物產交流和經濟交流極大豐富起來，明代北方棉花種植很普遍，發達的紡織業在江南，結果自然是棉花南運，布匹北運，太湖流域號稱衣被天下，棉布和絲織品幾百年來一直是運河上的主要貨物。[16]
杭州、蘇州、揚州、淮安、濟寧、臨清、天津，這些運河邊上的城市，因此成為商品集散地，商業盛衰與運河始終。乾隆年間，蘇州胥門、閭門外的運河碼頭“各省都會客貨聚集，無物不有，自古稱為天下第一碼頭”。邵伯鎮以棉、夏、葛、標、黃草等布及米、豆、竹、木為主要貨物，被稱作“御長十里，客貨雲集，江北第一大鎮”。[16]
《馬可波羅遊記》中記載，他沿京杭大運河南行，輾轉於蘇杭，最終抵達刺桐港（福建泉州）。運河每一個城鎮都能從他的遊記中找到讚美：將陵（德州）運河上南北運輸商品極多，最多的是絲、香料。濟寧商業手工業很發達，“船隻多得令人難以相信”。徐州、邳州、清口、淮安商工農業都極發達，淮安的貨運可以通到40多個城市。寶應、高郵、揚州都是商業手工業為主的城市，很繁華。真州（儀徵）是運河通江口岸之一。長江上每年有20萬艘船航行，每船載重約50萬-150萬斤。真州是鹽、木料、麻等商品集散地。瓜州以工商業為主，產絲織品和農產品。蘇州是最大的工商業城市，杭州最繁華，“商人如此之多和如此之富，難以言語形容。”[16]
明永樂之後，官運之外，運河上商運逐漸增加，運河上開始設關收船稅，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左右，戶部從全國所收定額稅銀400萬兩，其中近1/3收自運河上往來的商船。[16]
北京的什剎海、後海一帶，包括積水潭，正是當年行船漕運的終點，千帆競泊，熱鬧繁華。積水潭的碼頭應該不止一個，環繞積水潭兩岸都可停泊，《馬可波羅遊記》中記載了元大都的繁華盛景。“比較大的碼頭、最熱鬧的景象應集中在離鼓樓最近的銀錠橋、菸袋斜街一帶，最盛時，積水潭舳艫蔽水，盛況空前。”[16]
當時的文人雅士彙集在積水潭邊賞酒作文，食肆、勾欄等迅速發展起來。“元代最著名的大都雜劇主要活躍在積水潭周圍，一批著名雜劇家聚集於此。”歷史學家們說，當時元大都的社會經濟文化幾乎全集中在積水潭。
北運河和南運河在天津會合，進海河最後流入渤海，漕運鼎盛時，天津到通州的北運河上，來往的漕船每年有2萬多艘、官兵12萬人次，商船3萬艘，運河的開通使一個小小的直沽寨成了遠近聞名的天津衛。[16]
明代漕運使運河通州碼頭盛極一時。明代運河漕船每年有12143只，共分十幫，由124處衛所12萬多軍士負責運輸，因路途遠近而規定各幫至通日期，有序不亂，大多漕船在通州空倉回航。各幫船於通州只許停留十天，最後一批船幫限定十月一日必須返歸。伴隨三月一日首幫漕船至通，亦有大批商船。開漕移師上將燃放“萬頭鞭”，數十檔花會競技，沿途商鋪施茶獻果，賈船擲銀捐物，繁鬧堪比京城各處廟會。清代沿襲此制，直到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最後一艘漕船離開通州碼頭，景象不再。[16]
十九世紀海運興起，以後隨著津浦鐵路通車，京杭運河的作用逐漸減小。黃河遷徙後，山東境內河段水源不足，河道淤淺，南北斷航，淤成平地。水量較大、通航條件較好的江蘇省境內一段，也只能通行小木帆船。[5]
社會
在社會領域，隨著制度的完善和規模的擴大，漕運逐漸突破其早期以政治功能為主體的窠臼，發揮著越來越廣泛的社會功能，成為維護王朝穩定和制衡社會的重要手段。尤其是古代社會中後期，統治者熟練而頻繁地利用漕運進行社會制衡與調控，消弭諸如重賦、災禍以及物價波動等造成的社會不安定因素。其突出的社會功能有二:一是糴與糶，一是賑濟災荒。唐宋時期，和糴已發展成為一種完善的制度，主要用以調節各地區由於豐歉等造成的收入、上供及糧食市場價格的不平衡。其中，宋代和糴完全是通過漕糧來實施的。明清兩代王朝，著力於漕糧在平糶方面的運用，成效突出。與唐宋不同的是，明清時期的平糶，主要是為了緩解糧食生產、災害等因素對市場造成的衝擊，完全是從調節市場、平抑物價出發。運用漕糧賑濟災荒，自秦漢始就已不乏成功案例。迄至明清，已成為朝廷的一項慣常舉措。[17]
京杭大運河顯示了中國古代水利航運工程技術領先於世界的卓越成就，留下了豐富的歷史文化遺存，孕育了一座座璀璨明珠般的名城古鎮，積澱了深厚悠久的文化底蘊，凝聚了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社會諸多領域的龐大信息。大運河與長城同是中華民族文化身份的象徵。[5]
政治
在政治領域，漕運始終是維繫歷代中央政權不可或缺的、最重要的物質基礎。特別是古代社會經濟重心南移後，出現了政治、軍事重心與經濟重心分離的狀況，漕運對於各王朝的政治、軍事意義更加突出。朝廷年復一年地進行著南糧北運，漕糧幾乎供應京城所有居住人員的日常食糧，並極大地支撐著整個中央政府機關的正常運轉。與此同時，漕糧成為支撐王朝軍事體系的重要物質力量，歷代分佈各地的龐大地方駐軍、漫長邊境線上的防禦與進攻、四方征討的各種戰事，許多都是以漕運作為強大物質後盾的。宋人張方平曾說：“今日之勢，國依兵而立，兵以食為命，食以漕運為本。”（張方平：《樂全集》卷23《論京師儲軍事》，四庫全書珍本初集，商務印書館）其他朝代何嘗不是如此！[17]
大運河的開掘加強南北交通和交流，鞏固中央政府對全國的統治，加強對江南地區的經濟建設，促進了中原文化和南方文化相融合，並且方便南糧北運。漕運之便，澤被沿運河兩岸，不少城市因之而興，積澱了深厚獨特的歷史文化底蘊。有人將大運河譽為“大地史詩”，它與萬里長城交相輝映，在中華大地上烙了一個巨大的“人”字，同為匯聚了中華民族祖先智慧與創造力的偉大結構。[5]
漕運在促進南北文化交流和區域社會開發等方面也有著不可忽視的作用。漕運是專制集權政治的產物，具有這種體制中的諸多劣根性；更為重要的是，漕運也是封建王朝攫取天下財富的手段之一，耗費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財力。因此，當中國步入近代社會後，漕運便在社會的鉅變中走向消亡。
歷史
編輯
背景
京杭大運河始建於春秋時期。春秋戰國時期開鑿運河基本都是為了征服他國的軍事行動服務的。例如吳王夫差命人開鑿邗溝的直接目的是為了運送軍隊北伐齊國，公元前360年魏惠王開鑿的鴻溝，基本都是為了征服他國的軍事行動服務的。[4]
隋王朝在天下統一後即做出了貫通南北運河的決定，其動機已超越了服務軍事行動的目的，因為此時天下已統一。隋開運河有經濟方面的動機。中國古代很長時期內，經濟重心一直在黃河流域，北方的經濟比南方進步。但到魏晉南北朝時期，社會發生了深刻變化。400多年的混亂使北方經濟受到嚴重的衝擊，與此相比，南方經濟獲得迅猛發展，成為全國經濟重心。隋統一全國後，格外重視這個地區，但隋定都長安，其政治中心不能伴隨經濟重心的發展變化南移。因此，國家需要加強對南方的管理，長安需要與富庶經濟區聯繫，需要南方糧食物資供應北方，不論是中央朝廷還是官僚貴族或是北方邊境。同時，長時期的分裂阻斷社會南北經濟的交流，而隨著生產力水平的提高，經濟的發展到這一時期已迫切要求南北經濟加強聯繫。[4]
隋開運河不僅僅有經濟方面的動機，也有政治方面的。魏晉南北朝時期是門閥世族大發展的時期，他們的力量相當強大。隋統一後，他們仍依恃其強大的勢力，企圖與中央政權抗衡。這一尖銳矛盾在江南地區一直存在，使隋政權面臨嚴重威脅，隋統治者要實施對南方的有效統治，貫通南北運河勢在必行。同時，北部邊境少數民族政權對隋亦是大患，隋王朝派出大量軍隊駐紮邊境，這些軍隊僅靠屯田是不夠的，必須依靠江淮和中原糧餉供應。路途遙遠，開鑿運河才是解決問題的關鍵。
隋以後的歷朝歷代，至清朝後期，無論是大一統時期政權，還是分裂時期的政權，都注重運河的疏鑿與完善，其動機無外乎經濟、政治、軍事等方面，充分利用運河漕運。以運河為基礎，建立龐大而複雜的漕運體系，將各地的物資源源不斷的輸往都城所在地，成了中華大地統治者主要手段之一。運河的修復改道，其緣由亦是現實中運河常常的淤堵以及不同政權的都城位置變化。至元代京杭大運河全線貫通，明、清兩代京杭大運河成為南北水運幹線。[4]
運河是由統治者主導開鑿整修而成，統治者們集合龐大的人力、物力開鑿運河的主要目的是為了漕運。運河是為了實實在在的漕運目的而生的，漕運是封建王朝的生命支持與動力供應系統，維持王朝的生命延續。由於海運的海盜、風浪等問題難以解決，在漕運史上運河水運是主要首選方案。開鑿運河是一件名符其實的功在當代、利在萬秋的偉舉，對修造者而言，其功效時隔不久就能顯現，給王朝帶來舉足輕重的影響。所以歷朝歷代有見識的統治者都非常重視運河的修造。[4]
建設
京杭大運河從公元前486年始鑿，距今已有2500多年的歷史，而秦始皇在嘉興境內開鑿的一條重要河道，也奠定了以後的江南運河走向。據《越絕書》記載，秦始皇從嘉興“治陵水道，到錢塘越地，通浙江”，運河及運河文化由此衍生。[5]
大運河開掘於春秋時期，完成於隋朝，繁榮於唐宋，取直於元代，疏通於明清。漫長的歲月裡，經歷三次較大的興修過程。最後一次的興修完成才稱作“京杭大運河”。[6]
- 春秋末期
地圖(9)
胥溪、胥浦是大運河最早成形的一段，是運河的萌芽時期，相傳是以吳國大夫伍子胥之名命名。當時統治長江下游一帶的吳國君主夫差，在吳國早已攻克楚國、越國之後，擋在他面前的只有齊國，夫差為了北伐齊國，爭奪中原霸主地位，他調集民夫開挖自今揚州向東北，經射陽湖到淮安入淮河的運河（即今裡運河），因途經邗城，故得名“邗溝”，全長170公里，把長江水引入淮河，成為大運河最早修建的一段，運河就是為水上運輸而生的。至戰國時代又先後開鑿了大溝（從今河南省原陽縣北引黃河南下，注入今鄭州市以東的圃田澤）和鴻溝，從而把江、淮、河、濟四水溝通起來。[7]
吳王此後在艾陵（今山東泰安）打敗齊國。前482年，在黃池（今河南封丘西南）率精銳大會諸侯，與晉爭霸，結果吳國被越國偷襲所滅。夫差雖然身死，但是他留下來的不僅有揚州的雛形，而且這些運河至今仍在使用。[7]
- 隋唐時期
隋運河分佈圖
“隋唐大運河”，分為四段：永濟渠、通濟渠、邗溝、江南河。[8]
在公元七世紀初隋煬帝統治後，遷都洛陽。為了控制江南廣大地區，使長江三角洲地區的豐富物資運往洛陽，隋煬帝於公元603年下令開鑿從洛陽經山東臨清至河北涿郡（今北京西南）長約1000公里的“永濟渠”；又於大業元年（公元605年）下令開鑿洛陽到江蘇清江（今淮安市）約1000公里長的“通濟渠”，直接溝通黃河與淮河的交通，並改造邗溝和江南運河；三年又開鑿永濟渠，北通涿郡，連同公元584年開鑿的廣通渠，形成多枝形運河系統。再於公元610年開鑿江蘇鎮江至浙江杭州（當時的對外貿易港）長約400公里的“江南運河”；同時對邗溝進行了改造。這樣，洛陽與杭州之間全長1700多公里的河道，可以直通船舶。[9]揚州是裡運河的名邑，隋煬帝時在城內開鑿運河，從此揚州成為南北交通樞紐，藉漕運之利，富甲江南，為中國最繁榮的地區之一。[10]
（1）廣通渠，從長安至潼關東通黃河。以渭水為主要水源。
（2）通濟渠，從洛陽溝通黃、淮兩大河流的水運。
（3）山陽瀆，北起淮水南岸的山陽（今江蘇淮安市淮安區），徑直向南，到江都（今揚州市）西南接長江。
（4）永濟渠，在黃河以北。從洛陽對岸的沁河口向北，直通涿郡（今北京市境）。
- 元明清時期
京杭大運河
在十三世紀末元朝定都北京後，為了使南北相連，不再繞道洛陽，必須開鑿運河把糧食從南方運到北方。為此先後開鑿了三段河道，把原來以洛陽為中心的隋代橫向運河，修築成以大都為中心，南下直達杭州的縱向大運河，元朝花了10年時間，先後開挖了“洛州河”和“會通河”，把天津至江蘇清江之間的天然河道和湖泊連接起來，清江以南接邗溝和江南運河，直達杭州。而北京與天津之間，原有運河已廢，又新修“通惠河”。這樣，新的京杭大運河比繞道洛陽的隋唐大運河縮短了九百多公里。[11]
元代開鑿的重點段一是山東境內泗水至衛河段，一是大都至通州段。至元（元世祖忽必烈年號）十八年（公元1281年）開濟州河，從任城（濟寧市）至須城（東平縣）安山，長75公里；至元二十六年（1289）開會通河，從安山西南開渠。由壽張西北至臨清，長125公里；至元二十九年（1292）開通惠河，引京西昌平諸水入大都城，東出至通州入白河，長25公里。至元三十年（1293）元代大運河全線通航，漕船可由杭州直達大都，成為今京杭運河的前身。[11]
京杭大運河按地理位置分為七段：北京到通州區稱通惠河，自昌平縣白浮村神山泉經甕山泊（今昆明湖）至積水潭、中南海，自文明門（今崇文門）外向東，在今天的朝陽區楊閘村向東南折，至通州高麗莊（今張家灣村）入潞河（今北運河故道），長82公里；通州區到天津稱北運河，長186公里；天津到臨清稱南運河，長400公里；臨清到臺兒莊稱魯運河，長約500公里；臺兒莊到淮安稱中運河，長186公里；淮安到瓜洲稱裡運河，長約180公里；鎮江到杭州稱江南運河，長約330公里。[11]
明、清兩代維持元運河的基礎，明時重新疏浚元末已淤廢的山東境內河段，從明中葉到清前期，在山東微山湖的夏鎮（今微山縣）至清江浦（今淮安）間，進行了黃運分離的開泇口運河、通濟新河、中河等運河工程，並在江淮之間開挖月河，進行了湖漕分離的工程。京杭大運河作為南北的交通大動脈，歷史上曾起過巨大作用。運河的通航，促進了沿岸城市的迅速發展。[11]
通州古詩云：一支塔影認通州。燃燈塔矗立在大運河的北端，是京門通州的標誌性建築。天津北運河和南運河在天津會師，又在這裡被海河一齊送入渤海。據記載，漕運發達時期，從天津到通州的北運河上每年要承載2萬艘運糧的漕船，官兵12萬人次，連同商船共3萬艘。水道的開通使小小的直沽寨很快發展成了遠近聞名的“天津衛”。鎮江、揚州長江和京杭大運河的交匯處。聊城湖、河水面積占城區的三分之一，被稱為“中國北方威尼斯”，在北方城市裡非常少見，這其中就有京杭大運河的功勞。蘇州“蘇湖熟，天下足”。運河的開通，使蘇州水多糧豐。現有京杭大運河蘇杭段客運航線往返。淮安大運河的入淮口，運河東岸古鎮碼頭下便是《西遊記》的作者吳承恩的故居。[12]
- 近現代
1842年，英軍在鴉片戰爭中決勝的一戰，就是奪取京杭大運河與長江交匯處的鎮江，封鎖漕運，使道光皇帝迅速作出求和的決定，不久簽訂了《中英南京條約》。
1853年後，太平天國佔據南京和安徽沿江一帶十多年，運河漕運被迫中斷。戰爭極其慘烈，期間沿線主要城市都遭受重創，部分甚至全部焚燬。
1855年黃河改道後，運河山東段逐漸淤廢。從此漕運主要改經海路。
1872年，輪船招商局在上海成立，正式用輪船承運漕糧。
1904年，漕運總督也被撤廢。
1911年，津浦鐵路全線通車。從此京杭大運河以及沿線城市的地位一落千丈。
解放後對運河進行了大規模整修，使其重新發揮航運、灌溉、防洪和排澇的多種作用，部分河段已進行拓寬加深，裁彎取直，新建了許多現代化碼頭和船閘，航運條件有所改善。季節性的通航里程已達1100多千米。江蘇邳縣以南的660多千米航道，500噸的船隊可以暢通無阻。[13]
1988年底建成的京杭運河和錢塘江溝通工程已將江、河、海銜接起來。
2002年，原本只負責通航的京杭大運河被納入了“南水北調”三線工程之一，成為中國南水北調東線工程的重要環節和通道，通過它長江下游的水得以送到北部缺水的山東和河北等地。[14]
運用
京杭大運河貫通之後以其特有的溝通功能將全國的政治中心與經濟重心連接在一起，將不同江河流域的生產區域聯繫在一起。封建王朝當權者以它為基礎建立了將各地物資輸往都城的歷時千年的漕運體系，維持著王朝的生命。[4]
漕運之中圍繞運河的水運，相關的漕糧調配、收繳、發送、押運、下卸、進倉儲備等方面，在實際的過程中從實際出發不斷因地制宜更新發展，使得漕運體系發展起來，幾經變化。每一變化都是總結實踐中的經驗教訓實事求是解決問題發展而來。如唐朝宰相裴耀卿改“直達運輸法”為“分段運輸法”，即水通則漕運，水淺則儲倉，設糧倉於運河沿岸。這樣，漕船既不停滯，漕糧也無損耗，極大提高漕運量。唐後期在“分段運輸法”的基礎上創“轉搬法”分段接運，改民運為官運，改散運為標準麻袋盛裝，船隻編組等等，集裝化系統化運輸。建立漕運獎勵制度，以鹽利為漕傭，解決漕運經費問題。這些創新切實促進漕運的發展。宋、元、明、清在漕運方面根據運河的實際狀況也不斷革新方法，以便更好地發揮運河的作用。[4]
統治者對運河的使用到明清時期也發生著務實的變化。明清時代，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社會的市場行為日益增多，南北物資交流的需求大增，漕運一方面帶動刺激了運河沿岸商業活動的發展，另一方面，漕運本身越來越商業化。先是漕運中私帶貨物，由少到多。朝廷見禁不住，轉而主動明確允許漕船北上時可以附帶一定的貨物，漕船南返時允許載客運輸。這種漕運政策的變化是政府務實的做法。一方面，漕船走私已是既存事實，沒法遏止，另一方面可以補貼漕工的生計，同時，官紳大賈們也有這種需求。漕船所帶貨物數額日益增長，漕船貿易日趨活躍，運河沿岸興起了很多商業城鎮。如通州、直沽（即天津）、滄州、德州、臨清、徐州、淮安等。南方的絲綢、茶葉、糖、竹、木、漆、陶瓷等源源不斷運往北方，北方的松木、皮貨、煤炭、雜品等也不斷由運河南下。大運河雖為漕運所開，但當時代對之有商運需求時，統治者也與時俱進使之成為商運之河、民運之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