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崇自然天成貶抑閉門覓句之千古文藝理論名篇《論詩三十首》'
《論詩三十首》
（元好問 金元之際）
元好問的《論詩三十首》是繼杜甫之後運用絕句形式比較系統地闡發詩歌理論的著名組詩，他評論了自漢魏至宋代的許多著名作家和流派，表明了他的文學觀點，對後世有重要影響。
第一首
漢謠魏什久紛紜，正體無人與細論。
誰是詩中疏鑿手？暫教涇渭各清渾。
這是元好問《論詩三十首》的第一首，表明了他寫這組論詩詩的動機、目的和標準。元好問以《詩經》的風雅傳統為“正體”，認為漢樂府和建安文學是這一傳統的繼續，他針對宋金詩壇上的一些弊病和“偽體”盛行、漢魏詩歌傳統的淆亂，以“詩中疏鑿手”為己任，要在縱覽詩歌創作的歷史中正本清源，區別正偽，使之涇渭分明，從而廓清詩歌發展的正確方向。
第二首
曹劉坐嘯虎生風，四海無人角兩雄。
可惜幷州劉越石，不教橫槊建安中。
這首詩反映了元好問推崇建安詩人劉琨的具有雄渾剛健風骨之美的詩歌。他首推曹植和建安七子之一的劉楨為詩中“兩雄”，以“坐嘯虎生風”形象地比喻他們的詩歌風格雄壯似虎。曹、劉是建安風骨的傑出代表，鍾嶸評曹植的詩“其源出於國風，骨氣奇高，詞采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粲溢今古，卓爾不群”，評劉楨“其源出於古詩。仗氣愛奇，動多振豔，真骨凌霜，高風跨俗”。 標舉曹劉，實際上是標舉了他們所代表的內容充實、慷慨剛健、風清骨俊的建安文學的優良傳統。
西晉詩人劉琨，被認為“雅壯而多風”，有“清拔之氣”。元好問推出劉琨，正是從其可比建安諸子的慷慨悲壯，梗概多氣的藝術風格著眼的。
《論詩三十首》
（元好問 金元之際）
元好問的《論詩三十首》是繼杜甫之後運用絕句形式比較系統地闡發詩歌理論的著名組詩，他評論了自漢魏至宋代的許多著名作家和流派，表明了他的文學觀點，對後世有重要影響。
第一首
漢謠魏什久紛紜，正體無人與細論。
誰是詩中疏鑿手？暫教涇渭各清渾。
這是元好問《論詩三十首》的第一首，表明了他寫這組論詩詩的動機、目的和標準。元好問以《詩經》的風雅傳統為“正體”，認為漢樂府和建安文學是這一傳統的繼續，他針對宋金詩壇上的一些弊病和“偽體”盛行、漢魏詩歌傳統的淆亂，以“詩中疏鑿手”為己任，要在縱覽詩歌創作的歷史中正本清源，區別正偽，使之涇渭分明，從而廓清詩歌發展的正確方向。
第二首
曹劉坐嘯虎生風，四海無人角兩雄。
可惜幷州劉越石，不教橫槊建安中。
這首詩反映了元好問推崇建安詩人劉琨的具有雄渾剛健風骨之美的詩歌。他首推曹植和建安七子之一的劉楨為詩中“兩雄”，以“坐嘯虎生風”形象地比喻他們的詩歌風格雄壯似虎。曹、劉是建安風骨的傑出代表，鍾嶸評曹植的詩“其源出於國風，骨氣奇高，詞采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粲溢今古，卓爾不群”，評劉楨“其源出於古詩。仗氣愛奇，動多振豔，真骨凌霜，高風跨俗”。 標舉曹劉，實際上是標舉了他們所代表的內容充實、慷慨剛健、風清骨俊的建安文學的優良傳統。
西晉詩人劉琨，被認為“雅壯而多風”，有“清拔之氣”。元好問推出劉琨，正是從其可比建安諸子的慷慨悲壯，梗概多氣的藝術風格著眼的。
第三首
鄴下風流在晉多，壯懷猶見缺壺歌。
風雲若恨張華少，溫李新聲奈若何。
元好問認為西晉詩壇中繼承了建安文風的有不少，建安風骨的影響還是比較大，但也有了“兒女情多，風雲氣少”的詩歌。建安風骨是元好問所肯定的詩歌風格，所以他以張華為例，認為張華雖然以其詩綺靡婉豔，文字妍冶而名高一時，但是缺乏豪壯慷慨之氣，至於到了晚唐的溫庭筠、李商隱，更是兒女情長，風格婉約。“奈若何”句表明了元好問對綺靡文風的不滿情緒，對詩歌綺靡文風的發展的認識。
第四首
一語天然萬古新，豪華落盡見真淳。
南窗白日羲皇上，未害淵明是晉人。
這首詩是元好問評晉代詩人陶淵明。出於對當時詩壇雕琢粉飾、矯揉造作詩風的反感，元好問評論晉代詩人陶淵明時前兩句說：“一語天然萬古新，豪華落盡見真淳。”元好問崇尚陶淵明詩歌自然天成而無人工痕跡，清新真淳而無雕琢之弊。陶淵明的詩句自然質樸不假修飾，剝盡鉛華膩粉，獨見真率之情志，具有真淳雋永、萬古常新的永恆魅力，是元好問心儀的詩的最高境界。如陶淵明的《飲酒》“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歸田園居》等都體現了陶淵明崇尚自然的人生旨趣和藝術特徵。
《論詩三十首》
（元好問 金元之際）
元好問的《論詩三十首》是繼杜甫之後運用絕句形式比較系統地闡發詩歌理論的著名組詩，他評論了自漢魏至宋代的許多著名作家和流派，表明了他的文學觀點，對後世有重要影響。
第一首
漢謠魏什久紛紜，正體無人與細論。
誰是詩中疏鑿手？暫教涇渭各清渾。
這是元好問《論詩三十首》的第一首，表明了他寫這組論詩詩的動機、目的和標準。元好問以《詩經》的風雅傳統為“正體”，認為漢樂府和建安文學是這一傳統的繼續，他針對宋金詩壇上的一些弊病和“偽體”盛行、漢魏詩歌傳統的淆亂，以“詩中疏鑿手”為己任，要在縱覽詩歌創作的歷史中正本清源，區別正偽，使之涇渭分明，從而廓清詩歌發展的正確方向。
第二首
曹劉坐嘯虎生風，四海無人角兩雄。
可惜幷州劉越石，不教橫槊建安中。
這首詩反映了元好問推崇建安詩人劉琨的具有雄渾剛健風骨之美的詩歌。他首推曹植和建安七子之一的劉楨為詩中“兩雄”，以“坐嘯虎生風”形象地比喻他們的詩歌風格雄壯似虎。曹、劉是建安風骨的傑出代表，鍾嶸評曹植的詩“其源出於國風，骨氣奇高，詞采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粲溢今古，卓爾不群”，評劉楨“其源出於古詩。仗氣愛奇，動多振豔，真骨凌霜，高風跨俗”。 標舉曹劉，實際上是標舉了他們所代表的內容充實、慷慨剛健、風清骨俊的建安文學的優良傳統。
西晉詩人劉琨，被認為“雅壯而多風”，有“清拔之氣”。元好問推出劉琨，正是從其可比建安諸子的慷慨悲壯，梗概多氣的藝術風格著眼的。
第三首
鄴下風流在晉多，壯懷猶見缺壺歌。
風雲若恨張華少，溫李新聲奈若何。
元好問認為西晉詩壇中繼承了建安文風的有不少，建安風骨的影響還是比較大，但也有了“兒女情多，風雲氣少”的詩歌。建安風骨是元好問所肯定的詩歌風格，所以他以張華為例，認為張華雖然以其詩綺靡婉豔，文字妍冶而名高一時，但是缺乏豪壯慷慨之氣，至於到了晚唐的溫庭筠、李商隱，更是兒女情長，風格婉約。“奈若何”句表明了元好問對綺靡文風的不滿情緒，對詩歌綺靡文風的發展的認識。
第四首
一語天然萬古新，豪華落盡見真淳。
南窗白日羲皇上，未害淵明是晉人。
這首詩是元好問評晉代詩人陶淵明。出於對當時詩壇雕琢粉飾、矯揉造作詩風的反感，元好問評論晉代詩人陶淵明時前兩句說：“一語天然萬古新，豪華落盡見真淳。”元好問崇尚陶淵明詩歌自然天成而無人工痕跡，清新真淳而無雕琢之弊。陶淵明的詩句自然質樸不假修飾，剝盡鉛華膩粉，獨見真率之情志，具有真淳雋永、萬古常新的永恆魅力，是元好問心儀的詩的最高境界。如陶淵明的《飲酒》“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歸田園居》等都體現了陶淵明崇尚自然的人生旨趣和藝術特徵。
第五首
縱橫詩筆見高情，何物能澆塊壘平？
老阮不狂誰會得？出門一笑大江橫。
這首詩評論了西晉正始詩人阮籍。阮籍所處時代正是魏晉易代之際，司馬氏屠殺異己，形成恐怖的政治局面。阮籍本有濟世之志，但不滿司馬氏的統治，姑以酣飲和故作曠達來逃避迫害，做出了不少驚世駭俗的事情，世人以為阮籍狂、痴。但元好問深知阮籍“不狂”，看到了阮籍心中的“塊壘”，認識到了阮籍詩中的真情鬱氣（“高情”）。元好問認為阮籍的詩筆縱橫，如長江奔流，神與俱遠，正是他高尚情懷、胸中不平之氣的表現。這說明元好問認識到了寫詩須有真情實感，反映了他對阮籍狂放品格的稱許，對阮籍在黑暗統治下隱約曲折、興寄深遠的風格也是肯定的。
第六首
心畫心聲總失真，文章寧復見為人。
高情千古閒居賦，爭信安仁拜路塵！
這首絕句通過評論西晉太康詩人潘岳批評、嘲諷潘岳做人做詩的二重性格。元好問從詩寫真情出發，鄙視詩寫假話，言不由衷的作品。潘岳的作品描繪自己淡於利祿，忘懷功名，情志高潔，曾經名重一時，傳誦千古。但是他的實際為人，卻是躁求榮利，趨炎附勢，鑽營利祿，諂媚權貴的無恥小人。因此元好問認為，揚雄說的“心畫心聲”，以文識人是不可靠的，會“失真”，即言不真誠，言行不一的問題。識人，不能只觀其文，還要看是否言行一致，心口如一。所謂“言為心聲”、“文如其人”，不能絕對化，因為人的思想感情是複雜的、充滿矛盾、發展變化的，有時也會出現假象。這樣就要善於分析複雜的矛盾現象，善於識別假象，才能獲得正確的認識。詩歌史上詩與人不統一的現象不獨潘岳，元好問的鍼砭是深刻的。
《論詩三十首》
（元好問 金元之際）
元好問的《論詩三十首》是繼杜甫之後運用絕句形式比較系統地闡發詩歌理論的著名組詩，他評論了自漢魏至宋代的許多著名作家和流派，表明了他的文學觀點，對後世有重要影響。
第一首
漢謠魏什久紛紜，正體無人與細論。
誰是詩中疏鑿手？暫教涇渭各清渾。
這是元好問《論詩三十首》的第一首，表明了他寫這組論詩詩的動機、目的和標準。元好問以《詩經》的風雅傳統為“正體”，認為漢樂府和建安文學是這一傳統的繼續，他針對宋金詩壇上的一些弊病和“偽體”盛行、漢魏詩歌傳統的淆亂，以“詩中疏鑿手”為己任，要在縱覽詩歌創作的歷史中正本清源，區別正偽，使之涇渭分明，從而廓清詩歌發展的正確方向。
第二首
曹劉坐嘯虎生風，四海無人角兩雄。
可惜幷州劉越石，不教橫槊建安中。
這首詩反映了元好問推崇建安詩人劉琨的具有雄渾剛健風骨之美的詩歌。他首推曹植和建安七子之一的劉楨為詩中“兩雄”，以“坐嘯虎生風”形象地比喻他們的詩歌風格雄壯似虎。曹、劉是建安風骨的傑出代表，鍾嶸評曹植的詩“其源出於國風，骨氣奇高，詞采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粲溢今古，卓爾不群”，評劉楨“其源出於古詩。仗氣愛奇，動多振豔，真骨凌霜，高風跨俗”。 標舉曹劉，實際上是標舉了他們所代表的內容充實、慷慨剛健、風清骨俊的建安文學的優良傳統。
西晉詩人劉琨，被認為“雅壯而多風”，有“清拔之氣”。元好問推出劉琨，正是從其可比建安諸子的慷慨悲壯，梗概多氣的藝術風格著眼的。
第三首
鄴下風流在晉多，壯懷猶見缺壺歌。
風雲若恨張華少，溫李新聲奈若何。
元好問認為西晉詩壇中繼承了建安文風的有不少，建安風骨的影響還是比較大，但也有了“兒女情多，風雲氣少”的詩歌。建安風骨是元好問所肯定的詩歌風格，所以他以張華為例，認為張華雖然以其詩綺靡婉豔，文字妍冶而名高一時，但是缺乏豪壯慷慨之氣，至於到了晚唐的溫庭筠、李商隱，更是兒女情長，風格婉約。“奈若何”句表明了元好問對綺靡文風的不滿情緒，對詩歌綺靡文風的發展的認識。
第四首
一語天然萬古新，豪華落盡見真淳。
南窗白日羲皇上，未害淵明是晉人。
這首詩是元好問評晉代詩人陶淵明。出於對當時詩壇雕琢粉飾、矯揉造作詩風的反感，元好問評論晉代詩人陶淵明時前兩句說：“一語天然萬古新，豪華落盡見真淳。”元好問崇尚陶淵明詩歌自然天成而無人工痕跡，清新真淳而無雕琢之弊。陶淵明的詩句自然質樸不假修飾，剝盡鉛華膩粉，獨見真率之情志，具有真淳雋永、萬古常新的永恆魅力，是元好問心儀的詩的最高境界。如陶淵明的《飲酒》“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歸田園居》等都體現了陶淵明崇尚自然的人生旨趣和藝術特徵。
第五首
縱橫詩筆見高情，何物能澆塊壘平？
老阮不狂誰會得？出門一笑大江橫。
這首詩評論了西晉正始詩人阮籍。阮籍所處時代正是魏晉易代之際，司馬氏屠殺異己，形成恐怖的政治局面。阮籍本有濟世之志，但不滿司馬氏的統治，姑以酣飲和故作曠達來逃避迫害，做出了不少驚世駭俗的事情，世人以為阮籍狂、痴。但元好問深知阮籍“不狂”，看到了阮籍心中的“塊壘”，認識到了阮籍詩中的真情鬱氣（“高情”）。元好問認為阮籍的詩筆縱橫，如長江奔流，神與俱遠，正是他高尚情懷、胸中不平之氣的表現。這說明元好問認識到了寫詩須有真情實感，反映了他對阮籍狂放品格的稱許，對阮籍在黑暗統治下隱約曲折、興寄深遠的風格也是肯定的。
第六首
心畫心聲總失真，文章寧復見為人。
高情千古閒居賦，爭信安仁拜路塵！
這首絕句通過評論西晉太康詩人潘岳批評、嘲諷潘岳做人做詩的二重性格。元好問從詩寫真情出發，鄙視詩寫假話，言不由衷的作品。潘岳的作品描繪自己淡於利祿，忘懷功名，情志高潔，曾經名重一時，傳誦千古。但是他的實際為人，卻是躁求榮利，趨炎附勢，鑽營利祿，諂媚權貴的無恥小人。因此元好問認為，揚雄說的“心畫心聲”，以文識人是不可靠的，會“失真”，即言不真誠，言行不一的問題。識人，不能只觀其文，還要看是否言行一致，心口如一。所謂“言為心聲”、“文如其人”，不能絕對化，因為人的思想感情是複雜的、充滿矛盾、發展變化的，有時也會出現假象。這樣就要善於分析複雜的矛盾現象，善於識別假象，才能獲得正確的認識。詩歌史上詩與人不統一的現象不獨潘岳，元好問的鍼砭是深刻的。
第七首
慷慨歌謠絕不傳，穹廬一曲本天然。
中州萬古英雄氣，也到陰山敕勒川。
這首詩評論了北朝民歌《敕勒歌》。《敕勒歌》描繪了開闊壯美而又和平安定的草原風光，有豪放剛健、粗獷雄渾的格調。元好問重視民歌，前兩句他肯定、推崇這首民歌慷慨壯闊深厚的氣勢，推舉它不假雕飾而渾然天成。
後兩句點出了中原文化對北方少數民族地區文化的影響。敕勒本是北方一個遊牧民族名稱，居住地方在敕勒川（今山西北），元好問認為，看《敕勒歌》的產生和風格，是中原的慷慨豪邁的氣魄傳給了陰山下少數民族的藝術作品。《敕勒歌》表現了我國境內各民族文化的相互影響和滲透。
第八首
沈宋橫馳翰墨場，風流初不廢齊樑。
論功若準平吳例，合著黃金鑄子昂。
這首詩評論了初唐詩人沈佺期、宋之問、陳子昂。初唐詩壇基本是南朝形式主義文學的延續，宮體詩充斥詩壇，文風綺靡纖弱。沈佺期、宋之問總結了六朝以來聲律方面的創作經驗，確立了律詩的形式，馳名一時，對唐代近體詩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元好問肯定了他們的貢獻和影響，但也批評了他們在詩歌創作上仍然沒有擺脫齊樑詩風。
元好問認為，開唐詩一代新風的詩人是陳子昂。陳子昂復歸風雅興寄，高倡漢魏風骨，上接建安傳統，以其詩歌理論和創作實踐，終於廓清了初唐半個時紀齊樑餘風的影響，迎來了以“風骨”、“氣象”著稱的盛唐詩歌創作高潮。他的“興寄”、“風骨”理論成為後人反對形式主義柔靡詩風的理論武器。因此，元好問充分肯定了陳子昂的歷史功績，並將其革新文風與范蠡的平吳事業相提並論，認為也應為陳子昂鑄像，以表其功。
《論詩三十首》
（元好問 金元之際）
元好問的《論詩三十首》是繼杜甫之後運用絕句形式比較系統地闡發詩歌理論的著名組詩，他評論了自漢魏至宋代的許多著名作家和流派，表明了他的文學觀點，對後世有重要影響。
第一首
漢謠魏什久紛紜，正體無人與細論。
誰是詩中疏鑿手？暫教涇渭各清渾。
這是元好問《論詩三十首》的第一首，表明了他寫這組論詩詩的動機、目的和標準。元好問以《詩經》的風雅傳統為“正體”，認為漢樂府和建安文學是這一傳統的繼續，他針對宋金詩壇上的一些弊病和“偽體”盛行、漢魏詩歌傳統的淆亂，以“詩中疏鑿手”為己任，要在縱覽詩歌創作的歷史中正本清源，區別正偽，使之涇渭分明，從而廓清詩歌發展的正確方向。
第二首
曹劉坐嘯虎生風，四海無人角兩雄。
可惜幷州劉越石，不教橫槊建安中。
這首詩反映了元好問推崇建安詩人劉琨的具有雄渾剛健風骨之美的詩歌。他首推曹植和建安七子之一的劉楨為詩中“兩雄”，以“坐嘯虎生風”形象地比喻他們的詩歌風格雄壯似虎。曹、劉是建安風骨的傑出代表，鍾嶸評曹植的詩“其源出於國風，骨氣奇高，詞采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粲溢今古，卓爾不群”，評劉楨“其源出於古詩。仗氣愛奇，動多振豔，真骨凌霜，高風跨俗”。 標舉曹劉，實際上是標舉了他們所代表的內容充實、慷慨剛健、風清骨俊的建安文學的優良傳統。
西晉詩人劉琨，被認為“雅壯而多風”，有“清拔之氣”。元好問推出劉琨，正是從其可比建安諸子的慷慨悲壯，梗概多氣的藝術風格著眼的。
第三首
鄴下風流在晉多，壯懷猶見缺壺歌。
風雲若恨張華少，溫李新聲奈若何。
元好問認為西晉詩壇中繼承了建安文風的有不少，建安風骨的影響還是比較大，但也有了“兒女情多，風雲氣少”的詩歌。建安風骨是元好問所肯定的詩歌風格，所以他以張華為例，認為張華雖然以其詩綺靡婉豔，文字妍冶而名高一時，但是缺乏豪壯慷慨之氣，至於到了晚唐的溫庭筠、李商隱，更是兒女情長，風格婉約。“奈若何”句表明了元好問對綺靡文風的不滿情緒，對詩歌綺靡文風的發展的認識。
第四首
一語天然萬古新，豪華落盡見真淳。
南窗白日羲皇上，未害淵明是晉人。
這首詩是元好問評晉代詩人陶淵明。出於對當時詩壇雕琢粉飾、矯揉造作詩風的反感，元好問評論晉代詩人陶淵明時前兩句說：“一語天然萬古新，豪華落盡見真淳。”元好問崇尚陶淵明詩歌自然天成而無人工痕跡，清新真淳而無雕琢之弊。陶淵明的詩句自然質樸不假修飾，剝盡鉛華膩粉，獨見真率之情志，具有真淳雋永、萬古常新的永恆魅力，是元好問心儀的詩的最高境界。如陶淵明的《飲酒》“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歸田園居》等都體現了陶淵明崇尚自然的人生旨趣和藝術特徵。
第五首
縱橫詩筆見高情，何物能澆塊壘平？
老阮不狂誰會得？出門一笑大江橫。
這首詩評論了西晉正始詩人阮籍。阮籍所處時代正是魏晉易代之際，司馬氏屠殺異己，形成恐怖的政治局面。阮籍本有濟世之志，但不滿司馬氏的統治，姑以酣飲和故作曠達來逃避迫害，做出了不少驚世駭俗的事情，世人以為阮籍狂、痴。但元好問深知阮籍“不狂”，看到了阮籍心中的“塊壘”，認識到了阮籍詩中的真情鬱氣（“高情”）。元好問認為阮籍的詩筆縱橫，如長江奔流，神與俱遠，正是他高尚情懷、胸中不平之氣的表現。這說明元好問認識到了寫詩須有真情實感，反映了他對阮籍狂放品格的稱許，對阮籍在黑暗統治下隱約曲折、興寄深遠的風格也是肯定的。
第六首
心畫心聲總失真，文章寧復見為人。
高情千古閒居賦，爭信安仁拜路塵！
這首絕句通過評論西晉太康詩人潘岳批評、嘲諷潘岳做人做詩的二重性格。元好問從詩寫真情出發，鄙視詩寫假話，言不由衷的作品。潘岳的作品描繪自己淡於利祿，忘懷功名，情志高潔，曾經名重一時，傳誦千古。但是他的實際為人，卻是躁求榮利，趨炎附勢，鑽營利祿，諂媚權貴的無恥小人。因此元好問認為，揚雄說的“心畫心聲”，以文識人是不可靠的，會“失真”，即言不真誠，言行不一的問題。識人，不能只觀其文，還要看是否言行一致，心口如一。所謂“言為心聲”、“文如其人”，不能絕對化，因為人的思想感情是複雜的、充滿矛盾、發展變化的，有時也會出現假象。這樣就要善於分析複雜的矛盾現象，善於識別假象，才能獲得正確的認識。詩歌史上詩與人不統一的現象不獨潘岳，元好問的鍼砭是深刻的。
第七首
慷慨歌謠絕不傳，穹廬一曲本天然。
中州萬古英雄氣，也到陰山敕勒川。
這首詩評論了北朝民歌《敕勒歌》。《敕勒歌》描繪了開闊壯美而又和平安定的草原風光，有豪放剛健、粗獷雄渾的格調。元好問重視民歌，前兩句他肯定、推崇這首民歌慷慨壯闊深厚的氣勢，推舉它不假雕飾而渾然天成。
後兩句點出了中原文化對北方少數民族地區文化的影響。敕勒本是北方一個遊牧民族名稱，居住地方在敕勒川（今山西北），元好問認為，看《敕勒歌》的產生和風格，是中原的慷慨豪邁的氣魄傳給了陰山下少數民族的藝術作品。《敕勒歌》表現了我國境內各民族文化的相互影響和滲透。
第八首
沈宋橫馳翰墨場，風流初不廢齊樑。
論功若準平吳例，合著黃金鑄子昂。
這首詩評論了初唐詩人沈佺期、宋之問、陳子昂。初唐詩壇基本是南朝形式主義文學的延續，宮體詩充斥詩壇，文風綺靡纖弱。沈佺期、宋之問總結了六朝以來聲律方面的創作經驗，確立了律詩的形式，馳名一時，對唐代近體詩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元好問肯定了他們的貢獻和影響，但也批評了他們在詩歌創作上仍然沒有擺脫齊樑詩風。
元好問認為，開唐詩一代新風的詩人是陳子昂。陳子昂復歸風雅興寄，高倡漢魏風骨，上接建安傳統，以其詩歌理論和創作實踐，終於廓清了初唐半個時紀齊樑餘風的影響，迎來了以“風骨”、“氣象”著稱的盛唐詩歌創作高潮。他的“興寄”、“風骨”理論成為後人反對形式主義柔靡詩風的理論武器。因此，元好問充分肯定了陳子昂的歷史功績，並將其革新文風與范蠡的平吳事業相提並論，認為也應為陳子昂鑄像，以表其功。
第九首
鬥靡誇多費覽觀，陸文猶恨冗於潘。
心聲只要傳心了，布穀瀾翻可是難。
這首詩是批評陸機。陸機和潘岳是西晉文壇齊名的代表人物。《世說新語·文學》：“孫興公雲：‘潘文淺而淨，陸文深而蕪。’”元好問認為“陸文猶恨冗於潘”，寫詩如果爭相綺靡、篇幅冗長會增加讀者的閱讀負擔，詩歌既然是傳達心聲與真情，意盡就該言止，不要太多太長，不須搖脣鼓舌，多所鋪張。這裡也體現了元好問注重詩歌真情實感，反對形式華豔的觀點。
第十首
排比鋪張特一途，藩籬如此亦區區。
少陵自有連城璧，爭奈微之識碔砆。
這首詩是元好問針對元稹評論杜甫的言論的再評論。元稹在為杜甫所寫的墓誌銘中特別推重杜甫晚年所寫的長篇排律詩“鋪陳始終，排比聲律”，認為這方面李白連它的門牆也達不到。杜詩格律嚴謹，對仗工穩，尤其是晚年的長篇排律更為精細，“晚節漸於詩律細”。這是優點，但是另一方面也會產生過於雕琢和堆砌的副作用。後來宋代的江西詩派也杜甫為宗，但側重於杜甫詩歌煉字造句方面的形式技巧，而忽略了杜甫詩歌中最有價值的東西，即豐富深刻的社會內容和、憂國憂民的進步思想和深刻的現實主義精神，也忽略了杜詩多樣化的風格和藝術上全面的成就。因而，元好問對元稹的批評是有現實意義的。
杜甫的晚年的長篇排律固然功力深厚，但多投贈之作，也非最精粹部分。元好問認為杜甫的排比鋪張只不過是一種手法，元稹過分稱頌這種手法，單把“排比鋪張”當作不可逾越的藩籬，是錯把似玉的石塊當成連城璧了。這也體現了元好問反對過分講求聲律對偶以及對詩歌社會現實內容的關注。
《論詩三十首》
（元好問 金元之際）
元好問的《論詩三十首》是繼杜甫之後運用絕句形式比較系統地闡發詩歌理論的著名組詩，他評論了自漢魏至宋代的許多著名作家和流派，表明了他的文學觀點，對後世有重要影響。
第一首
漢謠魏什久紛紜，正體無人與細論。
誰是詩中疏鑿手？暫教涇渭各清渾。
這是元好問《論詩三十首》的第一首，表明了他寫這組論詩詩的動機、目的和標準。元好問以《詩經》的風雅傳統為“正體”，認為漢樂府和建安文學是這一傳統的繼續，他針對宋金詩壇上的一些弊病和“偽體”盛行、漢魏詩歌傳統的淆亂，以“詩中疏鑿手”為己任，要在縱覽詩歌創作的歷史中正本清源，區別正偽，使之涇渭分明，從而廓清詩歌發展的正確方向。
第二首
曹劉坐嘯虎生風，四海無人角兩雄。
可惜幷州劉越石，不教橫槊建安中。
這首詩反映了元好問推崇建安詩人劉琨的具有雄渾剛健風骨之美的詩歌。他首推曹植和建安七子之一的劉楨為詩中“兩雄”，以“坐嘯虎生風”形象地比喻他們的詩歌風格雄壯似虎。曹、劉是建安風骨的傑出代表，鍾嶸評曹植的詩“其源出於國風，骨氣奇高，詞采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粲溢今古，卓爾不群”，評劉楨“其源出於古詩。仗氣愛奇，動多振豔，真骨凌霜，高風跨俗”。 標舉曹劉，實際上是標舉了他們所代表的內容充實、慷慨剛健、風清骨俊的建安文學的優良傳統。
西晉詩人劉琨，被認為“雅壯而多風”，有“清拔之氣”。元好問推出劉琨，正是從其可比建安諸子的慷慨悲壯，梗概多氣的藝術風格著眼的。
第三首
鄴下風流在晉多，壯懷猶見缺壺歌。
風雲若恨張華少，溫李新聲奈若何。
元好問認為西晉詩壇中繼承了建安文風的有不少，建安風骨的影響還是比較大，但也有了“兒女情多，風雲氣少”的詩歌。建安風骨是元好問所肯定的詩歌風格，所以他以張華為例，認為張華雖然以其詩綺靡婉豔，文字妍冶而名高一時，但是缺乏豪壯慷慨之氣，至於到了晚唐的溫庭筠、李商隱，更是兒女情長，風格婉約。“奈若何”句表明了元好問對綺靡文風的不滿情緒，對詩歌綺靡文風的發展的認識。
第四首
一語天然萬古新，豪華落盡見真淳。
南窗白日羲皇上，未害淵明是晉人。
這首詩是元好問評晉代詩人陶淵明。出於對當時詩壇雕琢粉飾、矯揉造作詩風的反感，元好問評論晉代詩人陶淵明時前兩句說：“一語天然萬古新，豪華落盡見真淳。”元好問崇尚陶淵明詩歌自然天成而無人工痕跡，清新真淳而無雕琢之弊。陶淵明的詩句自然質樸不假修飾，剝盡鉛華膩粉，獨見真率之情志，具有真淳雋永、萬古常新的永恆魅力，是元好問心儀的詩的最高境界。如陶淵明的《飲酒》“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歸田園居》等都體現了陶淵明崇尚自然的人生旨趣和藝術特徵。
第五首
縱橫詩筆見高情，何物能澆塊壘平？
老阮不狂誰會得？出門一笑大江橫。
這首詩評論了西晉正始詩人阮籍。阮籍所處時代正是魏晉易代之際，司馬氏屠殺異己，形成恐怖的政治局面。阮籍本有濟世之志，但不滿司馬氏的統治，姑以酣飲和故作曠達來逃避迫害，做出了不少驚世駭俗的事情，世人以為阮籍狂、痴。但元好問深知阮籍“不狂”，看到了阮籍心中的“塊壘”，認識到了阮籍詩中的真情鬱氣（“高情”）。元好問認為阮籍的詩筆縱橫，如長江奔流，神與俱遠，正是他高尚情懷、胸中不平之氣的表現。這說明元好問認識到了寫詩須有真情實感，反映了他對阮籍狂放品格的稱許，對阮籍在黑暗統治下隱約曲折、興寄深遠的風格也是肯定的。
第六首
心畫心聲總失真，文章寧復見為人。
高情千古閒居賦，爭信安仁拜路塵！
這首絕句通過評論西晉太康詩人潘岳批評、嘲諷潘岳做人做詩的二重性格。元好問從詩寫真情出發，鄙視詩寫假話，言不由衷的作品。潘岳的作品描繪自己淡於利祿，忘懷功名，情志高潔，曾經名重一時，傳誦千古。但是他的實際為人，卻是躁求榮利，趨炎附勢，鑽營利祿，諂媚權貴的無恥小人。因此元好問認為，揚雄說的“心畫心聲”，以文識人是不可靠的，會“失真”，即言不真誠，言行不一的問題。識人，不能只觀其文，還要看是否言行一致，心口如一。所謂“言為心聲”、“文如其人”，不能絕對化，因為人的思想感情是複雜的、充滿矛盾、發展變化的，有時也會出現假象。這樣就要善於分析複雜的矛盾現象，善於識別假象，才能獲得正確的認識。詩歌史上詩與人不統一的現象不獨潘岳，元好問的鍼砭是深刻的。
第七首
慷慨歌謠絕不傳，穹廬一曲本天然。
中州萬古英雄氣，也到陰山敕勒川。
這首詩評論了北朝民歌《敕勒歌》。《敕勒歌》描繪了開闊壯美而又和平安定的草原風光，有豪放剛健、粗獷雄渾的格調。元好問重視民歌，前兩句他肯定、推崇這首民歌慷慨壯闊深厚的氣勢，推舉它不假雕飾而渾然天成。
後兩句點出了中原文化對北方少數民族地區文化的影響。敕勒本是北方一個遊牧民族名稱，居住地方在敕勒川（今山西北），元好問認為，看《敕勒歌》的產生和風格，是中原的慷慨豪邁的氣魄傳給了陰山下少數民族的藝術作品。《敕勒歌》表現了我國境內各民族文化的相互影響和滲透。
第八首
沈宋橫馳翰墨場，風流初不廢齊樑。
論功若準平吳例，合著黃金鑄子昂。
這首詩評論了初唐詩人沈佺期、宋之問、陳子昂。初唐詩壇基本是南朝形式主義文學的延續，宮體詩充斥詩壇，文風綺靡纖弱。沈佺期、宋之問總結了六朝以來聲律方面的創作經驗，確立了律詩的形式，馳名一時，對唐代近體詩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元好問肯定了他們的貢獻和影響，但也批評了他們在詩歌創作上仍然沒有擺脫齊樑詩風。
元好問認為，開唐詩一代新風的詩人是陳子昂。陳子昂復歸風雅興寄，高倡漢魏風骨，上接建安傳統，以其詩歌理論和創作實踐，終於廓清了初唐半個時紀齊樑餘風的影響，迎來了以“風骨”、“氣象”著稱的盛唐詩歌創作高潮。他的“興寄”、“風骨”理論成為後人反對形式主義柔靡詩風的理論武器。因此，元好問充分肯定了陳子昂的歷史功績，並將其革新文風與范蠡的平吳事業相提並論，認為也應為陳子昂鑄像，以表其功。
第九首
鬥靡誇多費覽觀，陸文猶恨冗於潘。
心聲只要傳心了，布穀瀾翻可是難。
這首詩是批評陸機。陸機和潘岳是西晉文壇齊名的代表人物。《世說新語·文學》：“孫興公雲：‘潘文淺而淨，陸文深而蕪。’”元好問認為“陸文猶恨冗於潘”，寫詩如果爭相綺靡、篇幅冗長會增加讀者的閱讀負擔，詩歌既然是傳達心聲與真情，意盡就該言止，不要太多太長，不須搖脣鼓舌，多所鋪張。這裡也體現了元好問注重詩歌真情實感，反對形式華豔的觀點。
第十首
排比鋪張特一途，藩籬如此亦區區。
少陵自有連城璧，爭奈微之識碔砆。
這首詩是元好問針對元稹評論杜甫的言論的再評論。元稹在為杜甫所寫的墓誌銘中特別推重杜甫晚年所寫的長篇排律詩“鋪陳始終，排比聲律”，認為這方面李白連它的門牆也達不到。杜詩格律嚴謹，對仗工穩，尤其是晚年的長篇排律更為精細，“晚節漸於詩律細”。這是優點，但是另一方面也會產生過於雕琢和堆砌的副作用。後來宋代的江西詩派也杜甫為宗，但側重於杜甫詩歌煉字造句方面的形式技巧，而忽略了杜甫詩歌中最有價值的東西，即豐富深刻的社會內容和、憂國憂民的進步思想和深刻的現實主義精神，也忽略了杜詩多樣化的風格和藝術上全面的成就。因而，元好問對元稹的批評是有現實意義的。
杜甫的晚年的長篇排律固然功力深厚，但多投贈之作，也非最精粹部分。元好問認為杜甫的排比鋪張只不過是一種手法，元稹過分稱頌這種手法，單把“排比鋪張”當作不可逾越的藩籬，是錯把似玉的石塊當成連城璧了。這也體現了元好問反對過分講求聲律對偶以及對詩歌社會現實內容的關注。
第十一首
眼處心聲句自神，暗中摸索總非真。
畫圖臨出秦川景，親到長安有幾人？
這首詩批評了缺乏現實體驗的模擬文風（如西昆體、江西詩派等），指出了詩歌（文學）創作的源泉是客觀現實，真情必然來自詩人的切實生活感受。元好問認為，文學作品不是作家頭腦中虛構的，而是客觀現實在頭腦中的反映。只有像杜甫那樣“親到長安”，對客觀的描寫對象有了實際的接觸和體驗，才能激發內心的感受，寫出入神的詩句。如果一味去“暗中摸索”，臨摹前人的作品，是永遠不可能在詩中真實地描繪出現實對象的（“總非真”）。這樣，元好問就在杜甫和杜詩的影寫者們中清晰地劃出了一條真、假詩人地界限。
第十二首
望帝春心託杜鵑，佳人錦瑟怨華年。
詩家總愛西昆好，獨恨無人作鄭箋。
這首詩評論的是唐代詩人李商隱。李商隱是晚唐著名詩人，時世、家世、身世，從各方面促成李商隱易於感傷、內向型的性格和心態。除了一些鍼砭現實的政治詩，其詠物抒情詩（包括愛情詩）往往情調幽美，善於把心靈世界的朦朧圖像，以比興、象徵、用典、暗示等隱約曲折的方式化為恍惚迷離的詩的意象，表現出朦朧多義的特點。元好問引用《錦瑟》中的詩句，正是因為《錦瑟》一詩詞義隱晦，聚訟紛紜，多種箋解，似都難以服眾。在這首詩中，元好問表達了對李商隱詩歌含情深邈的嚮往，同時也對難以索解表示了遺憾和諷刺性的批評。
《論詩三十首》
（元好問 金元之際）
元好問的《論詩三十首》是繼杜甫之後運用絕句形式比較系統地闡發詩歌理論的著名組詩，他評論了自漢魏至宋代的許多著名作家和流派，表明了他的文學觀點，對後世有重要影響。
第一首
漢謠魏什久紛紜，正體無人與細論。
誰是詩中疏鑿手？暫教涇渭各清渾。
這是元好問《論詩三十首》的第一首，表明了他寫這組論詩詩的動機、目的和標準。元好問以《詩經》的風雅傳統為“正體”，認為漢樂府和建安文學是這一傳統的繼續，他針對宋金詩壇上的一些弊病和“偽體”盛行、漢魏詩歌傳統的淆亂，以“詩中疏鑿手”為己任，要在縱覽詩歌創作的歷史中正本清源，區別正偽，使之涇渭分明，從而廓清詩歌發展的正確方向。
第二首
曹劉坐嘯虎生風，四海無人角兩雄。
可惜幷州劉越石，不教橫槊建安中。
這首詩反映了元好問推崇建安詩人劉琨的具有雄渾剛健風骨之美的詩歌。他首推曹植和建安七子之一的劉楨為詩中“兩雄”，以“坐嘯虎生風”形象地比喻他們的詩歌風格雄壯似虎。曹、劉是建安風骨的傑出代表，鍾嶸評曹植的詩“其源出於國風，骨氣奇高，詞采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粲溢今古，卓爾不群”，評劉楨“其源出於古詩。仗氣愛奇，動多振豔，真骨凌霜，高風跨俗”。 標舉曹劉，實際上是標舉了他們所代表的內容充實、慷慨剛健、風清骨俊的建安文學的優良傳統。
西晉詩人劉琨，被認為“雅壯而多風”，有“清拔之氣”。元好問推出劉琨，正是從其可比建安諸子的慷慨悲壯，梗概多氣的藝術風格著眼的。
第三首
鄴下風流在晉多，壯懷猶見缺壺歌。
風雲若恨張華少，溫李新聲奈若何。
元好問認為西晉詩壇中繼承了建安文風的有不少，建安風骨的影響還是比較大，但也有了“兒女情多，風雲氣少”的詩歌。建安風骨是元好問所肯定的詩歌風格，所以他以張華為例，認為張華雖然以其詩綺靡婉豔，文字妍冶而名高一時，但是缺乏豪壯慷慨之氣，至於到了晚唐的溫庭筠、李商隱，更是兒女情長，風格婉約。“奈若何”句表明了元好問對綺靡文風的不滿情緒，對詩歌綺靡文風的發展的認識。
第四首
一語天然萬古新，豪華落盡見真淳。
南窗白日羲皇上，未害淵明是晉人。
這首詩是元好問評晉代詩人陶淵明。出於對當時詩壇雕琢粉飾、矯揉造作詩風的反感，元好問評論晉代詩人陶淵明時前兩句說：“一語天然萬古新，豪華落盡見真淳。”元好問崇尚陶淵明詩歌自然天成而無人工痕跡，清新真淳而無雕琢之弊。陶淵明的詩句自然質樸不假修飾，剝盡鉛華膩粉，獨見真率之情志，具有真淳雋永、萬古常新的永恆魅力，是元好問心儀的詩的最高境界。如陶淵明的《飲酒》“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歸田園居》等都體現了陶淵明崇尚自然的人生旨趣和藝術特徵。
第五首
縱橫詩筆見高情，何物能澆塊壘平？
老阮不狂誰會得？出門一笑大江橫。
這首詩評論了西晉正始詩人阮籍。阮籍所處時代正是魏晉易代之際，司馬氏屠殺異己，形成恐怖的政治局面。阮籍本有濟世之志，但不滿司馬氏的統治，姑以酣飲和故作曠達來逃避迫害，做出了不少驚世駭俗的事情，世人以為阮籍狂、痴。但元好問深知阮籍“不狂”，看到了阮籍心中的“塊壘”，認識到了阮籍詩中的真情鬱氣（“高情”）。元好問認為阮籍的詩筆縱橫，如長江奔流，神與俱遠，正是他高尚情懷、胸中不平之氣的表現。這說明元好問認識到了寫詩須有真情實感，反映了他對阮籍狂放品格的稱許，對阮籍在黑暗統治下隱約曲折、興寄深遠的風格也是肯定的。
第六首
心畫心聲總失真，文章寧復見為人。
高情千古閒居賦，爭信安仁拜路塵！
這首絕句通過評論西晉太康詩人潘岳批評、嘲諷潘岳做人做詩的二重性格。元好問從詩寫真情出發，鄙視詩寫假話，言不由衷的作品。潘岳的作品描繪自己淡於利祿，忘懷功名，情志高潔，曾經名重一時，傳誦千古。但是他的實際為人，卻是躁求榮利，趨炎附勢，鑽營利祿，諂媚權貴的無恥小人。因此元好問認為，揚雄說的“心畫心聲”，以文識人是不可靠的，會“失真”，即言不真誠，言行不一的問題。識人，不能只觀其文，還要看是否言行一致，心口如一。所謂“言為心聲”、“文如其人”，不能絕對化，因為人的思想感情是複雜的、充滿矛盾、發展變化的，有時也會出現假象。這樣就要善於分析複雜的矛盾現象，善於識別假象，才能獲得正確的認識。詩歌史上詩與人不統一的現象不獨潘岳，元好問的鍼砭是深刻的。
第七首
慷慨歌謠絕不傳，穹廬一曲本天然。
中州萬古英雄氣，也到陰山敕勒川。
這首詩評論了北朝民歌《敕勒歌》。《敕勒歌》描繪了開闊壯美而又和平安定的草原風光，有豪放剛健、粗獷雄渾的格調。元好問重視民歌，前兩句他肯定、推崇這首民歌慷慨壯闊深厚的氣勢，推舉它不假雕飾而渾然天成。
後兩句點出了中原文化對北方少數民族地區文化的影響。敕勒本是北方一個遊牧民族名稱，居住地方在敕勒川（今山西北），元好問認為，看《敕勒歌》的產生和風格，是中原的慷慨豪邁的氣魄傳給了陰山下少數民族的藝術作品。《敕勒歌》表現了我國境內各民族文化的相互影響和滲透。
第八首
沈宋橫馳翰墨場，風流初不廢齊樑。
論功若準平吳例，合著黃金鑄子昂。
這首詩評論了初唐詩人沈佺期、宋之問、陳子昂。初唐詩壇基本是南朝形式主義文學的延續，宮體詩充斥詩壇，文風綺靡纖弱。沈佺期、宋之問總結了六朝以來聲律方面的創作經驗，確立了律詩的形式，馳名一時，對唐代近體詩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元好問肯定了他們的貢獻和影響，但也批評了他們在詩歌創作上仍然沒有擺脫齊樑詩風。
元好問認為，開唐詩一代新風的詩人是陳子昂。陳子昂復歸風雅興寄，高倡漢魏風骨，上接建安傳統，以其詩歌理論和創作實踐，終於廓清了初唐半個時紀齊樑餘風的影響，迎來了以“風骨”、“氣象”著稱的盛唐詩歌創作高潮。他的“興寄”、“風骨”理論成為後人反對形式主義柔靡詩風的理論武器。因此，元好問充分肯定了陳子昂的歷史功績，並將其革新文風與范蠡的平吳事業相提並論，認為也應為陳子昂鑄像，以表其功。
第九首
鬥靡誇多費覽觀，陸文猶恨冗於潘。
心聲只要傳心了，布穀瀾翻可是難。
這首詩是批評陸機。陸機和潘岳是西晉文壇齊名的代表人物。《世說新語·文學》：“孫興公雲：‘潘文淺而淨，陸文深而蕪。’”元好問認為“陸文猶恨冗於潘”，寫詩如果爭相綺靡、篇幅冗長會增加讀者的閱讀負擔，詩歌既然是傳達心聲與真情，意盡就該言止，不要太多太長，不須搖脣鼓舌，多所鋪張。這裡也體現了元好問注重詩歌真情實感，反對形式華豔的觀點。
第十首
排比鋪張特一途，藩籬如此亦區區。
少陵自有連城璧，爭奈微之識碔砆。
這首詩是元好問針對元稹評論杜甫的言論的再評論。元稹在為杜甫所寫的墓誌銘中特別推重杜甫晚年所寫的長篇排律詩“鋪陳始終，排比聲律”，認為這方面李白連它的門牆也達不到。杜詩格律嚴謹，對仗工穩，尤其是晚年的長篇排律更為精細，“晚節漸於詩律細”。這是優點，但是另一方面也會產生過於雕琢和堆砌的副作用。後來宋代的江西詩派也杜甫為宗，但側重於杜甫詩歌煉字造句方面的形式技巧，而忽略了杜甫詩歌中最有價值的東西，即豐富深刻的社會內容和、憂國憂民的進步思想和深刻的現實主義精神，也忽略了杜詩多樣化的風格和藝術上全面的成就。因而，元好問對元稹的批評是有現實意義的。
杜甫的晚年的長篇排律固然功力深厚，但多投贈之作，也非最精粹部分。元好問認為杜甫的排比鋪張只不過是一種手法，元稹過分稱頌這種手法，單把“排比鋪張”當作不可逾越的藩籬，是錯把似玉的石塊當成連城璧了。這也體現了元好問反對過分講求聲律對偶以及對詩歌社會現實內容的關注。
第十一首
眼處心聲句自神，暗中摸索總非真。
畫圖臨出秦川景，親到長安有幾人？
這首詩批評了缺乏現實體驗的模擬文風（如西昆體、江西詩派等），指出了詩歌（文學）創作的源泉是客觀現實，真情必然來自詩人的切實生活感受。元好問認為，文學作品不是作家頭腦中虛構的，而是客觀現實在頭腦中的反映。只有像杜甫那樣“親到長安”，對客觀的描寫對象有了實際的接觸和體驗，才能激發內心的感受，寫出入神的詩句。如果一味去“暗中摸索”，臨摹前人的作品，是永遠不可能在詩中真實地描繪出現實對象的（“總非真”）。這樣，元好問就在杜甫和杜詩的影寫者們中清晰地劃出了一條真、假詩人地界限。
第十二首
望帝春心託杜鵑，佳人錦瑟怨華年。
詩家總愛西昆好，獨恨無人作鄭箋。
這首詩評論的是唐代詩人李商隱。李商隱是晚唐著名詩人，時世、家世、身世，從各方面促成李商隱易於感傷、內向型的性格和心態。除了一些鍼砭現實的政治詩，其詠物抒情詩（包括愛情詩）往往情調幽美，善於把心靈世界的朦朧圖像，以比興、象徵、用典、暗示等隱約曲折的方式化為恍惚迷離的詩的意象，表現出朦朧多義的特點。元好問引用《錦瑟》中的詩句，正是因為《錦瑟》一詩詞義隱晦，聚訟紛紜，多種箋解，似都難以服眾。在這首詩中，元好問表達了對李商隱詩歌含情深邈的嚮往，同時也對難以索解表示了遺憾和諷刺性的批評。
第十三首
萬古文章有坦途，縱橫誰似玉川盧？
真書不入今人眼，兒輩從教鬼畫符。
這首詩是批評盧仝的追求險怪的詩風。中唐時追求險怪詩風的主要是韓孟詩派。韓愈的詩風的主要特點是深險怪僻，好追求奇特的形象。他善於捕捉和表現變態百出的景物；展開豐富奇特的想象，怪幻詭譎的構思，創造匪夷所思的形象；以文為詩，用奇字、造拗句，押險韻，避熟就生，因難見巧。韓孟詩派開一代詩風，在創造出雄奇險怪的意象，在反對傳統銳意創新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貢獻，但也難免流入另一種險怪艱奧，拼湊堆砌，玩弄技巧的形式主義。盧仝受到韓愈的影響，詩作過於好奇逞怪。元好問否定了這種詩歌風格，認為這種創作是“鬼畫符”。
第十四首
出處殊塗聽所安，山林何得賤衣冠。
華歆一擲金隨重，大是渠儂被眼謾。
這首詩批評重山林隱士詩輕賤臺閣仕宦詩的現象。方回《瀛奎律髓》崇尚“格高”，即古代知識分子所謂嶙峋傲骨、孤芳自賞的精神風貌，認為臺閣仕宦都是腦滿腸肥、道貌岸然、功名利祿薰心、仁義禮智滿口之徒的賣弄學理、琢句雕章以欺世盜名，往往偏重江湖道學，或有藉以自重。元好問借質疑三國時華歆擲金的典故對這種現象提出了質疑。
《論詩三十首》
（元好問 金元之際）
元好問的《論詩三十首》是繼杜甫之後運用絕句形式比較系統地闡發詩歌理論的著名組詩，他評論了自漢魏至宋代的許多著名作家和流派，表明了他的文學觀點，對後世有重要影響。
第一首
漢謠魏什久紛紜，正體無人與細論。
誰是詩中疏鑿手？暫教涇渭各清渾。
這是元好問《論詩三十首》的第一首，表明了他寫這組論詩詩的動機、目的和標準。元好問以《詩經》的風雅傳統為“正體”，認為漢樂府和建安文學是這一傳統的繼續，他針對宋金詩壇上的一些弊病和“偽體”盛行、漢魏詩歌傳統的淆亂，以“詩中疏鑿手”為己任，要在縱覽詩歌創作的歷史中正本清源，區別正偽，使之涇渭分明，從而廓清詩歌發展的正確方向。
第二首
曹劉坐嘯虎生風，四海無人角兩雄。
可惜幷州劉越石，不教橫槊建安中。
這首詩反映了元好問推崇建安詩人劉琨的具有雄渾剛健風骨之美的詩歌。他首推曹植和建安七子之一的劉楨為詩中“兩雄”，以“坐嘯虎生風”形象地比喻他們的詩歌風格雄壯似虎。曹、劉是建安風骨的傑出代表，鍾嶸評曹植的詩“其源出於國風，骨氣奇高，詞采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粲溢今古，卓爾不群”，評劉楨“其源出於古詩。仗氣愛奇，動多振豔，真骨凌霜，高風跨俗”。 標舉曹劉，實際上是標舉了他們所代表的內容充實、慷慨剛健、風清骨俊的建安文學的優良傳統。
西晉詩人劉琨，被認為“雅壯而多風”，有“清拔之氣”。元好問推出劉琨，正是從其可比建安諸子的慷慨悲壯，梗概多氣的藝術風格著眼的。
第三首
鄴下風流在晉多，壯懷猶見缺壺歌。
風雲若恨張華少，溫李新聲奈若何。
元好問認為西晉詩壇中繼承了建安文風的有不少，建安風骨的影響還是比較大，但也有了“兒女情多，風雲氣少”的詩歌。建安風骨是元好問所肯定的詩歌風格，所以他以張華為例，認為張華雖然以其詩綺靡婉豔，文字妍冶而名高一時，但是缺乏豪壯慷慨之氣，至於到了晚唐的溫庭筠、李商隱，更是兒女情長，風格婉約。“奈若何”句表明了元好問對綺靡文風的不滿情緒，對詩歌綺靡文風的發展的認識。
第四首
一語天然萬古新，豪華落盡見真淳。
南窗白日羲皇上，未害淵明是晉人。
這首詩是元好問評晉代詩人陶淵明。出於對當時詩壇雕琢粉飾、矯揉造作詩風的反感，元好問評論晉代詩人陶淵明時前兩句說：“一語天然萬古新，豪華落盡見真淳。”元好問崇尚陶淵明詩歌自然天成而無人工痕跡，清新真淳而無雕琢之弊。陶淵明的詩句自然質樸不假修飾，剝盡鉛華膩粉，獨見真率之情志，具有真淳雋永、萬古常新的永恆魅力，是元好問心儀的詩的最高境界。如陶淵明的《飲酒》“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歸田園居》等都體現了陶淵明崇尚自然的人生旨趣和藝術特徵。
第五首
縱橫詩筆見高情，何物能澆塊壘平？
老阮不狂誰會得？出門一笑大江橫。
這首詩評論了西晉正始詩人阮籍。阮籍所處時代正是魏晉易代之際，司馬氏屠殺異己，形成恐怖的政治局面。阮籍本有濟世之志，但不滿司馬氏的統治，姑以酣飲和故作曠達來逃避迫害，做出了不少驚世駭俗的事情，世人以為阮籍狂、痴。但元好問深知阮籍“不狂”，看到了阮籍心中的“塊壘”，認識到了阮籍詩中的真情鬱氣（“高情”）。元好問認為阮籍的詩筆縱橫，如長江奔流，神與俱遠，正是他高尚情懷、胸中不平之氣的表現。這說明元好問認識到了寫詩須有真情實感，反映了他對阮籍狂放品格的稱許，對阮籍在黑暗統治下隱約曲折、興寄深遠的風格也是肯定的。
第六首
心畫心聲總失真，文章寧復見為人。
高情千古閒居賦，爭信安仁拜路塵！
這首絕句通過評論西晉太康詩人潘岳批評、嘲諷潘岳做人做詩的二重性格。元好問從詩寫真情出發，鄙視詩寫假話，言不由衷的作品。潘岳的作品描繪自己淡於利祿，忘懷功名，情志高潔，曾經名重一時，傳誦千古。但是他的實際為人，卻是躁求榮利，趨炎附勢，鑽營利祿，諂媚權貴的無恥小人。因此元好問認為，揚雄說的“心畫心聲”，以文識人是不可靠的，會“失真”，即言不真誠，言行不一的問題。識人，不能只觀其文，還要看是否言行一致，心口如一。所謂“言為心聲”、“文如其人”，不能絕對化，因為人的思想感情是複雜的、充滿矛盾、發展變化的，有時也會出現假象。這樣就要善於分析複雜的矛盾現象，善於識別假象，才能獲得正確的認識。詩歌史上詩與人不統一的現象不獨潘岳，元好問的鍼砭是深刻的。
第七首
慷慨歌謠絕不傳，穹廬一曲本天然。
中州萬古英雄氣，也到陰山敕勒川。
這首詩評論了北朝民歌《敕勒歌》。《敕勒歌》描繪了開闊壯美而又和平安定的草原風光，有豪放剛健、粗獷雄渾的格調。元好問重視民歌，前兩句他肯定、推崇這首民歌慷慨壯闊深厚的氣勢，推舉它不假雕飾而渾然天成。
後兩句點出了中原文化對北方少數民族地區文化的影響。敕勒本是北方一個遊牧民族名稱，居住地方在敕勒川（今山西北），元好問認為，看《敕勒歌》的產生和風格，是中原的慷慨豪邁的氣魄傳給了陰山下少數民族的藝術作品。《敕勒歌》表現了我國境內各民族文化的相互影響和滲透。
第八首
沈宋橫馳翰墨場，風流初不廢齊樑。
論功若準平吳例，合著黃金鑄子昂。
這首詩評論了初唐詩人沈佺期、宋之問、陳子昂。初唐詩壇基本是南朝形式主義文學的延續，宮體詩充斥詩壇，文風綺靡纖弱。沈佺期、宋之問總結了六朝以來聲律方面的創作經驗，確立了律詩的形式，馳名一時，對唐代近體詩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元好問肯定了他們的貢獻和影響，但也批評了他們在詩歌創作上仍然沒有擺脫齊樑詩風。
元好問認為，開唐詩一代新風的詩人是陳子昂。陳子昂復歸風雅興寄，高倡漢魏風骨，上接建安傳統，以其詩歌理論和創作實踐，終於廓清了初唐半個時紀齊樑餘風的影響，迎來了以“風骨”、“氣象”著稱的盛唐詩歌創作高潮。他的“興寄”、“風骨”理論成為後人反對形式主義柔靡詩風的理論武器。因此，元好問充分肯定了陳子昂的歷史功績，並將其革新文風與范蠡的平吳事業相提並論，認為也應為陳子昂鑄像，以表其功。
第九首
鬥靡誇多費覽觀，陸文猶恨冗於潘。
心聲只要傳心了，布穀瀾翻可是難。
這首詩是批評陸機。陸機和潘岳是西晉文壇齊名的代表人物。《世說新語·文學》：“孫興公雲：‘潘文淺而淨，陸文深而蕪。’”元好問認為“陸文猶恨冗於潘”，寫詩如果爭相綺靡、篇幅冗長會增加讀者的閱讀負擔，詩歌既然是傳達心聲與真情，意盡就該言止，不要太多太長，不須搖脣鼓舌，多所鋪張。這裡也體現了元好問注重詩歌真情實感，反對形式華豔的觀點。
第十首
排比鋪張特一途，藩籬如此亦區區。
少陵自有連城璧，爭奈微之識碔砆。
這首詩是元好問針對元稹評論杜甫的言論的再評論。元稹在為杜甫所寫的墓誌銘中特別推重杜甫晚年所寫的長篇排律詩“鋪陳始終，排比聲律”，認為這方面李白連它的門牆也達不到。杜詩格律嚴謹，對仗工穩，尤其是晚年的長篇排律更為精細，“晚節漸於詩律細”。這是優點，但是另一方面也會產生過於雕琢和堆砌的副作用。後來宋代的江西詩派也杜甫為宗，但側重於杜甫詩歌煉字造句方面的形式技巧，而忽略了杜甫詩歌中最有價值的東西，即豐富深刻的社會內容和、憂國憂民的進步思想和深刻的現實主義精神，也忽略了杜詩多樣化的風格和藝術上全面的成就。因而，元好問對元稹的批評是有現實意義的。
杜甫的晚年的長篇排律固然功力深厚，但多投贈之作，也非最精粹部分。元好問認為杜甫的排比鋪張只不過是一種手法，元稹過分稱頌這種手法，單把“排比鋪張”當作不可逾越的藩籬，是錯把似玉的石塊當成連城璧了。這也體現了元好問反對過分講求聲律對偶以及對詩歌社會現實內容的關注。
第十一首
眼處心聲句自神，暗中摸索總非真。
畫圖臨出秦川景，親到長安有幾人？
這首詩批評了缺乏現實體驗的模擬文風（如西昆體、江西詩派等），指出了詩歌（文學）創作的源泉是客觀現實，真情必然來自詩人的切實生活感受。元好問認為，文學作品不是作家頭腦中虛構的，而是客觀現實在頭腦中的反映。只有像杜甫那樣“親到長安”，對客觀的描寫對象有了實際的接觸和體驗，才能激發內心的感受，寫出入神的詩句。如果一味去“暗中摸索”，臨摹前人的作品，是永遠不可能在詩中真實地描繪出現實對象的（“總非真”）。這樣，元好問就在杜甫和杜詩的影寫者們中清晰地劃出了一條真、假詩人地界限。
第十二首
望帝春心託杜鵑，佳人錦瑟怨華年。
詩家總愛西昆好，獨恨無人作鄭箋。
這首詩評論的是唐代詩人李商隱。李商隱是晚唐著名詩人，時世、家世、身世，從各方面促成李商隱易於感傷、內向型的性格和心態。除了一些鍼砭現實的政治詩，其詠物抒情詩（包括愛情詩）往往情調幽美，善於把心靈世界的朦朧圖像，以比興、象徵、用典、暗示等隱約曲折的方式化為恍惚迷離的詩的意象，表現出朦朧多義的特點。元好問引用《錦瑟》中的詩句，正是因為《錦瑟》一詩詞義隱晦，聚訟紛紜，多種箋解，似都難以服眾。在這首詩中，元好問表達了對李商隱詩歌含情深邈的嚮往，同時也對難以索解表示了遺憾和諷刺性的批評。
第十三首
萬古文章有坦途，縱橫誰似玉川盧？
真書不入今人眼，兒輩從教鬼畫符。
這首詩是批評盧仝的追求險怪的詩風。中唐時追求險怪詩風的主要是韓孟詩派。韓愈的詩風的主要特點是深險怪僻，好追求奇特的形象。他善於捕捉和表現變態百出的景物；展開豐富奇特的想象，怪幻詭譎的構思，創造匪夷所思的形象；以文為詩，用奇字、造拗句，押險韻，避熟就生，因難見巧。韓孟詩派開一代詩風，在創造出雄奇險怪的意象，在反對傳統銳意創新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貢獻，但也難免流入另一種險怪艱奧，拼湊堆砌，玩弄技巧的形式主義。盧仝受到韓愈的影響，詩作過於好奇逞怪。元好問否定了這種詩歌風格，認為這種創作是“鬼畫符”。
第十四首
出處殊塗聽所安，山林何得賤衣冠。
華歆一擲金隨重，大是渠儂被眼謾。
這首詩批評重山林隱士詩輕賤臺閣仕宦詩的現象。方回《瀛奎律髓》崇尚“格高”，即古代知識分子所謂嶙峋傲骨、孤芳自賞的精神風貌，認為臺閣仕宦都是腦滿腸肥、道貌岸然、功名利祿薰心、仁義禮智滿口之徒的賣弄學理、琢句雕章以欺世盜名，往往偏重江湖道學，或有藉以自重。元好問借質疑三國時華歆擲金的典故對這種現象提出了質疑。
第十五首
筆底銀河落九天，何曾憔悴飯山前。
世間東抹西塗手，枉著書生待魯連。
這首詩是讚揚李白的詩歌及其才識。李白和杜甫都是盛唐偉大的浪漫主義詩人。李白的詩歌想落天外，氣勢宏大，情感激昂奔放，語言流暢自然，詩風豪邁飄逸；杜甫的詩歌風格是“沉鬱頓挫”，杜甫在詩歌格律、煉字、奇崛等方面對後世的韓愈、孟郊、江西詩派等都有重大影響，有一定的流弊。而元好問崇尚的是雄渾自然的風格，對於刻意雕琢、苦吟等都是持反對意見的。因此，這裡元好問以 “總為從前作詩苦”而“憔悴”杜甫來反襯李白筆底銀河，奔流直下，一氣呵成。另一方面，元好問認為李白不光文才卓異，而且也是象魯仲連一類的人物，關注現實，有政治才能，不為官而周遊各地，排難解紛。
第十六首
切切秋蟲萬古情，燈前山鬼淚縱橫。
鑑湖春好無人賦，“岸夾桃花錦浪生。”
這首詩是評論幽僻清冷的詩歌風格。大凡萬古言情之作，皆悽切如秋蟲之悲鳴；撫寫境象，也淒涼如山鬼的零淚。前二句泛敘古今悲情，構造出一片悲愁哀苦的境界。一般認為這兩句是在說李賀，因李賀詩中常有“秋蟲”、“山鬼”的意象；也有認為指李賀、孟郊二人，因孟郊常以“秋蟲”自喻。這兩句可解釋為泛說全體這類相似風格的詩人。 孟郊、李賀都窮愁不遇，作詩都好苦吟，詩風都較幽冷。 窮愁本是人生不幸，無可厚非，問題在於如何處窮。元好問的態度非常明確，認為應該是“厄窮而不憫，遺佚而不怨”。孟郊、李賀顯然沒有如此泰然，寒乞之聲不絕於耳，詩境幽冷悽婉。元好問反對幽僻淒冷的詩歌境界，即他所說，“要造微，不要鬼窟中覓活計”。孟郊詩歌可謂造微，但他所得不過是秋蟲之類幽微之物。李賀也是如此，有些詩篇正是從“鬼窟中覓活計”。孟郊、李賀的這種詩風，與元好問尚壯美、崇自然之旨相背，故元好問譏評之。
後兩句“鑑湖春好無人賦，夾岸桃花錦浪生”，正如宗廷輔所說，是“就詩境言之”。“夾岸桃花錦浪生”是李白《鸚鵡洲》中的詩句，元好問藉此來形容鑑湖（又名鏡湖）春色，展現的是與孟郊、李賀迥然不同的開闊明朗、清新鮮活的境界。“無人賦”三字又表明，他的批評對象絕非孟郊、李賀個別詩人，而是以他們為代表的中晚唐貧士文人，特別是與孟郊近似的一些詩人。 由此可見，該詩是通過孟郊、李賀來批評中晚唐窮愁苦吟一派詩人，沒有盛唐開闊明朗氣象，而流於幽僻淒冷。
《論詩三十首》
（元好問 金元之際）
元好問的《論詩三十首》是繼杜甫之後運用絕句形式比較系統地闡發詩歌理論的著名組詩，他評論了自漢魏至宋代的許多著名作家和流派，表明了他的文學觀點，對後世有重要影響。
第一首
漢謠魏什久紛紜，正體無人與細論。
誰是詩中疏鑿手？暫教涇渭各清渾。
這是元好問《論詩三十首》的第一首，表明了他寫這組論詩詩的動機、目的和標準。元好問以《詩經》的風雅傳統為“正體”，認為漢樂府和建安文學是這一傳統的繼續，他針對宋金詩壇上的一些弊病和“偽體”盛行、漢魏詩歌傳統的淆亂，以“詩中疏鑿手”為己任，要在縱覽詩歌創作的歷史中正本清源，區別正偽，使之涇渭分明，從而廓清詩歌發展的正確方向。
第二首
曹劉坐嘯虎生風，四海無人角兩雄。
可惜幷州劉越石，不教橫槊建安中。
這首詩反映了元好問推崇建安詩人劉琨的具有雄渾剛健風骨之美的詩歌。他首推曹植和建安七子之一的劉楨為詩中“兩雄”，以“坐嘯虎生風”形象地比喻他們的詩歌風格雄壯似虎。曹、劉是建安風骨的傑出代表，鍾嶸評曹植的詩“其源出於國風，骨氣奇高，詞采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粲溢今古，卓爾不群”，評劉楨“其源出於古詩。仗氣愛奇，動多振豔，真骨凌霜，高風跨俗”。 標舉曹劉，實際上是標舉了他們所代表的內容充實、慷慨剛健、風清骨俊的建安文學的優良傳統。
西晉詩人劉琨，被認為“雅壯而多風”，有“清拔之氣”。元好問推出劉琨，正是從其可比建安諸子的慷慨悲壯，梗概多氣的藝術風格著眼的。
第三首
鄴下風流在晉多，壯懷猶見缺壺歌。
風雲若恨張華少，溫李新聲奈若何。
元好問認為西晉詩壇中繼承了建安文風的有不少，建安風骨的影響還是比較大，但也有了“兒女情多，風雲氣少”的詩歌。建安風骨是元好問所肯定的詩歌風格，所以他以張華為例，認為張華雖然以其詩綺靡婉豔，文字妍冶而名高一時，但是缺乏豪壯慷慨之氣，至於到了晚唐的溫庭筠、李商隱，更是兒女情長，風格婉約。“奈若何”句表明了元好問對綺靡文風的不滿情緒，對詩歌綺靡文風的發展的認識。
第四首
一語天然萬古新，豪華落盡見真淳。
南窗白日羲皇上，未害淵明是晉人。
這首詩是元好問評晉代詩人陶淵明。出於對當時詩壇雕琢粉飾、矯揉造作詩風的反感，元好問評論晉代詩人陶淵明時前兩句說：“一語天然萬古新，豪華落盡見真淳。”元好問崇尚陶淵明詩歌自然天成而無人工痕跡，清新真淳而無雕琢之弊。陶淵明的詩句自然質樸不假修飾，剝盡鉛華膩粉，獨見真率之情志，具有真淳雋永、萬古常新的永恆魅力，是元好問心儀的詩的最高境界。如陶淵明的《飲酒》“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歸田園居》等都體現了陶淵明崇尚自然的人生旨趣和藝術特徵。
第五首
縱橫詩筆見高情，何物能澆塊壘平？
老阮不狂誰會得？出門一笑大江橫。
這首詩評論了西晉正始詩人阮籍。阮籍所處時代正是魏晉易代之際，司馬氏屠殺異己，形成恐怖的政治局面。阮籍本有濟世之志，但不滿司馬氏的統治，姑以酣飲和故作曠達來逃避迫害，做出了不少驚世駭俗的事情，世人以為阮籍狂、痴。但元好問深知阮籍“不狂”，看到了阮籍心中的“塊壘”，認識到了阮籍詩中的真情鬱氣（“高情”）。元好問認為阮籍的詩筆縱橫，如長江奔流，神與俱遠，正是他高尚情懷、胸中不平之氣的表現。這說明元好問認識到了寫詩須有真情實感，反映了他對阮籍狂放品格的稱許，對阮籍在黑暗統治下隱約曲折、興寄深遠的風格也是肯定的。
第六首
心畫心聲總失真，文章寧復見為人。
高情千古閒居賦，爭信安仁拜路塵！
這首絕句通過評論西晉太康詩人潘岳批評、嘲諷潘岳做人做詩的二重性格。元好問從詩寫真情出發，鄙視詩寫假話，言不由衷的作品。潘岳的作品描繪自己淡於利祿，忘懷功名，情志高潔，曾經名重一時，傳誦千古。但是他的實際為人，卻是躁求榮利，趨炎附勢，鑽營利祿，諂媚權貴的無恥小人。因此元好問認為，揚雄說的“心畫心聲”，以文識人是不可靠的，會“失真”，即言不真誠，言行不一的問題。識人，不能只觀其文，還要看是否言行一致，心口如一。所謂“言為心聲”、“文如其人”，不能絕對化，因為人的思想感情是複雜的、充滿矛盾、發展變化的，有時也會出現假象。這樣就要善於分析複雜的矛盾現象，善於識別假象，才能獲得正確的認識。詩歌史上詩與人不統一的現象不獨潘岳，元好問的鍼砭是深刻的。
第七首
慷慨歌謠絕不傳，穹廬一曲本天然。
中州萬古英雄氣，也到陰山敕勒川。
這首詩評論了北朝民歌《敕勒歌》。《敕勒歌》描繪了開闊壯美而又和平安定的草原風光，有豪放剛健、粗獷雄渾的格調。元好問重視民歌，前兩句他肯定、推崇這首民歌慷慨壯闊深厚的氣勢，推舉它不假雕飾而渾然天成。
後兩句點出了中原文化對北方少數民族地區文化的影響。敕勒本是北方一個遊牧民族名稱，居住地方在敕勒川（今山西北），元好問認為，看《敕勒歌》的產生和風格，是中原的慷慨豪邁的氣魄傳給了陰山下少數民族的藝術作品。《敕勒歌》表現了我國境內各民族文化的相互影響和滲透。
第八首
沈宋橫馳翰墨場，風流初不廢齊樑。
論功若準平吳例，合著黃金鑄子昂。
這首詩評論了初唐詩人沈佺期、宋之問、陳子昂。初唐詩壇基本是南朝形式主義文學的延續，宮體詩充斥詩壇，文風綺靡纖弱。沈佺期、宋之問總結了六朝以來聲律方面的創作經驗，確立了律詩的形式，馳名一時，對唐代近體詩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元好問肯定了他們的貢獻和影響，但也批評了他們在詩歌創作上仍然沒有擺脫齊樑詩風。
元好問認為，開唐詩一代新風的詩人是陳子昂。陳子昂復歸風雅興寄，高倡漢魏風骨，上接建安傳統，以其詩歌理論和創作實踐，終於廓清了初唐半個時紀齊樑餘風的影響，迎來了以“風骨”、“氣象”著稱的盛唐詩歌創作高潮。他的“興寄”、“風骨”理論成為後人反對形式主義柔靡詩風的理論武器。因此，元好問充分肯定了陳子昂的歷史功績，並將其革新文風與范蠡的平吳事業相提並論，認為也應為陳子昂鑄像，以表其功。
第九首
鬥靡誇多費覽觀，陸文猶恨冗於潘。
心聲只要傳心了，布穀瀾翻可是難。
這首詩是批評陸機。陸機和潘岳是西晉文壇齊名的代表人物。《世說新語·文學》：“孫興公雲：‘潘文淺而淨，陸文深而蕪。’”元好問認為“陸文猶恨冗於潘”，寫詩如果爭相綺靡、篇幅冗長會增加讀者的閱讀負擔，詩歌既然是傳達心聲與真情，意盡就該言止，不要太多太長，不須搖脣鼓舌，多所鋪張。這裡也體現了元好問注重詩歌真情實感，反對形式華豔的觀點。
第十首
排比鋪張特一途，藩籬如此亦區區。
少陵自有連城璧，爭奈微之識碔砆。
這首詩是元好問針對元稹評論杜甫的言論的再評論。元稹在為杜甫所寫的墓誌銘中特別推重杜甫晚年所寫的長篇排律詩“鋪陳始終，排比聲律”，認為這方面李白連它的門牆也達不到。杜詩格律嚴謹，對仗工穩，尤其是晚年的長篇排律更為精細，“晚節漸於詩律細”。這是優點，但是另一方面也會產生過於雕琢和堆砌的副作用。後來宋代的江西詩派也杜甫為宗，但側重於杜甫詩歌煉字造句方面的形式技巧，而忽略了杜甫詩歌中最有價值的東西，即豐富深刻的社會內容和、憂國憂民的進步思想和深刻的現實主義精神，也忽略了杜詩多樣化的風格和藝術上全面的成就。因而，元好問對元稹的批評是有現實意義的。
杜甫的晚年的長篇排律固然功力深厚，但多投贈之作，也非最精粹部分。元好問認為杜甫的排比鋪張只不過是一種手法，元稹過分稱頌這種手法，單把“排比鋪張”當作不可逾越的藩籬，是錯把似玉的石塊當成連城璧了。這也體現了元好問反對過分講求聲律對偶以及對詩歌社會現實內容的關注。
第十一首
眼處心聲句自神，暗中摸索總非真。
畫圖臨出秦川景，親到長安有幾人？
這首詩批評了缺乏現實體驗的模擬文風（如西昆體、江西詩派等），指出了詩歌（文學）創作的源泉是客觀現實，真情必然來自詩人的切實生活感受。元好問認為，文學作品不是作家頭腦中虛構的，而是客觀現實在頭腦中的反映。只有像杜甫那樣“親到長安”，對客觀的描寫對象有了實際的接觸和體驗，才能激發內心的感受，寫出入神的詩句。如果一味去“暗中摸索”，臨摹前人的作品，是永遠不可能在詩中真實地描繪出現實對象的（“總非真”）。這樣，元好問就在杜甫和杜詩的影寫者們中清晰地劃出了一條真、假詩人地界限。
第十二首
望帝春心託杜鵑，佳人錦瑟怨華年。
詩家總愛西昆好，獨恨無人作鄭箋。
這首詩評論的是唐代詩人李商隱。李商隱是晚唐著名詩人，時世、家世、身世，從各方面促成李商隱易於感傷、內向型的性格和心態。除了一些鍼砭現實的政治詩，其詠物抒情詩（包括愛情詩）往往情調幽美，善於把心靈世界的朦朧圖像，以比興、象徵、用典、暗示等隱約曲折的方式化為恍惚迷離的詩的意象，表現出朦朧多義的特點。元好問引用《錦瑟》中的詩句，正是因為《錦瑟》一詩詞義隱晦，聚訟紛紜，多種箋解，似都難以服眾。在這首詩中，元好問表達了對李商隱詩歌含情深邈的嚮往，同時也對難以索解表示了遺憾和諷刺性的批評。
第十三首
萬古文章有坦途，縱橫誰似玉川盧？
真書不入今人眼，兒輩從教鬼畫符。
這首詩是批評盧仝的追求險怪的詩風。中唐時追求險怪詩風的主要是韓孟詩派。韓愈的詩風的主要特點是深險怪僻，好追求奇特的形象。他善於捕捉和表現變態百出的景物；展開豐富奇特的想象，怪幻詭譎的構思，創造匪夷所思的形象；以文為詩，用奇字、造拗句，押險韻，避熟就生，因難見巧。韓孟詩派開一代詩風，在創造出雄奇險怪的意象，在反對傳統銳意創新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貢獻，但也難免流入另一種險怪艱奧，拼湊堆砌，玩弄技巧的形式主義。盧仝受到韓愈的影響，詩作過於好奇逞怪。元好問否定了這種詩歌風格，認為這種創作是“鬼畫符”。
第十四首
出處殊塗聽所安，山林何得賤衣冠。
華歆一擲金隨重，大是渠儂被眼謾。
這首詩批評重山林隱士詩輕賤臺閣仕宦詩的現象。方回《瀛奎律髓》崇尚“格高”，即古代知識分子所謂嶙峋傲骨、孤芳自賞的精神風貌，認為臺閣仕宦都是腦滿腸肥、道貌岸然、功名利祿薰心、仁義禮智滿口之徒的賣弄學理、琢句雕章以欺世盜名，往往偏重江湖道學，或有藉以自重。元好問借質疑三國時華歆擲金的典故對這種現象提出了質疑。
第十五首
筆底銀河落九天，何曾憔悴飯山前。
世間東抹西塗手，枉著書生待魯連。
這首詩是讚揚李白的詩歌及其才識。李白和杜甫都是盛唐偉大的浪漫主義詩人。李白的詩歌想落天外，氣勢宏大，情感激昂奔放，語言流暢自然，詩風豪邁飄逸；杜甫的詩歌風格是“沉鬱頓挫”，杜甫在詩歌格律、煉字、奇崛等方面對後世的韓愈、孟郊、江西詩派等都有重大影響，有一定的流弊。而元好問崇尚的是雄渾自然的風格，對於刻意雕琢、苦吟等都是持反對意見的。因此，這裡元好問以 “總為從前作詩苦”而“憔悴”杜甫來反襯李白筆底銀河，奔流直下，一氣呵成。另一方面，元好問認為李白不光文才卓異，而且也是象魯仲連一類的人物，關注現實，有政治才能，不為官而周遊各地，排難解紛。
第十六首
切切秋蟲萬古情，燈前山鬼淚縱橫。
鑑湖春好無人賦，“岸夾桃花錦浪生。”
這首詩是評論幽僻清冷的詩歌風格。大凡萬古言情之作，皆悽切如秋蟲之悲鳴；撫寫境象，也淒涼如山鬼的零淚。前二句泛敘古今悲情，構造出一片悲愁哀苦的境界。一般認為這兩句是在說李賀，因李賀詩中常有“秋蟲”、“山鬼”的意象；也有認為指李賀、孟郊二人，因孟郊常以“秋蟲”自喻。這兩句可解釋為泛說全體這類相似風格的詩人。 孟郊、李賀都窮愁不遇，作詩都好苦吟，詩風都較幽冷。 窮愁本是人生不幸，無可厚非，問題在於如何處窮。元好問的態度非常明確，認為應該是“厄窮而不憫，遺佚而不怨”。孟郊、李賀顯然沒有如此泰然，寒乞之聲不絕於耳，詩境幽冷悽婉。元好問反對幽僻淒冷的詩歌境界，即他所說，“要造微，不要鬼窟中覓活計”。孟郊詩歌可謂造微，但他所得不過是秋蟲之類幽微之物。李賀也是如此，有些詩篇正是從“鬼窟中覓活計”。孟郊、李賀的這種詩風，與元好問尚壯美、崇自然之旨相背，故元好問譏評之。
後兩句“鑑湖春好無人賦，夾岸桃花錦浪生”，正如宗廷輔所說，是“就詩境言之”。“夾岸桃花錦浪生”是李白《鸚鵡洲》中的詩句，元好問藉此來形容鑑湖（又名鏡湖）春色，展現的是與孟郊、李賀迥然不同的開闊明朗、清新鮮活的境界。“無人賦”三字又表明，他的批評對象絕非孟郊、李賀個別詩人，而是以他們為代表的中晚唐貧士文人，特別是與孟郊近似的一些詩人。 由此可見，該詩是通過孟郊、李賀來批評中晚唐窮愁苦吟一派詩人，沒有盛唐開闊明朗氣象，而流於幽僻淒冷。
第十七首
切響浮聲發巧深，研摩雖苦果何心？
浪翁水樂無宮徵，自是雲山韶頀音。
這首詩是批評拘忌聲病以成詩的人。講究聲律是古典詩歌的一個重要特色，對於詩歌的音樂美、節奏感有重要意義。但是對格律規定過於細密，過於雕琢，拘忌於聲韻等形式，就會使文學創作受到很大的束縛。元好問崇尚自然天成的詩歌風格，不滿那些對聲律音韻過於雕琢的作品。後兩句，元好問舉出元結耽愛山中自然水聲的例子來說明，即使沒有人為配製音韻曲調的自然之聲，也如天籟之音美妙。
第十八首
東野窮愁死不休，高天厚地一詩囚。
江山萬古潮陽筆，合在元龍百尺樓。
這首詩是評論孟郊的詩，元好問認為他根本不能與韓愈的詩相提並論。孟郊與韓愈同為中唐韓孟詩派的代表，但有不同。孟郊一生沉落下僚，貧寒悽苦，鬱鬱寡歡，受盡苦難生活的磨難，將畢生精力用於作詩，以苦吟而著稱。孟郊的才力不及韓愈雄大，再加上淪落不遇的生活經歷也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的視野，使得他的怪奇詩風偏向個人貧病飢寒，充滿幽僻、清冷、苦澀意象，被稱為“郊寒”。而韓愈的詩歌雖有怪奇意象，但卻氣勢見長，磅礴雄大，豪放激越，酣暢淋漓。司空圖說他“驅架氣勢，若掀雷挾電，奮騰於天地之間。”
韓愈的這種氣勢雄渾，天然化成的詩歌風格正是元好問所崇尚的，而孟郊的雕琢和險怪的風格正是元好問所批判的。因此，元好問認為孟郊和韓愈不能相提並論，韓愈的作品如江山萬古長存，與孟郊比，一個如在百尺高樓，一個如在地下。不過，在詩中元好問對孟郊也有同情之意。
《論詩三十首》
（元好問 金元之際）
元好問的《論詩三十首》是繼杜甫之後運用絕句形式比較系統地闡發詩歌理論的著名組詩，他評論了自漢魏至宋代的許多著名作家和流派，表明了他的文學觀點，對後世有重要影響。
第一首
漢謠魏什久紛紜，正體無人與細論。
誰是詩中疏鑿手？暫教涇渭各清渾。
這是元好問《論詩三十首》的第一首，表明了他寫這組論詩詩的動機、目的和標準。元好問以《詩經》的風雅傳統為“正體”，認為漢樂府和建安文學是這一傳統的繼續，他針對宋金詩壇上的一些弊病和“偽體”盛行、漢魏詩歌傳統的淆亂，以“詩中疏鑿手”為己任，要在縱覽詩歌創作的歷史中正本清源，區別正偽，使之涇渭分明，從而廓清詩歌發展的正確方向。
第二首
曹劉坐嘯虎生風，四海無人角兩雄。
可惜幷州劉越石，不教橫槊建安中。
這首詩反映了元好問推崇建安詩人劉琨的具有雄渾剛健風骨之美的詩歌。他首推曹植和建安七子之一的劉楨為詩中“兩雄”，以“坐嘯虎生風”形象地比喻他們的詩歌風格雄壯似虎。曹、劉是建安風骨的傑出代表，鍾嶸評曹植的詩“其源出於國風，骨氣奇高，詞采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粲溢今古，卓爾不群”，評劉楨“其源出於古詩。仗氣愛奇，動多振豔，真骨凌霜，高風跨俗”。 標舉曹劉，實際上是標舉了他們所代表的內容充實、慷慨剛健、風清骨俊的建安文學的優良傳統。
西晉詩人劉琨，被認為“雅壯而多風”，有“清拔之氣”。元好問推出劉琨，正是從其可比建安諸子的慷慨悲壯，梗概多氣的藝術風格著眼的。
第三首
鄴下風流在晉多，壯懷猶見缺壺歌。
風雲若恨張華少，溫李新聲奈若何。
元好問認為西晉詩壇中繼承了建安文風的有不少，建安風骨的影響還是比較大，但也有了“兒女情多，風雲氣少”的詩歌。建安風骨是元好問所肯定的詩歌風格，所以他以張華為例，認為張華雖然以其詩綺靡婉豔，文字妍冶而名高一時，但是缺乏豪壯慷慨之氣，至於到了晚唐的溫庭筠、李商隱，更是兒女情長，風格婉約。“奈若何”句表明了元好問對綺靡文風的不滿情緒，對詩歌綺靡文風的發展的認識。
第四首
一語天然萬古新，豪華落盡見真淳。
南窗白日羲皇上，未害淵明是晉人。
這首詩是元好問評晉代詩人陶淵明。出於對當時詩壇雕琢粉飾、矯揉造作詩風的反感，元好問評論晉代詩人陶淵明時前兩句說：“一語天然萬古新，豪華落盡見真淳。”元好問崇尚陶淵明詩歌自然天成而無人工痕跡，清新真淳而無雕琢之弊。陶淵明的詩句自然質樸不假修飾，剝盡鉛華膩粉，獨見真率之情志，具有真淳雋永、萬古常新的永恆魅力，是元好問心儀的詩的最高境界。如陶淵明的《飲酒》“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歸田園居》等都體現了陶淵明崇尚自然的人生旨趣和藝術特徵。
第五首
縱橫詩筆見高情，何物能澆塊壘平？
老阮不狂誰會得？出門一笑大江橫。
這首詩評論了西晉正始詩人阮籍。阮籍所處時代正是魏晉易代之際，司馬氏屠殺異己，形成恐怖的政治局面。阮籍本有濟世之志，但不滿司馬氏的統治，姑以酣飲和故作曠達來逃避迫害，做出了不少驚世駭俗的事情，世人以為阮籍狂、痴。但元好問深知阮籍“不狂”，看到了阮籍心中的“塊壘”，認識到了阮籍詩中的真情鬱氣（“高情”）。元好問認為阮籍的詩筆縱橫，如長江奔流，神與俱遠，正是他高尚情懷、胸中不平之氣的表現。這說明元好問認識到了寫詩須有真情實感，反映了他對阮籍狂放品格的稱許，對阮籍在黑暗統治下隱約曲折、興寄深遠的風格也是肯定的。
第六首
心畫心聲總失真，文章寧復見為人。
高情千古閒居賦，爭信安仁拜路塵！
這首絕句通過評論西晉太康詩人潘岳批評、嘲諷潘岳做人做詩的二重性格。元好問從詩寫真情出發，鄙視詩寫假話，言不由衷的作品。潘岳的作品描繪自己淡於利祿，忘懷功名，情志高潔，曾經名重一時，傳誦千古。但是他的實際為人，卻是躁求榮利，趨炎附勢，鑽營利祿，諂媚權貴的無恥小人。因此元好問認為，揚雄說的“心畫心聲”，以文識人是不可靠的，會“失真”，即言不真誠，言行不一的問題。識人，不能只觀其文，還要看是否言行一致，心口如一。所謂“言為心聲”、“文如其人”，不能絕對化，因為人的思想感情是複雜的、充滿矛盾、發展變化的，有時也會出現假象。這樣就要善於分析複雜的矛盾現象，善於識別假象，才能獲得正確的認識。詩歌史上詩與人不統一的現象不獨潘岳，元好問的鍼砭是深刻的。
第七首
慷慨歌謠絕不傳，穹廬一曲本天然。
中州萬古英雄氣，也到陰山敕勒川。
這首詩評論了北朝民歌《敕勒歌》。《敕勒歌》描繪了開闊壯美而又和平安定的草原風光，有豪放剛健、粗獷雄渾的格調。元好問重視民歌，前兩句他肯定、推崇這首民歌慷慨壯闊深厚的氣勢，推舉它不假雕飾而渾然天成。
後兩句點出了中原文化對北方少數民族地區文化的影響。敕勒本是北方一個遊牧民族名稱，居住地方在敕勒川（今山西北），元好問認為，看《敕勒歌》的產生和風格，是中原的慷慨豪邁的氣魄傳給了陰山下少數民族的藝術作品。《敕勒歌》表現了我國境內各民族文化的相互影響和滲透。
第八首
沈宋橫馳翰墨場，風流初不廢齊樑。
論功若準平吳例，合著黃金鑄子昂。
這首詩評論了初唐詩人沈佺期、宋之問、陳子昂。初唐詩壇基本是南朝形式主義文學的延續，宮體詩充斥詩壇，文風綺靡纖弱。沈佺期、宋之問總結了六朝以來聲律方面的創作經驗，確立了律詩的形式，馳名一時，對唐代近體詩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元好問肯定了他們的貢獻和影響，但也批評了他們在詩歌創作上仍然沒有擺脫齊樑詩風。
元好問認為，開唐詩一代新風的詩人是陳子昂。陳子昂復歸風雅興寄，高倡漢魏風骨，上接建安傳統，以其詩歌理論和創作實踐，終於廓清了初唐半個時紀齊樑餘風的影響，迎來了以“風骨”、“氣象”著稱的盛唐詩歌創作高潮。他的“興寄”、“風骨”理論成為後人反對形式主義柔靡詩風的理論武器。因此，元好問充分肯定了陳子昂的歷史功績，並將其革新文風與范蠡的平吳事業相提並論，認為也應為陳子昂鑄像，以表其功。
第九首
鬥靡誇多費覽觀，陸文猶恨冗於潘。
心聲只要傳心了，布穀瀾翻可是難。
這首詩是批評陸機。陸機和潘岳是西晉文壇齊名的代表人物。《世說新語·文學》：“孫興公雲：‘潘文淺而淨，陸文深而蕪。’”元好問認為“陸文猶恨冗於潘”，寫詩如果爭相綺靡、篇幅冗長會增加讀者的閱讀負擔，詩歌既然是傳達心聲與真情，意盡就該言止，不要太多太長，不須搖脣鼓舌，多所鋪張。這裡也體現了元好問注重詩歌真情實感，反對形式華豔的觀點。
第十首
排比鋪張特一途，藩籬如此亦區區。
少陵自有連城璧，爭奈微之識碔砆。
這首詩是元好問針對元稹評論杜甫的言論的再評論。元稹在為杜甫所寫的墓誌銘中特別推重杜甫晚年所寫的長篇排律詩“鋪陳始終，排比聲律”，認為這方面李白連它的門牆也達不到。杜詩格律嚴謹，對仗工穩，尤其是晚年的長篇排律更為精細，“晚節漸於詩律細”。這是優點，但是另一方面也會產生過於雕琢和堆砌的副作用。後來宋代的江西詩派也杜甫為宗，但側重於杜甫詩歌煉字造句方面的形式技巧，而忽略了杜甫詩歌中最有價值的東西，即豐富深刻的社會內容和、憂國憂民的進步思想和深刻的現實主義精神，也忽略了杜詩多樣化的風格和藝術上全面的成就。因而，元好問對元稹的批評是有現實意義的。
杜甫的晚年的長篇排律固然功力深厚，但多投贈之作，也非最精粹部分。元好問認為杜甫的排比鋪張只不過是一種手法，元稹過分稱頌這種手法，單把“排比鋪張”當作不可逾越的藩籬，是錯把似玉的石塊當成連城璧了。這也體現了元好問反對過分講求聲律對偶以及對詩歌社會現實內容的關注。
第十一首
眼處心聲句自神，暗中摸索總非真。
畫圖臨出秦川景，親到長安有幾人？
這首詩批評了缺乏現實體驗的模擬文風（如西昆體、江西詩派等），指出了詩歌（文學）創作的源泉是客觀現實，真情必然來自詩人的切實生活感受。元好問認為，文學作品不是作家頭腦中虛構的，而是客觀現實在頭腦中的反映。只有像杜甫那樣“親到長安”，對客觀的描寫對象有了實際的接觸和體驗，才能激發內心的感受，寫出入神的詩句。如果一味去“暗中摸索”，臨摹前人的作品，是永遠不可能在詩中真實地描繪出現實對象的（“總非真”）。這樣，元好問就在杜甫和杜詩的影寫者們中清晰地劃出了一條真、假詩人地界限。
第十二首
望帝春心託杜鵑，佳人錦瑟怨華年。
詩家總愛西昆好，獨恨無人作鄭箋。
這首詩評論的是唐代詩人李商隱。李商隱是晚唐著名詩人，時世、家世、身世，從各方面促成李商隱易於感傷、內向型的性格和心態。除了一些鍼砭現實的政治詩，其詠物抒情詩（包括愛情詩）往往情調幽美，善於把心靈世界的朦朧圖像，以比興、象徵、用典、暗示等隱約曲折的方式化為恍惚迷離的詩的意象，表現出朦朧多義的特點。元好問引用《錦瑟》中的詩句，正是因為《錦瑟》一詩詞義隱晦，聚訟紛紜，多種箋解，似都難以服眾。在這首詩中，元好問表達了對李商隱詩歌含情深邈的嚮往，同時也對難以索解表示了遺憾和諷刺性的批評。
第十三首
萬古文章有坦途，縱橫誰似玉川盧？
真書不入今人眼，兒輩從教鬼畫符。
這首詩是批評盧仝的追求險怪的詩風。中唐時追求險怪詩風的主要是韓孟詩派。韓愈的詩風的主要特點是深險怪僻，好追求奇特的形象。他善於捕捉和表現變態百出的景物；展開豐富奇特的想象，怪幻詭譎的構思，創造匪夷所思的形象；以文為詩，用奇字、造拗句，押險韻，避熟就生，因難見巧。韓孟詩派開一代詩風，在創造出雄奇險怪的意象，在反對傳統銳意創新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貢獻，但也難免流入另一種險怪艱奧，拼湊堆砌，玩弄技巧的形式主義。盧仝受到韓愈的影響，詩作過於好奇逞怪。元好問否定了這種詩歌風格，認為這種創作是“鬼畫符”。
第十四首
出處殊塗聽所安，山林何得賤衣冠。
華歆一擲金隨重，大是渠儂被眼謾。
這首詩批評重山林隱士詩輕賤臺閣仕宦詩的現象。方回《瀛奎律髓》崇尚“格高”，即古代知識分子所謂嶙峋傲骨、孤芳自賞的精神風貌，認為臺閣仕宦都是腦滿腸肥、道貌岸然、功名利祿薰心、仁義禮智滿口之徒的賣弄學理、琢句雕章以欺世盜名，往往偏重江湖道學，或有藉以自重。元好問借質疑三國時華歆擲金的典故對這種現象提出了質疑。
第十五首
筆底銀河落九天，何曾憔悴飯山前。
世間東抹西塗手，枉著書生待魯連。
這首詩是讚揚李白的詩歌及其才識。李白和杜甫都是盛唐偉大的浪漫主義詩人。李白的詩歌想落天外，氣勢宏大，情感激昂奔放，語言流暢自然，詩風豪邁飄逸；杜甫的詩歌風格是“沉鬱頓挫”，杜甫在詩歌格律、煉字、奇崛等方面對後世的韓愈、孟郊、江西詩派等都有重大影響，有一定的流弊。而元好問崇尚的是雄渾自然的風格，對於刻意雕琢、苦吟等都是持反對意見的。因此，這裡元好問以 “總為從前作詩苦”而“憔悴”杜甫來反襯李白筆底銀河，奔流直下，一氣呵成。另一方面，元好問認為李白不光文才卓異，而且也是象魯仲連一類的人物，關注現實，有政治才能，不為官而周遊各地，排難解紛。
第十六首
切切秋蟲萬古情，燈前山鬼淚縱橫。
鑑湖春好無人賦，“岸夾桃花錦浪生。”
這首詩是評論幽僻清冷的詩歌風格。大凡萬古言情之作，皆悽切如秋蟲之悲鳴；撫寫境象，也淒涼如山鬼的零淚。前二句泛敘古今悲情，構造出一片悲愁哀苦的境界。一般認為這兩句是在說李賀，因李賀詩中常有“秋蟲”、“山鬼”的意象；也有認為指李賀、孟郊二人，因孟郊常以“秋蟲”自喻。這兩句可解釋為泛說全體這類相似風格的詩人。 孟郊、李賀都窮愁不遇，作詩都好苦吟，詩風都較幽冷。 窮愁本是人生不幸，無可厚非，問題在於如何處窮。元好問的態度非常明確，認為應該是“厄窮而不憫，遺佚而不怨”。孟郊、李賀顯然沒有如此泰然，寒乞之聲不絕於耳，詩境幽冷悽婉。元好問反對幽僻淒冷的詩歌境界，即他所說，“要造微，不要鬼窟中覓活計”。孟郊詩歌可謂造微，但他所得不過是秋蟲之類幽微之物。李賀也是如此，有些詩篇正是從“鬼窟中覓活計”。孟郊、李賀的這種詩風，與元好問尚壯美、崇自然之旨相背，故元好問譏評之。
後兩句“鑑湖春好無人賦，夾岸桃花錦浪生”，正如宗廷輔所說，是“就詩境言之”。“夾岸桃花錦浪生”是李白《鸚鵡洲》中的詩句，元好問藉此來形容鑑湖（又名鏡湖）春色，展現的是與孟郊、李賀迥然不同的開闊明朗、清新鮮活的境界。“無人賦”三字又表明，他的批評對象絕非孟郊、李賀個別詩人，而是以他們為代表的中晚唐貧士文人，特別是與孟郊近似的一些詩人。 由此可見，該詩是通過孟郊、李賀來批評中晚唐窮愁苦吟一派詩人，沒有盛唐開闊明朗氣象，而流於幽僻淒冷。
第十七首
切響浮聲發巧深，研摩雖苦果何心？
浪翁水樂無宮徵，自是雲山韶頀音。
這首詩是批評拘忌聲病以成詩的人。講究聲律是古典詩歌的一個重要特色，對於詩歌的音樂美、節奏感有重要意義。但是對格律規定過於細密，過於雕琢，拘忌於聲韻等形式，就會使文學創作受到很大的束縛。元好問崇尚自然天成的詩歌風格，不滿那些對聲律音韻過於雕琢的作品。後兩句，元好問舉出元結耽愛山中自然水聲的例子來說明，即使沒有人為配製音韻曲調的自然之聲，也如天籟之音美妙。
第十八首
東野窮愁死不休，高天厚地一詩囚。
江山萬古潮陽筆，合在元龍百尺樓。
這首詩是評論孟郊的詩，元好問認為他根本不能與韓愈的詩相提並論。孟郊與韓愈同為中唐韓孟詩派的代表，但有不同。孟郊一生沉落下僚，貧寒悽苦，鬱鬱寡歡，受盡苦難生活的磨難，將畢生精力用於作詩，以苦吟而著稱。孟郊的才力不及韓愈雄大，再加上淪落不遇的生活經歷也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的視野，使得他的怪奇詩風偏向個人貧病飢寒，充滿幽僻、清冷、苦澀意象，被稱為“郊寒”。而韓愈的詩歌雖有怪奇意象，但卻氣勢見長，磅礴雄大，豪放激越，酣暢淋漓。司空圖說他“驅架氣勢，若掀雷挾電，奮騰於天地之間。”
韓愈的這種氣勢雄渾，天然化成的詩歌風格正是元好問所崇尚的，而孟郊的雕琢和險怪的風格正是元好問所批判的。因此，元好問認為孟郊和韓愈不能相提並論，韓愈的作品如江山萬古長存，與孟郊比，一個如在百尺高樓，一個如在地下。不過，在詩中元好問對孟郊也有同情之意。
第十九首
萬古幽人在澗阿，百年孤憤竟如何？
無人說與天隨子，春草輸贏較幾多？
這首詩是批評晚唐詩人陸龜蒙。晚唐後期，唐帝國風雨飄搖，岌岌可危。不少文人在時代的衰颯氣氛中走向明哲保身的退隱之路，創作的詩句表現出一種僻世心態和淡泊情思。元好問借用陸龜蒙《自遣詩三十首》之二十四中“恐隨春草鬥輸贏”來批評陸龜蒙等隱士生活在晚唐社會動盪時代，不作憂國感憤之辭而徒興春草輸贏的嘆惜。這裡也反映了元好問在強調真情實感時是注意到社會現實內容的。不過陸龜蒙象古代許多隱士一樣，並非真正忘懷世事，陸龜蒙也寫過諷刺現實的作品如《新沙》、《築城池》、《記稻鼠》等。
第二十首
謝客風容映古今，發源誰似柳州深？
朱弦一拂遺音在，卻是當年寂寞心。
這首詩是論及柳宗元與謝靈運，主要是論柳宗元，是說柳近似於謝。謝靈運是第一個大力寫山水詩的詩人，他政治失意，縱情山水，肆意遨遊，在山水中尋求慰藉，與當時“淡乎寡味”的玄言詩相比，後人認為謝靈運的詩歌自然清新，有高古之風。元好問推崇謝靈運，認為柳宗元詩歌淡泊古雅，深得謝靈運之遺音。前兩句在一起是說，謝靈運詩的風神容態，照映古今，後世詩人，誰能像柳宗元一樣有謝客風容，並深有所得呢？後兩句是說柳宗元的詩淡泊簡古，如清廟之瑟，朱弦一拂，唱嘆餘音宛在，此冷寂神境，以暗喻道出，恰是如同當年謝靈運寂寞心境的寫照。
《論詩三十首》
（元好問 金元之際）
元好問的《論詩三十首》是繼杜甫之後運用絕句形式比較系統地闡發詩歌理論的著名組詩，他評論了自漢魏至宋代的許多著名作家和流派，表明了他的文學觀點，對後世有重要影響。
第一首
漢謠魏什久紛紜，正體無人與細論。
誰是詩中疏鑿手？暫教涇渭各清渾。
這是元好問《論詩三十首》的第一首，表明了他寫這組論詩詩的動機、目的和標準。元好問以《詩經》的風雅傳統為“正體”，認為漢樂府和建安文學是這一傳統的繼續，他針對宋金詩壇上的一些弊病和“偽體”盛行、漢魏詩歌傳統的淆亂，以“詩中疏鑿手”為己任，要在縱覽詩歌創作的歷史中正本清源，區別正偽，使之涇渭分明，從而廓清詩歌發展的正確方向。
第二首
曹劉坐嘯虎生風，四海無人角兩雄。
可惜幷州劉越石，不教橫槊建安中。
這首詩反映了元好問推崇建安詩人劉琨的具有雄渾剛健風骨之美的詩歌。他首推曹植和建安七子之一的劉楨為詩中“兩雄”，以“坐嘯虎生風”形象地比喻他們的詩歌風格雄壯似虎。曹、劉是建安風骨的傑出代表，鍾嶸評曹植的詩“其源出於國風，骨氣奇高，詞采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粲溢今古，卓爾不群”，評劉楨“其源出於古詩。仗氣愛奇，動多振豔，真骨凌霜，高風跨俗”。 標舉曹劉，實際上是標舉了他們所代表的內容充實、慷慨剛健、風清骨俊的建安文學的優良傳統。
西晉詩人劉琨，被認為“雅壯而多風”，有“清拔之氣”。元好問推出劉琨，正是從其可比建安諸子的慷慨悲壯，梗概多氣的藝術風格著眼的。
第三首
鄴下風流在晉多，壯懷猶見缺壺歌。
風雲若恨張華少，溫李新聲奈若何。
元好問認為西晉詩壇中繼承了建安文風的有不少，建安風骨的影響還是比較大，但也有了“兒女情多，風雲氣少”的詩歌。建安風骨是元好問所肯定的詩歌風格，所以他以張華為例，認為張華雖然以其詩綺靡婉豔，文字妍冶而名高一時，但是缺乏豪壯慷慨之氣，至於到了晚唐的溫庭筠、李商隱，更是兒女情長，風格婉約。“奈若何”句表明了元好問對綺靡文風的不滿情緒，對詩歌綺靡文風的發展的認識。
第四首
一語天然萬古新，豪華落盡見真淳。
南窗白日羲皇上，未害淵明是晉人。
這首詩是元好問評晉代詩人陶淵明。出於對當時詩壇雕琢粉飾、矯揉造作詩風的反感，元好問評論晉代詩人陶淵明時前兩句說：“一語天然萬古新，豪華落盡見真淳。”元好問崇尚陶淵明詩歌自然天成而無人工痕跡，清新真淳而無雕琢之弊。陶淵明的詩句自然質樸不假修飾，剝盡鉛華膩粉，獨見真率之情志，具有真淳雋永、萬古常新的永恆魅力，是元好問心儀的詩的最高境界。如陶淵明的《飲酒》“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歸田園居》等都體現了陶淵明崇尚自然的人生旨趣和藝術特徵。
第五首
縱橫詩筆見高情，何物能澆塊壘平？
老阮不狂誰會得？出門一笑大江橫。
這首詩評論了西晉正始詩人阮籍。阮籍所處時代正是魏晉易代之際，司馬氏屠殺異己，形成恐怖的政治局面。阮籍本有濟世之志，但不滿司馬氏的統治，姑以酣飲和故作曠達來逃避迫害，做出了不少驚世駭俗的事情，世人以為阮籍狂、痴。但元好問深知阮籍“不狂”，看到了阮籍心中的“塊壘”，認識到了阮籍詩中的真情鬱氣（“高情”）。元好問認為阮籍的詩筆縱橫，如長江奔流，神與俱遠，正是他高尚情懷、胸中不平之氣的表現。這說明元好問認識到了寫詩須有真情實感，反映了他對阮籍狂放品格的稱許，對阮籍在黑暗統治下隱約曲折、興寄深遠的風格也是肯定的。
第六首
心畫心聲總失真，文章寧復見為人。
高情千古閒居賦，爭信安仁拜路塵！
這首絕句通過評論西晉太康詩人潘岳批評、嘲諷潘岳做人做詩的二重性格。元好問從詩寫真情出發，鄙視詩寫假話，言不由衷的作品。潘岳的作品描繪自己淡於利祿，忘懷功名，情志高潔，曾經名重一時，傳誦千古。但是他的實際為人，卻是躁求榮利，趨炎附勢，鑽營利祿，諂媚權貴的無恥小人。因此元好問認為，揚雄說的“心畫心聲”，以文識人是不可靠的，會“失真”，即言不真誠，言行不一的問題。識人，不能只觀其文，還要看是否言行一致，心口如一。所謂“言為心聲”、“文如其人”，不能絕對化，因為人的思想感情是複雜的、充滿矛盾、發展變化的，有時也會出現假象。這樣就要善於分析複雜的矛盾現象，善於識別假象，才能獲得正確的認識。詩歌史上詩與人不統一的現象不獨潘岳，元好問的鍼砭是深刻的。
第七首
慷慨歌謠絕不傳，穹廬一曲本天然。
中州萬古英雄氣，也到陰山敕勒川。
這首詩評論了北朝民歌《敕勒歌》。《敕勒歌》描繪了開闊壯美而又和平安定的草原風光，有豪放剛健、粗獷雄渾的格調。元好問重視民歌，前兩句他肯定、推崇這首民歌慷慨壯闊深厚的氣勢，推舉它不假雕飾而渾然天成。
後兩句點出了中原文化對北方少數民族地區文化的影響。敕勒本是北方一個遊牧民族名稱，居住地方在敕勒川（今山西北），元好問認為，看《敕勒歌》的產生和風格，是中原的慷慨豪邁的氣魄傳給了陰山下少數民族的藝術作品。《敕勒歌》表現了我國境內各民族文化的相互影響和滲透。
第八首
沈宋橫馳翰墨場，風流初不廢齊樑。
論功若準平吳例，合著黃金鑄子昂。
這首詩評論了初唐詩人沈佺期、宋之問、陳子昂。初唐詩壇基本是南朝形式主義文學的延續，宮體詩充斥詩壇，文風綺靡纖弱。沈佺期、宋之問總結了六朝以來聲律方面的創作經驗，確立了律詩的形式，馳名一時，對唐代近體詩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元好問肯定了他們的貢獻和影響，但也批評了他們在詩歌創作上仍然沒有擺脫齊樑詩風。
元好問認為，開唐詩一代新風的詩人是陳子昂。陳子昂復歸風雅興寄，高倡漢魏風骨，上接建安傳統，以其詩歌理論和創作實踐，終於廓清了初唐半個時紀齊樑餘風的影響，迎來了以“風骨”、“氣象”著稱的盛唐詩歌創作高潮。他的“興寄”、“風骨”理論成為後人反對形式主義柔靡詩風的理論武器。因此，元好問充分肯定了陳子昂的歷史功績，並將其革新文風與范蠡的平吳事業相提並論，認為也應為陳子昂鑄像，以表其功。
第九首
鬥靡誇多費覽觀，陸文猶恨冗於潘。
心聲只要傳心了，布穀瀾翻可是難。
這首詩是批評陸機。陸機和潘岳是西晉文壇齊名的代表人物。《世說新語·文學》：“孫興公雲：‘潘文淺而淨，陸文深而蕪。’”元好問認為“陸文猶恨冗於潘”，寫詩如果爭相綺靡、篇幅冗長會增加讀者的閱讀負擔，詩歌既然是傳達心聲與真情，意盡就該言止，不要太多太長，不須搖脣鼓舌，多所鋪張。這裡也體現了元好問注重詩歌真情實感，反對形式華豔的觀點。
第十首
排比鋪張特一途，藩籬如此亦區區。
少陵自有連城璧，爭奈微之識碔砆。
這首詩是元好問針對元稹評論杜甫的言論的再評論。元稹在為杜甫所寫的墓誌銘中特別推重杜甫晚年所寫的長篇排律詩“鋪陳始終，排比聲律”，認為這方面李白連它的門牆也達不到。杜詩格律嚴謹，對仗工穩，尤其是晚年的長篇排律更為精細，“晚節漸於詩律細”。這是優點，但是另一方面也會產生過於雕琢和堆砌的副作用。後來宋代的江西詩派也杜甫為宗，但側重於杜甫詩歌煉字造句方面的形式技巧，而忽略了杜甫詩歌中最有價值的東西，即豐富深刻的社會內容和、憂國憂民的進步思想和深刻的現實主義精神，也忽略了杜詩多樣化的風格和藝術上全面的成就。因而，元好問對元稹的批評是有現實意義的。
杜甫的晚年的長篇排律固然功力深厚，但多投贈之作，也非最精粹部分。元好問認為杜甫的排比鋪張只不過是一種手法，元稹過分稱頌這種手法，單把“排比鋪張”當作不可逾越的藩籬，是錯把似玉的石塊當成連城璧了。這也體現了元好問反對過分講求聲律對偶以及對詩歌社會現實內容的關注。
第十一首
眼處心聲句自神，暗中摸索總非真。
畫圖臨出秦川景，親到長安有幾人？
這首詩批評了缺乏現實體驗的模擬文風（如西昆體、江西詩派等），指出了詩歌（文學）創作的源泉是客觀現實，真情必然來自詩人的切實生活感受。元好問認為，文學作品不是作家頭腦中虛構的，而是客觀現實在頭腦中的反映。只有像杜甫那樣“親到長安”，對客觀的描寫對象有了實際的接觸和體驗，才能激發內心的感受，寫出入神的詩句。如果一味去“暗中摸索”，臨摹前人的作品，是永遠不可能在詩中真實地描繪出現實對象的（“總非真”）。這樣，元好問就在杜甫和杜詩的影寫者們中清晰地劃出了一條真、假詩人地界限。
第十二首
望帝春心託杜鵑，佳人錦瑟怨華年。
詩家總愛西昆好，獨恨無人作鄭箋。
這首詩評論的是唐代詩人李商隱。李商隱是晚唐著名詩人，時世、家世、身世，從各方面促成李商隱易於感傷、內向型的性格和心態。除了一些鍼砭現實的政治詩，其詠物抒情詩（包括愛情詩）往往情調幽美，善於把心靈世界的朦朧圖像，以比興、象徵、用典、暗示等隱約曲折的方式化為恍惚迷離的詩的意象，表現出朦朧多義的特點。元好問引用《錦瑟》中的詩句，正是因為《錦瑟》一詩詞義隱晦，聚訟紛紜，多種箋解，似都難以服眾。在這首詩中，元好問表達了對李商隱詩歌含情深邈的嚮往，同時也對難以索解表示了遺憾和諷刺性的批評。
第十三首
萬古文章有坦途，縱橫誰似玉川盧？
真書不入今人眼，兒輩從教鬼畫符。
這首詩是批評盧仝的追求險怪的詩風。中唐時追求險怪詩風的主要是韓孟詩派。韓愈的詩風的主要特點是深險怪僻，好追求奇特的形象。他善於捕捉和表現變態百出的景物；展開豐富奇特的想象，怪幻詭譎的構思，創造匪夷所思的形象；以文為詩，用奇字、造拗句，押險韻，避熟就生，因難見巧。韓孟詩派開一代詩風，在創造出雄奇險怪的意象，在反對傳統銳意創新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貢獻，但也難免流入另一種險怪艱奧，拼湊堆砌，玩弄技巧的形式主義。盧仝受到韓愈的影響，詩作過於好奇逞怪。元好問否定了這種詩歌風格，認為這種創作是“鬼畫符”。
第十四首
出處殊塗聽所安，山林何得賤衣冠。
華歆一擲金隨重，大是渠儂被眼謾。
這首詩批評重山林隱士詩輕賤臺閣仕宦詩的現象。方回《瀛奎律髓》崇尚“格高”，即古代知識分子所謂嶙峋傲骨、孤芳自賞的精神風貌，認為臺閣仕宦都是腦滿腸肥、道貌岸然、功名利祿薰心、仁義禮智滿口之徒的賣弄學理、琢句雕章以欺世盜名，往往偏重江湖道學，或有藉以自重。元好問借質疑三國時華歆擲金的典故對這種現象提出了質疑。
第十五首
筆底銀河落九天，何曾憔悴飯山前。
世間東抹西塗手，枉著書生待魯連。
這首詩是讚揚李白的詩歌及其才識。李白和杜甫都是盛唐偉大的浪漫主義詩人。李白的詩歌想落天外，氣勢宏大，情感激昂奔放，語言流暢自然，詩風豪邁飄逸；杜甫的詩歌風格是“沉鬱頓挫”，杜甫在詩歌格律、煉字、奇崛等方面對後世的韓愈、孟郊、江西詩派等都有重大影響，有一定的流弊。而元好問崇尚的是雄渾自然的風格，對於刻意雕琢、苦吟等都是持反對意見的。因此，這裡元好問以 “總為從前作詩苦”而“憔悴”杜甫來反襯李白筆底銀河，奔流直下，一氣呵成。另一方面，元好問認為李白不光文才卓異，而且也是象魯仲連一類的人物，關注現實，有政治才能，不為官而周遊各地，排難解紛。
第十六首
切切秋蟲萬古情，燈前山鬼淚縱橫。
鑑湖春好無人賦，“岸夾桃花錦浪生。”
這首詩是評論幽僻清冷的詩歌風格。大凡萬古言情之作，皆悽切如秋蟲之悲鳴；撫寫境象，也淒涼如山鬼的零淚。前二句泛敘古今悲情，構造出一片悲愁哀苦的境界。一般認為這兩句是在說李賀，因李賀詩中常有“秋蟲”、“山鬼”的意象；也有認為指李賀、孟郊二人，因孟郊常以“秋蟲”自喻。這兩句可解釋為泛說全體這類相似風格的詩人。 孟郊、李賀都窮愁不遇，作詩都好苦吟，詩風都較幽冷。 窮愁本是人生不幸，無可厚非，問題在於如何處窮。元好問的態度非常明確，認為應該是“厄窮而不憫，遺佚而不怨”。孟郊、李賀顯然沒有如此泰然，寒乞之聲不絕於耳，詩境幽冷悽婉。元好問反對幽僻淒冷的詩歌境界，即他所說，“要造微，不要鬼窟中覓活計”。孟郊詩歌可謂造微，但他所得不過是秋蟲之類幽微之物。李賀也是如此，有些詩篇正是從“鬼窟中覓活計”。孟郊、李賀的這種詩風，與元好問尚壯美、崇自然之旨相背，故元好問譏評之。
後兩句“鑑湖春好無人賦，夾岸桃花錦浪生”，正如宗廷輔所說，是“就詩境言之”。“夾岸桃花錦浪生”是李白《鸚鵡洲》中的詩句，元好問藉此來形容鑑湖（又名鏡湖）春色，展現的是與孟郊、李賀迥然不同的開闊明朗、清新鮮活的境界。“無人賦”三字又表明，他的批評對象絕非孟郊、李賀個別詩人，而是以他們為代表的中晚唐貧士文人，特別是與孟郊近似的一些詩人。 由此可見，該詩是通過孟郊、李賀來批評中晚唐窮愁苦吟一派詩人，沒有盛唐開闊明朗氣象，而流於幽僻淒冷。
第十七首
切響浮聲發巧深，研摩雖苦果何心？
浪翁水樂無宮徵，自是雲山韶頀音。
這首詩是批評拘忌聲病以成詩的人。講究聲律是古典詩歌的一個重要特色，對於詩歌的音樂美、節奏感有重要意義。但是對格律規定過於細密，過於雕琢，拘忌於聲韻等形式，就會使文學創作受到很大的束縛。元好問崇尚自然天成的詩歌風格，不滿那些對聲律音韻過於雕琢的作品。後兩句，元好問舉出元結耽愛山中自然水聲的例子來說明，即使沒有人為配製音韻曲調的自然之聲，也如天籟之音美妙。
第十八首
東野窮愁死不休，高天厚地一詩囚。
江山萬古潮陽筆，合在元龍百尺樓。
這首詩是評論孟郊的詩，元好問認為他根本不能與韓愈的詩相提並論。孟郊與韓愈同為中唐韓孟詩派的代表，但有不同。孟郊一生沉落下僚，貧寒悽苦，鬱鬱寡歡，受盡苦難生活的磨難，將畢生精力用於作詩，以苦吟而著稱。孟郊的才力不及韓愈雄大，再加上淪落不遇的生活經歷也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的視野，使得他的怪奇詩風偏向個人貧病飢寒，充滿幽僻、清冷、苦澀意象，被稱為“郊寒”。而韓愈的詩歌雖有怪奇意象，但卻氣勢見長，磅礴雄大，豪放激越，酣暢淋漓。司空圖說他“驅架氣勢，若掀雷挾電，奮騰於天地之間。”
韓愈的這種氣勢雄渾，天然化成的詩歌風格正是元好問所崇尚的，而孟郊的雕琢和險怪的風格正是元好問所批判的。因此，元好問認為孟郊和韓愈不能相提並論，韓愈的作品如江山萬古長存，與孟郊比，一個如在百尺高樓，一個如在地下。不過，在詩中元好問對孟郊也有同情之意。
第十九首
萬古幽人在澗阿，百年孤憤竟如何？
無人說與天隨子，春草輸贏較幾多？
這首詩是批評晚唐詩人陸龜蒙。晚唐後期，唐帝國風雨飄搖，岌岌可危。不少文人在時代的衰颯氣氛中走向明哲保身的退隱之路，創作的詩句表現出一種僻世心態和淡泊情思。元好問借用陸龜蒙《自遣詩三十首》之二十四中“恐隨春草鬥輸贏”來批評陸龜蒙等隱士生活在晚唐社會動盪時代，不作憂國感憤之辭而徒興春草輸贏的嘆惜。這裡也反映了元好問在強調真情實感時是注意到社會現實內容的。不過陸龜蒙象古代許多隱士一樣，並非真正忘懷世事，陸龜蒙也寫過諷刺現實的作品如《新沙》、《築城池》、《記稻鼠》等。
第二十首
謝客風容映古今，發源誰似柳州深？
朱弦一拂遺音在，卻是當年寂寞心。
這首詩是論及柳宗元與謝靈運，主要是論柳宗元，是說柳近似於謝。謝靈運是第一個大力寫山水詩的詩人，他政治失意，縱情山水，肆意遨遊，在山水中尋求慰藉，與當時“淡乎寡味”的玄言詩相比，後人認為謝靈運的詩歌自然清新，有高古之風。元好問推崇謝靈運，認為柳宗元詩歌淡泊古雅，深得謝靈運之遺音。前兩句在一起是說，謝靈運詩的風神容態，照映古今，後世詩人，誰能像柳宗元一樣有謝客風容，並深有所得呢？後兩句是說柳宗元的詩淡泊簡古，如清廟之瑟，朱弦一拂，唱嘆餘音宛在，此冷寂神境，以暗喻道出，恰是如同當年謝靈運寂寞心境的寫照。
第二十一首
窘步相仍死不前，唱醻無復見前賢。
縱橫正有凌雲筆，俯仰隨人亦可憐。
這首詩是批評詩歌酬唱中的和韻風氣。由於這種次韻酬唱的詩往往受到原詩韻腳的拘束和詞義的限制，使作者不能自由地抒發自己的心跡，反要俯仰隨人，窘步相仍，因此，元好問對這種詩風給予了辛辣諷刺，指出其“亦可憐”。要求詩人應該象庾信那樣“縱橫自有凌雲筆”，大膽自由抒發自己地真性情，不要做隨在別人後面的亦步亦趨的可憐蟲。
第二十二首
奇外無奇更出奇，一波才動萬波隨。
只知詩到蘇黃盡，滄海橫流卻是誰？
這首詩是對求奇追險詩風及其流弊的批評。蘇軾、黃庭堅是北宋影響巨大的著名詩人，兩人的詩歌都有很高的成就。蘇軾的詩歌氣象宏闊，鋪敘宛轉，意境恣逸，筆力矯健，常富理趣，但蘇詩散文化、議論化傾向明顯。蘇軾有滿腹才學，難免在詩中賣弄，以出新意。黃庭堅作詩則力求新奇，選材僻熟就生，喜用他人未用的典故和字句，造拗句，押險韻，做硬語，詩風生新瘦硬峭拔，善於出奇制勝。他所用“奪胎換骨”、“點石成金”增加了“以才學為詩”的傾向。蘇、黃兩人在技巧上力求出新，對傳統有所發展變化，取得了卓著的成績，因此元好問承認了他們在詩歌上的成就“只知詩到蘇黃盡”和影響力（“一波才動萬波隨”）。但是另一方面，蘇黃的後學者卻往往沒有蘇黃的才力，未得其長，先得其短，容易出現一味崇尚奇險、堆砌生典、蒐羅怪異形象，語言生硬晦澀、詞句雕琢不自然的弊端（“奇外無奇更出奇”）。元好問批評了蘇、黃詩歌缺點所造成的不良風氣，同時，這也反映了元好問崇尚自然、雅正，反對險怪、雕琢的詩歌思想。
《論詩三十首》
（元好問 金元之際）
元好問的《論詩三十首》是繼杜甫之後運用絕句形式比較系統地闡發詩歌理論的著名組詩，他評論了自漢魏至宋代的許多著名作家和流派，表明了他的文學觀點，對後世有重要影響。
第一首
漢謠魏什久紛紜，正體無人與細論。
誰是詩中疏鑿手？暫教涇渭各清渾。
這是元好問《論詩三十首》的第一首，表明了他寫這組論詩詩的動機、目的和標準。元好問以《詩經》的風雅傳統為“正體”，認為漢樂府和建安文學是這一傳統的繼續，他針對宋金詩壇上的一些弊病和“偽體”盛行、漢魏詩歌傳統的淆亂，以“詩中疏鑿手”為己任，要在縱覽詩歌創作的歷史中正本清源，區別正偽，使之涇渭分明，從而廓清詩歌發展的正確方向。
第二首
曹劉坐嘯虎生風，四海無人角兩雄。
可惜幷州劉越石，不教橫槊建安中。
這首詩反映了元好問推崇建安詩人劉琨的具有雄渾剛健風骨之美的詩歌。他首推曹植和建安七子之一的劉楨為詩中“兩雄”，以“坐嘯虎生風”形象地比喻他們的詩歌風格雄壯似虎。曹、劉是建安風骨的傑出代表，鍾嶸評曹植的詩“其源出於國風，骨氣奇高，詞采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粲溢今古，卓爾不群”，評劉楨“其源出於古詩。仗氣愛奇，動多振豔，真骨凌霜，高風跨俗”。 標舉曹劉，實際上是標舉了他們所代表的內容充實、慷慨剛健、風清骨俊的建安文學的優良傳統。
西晉詩人劉琨，被認為“雅壯而多風”，有“清拔之氣”。元好問推出劉琨，正是從其可比建安諸子的慷慨悲壯，梗概多氣的藝術風格著眼的。
第三首
鄴下風流在晉多，壯懷猶見缺壺歌。
風雲若恨張華少，溫李新聲奈若何。
元好問認為西晉詩壇中繼承了建安文風的有不少，建安風骨的影響還是比較大，但也有了“兒女情多，風雲氣少”的詩歌。建安風骨是元好問所肯定的詩歌風格，所以他以張華為例，認為張華雖然以其詩綺靡婉豔，文字妍冶而名高一時，但是缺乏豪壯慷慨之氣，至於到了晚唐的溫庭筠、李商隱，更是兒女情長，風格婉約。“奈若何”句表明了元好問對綺靡文風的不滿情緒，對詩歌綺靡文風的發展的認識。
第四首
一語天然萬古新，豪華落盡見真淳。
南窗白日羲皇上，未害淵明是晉人。
這首詩是元好問評晉代詩人陶淵明。出於對當時詩壇雕琢粉飾、矯揉造作詩風的反感，元好問評論晉代詩人陶淵明時前兩句說：“一語天然萬古新，豪華落盡見真淳。”元好問崇尚陶淵明詩歌自然天成而無人工痕跡，清新真淳而無雕琢之弊。陶淵明的詩句自然質樸不假修飾，剝盡鉛華膩粉，獨見真率之情志，具有真淳雋永、萬古常新的永恆魅力，是元好問心儀的詩的最高境界。如陶淵明的《飲酒》“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歸田園居》等都體現了陶淵明崇尚自然的人生旨趣和藝術特徵。
第五首
縱橫詩筆見高情，何物能澆塊壘平？
老阮不狂誰會得？出門一笑大江橫。
這首詩評論了西晉正始詩人阮籍。阮籍所處時代正是魏晉易代之際，司馬氏屠殺異己，形成恐怖的政治局面。阮籍本有濟世之志，但不滿司馬氏的統治，姑以酣飲和故作曠達來逃避迫害，做出了不少驚世駭俗的事情，世人以為阮籍狂、痴。但元好問深知阮籍“不狂”，看到了阮籍心中的“塊壘”，認識到了阮籍詩中的真情鬱氣（“高情”）。元好問認為阮籍的詩筆縱橫，如長江奔流，神與俱遠，正是他高尚情懷、胸中不平之氣的表現。這說明元好問認識到了寫詩須有真情實感，反映了他對阮籍狂放品格的稱許，對阮籍在黑暗統治下隱約曲折、興寄深遠的風格也是肯定的。
第六首
心畫心聲總失真，文章寧復見為人。
高情千古閒居賦，爭信安仁拜路塵！
這首絕句通過評論西晉太康詩人潘岳批評、嘲諷潘岳做人做詩的二重性格。元好問從詩寫真情出發，鄙視詩寫假話，言不由衷的作品。潘岳的作品描繪自己淡於利祿，忘懷功名，情志高潔，曾經名重一時，傳誦千古。但是他的實際為人，卻是躁求榮利，趨炎附勢，鑽營利祿，諂媚權貴的無恥小人。因此元好問認為，揚雄說的“心畫心聲”，以文識人是不可靠的，會“失真”，即言不真誠，言行不一的問題。識人，不能只觀其文，還要看是否言行一致，心口如一。所謂“言為心聲”、“文如其人”，不能絕對化，因為人的思想感情是複雜的、充滿矛盾、發展變化的，有時也會出現假象。這樣就要善於分析複雜的矛盾現象，善於識別假象，才能獲得正確的認識。詩歌史上詩與人不統一的現象不獨潘岳，元好問的鍼砭是深刻的。
第七首
慷慨歌謠絕不傳，穹廬一曲本天然。
中州萬古英雄氣，也到陰山敕勒川。
這首詩評論了北朝民歌《敕勒歌》。《敕勒歌》描繪了開闊壯美而又和平安定的草原風光，有豪放剛健、粗獷雄渾的格調。元好問重視民歌，前兩句他肯定、推崇這首民歌慷慨壯闊深厚的氣勢，推舉它不假雕飾而渾然天成。
後兩句點出了中原文化對北方少數民族地區文化的影響。敕勒本是北方一個遊牧民族名稱，居住地方在敕勒川（今山西北），元好問認為，看《敕勒歌》的產生和風格，是中原的慷慨豪邁的氣魄傳給了陰山下少數民族的藝術作品。《敕勒歌》表現了我國境內各民族文化的相互影響和滲透。
第八首
沈宋橫馳翰墨場，風流初不廢齊樑。
論功若準平吳例，合著黃金鑄子昂。
這首詩評論了初唐詩人沈佺期、宋之問、陳子昂。初唐詩壇基本是南朝形式主義文學的延續，宮體詩充斥詩壇，文風綺靡纖弱。沈佺期、宋之問總結了六朝以來聲律方面的創作經驗，確立了律詩的形式，馳名一時，對唐代近體詩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元好問肯定了他們的貢獻和影響，但也批評了他們在詩歌創作上仍然沒有擺脫齊樑詩風。
元好問認為，開唐詩一代新風的詩人是陳子昂。陳子昂復歸風雅興寄，高倡漢魏風骨，上接建安傳統，以其詩歌理論和創作實踐，終於廓清了初唐半個時紀齊樑餘風的影響，迎來了以“風骨”、“氣象”著稱的盛唐詩歌創作高潮。他的“興寄”、“風骨”理論成為後人反對形式主義柔靡詩風的理論武器。因此，元好問充分肯定了陳子昂的歷史功績，並將其革新文風與范蠡的平吳事業相提並論，認為也應為陳子昂鑄像，以表其功。
第九首
鬥靡誇多費覽觀，陸文猶恨冗於潘。
心聲只要傳心了，布穀瀾翻可是難。
這首詩是批評陸機。陸機和潘岳是西晉文壇齊名的代表人物。《世說新語·文學》：“孫興公雲：‘潘文淺而淨，陸文深而蕪。’”元好問認為“陸文猶恨冗於潘”，寫詩如果爭相綺靡、篇幅冗長會增加讀者的閱讀負擔，詩歌既然是傳達心聲與真情，意盡就該言止，不要太多太長，不須搖脣鼓舌，多所鋪張。這裡也體現了元好問注重詩歌真情實感，反對形式華豔的觀點。
第十首
排比鋪張特一途，藩籬如此亦區區。
少陵自有連城璧，爭奈微之識碔砆。
這首詩是元好問針對元稹評論杜甫的言論的再評論。元稹在為杜甫所寫的墓誌銘中特別推重杜甫晚年所寫的長篇排律詩“鋪陳始終，排比聲律”，認為這方面李白連它的門牆也達不到。杜詩格律嚴謹，對仗工穩，尤其是晚年的長篇排律更為精細，“晚節漸於詩律細”。這是優點，但是另一方面也會產生過於雕琢和堆砌的副作用。後來宋代的江西詩派也杜甫為宗，但側重於杜甫詩歌煉字造句方面的形式技巧，而忽略了杜甫詩歌中最有價值的東西，即豐富深刻的社會內容和、憂國憂民的進步思想和深刻的現實主義精神，也忽略了杜詩多樣化的風格和藝術上全面的成就。因而，元好問對元稹的批評是有現實意義的。
杜甫的晚年的長篇排律固然功力深厚，但多投贈之作，也非最精粹部分。元好問認為杜甫的排比鋪張只不過是一種手法，元稹過分稱頌這種手法，單把“排比鋪張”當作不可逾越的藩籬，是錯把似玉的石塊當成連城璧了。這也體現了元好問反對過分講求聲律對偶以及對詩歌社會現實內容的關注。
第十一首
眼處心聲句自神，暗中摸索總非真。
畫圖臨出秦川景，親到長安有幾人？
這首詩批評了缺乏現實體驗的模擬文風（如西昆體、江西詩派等），指出了詩歌（文學）創作的源泉是客觀現實，真情必然來自詩人的切實生活感受。元好問認為，文學作品不是作家頭腦中虛構的，而是客觀現實在頭腦中的反映。只有像杜甫那樣“親到長安”，對客觀的描寫對象有了實際的接觸和體驗，才能激發內心的感受，寫出入神的詩句。如果一味去“暗中摸索”，臨摹前人的作品，是永遠不可能在詩中真實地描繪出現實對象的（“總非真”）。這樣，元好問就在杜甫和杜詩的影寫者們中清晰地劃出了一條真、假詩人地界限。
第十二首
望帝春心託杜鵑，佳人錦瑟怨華年。
詩家總愛西昆好，獨恨無人作鄭箋。
這首詩評論的是唐代詩人李商隱。李商隱是晚唐著名詩人，時世、家世、身世，從各方面促成李商隱易於感傷、內向型的性格和心態。除了一些鍼砭現實的政治詩，其詠物抒情詩（包括愛情詩）往往情調幽美，善於把心靈世界的朦朧圖像，以比興、象徵、用典、暗示等隱約曲折的方式化為恍惚迷離的詩的意象，表現出朦朧多義的特點。元好問引用《錦瑟》中的詩句，正是因為《錦瑟》一詩詞義隱晦，聚訟紛紜，多種箋解，似都難以服眾。在這首詩中，元好問表達了對李商隱詩歌含情深邈的嚮往，同時也對難以索解表示了遺憾和諷刺性的批評。
第十三首
萬古文章有坦途，縱橫誰似玉川盧？
真書不入今人眼，兒輩從教鬼畫符。
這首詩是批評盧仝的追求險怪的詩風。中唐時追求險怪詩風的主要是韓孟詩派。韓愈的詩風的主要特點是深險怪僻，好追求奇特的形象。他善於捕捉和表現變態百出的景物；展開豐富奇特的想象，怪幻詭譎的構思，創造匪夷所思的形象；以文為詩，用奇字、造拗句，押險韻，避熟就生，因難見巧。韓孟詩派開一代詩風，在創造出雄奇險怪的意象，在反對傳統銳意創新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貢獻，但也難免流入另一種險怪艱奧，拼湊堆砌，玩弄技巧的形式主義。盧仝受到韓愈的影響，詩作過於好奇逞怪。元好問否定了這種詩歌風格，認為這種創作是“鬼畫符”。
第十四首
出處殊塗聽所安，山林何得賤衣冠。
華歆一擲金隨重，大是渠儂被眼謾。
這首詩批評重山林隱士詩輕賤臺閣仕宦詩的現象。方回《瀛奎律髓》崇尚“格高”，即古代知識分子所謂嶙峋傲骨、孤芳自賞的精神風貌，認為臺閣仕宦都是腦滿腸肥、道貌岸然、功名利祿薰心、仁義禮智滿口之徒的賣弄學理、琢句雕章以欺世盜名，往往偏重江湖道學，或有藉以自重。元好問借質疑三國時華歆擲金的典故對這種現象提出了質疑。
第十五首
筆底銀河落九天，何曾憔悴飯山前。
世間東抹西塗手，枉著書生待魯連。
這首詩是讚揚李白的詩歌及其才識。李白和杜甫都是盛唐偉大的浪漫主義詩人。李白的詩歌想落天外，氣勢宏大，情感激昂奔放，語言流暢自然，詩風豪邁飄逸；杜甫的詩歌風格是“沉鬱頓挫”，杜甫在詩歌格律、煉字、奇崛等方面對後世的韓愈、孟郊、江西詩派等都有重大影響，有一定的流弊。而元好問崇尚的是雄渾自然的風格，對於刻意雕琢、苦吟等都是持反對意見的。因此，這裡元好問以 “總為從前作詩苦”而“憔悴”杜甫來反襯李白筆底銀河，奔流直下，一氣呵成。另一方面，元好問認為李白不光文才卓異，而且也是象魯仲連一類的人物，關注現實，有政治才能，不為官而周遊各地，排難解紛。
第十六首
切切秋蟲萬古情，燈前山鬼淚縱橫。
鑑湖春好無人賦，“岸夾桃花錦浪生。”
這首詩是評論幽僻清冷的詩歌風格。大凡萬古言情之作，皆悽切如秋蟲之悲鳴；撫寫境象，也淒涼如山鬼的零淚。前二句泛敘古今悲情，構造出一片悲愁哀苦的境界。一般認為這兩句是在說李賀，因李賀詩中常有“秋蟲”、“山鬼”的意象；也有認為指李賀、孟郊二人，因孟郊常以“秋蟲”自喻。這兩句可解釋為泛說全體這類相似風格的詩人。 孟郊、李賀都窮愁不遇，作詩都好苦吟，詩風都較幽冷。 窮愁本是人生不幸，無可厚非，問題在於如何處窮。元好問的態度非常明確，認為應該是“厄窮而不憫，遺佚而不怨”。孟郊、李賀顯然沒有如此泰然，寒乞之聲不絕於耳，詩境幽冷悽婉。元好問反對幽僻淒冷的詩歌境界，即他所說，“要造微，不要鬼窟中覓活計”。孟郊詩歌可謂造微，但他所得不過是秋蟲之類幽微之物。李賀也是如此，有些詩篇正是從“鬼窟中覓活計”。孟郊、李賀的這種詩風，與元好問尚壯美、崇自然之旨相背，故元好問譏評之。
後兩句“鑑湖春好無人賦，夾岸桃花錦浪生”，正如宗廷輔所說，是“就詩境言之”。“夾岸桃花錦浪生”是李白《鸚鵡洲》中的詩句，元好問藉此來形容鑑湖（又名鏡湖）春色，展現的是與孟郊、李賀迥然不同的開闊明朗、清新鮮活的境界。“無人賦”三字又表明，他的批評對象絕非孟郊、李賀個別詩人，而是以他們為代表的中晚唐貧士文人，特別是與孟郊近似的一些詩人。 由此可見，該詩是通過孟郊、李賀來批評中晚唐窮愁苦吟一派詩人，沒有盛唐開闊明朗氣象，而流於幽僻淒冷。
第十七首
切響浮聲發巧深，研摩雖苦果何心？
浪翁水樂無宮徵，自是雲山韶頀音。
這首詩是批評拘忌聲病以成詩的人。講究聲律是古典詩歌的一個重要特色，對於詩歌的音樂美、節奏感有重要意義。但是對格律規定過於細密，過於雕琢，拘忌於聲韻等形式，就會使文學創作受到很大的束縛。元好問崇尚自然天成的詩歌風格，不滿那些對聲律音韻過於雕琢的作品。後兩句，元好問舉出元結耽愛山中自然水聲的例子來說明，即使沒有人為配製音韻曲調的自然之聲，也如天籟之音美妙。
第十八首
東野窮愁死不休，高天厚地一詩囚。
江山萬古潮陽筆，合在元龍百尺樓。
這首詩是評論孟郊的詩，元好問認為他根本不能與韓愈的詩相提並論。孟郊與韓愈同為中唐韓孟詩派的代表，但有不同。孟郊一生沉落下僚，貧寒悽苦，鬱鬱寡歡，受盡苦難生活的磨難，將畢生精力用於作詩，以苦吟而著稱。孟郊的才力不及韓愈雄大，再加上淪落不遇的生活經歷也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的視野，使得他的怪奇詩風偏向個人貧病飢寒，充滿幽僻、清冷、苦澀意象，被稱為“郊寒”。而韓愈的詩歌雖有怪奇意象，但卻氣勢見長，磅礴雄大，豪放激越，酣暢淋漓。司空圖說他“驅架氣勢，若掀雷挾電，奮騰於天地之間。”
韓愈的這種氣勢雄渾，天然化成的詩歌風格正是元好問所崇尚的，而孟郊的雕琢和險怪的風格正是元好問所批判的。因此，元好問認為孟郊和韓愈不能相提並論，韓愈的作品如江山萬古長存，與孟郊比，一個如在百尺高樓，一個如在地下。不過，在詩中元好問對孟郊也有同情之意。
第十九首
萬古幽人在澗阿，百年孤憤竟如何？
無人說與天隨子，春草輸贏較幾多？
這首詩是批評晚唐詩人陸龜蒙。晚唐後期，唐帝國風雨飄搖，岌岌可危。不少文人在時代的衰颯氣氛中走向明哲保身的退隱之路，創作的詩句表現出一種僻世心態和淡泊情思。元好問借用陸龜蒙《自遣詩三十首》之二十四中“恐隨春草鬥輸贏”來批評陸龜蒙等隱士生活在晚唐社會動盪時代，不作憂國感憤之辭而徒興春草輸贏的嘆惜。這裡也反映了元好問在強調真情實感時是注意到社會現實內容的。不過陸龜蒙象古代許多隱士一樣，並非真正忘懷世事，陸龜蒙也寫過諷刺現實的作品如《新沙》、《築城池》、《記稻鼠》等。
第二十首
謝客風容映古今，發源誰似柳州深？
朱弦一拂遺音在，卻是當年寂寞心。
這首詩是論及柳宗元與謝靈運，主要是論柳宗元，是說柳近似於謝。謝靈運是第一個大力寫山水詩的詩人，他政治失意，縱情山水，肆意遨遊，在山水中尋求慰藉，與當時“淡乎寡味”的玄言詩相比，後人認為謝靈運的詩歌自然清新，有高古之風。元好問推崇謝靈運，認為柳宗元詩歌淡泊古雅，深得謝靈運之遺音。前兩句在一起是說，謝靈運詩的風神容態，照映古今，後世詩人，誰能像柳宗元一樣有謝客風容，並深有所得呢？後兩句是說柳宗元的詩淡泊簡古，如清廟之瑟，朱弦一拂，唱嘆餘音宛在，此冷寂神境，以暗喻道出，恰是如同當年謝靈運寂寞心境的寫照。
第二十一首
窘步相仍死不前，唱醻無復見前賢。
縱橫正有凌雲筆，俯仰隨人亦可憐。
這首詩是批評詩歌酬唱中的和韻風氣。由於這種次韻酬唱的詩往往受到原詩韻腳的拘束和詞義的限制，使作者不能自由地抒發自己的心跡，反要俯仰隨人，窘步相仍，因此，元好問對這種詩風給予了辛辣諷刺，指出其“亦可憐”。要求詩人應該象庾信那樣“縱橫自有凌雲筆”，大膽自由抒發自己地真性情，不要做隨在別人後面的亦步亦趨的可憐蟲。
第二十二首
奇外無奇更出奇，一波才動萬波隨。
只知詩到蘇黃盡，滄海橫流卻是誰？
這首詩是對求奇追險詩風及其流弊的批評。蘇軾、黃庭堅是北宋影響巨大的著名詩人，兩人的詩歌都有很高的成就。蘇軾的詩歌氣象宏闊，鋪敘宛轉，意境恣逸，筆力矯健，常富理趣，但蘇詩散文化、議論化傾向明顯。蘇軾有滿腹才學，難免在詩中賣弄，以出新意。黃庭堅作詩則力求新奇，選材僻熟就生，喜用他人未用的典故和字句，造拗句，押險韻，做硬語，詩風生新瘦硬峭拔，善於出奇制勝。他所用“奪胎換骨”、“點石成金”增加了“以才學為詩”的傾向。蘇、黃兩人在技巧上力求出新，對傳統有所發展變化，取得了卓著的成績，因此元好問承認了他們在詩歌上的成就“只知詩到蘇黃盡”和影響力（“一波才動萬波隨”）。但是另一方面，蘇黃的後學者卻往往沒有蘇黃的才力，未得其長，先得其短，容易出現一味崇尚奇險、堆砌生典、蒐羅怪異形象，語言生硬晦澀、詞句雕琢不自然的弊端（“奇外無奇更出奇”）。元好問批評了蘇、黃詩歌缺點所造成的不良風氣，同時，這也反映了元好問崇尚自然、雅正，反對險怪、雕琢的詩歌思想。
第二十三首
曲學虛荒小說欺，俳諧怒罵豈詩宜？
今人合笑古人拙，除卻雅言都不知。
這首詩是排斥俳諧怒罵的不良習氣，體現元好問尚雅的旨趣。我國自古就有“詩莊”的傳統，語言莊重而優雅是古典詩歌的特色。詼諧遊戲和詈罵的文字被認為難登大雅之堂的。把文章當作遊戲、調笑的工具，初見杜甫《戲作俳諧體遣悶》、李商隱《俳諧》，到晚唐時仿效的人便多起來。嚴羽《滄浪詩話》稱宋詩“其末流甚者，叫囂怒張，殊乖忠厚之風，殆以罵詈為詩”。黃庭堅《答洪駒父書》“東坡文章妙天下，其短處在好罵，慎勿襲其軌也”。蘇軾卻認為嬉笑怒罵可成文章，《續資治通鑑》卷八十六雲：“軾與弟轍，師父洵為文，常自謂文章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雖嬉笑怒罵之辭，皆可書而誦之。”
但是元好問尊奉的是儒家的“溫柔敦厚”、“思無邪”、“發乎情，止乎禮儀”的詩教理論，要求語言符合雅正的標準。因此，元好問不同意蘇軾的觀點，批評了“俳諧怒罵”的語言風格。元好問認為“曲學虛荒”，“小說欺”，謹奉儒家詩教，這也體現了他保守的一面。
第二十四首
“有情芍藥含春淚，無力薔薇臥晚枝”。
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詩。
這首詩是嘲諷秦觀的詩風。秦觀是北宋婉約詞派的代表作家之一，他的詩詞風格柔弱纖麗，修辭精巧，元好問稱是“女郎詩”，露譏諷之意。這表明元好問崇尚的是象韓愈那樣雄渾剛健的風骨之美。
但是元好問的這種傾向性鮮明的審美觀點過於絕對化，文學藝術可以也應當有多元的審美風格。剛健雄渾固然可貴，婉約秀麗也有娛人之美。在詩歌風格上，應當允許審美主體各有其好。不過作為生長在北方，仕於金王朝的詩人元好問來說，傾心於詩歌的雄渾蒼茫之美，是十分自然的。
《論詩三十首》
（元好問 金元之際）
元好問的《論詩三十首》是繼杜甫之後運用絕句形式比較系統地闡發詩歌理論的著名組詩，他評論了自漢魏至宋代的許多著名作家和流派，表明了他的文學觀點，對後世有重要影響。
第一首
漢謠魏什久紛紜，正體無人與細論。
誰是詩中疏鑿手？暫教涇渭各清渾。
這是元好問《論詩三十首》的第一首，表明了他寫這組論詩詩的動機、目的和標準。元好問以《詩經》的風雅傳統為“正體”，認為漢樂府和建安文學是這一傳統的繼續，他針對宋金詩壇上的一些弊病和“偽體”盛行、漢魏詩歌傳統的淆亂，以“詩中疏鑿手”為己任，要在縱覽詩歌創作的歷史中正本清源，區別正偽，使之涇渭分明，從而廓清詩歌發展的正確方向。
第二首
曹劉坐嘯虎生風，四海無人角兩雄。
可惜幷州劉越石，不教橫槊建安中。
這首詩反映了元好問推崇建安詩人劉琨的具有雄渾剛健風骨之美的詩歌。他首推曹植和建安七子之一的劉楨為詩中“兩雄”，以“坐嘯虎生風”形象地比喻他們的詩歌風格雄壯似虎。曹、劉是建安風骨的傑出代表，鍾嶸評曹植的詩“其源出於國風，骨氣奇高，詞采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粲溢今古，卓爾不群”，評劉楨“其源出於古詩。仗氣愛奇，動多振豔，真骨凌霜，高風跨俗”。 標舉曹劉，實際上是標舉了他們所代表的內容充實、慷慨剛健、風清骨俊的建安文學的優良傳統。
西晉詩人劉琨，被認為“雅壯而多風”，有“清拔之氣”。元好問推出劉琨，正是從其可比建安諸子的慷慨悲壯，梗概多氣的藝術風格著眼的。
第三首
鄴下風流在晉多，壯懷猶見缺壺歌。
風雲若恨張華少，溫李新聲奈若何。
元好問認為西晉詩壇中繼承了建安文風的有不少，建安風骨的影響還是比較大，但也有了“兒女情多，風雲氣少”的詩歌。建安風骨是元好問所肯定的詩歌風格，所以他以張華為例，認為張華雖然以其詩綺靡婉豔，文字妍冶而名高一時，但是缺乏豪壯慷慨之氣，至於到了晚唐的溫庭筠、李商隱，更是兒女情長，風格婉約。“奈若何”句表明了元好問對綺靡文風的不滿情緒，對詩歌綺靡文風的發展的認識。
第四首
一語天然萬古新，豪華落盡見真淳。
南窗白日羲皇上，未害淵明是晉人。
這首詩是元好問評晉代詩人陶淵明。出於對當時詩壇雕琢粉飾、矯揉造作詩風的反感，元好問評論晉代詩人陶淵明時前兩句說：“一語天然萬古新，豪華落盡見真淳。”元好問崇尚陶淵明詩歌自然天成而無人工痕跡，清新真淳而無雕琢之弊。陶淵明的詩句自然質樸不假修飾，剝盡鉛華膩粉，獨見真率之情志，具有真淳雋永、萬古常新的永恆魅力，是元好問心儀的詩的最高境界。如陶淵明的《飲酒》“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歸田園居》等都體現了陶淵明崇尚自然的人生旨趣和藝術特徵。
第五首
縱橫詩筆見高情，何物能澆塊壘平？
老阮不狂誰會得？出門一笑大江橫。
這首詩評論了西晉正始詩人阮籍。阮籍所處時代正是魏晉易代之際，司馬氏屠殺異己，形成恐怖的政治局面。阮籍本有濟世之志，但不滿司馬氏的統治，姑以酣飲和故作曠達來逃避迫害，做出了不少驚世駭俗的事情，世人以為阮籍狂、痴。但元好問深知阮籍“不狂”，看到了阮籍心中的“塊壘”，認識到了阮籍詩中的真情鬱氣（“高情”）。元好問認為阮籍的詩筆縱橫，如長江奔流，神與俱遠，正是他高尚情懷、胸中不平之氣的表現。這說明元好問認識到了寫詩須有真情實感，反映了他對阮籍狂放品格的稱許，對阮籍在黑暗統治下隱約曲折、興寄深遠的風格也是肯定的。
第六首
心畫心聲總失真，文章寧復見為人。
高情千古閒居賦，爭信安仁拜路塵！
這首絕句通過評論西晉太康詩人潘岳批評、嘲諷潘岳做人做詩的二重性格。元好問從詩寫真情出發，鄙視詩寫假話，言不由衷的作品。潘岳的作品描繪自己淡於利祿，忘懷功名，情志高潔，曾經名重一時，傳誦千古。但是他的實際為人，卻是躁求榮利，趨炎附勢，鑽營利祿，諂媚權貴的無恥小人。因此元好問認為，揚雄說的“心畫心聲”，以文識人是不可靠的，會“失真”，即言不真誠，言行不一的問題。識人，不能只觀其文，還要看是否言行一致，心口如一。所謂“言為心聲”、“文如其人”，不能絕對化，因為人的思想感情是複雜的、充滿矛盾、發展變化的，有時也會出現假象。這樣就要善於分析複雜的矛盾現象，善於識別假象，才能獲得正確的認識。詩歌史上詩與人不統一的現象不獨潘岳，元好問的鍼砭是深刻的。
第七首
慷慨歌謠絕不傳，穹廬一曲本天然。
中州萬古英雄氣，也到陰山敕勒川。
這首詩評論了北朝民歌《敕勒歌》。《敕勒歌》描繪了開闊壯美而又和平安定的草原風光，有豪放剛健、粗獷雄渾的格調。元好問重視民歌，前兩句他肯定、推崇這首民歌慷慨壯闊深厚的氣勢，推舉它不假雕飾而渾然天成。
後兩句點出了中原文化對北方少數民族地區文化的影響。敕勒本是北方一個遊牧民族名稱，居住地方在敕勒川（今山西北），元好問認為，看《敕勒歌》的產生和風格，是中原的慷慨豪邁的氣魄傳給了陰山下少數民族的藝術作品。《敕勒歌》表現了我國境內各民族文化的相互影響和滲透。
第八首
沈宋橫馳翰墨場，風流初不廢齊樑。
論功若準平吳例，合著黃金鑄子昂。
這首詩評論了初唐詩人沈佺期、宋之問、陳子昂。初唐詩壇基本是南朝形式主義文學的延續，宮體詩充斥詩壇，文風綺靡纖弱。沈佺期、宋之問總結了六朝以來聲律方面的創作經驗，確立了律詩的形式，馳名一時，對唐代近體詩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元好問肯定了他們的貢獻和影響，但也批評了他們在詩歌創作上仍然沒有擺脫齊樑詩風。
元好問認為，開唐詩一代新風的詩人是陳子昂。陳子昂復歸風雅興寄，高倡漢魏風骨，上接建安傳統，以其詩歌理論和創作實踐，終於廓清了初唐半個時紀齊樑餘風的影響，迎來了以“風骨”、“氣象”著稱的盛唐詩歌創作高潮。他的“興寄”、“風骨”理論成為後人反對形式主義柔靡詩風的理論武器。因此，元好問充分肯定了陳子昂的歷史功績，並將其革新文風與范蠡的平吳事業相提並論，認為也應為陳子昂鑄像，以表其功。
第九首
鬥靡誇多費覽觀，陸文猶恨冗於潘。
心聲只要傳心了，布穀瀾翻可是難。
這首詩是批評陸機。陸機和潘岳是西晉文壇齊名的代表人物。《世說新語·文學》：“孫興公雲：‘潘文淺而淨，陸文深而蕪。’”元好問認為“陸文猶恨冗於潘”，寫詩如果爭相綺靡、篇幅冗長會增加讀者的閱讀負擔，詩歌既然是傳達心聲與真情，意盡就該言止，不要太多太長，不須搖脣鼓舌，多所鋪張。這裡也體現了元好問注重詩歌真情實感，反對形式華豔的觀點。
第十首
排比鋪張特一途，藩籬如此亦區區。
少陵自有連城璧，爭奈微之識碔砆。
這首詩是元好問針對元稹評論杜甫的言論的再評論。元稹在為杜甫所寫的墓誌銘中特別推重杜甫晚年所寫的長篇排律詩“鋪陳始終，排比聲律”，認為這方面李白連它的門牆也達不到。杜詩格律嚴謹，對仗工穩，尤其是晚年的長篇排律更為精細，“晚節漸於詩律細”。這是優點，但是另一方面也會產生過於雕琢和堆砌的副作用。後來宋代的江西詩派也杜甫為宗，但側重於杜甫詩歌煉字造句方面的形式技巧，而忽略了杜甫詩歌中最有價值的東西，即豐富深刻的社會內容和、憂國憂民的進步思想和深刻的現實主義精神，也忽略了杜詩多樣化的風格和藝術上全面的成就。因而，元好問對元稹的批評是有現實意義的。
杜甫的晚年的長篇排律固然功力深厚，但多投贈之作，也非最精粹部分。元好問認為杜甫的排比鋪張只不過是一種手法，元稹過分稱頌這種手法，單把“排比鋪張”當作不可逾越的藩籬，是錯把似玉的石塊當成連城璧了。這也體現了元好問反對過分講求聲律對偶以及對詩歌社會現實內容的關注。
第十一首
眼處心聲句自神，暗中摸索總非真。
畫圖臨出秦川景，親到長安有幾人？
這首詩批評了缺乏現實體驗的模擬文風（如西昆體、江西詩派等），指出了詩歌（文學）創作的源泉是客觀現實，真情必然來自詩人的切實生活感受。元好問認為，文學作品不是作家頭腦中虛構的，而是客觀現實在頭腦中的反映。只有像杜甫那樣“親到長安”，對客觀的描寫對象有了實際的接觸和體驗，才能激發內心的感受，寫出入神的詩句。如果一味去“暗中摸索”，臨摹前人的作品，是永遠不可能在詩中真實地描繪出現實對象的（“總非真”）。這樣，元好問就在杜甫和杜詩的影寫者們中清晰地劃出了一條真、假詩人地界限。
第十二首
望帝春心託杜鵑，佳人錦瑟怨華年。
詩家總愛西昆好，獨恨無人作鄭箋。
這首詩評論的是唐代詩人李商隱。李商隱是晚唐著名詩人，時世、家世、身世，從各方面促成李商隱易於感傷、內向型的性格和心態。除了一些鍼砭現實的政治詩，其詠物抒情詩（包括愛情詩）往往情調幽美，善於把心靈世界的朦朧圖像，以比興、象徵、用典、暗示等隱約曲折的方式化為恍惚迷離的詩的意象，表現出朦朧多義的特點。元好問引用《錦瑟》中的詩句，正是因為《錦瑟》一詩詞義隱晦，聚訟紛紜，多種箋解，似都難以服眾。在這首詩中，元好問表達了對李商隱詩歌含情深邈的嚮往，同時也對難以索解表示了遺憾和諷刺性的批評。
第十三首
萬古文章有坦途，縱橫誰似玉川盧？
真書不入今人眼，兒輩從教鬼畫符。
這首詩是批評盧仝的追求險怪的詩風。中唐時追求險怪詩風的主要是韓孟詩派。韓愈的詩風的主要特點是深險怪僻，好追求奇特的形象。他善於捕捉和表現變態百出的景物；展開豐富奇特的想象，怪幻詭譎的構思，創造匪夷所思的形象；以文為詩，用奇字、造拗句，押險韻，避熟就生，因難見巧。韓孟詩派開一代詩風，在創造出雄奇險怪的意象，在反對傳統銳意創新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貢獻，但也難免流入另一種險怪艱奧，拼湊堆砌，玩弄技巧的形式主義。盧仝受到韓愈的影響，詩作過於好奇逞怪。元好問否定了這種詩歌風格，認為這種創作是“鬼畫符”。
第十四首
出處殊塗聽所安，山林何得賤衣冠。
華歆一擲金隨重，大是渠儂被眼謾。
這首詩批評重山林隱士詩輕賤臺閣仕宦詩的現象。方回《瀛奎律髓》崇尚“格高”，即古代知識分子所謂嶙峋傲骨、孤芳自賞的精神風貌，認為臺閣仕宦都是腦滿腸肥、道貌岸然、功名利祿薰心、仁義禮智滿口之徒的賣弄學理、琢句雕章以欺世盜名，往往偏重江湖道學，或有藉以自重。元好問借質疑三國時華歆擲金的典故對這種現象提出了質疑。
第十五首
筆底銀河落九天，何曾憔悴飯山前。
世間東抹西塗手，枉著書生待魯連。
這首詩是讚揚李白的詩歌及其才識。李白和杜甫都是盛唐偉大的浪漫主義詩人。李白的詩歌想落天外，氣勢宏大，情感激昂奔放，語言流暢自然，詩風豪邁飄逸；杜甫的詩歌風格是“沉鬱頓挫”，杜甫在詩歌格律、煉字、奇崛等方面對後世的韓愈、孟郊、江西詩派等都有重大影響，有一定的流弊。而元好問崇尚的是雄渾自然的風格，對於刻意雕琢、苦吟等都是持反對意見的。因此，這裡元好問以 “總為從前作詩苦”而“憔悴”杜甫來反襯李白筆底銀河，奔流直下，一氣呵成。另一方面，元好問認為李白不光文才卓異，而且也是象魯仲連一類的人物，關注現實，有政治才能，不為官而周遊各地，排難解紛。
第十六首
切切秋蟲萬古情，燈前山鬼淚縱橫。
鑑湖春好無人賦，“岸夾桃花錦浪生。”
這首詩是評論幽僻清冷的詩歌風格。大凡萬古言情之作，皆悽切如秋蟲之悲鳴；撫寫境象，也淒涼如山鬼的零淚。前二句泛敘古今悲情，構造出一片悲愁哀苦的境界。一般認為這兩句是在說李賀，因李賀詩中常有“秋蟲”、“山鬼”的意象；也有認為指李賀、孟郊二人，因孟郊常以“秋蟲”自喻。這兩句可解釋為泛說全體這類相似風格的詩人。 孟郊、李賀都窮愁不遇，作詩都好苦吟，詩風都較幽冷。 窮愁本是人生不幸，無可厚非，問題在於如何處窮。元好問的態度非常明確，認為應該是“厄窮而不憫，遺佚而不怨”。孟郊、李賀顯然沒有如此泰然，寒乞之聲不絕於耳，詩境幽冷悽婉。元好問反對幽僻淒冷的詩歌境界，即他所說，“要造微，不要鬼窟中覓活計”。孟郊詩歌可謂造微，但他所得不過是秋蟲之類幽微之物。李賀也是如此，有些詩篇正是從“鬼窟中覓活計”。孟郊、李賀的這種詩風，與元好問尚壯美、崇自然之旨相背，故元好問譏評之。
後兩句“鑑湖春好無人賦，夾岸桃花錦浪生”，正如宗廷輔所說，是“就詩境言之”。“夾岸桃花錦浪生”是李白《鸚鵡洲》中的詩句，元好問藉此來形容鑑湖（又名鏡湖）春色，展現的是與孟郊、李賀迥然不同的開闊明朗、清新鮮活的境界。“無人賦”三字又表明，他的批評對象絕非孟郊、李賀個別詩人，而是以他們為代表的中晚唐貧士文人，特別是與孟郊近似的一些詩人。 由此可見，該詩是通過孟郊、李賀來批評中晚唐窮愁苦吟一派詩人，沒有盛唐開闊明朗氣象，而流於幽僻淒冷。
第十七首
切響浮聲發巧深，研摩雖苦果何心？
浪翁水樂無宮徵，自是雲山韶頀音。
這首詩是批評拘忌聲病以成詩的人。講究聲律是古典詩歌的一個重要特色，對於詩歌的音樂美、節奏感有重要意義。但是對格律規定過於細密，過於雕琢，拘忌於聲韻等形式，就會使文學創作受到很大的束縛。元好問崇尚自然天成的詩歌風格，不滿那些對聲律音韻過於雕琢的作品。後兩句，元好問舉出元結耽愛山中自然水聲的例子來說明，即使沒有人為配製音韻曲調的自然之聲，也如天籟之音美妙。
第十八首
東野窮愁死不休，高天厚地一詩囚。
江山萬古潮陽筆，合在元龍百尺樓。
這首詩是評論孟郊的詩，元好問認為他根本不能與韓愈的詩相提並論。孟郊與韓愈同為中唐韓孟詩派的代表，但有不同。孟郊一生沉落下僚，貧寒悽苦，鬱鬱寡歡，受盡苦難生活的磨難，將畢生精力用於作詩，以苦吟而著稱。孟郊的才力不及韓愈雄大，再加上淪落不遇的生活經歷也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的視野，使得他的怪奇詩風偏向個人貧病飢寒，充滿幽僻、清冷、苦澀意象，被稱為“郊寒”。而韓愈的詩歌雖有怪奇意象，但卻氣勢見長，磅礴雄大，豪放激越，酣暢淋漓。司空圖說他“驅架氣勢，若掀雷挾電，奮騰於天地之間。”
韓愈的這種氣勢雄渾，天然化成的詩歌風格正是元好問所崇尚的，而孟郊的雕琢和險怪的風格正是元好問所批判的。因此，元好問認為孟郊和韓愈不能相提並論，韓愈的作品如江山萬古長存，與孟郊比，一個如在百尺高樓，一個如在地下。不過，在詩中元好問對孟郊也有同情之意。
第十九首
萬古幽人在澗阿，百年孤憤竟如何？
無人說與天隨子，春草輸贏較幾多？
這首詩是批評晚唐詩人陸龜蒙。晚唐後期，唐帝國風雨飄搖，岌岌可危。不少文人在時代的衰颯氣氛中走向明哲保身的退隱之路，創作的詩句表現出一種僻世心態和淡泊情思。元好問借用陸龜蒙《自遣詩三十首》之二十四中“恐隨春草鬥輸贏”來批評陸龜蒙等隱士生活在晚唐社會動盪時代，不作憂國感憤之辭而徒興春草輸贏的嘆惜。這裡也反映了元好問在強調真情實感時是注意到社會現實內容的。不過陸龜蒙象古代許多隱士一樣，並非真正忘懷世事，陸龜蒙也寫過諷刺現實的作品如《新沙》、《築城池》、《記稻鼠》等。
第二十首
謝客風容映古今，發源誰似柳州深？
朱弦一拂遺音在，卻是當年寂寞心。
這首詩是論及柳宗元與謝靈運，主要是論柳宗元，是說柳近似於謝。謝靈運是第一個大力寫山水詩的詩人，他政治失意，縱情山水，肆意遨遊，在山水中尋求慰藉，與當時“淡乎寡味”的玄言詩相比，後人認為謝靈運的詩歌自然清新，有高古之風。元好問推崇謝靈運，認為柳宗元詩歌淡泊古雅，深得謝靈運之遺音。前兩句在一起是說，謝靈運詩的風神容態，照映古今，後世詩人，誰能像柳宗元一樣有謝客風容，並深有所得呢？後兩句是說柳宗元的詩淡泊簡古，如清廟之瑟，朱弦一拂，唱嘆餘音宛在，此冷寂神境，以暗喻道出，恰是如同當年謝靈運寂寞心境的寫照。
第二十一首
窘步相仍死不前，唱醻無復見前賢。
縱橫正有凌雲筆，俯仰隨人亦可憐。
這首詩是批評詩歌酬唱中的和韻風氣。由於這種次韻酬唱的詩往往受到原詩韻腳的拘束和詞義的限制，使作者不能自由地抒發自己的心跡，反要俯仰隨人，窘步相仍，因此，元好問對這種詩風給予了辛辣諷刺，指出其“亦可憐”。要求詩人應該象庾信那樣“縱橫自有凌雲筆”，大膽自由抒發自己地真性情，不要做隨在別人後面的亦步亦趨的可憐蟲。
第二十二首
奇外無奇更出奇，一波才動萬波隨。
只知詩到蘇黃盡，滄海橫流卻是誰？
這首詩是對求奇追險詩風及其流弊的批評。蘇軾、黃庭堅是北宋影響巨大的著名詩人，兩人的詩歌都有很高的成就。蘇軾的詩歌氣象宏闊，鋪敘宛轉，意境恣逸，筆力矯健，常富理趣，但蘇詩散文化、議論化傾向明顯。蘇軾有滿腹才學，難免在詩中賣弄，以出新意。黃庭堅作詩則力求新奇，選材僻熟就生，喜用他人未用的典故和字句，造拗句，押險韻，做硬語，詩風生新瘦硬峭拔，善於出奇制勝。他所用“奪胎換骨”、“點石成金”增加了“以才學為詩”的傾向。蘇、黃兩人在技巧上力求出新，對傳統有所發展變化，取得了卓著的成績，因此元好問承認了他們在詩歌上的成就“只知詩到蘇黃盡”和影響力（“一波才動萬波隨”）。但是另一方面，蘇黃的後學者卻往往沒有蘇黃的才力，未得其長，先得其短，容易出現一味崇尚奇險、堆砌生典、蒐羅怪異形象，語言生硬晦澀、詞句雕琢不自然的弊端（“奇外無奇更出奇”）。元好問批評了蘇、黃詩歌缺點所造成的不良風氣，同時，這也反映了元好問崇尚自然、雅正，反對險怪、雕琢的詩歌思想。
第二十三首
曲學虛荒小說欺，俳諧怒罵豈詩宜？
今人合笑古人拙，除卻雅言都不知。
這首詩是排斥俳諧怒罵的不良習氣，體現元好問尚雅的旨趣。我國自古就有“詩莊”的傳統，語言莊重而優雅是古典詩歌的特色。詼諧遊戲和詈罵的文字被認為難登大雅之堂的。把文章當作遊戲、調笑的工具，初見杜甫《戲作俳諧體遣悶》、李商隱《俳諧》，到晚唐時仿效的人便多起來。嚴羽《滄浪詩話》稱宋詩“其末流甚者，叫囂怒張，殊乖忠厚之風，殆以罵詈為詩”。黃庭堅《答洪駒父書》“東坡文章妙天下，其短處在好罵，慎勿襲其軌也”。蘇軾卻認為嬉笑怒罵可成文章，《續資治通鑑》卷八十六雲：“軾與弟轍，師父洵為文，常自謂文章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雖嬉笑怒罵之辭，皆可書而誦之。”
但是元好問尊奉的是儒家的“溫柔敦厚”、“思無邪”、“發乎情，止乎禮儀”的詩教理論，要求語言符合雅正的標準。因此，元好問不同意蘇軾的觀點，批評了“俳諧怒罵”的語言風格。元好問認為“曲學虛荒”，“小說欺”，謹奉儒家詩教，這也體現了他保守的一面。
第二十四首
“有情芍藥含春淚，無力薔薇臥晚枝”。
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詩。
這首詩是嘲諷秦觀的詩風。秦觀是北宋婉約詞派的代表作家之一，他的詩詞風格柔弱纖麗，修辭精巧，元好問稱是“女郎詩”，露譏諷之意。這表明元好問崇尚的是象韓愈那樣雄渾剛健的風骨之美。
但是元好問的這種傾向性鮮明的審美觀點過於絕對化，文學藝術可以也應當有多元的審美風格。剛健雄渾固然可貴，婉約秀麗也有娛人之美。在詩歌風格上，應當允許審美主體各有其好。不過作為生長在北方，仕於金王朝的詩人元好問來說，傾心於詩歌的雄渾蒼茫之美，是十分自然的。
第二十五首
亂後玄都失古基，看花詩在只堪悲。
劉郎也是人間客，枉向春風怨兔葵。
這首詩是批評劉禹錫的《戲贈看花諸君子》和《再遊玄都觀》二詩及詩歌的怨刺問題。元好問論詩，主張溫柔敦厚，明確反對直露刻薄的怨刺。在他眾多的詩文禁忌中，就有“無狡訐”、“無為妾婦妒，無為仇敵謗傷”等形式戒條。他認為，即使有“不能自掩”的“傷讒疾惡不平之氣”，也應該“責之愈深，其旨愈婉，怨之愈深，其辭愈緩”。
在這首詩中，元好問實際上是繼承前人的觀點，批評《再遊玄都觀》及其詩序的怨刺失度。元好問認為，如果說劉禹錫的《戲贈看花諸君子》一詩是戲贈之作，尚無傷大雅，但《再遊玄都觀》一詩就怨刺失度了，尤其是詩序中所謂“重遊玄都，蕩然無復一樹，唯有兔葵燕麥動搖於春風耳”，將所有當權者斥為兔葵、燕麥，打擊面太大，貶損太過，不免流於刻薄。前兩句概括劉禹錫創作《再遊玄都觀》的背景，“亂後”指劉禹錫被貶十四年間皇權迭變、宦官專權、藩鎮割據的動亂時局， “失故基”指劉禹錫詩前小序所說“蕩然無復一樹”的衰敗景象，看花詩指《戲贈看花諸君子》一詩。這兩句詩認為當時一切只值得悲傷，不應該再出怨刺之語。後兩句是全詩的關鍵，“劉郎”一句，借用劉詩“前度劉郎今又來”之語，說劉禹錫也是凡人。“枉向”一句，拈出《再遊玄都觀》詩序為批評重點。“枉”是“錯”的意思，與“枉著書生待魯連”（《論詩三十首》）的“枉”字同意。兩句連在一起，是說劉禹錫也是凡人，不能免俗，卻錯將所有人都指斥為東風中的兔葵、燕麥一類，加以嘲諷。可見，這首詩著重批評《再遊玄都觀》尤其是詩序的怨刺失當。
《論詩三十首》
（元好問 金元之際）
元好問的《論詩三十首》是繼杜甫之後運用絕句形式比較系統地闡發詩歌理論的著名組詩，他評論了自漢魏至宋代的許多著名作家和流派，表明了他的文學觀點，對後世有重要影響。
第一首
漢謠魏什久紛紜，正體無人與細論。
誰是詩中疏鑿手？暫教涇渭各清渾。
這是元好問《論詩三十首》的第一首，表明了他寫這組論詩詩的動機、目的和標準。元好問以《詩經》的風雅傳統為“正體”，認為漢樂府和建安文學是這一傳統的繼續，他針對宋金詩壇上的一些弊病和“偽體”盛行、漢魏詩歌傳統的淆亂，以“詩中疏鑿手”為己任，要在縱覽詩歌創作的歷史中正本清源，區別正偽，使之涇渭分明，從而廓清詩歌發展的正確方向。
第二首
曹劉坐嘯虎生風，四海無人角兩雄。
可惜幷州劉越石，不教橫槊建安中。
這首詩反映了元好問推崇建安詩人劉琨的具有雄渾剛健風骨之美的詩歌。他首推曹植和建安七子之一的劉楨為詩中“兩雄”，以“坐嘯虎生風”形象地比喻他們的詩歌風格雄壯似虎。曹、劉是建安風骨的傑出代表，鍾嶸評曹植的詩“其源出於國風，骨氣奇高，詞采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粲溢今古，卓爾不群”，評劉楨“其源出於古詩。仗氣愛奇，動多振豔，真骨凌霜，高風跨俗”。 標舉曹劉，實際上是標舉了他們所代表的內容充實、慷慨剛健、風清骨俊的建安文學的優良傳統。
西晉詩人劉琨，被認為“雅壯而多風”，有“清拔之氣”。元好問推出劉琨，正是從其可比建安諸子的慷慨悲壯，梗概多氣的藝術風格著眼的。
第三首
鄴下風流在晉多，壯懷猶見缺壺歌。
風雲若恨張華少，溫李新聲奈若何。
元好問認為西晉詩壇中繼承了建安文風的有不少，建安風骨的影響還是比較大，但也有了“兒女情多，風雲氣少”的詩歌。建安風骨是元好問所肯定的詩歌風格，所以他以張華為例，認為張華雖然以其詩綺靡婉豔，文字妍冶而名高一時，但是缺乏豪壯慷慨之氣，至於到了晚唐的溫庭筠、李商隱，更是兒女情長，風格婉約。“奈若何”句表明了元好問對綺靡文風的不滿情緒，對詩歌綺靡文風的發展的認識。
第四首
一語天然萬古新，豪華落盡見真淳。
南窗白日羲皇上，未害淵明是晉人。
這首詩是元好問評晉代詩人陶淵明。出於對當時詩壇雕琢粉飾、矯揉造作詩風的反感，元好問評論晉代詩人陶淵明時前兩句說：“一語天然萬古新，豪華落盡見真淳。”元好問崇尚陶淵明詩歌自然天成而無人工痕跡，清新真淳而無雕琢之弊。陶淵明的詩句自然質樸不假修飾，剝盡鉛華膩粉，獨見真率之情志，具有真淳雋永、萬古常新的永恆魅力，是元好問心儀的詩的最高境界。如陶淵明的《飲酒》“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歸田園居》等都體現了陶淵明崇尚自然的人生旨趣和藝術特徵。
第五首
縱橫詩筆見高情，何物能澆塊壘平？
老阮不狂誰會得？出門一笑大江橫。
這首詩評論了西晉正始詩人阮籍。阮籍所處時代正是魏晉易代之際，司馬氏屠殺異己，形成恐怖的政治局面。阮籍本有濟世之志，但不滿司馬氏的統治，姑以酣飲和故作曠達來逃避迫害，做出了不少驚世駭俗的事情，世人以為阮籍狂、痴。但元好問深知阮籍“不狂”，看到了阮籍心中的“塊壘”，認識到了阮籍詩中的真情鬱氣（“高情”）。元好問認為阮籍的詩筆縱橫，如長江奔流，神與俱遠，正是他高尚情懷、胸中不平之氣的表現。這說明元好問認識到了寫詩須有真情實感，反映了他對阮籍狂放品格的稱許，對阮籍在黑暗統治下隱約曲折、興寄深遠的風格也是肯定的。
第六首
心畫心聲總失真，文章寧復見為人。
高情千古閒居賦，爭信安仁拜路塵！
這首絕句通過評論西晉太康詩人潘岳批評、嘲諷潘岳做人做詩的二重性格。元好問從詩寫真情出發，鄙視詩寫假話，言不由衷的作品。潘岳的作品描繪自己淡於利祿，忘懷功名，情志高潔，曾經名重一時，傳誦千古。但是他的實際為人，卻是躁求榮利，趨炎附勢，鑽營利祿，諂媚權貴的無恥小人。因此元好問認為，揚雄說的“心畫心聲”，以文識人是不可靠的，會“失真”，即言不真誠，言行不一的問題。識人，不能只觀其文，還要看是否言行一致，心口如一。所謂“言為心聲”、“文如其人”，不能絕對化，因為人的思想感情是複雜的、充滿矛盾、發展變化的，有時也會出現假象。這樣就要善於分析複雜的矛盾現象，善於識別假象，才能獲得正確的認識。詩歌史上詩與人不統一的現象不獨潘岳，元好問的鍼砭是深刻的。
第七首
慷慨歌謠絕不傳，穹廬一曲本天然。
中州萬古英雄氣，也到陰山敕勒川。
這首詩評論了北朝民歌《敕勒歌》。《敕勒歌》描繪了開闊壯美而又和平安定的草原風光，有豪放剛健、粗獷雄渾的格調。元好問重視民歌，前兩句他肯定、推崇這首民歌慷慨壯闊深厚的氣勢，推舉它不假雕飾而渾然天成。
後兩句點出了中原文化對北方少數民族地區文化的影響。敕勒本是北方一個遊牧民族名稱，居住地方在敕勒川（今山西北），元好問認為，看《敕勒歌》的產生和風格，是中原的慷慨豪邁的氣魄傳給了陰山下少數民族的藝術作品。《敕勒歌》表現了我國境內各民族文化的相互影響和滲透。
第八首
沈宋橫馳翰墨場，風流初不廢齊樑。
論功若準平吳例，合著黃金鑄子昂。
這首詩評論了初唐詩人沈佺期、宋之問、陳子昂。初唐詩壇基本是南朝形式主義文學的延續，宮體詩充斥詩壇，文風綺靡纖弱。沈佺期、宋之問總結了六朝以來聲律方面的創作經驗，確立了律詩的形式，馳名一時，對唐代近體詩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元好問肯定了他們的貢獻和影響，但也批評了他們在詩歌創作上仍然沒有擺脫齊樑詩風。
元好問認為，開唐詩一代新風的詩人是陳子昂。陳子昂復歸風雅興寄，高倡漢魏風骨，上接建安傳統，以其詩歌理論和創作實踐，終於廓清了初唐半個時紀齊樑餘風的影響，迎來了以“風骨”、“氣象”著稱的盛唐詩歌創作高潮。他的“興寄”、“風骨”理論成為後人反對形式主義柔靡詩風的理論武器。因此，元好問充分肯定了陳子昂的歷史功績，並將其革新文風與范蠡的平吳事業相提並論，認為也應為陳子昂鑄像，以表其功。
第九首
鬥靡誇多費覽觀，陸文猶恨冗於潘。
心聲只要傳心了，布穀瀾翻可是難。
這首詩是批評陸機。陸機和潘岳是西晉文壇齊名的代表人物。《世說新語·文學》：“孫興公雲：‘潘文淺而淨，陸文深而蕪。’”元好問認為“陸文猶恨冗於潘”，寫詩如果爭相綺靡、篇幅冗長會增加讀者的閱讀負擔，詩歌既然是傳達心聲與真情，意盡就該言止，不要太多太長，不須搖脣鼓舌，多所鋪張。這裡也體現了元好問注重詩歌真情實感，反對形式華豔的觀點。
第十首
排比鋪張特一途，藩籬如此亦區區。
少陵自有連城璧，爭奈微之識碔砆。
這首詩是元好問針對元稹評論杜甫的言論的再評論。元稹在為杜甫所寫的墓誌銘中特別推重杜甫晚年所寫的長篇排律詩“鋪陳始終，排比聲律”，認為這方面李白連它的門牆也達不到。杜詩格律嚴謹，對仗工穩，尤其是晚年的長篇排律更為精細，“晚節漸於詩律細”。這是優點，但是另一方面也會產生過於雕琢和堆砌的副作用。後來宋代的江西詩派也杜甫為宗，但側重於杜甫詩歌煉字造句方面的形式技巧，而忽略了杜甫詩歌中最有價值的東西，即豐富深刻的社會內容和、憂國憂民的進步思想和深刻的現實主義精神，也忽略了杜詩多樣化的風格和藝術上全面的成就。因而，元好問對元稹的批評是有現實意義的。
杜甫的晚年的長篇排律固然功力深厚，但多投贈之作，也非最精粹部分。元好問認為杜甫的排比鋪張只不過是一種手法，元稹過分稱頌這種手法，單把“排比鋪張”當作不可逾越的藩籬，是錯把似玉的石塊當成連城璧了。這也體現了元好問反對過分講求聲律對偶以及對詩歌社會現實內容的關注。
第十一首
眼處心聲句自神，暗中摸索總非真。
畫圖臨出秦川景，親到長安有幾人？
這首詩批評了缺乏現實體驗的模擬文風（如西昆體、江西詩派等），指出了詩歌（文學）創作的源泉是客觀現實，真情必然來自詩人的切實生活感受。元好問認為，文學作品不是作家頭腦中虛構的，而是客觀現實在頭腦中的反映。只有像杜甫那樣“親到長安”，對客觀的描寫對象有了實際的接觸和體驗，才能激發內心的感受，寫出入神的詩句。如果一味去“暗中摸索”，臨摹前人的作品，是永遠不可能在詩中真實地描繪出現實對象的（“總非真”）。這樣，元好問就在杜甫和杜詩的影寫者們中清晰地劃出了一條真、假詩人地界限。
第十二首
望帝春心託杜鵑，佳人錦瑟怨華年。
詩家總愛西昆好，獨恨無人作鄭箋。
這首詩評論的是唐代詩人李商隱。李商隱是晚唐著名詩人，時世、家世、身世，從各方面促成李商隱易於感傷、內向型的性格和心態。除了一些鍼砭現實的政治詩，其詠物抒情詩（包括愛情詩）往往情調幽美，善於把心靈世界的朦朧圖像，以比興、象徵、用典、暗示等隱約曲折的方式化為恍惚迷離的詩的意象，表現出朦朧多義的特點。元好問引用《錦瑟》中的詩句，正是因為《錦瑟》一詩詞義隱晦，聚訟紛紜，多種箋解，似都難以服眾。在這首詩中，元好問表達了對李商隱詩歌含情深邈的嚮往，同時也對難以索解表示了遺憾和諷刺性的批評。
第十三首
萬古文章有坦途，縱橫誰似玉川盧？
真書不入今人眼，兒輩從教鬼畫符。
這首詩是批評盧仝的追求險怪的詩風。中唐時追求險怪詩風的主要是韓孟詩派。韓愈的詩風的主要特點是深險怪僻，好追求奇特的形象。他善於捕捉和表現變態百出的景物；展開豐富奇特的想象，怪幻詭譎的構思，創造匪夷所思的形象；以文為詩，用奇字、造拗句，押險韻，避熟就生，因難見巧。韓孟詩派開一代詩風，在創造出雄奇險怪的意象，在反對傳統銳意創新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貢獻，但也難免流入另一種險怪艱奧，拼湊堆砌，玩弄技巧的形式主義。盧仝受到韓愈的影響，詩作過於好奇逞怪。元好問否定了這種詩歌風格，認為這種創作是“鬼畫符”。
第十四首
出處殊塗聽所安，山林何得賤衣冠。
華歆一擲金隨重，大是渠儂被眼謾。
這首詩批評重山林隱士詩輕賤臺閣仕宦詩的現象。方回《瀛奎律髓》崇尚“格高”，即古代知識分子所謂嶙峋傲骨、孤芳自賞的精神風貌，認為臺閣仕宦都是腦滿腸肥、道貌岸然、功名利祿薰心、仁義禮智滿口之徒的賣弄學理、琢句雕章以欺世盜名，往往偏重江湖道學，或有藉以自重。元好問借質疑三國時華歆擲金的典故對這種現象提出了質疑。
第十五首
筆底銀河落九天，何曾憔悴飯山前。
世間東抹西塗手，枉著書生待魯連。
這首詩是讚揚李白的詩歌及其才識。李白和杜甫都是盛唐偉大的浪漫主義詩人。李白的詩歌想落天外，氣勢宏大，情感激昂奔放，語言流暢自然，詩風豪邁飄逸；杜甫的詩歌風格是“沉鬱頓挫”，杜甫在詩歌格律、煉字、奇崛等方面對後世的韓愈、孟郊、江西詩派等都有重大影響，有一定的流弊。而元好問崇尚的是雄渾自然的風格，對於刻意雕琢、苦吟等都是持反對意見的。因此，這裡元好問以 “總為從前作詩苦”而“憔悴”杜甫來反襯李白筆底銀河，奔流直下，一氣呵成。另一方面，元好問認為李白不光文才卓異，而且也是象魯仲連一類的人物，關注現實，有政治才能，不為官而周遊各地，排難解紛。
第十六首
切切秋蟲萬古情，燈前山鬼淚縱橫。
鑑湖春好無人賦，“岸夾桃花錦浪生。”
這首詩是評論幽僻清冷的詩歌風格。大凡萬古言情之作，皆悽切如秋蟲之悲鳴；撫寫境象，也淒涼如山鬼的零淚。前二句泛敘古今悲情，構造出一片悲愁哀苦的境界。一般認為這兩句是在說李賀，因李賀詩中常有“秋蟲”、“山鬼”的意象；也有認為指李賀、孟郊二人，因孟郊常以“秋蟲”自喻。這兩句可解釋為泛說全體這類相似風格的詩人。 孟郊、李賀都窮愁不遇，作詩都好苦吟，詩風都較幽冷。 窮愁本是人生不幸，無可厚非，問題在於如何處窮。元好問的態度非常明確，認為應該是“厄窮而不憫，遺佚而不怨”。孟郊、李賀顯然沒有如此泰然，寒乞之聲不絕於耳，詩境幽冷悽婉。元好問反對幽僻淒冷的詩歌境界，即他所說，“要造微，不要鬼窟中覓活計”。孟郊詩歌可謂造微，但他所得不過是秋蟲之類幽微之物。李賀也是如此，有些詩篇正是從“鬼窟中覓活計”。孟郊、李賀的這種詩風，與元好問尚壯美、崇自然之旨相背，故元好問譏評之。
後兩句“鑑湖春好無人賦，夾岸桃花錦浪生”，正如宗廷輔所說，是“就詩境言之”。“夾岸桃花錦浪生”是李白《鸚鵡洲》中的詩句，元好問藉此來形容鑑湖（又名鏡湖）春色，展現的是與孟郊、李賀迥然不同的開闊明朗、清新鮮活的境界。“無人賦”三字又表明，他的批評對象絕非孟郊、李賀個別詩人，而是以他們為代表的中晚唐貧士文人，特別是與孟郊近似的一些詩人。 由此可見，該詩是通過孟郊、李賀來批評中晚唐窮愁苦吟一派詩人，沒有盛唐開闊明朗氣象，而流於幽僻淒冷。
第十七首
切響浮聲發巧深，研摩雖苦果何心？
浪翁水樂無宮徵，自是雲山韶頀音。
這首詩是批評拘忌聲病以成詩的人。講究聲律是古典詩歌的一個重要特色，對於詩歌的音樂美、節奏感有重要意義。但是對格律規定過於細密，過於雕琢，拘忌於聲韻等形式，就會使文學創作受到很大的束縛。元好問崇尚自然天成的詩歌風格，不滿那些對聲律音韻過於雕琢的作品。後兩句，元好問舉出元結耽愛山中自然水聲的例子來說明，即使沒有人為配製音韻曲調的自然之聲，也如天籟之音美妙。
第十八首
東野窮愁死不休，高天厚地一詩囚。
江山萬古潮陽筆，合在元龍百尺樓。
這首詩是評論孟郊的詩，元好問認為他根本不能與韓愈的詩相提並論。孟郊與韓愈同為中唐韓孟詩派的代表，但有不同。孟郊一生沉落下僚，貧寒悽苦，鬱鬱寡歡，受盡苦難生活的磨難，將畢生精力用於作詩，以苦吟而著稱。孟郊的才力不及韓愈雄大，再加上淪落不遇的生活經歷也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的視野，使得他的怪奇詩風偏向個人貧病飢寒，充滿幽僻、清冷、苦澀意象，被稱為“郊寒”。而韓愈的詩歌雖有怪奇意象，但卻氣勢見長，磅礴雄大，豪放激越，酣暢淋漓。司空圖說他“驅架氣勢，若掀雷挾電，奮騰於天地之間。”
韓愈的這種氣勢雄渾，天然化成的詩歌風格正是元好問所崇尚的，而孟郊的雕琢和險怪的風格正是元好問所批判的。因此，元好問認為孟郊和韓愈不能相提並論，韓愈的作品如江山萬古長存，與孟郊比，一個如在百尺高樓，一個如在地下。不過，在詩中元好問對孟郊也有同情之意。
第十九首
萬古幽人在澗阿，百年孤憤竟如何？
無人說與天隨子，春草輸贏較幾多？
這首詩是批評晚唐詩人陸龜蒙。晚唐後期，唐帝國風雨飄搖，岌岌可危。不少文人在時代的衰颯氣氛中走向明哲保身的退隱之路，創作的詩句表現出一種僻世心態和淡泊情思。元好問借用陸龜蒙《自遣詩三十首》之二十四中“恐隨春草鬥輸贏”來批評陸龜蒙等隱士生活在晚唐社會動盪時代，不作憂國感憤之辭而徒興春草輸贏的嘆惜。這裡也反映了元好問在強調真情實感時是注意到社會現實內容的。不過陸龜蒙象古代許多隱士一樣，並非真正忘懷世事，陸龜蒙也寫過諷刺現實的作品如《新沙》、《築城池》、《記稻鼠》等。
第二十首
謝客風容映古今，發源誰似柳州深？
朱弦一拂遺音在，卻是當年寂寞心。
這首詩是論及柳宗元與謝靈運，主要是論柳宗元，是說柳近似於謝。謝靈運是第一個大力寫山水詩的詩人，他政治失意，縱情山水，肆意遨遊，在山水中尋求慰藉，與當時“淡乎寡味”的玄言詩相比，後人認為謝靈運的詩歌自然清新，有高古之風。元好問推崇謝靈運，認為柳宗元詩歌淡泊古雅，深得謝靈運之遺音。前兩句在一起是說，謝靈運詩的風神容態，照映古今，後世詩人，誰能像柳宗元一樣有謝客風容，並深有所得呢？後兩句是說柳宗元的詩淡泊簡古，如清廟之瑟，朱弦一拂，唱嘆餘音宛在，此冷寂神境，以暗喻道出，恰是如同當年謝靈運寂寞心境的寫照。
第二十一首
窘步相仍死不前，唱醻無復見前賢。
縱橫正有凌雲筆，俯仰隨人亦可憐。
這首詩是批評詩歌酬唱中的和韻風氣。由於這種次韻酬唱的詩往往受到原詩韻腳的拘束和詞義的限制，使作者不能自由地抒發自己的心跡，反要俯仰隨人，窘步相仍，因此，元好問對這種詩風給予了辛辣諷刺，指出其“亦可憐”。要求詩人應該象庾信那樣“縱橫自有凌雲筆”，大膽自由抒發自己地真性情，不要做隨在別人後面的亦步亦趨的可憐蟲。
第二十二首
奇外無奇更出奇，一波才動萬波隨。
只知詩到蘇黃盡，滄海橫流卻是誰？
這首詩是對求奇追險詩風及其流弊的批評。蘇軾、黃庭堅是北宋影響巨大的著名詩人，兩人的詩歌都有很高的成就。蘇軾的詩歌氣象宏闊，鋪敘宛轉，意境恣逸，筆力矯健，常富理趣，但蘇詩散文化、議論化傾向明顯。蘇軾有滿腹才學，難免在詩中賣弄，以出新意。黃庭堅作詩則力求新奇，選材僻熟就生，喜用他人未用的典故和字句，造拗句，押險韻，做硬語，詩風生新瘦硬峭拔，善於出奇制勝。他所用“奪胎換骨”、“點石成金”增加了“以才學為詩”的傾向。蘇、黃兩人在技巧上力求出新，對傳統有所發展變化，取得了卓著的成績，因此元好問承認了他們在詩歌上的成就“只知詩到蘇黃盡”和影響力（“一波才動萬波隨”）。但是另一方面，蘇黃的後學者卻往往沒有蘇黃的才力，未得其長，先得其短，容易出現一味崇尚奇險、堆砌生典、蒐羅怪異形象，語言生硬晦澀、詞句雕琢不自然的弊端（“奇外無奇更出奇”）。元好問批評了蘇、黃詩歌缺點所造成的不良風氣，同時，這也反映了元好問崇尚自然、雅正，反對險怪、雕琢的詩歌思想。
第二十三首
曲學虛荒小說欺，俳諧怒罵豈詩宜？
今人合笑古人拙，除卻雅言都不知。
這首詩是排斥俳諧怒罵的不良習氣，體現元好問尚雅的旨趣。我國自古就有“詩莊”的傳統，語言莊重而優雅是古典詩歌的特色。詼諧遊戲和詈罵的文字被認為難登大雅之堂的。把文章當作遊戲、調笑的工具，初見杜甫《戲作俳諧體遣悶》、李商隱《俳諧》，到晚唐時仿效的人便多起來。嚴羽《滄浪詩話》稱宋詩“其末流甚者，叫囂怒張，殊乖忠厚之風，殆以罵詈為詩”。黃庭堅《答洪駒父書》“東坡文章妙天下，其短處在好罵，慎勿襲其軌也”。蘇軾卻認為嬉笑怒罵可成文章，《續資治通鑑》卷八十六雲：“軾與弟轍，師父洵為文，常自謂文章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雖嬉笑怒罵之辭，皆可書而誦之。”
但是元好問尊奉的是儒家的“溫柔敦厚”、“思無邪”、“發乎情，止乎禮儀”的詩教理論，要求語言符合雅正的標準。因此，元好問不同意蘇軾的觀點，批評了“俳諧怒罵”的語言風格。元好問認為“曲學虛荒”，“小說欺”，謹奉儒家詩教，這也體現了他保守的一面。
第二十四首
“有情芍藥含春淚，無力薔薇臥晚枝”。
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詩。
這首詩是嘲諷秦觀的詩風。秦觀是北宋婉約詞派的代表作家之一，他的詩詞風格柔弱纖麗，修辭精巧，元好問稱是“女郎詩”，露譏諷之意。這表明元好問崇尚的是象韓愈那樣雄渾剛健的風骨之美。
但是元好問的這種傾向性鮮明的審美觀點過於絕對化，文學藝術可以也應當有多元的審美風格。剛健雄渾固然可貴，婉約秀麗也有娛人之美。在詩歌風格上，應當允許審美主體各有其好。不過作為生長在北方，仕於金王朝的詩人元好問來說，傾心於詩歌的雄渾蒼茫之美，是十分自然的。
第二十五首
亂後玄都失古基，看花詩在只堪悲。
劉郎也是人間客，枉向春風怨兔葵。
這首詩是批評劉禹錫的《戲贈看花諸君子》和《再遊玄都觀》二詩及詩歌的怨刺問題。元好問論詩，主張溫柔敦厚，明確反對直露刻薄的怨刺。在他眾多的詩文禁忌中，就有“無狡訐”、“無為妾婦妒，無為仇敵謗傷”等形式戒條。他認為，即使有“不能自掩”的“傷讒疾惡不平之氣”，也應該“責之愈深，其旨愈婉，怨之愈深，其辭愈緩”。
在這首詩中，元好問實際上是繼承前人的觀點，批評《再遊玄都觀》及其詩序的怨刺失度。元好問認為，如果說劉禹錫的《戲贈看花諸君子》一詩是戲贈之作，尚無傷大雅，但《再遊玄都觀》一詩就怨刺失度了，尤其是詩序中所謂“重遊玄都，蕩然無復一樹，唯有兔葵燕麥動搖於春風耳”，將所有當權者斥為兔葵、燕麥，打擊面太大，貶損太過，不免流於刻薄。前兩句概括劉禹錫創作《再遊玄都觀》的背景，“亂後”指劉禹錫被貶十四年間皇權迭變、宦官專權、藩鎮割據的動亂時局， “失故基”指劉禹錫詩前小序所說“蕩然無復一樹”的衰敗景象，看花詩指《戲贈看花諸君子》一詩。這兩句詩認為當時一切只值得悲傷，不應該再出怨刺之語。後兩句是全詩的關鍵，“劉郎”一句，借用劉詩“前度劉郎今又來”之語，說劉禹錫也是凡人。“枉向”一句，拈出《再遊玄都觀》詩序為批評重點。“枉”是“錯”的意思，與“枉著書生待魯連”（《論詩三十首》）的“枉”字同意。兩句連在一起，是說劉禹錫也是凡人，不能免俗，卻錯將所有人都指斥為東風中的兔葵、燕麥一類，加以嘲諷。可見，這首詩著重批評《再遊玄都觀》尤其是詩序的怨刺失當。
第二十六首
金入洪爐不厭頻，精真那計受纖塵。
蘇門果有忠臣在，肯放坡詩百態新？
這首詩是評蘇軾及其後學的詩，可與第二十二首對照看。蘇軾是一位天才的文學巨匠，在等多方面都達到極高的造詣，堪稱宋文學最高成就的代表。蘇軾學博才高，以翻新出奇的精神對待藝術規範，縱意所如，觸手成春，在藝術上開一代之風。蘇詩雖然有議論化、散文化傾向，但是由於蘇軾傑出的才能，他的詩多數比喻生動新奇，妙喻連生；用典穩妥精當，渾然天成；對仗精工活潑，不落俗套。蘇軾對藝術技巧的把握可謂揮灑自如，如行雲流水不留鍛鍊痕跡。所以元好問給予蘇軾詩歌以高度評價，稱讚他的詩是經得起錘鍊，不受纖塵的真金。
蘇軾在當是文壇上有巨大的聲譽，有許多文人圍繞在其周圍。著名的有蘇門四學士：黃庭堅、張耒、晁補之、秦觀。這四人都沒有繼承蘇軾的思想和藝術。黃庭堅是江西詩派的開創者，秦觀長於詞，其詩如詞一樣婉約。張、晁成就不大。至於其他後學者既沒有蘇軾的思想，又沒有蘇軾的才力，往往在文字、典故、辭藻方面追求新奇，以至於怪樣百出。於是在這首詩的後兩句，元好問不滿並批評了這種風氣。
第二十七首
百年才覺古風回，元祐諸人次第來。
諱學金陵猶有說，竟將何罪廢歐梅？
這首詩回顧了宋詩的發展，批評蘇黃後學拋棄歐、梅關注現實、平易自然的詩風。宋太祖到仁宗（公元960年----公元1063年）約100年時間裡，文壇上總的傾向是承襲晚唐餘風，內容單薄，文風華靡。尤以取法李商隱的西昆體缺乏李詩的真摯情感和深沉感慨，專門模仿李詩的藝術外貌，只注重音節鏗鏘，辭采精麗，又喜用典故，力圖表現才學工力。這種詩風一直到北宋中的歐陽修、梅堯臣、蘇舜欽等人從理論到實踐上繼韓柳提倡古文進行詩文革新才得以扭轉。因此元好問稱“百年才覺古風回”。“元祐諸人”指蘇軾、黃庭堅、陳師道等詩人（其詩歌成就及流弊參看第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六首）。“金陵”是指王安石，王安石也是北宋大文學家，政治家。王闢之《澠水燕談錄》：“公之治經尤尚解字，末流務為新奇，浸成穿鑿。朝廷患之。詔學者兼用舊傳注，·····於是學者皆變所學，至於著書以詆公之學者，且諱稱公門人。”王安石變法失敗後，王安石的一些著作被朝廷禁止，不少門人亦諱言是其門人，所以元好問說“諱學金陵猶有說”。但是蘇黃後學、江西詩派不注重思想內容，一味求奇求變，連歐陽修、梅堯臣都廢而不學，元好問責問批評了這種風氣。
《論詩三十首》
（元好問 金元之際）
元好問的《論詩三十首》是繼杜甫之後運用絕句形式比較系統地闡發詩歌理論的著名組詩，他評論了自漢魏至宋代的許多著名作家和流派，表明了他的文學觀點，對後世有重要影響。
第一首
漢謠魏什久紛紜，正體無人與細論。
誰是詩中疏鑿手？暫教涇渭各清渾。
這是元好問《論詩三十首》的第一首，表明了他寫這組論詩詩的動機、目的和標準。元好問以《詩經》的風雅傳統為“正體”，認為漢樂府和建安文學是這一傳統的繼續，他針對宋金詩壇上的一些弊病和“偽體”盛行、漢魏詩歌傳統的淆亂，以“詩中疏鑿手”為己任，要在縱覽詩歌創作的歷史中正本清源，區別正偽，使之涇渭分明，從而廓清詩歌發展的正確方向。
第二首
曹劉坐嘯虎生風，四海無人角兩雄。
可惜幷州劉越石，不教橫槊建安中。
這首詩反映了元好問推崇建安詩人劉琨的具有雄渾剛健風骨之美的詩歌。他首推曹植和建安七子之一的劉楨為詩中“兩雄”，以“坐嘯虎生風”形象地比喻他們的詩歌風格雄壯似虎。曹、劉是建安風骨的傑出代表，鍾嶸評曹植的詩“其源出於國風，骨氣奇高，詞采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粲溢今古，卓爾不群”，評劉楨“其源出於古詩。仗氣愛奇，動多振豔，真骨凌霜，高風跨俗”。 標舉曹劉，實際上是標舉了他們所代表的內容充實、慷慨剛健、風清骨俊的建安文學的優良傳統。
西晉詩人劉琨，被認為“雅壯而多風”，有“清拔之氣”。元好問推出劉琨，正是從其可比建安諸子的慷慨悲壯，梗概多氣的藝術風格著眼的。
第三首
鄴下風流在晉多，壯懷猶見缺壺歌。
風雲若恨張華少，溫李新聲奈若何。
元好問認為西晉詩壇中繼承了建安文風的有不少，建安風骨的影響還是比較大，但也有了“兒女情多，風雲氣少”的詩歌。建安風骨是元好問所肯定的詩歌風格，所以他以張華為例，認為張華雖然以其詩綺靡婉豔，文字妍冶而名高一時，但是缺乏豪壯慷慨之氣，至於到了晚唐的溫庭筠、李商隱，更是兒女情長，風格婉約。“奈若何”句表明了元好問對綺靡文風的不滿情緒，對詩歌綺靡文風的發展的認識。
第四首
一語天然萬古新，豪華落盡見真淳。
南窗白日羲皇上，未害淵明是晉人。
這首詩是元好問評晉代詩人陶淵明。出於對當時詩壇雕琢粉飾、矯揉造作詩風的反感，元好問評論晉代詩人陶淵明時前兩句說：“一語天然萬古新，豪華落盡見真淳。”元好問崇尚陶淵明詩歌自然天成而無人工痕跡，清新真淳而無雕琢之弊。陶淵明的詩句自然質樸不假修飾，剝盡鉛華膩粉，獨見真率之情志，具有真淳雋永、萬古常新的永恆魅力，是元好問心儀的詩的最高境界。如陶淵明的《飲酒》“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歸田園居》等都體現了陶淵明崇尚自然的人生旨趣和藝術特徵。
第五首
縱橫詩筆見高情，何物能澆塊壘平？
老阮不狂誰會得？出門一笑大江橫。
這首詩評論了西晉正始詩人阮籍。阮籍所處時代正是魏晉易代之際，司馬氏屠殺異己，形成恐怖的政治局面。阮籍本有濟世之志，但不滿司馬氏的統治，姑以酣飲和故作曠達來逃避迫害，做出了不少驚世駭俗的事情，世人以為阮籍狂、痴。但元好問深知阮籍“不狂”，看到了阮籍心中的“塊壘”，認識到了阮籍詩中的真情鬱氣（“高情”）。元好問認為阮籍的詩筆縱橫，如長江奔流，神與俱遠，正是他高尚情懷、胸中不平之氣的表現。這說明元好問認識到了寫詩須有真情實感，反映了他對阮籍狂放品格的稱許，對阮籍在黑暗統治下隱約曲折、興寄深遠的風格也是肯定的。
第六首
心畫心聲總失真，文章寧復見為人。
高情千古閒居賦，爭信安仁拜路塵！
這首絕句通過評論西晉太康詩人潘岳批評、嘲諷潘岳做人做詩的二重性格。元好問從詩寫真情出發，鄙視詩寫假話，言不由衷的作品。潘岳的作品描繪自己淡於利祿，忘懷功名，情志高潔，曾經名重一時，傳誦千古。但是他的實際為人，卻是躁求榮利，趨炎附勢，鑽營利祿，諂媚權貴的無恥小人。因此元好問認為，揚雄說的“心畫心聲”，以文識人是不可靠的，會“失真”，即言不真誠，言行不一的問題。識人，不能只觀其文，還要看是否言行一致，心口如一。所謂“言為心聲”、“文如其人”，不能絕對化，因為人的思想感情是複雜的、充滿矛盾、發展變化的，有時也會出現假象。這樣就要善於分析複雜的矛盾現象，善於識別假象，才能獲得正確的認識。詩歌史上詩與人不統一的現象不獨潘岳，元好問的鍼砭是深刻的。
第七首
慷慨歌謠絕不傳，穹廬一曲本天然。
中州萬古英雄氣，也到陰山敕勒川。
這首詩評論了北朝民歌《敕勒歌》。《敕勒歌》描繪了開闊壯美而又和平安定的草原風光，有豪放剛健、粗獷雄渾的格調。元好問重視民歌，前兩句他肯定、推崇這首民歌慷慨壯闊深厚的氣勢，推舉它不假雕飾而渾然天成。
後兩句點出了中原文化對北方少數民族地區文化的影響。敕勒本是北方一個遊牧民族名稱，居住地方在敕勒川（今山西北），元好問認為，看《敕勒歌》的產生和風格，是中原的慷慨豪邁的氣魄傳給了陰山下少數民族的藝術作品。《敕勒歌》表現了我國境內各民族文化的相互影響和滲透。
第八首
沈宋橫馳翰墨場，風流初不廢齊樑。
論功若準平吳例，合著黃金鑄子昂。
這首詩評論了初唐詩人沈佺期、宋之問、陳子昂。初唐詩壇基本是南朝形式主義文學的延續，宮體詩充斥詩壇，文風綺靡纖弱。沈佺期、宋之問總結了六朝以來聲律方面的創作經驗，確立了律詩的形式，馳名一時，對唐代近體詩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元好問肯定了他們的貢獻和影響，但也批評了他們在詩歌創作上仍然沒有擺脫齊樑詩風。
元好問認為，開唐詩一代新風的詩人是陳子昂。陳子昂復歸風雅興寄，高倡漢魏風骨，上接建安傳統，以其詩歌理論和創作實踐，終於廓清了初唐半個時紀齊樑餘風的影響，迎來了以“風骨”、“氣象”著稱的盛唐詩歌創作高潮。他的“興寄”、“風骨”理論成為後人反對形式主義柔靡詩風的理論武器。因此，元好問充分肯定了陳子昂的歷史功績，並將其革新文風與范蠡的平吳事業相提並論，認為也應為陳子昂鑄像，以表其功。
第九首
鬥靡誇多費覽觀，陸文猶恨冗於潘。
心聲只要傳心了，布穀瀾翻可是難。
這首詩是批評陸機。陸機和潘岳是西晉文壇齊名的代表人物。《世說新語·文學》：“孫興公雲：‘潘文淺而淨，陸文深而蕪。’”元好問認為“陸文猶恨冗於潘”，寫詩如果爭相綺靡、篇幅冗長會增加讀者的閱讀負擔，詩歌既然是傳達心聲與真情，意盡就該言止，不要太多太長，不須搖脣鼓舌，多所鋪張。這裡也體現了元好問注重詩歌真情實感，反對形式華豔的觀點。
第十首
排比鋪張特一途，藩籬如此亦區區。
少陵自有連城璧，爭奈微之識碔砆。
這首詩是元好問針對元稹評論杜甫的言論的再評論。元稹在為杜甫所寫的墓誌銘中特別推重杜甫晚年所寫的長篇排律詩“鋪陳始終，排比聲律”，認為這方面李白連它的門牆也達不到。杜詩格律嚴謹，對仗工穩，尤其是晚年的長篇排律更為精細，“晚節漸於詩律細”。這是優點，但是另一方面也會產生過於雕琢和堆砌的副作用。後來宋代的江西詩派也杜甫為宗，但側重於杜甫詩歌煉字造句方面的形式技巧，而忽略了杜甫詩歌中最有價值的東西，即豐富深刻的社會內容和、憂國憂民的進步思想和深刻的現實主義精神，也忽略了杜詩多樣化的風格和藝術上全面的成就。因而，元好問對元稹的批評是有現實意義的。
杜甫的晚年的長篇排律固然功力深厚，但多投贈之作，也非最精粹部分。元好問認為杜甫的排比鋪張只不過是一種手法，元稹過分稱頌這種手法，單把“排比鋪張”當作不可逾越的藩籬，是錯把似玉的石塊當成連城璧了。這也體現了元好問反對過分講求聲律對偶以及對詩歌社會現實內容的關注。
第十一首
眼處心聲句自神，暗中摸索總非真。
畫圖臨出秦川景，親到長安有幾人？
這首詩批評了缺乏現實體驗的模擬文風（如西昆體、江西詩派等），指出了詩歌（文學）創作的源泉是客觀現實，真情必然來自詩人的切實生活感受。元好問認為，文學作品不是作家頭腦中虛構的，而是客觀現實在頭腦中的反映。只有像杜甫那樣“親到長安”，對客觀的描寫對象有了實際的接觸和體驗，才能激發內心的感受，寫出入神的詩句。如果一味去“暗中摸索”，臨摹前人的作品，是永遠不可能在詩中真實地描繪出現實對象的（“總非真”）。這樣，元好問就在杜甫和杜詩的影寫者們中清晰地劃出了一條真、假詩人地界限。
第十二首
望帝春心託杜鵑，佳人錦瑟怨華年。
詩家總愛西昆好，獨恨無人作鄭箋。
這首詩評論的是唐代詩人李商隱。李商隱是晚唐著名詩人，時世、家世、身世，從各方面促成李商隱易於感傷、內向型的性格和心態。除了一些鍼砭現實的政治詩，其詠物抒情詩（包括愛情詩）往往情調幽美，善於把心靈世界的朦朧圖像，以比興、象徵、用典、暗示等隱約曲折的方式化為恍惚迷離的詩的意象，表現出朦朧多義的特點。元好問引用《錦瑟》中的詩句，正是因為《錦瑟》一詩詞義隱晦，聚訟紛紜，多種箋解，似都難以服眾。在這首詩中，元好問表達了對李商隱詩歌含情深邈的嚮往，同時也對難以索解表示了遺憾和諷刺性的批評。
第十三首
萬古文章有坦途，縱橫誰似玉川盧？
真書不入今人眼，兒輩從教鬼畫符。
這首詩是批評盧仝的追求險怪的詩風。中唐時追求險怪詩風的主要是韓孟詩派。韓愈的詩風的主要特點是深險怪僻，好追求奇特的形象。他善於捕捉和表現變態百出的景物；展開豐富奇特的想象，怪幻詭譎的構思，創造匪夷所思的形象；以文為詩，用奇字、造拗句，押險韻，避熟就生，因難見巧。韓孟詩派開一代詩風，在創造出雄奇險怪的意象，在反對傳統銳意創新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貢獻，但也難免流入另一種險怪艱奧，拼湊堆砌，玩弄技巧的形式主義。盧仝受到韓愈的影響，詩作過於好奇逞怪。元好問否定了這種詩歌風格，認為這種創作是“鬼畫符”。
第十四首
出處殊塗聽所安，山林何得賤衣冠。
華歆一擲金隨重，大是渠儂被眼謾。
這首詩批評重山林隱士詩輕賤臺閣仕宦詩的現象。方回《瀛奎律髓》崇尚“格高”，即古代知識分子所謂嶙峋傲骨、孤芳自賞的精神風貌，認為臺閣仕宦都是腦滿腸肥、道貌岸然、功名利祿薰心、仁義禮智滿口之徒的賣弄學理、琢句雕章以欺世盜名，往往偏重江湖道學，或有藉以自重。元好問借質疑三國時華歆擲金的典故對這種現象提出了質疑。
第十五首
筆底銀河落九天，何曾憔悴飯山前。
世間東抹西塗手，枉著書生待魯連。
這首詩是讚揚李白的詩歌及其才識。李白和杜甫都是盛唐偉大的浪漫主義詩人。李白的詩歌想落天外，氣勢宏大，情感激昂奔放，語言流暢自然，詩風豪邁飄逸；杜甫的詩歌風格是“沉鬱頓挫”，杜甫在詩歌格律、煉字、奇崛等方面對後世的韓愈、孟郊、江西詩派等都有重大影響，有一定的流弊。而元好問崇尚的是雄渾自然的風格，對於刻意雕琢、苦吟等都是持反對意見的。因此，這裡元好問以 “總為從前作詩苦”而“憔悴”杜甫來反襯李白筆底銀河，奔流直下，一氣呵成。另一方面，元好問認為李白不光文才卓異，而且也是象魯仲連一類的人物，關注現實，有政治才能，不為官而周遊各地，排難解紛。
第十六首
切切秋蟲萬古情，燈前山鬼淚縱橫。
鑑湖春好無人賦，“岸夾桃花錦浪生。”
這首詩是評論幽僻清冷的詩歌風格。大凡萬古言情之作，皆悽切如秋蟲之悲鳴；撫寫境象，也淒涼如山鬼的零淚。前二句泛敘古今悲情，構造出一片悲愁哀苦的境界。一般認為這兩句是在說李賀，因李賀詩中常有“秋蟲”、“山鬼”的意象；也有認為指李賀、孟郊二人，因孟郊常以“秋蟲”自喻。這兩句可解釋為泛說全體這類相似風格的詩人。 孟郊、李賀都窮愁不遇，作詩都好苦吟，詩風都較幽冷。 窮愁本是人生不幸，無可厚非，問題在於如何處窮。元好問的態度非常明確，認為應該是“厄窮而不憫，遺佚而不怨”。孟郊、李賀顯然沒有如此泰然，寒乞之聲不絕於耳，詩境幽冷悽婉。元好問反對幽僻淒冷的詩歌境界，即他所說，“要造微，不要鬼窟中覓活計”。孟郊詩歌可謂造微，但他所得不過是秋蟲之類幽微之物。李賀也是如此，有些詩篇正是從“鬼窟中覓活計”。孟郊、李賀的這種詩風，與元好問尚壯美、崇自然之旨相背，故元好問譏評之。
後兩句“鑑湖春好無人賦，夾岸桃花錦浪生”，正如宗廷輔所說，是“就詩境言之”。“夾岸桃花錦浪生”是李白《鸚鵡洲》中的詩句，元好問藉此來形容鑑湖（又名鏡湖）春色，展現的是與孟郊、李賀迥然不同的開闊明朗、清新鮮活的境界。“無人賦”三字又表明，他的批評對象絕非孟郊、李賀個別詩人，而是以他們為代表的中晚唐貧士文人，特別是與孟郊近似的一些詩人。 由此可見，該詩是通過孟郊、李賀來批評中晚唐窮愁苦吟一派詩人，沒有盛唐開闊明朗氣象，而流於幽僻淒冷。
第十七首
切響浮聲發巧深，研摩雖苦果何心？
浪翁水樂無宮徵，自是雲山韶頀音。
這首詩是批評拘忌聲病以成詩的人。講究聲律是古典詩歌的一個重要特色，對於詩歌的音樂美、節奏感有重要意義。但是對格律規定過於細密，過於雕琢，拘忌於聲韻等形式，就會使文學創作受到很大的束縛。元好問崇尚自然天成的詩歌風格，不滿那些對聲律音韻過於雕琢的作品。後兩句，元好問舉出元結耽愛山中自然水聲的例子來說明，即使沒有人為配製音韻曲調的自然之聲，也如天籟之音美妙。
第十八首
東野窮愁死不休，高天厚地一詩囚。
江山萬古潮陽筆，合在元龍百尺樓。
這首詩是評論孟郊的詩，元好問認為他根本不能與韓愈的詩相提並論。孟郊與韓愈同為中唐韓孟詩派的代表，但有不同。孟郊一生沉落下僚，貧寒悽苦，鬱鬱寡歡，受盡苦難生活的磨難，將畢生精力用於作詩，以苦吟而著稱。孟郊的才力不及韓愈雄大，再加上淪落不遇的生活經歷也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的視野，使得他的怪奇詩風偏向個人貧病飢寒，充滿幽僻、清冷、苦澀意象，被稱為“郊寒”。而韓愈的詩歌雖有怪奇意象，但卻氣勢見長，磅礴雄大，豪放激越，酣暢淋漓。司空圖說他“驅架氣勢，若掀雷挾電，奮騰於天地之間。”
韓愈的這種氣勢雄渾，天然化成的詩歌風格正是元好問所崇尚的，而孟郊的雕琢和險怪的風格正是元好問所批判的。因此，元好問認為孟郊和韓愈不能相提並論，韓愈的作品如江山萬古長存，與孟郊比，一個如在百尺高樓，一個如在地下。不過，在詩中元好問對孟郊也有同情之意。
第十九首
萬古幽人在澗阿，百年孤憤竟如何？
無人說與天隨子，春草輸贏較幾多？
這首詩是批評晚唐詩人陸龜蒙。晚唐後期，唐帝國風雨飄搖，岌岌可危。不少文人在時代的衰颯氣氛中走向明哲保身的退隱之路，創作的詩句表現出一種僻世心態和淡泊情思。元好問借用陸龜蒙《自遣詩三十首》之二十四中“恐隨春草鬥輸贏”來批評陸龜蒙等隱士生活在晚唐社會動盪時代，不作憂國感憤之辭而徒興春草輸贏的嘆惜。這裡也反映了元好問在強調真情實感時是注意到社會現實內容的。不過陸龜蒙象古代許多隱士一樣，並非真正忘懷世事，陸龜蒙也寫過諷刺現實的作品如《新沙》、《築城池》、《記稻鼠》等。
第二十首
謝客風容映古今，發源誰似柳州深？
朱弦一拂遺音在，卻是當年寂寞心。
這首詩是論及柳宗元與謝靈運，主要是論柳宗元，是說柳近似於謝。謝靈運是第一個大力寫山水詩的詩人，他政治失意，縱情山水，肆意遨遊，在山水中尋求慰藉，與當時“淡乎寡味”的玄言詩相比，後人認為謝靈運的詩歌自然清新，有高古之風。元好問推崇謝靈運，認為柳宗元詩歌淡泊古雅，深得謝靈運之遺音。前兩句在一起是說，謝靈運詩的風神容態，照映古今，後世詩人，誰能像柳宗元一樣有謝客風容，並深有所得呢？後兩句是說柳宗元的詩淡泊簡古，如清廟之瑟，朱弦一拂，唱嘆餘音宛在，此冷寂神境，以暗喻道出，恰是如同當年謝靈運寂寞心境的寫照。
第二十一首
窘步相仍死不前，唱醻無復見前賢。
縱橫正有凌雲筆，俯仰隨人亦可憐。
這首詩是批評詩歌酬唱中的和韻風氣。由於這種次韻酬唱的詩往往受到原詩韻腳的拘束和詞義的限制，使作者不能自由地抒發自己的心跡，反要俯仰隨人，窘步相仍，因此，元好問對這種詩風給予了辛辣諷刺，指出其“亦可憐”。要求詩人應該象庾信那樣“縱橫自有凌雲筆”，大膽自由抒發自己地真性情，不要做隨在別人後面的亦步亦趨的可憐蟲。
第二十二首
奇外無奇更出奇，一波才動萬波隨。
只知詩到蘇黃盡，滄海橫流卻是誰？
這首詩是對求奇追險詩風及其流弊的批評。蘇軾、黃庭堅是北宋影響巨大的著名詩人，兩人的詩歌都有很高的成就。蘇軾的詩歌氣象宏闊，鋪敘宛轉，意境恣逸，筆力矯健，常富理趣，但蘇詩散文化、議論化傾向明顯。蘇軾有滿腹才學，難免在詩中賣弄，以出新意。黃庭堅作詩則力求新奇，選材僻熟就生，喜用他人未用的典故和字句，造拗句，押險韻，做硬語，詩風生新瘦硬峭拔，善於出奇制勝。他所用“奪胎換骨”、“點石成金”增加了“以才學為詩”的傾向。蘇、黃兩人在技巧上力求出新，對傳統有所發展變化，取得了卓著的成績，因此元好問承認了他們在詩歌上的成就“只知詩到蘇黃盡”和影響力（“一波才動萬波隨”）。但是另一方面，蘇黃的後學者卻往往沒有蘇黃的才力，未得其長，先得其短，容易出現一味崇尚奇險、堆砌生典、蒐羅怪異形象，語言生硬晦澀、詞句雕琢不自然的弊端（“奇外無奇更出奇”）。元好問批評了蘇、黃詩歌缺點所造成的不良風氣，同時，這也反映了元好問崇尚自然、雅正，反對險怪、雕琢的詩歌思想。
第二十三首
曲學虛荒小說欺，俳諧怒罵豈詩宜？
今人合笑古人拙，除卻雅言都不知。
這首詩是排斥俳諧怒罵的不良習氣，體現元好問尚雅的旨趣。我國自古就有“詩莊”的傳統，語言莊重而優雅是古典詩歌的特色。詼諧遊戲和詈罵的文字被認為難登大雅之堂的。把文章當作遊戲、調笑的工具，初見杜甫《戲作俳諧體遣悶》、李商隱《俳諧》，到晚唐時仿效的人便多起來。嚴羽《滄浪詩話》稱宋詩“其末流甚者，叫囂怒張，殊乖忠厚之風，殆以罵詈為詩”。黃庭堅《答洪駒父書》“東坡文章妙天下，其短處在好罵，慎勿襲其軌也”。蘇軾卻認為嬉笑怒罵可成文章，《續資治通鑑》卷八十六雲：“軾與弟轍，師父洵為文，常自謂文章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雖嬉笑怒罵之辭，皆可書而誦之。”
但是元好問尊奉的是儒家的“溫柔敦厚”、“思無邪”、“發乎情，止乎禮儀”的詩教理論，要求語言符合雅正的標準。因此，元好問不同意蘇軾的觀點，批評了“俳諧怒罵”的語言風格。元好問認為“曲學虛荒”，“小說欺”，謹奉儒家詩教，這也體現了他保守的一面。
第二十四首
“有情芍藥含春淚，無力薔薇臥晚枝”。
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詩。
這首詩是嘲諷秦觀的詩風。秦觀是北宋婉約詞派的代表作家之一，他的詩詞風格柔弱纖麗，修辭精巧，元好問稱是“女郎詩”，露譏諷之意。這表明元好問崇尚的是象韓愈那樣雄渾剛健的風骨之美。
但是元好問的這種傾向性鮮明的審美觀點過於絕對化，文學藝術可以也應當有多元的審美風格。剛健雄渾固然可貴，婉約秀麗也有娛人之美。在詩歌風格上，應當允許審美主體各有其好。不過作為生長在北方，仕於金王朝的詩人元好問來說，傾心於詩歌的雄渾蒼茫之美，是十分自然的。
第二十五首
亂後玄都失古基，看花詩在只堪悲。
劉郎也是人間客，枉向春風怨兔葵。
這首詩是批評劉禹錫的《戲贈看花諸君子》和《再遊玄都觀》二詩及詩歌的怨刺問題。元好問論詩，主張溫柔敦厚，明確反對直露刻薄的怨刺。在他眾多的詩文禁忌中，就有“無狡訐”、“無為妾婦妒，無為仇敵謗傷”等形式戒條。他認為，即使有“不能自掩”的“傷讒疾惡不平之氣”，也應該“責之愈深，其旨愈婉，怨之愈深，其辭愈緩”。
在這首詩中，元好問實際上是繼承前人的觀點，批評《再遊玄都觀》及其詩序的怨刺失度。元好問認為，如果說劉禹錫的《戲贈看花諸君子》一詩是戲贈之作，尚無傷大雅，但《再遊玄都觀》一詩就怨刺失度了，尤其是詩序中所謂“重遊玄都，蕩然無復一樹，唯有兔葵燕麥動搖於春風耳”，將所有當權者斥為兔葵、燕麥，打擊面太大，貶損太過，不免流於刻薄。前兩句概括劉禹錫創作《再遊玄都觀》的背景，“亂後”指劉禹錫被貶十四年間皇權迭變、宦官專權、藩鎮割據的動亂時局， “失故基”指劉禹錫詩前小序所說“蕩然無復一樹”的衰敗景象，看花詩指《戲贈看花諸君子》一詩。這兩句詩認為當時一切只值得悲傷，不應該再出怨刺之語。後兩句是全詩的關鍵，“劉郎”一句，借用劉詩“前度劉郎今又來”之語，說劉禹錫也是凡人。“枉向”一句，拈出《再遊玄都觀》詩序為批評重點。“枉”是“錯”的意思，與“枉著書生待魯連”（《論詩三十首》）的“枉”字同意。兩句連在一起，是說劉禹錫也是凡人，不能免俗，卻錯將所有人都指斥為東風中的兔葵、燕麥一類，加以嘲諷。可見，這首詩著重批評《再遊玄都觀》尤其是詩序的怨刺失當。
第二十六首
金入洪爐不厭頻，精真那計受纖塵。
蘇門果有忠臣在，肯放坡詩百態新？
這首詩是評蘇軾及其後學的詩，可與第二十二首對照看。蘇軾是一位天才的文學巨匠，在等多方面都達到極高的造詣，堪稱宋文學最高成就的代表。蘇軾學博才高，以翻新出奇的精神對待藝術規範，縱意所如，觸手成春，在藝術上開一代之風。蘇詩雖然有議論化、散文化傾向，但是由於蘇軾傑出的才能，他的詩多數比喻生動新奇，妙喻連生；用典穩妥精當，渾然天成；對仗精工活潑，不落俗套。蘇軾對藝術技巧的把握可謂揮灑自如，如行雲流水不留鍛鍊痕跡。所以元好問給予蘇軾詩歌以高度評價，稱讚他的詩是經得起錘鍊，不受纖塵的真金。
蘇軾在當是文壇上有巨大的聲譽，有許多文人圍繞在其周圍。著名的有蘇門四學士：黃庭堅、張耒、晁補之、秦觀。這四人都沒有繼承蘇軾的思想和藝術。黃庭堅是江西詩派的開創者，秦觀長於詞，其詩如詞一樣婉約。張、晁成就不大。至於其他後學者既沒有蘇軾的思想，又沒有蘇軾的才力，往往在文字、典故、辭藻方面追求新奇，以至於怪樣百出。於是在這首詩的後兩句，元好問不滿並批評了這種風氣。
第二十七首
百年才覺古風回，元祐諸人次第來。
諱學金陵猶有說，竟將何罪廢歐梅？
這首詩回顧了宋詩的發展，批評蘇黃後學拋棄歐、梅關注現實、平易自然的詩風。宋太祖到仁宗（公元960年----公元1063年）約100年時間裡，文壇上總的傾向是承襲晚唐餘風，內容單薄，文風華靡。尤以取法李商隱的西昆體缺乏李詩的真摯情感和深沉感慨，專門模仿李詩的藝術外貌，只注重音節鏗鏘，辭采精麗，又喜用典故，力圖表現才學工力。這種詩風一直到北宋中的歐陽修、梅堯臣、蘇舜欽等人從理論到實踐上繼韓柳提倡古文進行詩文革新才得以扭轉。因此元好問稱“百年才覺古風回”。“元祐諸人”指蘇軾、黃庭堅、陳師道等詩人（其詩歌成就及流弊參看第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六首）。“金陵”是指王安石，王安石也是北宋大文學家，政治家。王闢之《澠水燕談錄》：“公之治經尤尚解字，末流務為新奇，浸成穿鑿。朝廷患之。詔學者兼用舊傳注，·····於是學者皆變所學，至於著書以詆公之學者，且諱稱公門人。”王安石變法失敗後，王安石的一些著作被朝廷禁止，不少門人亦諱言是其門人，所以元好問說“諱學金陵猶有說”。但是蘇黃後學、江西詩派不注重思想內容，一味求奇求變，連歐陽修、梅堯臣都廢而不學，元好問責問批評了這種風氣。
第二十八首
古雅難將子美親，精純全失義山真。
論詩寧下涪翁拜，未作江西社裡人。
這首詩評論江西詩派。宋人是推崇學習杜甫的，而李商隱的能得杜甫遺意，學杜要先學李商隱，宋人早具有此說法。在元好問看來，以黃庭堅為首的江西詩派雖然標榜學杜，但並未抓住杜詩的真髓，而專在文字、對偶、典故、音韻等形式上模擬因襲，結果既未學到杜詩的古樸風雅得真諦，也完全失去了李商隱的精美純厚的風格。因此他明確表示，不願與江西詩派為伍，不願拾江西詩派的牙唾。
第二十九首
池塘春草謝家春，萬古千秋五字新。
傳語閉門陳正字，“可憐無補費精神”。
這首詩是批評江西詩派的代表人物陳師道。陳師道的作詩方式是“閉門覓句”式的苦吟，著意於錘鍊字句，在形式技巧上下功夫。“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是謝靈運《登池上樓》的名句，意象清新，渾然天成，寫出了盎然春意。元好問崇尚自然天成的詩歌，反對雕琢粉飾，因此這裡稱讚謝靈運的這個名句萬古常新，進而諷刺陳師道閉門覓句，只是徒然浪費精神，寫不出什麼好作品。
第三十首
撼樹蜉蝣自覺狂，書生技癢愛論量。
老來留得詩千首，卻被何人校短長？
這首詩是《論詩三十首》的最後一首，也是結束語。他自謙自己象蚍蜉撼樹一樣不自量力，只是書生一時技癢愛議論罷了。元好問在這組詩中基本按時間順序評論了自漢魏到宋代的許多著名的詩人和詩歌流派，鍼砭時弊，旗幟鮮明地表明瞭自己的文學觀點，對後世有重要影響。
《論詩三十首》
（元好問 金元之際）
元好問的《論詩三十首》是繼杜甫之後運用絕句形式比較系統地闡發詩歌理論的著名組詩，他評論了自漢魏至宋代的許多著名作家和流派，表明了他的文學觀點，對後世有重要影響。
第一首
漢謠魏什久紛紜，正體無人與細論。
誰是詩中疏鑿手？暫教涇渭各清渾。
這是元好問《論詩三十首》的第一首，表明了他寫這組論詩詩的動機、目的和標準。元好問以《詩經》的風雅傳統為“正體”，認為漢樂府和建安文學是這一傳統的繼續，他針對宋金詩壇上的一些弊病和“偽體”盛行、漢魏詩歌傳統的淆亂，以“詩中疏鑿手”為己任，要在縱覽詩歌創作的歷史中正本清源，區別正偽，使之涇渭分明，從而廓清詩歌發展的正確方向。
第二首
曹劉坐嘯虎生風，四海無人角兩雄。
可惜幷州劉越石，不教橫槊建安中。
這首詩反映了元好問推崇建安詩人劉琨的具有雄渾剛健風骨之美的詩歌。他首推曹植和建安七子之一的劉楨為詩中“兩雄”，以“坐嘯虎生風”形象地比喻他們的詩歌風格雄壯似虎。曹、劉是建安風骨的傑出代表，鍾嶸評曹植的詩“其源出於國風，骨氣奇高，詞采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粲溢今古，卓爾不群”，評劉楨“其源出於古詩。仗氣愛奇，動多振豔，真骨凌霜，高風跨俗”。 標舉曹劉，實際上是標舉了他們所代表的內容充實、慷慨剛健、風清骨俊的建安文學的優良傳統。
西晉詩人劉琨，被認為“雅壯而多風”，有“清拔之氣”。元好問推出劉琨，正是從其可比建安諸子的慷慨悲壯，梗概多氣的藝術風格著眼的。
第三首
鄴下風流在晉多，壯懷猶見缺壺歌。
風雲若恨張華少，溫李新聲奈若何。
元好問認為西晉詩壇中繼承了建安文風的有不少，建安風骨的影響還是比較大，但也有了“兒女情多，風雲氣少”的詩歌。建安風骨是元好問所肯定的詩歌風格，所以他以張華為例，認為張華雖然以其詩綺靡婉豔，文字妍冶而名高一時，但是缺乏豪壯慷慨之氣，至於到了晚唐的溫庭筠、李商隱，更是兒女情長，風格婉約。“奈若何”句表明了元好問對綺靡文風的不滿情緒，對詩歌綺靡文風的發展的認識。
第四首
一語天然萬古新，豪華落盡見真淳。
南窗白日羲皇上，未害淵明是晉人。
這首詩是元好問評晉代詩人陶淵明。出於對當時詩壇雕琢粉飾、矯揉造作詩風的反感，元好問評論晉代詩人陶淵明時前兩句說：“一語天然萬古新，豪華落盡見真淳。”元好問崇尚陶淵明詩歌自然天成而無人工痕跡，清新真淳而無雕琢之弊。陶淵明的詩句自然質樸不假修飾，剝盡鉛華膩粉，獨見真率之情志，具有真淳雋永、萬古常新的永恆魅力，是元好問心儀的詩的最高境界。如陶淵明的《飲酒》“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歸田園居》等都體現了陶淵明崇尚自然的人生旨趣和藝術特徵。
第五首
縱橫詩筆見高情，何物能澆塊壘平？
老阮不狂誰會得？出門一笑大江橫。
這首詩評論了西晉正始詩人阮籍。阮籍所處時代正是魏晉易代之際，司馬氏屠殺異己，形成恐怖的政治局面。阮籍本有濟世之志，但不滿司馬氏的統治，姑以酣飲和故作曠達來逃避迫害，做出了不少驚世駭俗的事情，世人以為阮籍狂、痴。但元好問深知阮籍“不狂”，看到了阮籍心中的“塊壘”，認識到了阮籍詩中的真情鬱氣（“高情”）。元好問認為阮籍的詩筆縱橫，如長江奔流，神與俱遠，正是他高尚情懷、胸中不平之氣的表現。這說明元好問認識到了寫詩須有真情實感，反映了他對阮籍狂放品格的稱許，對阮籍在黑暗統治下隱約曲折、興寄深遠的風格也是肯定的。
第六首
心畫心聲總失真，文章寧復見為人。
高情千古閒居賦，爭信安仁拜路塵！
這首絕句通過評論西晉太康詩人潘岳批評、嘲諷潘岳做人做詩的二重性格。元好問從詩寫真情出發，鄙視詩寫假話，言不由衷的作品。潘岳的作品描繪自己淡於利祿，忘懷功名，情志高潔，曾經名重一時，傳誦千古。但是他的實際為人，卻是躁求榮利，趨炎附勢，鑽營利祿，諂媚權貴的無恥小人。因此元好問認為，揚雄說的“心畫心聲”，以文識人是不可靠的，會“失真”，即言不真誠，言行不一的問題。識人，不能只觀其文，還要看是否言行一致，心口如一。所謂“言為心聲”、“文如其人”，不能絕對化，因為人的思想感情是複雜的、充滿矛盾、發展變化的，有時也會出現假象。這樣就要善於分析複雜的矛盾現象，善於識別假象，才能獲得正確的認識。詩歌史上詩與人不統一的現象不獨潘岳，元好問的鍼砭是深刻的。
第七首
慷慨歌謠絕不傳，穹廬一曲本天然。
中州萬古英雄氣，也到陰山敕勒川。
這首詩評論了北朝民歌《敕勒歌》。《敕勒歌》描繪了開闊壯美而又和平安定的草原風光，有豪放剛健、粗獷雄渾的格調。元好問重視民歌，前兩句他肯定、推崇這首民歌慷慨壯闊深厚的氣勢，推舉它不假雕飾而渾然天成。
後兩句點出了中原文化對北方少數民族地區文化的影響。敕勒本是北方一個遊牧民族名稱，居住地方在敕勒川（今山西北），元好問認為，看《敕勒歌》的產生和風格，是中原的慷慨豪邁的氣魄傳給了陰山下少數民族的藝術作品。《敕勒歌》表現了我國境內各民族文化的相互影響和滲透。
第八首
沈宋橫馳翰墨場，風流初不廢齊樑。
論功若準平吳例，合著黃金鑄子昂。
這首詩評論了初唐詩人沈佺期、宋之問、陳子昂。初唐詩壇基本是南朝形式主義文學的延續，宮體詩充斥詩壇，文風綺靡纖弱。沈佺期、宋之問總結了六朝以來聲律方面的創作經驗，確立了律詩的形式，馳名一時，對唐代近體詩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元好問肯定了他們的貢獻和影響，但也批評了他們在詩歌創作上仍然沒有擺脫齊樑詩風。
元好問認為，開唐詩一代新風的詩人是陳子昂。陳子昂復歸風雅興寄，高倡漢魏風骨，上接建安傳統，以其詩歌理論和創作實踐，終於廓清了初唐半個時紀齊樑餘風的影響，迎來了以“風骨”、“氣象”著稱的盛唐詩歌創作高潮。他的“興寄”、“風骨”理論成為後人反對形式主義柔靡詩風的理論武器。因此，元好問充分肯定了陳子昂的歷史功績，並將其革新文風與范蠡的平吳事業相提並論，認為也應為陳子昂鑄像，以表其功。
第九首
鬥靡誇多費覽觀，陸文猶恨冗於潘。
心聲只要傳心了，布穀瀾翻可是難。
這首詩是批評陸機。陸機和潘岳是西晉文壇齊名的代表人物。《世說新語·文學》：“孫興公雲：‘潘文淺而淨，陸文深而蕪。’”元好問認為“陸文猶恨冗於潘”，寫詩如果爭相綺靡、篇幅冗長會增加讀者的閱讀負擔，詩歌既然是傳達心聲與真情，意盡就該言止，不要太多太長，不須搖脣鼓舌，多所鋪張。這裡也體現了元好問注重詩歌真情實感，反對形式華豔的觀點。
第十首
排比鋪張特一途，藩籬如此亦區區。
少陵自有連城璧，爭奈微之識碔砆。
這首詩是元好問針對元稹評論杜甫的言論的再評論。元稹在為杜甫所寫的墓誌銘中特別推重杜甫晚年所寫的長篇排律詩“鋪陳始終，排比聲律”，認為這方面李白連它的門牆也達不到。杜詩格律嚴謹，對仗工穩，尤其是晚年的長篇排律更為精細，“晚節漸於詩律細”。這是優點，但是另一方面也會產生過於雕琢和堆砌的副作用。後來宋代的江西詩派也杜甫為宗，但側重於杜甫詩歌煉字造句方面的形式技巧，而忽略了杜甫詩歌中最有價值的東西，即豐富深刻的社會內容和、憂國憂民的進步思想和深刻的現實主義精神，也忽略了杜詩多樣化的風格和藝術上全面的成就。因而，元好問對元稹的批評是有現實意義的。
杜甫的晚年的長篇排律固然功力深厚，但多投贈之作，也非最精粹部分。元好問認為杜甫的排比鋪張只不過是一種手法，元稹過分稱頌這種手法，單把“排比鋪張”當作不可逾越的藩籬，是錯把似玉的石塊當成連城璧了。這也體現了元好問反對過分講求聲律對偶以及對詩歌社會現實內容的關注。
第十一首
眼處心聲句自神，暗中摸索總非真。
畫圖臨出秦川景，親到長安有幾人？
這首詩批評了缺乏現實體驗的模擬文風（如西昆體、江西詩派等），指出了詩歌（文學）創作的源泉是客觀現實，真情必然來自詩人的切實生活感受。元好問認為，文學作品不是作家頭腦中虛構的，而是客觀現實在頭腦中的反映。只有像杜甫那樣“親到長安”，對客觀的描寫對象有了實際的接觸和體驗，才能激發內心的感受，寫出入神的詩句。如果一味去“暗中摸索”，臨摹前人的作品，是永遠不可能在詩中真實地描繪出現實對象的（“總非真”）。這樣，元好問就在杜甫和杜詩的影寫者們中清晰地劃出了一條真、假詩人地界限。
第十二首
望帝春心託杜鵑，佳人錦瑟怨華年。
詩家總愛西昆好，獨恨無人作鄭箋。
這首詩評論的是唐代詩人李商隱。李商隱是晚唐著名詩人，時世、家世、身世，從各方面促成李商隱易於感傷、內向型的性格和心態。除了一些鍼砭現實的政治詩，其詠物抒情詩（包括愛情詩）往往情調幽美，善於把心靈世界的朦朧圖像，以比興、象徵、用典、暗示等隱約曲折的方式化為恍惚迷離的詩的意象，表現出朦朧多義的特點。元好問引用《錦瑟》中的詩句，正是因為《錦瑟》一詩詞義隱晦，聚訟紛紜，多種箋解，似都難以服眾。在這首詩中，元好問表達了對李商隱詩歌含情深邈的嚮往，同時也對難以索解表示了遺憾和諷刺性的批評。
第十三首
萬古文章有坦途，縱橫誰似玉川盧？
真書不入今人眼，兒輩從教鬼畫符。
這首詩是批評盧仝的追求險怪的詩風。中唐時追求險怪詩風的主要是韓孟詩派。韓愈的詩風的主要特點是深險怪僻，好追求奇特的形象。他善於捕捉和表現變態百出的景物；展開豐富奇特的想象，怪幻詭譎的構思，創造匪夷所思的形象；以文為詩，用奇字、造拗句，押險韻，避熟就生，因難見巧。韓孟詩派開一代詩風，在創造出雄奇險怪的意象，在反對傳統銳意創新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貢獻，但也難免流入另一種險怪艱奧，拼湊堆砌，玩弄技巧的形式主義。盧仝受到韓愈的影響，詩作過於好奇逞怪。元好問否定了這種詩歌風格，認為這種創作是“鬼畫符”。
第十四首
出處殊塗聽所安，山林何得賤衣冠。
華歆一擲金隨重，大是渠儂被眼謾。
這首詩批評重山林隱士詩輕賤臺閣仕宦詩的現象。方回《瀛奎律髓》崇尚“格高”，即古代知識分子所謂嶙峋傲骨、孤芳自賞的精神風貌，認為臺閣仕宦都是腦滿腸肥、道貌岸然、功名利祿薰心、仁義禮智滿口之徒的賣弄學理、琢句雕章以欺世盜名，往往偏重江湖道學，或有藉以自重。元好問借質疑三國時華歆擲金的典故對這種現象提出了質疑。
第十五首
筆底銀河落九天，何曾憔悴飯山前。
世間東抹西塗手，枉著書生待魯連。
這首詩是讚揚李白的詩歌及其才識。李白和杜甫都是盛唐偉大的浪漫主義詩人。李白的詩歌想落天外，氣勢宏大，情感激昂奔放，語言流暢自然，詩風豪邁飄逸；杜甫的詩歌風格是“沉鬱頓挫”，杜甫在詩歌格律、煉字、奇崛等方面對後世的韓愈、孟郊、江西詩派等都有重大影響，有一定的流弊。而元好問崇尚的是雄渾自然的風格，對於刻意雕琢、苦吟等都是持反對意見的。因此，這裡元好問以 “總為從前作詩苦”而“憔悴”杜甫來反襯李白筆底銀河，奔流直下，一氣呵成。另一方面，元好問認為李白不光文才卓異，而且也是象魯仲連一類的人物，關注現實，有政治才能，不為官而周遊各地，排難解紛。
第十六首
切切秋蟲萬古情，燈前山鬼淚縱橫。
鑑湖春好無人賦，“岸夾桃花錦浪生。”
這首詩是評論幽僻清冷的詩歌風格。大凡萬古言情之作，皆悽切如秋蟲之悲鳴；撫寫境象，也淒涼如山鬼的零淚。前二句泛敘古今悲情，構造出一片悲愁哀苦的境界。一般認為這兩句是在說李賀，因李賀詩中常有“秋蟲”、“山鬼”的意象；也有認為指李賀、孟郊二人，因孟郊常以“秋蟲”自喻。這兩句可解釋為泛說全體這類相似風格的詩人。 孟郊、李賀都窮愁不遇，作詩都好苦吟，詩風都較幽冷。 窮愁本是人生不幸，無可厚非，問題在於如何處窮。元好問的態度非常明確，認為應該是“厄窮而不憫，遺佚而不怨”。孟郊、李賀顯然沒有如此泰然，寒乞之聲不絕於耳，詩境幽冷悽婉。元好問反對幽僻淒冷的詩歌境界，即他所說，“要造微，不要鬼窟中覓活計”。孟郊詩歌可謂造微，但他所得不過是秋蟲之類幽微之物。李賀也是如此，有些詩篇正是從“鬼窟中覓活計”。孟郊、李賀的這種詩風，與元好問尚壯美、崇自然之旨相背，故元好問譏評之。
後兩句“鑑湖春好無人賦，夾岸桃花錦浪生”，正如宗廷輔所說，是“就詩境言之”。“夾岸桃花錦浪生”是李白《鸚鵡洲》中的詩句，元好問藉此來形容鑑湖（又名鏡湖）春色，展現的是與孟郊、李賀迥然不同的開闊明朗、清新鮮活的境界。“無人賦”三字又表明，他的批評對象絕非孟郊、李賀個別詩人，而是以他們為代表的中晚唐貧士文人，特別是與孟郊近似的一些詩人。 由此可見，該詩是通過孟郊、李賀來批評中晚唐窮愁苦吟一派詩人，沒有盛唐開闊明朗氣象，而流於幽僻淒冷。
第十七首
切響浮聲發巧深，研摩雖苦果何心？
浪翁水樂無宮徵，自是雲山韶頀音。
這首詩是批評拘忌聲病以成詩的人。講究聲律是古典詩歌的一個重要特色，對於詩歌的音樂美、節奏感有重要意義。但是對格律規定過於細密，過於雕琢，拘忌於聲韻等形式，就會使文學創作受到很大的束縛。元好問崇尚自然天成的詩歌風格，不滿那些對聲律音韻過於雕琢的作品。後兩句，元好問舉出元結耽愛山中自然水聲的例子來說明，即使沒有人為配製音韻曲調的自然之聲，也如天籟之音美妙。
第十八首
東野窮愁死不休，高天厚地一詩囚。
江山萬古潮陽筆，合在元龍百尺樓。
這首詩是評論孟郊的詩，元好問認為他根本不能與韓愈的詩相提並論。孟郊與韓愈同為中唐韓孟詩派的代表，但有不同。孟郊一生沉落下僚，貧寒悽苦，鬱鬱寡歡，受盡苦難生活的磨難，將畢生精力用於作詩，以苦吟而著稱。孟郊的才力不及韓愈雄大，再加上淪落不遇的生活經歷也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的視野，使得他的怪奇詩風偏向個人貧病飢寒，充滿幽僻、清冷、苦澀意象，被稱為“郊寒”。而韓愈的詩歌雖有怪奇意象，但卻氣勢見長，磅礴雄大，豪放激越，酣暢淋漓。司空圖說他“驅架氣勢，若掀雷挾電，奮騰於天地之間。”
韓愈的這種氣勢雄渾，天然化成的詩歌風格正是元好問所崇尚的，而孟郊的雕琢和險怪的風格正是元好問所批判的。因此，元好問認為孟郊和韓愈不能相提並論，韓愈的作品如江山萬古長存，與孟郊比，一個如在百尺高樓，一個如在地下。不過，在詩中元好問對孟郊也有同情之意。
第十九首
萬古幽人在澗阿，百年孤憤竟如何？
無人說與天隨子，春草輸贏較幾多？
這首詩是批評晚唐詩人陸龜蒙。晚唐後期，唐帝國風雨飄搖，岌岌可危。不少文人在時代的衰颯氣氛中走向明哲保身的退隱之路，創作的詩句表現出一種僻世心態和淡泊情思。元好問借用陸龜蒙《自遣詩三十首》之二十四中“恐隨春草鬥輸贏”來批評陸龜蒙等隱士生活在晚唐社會動盪時代，不作憂國感憤之辭而徒興春草輸贏的嘆惜。這裡也反映了元好問在強調真情實感時是注意到社會現實內容的。不過陸龜蒙象古代許多隱士一樣，並非真正忘懷世事，陸龜蒙也寫過諷刺現實的作品如《新沙》、《築城池》、《記稻鼠》等。
第二十首
謝客風容映古今，發源誰似柳州深？
朱弦一拂遺音在，卻是當年寂寞心。
這首詩是論及柳宗元與謝靈運，主要是論柳宗元，是說柳近似於謝。謝靈運是第一個大力寫山水詩的詩人，他政治失意，縱情山水，肆意遨遊，在山水中尋求慰藉，與當時“淡乎寡味”的玄言詩相比，後人認為謝靈運的詩歌自然清新，有高古之風。元好問推崇謝靈運，認為柳宗元詩歌淡泊古雅，深得謝靈運之遺音。前兩句在一起是說，謝靈運詩的風神容態，照映古今，後世詩人，誰能像柳宗元一樣有謝客風容，並深有所得呢？後兩句是說柳宗元的詩淡泊簡古，如清廟之瑟，朱弦一拂，唱嘆餘音宛在，此冷寂神境，以暗喻道出，恰是如同當年謝靈運寂寞心境的寫照。
第二十一首
窘步相仍死不前，唱醻無復見前賢。
縱橫正有凌雲筆，俯仰隨人亦可憐。
這首詩是批評詩歌酬唱中的和韻風氣。由於這種次韻酬唱的詩往往受到原詩韻腳的拘束和詞義的限制，使作者不能自由地抒發自己的心跡，反要俯仰隨人，窘步相仍，因此，元好問對這種詩風給予了辛辣諷刺，指出其“亦可憐”。要求詩人應該象庾信那樣“縱橫自有凌雲筆”，大膽自由抒發自己地真性情，不要做隨在別人後面的亦步亦趨的可憐蟲。
第二十二首
奇外無奇更出奇，一波才動萬波隨。
只知詩到蘇黃盡，滄海橫流卻是誰？
這首詩是對求奇追險詩風及其流弊的批評。蘇軾、黃庭堅是北宋影響巨大的著名詩人，兩人的詩歌都有很高的成就。蘇軾的詩歌氣象宏闊，鋪敘宛轉，意境恣逸，筆力矯健，常富理趣，但蘇詩散文化、議論化傾向明顯。蘇軾有滿腹才學，難免在詩中賣弄，以出新意。黃庭堅作詩則力求新奇，選材僻熟就生，喜用他人未用的典故和字句，造拗句，押險韻，做硬語，詩風生新瘦硬峭拔，善於出奇制勝。他所用“奪胎換骨”、“點石成金”增加了“以才學為詩”的傾向。蘇、黃兩人在技巧上力求出新，對傳統有所發展變化，取得了卓著的成績，因此元好問承認了他們在詩歌上的成就“只知詩到蘇黃盡”和影響力（“一波才動萬波隨”）。但是另一方面，蘇黃的後學者卻往往沒有蘇黃的才力，未得其長，先得其短，容易出現一味崇尚奇險、堆砌生典、蒐羅怪異形象，語言生硬晦澀、詞句雕琢不自然的弊端（“奇外無奇更出奇”）。元好問批評了蘇、黃詩歌缺點所造成的不良風氣，同時，這也反映了元好問崇尚自然、雅正，反對險怪、雕琢的詩歌思想。
第二十三首
曲學虛荒小說欺，俳諧怒罵豈詩宜？
今人合笑古人拙，除卻雅言都不知。
這首詩是排斥俳諧怒罵的不良習氣，體現元好問尚雅的旨趣。我國自古就有“詩莊”的傳統，語言莊重而優雅是古典詩歌的特色。詼諧遊戲和詈罵的文字被認為難登大雅之堂的。把文章當作遊戲、調笑的工具，初見杜甫《戲作俳諧體遣悶》、李商隱《俳諧》，到晚唐時仿效的人便多起來。嚴羽《滄浪詩話》稱宋詩“其末流甚者，叫囂怒張，殊乖忠厚之風，殆以罵詈為詩”。黃庭堅《答洪駒父書》“東坡文章妙天下，其短處在好罵，慎勿襲其軌也”。蘇軾卻認為嬉笑怒罵可成文章，《續資治通鑑》卷八十六雲：“軾與弟轍，師父洵為文，常自謂文章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雖嬉笑怒罵之辭，皆可書而誦之。”
但是元好問尊奉的是儒家的“溫柔敦厚”、“思無邪”、“發乎情，止乎禮儀”的詩教理論，要求語言符合雅正的標準。因此，元好問不同意蘇軾的觀點，批評了“俳諧怒罵”的語言風格。元好問認為“曲學虛荒”，“小說欺”，謹奉儒家詩教，這也體現了他保守的一面。
第二十四首
“有情芍藥含春淚，無力薔薇臥晚枝”。
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詩。
這首詩是嘲諷秦觀的詩風。秦觀是北宋婉約詞派的代表作家之一，他的詩詞風格柔弱纖麗，修辭精巧，元好問稱是“女郎詩”，露譏諷之意。這表明元好問崇尚的是象韓愈那樣雄渾剛健的風骨之美。
但是元好問的這種傾向性鮮明的審美觀點過於絕對化，文學藝術可以也應當有多元的審美風格。剛健雄渾固然可貴，婉約秀麗也有娛人之美。在詩歌風格上，應當允許審美主體各有其好。不過作為生長在北方，仕於金王朝的詩人元好問來說，傾心於詩歌的雄渾蒼茫之美，是十分自然的。
第二十五首
亂後玄都失古基，看花詩在只堪悲。
劉郎也是人間客，枉向春風怨兔葵。
這首詩是批評劉禹錫的《戲贈看花諸君子》和《再遊玄都觀》二詩及詩歌的怨刺問題。元好問論詩，主張溫柔敦厚，明確反對直露刻薄的怨刺。在他眾多的詩文禁忌中，就有“無狡訐”、“無為妾婦妒，無為仇敵謗傷”等形式戒條。他認為，即使有“不能自掩”的“傷讒疾惡不平之氣”，也應該“責之愈深，其旨愈婉，怨之愈深，其辭愈緩”。
在這首詩中，元好問實際上是繼承前人的觀點，批評《再遊玄都觀》及其詩序的怨刺失度。元好問認為，如果說劉禹錫的《戲贈看花諸君子》一詩是戲贈之作，尚無傷大雅，但《再遊玄都觀》一詩就怨刺失度了，尤其是詩序中所謂“重遊玄都，蕩然無復一樹，唯有兔葵燕麥動搖於春風耳”，將所有當權者斥為兔葵、燕麥，打擊面太大，貶損太過，不免流於刻薄。前兩句概括劉禹錫創作《再遊玄都觀》的背景，“亂後”指劉禹錫被貶十四年間皇權迭變、宦官專權、藩鎮割據的動亂時局， “失故基”指劉禹錫詩前小序所說“蕩然無復一樹”的衰敗景象，看花詩指《戲贈看花諸君子》一詩。這兩句詩認為當時一切只值得悲傷，不應該再出怨刺之語。後兩句是全詩的關鍵，“劉郎”一句，借用劉詩“前度劉郎今又來”之語，說劉禹錫也是凡人。“枉向”一句，拈出《再遊玄都觀》詩序為批評重點。“枉”是“錯”的意思，與“枉著書生待魯連”（《論詩三十首》）的“枉”字同意。兩句連在一起，是說劉禹錫也是凡人，不能免俗，卻錯將所有人都指斥為東風中的兔葵、燕麥一類，加以嘲諷。可見，這首詩著重批評《再遊玄都觀》尤其是詩序的怨刺失當。
第二十六首
金入洪爐不厭頻，精真那計受纖塵。
蘇門果有忠臣在，肯放坡詩百態新？
這首詩是評蘇軾及其後學的詩，可與第二十二首對照看。蘇軾是一位天才的文學巨匠，在等多方面都達到極高的造詣，堪稱宋文學最高成就的代表。蘇軾學博才高，以翻新出奇的精神對待藝術規範，縱意所如，觸手成春，在藝術上開一代之風。蘇詩雖然有議論化、散文化傾向，但是由於蘇軾傑出的才能，他的詩多數比喻生動新奇，妙喻連生；用典穩妥精當，渾然天成；對仗精工活潑，不落俗套。蘇軾對藝術技巧的把握可謂揮灑自如，如行雲流水不留鍛鍊痕跡。所以元好問給予蘇軾詩歌以高度評價，稱讚他的詩是經得起錘鍊，不受纖塵的真金。
蘇軾在當是文壇上有巨大的聲譽，有許多文人圍繞在其周圍。著名的有蘇門四學士：黃庭堅、張耒、晁補之、秦觀。這四人都沒有繼承蘇軾的思想和藝術。黃庭堅是江西詩派的開創者，秦觀長於詞，其詩如詞一樣婉約。張、晁成就不大。至於其他後學者既沒有蘇軾的思想，又沒有蘇軾的才力，往往在文字、典故、辭藻方面追求新奇，以至於怪樣百出。於是在這首詩的後兩句，元好問不滿並批評了這種風氣。
第二十七首
百年才覺古風回，元祐諸人次第來。
諱學金陵猶有說，竟將何罪廢歐梅？
這首詩回顧了宋詩的發展，批評蘇黃後學拋棄歐、梅關注現實、平易自然的詩風。宋太祖到仁宗（公元960年----公元1063年）約100年時間裡，文壇上總的傾向是承襲晚唐餘風，內容單薄，文風華靡。尤以取法李商隱的西昆體缺乏李詩的真摯情感和深沉感慨，專門模仿李詩的藝術外貌，只注重音節鏗鏘，辭采精麗，又喜用典故，力圖表現才學工力。這種詩風一直到北宋中的歐陽修、梅堯臣、蘇舜欽等人從理論到實踐上繼韓柳提倡古文進行詩文革新才得以扭轉。因此元好問稱“百年才覺古風回”。“元祐諸人”指蘇軾、黃庭堅、陳師道等詩人（其詩歌成就及流弊參看第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六首）。“金陵”是指王安石，王安石也是北宋大文學家，政治家。王闢之《澠水燕談錄》：“公之治經尤尚解字，末流務為新奇，浸成穿鑿。朝廷患之。詔學者兼用舊傳注，·····於是學者皆變所學，至於著書以詆公之學者，且諱稱公門人。”王安石變法失敗後，王安石的一些著作被朝廷禁止，不少門人亦諱言是其門人，所以元好問說“諱學金陵猶有說”。但是蘇黃後學、江西詩派不注重思想內容，一味求奇求變，連歐陽修、梅堯臣都廢而不學，元好問責問批評了這種風氣。
第二十八首
古雅難將子美親，精純全失義山真。
論詩寧下涪翁拜，未作江西社裡人。
這首詩評論江西詩派。宋人是推崇學習杜甫的，而李商隱的能得杜甫遺意，學杜要先學李商隱，宋人早具有此說法。在元好問看來，以黃庭堅為首的江西詩派雖然標榜學杜，但並未抓住杜詩的真髓，而專在文字、對偶、典故、音韻等形式上模擬因襲，結果既未學到杜詩的古樸風雅得真諦，也完全失去了李商隱的精美純厚的風格。因此他明確表示，不願與江西詩派為伍，不願拾江西詩派的牙唾。
第二十九首
池塘春草謝家春，萬古千秋五字新。
傳語閉門陳正字，“可憐無補費精神”。
這首詩是批評江西詩派的代表人物陳師道。陳師道的作詩方式是“閉門覓句”式的苦吟，著意於錘鍊字句，在形式技巧上下功夫。“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是謝靈運《登池上樓》的名句，意象清新，渾然天成，寫出了盎然春意。元好問崇尚自然天成的詩歌，反對雕琢粉飾，因此這裡稱讚謝靈運的這個名句萬古常新，進而諷刺陳師道閉門覓句，只是徒然浪費精神，寫不出什麼好作品。
第三十首
撼樹蜉蝣自覺狂，書生技癢愛論量。
老來留得詩千首，卻被何人校短長？
這首詩是《論詩三十首》的最後一首，也是結束語。他自謙自己象蚍蜉撼樹一樣不自量力，只是書生一時技癢愛議論罷了。元好問在這組詩中基本按時間順序評論了自漢魏到宋代的許多著名的詩人和詩歌流派，鍼砭時弊，旗幟鮮明地表明瞭自己的文學觀點，對後世有重要影響。
《論詩三十首》作者介紹
元好問，生於公元1190年（金章宗明昌元年）8月10日，卒於公元1257年（元憲宗七年）10月12日 ，字裕之，號遺山，世稱遺山先生，太原秀容（今山西忻州）人，元好問是宋金對峙末期、蒙古金朝更替之際傑出的文學家、歷史學家，北方文壇盟主，被尊為“北方文雄”、“一代文宗”。元好問擅作詩、文、詞、曲。其中以詩作成就最高，其“喪亂詩”尤為有名；其詞為金代一朝之冠，可與兩宋名家媲美；其散曲雖傳世不多，但當時影響很大，有倡導之功。
元好問據說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燾的後代，其先祖相繼遷居洛陽、汝州（今河南省臨汝縣）、平定州（今山西省平定縣）等地。至元好問的曾祖父元春（一作椿）時，又移家忻州，遂為忻州人。他的祖父元滋善，在金朝海陵王正隆二年（公元1157年）任柔服（今內蒙古土默特右旗托克托附近）丞；父親元德明多次科舉不中，以教授鄉學為業，著有《東巖集》。
元好問誕生在忻州農村一個世代書香的士大夫家庭裡。由於他的二叔和三叔都沒有兒子，元好問的兄弟有三個，他又是第三。根於中國傳統，他的叔父元格在他生後七個月時，就把他當做過繼兒子，隨即把他帶到掖縣縣令任上。
元好問天資聰明，七歲就能寫詩，被人譽為“神童”。他十一歲時，元格在冀州任職，元好問得到了翰林侍讀學士兼知登聞鼓院路擇的賞識，路擇“愛其俊爽，教之為文”。十四歲時，元好問又師從陵川人郝晉卿，博通經史、淹貫百家。到元好問十七歲時，元格被罷去陵川縣令，但為了兒子的學習，他仍繼續住在陵川，直到元好問十九歲完成學業，才帶全家離開陵川 。
《論詩三十首》
（元好問 金元之際）
元好問的《論詩三十首》是繼杜甫之後運用絕句形式比較系統地闡發詩歌理論的著名組詩，他評論了自漢魏至宋代的許多著名作家和流派，表明了他的文學觀點，對後世有重要影響。
第一首
漢謠魏什久紛紜，正體無人與細論。
誰是詩中疏鑿手？暫教涇渭各清渾。
這是元好問《論詩三十首》的第一首，表明了他寫這組論詩詩的動機、目的和標準。元好問以《詩經》的風雅傳統為“正體”，認為漢樂府和建安文學是這一傳統的繼續，他針對宋金詩壇上的一些弊病和“偽體”盛行、漢魏詩歌傳統的淆亂，以“詩中疏鑿手”為己任，要在縱覽詩歌創作的歷史中正本清源，區別正偽，使之涇渭分明，從而廓清詩歌發展的正確方向。
第二首
曹劉坐嘯虎生風，四海無人角兩雄。
可惜幷州劉越石，不教橫槊建安中。
這首詩反映了元好問推崇建安詩人劉琨的具有雄渾剛健風骨之美的詩歌。他首推曹植和建安七子之一的劉楨為詩中“兩雄”，以“坐嘯虎生風”形象地比喻他們的詩歌風格雄壯似虎。曹、劉是建安風骨的傑出代表，鍾嶸評曹植的詩“其源出於國風，骨氣奇高，詞采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粲溢今古，卓爾不群”，評劉楨“其源出於古詩。仗氣愛奇，動多振豔，真骨凌霜，高風跨俗”。 標舉曹劉，實際上是標舉了他們所代表的內容充實、慷慨剛健、風清骨俊的建安文學的優良傳統。
西晉詩人劉琨，被認為“雅壯而多風”，有“清拔之氣”。元好問推出劉琨，正是從其可比建安諸子的慷慨悲壯，梗概多氣的藝術風格著眼的。
第三首
鄴下風流在晉多，壯懷猶見缺壺歌。
風雲若恨張華少，溫李新聲奈若何。
元好問認為西晉詩壇中繼承了建安文風的有不少，建安風骨的影響還是比較大，但也有了“兒女情多，風雲氣少”的詩歌。建安風骨是元好問所肯定的詩歌風格，所以他以張華為例，認為張華雖然以其詩綺靡婉豔，文字妍冶而名高一時，但是缺乏豪壯慷慨之氣，至於到了晚唐的溫庭筠、李商隱，更是兒女情長，風格婉約。“奈若何”句表明了元好問對綺靡文風的不滿情緒，對詩歌綺靡文風的發展的認識。
第四首
一語天然萬古新，豪華落盡見真淳。
南窗白日羲皇上，未害淵明是晉人。
這首詩是元好問評晉代詩人陶淵明。出於對當時詩壇雕琢粉飾、矯揉造作詩風的反感，元好問評論晉代詩人陶淵明時前兩句說：“一語天然萬古新，豪華落盡見真淳。”元好問崇尚陶淵明詩歌自然天成而無人工痕跡，清新真淳而無雕琢之弊。陶淵明的詩句自然質樸不假修飾，剝盡鉛華膩粉，獨見真率之情志，具有真淳雋永、萬古常新的永恆魅力，是元好問心儀的詩的最高境界。如陶淵明的《飲酒》“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歸田園居》等都體現了陶淵明崇尚自然的人生旨趣和藝術特徵。
第五首
縱橫詩筆見高情，何物能澆塊壘平？
老阮不狂誰會得？出門一笑大江橫。
這首詩評論了西晉正始詩人阮籍。阮籍所處時代正是魏晉易代之際，司馬氏屠殺異己，形成恐怖的政治局面。阮籍本有濟世之志，但不滿司馬氏的統治，姑以酣飲和故作曠達來逃避迫害，做出了不少驚世駭俗的事情，世人以為阮籍狂、痴。但元好問深知阮籍“不狂”，看到了阮籍心中的“塊壘”，認識到了阮籍詩中的真情鬱氣（“高情”）。元好問認為阮籍的詩筆縱橫，如長江奔流，神與俱遠，正是他高尚情懷、胸中不平之氣的表現。這說明元好問認識到了寫詩須有真情實感，反映了他對阮籍狂放品格的稱許，對阮籍在黑暗統治下隱約曲折、興寄深遠的風格也是肯定的。
第六首
心畫心聲總失真，文章寧復見為人。
高情千古閒居賦，爭信安仁拜路塵！
這首絕句通過評論西晉太康詩人潘岳批評、嘲諷潘岳做人做詩的二重性格。元好問從詩寫真情出發，鄙視詩寫假話，言不由衷的作品。潘岳的作品描繪自己淡於利祿，忘懷功名，情志高潔，曾經名重一時，傳誦千古。但是他的實際為人，卻是躁求榮利，趨炎附勢，鑽營利祿，諂媚權貴的無恥小人。因此元好問認為，揚雄說的“心畫心聲”，以文識人是不可靠的，會“失真”，即言不真誠，言行不一的問題。識人，不能只觀其文，還要看是否言行一致，心口如一。所謂“言為心聲”、“文如其人”，不能絕對化，因為人的思想感情是複雜的、充滿矛盾、發展變化的，有時也會出現假象。這樣就要善於分析複雜的矛盾現象，善於識別假象，才能獲得正確的認識。詩歌史上詩與人不統一的現象不獨潘岳，元好問的鍼砭是深刻的。
第七首
慷慨歌謠絕不傳，穹廬一曲本天然。
中州萬古英雄氣，也到陰山敕勒川。
這首詩評論了北朝民歌《敕勒歌》。《敕勒歌》描繪了開闊壯美而又和平安定的草原風光，有豪放剛健、粗獷雄渾的格調。元好問重視民歌，前兩句他肯定、推崇這首民歌慷慨壯闊深厚的氣勢，推舉它不假雕飾而渾然天成。
後兩句點出了中原文化對北方少數民族地區文化的影響。敕勒本是北方一個遊牧民族名稱，居住地方在敕勒川（今山西北），元好問認為，看《敕勒歌》的產生和風格，是中原的慷慨豪邁的氣魄傳給了陰山下少數民族的藝術作品。《敕勒歌》表現了我國境內各民族文化的相互影響和滲透。
第八首
沈宋橫馳翰墨場，風流初不廢齊樑。
論功若準平吳例，合著黃金鑄子昂。
這首詩評論了初唐詩人沈佺期、宋之問、陳子昂。初唐詩壇基本是南朝形式主義文學的延續，宮體詩充斥詩壇，文風綺靡纖弱。沈佺期、宋之問總結了六朝以來聲律方面的創作經驗，確立了律詩的形式，馳名一時，對唐代近體詩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元好問肯定了他們的貢獻和影響，但也批評了他們在詩歌創作上仍然沒有擺脫齊樑詩風。
元好問認為，開唐詩一代新風的詩人是陳子昂。陳子昂復歸風雅興寄，高倡漢魏風骨，上接建安傳統，以其詩歌理論和創作實踐，終於廓清了初唐半個時紀齊樑餘風的影響，迎來了以“風骨”、“氣象”著稱的盛唐詩歌創作高潮。他的“興寄”、“風骨”理論成為後人反對形式主義柔靡詩風的理論武器。因此，元好問充分肯定了陳子昂的歷史功績，並將其革新文風與范蠡的平吳事業相提並論，認為也應為陳子昂鑄像，以表其功。
第九首
鬥靡誇多費覽觀，陸文猶恨冗於潘。
心聲只要傳心了，布穀瀾翻可是難。
這首詩是批評陸機。陸機和潘岳是西晉文壇齊名的代表人物。《世說新語·文學》：“孫興公雲：‘潘文淺而淨，陸文深而蕪。’”元好問認為“陸文猶恨冗於潘”，寫詩如果爭相綺靡、篇幅冗長會增加讀者的閱讀負擔，詩歌既然是傳達心聲與真情，意盡就該言止，不要太多太長，不須搖脣鼓舌，多所鋪張。這裡也體現了元好問注重詩歌真情實感，反對形式華豔的觀點。
第十首
排比鋪張特一途，藩籬如此亦區區。
少陵自有連城璧，爭奈微之識碔砆。
這首詩是元好問針對元稹評論杜甫的言論的再評論。元稹在為杜甫所寫的墓誌銘中特別推重杜甫晚年所寫的長篇排律詩“鋪陳始終，排比聲律”，認為這方面李白連它的門牆也達不到。杜詩格律嚴謹，對仗工穩，尤其是晚年的長篇排律更為精細，“晚節漸於詩律細”。這是優點，但是另一方面也會產生過於雕琢和堆砌的副作用。後來宋代的江西詩派也杜甫為宗，但側重於杜甫詩歌煉字造句方面的形式技巧，而忽略了杜甫詩歌中最有價值的東西，即豐富深刻的社會內容和、憂國憂民的進步思想和深刻的現實主義精神，也忽略了杜詩多樣化的風格和藝術上全面的成就。因而，元好問對元稹的批評是有現實意義的。
杜甫的晚年的長篇排律固然功力深厚，但多投贈之作，也非最精粹部分。元好問認為杜甫的排比鋪張只不過是一種手法，元稹過分稱頌這種手法，單把“排比鋪張”當作不可逾越的藩籬，是錯把似玉的石塊當成連城璧了。這也體現了元好問反對過分講求聲律對偶以及對詩歌社會現實內容的關注。
第十一首
眼處心聲句自神，暗中摸索總非真。
畫圖臨出秦川景，親到長安有幾人？
這首詩批評了缺乏現實體驗的模擬文風（如西昆體、江西詩派等），指出了詩歌（文學）創作的源泉是客觀現實，真情必然來自詩人的切實生活感受。元好問認為，文學作品不是作家頭腦中虛構的，而是客觀現實在頭腦中的反映。只有像杜甫那樣“親到長安”，對客觀的描寫對象有了實際的接觸和體驗，才能激發內心的感受，寫出入神的詩句。如果一味去“暗中摸索”，臨摹前人的作品，是永遠不可能在詩中真實地描繪出現實對象的（“總非真”）。這樣，元好問就在杜甫和杜詩的影寫者們中清晰地劃出了一條真、假詩人地界限。
第十二首
望帝春心託杜鵑，佳人錦瑟怨華年。
詩家總愛西昆好，獨恨無人作鄭箋。
這首詩評論的是唐代詩人李商隱。李商隱是晚唐著名詩人，時世、家世、身世，從各方面促成李商隱易於感傷、內向型的性格和心態。除了一些鍼砭現實的政治詩，其詠物抒情詩（包括愛情詩）往往情調幽美，善於把心靈世界的朦朧圖像，以比興、象徵、用典、暗示等隱約曲折的方式化為恍惚迷離的詩的意象，表現出朦朧多義的特點。元好問引用《錦瑟》中的詩句，正是因為《錦瑟》一詩詞義隱晦，聚訟紛紜，多種箋解，似都難以服眾。在這首詩中，元好問表達了對李商隱詩歌含情深邈的嚮往，同時也對難以索解表示了遺憾和諷刺性的批評。
第十三首
萬古文章有坦途，縱橫誰似玉川盧？
真書不入今人眼，兒輩從教鬼畫符。
這首詩是批評盧仝的追求險怪的詩風。中唐時追求險怪詩風的主要是韓孟詩派。韓愈的詩風的主要特點是深險怪僻，好追求奇特的形象。他善於捕捉和表現變態百出的景物；展開豐富奇特的想象，怪幻詭譎的構思，創造匪夷所思的形象；以文為詩，用奇字、造拗句，押險韻，避熟就生，因難見巧。韓孟詩派開一代詩風，在創造出雄奇險怪的意象，在反對傳統銳意創新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貢獻，但也難免流入另一種險怪艱奧，拼湊堆砌，玩弄技巧的形式主義。盧仝受到韓愈的影響，詩作過於好奇逞怪。元好問否定了這種詩歌風格，認為這種創作是“鬼畫符”。
第十四首
出處殊塗聽所安，山林何得賤衣冠。
華歆一擲金隨重，大是渠儂被眼謾。
這首詩批評重山林隱士詩輕賤臺閣仕宦詩的現象。方回《瀛奎律髓》崇尚“格高”，即古代知識分子所謂嶙峋傲骨、孤芳自賞的精神風貌，認為臺閣仕宦都是腦滿腸肥、道貌岸然、功名利祿薰心、仁義禮智滿口之徒的賣弄學理、琢句雕章以欺世盜名，往往偏重江湖道學，或有藉以自重。元好問借質疑三國時華歆擲金的典故對這種現象提出了質疑。
第十五首
筆底銀河落九天，何曾憔悴飯山前。
世間東抹西塗手，枉著書生待魯連。
這首詩是讚揚李白的詩歌及其才識。李白和杜甫都是盛唐偉大的浪漫主義詩人。李白的詩歌想落天外，氣勢宏大，情感激昂奔放，語言流暢自然，詩風豪邁飄逸；杜甫的詩歌風格是“沉鬱頓挫”，杜甫在詩歌格律、煉字、奇崛等方面對後世的韓愈、孟郊、江西詩派等都有重大影響，有一定的流弊。而元好問崇尚的是雄渾自然的風格，對於刻意雕琢、苦吟等都是持反對意見的。因此，這裡元好問以 “總為從前作詩苦”而“憔悴”杜甫來反襯李白筆底銀河，奔流直下，一氣呵成。另一方面，元好問認為李白不光文才卓異，而且也是象魯仲連一類的人物，關注現實，有政治才能，不為官而周遊各地，排難解紛。
第十六首
切切秋蟲萬古情，燈前山鬼淚縱橫。
鑑湖春好無人賦，“岸夾桃花錦浪生。”
這首詩是評論幽僻清冷的詩歌風格。大凡萬古言情之作，皆悽切如秋蟲之悲鳴；撫寫境象，也淒涼如山鬼的零淚。前二句泛敘古今悲情，構造出一片悲愁哀苦的境界。一般認為這兩句是在說李賀，因李賀詩中常有“秋蟲”、“山鬼”的意象；也有認為指李賀、孟郊二人，因孟郊常以“秋蟲”自喻。這兩句可解釋為泛說全體這類相似風格的詩人。 孟郊、李賀都窮愁不遇，作詩都好苦吟，詩風都較幽冷。 窮愁本是人生不幸，無可厚非，問題在於如何處窮。元好問的態度非常明確，認為應該是“厄窮而不憫，遺佚而不怨”。孟郊、李賀顯然沒有如此泰然，寒乞之聲不絕於耳，詩境幽冷悽婉。元好問反對幽僻淒冷的詩歌境界，即他所說，“要造微，不要鬼窟中覓活計”。孟郊詩歌可謂造微，但他所得不過是秋蟲之類幽微之物。李賀也是如此，有些詩篇正是從“鬼窟中覓活計”。孟郊、李賀的這種詩風，與元好問尚壯美、崇自然之旨相背，故元好問譏評之。
後兩句“鑑湖春好無人賦，夾岸桃花錦浪生”，正如宗廷輔所說，是“就詩境言之”。“夾岸桃花錦浪生”是李白《鸚鵡洲》中的詩句，元好問藉此來形容鑑湖（又名鏡湖）春色，展現的是與孟郊、李賀迥然不同的開闊明朗、清新鮮活的境界。“無人賦”三字又表明，他的批評對象絕非孟郊、李賀個別詩人，而是以他們為代表的中晚唐貧士文人，特別是與孟郊近似的一些詩人。 由此可見，該詩是通過孟郊、李賀來批評中晚唐窮愁苦吟一派詩人，沒有盛唐開闊明朗氣象，而流於幽僻淒冷。
第十七首
切響浮聲發巧深，研摩雖苦果何心？
浪翁水樂無宮徵，自是雲山韶頀音。
這首詩是批評拘忌聲病以成詩的人。講究聲律是古典詩歌的一個重要特色，對於詩歌的音樂美、節奏感有重要意義。但是對格律規定過於細密，過於雕琢，拘忌於聲韻等形式，就會使文學創作受到很大的束縛。元好問崇尚自然天成的詩歌風格，不滿那些對聲律音韻過於雕琢的作品。後兩句，元好問舉出元結耽愛山中自然水聲的例子來說明，即使沒有人為配製音韻曲調的自然之聲，也如天籟之音美妙。
第十八首
東野窮愁死不休，高天厚地一詩囚。
江山萬古潮陽筆，合在元龍百尺樓。
這首詩是評論孟郊的詩，元好問認為他根本不能與韓愈的詩相提並論。孟郊與韓愈同為中唐韓孟詩派的代表，但有不同。孟郊一生沉落下僚，貧寒悽苦，鬱鬱寡歡，受盡苦難生活的磨難，將畢生精力用於作詩，以苦吟而著稱。孟郊的才力不及韓愈雄大，再加上淪落不遇的生活經歷也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的視野，使得他的怪奇詩風偏向個人貧病飢寒，充滿幽僻、清冷、苦澀意象，被稱為“郊寒”。而韓愈的詩歌雖有怪奇意象，但卻氣勢見長，磅礴雄大，豪放激越，酣暢淋漓。司空圖說他“驅架氣勢，若掀雷挾電，奮騰於天地之間。”
韓愈的這種氣勢雄渾，天然化成的詩歌風格正是元好問所崇尚的，而孟郊的雕琢和險怪的風格正是元好問所批判的。因此，元好問認為孟郊和韓愈不能相提並論，韓愈的作品如江山萬古長存，與孟郊比，一個如在百尺高樓，一個如在地下。不過，在詩中元好問對孟郊也有同情之意。
第十九首
萬古幽人在澗阿，百年孤憤竟如何？
無人說與天隨子，春草輸贏較幾多？
這首詩是批評晚唐詩人陸龜蒙。晚唐後期，唐帝國風雨飄搖，岌岌可危。不少文人在時代的衰颯氣氛中走向明哲保身的退隱之路，創作的詩句表現出一種僻世心態和淡泊情思。元好問借用陸龜蒙《自遣詩三十首》之二十四中“恐隨春草鬥輸贏”來批評陸龜蒙等隱士生活在晚唐社會動盪時代，不作憂國感憤之辭而徒興春草輸贏的嘆惜。這裡也反映了元好問在強調真情實感時是注意到社會現實內容的。不過陸龜蒙象古代許多隱士一樣，並非真正忘懷世事，陸龜蒙也寫過諷刺現實的作品如《新沙》、《築城池》、《記稻鼠》等。
第二十首
謝客風容映古今，發源誰似柳州深？
朱弦一拂遺音在，卻是當年寂寞心。
這首詩是論及柳宗元與謝靈運，主要是論柳宗元，是說柳近似於謝。謝靈運是第一個大力寫山水詩的詩人，他政治失意，縱情山水，肆意遨遊，在山水中尋求慰藉，與當時“淡乎寡味”的玄言詩相比，後人認為謝靈運的詩歌自然清新，有高古之風。元好問推崇謝靈運，認為柳宗元詩歌淡泊古雅，深得謝靈運之遺音。前兩句在一起是說，謝靈運詩的風神容態，照映古今，後世詩人，誰能像柳宗元一樣有謝客風容，並深有所得呢？後兩句是說柳宗元的詩淡泊簡古，如清廟之瑟，朱弦一拂，唱嘆餘音宛在，此冷寂神境，以暗喻道出，恰是如同當年謝靈運寂寞心境的寫照。
第二十一首
窘步相仍死不前，唱醻無復見前賢。
縱橫正有凌雲筆，俯仰隨人亦可憐。
這首詩是批評詩歌酬唱中的和韻風氣。由於這種次韻酬唱的詩往往受到原詩韻腳的拘束和詞義的限制，使作者不能自由地抒發自己的心跡，反要俯仰隨人，窘步相仍，因此，元好問對這種詩風給予了辛辣諷刺，指出其“亦可憐”。要求詩人應該象庾信那樣“縱橫自有凌雲筆”，大膽自由抒發自己地真性情，不要做隨在別人後面的亦步亦趨的可憐蟲。
第二十二首
奇外無奇更出奇，一波才動萬波隨。
只知詩到蘇黃盡，滄海橫流卻是誰？
這首詩是對求奇追險詩風及其流弊的批評。蘇軾、黃庭堅是北宋影響巨大的著名詩人，兩人的詩歌都有很高的成就。蘇軾的詩歌氣象宏闊，鋪敘宛轉，意境恣逸，筆力矯健，常富理趣，但蘇詩散文化、議論化傾向明顯。蘇軾有滿腹才學，難免在詩中賣弄，以出新意。黃庭堅作詩則力求新奇，選材僻熟就生，喜用他人未用的典故和字句，造拗句，押險韻，做硬語，詩風生新瘦硬峭拔，善於出奇制勝。他所用“奪胎換骨”、“點石成金”增加了“以才學為詩”的傾向。蘇、黃兩人在技巧上力求出新，對傳統有所發展變化，取得了卓著的成績，因此元好問承認了他們在詩歌上的成就“只知詩到蘇黃盡”和影響力（“一波才動萬波隨”）。但是另一方面，蘇黃的後學者卻往往沒有蘇黃的才力，未得其長，先得其短，容易出現一味崇尚奇險、堆砌生典、蒐羅怪異形象，語言生硬晦澀、詞句雕琢不自然的弊端（“奇外無奇更出奇”）。元好問批評了蘇、黃詩歌缺點所造成的不良風氣，同時，這也反映了元好問崇尚自然、雅正，反對險怪、雕琢的詩歌思想。
第二十三首
曲學虛荒小說欺，俳諧怒罵豈詩宜？
今人合笑古人拙，除卻雅言都不知。
這首詩是排斥俳諧怒罵的不良習氣，體現元好問尚雅的旨趣。我國自古就有“詩莊”的傳統，語言莊重而優雅是古典詩歌的特色。詼諧遊戲和詈罵的文字被認為難登大雅之堂的。把文章當作遊戲、調笑的工具，初見杜甫《戲作俳諧體遣悶》、李商隱《俳諧》，到晚唐時仿效的人便多起來。嚴羽《滄浪詩話》稱宋詩“其末流甚者，叫囂怒張，殊乖忠厚之風，殆以罵詈為詩”。黃庭堅《答洪駒父書》“東坡文章妙天下，其短處在好罵，慎勿襲其軌也”。蘇軾卻認為嬉笑怒罵可成文章，《續資治通鑑》卷八十六雲：“軾與弟轍，師父洵為文，常自謂文章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雖嬉笑怒罵之辭，皆可書而誦之。”
但是元好問尊奉的是儒家的“溫柔敦厚”、“思無邪”、“發乎情，止乎禮儀”的詩教理論，要求語言符合雅正的標準。因此，元好問不同意蘇軾的觀點，批評了“俳諧怒罵”的語言風格。元好問認為“曲學虛荒”，“小說欺”，謹奉儒家詩教，這也體現了他保守的一面。
第二十四首
“有情芍藥含春淚，無力薔薇臥晚枝”。
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詩。
這首詩是嘲諷秦觀的詩風。秦觀是北宋婉約詞派的代表作家之一，他的詩詞風格柔弱纖麗，修辭精巧，元好問稱是“女郎詩”，露譏諷之意。這表明元好問崇尚的是象韓愈那樣雄渾剛健的風骨之美。
但是元好問的這種傾向性鮮明的審美觀點過於絕對化，文學藝術可以也應當有多元的審美風格。剛健雄渾固然可貴，婉約秀麗也有娛人之美。在詩歌風格上，應當允許審美主體各有其好。不過作為生長在北方，仕於金王朝的詩人元好問來說，傾心於詩歌的雄渾蒼茫之美，是十分自然的。
第二十五首
亂後玄都失古基，看花詩在只堪悲。
劉郎也是人間客，枉向春風怨兔葵。
這首詩是批評劉禹錫的《戲贈看花諸君子》和《再遊玄都觀》二詩及詩歌的怨刺問題。元好問論詩，主張溫柔敦厚，明確反對直露刻薄的怨刺。在他眾多的詩文禁忌中，就有“無狡訐”、“無為妾婦妒，無為仇敵謗傷”等形式戒條。他認為，即使有“不能自掩”的“傷讒疾惡不平之氣”，也應該“責之愈深，其旨愈婉，怨之愈深，其辭愈緩”。
在這首詩中，元好問實際上是繼承前人的觀點，批評《再遊玄都觀》及其詩序的怨刺失度。元好問認為，如果說劉禹錫的《戲贈看花諸君子》一詩是戲贈之作，尚無傷大雅，但《再遊玄都觀》一詩就怨刺失度了，尤其是詩序中所謂“重遊玄都，蕩然無復一樹，唯有兔葵燕麥動搖於春風耳”，將所有當權者斥為兔葵、燕麥，打擊面太大，貶損太過，不免流於刻薄。前兩句概括劉禹錫創作《再遊玄都觀》的背景，“亂後”指劉禹錫被貶十四年間皇權迭變、宦官專權、藩鎮割據的動亂時局， “失故基”指劉禹錫詩前小序所說“蕩然無復一樹”的衰敗景象，看花詩指《戲贈看花諸君子》一詩。這兩句詩認為當時一切只值得悲傷，不應該再出怨刺之語。後兩句是全詩的關鍵，“劉郎”一句，借用劉詩“前度劉郎今又來”之語，說劉禹錫也是凡人。“枉向”一句，拈出《再遊玄都觀》詩序為批評重點。“枉”是“錯”的意思，與“枉著書生待魯連”（《論詩三十首》）的“枉”字同意。兩句連在一起，是說劉禹錫也是凡人，不能免俗，卻錯將所有人都指斥為東風中的兔葵、燕麥一類，加以嘲諷。可見，這首詩著重批評《再遊玄都觀》尤其是詩序的怨刺失當。
第二十六首
金入洪爐不厭頻，精真那計受纖塵。
蘇門果有忠臣在，肯放坡詩百態新？
這首詩是評蘇軾及其後學的詩，可與第二十二首對照看。蘇軾是一位天才的文學巨匠，在等多方面都達到極高的造詣，堪稱宋文學最高成就的代表。蘇軾學博才高，以翻新出奇的精神對待藝術規範，縱意所如，觸手成春，在藝術上開一代之風。蘇詩雖然有議論化、散文化傾向，但是由於蘇軾傑出的才能，他的詩多數比喻生動新奇，妙喻連生；用典穩妥精當，渾然天成；對仗精工活潑，不落俗套。蘇軾對藝術技巧的把握可謂揮灑自如，如行雲流水不留鍛鍊痕跡。所以元好問給予蘇軾詩歌以高度評價，稱讚他的詩是經得起錘鍊，不受纖塵的真金。
蘇軾在當是文壇上有巨大的聲譽，有許多文人圍繞在其周圍。著名的有蘇門四學士：黃庭堅、張耒、晁補之、秦觀。這四人都沒有繼承蘇軾的思想和藝術。黃庭堅是江西詩派的開創者，秦觀長於詞，其詩如詞一樣婉約。張、晁成就不大。至於其他後學者既沒有蘇軾的思想，又沒有蘇軾的才力，往往在文字、典故、辭藻方面追求新奇，以至於怪樣百出。於是在這首詩的後兩句，元好問不滿並批評了這種風氣。
第二十七首
百年才覺古風回，元祐諸人次第來。
諱學金陵猶有說，竟將何罪廢歐梅？
這首詩回顧了宋詩的發展，批評蘇黃後學拋棄歐、梅關注現實、平易自然的詩風。宋太祖到仁宗（公元960年----公元1063年）約100年時間裡，文壇上總的傾向是承襲晚唐餘風，內容單薄，文風華靡。尤以取法李商隱的西昆體缺乏李詩的真摯情感和深沉感慨，專門模仿李詩的藝術外貌，只注重音節鏗鏘，辭采精麗，又喜用典故，力圖表現才學工力。這種詩風一直到北宋中的歐陽修、梅堯臣、蘇舜欽等人從理論到實踐上繼韓柳提倡古文進行詩文革新才得以扭轉。因此元好問稱“百年才覺古風回”。“元祐諸人”指蘇軾、黃庭堅、陳師道等詩人（其詩歌成就及流弊參看第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六首）。“金陵”是指王安石，王安石也是北宋大文學家，政治家。王闢之《澠水燕談錄》：“公之治經尤尚解字，末流務為新奇，浸成穿鑿。朝廷患之。詔學者兼用舊傳注，·····於是學者皆變所學，至於著書以詆公之學者，且諱稱公門人。”王安石變法失敗後，王安石的一些著作被朝廷禁止，不少門人亦諱言是其門人，所以元好問說“諱學金陵猶有說”。但是蘇黃後學、江西詩派不注重思想內容，一味求奇求變，連歐陽修、梅堯臣都廢而不學，元好問責問批評了這種風氣。
第二十八首
古雅難將子美親，精純全失義山真。
論詩寧下涪翁拜，未作江西社裡人。
這首詩評論江西詩派。宋人是推崇學習杜甫的，而李商隱的能得杜甫遺意，學杜要先學李商隱，宋人早具有此說法。在元好問看來，以黃庭堅為首的江西詩派雖然標榜學杜，但並未抓住杜詩的真髓，而專在文字、對偶、典故、音韻等形式上模擬因襲，結果既未學到杜詩的古樸風雅得真諦，也完全失去了李商隱的精美純厚的風格。因此他明確表示，不願與江西詩派為伍，不願拾江西詩派的牙唾。
第二十九首
池塘春草謝家春，萬古千秋五字新。
傳語閉門陳正字，“可憐無補費精神”。
這首詩是批評江西詩派的代表人物陳師道。陳師道的作詩方式是“閉門覓句”式的苦吟，著意於錘鍊字句，在形式技巧上下功夫。“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是謝靈運《登池上樓》的名句，意象清新，渾然天成，寫出了盎然春意。元好問崇尚自然天成的詩歌，反對雕琢粉飾，因此這裡稱讚謝靈運的這個名句萬古常新，進而諷刺陳師道閉門覓句，只是徒然浪費精神，寫不出什麼好作品。
第三十首
撼樹蜉蝣自覺狂，書生技癢愛論量。
老來留得詩千首，卻被何人校短長？
這首詩是《論詩三十首》的最後一首，也是結束語。他自謙自己象蚍蜉撼樹一樣不自量力，只是書生一時技癢愛議論罷了。元好問在這組詩中基本按時間順序評論了自漢魏到宋代的許多著名的詩人和詩歌流派，鍼砭時弊，旗幟鮮明地表明瞭自己的文學觀點，對後世有重要影響。
《論詩三十首》作者介紹
元好問，生於公元1190年（金章宗明昌元年）8月10日，卒於公元1257年（元憲宗七年）10月12日 ，字裕之，號遺山，世稱遺山先生，太原秀容（今山西忻州）人，元好問是宋金對峙末期、蒙古金朝更替之際傑出的文學家、歷史學家，北方文壇盟主，被尊為“北方文雄”、“一代文宗”。元好問擅作詩、文、詞、曲。其中以詩作成就最高，其“喪亂詩”尤為有名；其詞為金代一朝之冠，可與兩宋名家媲美；其散曲雖傳世不多，但當時影響很大，有倡導之功。
元好問據說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燾的後代，其先祖相繼遷居洛陽、汝州（今河南省臨汝縣）、平定州（今山西省平定縣）等地。至元好問的曾祖父元春（一作椿）時，又移家忻州，遂為忻州人。他的祖父元滋善，在金朝海陵王正隆二年（公元1157年）任柔服（今內蒙古土默特右旗托克托附近）丞；父親元德明多次科舉不中，以教授鄉學為業，著有《東巖集》。
元好問誕生在忻州農村一個世代書香的士大夫家庭裡。由於他的二叔和三叔都沒有兒子，元好問的兄弟有三個，他又是第三。根於中國傳統，他的叔父元格在他生後七個月時，就把他當做過繼兒子，隨即把他帶到掖縣縣令任上。
元好問天資聰明，七歲就能寫詩，被人譽為“神童”。他十一歲時，元格在冀州任職，元好問得到了翰林侍讀學士兼知登聞鼓院路擇的賞識，路擇“愛其俊爽，教之為文”。十四歲時，元好問又師從陵川人郝晉卿，博通經史、淹貫百家。到元好問十七歲時，元格被罷去陵川縣令，但為了兒子的學習，他仍繼續住在陵川，直到元好問十九歲完成學業，才帶全家離開陵川 。
元好問從十六歲起開始參加科舉考試。由於金章宗明昌元年（公元1190年）“識免鄉試”，他直接到幷州參加府試，但榜上無名。此後在泰和八年（公元1208年）十九歲時，他又到長安參加府試，但這次又未中。
元好問二十一歲時返回故里，在離祠堂幾十裡外的定襄遺山讀書，故而自號“遺山山人”。兩年之後，蒙古大軍突襲秀容，屠城十萬餘眾，其兄元好古喪生。為避兵禍，元好問舉家遷往河南福昌，後轉徙登封。
衛紹王崇慶元年（公元1212年），元好問又到中都（今北京）第三次參加考試，仍未考中。這年正月，金朝三十萬大軍被蒙古擊敗，蒙古已逼近中都，路途的坎坷、國家的危機，加上考試的失敗，使他的情緒非常低沉。
貞佑二年（公元1214年），蒙古兵圍攻、金兵節節敗退，金宣宗倉皇遷都南京，元好問於這年夏天赴汴京，準備將於秋天舉行的考試。雖然考試又一次失敗，但他卻通過應試的機會，與朝中名人、權要如趙秉文、楊雲翼、雷淵、李晏等交接結好，詩歌創作極豐。深得時任禮部尚書的趙秉文讚賞，其文名震京師，被譽為“元才子”。但不久由於蒙古兵圍攻，元好問不得不由山西逃難河南，並在豫西逐漸定居下來。貞佑五年（公元1217年），二十八歲的元好問又赴京趕考，仍未成功。
興定五年（公元1221年），三十二歲的元好問進士及第，因科場糾紛，被誣為“元氏黨人”，便憤然不就選任。正大元年（公元1224年），到他三十五歲時，元好問又得到趙秉文等人的貢舉，以考試優異得中科舉。這次宏詞科登第後，元好問才正式就選，被任為權國史院編修，留官汴京，但生活頗為清苦。
《論詩三十首》
（元好問 金元之際）
元好問的《論詩三十首》是繼杜甫之後運用絕句形式比較系統地闡發詩歌理論的著名組詩，他評論了自漢魏至宋代的許多著名作家和流派，表明了他的文學觀點，對後世有重要影響。
第一首
漢謠魏什久紛紜，正體無人與細論。
誰是詩中疏鑿手？暫教涇渭各清渾。
這是元好問《論詩三十首》的第一首，表明了他寫這組論詩詩的動機、目的和標準。元好問以《詩經》的風雅傳統為“正體”，認為漢樂府和建安文學是這一傳統的繼續，他針對宋金詩壇上的一些弊病和“偽體”盛行、漢魏詩歌傳統的淆亂，以“詩中疏鑿手”為己任，要在縱覽詩歌創作的歷史中正本清源，區別正偽，使之涇渭分明，從而廓清詩歌發展的正確方向。
第二首
曹劉坐嘯虎生風，四海無人角兩雄。
可惜幷州劉越石，不教橫槊建安中。
這首詩反映了元好問推崇建安詩人劉琨的具有雄渾剛健風骨之美的詩歌。他首推曹植和建安七子之一的劉楨為詩中“兩雄”，以“坐嘯虎生風”形象地比喻他們的詩歌風格雄壯似虎。曹、劉是建安風骨的傑出代表，鍾嶸評曹植的詩“其源出於國風，骨氣奇高，詞采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粲溢今古，卓爾不群”，評劉楨“其源出於古詩。仗氣愛奇，動多振豔，真骨凌霜，高風跨俗”。 標舉曹劉，實際上是標舉了他們所代表的內容充實、慷慨剛健、風清骨俊的建安文學的優良傳統。
西晉詩人劉琨，被認為“雅壯而多風”，有“清拔之氣”。元好問推出劉琨，正是從其可比建安諸子的慷慨悲壯，梗概多氣的藝術風格著眼的。
第三首
鄴下風流在晉多，壯懷猶見缺壺歌。
風雲若恨張華少，溫李新聲奈若何。
元好問認為西晉詩壇中繼承了建安文風的有不少，建安風骨的影響還是比較大，但也有了“兒女情多，風雲氣少”的詩歌。建安風骨是元好問所肯定的詩歌風格，所以他以張華為例，認為張華雖然以其詩綺靡婉豔，文字妍冶而名高一時，但是缺乏豪壯慷慨之氣，至於到了晚唐的溫庭筠、李商隱，更是兒女情長，風格婉約。“奈若何”句表明了元好問對綺靡文風的不滿情緒，對詩歌綺靡文風的發展的認識。
第四首
一語天然萬古新，豪華落盡見真淳。
南窗白日羲皇上，未害淵明是晉人。
這首詩是元好問評晉代詩人陶淵明。出於對當時詩壇雕琢粉飾、矯揉造作詩風的反感，元好問評論晉代詩人陶淵明時前兩句說：“一語天然萬古新，豪華落盡見真淳。”元好問崇尚陶淵明詩歌自然天成而無人工痕跡，清新真淳而無雕琢之弊。陶淵明的詩句自然質樸不假修飾，剝盡鉛華膩粉，獨見真率之情志，具有真淳雋永、萬古常新的永恆魅力，是元好問心儀的詩的最高境界。如陶淵明的《飲酒》“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歸田園居》等都體現了陶淵明崇尚自然的人生旨趣和藝術特徵。
第五首
縱橫詩筆見高情，何物能澆塊壘平？
老阮不狂誰會得？出門一笑大江橫。
這首詩評論了西晉正始詩人阮籍。阮籍所處時代正是魏晉易代之際，司馬氏屠殺異己，形成恐怖的政治局面。阮籍本有濟世之志，但不滿司馬氏的統治，姑以酣飲和故作曠達來逃避迫害，做出了不少驚世駭俗的事情，世人以為阮籍狂、痴。但元好問深知阮籍“不狂”，看到了阮籍心中的“塊壘”，認識到了阮籍詩中的真情鬱氣（“高情”）。元好問認為阮籍的詩筆縱橫，如長江奔流，神與俱遠，正是他高尚情懷、胸中不平之氣的表現。這說明元好問認識到了寫詩須有真情實感，反映了他對阮籍狂放品格的稱許，對阮籍在黑暗統治下隱約曲折、興寄深遠的風格也是肯定的。
第六首
心畫心聲總失真，文章寧復見為人。
高情千古閒居賦，爭信安仁拜路塵！
這首絕句通過評論西晉太康詩人潘岳批評、嘲諷潘岳做人做詩的二重性格。元好問從詩寫真情出發，鄙視詩寫假話，言不由衷的作品。潘岳的作品描繪自己淡於利祿，忘懷功名，情志高潔，曾經名重一時，傳誦千古。但是他的實際為人，卻是躁求榮利，趨炎附勢，鑽營利祿，諂媚權貴的無恥小人。因此元好問認為，揚雄說的“心畫心聲”，以文識人是不可靠的，會“失真”，即言不真誠，言行不一的問題。識人，不能只觀其文，還要看是否言行一致，心口如一。所謂“言為心聲”、“文如其人”，不能絕對化，因為人的思想感情是複雜的、充滿矛盾、發展變化的，有時也會出現假象。這樣就要善於分析複雜的矛盾現象，善於識別假象，才能獲得正確的認識。詩歌史上詩與人不統一的現象不獨潘岳，元好問的鍼砭是深刻的。
第七首
慷慨歌謠絕不傳，穹廬一曲本天然。
中州萬古英雄氣，也到陰山敕勒川。
這首詩評論了北朝民歌《敕勒歌》。《敕勒歌》描繪了開闊壯美而又和平安定的草原風光，有豪放剛健、粗獷雄渾的格調。元好問重視民歌，前兩句他肯定、推崇這首民歌慷慨壯闊深厚的氣勢，推舉它不假雕飾而渾然天成。
後兩句點出了中原文化對北方少數民族地區文化的影響。敕勒本是北方一個遊牧民族名稱，居住地方在敕勒川（今山西北），元好問認為，看《敕勒歌》的產生和風格，是中原的慷慨豪邁的氣魄傳給了陰山下少數民族的藝術作品。《敕勒歌》表現了我國境內各民族文化的相互影響和滲透。
第八首
沈宋橫馳翰墨場，風流初不廢齊樑。
論功若準平吳例，合著黃金鑄子昂。
這首詩評論了初唐詩人沈佺期、宋之問、陳子昂。初唐詩壇基本是南朝形式主義文學的延續，宮體詩充斥詩壇，文風綺靡纖弱。沈佺期、宋之問總結了六朝以來聲律方面的創作經驗，確立了律詩的形式，馳名一時，對唐代近體詩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元好問肯定了他們的貢獻和影響，但也批評了他們在詩歌創作上仍然沒有擺脫齊樑詩風。
元好問認為，開唐詩一代新風的詩人是陳子昂。陳子昂復歸風雅興寄，高倡漢魏風骨，上接建安傳統，以其詩歌理論和創作實踐，終於廓清了初唐半個時紀齊樑餘風的影響，迎來了以“風骨”、“氣象”著稱的盛唐詩歌創作高潮。他的“興寄”、“風骨”理論成為後人反對形式主義柔靡詩風的理論武器。因此，元好問充分肯定了陳子昂的歷史功績，並將其革新文風與范蠡的平吳事業相提並論，認為也應為陳子昂鑄像，以表其功。
第九首
鬥靡誇多費覽觀，陸文猶恨冗於潘。
心聲只要傳心了，布穀瀾翻可是難。
這首詩是批評陸機。陸機和潘岳是西晉文壇齊名的代表人物。《世說新語·文學》：“孫興公雲：‘潘文淺而淨，陸文深而蕪。’”元好問認為“陸文猶恨冗於潘”，寫詩如果爭相綺靡、篇幅冗長會增加讀者的閱讀負擔，詩歌既然是傳達心聲與真情，意盡就該言止，不要太多太長，不須搖脣鼓舌，多所鋪張。這裡也體現了元好問注重詩歌真情實感，反對形式華豔的觀點。
第十首
排比鋪張特一途，藩籬如此亦區區。
少陵自有連城璧，爭奈微之識碔砆。
這首詩是元好問針對元稹評論杜甫的言論的再評論。元稹在為杜甫所寫的墓誌銘中特別推重杜甫晚年所寫的長篇排律詩“鋪陳始終，排比聲律”，認為這方面李白連它的門牆也達不到。杜詩格律嚴謹，對仗工穩，尤其是晚年的長篇排律更為精細，“晚節漸於詩律細”。這是優點，但是另一方面也會產生過於雕琢和堆砌的副作用。後來宋代的江西詩派也杜甫為宗，但側重於杜甫詩歌煉字造句方面的形式技巧，而忽略了杜甫詩歌中最有價值的東西，即豐富深刻的社會內容和、憂國憂民的進步思想和深刻的現實主義精神，也忽略了杜詩多樣化的風格和藝術上全面的成就。因而，元好問對元稹的批評是有現實意義的。
杜甫的晚年的長篇排律固然功力深厚，但多投贈之作，也非最精粹部分。元好問認為杜甫的排比鋪張只不過是一種手法，元稹過分稱頌這種手法，單把“排比鋪張”當作不可逾越的藩籬，是錯把似玉的石塊當成連城璧了。這也體現了元好問反對過分講求聲律對偶以及對詩歌社會現實內容的關注。
第十一首
眼處心聲句自神，暗中摸索總非真。
畫圖臨出秦川景，親到長安有幾人？
這首詩批評了缺乏現實體驗的模擬文風（如西昆體、江西詩派等），指出了詩歌（文學）創作的源泉是客觀現實，真情必然來自詩人的切實生活感受。元好問認為，文學作品不是作家頭腦中虛構的，而是客觀現實在頭腦中的反映。只有像杜甫那樣“親到長安”，對客觀的描寫對象有了實際的接觸和體驗，才能激發內心的感受，寫出入神的詩句。如果一味去“暗中摸索”，臨摹前人的作品，是永遠不可能在詩中真實地描繪出現實對象的（“總非真”）。這樣，元好問就在杜甫和杜詩的影寫者們中清晰地劃出了一條真、假詩人地界限。
第十二首
望帝春心託杜鵑，佳人錦瑟怨華年。
詩家總愛西昆好，獨恨無人作鄭箋。
這首詩評論的是唐代詩人李商隱。李商隱是晚唐著名詩人，時世、家世、身世，從各方面促成李商隱易於感傷、內向型的性格和心態。除了一些鍼砭現實的政治詩，其詠物抒情詩（包括愛情詩）往往情調幽美，善於把心靈世界的朦朧圖像，以比興、象徵、用典、暗示等隱約曲折的方式化為恍惚迷離的詩的意象，表現出朦朧多義的特點。元好問引用《錦瑟》中的詩句，正是因為《錦瑟》一詩詞義隱晦，聚訟紛紜，多種箋解，似都難以服眾。在這首詩中，元好問表達了對李商隱詩歌含情深邈的嚮往，同時也對難以索解表示了遺憾和諷刺性的批評。
第十三首
萬古文章有坦途，縱橫誰似玉川盧？
真書不入今人眼，兒輩從教鬼畫符。
這首詩是批評盧仝的追求險怪的詩風。中唐時追求險怪詩風的主要是韓孟詩派。韓愈的詩風的主要特點是深險怪僻，好追求奇特的形象。他善於捕捉和表現變態百出的景物；展開豐富奇特的想象，怪幻詭譎的構思，創造匪夷所思的形象；以文為詩，用奇字、造拗句，押險韻，避熟就生，因難見巧。韓孟詩派開一代詩風，在創造出雄奇險怪的意象，在反對傳統銳意創新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貢獻，但也難免流入另一種險怪艱奧，拼湊堆砌，玩弄技巧的形式主義。盧仝受到韓愈的影響，詩作過於好奇逞怪。元好問否定了這種詩歌風格，認為這種創作是“鬼畫符”。
第十四首
出處殊塗聽所安，山林何得賤衣冠。
華歆一擲金隨重，大是渠儂被眼謾。
這首詩批評重山林隱士詩輕賤臺閣仕宦詩的現象。方回《瀛奎律髓》崇尚“格高”，即古代知識分子所謂嶙峋傲骨、孤芳自賞的精神風貌，認為臺閣仕宦都是腦滿腸肥、道貌岸然、功名利祿薰心、仁義禮智滿口之徒的賣弄學理、琢句雕章以欺世盜名，往往偏重江湖道學，或有藉以自重。元好問借質疑三國時華歆擲金的典故對這種現象提出了質疑。
第十五首
筆底銀河落九天，何曾憔悴飯山前。
世間東抹西塗手，枉著書生待魯連。
這首詩是讚揚李白的詩歌及其才識。李白和杜甫都是盛唐偉大的浪漫主義詩人。李白的詩歌想落天外，氣勢宏大，情感激昂奔放，語言流暢自然，詩風豪邁飄逸；杜甫的詩歌風格是“沉鬱頓挫”，杜甫在詩歌格律、煉字、奇崛等方面對後世的韓愈、孟郊、江西詩派等都有重大影響，有一定的流弊。而元好問崇尚的是雄渾自然的風格，對於刻意雕琢、苦吟等都是持反對意見的。因此，這裡元好問以 “總為從前作詩苦”而“憔悴”杜甫來反襯李白筆底銀河，奔流直下，一氣呵成。另一方面，元好問認為李白不光文才卓異，而且也是象魯仲連一類的人物，關注現實，有政治才能，不為官而周遊各地，排難解紛。
第十六首
切切秋蟲萬古情，燈前山鬼淚縱橫。
鑑湖春好無人賦，“岸夾桃花錦浪生。”
這首詩是評論幽僻清冷的詩歌風格。大凡萬古言情之作，皆悽切如秋蟲之悲鳴；撫寫境象，也淒涼如山鬼的零淚。前二句泛敘古今悲情，構造出一片悲愁哀苦的境界。一般認為這兩句是在說李賀，因李賀詩中常有“秋蟲”、“山鬼”的意象；也有認為指李賀、孟郊二人，因孟郊常以“秋蟲”自喻。這兩句可解釋為泛說全體這類相似風格的詩人。 孟郊、李賀都窮愁不遇，作詩都好苦吟，詩風都較幽冷。 窮愁本是人生不幸，無可厚非，問題在於如何處窮。元好問的態度非常明確，認為應該是“厄窮而不憫，遺佚而不怨”。孟郊、李賀顯然沒有如此泰然，寒乞之聲不絕於耳，詩境幽冷悽婉。元好問反對幽僻淒冷的詩歌境界，即他所說，“要造微，不要鬼窟中覓活計”。孟郊詩歌可謂造微，但他所得不過是秋蟲之類幽微之物。李賀也是如此，有些詩篇正是從“鬼窟中覓活計”。孟郊、李賀的這種詩風，與元好問尚壯美、崇自然之旨相背，故元好問譏評之。
後兩句“鑑湖春好無人賦，夾岸桃花錦浪生”，正如宗廷輔所說，是“就詩境言之”。“夾岸桃花錦浪生”是李白《鸚鵡洲》中的詩句，元好問藉此來形容鑑湖（又名鏡湖）春色，展現的是與孟郊、李賀迥然不同的開闊明朗、清新鮮活的境界。“無人賦”三字又表明，他的批評對象絕非孟郊、李賀個別詩人，而是以他們為代表的中晚唐貧士文人，特別是與孟郊近似的一些詩人。 由此可見，該詩是通過孟郊、李賀來批評中晚唐窮愁苦吟一派詩人，沒有盛唐開闊明朗氣象，而流於幽僻淒冷。
第十七首
切響浮聲發巧深，研摩雖苦果何心？
浪翁水樂無宮徵，自是雲山韶頀音。
這首詩是批評拘忌聲病以成詩的人。講究聲律是古典詩歌的一個重要特色，對於詩歌的音樂美、節奏感有重要意義。但是對格律規定過於細密，過於雕琢，拘忌於聲韻等形式，就會使文學創作受到很大的束縛。元好問崇尚自然天成的詩歌風格，不滿那些對聲律音韻過於雕琢的作品。後兩句，元好問舉出元結耽愛山中自然水聲的例子來說明，即使沒有人為配製音韻曲調的自然之聲，也如天籟之音美妙。
第十八首
東野窮愁死不休，高天厚地一詩囚。
江山萬古潮陽筆，合在元龍百尺樓。
這首詩是評論孟郊的詩，元好問認為他根本不能與韓愈的詩相提並論。孟郊與韓愈同為中唐韓孟詩派的代表，但有不同。孟郊一生沉落下僚，貧寒悽苦，鬱鬱寡歡，受盡苦難生活的磨難，將畢生精力用於作詩，以苦吟而著稱。孟郊的才力不及韓愈雄大，再加上淪落不遇的生活經歷也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的視野，使得他的怪奇詩風偏向個人貧病飢寒，充滿幽僻、清冷、苦澀意象，被稱為“郊寒”。而韓愈的詩歌雖有怪奇意象，但卻氣勢見長，磅礴雄大，豪放激越，酣暢淋漓。司空圖說他“驅架氣勢，若掀雷挾電，奮騰於天地之間。”
韓愈的這種氣勢雄渾，天然化成的詩歌風格正是元好問所崇尚的，而孟郊的雕琢和險怪的風格正是元好問所批判的。因此，元好問認為孟郊和韓愈不能相提並論，韓愈的作品如江山萬古長存，與孟郊比，一個如在百尺高樓，一個如在地下。不過，在詩中元好問對孟郊也有同情之意。
第十九首
萬古幽人在澗阿，百年孤憤竟如何？
無人說與天隨子，春草輸贏較幾多？
這首詩是批評晚唐詩人陸龜蒙。晚唐後期，唐帝國風雨飄搖，岌岌可危。不少文人在時代的衰颯氣氛中走向明哲保身的退隱之路，創作的詩句表現出一種僻世心態和淡泊情思。元好問借用陸龜蒙《自遣詩三十首》之二十四中“恐隨春草鬥輸贏”來批評陸龜蒙等隱士生活在晚唐社會動盪時代，不作憂國感憤之辭而徒興春草輸贏的嘆惜。這裡也反映了元好問在強調真情實感時是注意到社會現實內容的。不過陸龜蒙象古代許多隱士一樣，並非真正忘懷世事，陸龜蒙也寫過諷刺現實的作品如《新沙》、《築城池》、《記稻鼠》等。
第二十首
謝客風容映古今，發源誰似柳州深？
朱弦一拂遺音在，卻是當年寂寞心。
這首詩是論及柳宗元與謝靈運，主要是論柳宗元，是說柳近似於謝。謝靈運是第一個大力寫山水詩的詩人，他政治失意，縱情山水，肆意遨遊，在山水中尋求慰藉，與當時“淡乎寡味”的玄言詩相比，後人認為謝靈運的詩歌自然清新，有高古之風。元好問推崇謝靈運，認為柳宗元詩歌淡泊古雅，深得謝靈運之遺音。前兩句在一起是說，謝靈運詩的風神容態，照映古今，後世詩人，誰能像柳宗元一樣有謝客風容，並深有所得呢？後兩句是說柳宗元的詩淡泊簡古，如清廟之瑟，朱弦一拂，唱嘆餘音宛在，此冷寂神境，以暗喻道出，恰是如同當年謝靈運寂寞心境的寫照。
第二十一首
窘步相仍死不前，唱醻無復見前賢。
縱橫正有凌雲筆，俯仰隨人亦可憐。
這首詩是批評詩歌酬唱中的和韻風氣。由於這種次韻酬唱的詩往往受到原詩韻腳的拘束和詞義的限制，使作者不能自由地抒發自己的心跡，反要俯仰隨人，窘步相仍，因此，元好問對這種詩風給予了辛辣諷刺，指出其“亦可憐”。要求詩人應該象庾信那樣“縱橫自有凌雲筆”，大膽自由抒發自己地真性情，不要做隨在別人後面的亦步亦趨的可憐蟲。
第二十二首
奇外無奇更出奇，一波才動萬波隨。
只知詩到蘇黃盡，滄海橫流卻是誰？
這首詩是對求奇追險詩風及其流弊的批評。蘇軾、黃庭堅是北宋影響巨大的著名詩人，兩人的詩歌都有很高的成就。蘇軾的詩歌氣象宏闊，鋪敘宛轉，意境恣逸，筆力矯健，常富理趣，但蘇詩散文化、議論化傾向明顯。蘇軾有滿腹才學，難免在詩中賣弄，以出新意。黃庭堅作詩則力求新奇，選材僻熟就生，喜用他人未用的典故和字句，造拗句，押險韻，做硬語，詩風生新瘦硬峭拔，善於出奇制勝。他所用“奪胎換骨”、“點石成金”增加了“以才學為詩”的傾向。蘇、黃兩人在技巧上力求出新，對傳統有所發展變化，取得了卓著的成績，因此元好問承認了他們在詩歌上的成就“只知詩到蘇黃盡”和影響力（“一波才動萬波隨”）。但是另一方面，蘇黃的後學者卻往往沒有蘇黃的才力，未得其長，先得其短，容易出現一味崇尚奇險、堆砌生典、蒐羅怪異形象，語言生硬晦澀、詞句雕琢不自然的弊端（“奇外無奇更出奇”）。元好問批評了蘇、黃詩歌缺點所造成的不良風氣，同時，這也反映了元好問崇尚自然、雅正，反對險怪、雕琢的詩歌思想。
第二十三首
曲學虛荒小說欺，俳諧怒罵豈詩宜？
今人合笑古人拙，除卻雅言都不知。
這首詩是排斥俳諧怒罵的不良習氣，體現元好問尚雅的旨趣。我國自古就有“詩莊”的傳統，語言莊重而優雅是古典詩歌的特色。詼諧遊戲和詈罵的文字被認為難登大雅之堂的。把文章當作遊戲、調笑的工具，初見杜甫《戲作俳諧體遣悶》、李商隱《俳諧》，到晚唐時仿效的人便多起來。嚴羽《滄浪詩話》稱宋詩“其末流甚者，叫囂怒張，殊乖忠厚之風，殆以罵詈為詩”。黃庭堅《答洪駒父書》“東坡文章妙天下，其短處在好罵，慎勿襲其軌也”。蘇軾卻認為嬉笑怒罵可成文章，《續資治通鑑》卷八十六雲：“軾與弟轍，師父洵為文，常自謂文章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雖嬉笑怒罵之辭，皆可書而誦之。”
但是元好問尊奉的是儒家的“溫柔敦厚”、“思無邪”、“發乎情，止乎禮儀”的詩教理論，要求語言符合雅正的標準。因此，元好問不同意蘇軾的觀點，批評了“俳諧怒罵”的語言風格。元好問認為“曲學虛荒”，“小說欺”，謹奉儒家詩教，這也體現了他保守的一面。
第二十四首
“有情芍藥含春淚，無力薔薇臥晚枝”。
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詩。
這首詩是嘲諷秦觀的詩風。秦觀是北宋婉約詞派的代表作家之一，他的詩詞風格柔弱纖麗，修辭精巧，元好問稱是“女郎詩”，露譏諷之意。這表明元好問崇尚的是象韓愈那樣雄渾剛健的風骨之美。
但是元好問的這種傾向性鮮明的審美觀點過於絕對化，文學藝術可以也應當有多元的審美風格。剛健雄渾固然可貴，婉約秀麗也有娛人之美。在詩歌風格上，應當允許審美主體各有其好。不過作為生長在北方，仕於金王朝的詩人元好問來說，傾心於詩歌的雄渾蒼茫之美，是十分自然的。
第二十五首
亂後玄都失古基，看花詩在只堪悲。
劉郎也是人間客，枉向春風怨兔葵。
這首詩是批評劉禹錫的《戲贈看花諸君子》和《再遊玄都觀》二詩及詩歌的怨刺問題。元好問論詩，主張溫柔敦厚，明確反對直露刻薄的怨刺。在他眾多的詩文禁忌中，就有“無狡訐”、“無為妾婦妒，無為仇敵謗傷”等形式戒條。他認為，即使有“不能自掩”的“傷讒疾惡不平之氣”，也應該“責之愈深，其旨愈婉，怨之愈深，其辭愈緩”。
在這首詩中，元好問實際上是繼承前人的觀點，批評《再遊玄都觀》及其詩序的怨刺失度。元好問認為，如果說劉禹錫的《戲贈看花諸君子》一詩是戲贈之作，尚無傷大雅，但《再遊玄都觀》一詩就怨刺失度了，尤其是詩序中所謂“重遊玄都，蕩然無復一樹，唯有兔葵燕麥動搖於春風耳”，將所有當權者斥為兔葵、燕麥，打擊面太大，貶損太過，不免流於刻薄。前兩句概括劉禹錫創作《再遊玄都觀》的背景，“亂後”指劉禹錫被貶十四年間皇權迭變、宦官專權、藩鎮割據的動亂時局， “失故基”指劉禹錫詩前小序所說“蕩然無復一樹”的衰敗景象，看花詩指《戲贈看花諸君子》一詩。這兩句詩認為當時一切只值得悲傷，不應該再出怨刺之語。後兩句是全詩的關鍵，“劉郎”一句，借用劉詩“前度劉郎今又來”之語，說劉禹錫也是凡人。“枉向”一句，拈出《再遊玄都觀》詩序為批評重點。“枉”是“錯”的意思，與“枉著書生待魯連”（《論詩三十首》）的“枉”字同意。兩句連在一起，是說劉禹錫也是凡人，不能免俗，卻錯將所有人都指斥為東風中的兔葵、燕麥一類，加以嘲諷。可見，這首詩著重批評《再遊玄都觀》尤其是詩序的怨刺失當。
第二十六首
金入洪爐不厭頻，精真那計受纖塵。
蘇門果有忠臣在，肯放坡詩百態新？
這首詩是評蘇軾及其後學的詩，可與第二十二首對照看。蘇軾是一位天才的文學巨匠，在等多方面都達到極高的造詣，堪稱宋文學最高成就的代表。蘇軾學博才高，以翻新出奇的精神對待藝術規範，縱意所如，觸手成春，在藝術上開一代之風。蘇詩雖然有議論化、散文化傾向，但是由於蘇軾傑出的才能，他的詩多數比喻生動新奇，妙喻連生；用典穩妥精當，渾然天成；對仗精工活潑，不落俗套。蘇軾對藝術技巧的把握可謂揮灑自如，如行雲流水不留鍛鍊痕跡。所以元好問給予蘇軾詩歌以高度評價，稱讚他的詩是經得起錘鍊，不受纖塵的真金。
蘇軾在當是文壇上有巨大的聲譽，有許多文人圍繞在其周圍。著名的有蘇門四學士：黃庭堅、張耒、晁補之、秦觀。這四人都沒有繼承蘇軾的思想和藝術。黃庭堅是江西詩派的開創者，秦觀長於詞，其詩如詞一樣婉約。張、晁成就不大。至於其他後學者既沒有蘇軾的思想，又沒有蘇軾的才力，往往在文字、典故、辭藻方面追求新奇，以至於怪樣百出。於是在這首詩的後兩句，元好問不滿並批評了這種風氣。
第二十七首
百年才覺古風回，元祐諸人次第來。
諱學金陵猶有說，竟將何罪廢歐梅？
這首詩回顧了宋詩的發展，批評蘇黃後學拋棄歐、梅關注現實、平易自然的詩風。宋太祖到仁宗（公元960年----公元1063年）約100年時間裡，文壇上總的傾向是承襲晚唐餘風，內容單薄，文風華靡。尤以取法李商隱的西昆體缺乏李詩的真摯情感和深沉感慨，專門模仿李詩的藝術外貌，只注重音節鏗鏘，辭采精麗，又喜用典故，力圖表現才學工力。這種詩風一直到北宋中的歐陽修、梅堯臣、蘇舜欽等人從理論到實踐上繼韓柳提倡古文進行詩文革新才得以扭轉。因此元好問稱“百年才覺古風回”。“元祐諸人”指蘇軾、黃庭堅、陳師道等詩人（其詩歌成就及流弊參看第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六首）。“金陵”是指王安石，王安石也是北宋大文學家，政治家。王闢之《澠水燕談錄》：“公之治經尤尚解字，末流務為新奇，浸成穿鑿。朝廷患之。詔學者兼用舊傳注，·····於是學者皆變所學，至於著書以詆公之學者，且諱稱公門人。”王安石變法失敗後，王安石的一些著作被朝廷禁止，不少門人亦諱言是其門人，所以元好問說“諱學金陵猶有說”。但是蘇黃後學、江西詩派不注重思想內容，一味求奇求變，連歐陽修、梅堯臣都廢而不學，元好問責問批評了這種風氣。
第二十八首
古雅難將子美親，精純全失義山真。
論詩寧下涪翁拜，未作江西社裡人。
這首詩評論江西詩派。宋人是推崇學習杜甫的，而李商隱的能得杜甫遺意，學杜要先學李商隱，宋人早具有此說法。在元好問看來，以黃庭堅為首的江西詩派雖然標榜學杜，但並未抓住杜詩的真髓，而專在文字、對偶、典故、音韻等形式上模擬因襲，結果既未學到杜詩的古樸風雅得真諦，也完全失去了李商隱的精美純厚的風格。因此他明確表示，不願與江西詩派為伍，不願拾江西詩派的牙唾。
第二十九首
池塘春草謝家春，萬古千秋五字新。
傳語閉門陳正字，“可憐無補費精神”。
這首詩是批評江西詩派的代表人物陳師道。陳師道的作詩方式是“閉門覓句”式的苦吟，著意於錘鍊字句，在形式技巧上下功夫。“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是謝靈運《登池上樓》的名句，意象清新，渾然天成，寫出了盎然春意。元好問崇尚自然天成的詩歌，反對雕琢粉飾，因此這裡稱讚謝靈運的這個名句萬古常新，進而諷刺陳師道閉門覓句，只是徒然浪費精神，寫不出什麼好作品。
第三十首
撼樹蜉蝣自覺狂，書生技癢愛論量。
老來留得詩千首，卻被何人校短長？
這首詩是《論詩三十首》的最後一首，也是結束語。他自謙自己象蚍蜉撼樹一樣不自量力，只是書生一時技癢愛議論罷了。元好問在這組詩中基本按時間順序評論了自漢魏到宋代的許多著名的詩人和詩歌流派，鍼砭時弊，旗幟鮮明地表明瞭自己的文學觀點，對後世有重要影響。
《論詩三十首》作者介紹
元好問，生於公元1190年（金章宗明昌元年）8月10日，卒於公元1257年（元憲宗七年）10月12日 ，字裕之，號遺山，世稱遺山先生，太原秀容（今山西忻州）人，元好問是宋金對峙末期、蒙古金朝更替之際傑出的文學家、歷史學家，北方文壇盟主，被尊為“北方文雄”、“一代文宗”。元好問擅作詩、文、詞、曲。其中以詩作成就最高，其“喪亂詩”尤為有名；其詞為金代一朝之冠，可與兩宋名家媲美；其散曲雖傳世不多，但當時影響很大，有倡導之功。
元好問據說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燾的後代，其先祖相繼遷居洛陽、汝州（今河南省臨汝縣）、平定州（今山西省平定縣）等地。至元好問的曾祖父元春（一作椿）時，又移家忻州，遂為忻州人。他的祖父元滋善，在金朝海陵王正隆二年（公元1157年）任柔服（今內蒙古土默特右旗托克托附近）丞；父親元德明多次科舉不中，以教授鄉學為業，著有《東巖集》。
元好問誕生在忻州農村一個世代書香的士大夫家庭裡。由於他的二叔和三叔都沒有兒子，元好問的兄弟有三個，他又是第三。根於中國傳統，他的叔父元格在他生後七個月時，就把他當做過繼兒子，隨即把他帶到掖縣縣令任上。
元好問天資聰明，七歲就能寫詩，被人譽為“神童”。他十一歲時，元格在冀州任職，元好問得到了翰林侍讀學士兼知登聞鼓院路擇的賞識，路擇“愛其俊爽，教之為文”。十四歲時，元好問又師從陵川人郝晉卿，博通經史、淹貫百家。到元好問十七歲時，元格被罷去陵川縣令，但為了兒子的學習，他仍繼續住在陵川，直到元好問十九歲完成學業，才帶全家離開陵川 。
元好問從十六歲起開始參加科舉考試。由於金章宗明昌元年（公元1190年）“識免鄉試”，他直接到幷州參加府試，但榜上無名。此後在泰和八年（公元1208年）十九歲時，他又到長安參加府試，但這次又未中。
元好問二十一歲時返回故里，在離祠堂幾十裡外的定襄遺山讀書，故而自號“遺山山人”。兩年之後，蒙古大軍突襲秀容，屠城十萬餘眾，其兄元好古喪生。為避兵禍，元好問舉家遷往河南福昌，後轉徙登封。
衛紹王崇慶元年（公元1212年），元好問又到中都（今北京）第三次參加考試，仍未考中。這年正月，金朝三十萬大軍被蒙古擊敗，蒙古已逼近中都，路途的坎坷、國家的危機，加上考試的失敗，使他的情緒非常低沉。
貞佑二年（公元1214年），蒙古兵圍攻、金兵節節敗退，金宣宗倉皇遷都南京，元好問於這年夏天赴汴京，準備將於秋天舉行的考試。雖然考試又一次失敗，但他卻通過應試的機會，與朝中名人、權要如趙秉文、楊雲翼、雷淵、李晏等交接結好，詩歌創作極豐。深得時任禮部尚書的趙秉文讚賞，其文名震京師，被譽為“元才子”。但不久由於蒙古兵圍攻，元好問不得不由山西逃難河南，並在豫西逐漸定居下來。貞佑五年（公元1217年），二十八歲的元好問又赴京趕考，仍未成功。
興定五年（公元1221年），三十二歲的元好問進士及第，因科場糾紛，被誣為“元氏黨人”，便憤然不就選任。正大元年（公元1224年），到他三十五歲時，元好問又得到趙秉文等人的貢舉，以考試優異得中科舉。這次宏詞科登第後，元好問才正式就選，被任為權國史院編修，留官汴京，但生活頗為清苦。
金哀宗正大二年（公元1225年），三十六歲的元好問因不滿冷官生活請長假回到了登封，期間撰寫了一部重要著作《杜詩學》，內容包括杜甫的傳志、年譜和唐朝以來評論杜詩的言論。
正大三年（公元1226年），元好問任河南鎮平縣令。次年，改官河南內鄉縣令 [9] 。其後因母親張氏身故，元好問丁憂閒居內鄉白鹿原。又應鄧州節度使移刺瑗之邀，赴任幕僚。不久，蒙古軍攻陷鳳翔，移刺瑗投降，元好問藉機辭去幕府。
正大八年（公元1231年），元好問調任南陽縣令 ，他在任上大刀闊斧進行改革，成績斐然。所以河南志書稱他“知南陽縣，善政尤著”。
此後不久，元好問赴京調金中央政府任尚書省令史，移家汴京。此後又升任左司都事，又轉任尚書省左司員外郎。官至翰林知制誥 。
天興二年（公元1233年），蒙古軍圍汴京，元好問被圍城中。金哀宗逃出京城，兵敗衛州後逃往歸德府。朝中無主，崔立率兵向蒙古請降獻城。崔立投降蒙古後，脅迫朝臣為自己立碑歌功頌德，元好問、王若虛、劉祁等都被迫參加撰寫碑文，磨掉宋徽宗所立《甘露碑》字跡，刻上碑文。
天興二年（公元1233年）四月，蒙古兵攻破汴京，元好問即向當時任蒙古國中書令的耶律楚材推薦了五十四個中原秀士王若虛等，請耶律楚材予以保護和任用。
金亡後，元好問隨金朝大批官員被俘，並被押往山東聊城看管兩年，後居住冠氏縣。元好問作為囚徒，與家人輾轉於聊城等地，並逐漸與蒙古國的漢軍首領嚴實、趙天錫等接上關係，生活逐漸好轉，行動也較為自由。
這期間，他痛心金國的淪亡，併為了以詩存史，勤奮編輯金國已故君臣詩詞總集《中州集》。以“中州”名集，則寓有緬懷故國和以金為正統的深意。
《論詩三十首》
（元好問 金元之際）
元好問的《論詩三十首》是繼杜甫之後運用絕句形式比較系統地闡發詩歌理論的著名組詩，他評論了自漢魏至宋代的許多著名作家和流派，表明了他的文學觀點，對後世有重要影響。
第一首
漢謠魏什久紛紜，正體無人與細論。
誰是詩中疏鑿手？暫教涇渭各清渾。
這是元好問《論詩三十首》的第一首，表明了他寫這組論詩詩的動機、目的和標準。元好問以《詩經》的風雅傳統為“正體”，認為漢樂府和建安文學是這一傳統的繼續，他針對宋金詩壇上的一些弊病和“偽體”盛行、漢魏詩歌傳統的淆亂，以“詩中疏鑿手”為己任，要在縱覽詩歌創作的歷史中正本清源，區別正偽，使之涇渭分明，從而廓清詩歌發展的正確方向。
第二首
曹劉坐嘯虎生風，四海無人角兩雄。
可惜幷州劉越石，不教橫槊建安中。
這首詩反映了元好問推崇建安詩人劉琨的具有雄渾剛健風骨之美的詩歌。他首推曹植和建安七子之一的劉楨為詩中“兩雄”，以“坐嘯虎生風”形象地比喻他們的詩歌風格雄壯似虎。曹、劉是建安風骨的傑出代表，鍾嶸評曹植的詩“其源出於國風，骨氣奇高，詞采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粲溢今古，卓爾不群”，評劉楨“其源出於古詩。仗氣愛奇，動多振豔，真骨凌霜，高風跨俗”。 標舉曹劉，實際上是標舉了他們所代表的內容充實、慷慨剛健、風清骨俊的建安文學的優良傳統。
西晉詩人劉琨，被認為“雅壯而多風”，有“清拔之氣”。元好問推出劉琨，正是從其可比建安諸子的慷慨悲壯，梗概多氣的藝術風格著眼的。
第三首
鄴下風流在晉多，壯懷猶見缺壺歌。
風雲若恨張華少，溫李新聲奈若何。
元好問認為西晉詩壇中繼承了建安文風的有不少，建安風骨的影響還是比較大，但也有了“兒女情多，風雲氣少”的詩歌。建安風骨是元好問所肯定的詩歌風格，所以他以張華為例，認為張華雖然以其詩綺靡婉豔，文字妍冶而名高一時，但是缺乏豪壯慷慨之氣，至於到了晚唐的溫庭筠、李商隱，更是兒女情長，風格婉約。“奈若何”句表明了元好問對綺靡文風的不滿情緒，對詩歌綺靡文風的發展的認識。
第四首
一語天然萬古新，豪華落盡見真淳。
南窗白日羲皇上，未害淵明是晉人。
這首詩是元好問評晉代詩人陶淵明。出於對當時詩壇雕琢粉飾、矯揉造作詩風的反感，元好問評論晉代詩人陶淵明時前兩句說：“一語天然萬古新，豪華落盡見真淳。”元好問崇尚陶淵明詩歌自然天成而無人工痕跡，清新真淳而無雕琢之弊。陶淵明的詩句自然質樸不假修飾，剝盡鉛華膩粉，獨見真率之情志，具有真淳雋永、萬古常新的永恆魅力，是元好問心儀的詩的最高境界。如陶淵明的《飲酒》“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歸田園居》等都體現了陶淵明崇尚自然的人生旨趣和藝術特徵。
第五首
縱橫詩筆見高情，何物能澆塊壘平？
老阮不狂誰會得？出門一笑大江橫。
這首詩評論了西晉正始詩人阮籍。阮籍所處時代正是魏晉易代之際，司馬氏屠殺異己，形成恐怖的政治局面。阮籍本有濟世之志，但不滿司馬氏的統治，姑以酣飲和故作曠達來逃避迫害，做出了不少驚世駭俗的事情，世人以為阮籍狂、痴。但元好問深知阮籍“不狂”，看到了阮籍心中的“塊壘”，認識到了阮籍詩中的真情鬱氣（“高情”）。元好問認為阮籍的詩筆縱橫，如長江奔流，神與俱遠，正是他高尚情懷、胸中不平之氣的表現。這說明元好問認識到了寫詩須有真情實感，反映了他對阮籍狂放品格的稱許，對阮籍在黑暗統治下隱約曲折、興寄深遠的風格也是肯定的。
第六首
心畫心聲總失真，文章寧復見為人。
高情千古閒居賦，爭信安仁拜路塵！
這首絕句通過評論西晉太康詩人潘岳批評、嘲諷潘岳做人做詩的二重性格。元好問從詩寫真情出發，鄙視詩寫假話，言不由衷的作品。潘岳的作品描繪自己淡於利祿，忘懷功名，情志高潔，曾經名重一時，傳誦千古。但是他的實際為人，卻是躁求榮利，趨炎附勢，鑽營利祿，諂媚權貴的無恥小人。因此元好問認為，揚雄說的“心畫心聲”，以文識人是不可靠的，會“失真”，即言不真誠，言行不一的問題。識人，不能只觀其文，還要看是否言行一致，心口如一。所謂“言為心聲”、“文如其人”，不能絕對化，因為人的思想感情是複雜的、充滿矛盾、發展變化的，有時也會出現假象。這樣就要善於分析複雜的矛盾現象，善於識別假象，才能獲得正確的認識。詩歌史上詩與人不統一的現象不獨潘岳，元好問的鍼砭是深刻的。
第七首
慷慨歌謠絕不傳，穹廬一曲本天然。
中州萬古英雄氣，也到陰山敕勒川。
這首詩評論了北朝民歌《敕勒歌》。《敕勒歌》描繪了開闊壯美而又和平安定的草原風光，有豪放剛健、粗獷雄渾的格調。元好問重視民歌，前兩句他肯定、推崇這首民歌慷慨壯闊深厚的氣勢，推舉它不假雕飾而渾然天成。
後兩句點出了中原文化對北方少數民族地區文化的影響。敕勒本是北方一個遊牧民族名稱，居住地方在敕勒川（今山西北），元好問認為，看《敕勒歌》的產生和風格，是中原的慷慨豪邁的氣魄傳給了陰山下少數民族的藝術作品。《敕勒歌》表現了我國境內各民族文化的相互影響和滲透。
第八首
沈宋橫馳翰墨場，風流初不廢齊樑。
論功若準平吳例，合著黃金鑄子昂。
這首詩評論了初唐詩人沈佺期、宋之問、陳子昂。初唐詩壇基本是南朝形式主義文學的延續，宮體詩充斥詩壇，文風綺靡纖弱。沈佺期、宋之問總結了六朝以來聲律方面的創作經驗，確立了律詩的形式，馳名一時，對唐代近體詩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元好問肯定了他們的貢獻和影響，但也批評了他們在詩歌創作上仍然沒有擺脫齊樑詩風。
元好問認為，開唐詩一代新風的詩人是陳子昂。陳子昂復歸風雅興寄，高倡漢魏風骨，上接建安傳統，以其詩歌理論和創作實踐，終於廓清了初唐半個時紀齊樑餘風的影響，迎來了以“風骨”、“氣象”著稱的盛唐詩歌創作高潮。他的“興寄”、“風骨”理論成為後人反對形式主義柔靡詩風的理論武器。因此，元好問充分肯定了陳子昂的歷史功績，並將其革新文風與范蠡的平吳事業相提並論，認為也應為陳子昂鑄像，以表其功。
第九首
鬥靡誇多費覽觀，陸文猶恨冗於潘。
心聲只要傳心了，布穀瀾翻可是難。
這首詩是批評陸機。陸機和潘岳是西晉文壇齊名的代表人物。《世說新語·文學》：“孫興公雲：‘潘文淺而淨，陸文深而蕪。’”元好問認為“陸文猶恨冗於潘”，寫詩如果爭相綺靡、篇幅冗長會增加讀者的閱讀負擔，詩歌既然是傳達心聲與真情，意盡就該言止，不要太多太長，不須搖脣鼓舌，多所鋪張。這裡也體現了元好問注重詩歌真情實感，反對形式華豔的觀點。
第十首
排比鋪張特一途，藩籬如此亦區區。
少陵自有連城璧，爭奈微之識碔砆。
這首詩是元好問針對元稹評論杜甫的言論的再評論。元稹在為杜甫所寫的墓誌銘中特別推重杜甫晚年所寫的長篇排律詩“鋪陳始終，排比聲律”，認為這方面李白連它的門牆也達不到。杜詩格律嚴謹，對仗工穩，尤其是晚年的長篇排律更為精細，“晚節漸於詩律細”。這是優點，但是另一方面也會產生過於雕琢和堆砌的副作用。後來宋代的江西詩派也杜甫為宗，但側重於杜甫詩歌煉字造句方面的形式技巧，而忽略了杜甫詩歌中最有價值的東西，即豐富深刻的社會內容和、憂國憂民的進步思想和深刻的現實主義精神，也忽略了杜詩多樣化的風格和藝術上全面的成就。因而，元好問對元稹的批評是有現實意義的。
杜甫的晚年的長篇排律固然功力深厚，但多投贈之作，也非最精粹部分。元好問認為杜甫的排比鋪張只不過是一種手法，元稹過分稱頌這種手法，單把“排比鋪張”當作不可逾越的藩籬，是錯把似玉的石塊當成連城璧了。這也體現了元好問反對過分講求聲律對偶以及對詩歌社會現實內容的關注。
第十一首
眼處心聲句自神，暗中摸索總非真。
畫圖臨出秦川景，親到長安有幾人？
這首詩批評了缺乏現實體驗的模擬文風（如西昆體、江西詩派等），指出了詩歌（文學）創作的源泉是客觀現實，真情必然來自詩人的切實生活感受。元好問認為，文學作品不是作家頭腦中虛構的，而是客觀現實在頭腦中的反映。只有像杜甫那樣“親到長安”，對客觀的描寫對象有了實際的接觸和體驗，才能激發內心的感受，寫出入神的詩句。如果一味去“暗中摸索”，臨摹前人的作品，是永遠不可能在詩中真實地描繪出現實對象的（“總非真”）。這樣，元好問就在杜甫和杜詩的影寫者們中清晰地劃出了一條真、假詩人地界限。
第十二首
望帝春心託杜鵑，佳人錦瑟怨華年。
詩家總愛西昆好，獨恨無人作鄭箋。
這首詩評論的是唐代詩人李商隱。李商隱是晚唐著名詩人，時世、家世、身世，從各方面促成李商隱易於感傷、內向型的性格和心態。除了一些鍼砭現實的政治詩，其詠物抒情詩（包括愛情詩）往往情調幽美，善於把心靈世界的朦朧圖像，以比興、象徵、用典、暗示等隱約曲折的方式化為恍惚迷離的詩的意象，表現出朦朧多義的特點。元好問引用《錦瑟》中的詩句，正是因為《錦瑟》一詩詞義隱晦，聚訟紛紜，多種箋解，似都難以服眾。在這首詩中，元好問表達了對李商隱詩歌含情深邈的嚮往，同時也對難以索解表示了遺憾和諷刺性的批評。
第十三首
萬古文章有坦途，縱橫誰似玉川盧？
真書不入今人眼，兒輩從教鬼畫符。
這首詩是批評盧仝的追求險怪的詩風。中唐時追求險怪詩風的主要是韓孟詩派。韓愈的詩風的主要特點是深險怪僻，好追求奇特的形象。他善於捕捉和表現變態百出的景物；展開豐富奇特的想象，怪幻詭譎的構思，創造匪夷所思的形象；以文為詩，用奇字、造拗句，押險韻，避熟就生，因難見巧。韓孟詩派開一代詩風，在創造出雄奇險怪的意象，在反對傳統銳意創新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貢獻，但也難免流入另一種險怪艱奧，拼湊堆砌，玩弄技巧的形式主義。盧仝受到韓愈的影響，詩作過於好奇逞怪。元好問否定了這種詩歌風格，認為這種創作是“鬼畫符”。
第十四首
出處殊塗聽所安，山林何得賤衣冠。
華歆一擲金隨重，大是渠儂被眼謾。
這首詩批評重山林隱士詩輕賤臺閣仕宦詩的現象。方回《瀛奎律髓》崇尚“格高”，即古代知識分子所謂嶙峋傲骨、孤芳自賞的精神風貌，認為臺閣仕宦都是腦滿腸肥、道貌岸然、功名利祿薰心、仁義禮智滿口之徒的賣弄學理、琢句雕章以欺世盜名，往往偏重江湖道學，或有藉以自重。元好問借質疑三國時華歆擲金的典故對這種現象提出了質疑。
第十五首
筆底銀河落九天，何曾憔悴飯山前。
世間東抹西塗手，枉著書生待魯連。
這首詩是讚揚李白的詩歌及其才識。李白和杜甫都是盛唐偉大的浪漫主義詩人。李白的詩歌想落天外，氣勢宏大，情感激昂奔放，語言流暢自然，詩風豪邁飄逸；杜甫的詩歌風格是“沉鬱頓挫”，杜甫在詩歌格律、煉字、奇崛等方面對後世的韓愈、孟郊、江西詩派等都有重大影響，有一定的流弊。而元好問崇尚的是雄渾自然的風格，對於刻意雕琢、苦吟等都是持反對意見的。因此，這裡元好問以 “總為從前作詩苦”而“憔悴”杜甫來反襯李白筆底銀河，奔流直下，一氣呵成。另一方面，元好問認為李白不光文才卓異，而且也是象魯仲連一類的人物，關注現實，有政治才能，不為官而周遊各地，排難解紛。
第十六首
切切秋蟲萬古情，燈前山鬼淚縱橫。
鑑湖春好無人賦，“岸夾桃花錦浪生。”
這首詩是評論幽僻清冷的詩歌風格。大凡萬古言情之作，皆悽切如秋蟲之悲鳴；撫寫境象，也淒涼如山鬼的零淚。前二句泛敘古今悲情，構造出一片悲愁哀苦的境界。一般認為這兩句是在說李賀，因李賀詩中常有“秋蟲”、“山鬼”的意象；也有認為指李賀、孟郊二人，因孟郊常以“秋蟲”自喻。這兩句可解釋為泛說全體這類相似風格的詩人。 孟郊、李賀都窮愁不遇，作詩都好苦吟，詩風都較幽冷。 窮愁本是人生不幸，無可厚非，問題在於如何處窮。元好問的態度非常明確，認為應該是“厄窮而不憫，遺佚而不怨”。孟郊、李賀顯然沒有如此泰然，寒乞之聲不絕於耳，詩境幽冷悽婉。元好問反對幽僻淒冷的詩歌境界，即他所說，“要造微，不要鬼窟中覓活計”。孟郊詩歌可謂造微，但他所得不過是秋蟲之類幽微之物。李賀也是如此，有些詩篇正是從“鬼窟中覓活計”。孟郊、李賀的這種詩風，與元好問尚壯美、崇自然之旨相背，故元好問譏評之。
後兩句“鑑湖春好無人賦，夾岸桃花錦浪生”，正如宗廷輔所說，是“就詩境言之”。“夾岸桃花錦浪生”是李白《鸚鵡洲》中的詩句，元好問藉此來形容鑑湖（又名鏡湖）春色，展現的是與孟郊、李賀迥然不同的開闊明朗、清新鮮活的境界。“無人賦”三字又表明，他的批評對象絕非孟郊、李賀個別詩人，而是以他們為代表的中晚唐貧士文人，特別是與孟郊近似的一些詩人。 由此可見，該詩是通過孟郊、李賀來批評中晚唐窮愁苦吟一派詩人，沒有盛唐開闊明朗氣象，而流於幽僻淒冷。
第十七首
切響浮聲發巧深，研摩雖苦果何心？
浪翁水樂無宮徵，自是雲山韶頀音。
這首詩是批評拘忌聲病以成詩的人。講究聲律是古典詩歌的一個重要特色，對於詩歌的音樂美、節奏感有重要意義。但是對格律規定過於細密，過於雕琢，拘忌於聲韻等形式，就會使文學創作受到很大的束縛。元好問崇尚自然天成的詩歌風格，不滿那些對聲律音韻過於雕琢的作品。後兩句，元好問舉出元結耽愛山中自然水聲的例子來說明，即使沒有人為配製音韻曲調的自然之聲，也如天籟之音美妙。
第十八首
東野窮愁死不休，高天厚地一詩囚。
江山萬古潮陽筆，合在元龍百尺樓。
這首詩是評論孟郊的詩，元好問認為他根本不能與韓愈的詩相提並論。孟郊與韓愈同為中唐韓孟詩派的代表，但有不同。孟郊一生沉落下僚，貧寒悽苦，鬱鬱寡歡，受盡苦難生活的磨難，將畢生精力用於作詩，以苦吟而著稱。孟郊的才力不及韓愈雄大，再加上淪落不遇的生活經歷也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的視野，使得他的怪奇詩風偏向個人貧病飢寒，充滿幽僻、清冷、苦澀意象，被稱為“郊寒”。而韓愈的詩歌雖有怪奇意象，但卻氣勢見長，磅礴雄大，豪放激越，酣暢淋漓。司空圖說他“驅架氣勢，若掀雷挾電，奮騰於天地之間。”
韓愈的這種氣勢雄渾，天然化成的詩歌風格正是元好問所崇尚的，而孟郊的雕琢和險怪的風格正是元好問所批判的。因此，元好問認為孟郊和韓愈不能相提並論，韓愈的作品如江山萬古長存，與孟郊比，一個如在百尺高樓，一個如在地下。不過，在詩中元好問對孟郊也有同情之意。
第十九首
萬古幽人在澗阿，百年孤憤竟如何？
無人說與天隨子，春草輸贏較幾多？
這首詩是批評晚唐詩人陸龜蒙。晚唐後期，唐帝國風雨飄搖，岌岌可危。不少文人在時代的衰颯氣氛中走向明哲保身的退隱之路，創作的詩句表現出一種僻世心態和淡泊情思。元好問借用陸龜蒙《自遣詩三十首》之二十四中“恐隨春草鬥輸贏”來批評陸龜蒙等隱士生活在晚唐社會動盪時代，不作憂國感憤之辭而徒興春草輸贏的嘆惜。這裡也反映了元好問在強調真情實感時是注意到社會現實內容的。不過陸龜蒙象古代許多隱士一樣，並非真正忘懷世事，陸龜蒙也寫過諷刺現實的作品如《新沙》、《築城池》、《記稻鼠》等。
第二十首
謝客風容映古今，發源誰似柳州深？
朱弦一拂遺音在，卻是當年寂寞心。
這首詩是論及柳宗元與謝靈運，主要是論柳宗元，是說柳近似於謝。謝靈運是第一個大力寫山水詩的詩人，他政治失意，縱情山水，肆意遨遊，在山水中尋求慰藉，與當時“淡乎寡味”的玄言詩相比，後人認為謝靈運的詩歌自然清新，有高古之風。元好問推崇謝靈運，認為柳宗元詩歌淡泊古雅，深得謝靈運之遺音。前兩句在一起是說，謝靈運詩的風神容態，照映古今，後世詩人，誰能像柳宗元一樣有謝客風容，並深有所得呢？後兩句是說柳宗元的詩淡泊簡古，如清廟之瑟，朱弦一拂，唱嘆餘音宛在，此冷寂神境，以暗喻道出，恰是如同當年謝靈運寂寞心境的寫照。
第二十一首
窘步相仍死不前，唱醻無復見前賢。
縱橫正有凌雲筆，俯仰隨人亦可憐。
這首詩是批評詩歌酬唱中的和韻風氣。由於這種次韻酬唱的詩往往受到原詩韻腳的拘束和詞義的限制，使作者不能自由地抒發自己的心跡，反要俯仰隨人，窘步相仍，因此，元好問對這種詩風給予了辛辣諷刺，指出其“亦可憐”。要求詩人應該象庾信那樣“縱橫自有凌雲筆”，大膽自由抒發自己地真性情，不要做隨在別人後面的亦步亦趨的可憐蟲。
第二十二首
奇外無奇更出奇，一波才動萬波隨。
只知詩到蘇黃盡，滄海橫流卻是誰？
這首詩是對求奇追險詩風及其流弊的批評。蘇軾、黃庭堅是北宋影響巨大的著名詩人，兩人的詩歌都有很高的成就。蘇軾的詩歌氣象宏闊，鋪敘宛轉，意境恣逸，筆力矯健，常富理趣，但蘇詩散文化、議論化傾向明顯。蘇軾有滿腹才學，難免在詩中賣弄，以出新意。黃庭堅作詩則力求新奇，選材僻熟就生，喜用他人未用的典故和字句，造拗句，押險韻，做硬語，詩風生新瘦硬峭拔，善於出奇制勝。他所用“奪胎換骨”、“點石成金”增加了“以才學為詩”的傾向。蘇、黃兩人在技巧上力求出新，對傳統有所發展變化，取得了卓著的成績，因此元好問承認了他們在詩歌上的成就“只知詩到蘇黃盡”和影響力（“一波才動萬波隨”）。但是另一方面，蘇黃的後學者卻往往沒有蘇黃的才力，未得其長，先得其短，容易出現一味崇尚奇險、堆砌生典、蒐羅怪異形象，語言生硬晦澀、詞句雕琢不自然的弊端（“奇外無奇更出奇”）。元好問批評了蘇、黃詩歌缺點所造成的不良風氣，同時，這也反映了元好問崇尚自然、雅正，反對險怪、雕琢的詩歌思想。
第二十三首
曲學虛荒小說欺，俳諧怒罵豈詩宜？
今人合笑古人拙，除卻雅言都不知。
這首詩是排斥俳諧怒罵的不良習氣，體現元好問尚雅的旨趣。我國自古就有“詩莊”的傳統，語言莊重而優雅是古典詩歌的特色。詼諧遊戲和詈罵的文字被認為難登大雅之堂的。把文章當作遊戲、調笑的工具，初見杜甫《戲作俳諧體遣悶》、李商隱《俳諧》，到晚唐時仿效的人便多起來。嚴羽《滄浪詩話》稱宋詩“其末流甚者，叫囂怒張，殊乖忠厚之風，殆以罵詈為詩”。黃庭堅《答洪駒父書》“東坡文章妙天下，其短處在好罵，慎勿襲其軌也”。蘇軾卻認為嬉笑怒罵可成文章，《續資治通鑑》卷八十六雲：“軾與弟轍，師父洵為文，常自謂文章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雖嬉笑怒罵之辭，皆可書而誦之。”
但是元好問尊奉的是儒家的“溫柔敦厚”、“思無邪”、“發乎情，止乎禮儀”的詩教理論，要求語言符合雅正的標準。因此，元好問不同意蘇軾的觀點，批評了“俳諧怒罵”的語言風格。元好問認為“曲學虛荒”，“小說欺”，謹奉儒家詩教，這也體現了他保守的一面。
第二十四首
“有情芍藥含春淚，無力薔薇臥晚枝”。
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詩。
這首詩是嘲諷秦觀的詩風。秦觀是北宋婉約詞派的代表作家之一，他的詩詞風格柔弱纖麗，修辭精巧，元好問稱是“女郎詩”，露譏諷之意。這表明元好問崇尚的是象韓愈那樣雄渾剛健的風骨之美。
但是元好問的這種傾向性鮮明的審美觀點過於絕對化，文學藝術可以也應當有多元的審美風格。剛健雄渾固然可貴，婉約秀麗也有娛人之美。在詩歌風格上，應當允許審美主體各有其好。不過作為生長在北方，仕於金王朝的詩人元好問來說，傾心於詩歌的雄渾蒼茫之美，是十分自然的。
第二十五首
亂後玄都失古基，看花詩在只堪悲。
劉郎也是人間客，枉向春風怨兔葵。
這首詩是批評劉禹錫的《戲贈看花諸君子》和《再遊玄都觀》二詩及詩歌的怨刺問題。元好問論詩，主張溫柔敦厚，明確反對直露刻薄的怨刺。在他眾多的詩文禁忌中，就有“無狡訐”、“無為妾婦妒，無為仇敵謗傷”等形式戒條。他認為，即使有“不能自掩”的“傷讒疾惡不平之氣”，也應該“責之愈深，其旨愈婉，怨之愈深，其辭愈緩”。
在這首詩中，元好問實際上是繼承前人的觀點，批評《再遊玄都觀》及其詩序的怨刺失度。元好問認為，如果說劉禹錫的《戲贈看花諸君子》一詩是戲贈之作，尚無傷大雅，但《再遊玄都觀》一詩就怨刺失度了，尤其是詩序中所謂“重遊玄都，蕩然無復一樹，唯有兔葵燕麥動搖於春風耳”，將所有當權者斥為兔葵、燕麥，打擊面太大，貶損太過，不免流於刻薄。前兩句概括劉禹錫創作《再遊玄都觀》的背景，“亂後”指劉禹錫被貶十四年間皇權迭變、宦官專權、藩鎮割據的動亂時局， “失故基”指劉禹錫詩前小序所說“蕩然無復一樹”的衰敗景象，看花詩指《戲贈看花諸君子》一詩。這兩句詩認為當時一切只值得悲傷，不應該再出怨刺之語。後兩句是全詩的關鍵，“劉郎”一句，借用劉詩“前度劉郎今又來”之語，說劉禹錫也是凡人。“枉向”一句，拈出《再遊玄都觀》詩序為批評重點。“枉”是“錯”的意思，與“枉著書生待魯連”（《論詩三十首》）的“枉”字同意。兩句連在一起，是說劉禹錫也是凡人，不能免俗，卻錯將所有人都指斥為東風中的兔葵、燕麥一類，加以嘲諷。可見，這首詩著重批評《再遊玄都觀》尤其是詩序的怨刺失當。
第二十六首
金入洪爐不厭頻，精真那計受纖塵。
蘇門果有忠臣在，肯放坡詩百態新？
這首詩是評蘇軾及其後學的詩，可與第二十二首對照看。蘇軾是一位天才的文學巨匠，在等多方面都達到極高的造詣，堪稱宋文學最高成就的代表。蘇軾學博才高，以翻新出奇的精神對待藝術規範，縱意所如，觸手成春，在藝術上開一代之風。蘇詩雖然有議論化、散文化傾向，但是由於蘇軾傑出的才能，他的詩多數比喻生動新奇，妙喻連生；用典穩妥精當，渾然天成；對仗精工活潑，不落俗套。蘇軾對藝術技巧的把握可謂揮灑自如，如行雲流水不留鍛鍊痕跡。所以元好問給予蘇軾詩歌以高度評價，稱讚他的詩是經得起錘鍊，不受纖塵的真金。
蘇軾在當是文壇上有巨大的聲譽，有許多文人圍繞在其周圍。著名的有蘇門四學士：黃庭堅、張耒、晁補之、秦觀。這四人都沒有繼承蘇軾的思想和藝術。黃庭堅是江西詩派的開創者，秦觀長於詞，其詩如詞一樣婉約。張、晁成就不大。至於其他後學者既沒有蘇軾的思想，又沒有蘇軾的才力，往往在文字、典故、辭藻方面追求新奇，以至於怪樣百出。於是在這首詩的後兩句，元好問不滿並批評了這種風氣。
第二十七首
百年才覺古風回，元祐諸人次第來。
諱學金陵猶有說，竟將何罪廢歐梅？
這首詩回顧了宋詩的發展，批評蘇黃後學拋棄歐、梅關注現實、平易自然的詩風。宋太祖到仁宗（公元960年----公元1063年）約100年時間裡，文壇上總的傾向是承襲晚唐餘風，內容單薄，文風華靡。尤以取法李商隱的西昆體缺乏李詩的真摯情感和深沉感慨，專門模仿李詩的藝術外貌，只注重音節鏗鏘，辭采精麗，又喜用典故，力圖表現才學工力。這種詩風一直到北宋中的歐陽修、梅堯臣、蘇舜欽等人從理論到實踐上繼韓柳提倡古文進行詩文革新才得以扭轉。因此元好問稱“百年才覺古風回”。“元祐諸人”指蘇軾、黃庭堅、陳師道等詩人（其詩歌成就及流弊參看第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六首）。“金陵”是指王安石，王安石也是北宋大文學家，政治家。王闢之《澠水燕談錄》：“公之治經尤尚解字，末流務為新奇，浸成穿鑿。朝廷患之。詔學者兼用舊傳注，·····於是學者皆變所學，至於著書以詆公之學者，且諱稱公門人。”王安石變法失敗後，王安石的一些著作被朝廷禁止，不少門人亦諱言是其門人，所以元好問說“諱學金陵猶有說”。但是蘇黃後學、江西詩派不注重思想內容，一味求奇求變，連歐陽修、梅堯臣都廢而不學，元好問責問批評了這種風氣。
第二十八首
古雅難將子美親，精純全失義山真。
論詩寧下涪翁拜，未作江西社裡人。
這首詩評論江西詩派。宋人是推崇學習杜甫的，而李商隱的能得杜甫遺意，學杜要先學李商隱，宋人早具有此說法。在元好問看來，以黃庭堅為首的江西詩派雖然標榜學杜，但並未抓住杜詩的真髓，而專在文字、對偶、典故、音韻等形式上模擬因襲，結果既未學到杜詩的古樸風雅得真諦，也完全失去了李商隱的精美純厚的風格。因此他明確表示，不願與江西詩派為伍，不願拾江西詩派的牙唾。
第二十九首
池塘春草謝家春，萬古千秋五字新。
傳語閉門陳正字，“可憐無補費精神”。
這首詩是批評江西詩派的代表人物陳師道。陳師道的作詩方式是“閉門覓句”式的苦吟，著意於錘鍊字句，在形式技巧上下功夫。“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是謝靈運《登池上樓》的名句，意象清新，渾然天成，寫出了盎然春意。元好問崇尚自然天成的詩歌，反對雕琢粉飾，因此這裡稱讚謝靈運的這個名句萬古常新，進而諷刺陳師道閉門覓句，只是徒然浪費精神，寫不出什麼好作品。
第三十首
撼樹蜉蝣自覺狂，書生技癢愛論量。
老來留得詩千首，卻被何人校短長？
這首詩是《論詩三十首》的最後一首，也是結束語。他自謙自己象蚍蜉撼樹一樣不自量力，只是書生一時技癢愛議論罷了。元好問在這組詩中基本按時間順序評論了自漢魏到宋代的許多著名的詩人和詩歌流派，鍼砭時弊，旗幟鮮明地表明瞭自己的文學觀點，對後世有重要影響。
《論詩三十首》作者介紹
元好問，生於公元1190年（金章宗明昌元年）8月10日，卒於公元1257年（元憲宗七年）10月12日 ，字裕之，號遺山，世稱遺山先生，太原秀容（今山西忻州）人，元好問是宋金對峙末期、蒙古金朝更替之際傑出的文學家、歷史學家，北方文壇盟主，被尊為“北方文雄”、“一代文宗”。元好問擅作詩、文、詞、曲。其中以詩作成就最高，其“喪亂詩”尤為有名；其詞為金代一朝之冠，可與兩宋名家媲美；其散曲雖傳世不多，但當時影響很大，有倡導之功。
元好問據說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燾的後代，其先祖相繼遷居洛陽、汝州（今河南省臨汝縣）、平定州（今山西省平定縣）等地。至元好問的曾祖父元春（一作椿）時，又移家忻州，遂為忻州人。他的祖父元滋善，在金朝海陵王正隆二年（公元1157年）任柔服（今內蒙古土默特右旗托克托附近）丞；父親元德明多次科舉不中，以教授鄉學為業，著有《東巖集》。
元好問誕生在忻州農村一個世代書香的士大夫家庭裡。由於他的二叔和三叔都沒有兒子，元好問的兄弟有三個，他又是第三。根於中國傳統，他的叔父元格在他生後七個月時，就把他當做過繼兒子，隨即把他帶到掖縣縣令任上。
元好問天資聰明，七歲就能寫詩，被人譽為“神童”。他十一歲時，元格在冀州任職，元好問得到了翰林侍讀學士兼知登聞鼓院路擇的賞識，路擇“愛其俊爽，教之為文”。十四歲時，元好問又師從陵川人郝晉卿，博通經史、淹貫百家。到元好問十七歲時，元格被罷去陵川縣令，但為了兒子的學習，他仍繼續住在陵川，直到元好問十九歲完成學業，才帶全家離開陵川 。
元好問從十六歲起開始參加科舉考試。由於金章宗明昌元年（公元1190年）“識免鄉試”，他直接到幷州參加府試，但榜上無名。此後在泰和八年（公元1208年）十九歲時，他又到長安參加府試，但這次又未中。
元好問二十一歲時返回故里，在離祠堂幾十裡外的定襄遺山讀書，故而自號“遺山山人”。兩年之後，蒙古大軍突襲秀容，屠城十萬餘眾，其兄元好古喪生。為避兵禍，元好問舉家遷往河南福昌，後轉徙登封。
衛紹王崇慶元年（公元1212年），元好問又到中都（今北京）第三次參加考試，仍未考中。這年正月，金朝三十萬大軍被蒙古擊敗，蒙古已逼近中都，路途的坎坷、國家的危機，加上考試的失敗，使他的情緒非常低沉。
貞佑二年（公元1214年），蒙古兵圍攻、金兵節節敗退，金宣宗倉皇遷都南京，元好問於這年夏天赴汴京，準備將於秋天舉行的考試。雖然考試又一次失敗，但他卻通過應試的機會，與朝中名人、權要如趙秉文、楊雲翼、雷淵、李晏等交接結好，詩歌創作極豐。深得時任禮部尚書的趙秉文讚賞，其文名震京師，被譽為“元才子”。但不久由於蒙古兵圍攻，元好問不得不由山西逃難河南，並在豫西逐漸定居下來。貞佑五年（公元1217年），二十八歲的元好問又赴京趕考，仍未成功。
興定五年（公元1221年），三十二歲的元好問進士及第，因科場糾紛，被誣為“元氏黨人”，便憤然不就選任。正大元年（公元1224年），到他三十五歲時，元好問又得到趙秉文等人的貢舉，以考試優異得中科舉。這次宏詞科登第後，元好問才正式就選，被任為權國史院編修，留官汴京，但生活頗為清苦。
金哀宗正大二年（公元1225年），三十六歲的元好問因不滿冷官生活請長假回到了登封，期間撰寫了一部重要著作《杜詩學》，內容包括杜甫的傳志、年譜和唐朝以來評論杜詩的言論。
正大三年（公元1226年），元好問任河南鎮平縣令。次年，改官河南內鄉縣令 [9] 。其後因母親張氏身故，元好問丁憂閒居內鄉白鹿原。又應鄧州節度使移刺瑗之邀，赴任幕僚。不久，蒙古軍攻陷鳳翔，移刺瑗投降，元好問藉機辭去幕府。
正大八年（公元1231年），元好問調任南陽縣令 ，他在任上大刀闊斧進行改革，成績斐然。所以河南志書稱他“知南陽縣，善政尤著”。
此後不久，元好問赴京調金中央政府任尚書省令史，移家汴京。此後又升任左司都事，又轉任尚書省左司員外郎。官至翰林知制誥 。
天興二年（公元1233年），蒙古軍圍汴京，元好問被圍城中。金哀宗逃出京城，兵敗衛州後逃往歸德府。朝中無主，崔立率兵向蒙古請降獻城。崔立投降蒙古後，脅迫朝臣為自己立碑歌功頌德，元好問、王若虛、劉祁等都被迫參加撰寫碑文，磨掉宋徽宗所立《甘露碑》字跡，刻上碑文。
天興二年（公元1233年）四月，蒙古兵攻破汴京，元好問即向當時任蒙古國中書令的耶律楚材推薦了五十四個中原秀士王若虛等，請耶律楚材予以保護和任用。
金亡後，元好問隨金朝大批官員被俘，並被押往山東聊城看管兩年，後居住冠氏縣。元好問作為囚徒，與家人輾轉於聊城等地，並逐漸與蒙古國的漢軍首領嚴實、趙天錫等接上關係，生活逐漸好轉，行動也較為自由。
這期間，他痛心金國的淪亡，併為了以詩存史，勤奮編輯金國已故君臣詩詞總集《中州集》。以“中州”名集，則寓有緬懷故國和以金為正統的深意。
元太宗十一年（公元1239年）秋，因其詩文名氣頗大，耶律楚材傾心接納元好問。可五十歲的元好問已無意出仕為官，其年重回家鄉隱居，並交友遊歷，潛心編纂著述。
元憲宗二年（公元1252年），元好問覲見忽必烈，希望說服忽必烈尊信儒學，並請他為“儒教大宗師”，促使其任用儒士治國。
元憲宗七年九月四日（公元1257年10月12日），元好問在獲鹿寓舍逝世，享年六十八歲。
元好問的文學成就以詩歌創作最為突出，並以“喪亂詩”奠定了他在文學史上地位的，這些詩是在金朝滅亡前後寫出的。這些詩篇廣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國破家亡的現實，具有詩史的意義。元好問的“喪亂詩”就藝術上的概括力和情感上的真摯性來說，是杜甫以後少有的。但他不像杜甫那樣對國家的復興還抱有希望，他是既絕望而又不甘心，鬱結的感情爆發為悲歌，感染力是很強烈的，並且這些“喪亂詩”又掀起了杜甫之後的現實主義詩風的又一高潮。正是山河的破碎，詩人的憂患，才造就了這些曠世之作。
主要有《歧陽》三首、《壬辰十二月車駕車狩後即事》五首、《俳體雪香亭雜詠》十五首、《癸巳五月三日北渡》三首、《續小娘歌》十首等。
元好問還有為數不少的寫景詩，這類詩的總體風格是豪壯、清雅、不事雕琢，有很多名句。此外，元好問在晚期還寫有一些題畫詩，這類詩短小精煉、意境深遠，往往是借題發揮，耐人品味，充分地襯托了畫作的內涵。
元好問工詩文，在金元之際頗負重望。其詩奇崛而絕雕琢，巧縟而不綺麗，形成河汾詩派。他在臨終之時囑咐後人在他的墓碑上只題七個字“詩人元好問之墓”，足見他對自己詩歌創作的重視與肯定。他對自己的詩才極為自信，有著與杜甫相提並論的傲氣，有過“詩狂他日笑遺山，飯顆不妨嘲杜甫”詩句。
《論詩三十首》
（元好問 金元之際）
元好問的《論詩三十首》是繼杜甫之後運用絕句形式比較系統地闡發詩歌理論的著名組詩，他評論了自漢魏至宋代的許多著名作家和流派，表明了他的文學觀點，對後世有重要影響。
第一首
漢謠魏什久紛紜，正體無人與細論。
誰是詩中疏鑿手？暫教涇渭各清渾。
這是元好問《論詩三十首》的第一首，表明了他寫這組論詩詩的動機、目的和標準。元好問以《詩經》的風雅傳統為“正體”，認為漢樂府和建安文學是這一傳統的繼續，他針對宋金詩壇上的一些弊病和“偽體”盛行、漢魏詩歌傳統的淆亂，以“詩中疏鑿手”為己任，要在縱覽詩歌創作的歷史中正本清源，區別正偽，使之涇渭分明，從而廓清詩歌發展的正確方向。
第二首
曹劉坐嘯虎生風，四海無人角兩雄。
可惜幷州劉越石，不教橫槊建安中。
這首詩反映了元好問推崇建安詩人劉琨的具有雄渾剛健風骨之美的詩歌。他首推曹植和建安七子之一的劉楨為詩中“兩雄”，以“坐嘯虎生風”形象地比喻他們的詩歌風格雄壯似虎。曹、劉是建安風骨的傑出代表，鍾嶸評曹植的詩“其源出於國風，骨氣奇高，詞采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粲溢今古，卓爾不群”，評劉楨“其源出於古詩。仗氣愛奇，動多振豔，真骨凌霜，高風跨俗”。 標舉曹劉，實際上是標舉了他們所代表的內容充實、慷慨剛健、風清骨俊的建安文學的優良傳統。
西晉詩人劉琨，被認為“雅壯而多風”，有“清拔之氣”。元好問推出劉琨，正是從其可比建安諸子的慷慨悲壯，梗概多氣的藝術風格著眼的。
第三首
鄴下風流在晉多，壯懷猶見缺壺歌。
風雲若恨張華少，溫李新聲奈若何。
元好問認為西晉詩壇中繼承了建安文風的有不少，建安風骨的影響還是比較大，但也有了“兒女情多，風雲氣少”的詩歌。建安風骨是元好問所肯定的詩歌風格，所以他以張華為例，認為張華雖然以其詩綺靡婉豔，文字妍冶而名高一時，但是缺乏豪壯慷慨之氣，至於到了晚唐的溫庭筠、李商隱，更是兒女情長，風格婉約。“奈若何”句表明了元好問對綺靡文風的不滿情緒，對詩歌綺靡文風的發展的認識。
第四首
一語天然萬古新，豪華落盡見真淳。
南窗白日羲皇上，未害淵明是晉人。
這首詩是元好問評晉代詩人陶淵明。出於對當時詩壇雕琢粉飾、矯揉造作詩風的反感，元好問評論晉代詩人陶淵明時前兩句說：“一語天然萬古新，豪華落盡見真淳。”元好問崇尚陶淵明詩歌自然天成而無人工痕跡，清新真淳而無雕琢之弊。陶淵明的詩句自然質樸不假修飾，剝盡鉛華膩粉，獨見真率之情志，具有真淳雋永、萬古常新的永恆魅力，是元好問心儀的詩的最高境界。如陶淵明的《飲酒》“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歸田園居》等都體現了陶淵明崇尚自然的人生旨趣和藝術特徵。
第五首
縱橫詩筆見高情，何物能澆塊壘平？
老阮不狂誰會得？出門一笑大江橫。
這首詩評論了西晉正始詩人阮籍。阮籍所處時代正是魏晉易代之際，司馬氏屠殺異己，形成恐怖的政治局面。阮籍本有濟世之志，但不滿司馬氏的統治，姑以酣飲和故作曠達來逃避迫害，做出了不少驚世駭俗的事情，世人以為阮籍狂、痴。但元好問深知阮籍“不狂”，看到了阮籍心中的“塊壘”，認識到了阮籍詩中的真情鬱氣（“高情”）。元好問認為阮籍的詩筆縱橫，如長江奔流，神與俱遠，正是他高尚情懷、胸中不平之氣的表現。這說明元好問認識到了寫詩須有真情實感，反映了他對阮籍狂放品格的稱許，對阮籍在黑暗統治下隱約曲折、興寄深遠的風格也是肯定的。
第六首
心畫心聲總失真，文章寧復見為人。
高情千古閒居賦，爭信安仁拜路塵！
這首絕句通過評論西晉太康詩人潘岳批評、嘲諷潘岳做人做詩的二重性格。元好問從詩寫真情出發，鄙視詩寫假話，言不由衷的作品。潘岳的作品描繪自己淡於利祿，忘懷功名，情志高潔，曾經名重一時，傳誦千古。但是他的實際為人，卻是躁求榮利，趨炎附勢，鑽營利祿，諂媚權貴的無恥小人。因此元好問認為，揚雄說的“心畫心聲”，以文識人是不可靠的，會“失真”，即言不真誠，言行不一的問題。識人，不能只觀其文，還要看是否言行一致，心口如一。所謂“言為心聲”、“文如其人”，不能絕對化，因為人的思想感情是複雜的、充滿矛盾、發展變化的，有時也會出現假象。這樣就要善於分析複雜的矛盾現象，善於識別假象，才能獲得正確的認識。詩歌史上詩與人不統一的現象不獨潘岳，元好問的鍼砭是深刻的。
第七首
慷慨歌謠絕不傳，穹廬一曲本天然。
中州萬古英雄氣，也到陰山敕勒川。
這首詩評論了北朝民歌《敕勒歌》。《敕勒歌》描繪了開闊壯美而又和平安定的草原風光，有豪放剛健、粗獷雄渾的格調。元好問重視民歌，前兩句他肯定、推崇這首民歌慷慨壯闊深厚的氣勢，推舉它不假雕飾而渾然天成。
後兩句點出了中原文化對北方少數民族地區文化的影響。敕勒本是北方一個遊牧民族名稱，居住地方在敕勒川（今山西北），元好問認為，看《敕勒歌》的產生和風格，是中原的慷慨豪邁的氣魄傳給了陰山下少數民族的藝術作品。《敕勒歌》表現了我國境內各民族文化的相互影響和滲透。
第八首
沈宋橫馳翰墨場，風流初不廢齊樑。
論功若準平吳例，合著黃金鑄子昂。
這首詩評論了初唐詩人沈佺期、宋之問、陳子昂。初唐詩壇基本是南朝形式主義文學的延續，宮體詩充斥詩壇，文風綺靡纖弱。沈佺期、宋之問總結了六朝以來聲律方面的創作經驗，確立了律詩的形式，馳名一時，對唐代近體詩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元好問肯定了他們的貢獻和影響，但也批評了他們在詩歌創作上仍然沒有擺脫齊樑詩風。
元好問認為，開唐詩一代新風的詩人是陳子昂。陳子昂復歸風雅興寄，高倡漢魏風骨，上接建安傳統，以其詩歌理論和創作實踐，終於廓清了初唐半個時紀齊樑餘風的影響，迎來了以“風骨”、“氣象”著稱的盛唐詩歌創作高潮。他的“興寄”、“風骨”理論成為後人反對形式主義柔靡詩風的理論武器。因此，元好問充分肯定了陳子昂的歷史功績，並將其革新文風與范蠡的平吳事業相提並論，認為也應為陳子昂鑄像，以表其功。
第九首
鬥靡誇多費覽觀，陸文猶恨冗於潘。
心聲只要傳心了，布穀瀾翻可是難。
這首詩是批評陸機。陸機和潘岳是西晉文壇齊名的代表人物。《世說新語·文學》：“孫興公雲：‘潘文淺而淨，陸文深而蕪。’”元好問認為“陸文猶恨冗於潘”，寫詩如果爭相綺靡、篇幅冗長會增加讀者的閱讀負擔，詩歌既然是傳達心聲與真情，意盡就該言止，不要太多太長，不須搖脣鼓舌，多所鋪張。這裡也體現了元好問注重詩歌真情實感，反對形式華豔的觀點。
第十首
排比鋪張特一途，藩籬如此亦區區。
少陵自有連城璧，爭奈微之識碔砆。
這首詩是元好問針對元稹評論杜甫的言論的再評論。元稹在為杜甫所寫的墓誌銘中特別推重杜甫晚年所寫的長篇排律詩“鋪陳始終，排比聲律”，認為這方面李白連它的門牆也達不到。杜詩格律嚴謹，對仗工穩，尤其是晚年的長篇排律更為精細，“晚節漸於詩律細”。這是優點，但是另一方面也會產生過於雕琢和堆砌的副作用。後來宋代的江西詩派也杜甫為宗，但側重於杜甫詩歌煉字造句方面的形式技巧，而忽略了杜甫詩歌中最有價值的東西，即豐富深刻的社會內容和、憂國憂民的進步思想和深刻的現實主義精神，也忽略了杜詩多樣化的風格和藝術上全面的成就。因而，元好問對元稹的批評是有現實意義的。
杜甫的晚年的長篇排律固然功力深厚，但多投贈之作，也非最精粹部分。元好問認為杜甫的排比鋪張只不過是一種手法，元稹過分稱頌這種手法，單把“排比鋪張”當作不可逾越的藩籬，是錯把似玉的石塊當成連城璧了。這也體現了元好問反對過分講求聲律對偶以及對詩歌社會現實內容的關注。
第十一首
眼處心聲句自神，暗中摸索總非真。
畫圖臨出秦川景，親到長安有幾人？
這首詩批評了缺乏現實體驗的模擬文風（如西昆體、江西詩派等），指出了詩歌（文學）創作的源泉是客觀現實，真情必然來自詩人的切實生活感受。元好問認為，文學作品不是作家頭腦中虛構的，而是客觀現實在頭腦中的反映。只有像杜甫那樣“親到長安”，對客觀的描寫對象有了實際的接觸和體驗，才能激發內心的感受，寫出入神的詩句。如果一味去“暗中摸索”，臨摹前人的作品，是永遠不可能在詩中真實地描繪出現實對象的（“總非真”）。這樣，元好問就在杜甫和杜詩的影寫者們中清晰地劃出了一條真、假詩人地界限。
第十二首
望帝春心託杜鵑，佳人錦瑟怨華年。
詩家總愛西昆好，獨恨無人作鄭箋。
這首詩評論的是唐代詩人李商隱。李商隱是晚唐著名詩人，時世、家世、身世，從各方面促成李商隱易於感傷、內向型的性格和心態。除了一些鍼砭現實的政治詩，其詠物抒情詩（包括愛情詩）往往情調幽美，善於把心靈世界的朦朧圖像，以比興、象徵、用典、暗示等隱約曲折的方式化為恍惚迷離的詩的意象，表現出朦朧多義的特點。元好問引用《錦瑟》中的詩句，正是因為《錦瑟》一詩詞義隱晦，聚訟紛紜，多種箋解，似都難以服眾。在這首詩中，元好問表達了對李商隱詩歌含情深邈的嚮往，同時也對難以索解表示了遺憾和諷刺性的批評。
第十三首
萬古文章有坦途，縱橫誰似玉川盧？
真書不入今人眼，兒輩從教鬼畫符。
這首詩是批評盧仝的追求險怪的詩風。中唐時追求險怪詩風的主要是韓孟詩派。韓愈的詩風的主要特點是深險怪僻，好追求奇特的形象。他善於捕捉和表現變態百出的景物；展開豐富奇特的想象，怪幻詭譎的構思，創造匪夷所思的形象；以文為詩，用奇字、造拗句，押險韻，避熟就生，因難見巧。韓孟詩派開一代詩風，在創造出雄奇險怪的意象，在反對傳統銳意創新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貢獻，但也難免流入另一種險怪艱奧，拼湊堆砌，玩弄技巧的形式主義。盧仝受到韓愈的影響，詩作過於好奇逞怪。元好問否定了這種詩歌風格，認為這種創作是“鬼畫符”。
第十四首
出處殊塗聽所安，山林何得賤衣冠。
華歆一擲金隨重，大是渠儂被眼謾。
這首詩批評重山林隱士詩輕賤臺閣仕宦詩的現象。方回《瀛奎律髓》崇尚“格高”，即古代知識分子所謂嶙峋傲骨、孤芳自賞的精神風貌，認為臺閣仕宦都是腦滿腸肥、道貌岸然、功名利祿薰心、仁義禮智滿口之徒的賣弄學理、琢句雕章以欺世盜名，往往偏重江湖道學，或有藉以自重。元好問借質疑三國時華歆擲金的典故對這種現象提出了質疑。
第十五首
筆底銀河落九天，何曾憔悴飯山前。
世間東抹西塗手，枉著書生待魯連。
這首詩是讚揚李白的詩歌及其才識。李白和杜甫都是盛唐偉大的浪漫主義詩人。李白的詩歌想落天外，氣勢宏大，情感激昂奔放，語言流暢自然，詩風豪邁飄逸；杜甫的詩歌風格是“沉鬱頓挫”，杜甫在詩歌格律、煉字、奇崛等方面對後世的韓愈、孟郊、江西詩派等都有重大影響，有一定的流弊。而元好問崇尚的是雄渾自然的風格，對於刻意雕琢、苦吟等都是持反對意見的。因此，這裡元好問以 “總為從前作詩苦”而“憔悴”杜甫來反襯李白筆底銀河，奔流直下，一氣呵成。另一方面，元好問認為李白不光文才卓異，而且也是象魯仲連一類的人物，關注現實，有政治才能，不為官而周遊各地，排難解紛。
第十六首
切切秋蟲萬古情，燈前山鬼淚縱橫。
鑑湖春好無人賦，“岸夾桃花錦浪生。”
這首詩是評論幽僻清冷的詩歌風格。大凡萬古言情之作，皆悽切如秋蟲之悲鳴；撫寫境象，也淒涼如山鬼的零淚。前二句泛敘古今悲情，構造出一片悲愁哀苦的境界。一般認為這兩句是在說李賀，因李賀詩中常有“秋蟲”、“山鬼”的意象；也有認為指李賀、孟郊二人，因孟郊常以“秋蟲”自喻。這兩句可解釋為泛說全體這類相似風格的詩人。 孟郊、李賀都窮愁不遇，作詩都好苦吟，詩風都較幽冷。 窮愁本是人生不幸，無可厚非，問題在於如何處窮。元好問的態度非常明確，認為應該是“厄窮而不憫，遺佚而不怨”。孟郊、李賀顯然沒有如此泰然，寒乞之聲不絕於耳，詩境幽冷悽婉。元好問反對幽僻淒冷的詩歌境界，即他所說，“要造微，不要鬼窟中覓活計”。孟郊詩歌可謂造微，但他所得不過是秋蟲之類幽微之物。李賀也是如此，有些詩篇正是從“鬼窟中覓活計”。孟郊、李賀的這種詩風，與元好問尚壯美、崇自然之旨相背，故元好問譏評之。
後兩句“鑑湖春好無人賦，夾岸桃花錦浪生”，正如宗廷輔所說，是“就詩境言之”。“夾岸桃花錦浪生”是李白《鸚鵡洲》中的詩句，元好問藉此來形容鑑湖（又名鏡湖）春色，展現的是與孟郊、李賀迥然不同的開闊明朗、清新鮮活的境界。“無人賦”三字又表明，他的批評對象絕非孟郊、李賀個別詩人，而是以他們為代表的中晚唐貧士文人，特別是與孟郊近似的一些詩人。 由此可見，該詩是通過孟郊、李賀來批評中晚唐窮愁苦吟一派詩人，沒有盛唐開闊明朗氣象，而流於幽僻淒冷。
第十七首
切響浮聲發巧深，研摩雖苦果何心？
浪翁水樂無宮徵，自是雲山韶頀音。
這首詩是批評拘忌聲病以成詩的人。講究聲律是古典詩歌的一個重要特色，對於詩歌的音樂美、節奏感有重要意義。但是對格律規定過於細密，過於雕琢，拘忌於聲韻等形式，就會使文學創作受到很大的束縛。元好問崇尚自然天成的詩歌風格，不滿那些對聲律音韻過於雕琢的作品。後兩句，元好問舉出元結耽愛山中自然水聲的例子來說明，即使沒有人為配製音韻曲調的自然之聲，也如天籟之音美妙。
第十八首
東野窮愁死不休，高天厚地一詩囚。
江山萬古潮陽筆，合在元龍百尺樓。
這首詩是評論孟郊的詩，元好問認為他根本不能與韓愈的詩相提並論。孟郊與韓愈同為中唐韓孟詩派的代表，但有不同。孟郊一生沉落下僚，貧寒悽苦，鬱鬱寡歡，受盡苦難生活的磨難，將畢生精力用於作詩，以苦吟而著稱。孟郊的才力不及韓愈雄大，再加上淪落不遇的生活經歷也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的視野，使得他的怪奇詩風偏向個人貧病飢寒，充滿幽僻、清冷、苦澀意象，被稱為“郊寒”。而韓愈的詩歌雖有怪奇意象，但卻氣勢見長，磅礴雄大，豪放激越，酣暢淋漓。司空圖說他“驅架氣勢，若掀雷挾電，奮騰於天地之間。”
韓愈的這種氣勢雄渾，天然化成的詩歌風格正是元好問所崇尚的，而孟郊的雕琢和險怪的風格正是元好問所批判的。因此，元好問認為孟郊和韓愈不能相提並論，韓愈的作品如江山萬古長存，與孟郊比，一個如在百尺高樓，一個如在地下。不過，在詩中元好問對孟郊也有同情之意。
第十九首
萬古幽人在澗阿，百年孤憤竟如何？
無人說與天隨子，春草輸贏較幾多？
這首詩是批評晚唐詩人陸龜蒙。晚唐後期，唐帝國風雨飄搖，岌岌可危。不少文人在時代的衰颯氣氛中走向明哲保身的退隱之路，創作的詩句表現出一種僻世心態和淡泊情思。元好問借用陸龜蒙《自遣詩三十首》之二十四中“恐隨春草鬥輸贏”來批評陸龜蒙等隱士生活在晚唐社會動盪時代，不作憂國感憤之辭而徒興春草輸贏的嘆惜。這裡也反映了元好問在強調真情實感時是注意到社會現實內容的。不過陸龜蒙象古代許多隱士一樣，並非真正忘懷世事，陸龜蒙也寫過諷刺現實的作品如《新沙》、《築城池》、《記稻鼠》等。
第二十首
謝客風容映古今，發源誰似柳州深？
朱弦一拂遺音在，卻是當年寂寞心。
這首詩是論及柳宗元與謝靈運，主要是論柳宗元，是說柳近似於謝。謝靈運是第一個大力寫山水詩的詩人，他政治失意，縱情山水，肆意遨遊，在山水中尋求慰藉，與當時“淡乎寡味”的玄言詩相比，後人認為謝靈運的詩歌自然清新，有高古之風。元好問推崇謝靈運，認為柳宗元詩歌淡泊古雅，深得謝靈運之遺音。前兩句在一起是說，謝靈運詩的風神容態，照映古今，後世詩人，誰能像柳宗元一樣有謝客風容，並深有所得呢？後兩句是說柳宗元的詩淡泊簡古，如清廟之瑟，朱弦一拂，唱嘆餘音宛在，此冷寂神境，以暗喻道出，恰是如同當年謝靈運寂寞心境的寫照。
第二十一首
窘步相仍死不前，唱醻無復見前賢。
縱橫正有凌雲筆，俯仰隨人亦可憐。
這首詩是批評詩歌酬唱中的和韻風氣。由於這種次韻酬唱的詩往往受到原詩韻腳的拘束和詞義的限制，使作者不能自由地抒發自己的心跡，反要俯仰隨人，窘步相仍，因此，元好問對這種詩風給予了辛辣諷刺，指出其“亦可憐”。要求詩人應該象庾信那樣“縱橫自有凌雲筆”，大膽自由抒發自己地真性情，不要做隨在別人後面的亦步亦趨的可憐蟲。
第二十二首
奇外無奇更出奇，一波才動萬波隨。
只知詩到蘇黃盡，滄海橫流卻是誰？
這首詩是對求奇追險詩風及其流弊的批評。蘇軾、黃庭堅是北宋影響巨大的著名詩人，兩人的詩歌都有很高的成就。蘇軾的詩歌氣象宏闊，鋪敘宛轉，意境恣逸，筆力矯健，常富理趣，但蘇詩散文化、議論化傾向明顯。蘇軾有滿腹才學，難免在詩中賣弄，以出新意。黃庭堅作詩則力求新奇，選材僻熟就生，喜用他人未用的典故和字句，造拗句，押險韻，做硬語，詩風生新瘦硬峭拔，善於出奇制勝。他所用“奪胎換骨”、“點石成金”增加了“以才學為詩”的傾向。蘇、黃兩人在技巧上力求出新，對傳統有所發展變化，取得了卓著的成績，因此元好問承認了他們在詩歌上的成就“只知詩到蘇黃盡”和影響力（“一波才動萬波隨”）。但是另一方面，蘇黃的後學者卻往往沒有蘇黃的才力，未得其長，先得其短，容易出現一味崇尚奇險、堆砌生典、蒐羅怪異形象，語言生硬晦澀、詞句雕琢不自然的弊端（“奇外無奇更出奇”）。元好問批評了蘇、黃詩歌缺點所造成的不良風氣，同時，這也反映了元好問崇尚自然、雅正，反對險怪、雕琢的詩歌思想。
第二十三首
曲學虛荒小說欺，俳諧怒罵豈詩宜？
今人合笑古人拙，除卻雅言都不知。
這首詩是排斥俳諧怒罵的不良習氣，體現元好問尚雅的旨趣。我國自古就有“詩莊”的傳統，語言莊重而優雅是古典詩歌的特色。詼諧遊戲和詈罵的文字被認為難登大雅之堂的。把文章當作遊戲、調笑的工具，初見杜甫《戲作俳諧體遣悶》、李商隱《俳諧》，到晚唐時仿效的人便多起來。嚴羽《滄浪詩話》稱宋詩“其末流甚者，叫囂怒張，殊乖忠厚之風，殆以罵詈為詩”。黃庭堅《答洪駒父書》“東坡文章妙天下，其短處在好罵，慎勿襲其軌也”。蘇軾卻認為嬉笑怒罵可成文章，《續資治通鑑》卷八十六雲：“軾與弟轍，師父洵為文，常自謂文章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雖嬉笑怒罵之辭，皆可書而誦之。”
但是元好問尊奉的是儒家的“溫柔敦厚”、“思無邪”、“發乎情，止乎禮儀”的詩教理論，要求語言符合雅正的標準。因此，元好問不同意蘇軾的觀點，批評了“俳諧怒罵”的語言風格。元好問認為“曲學虛荒”，“小說欺”，謹奉儒家詩教，這也體現了他保守的一面。
第二十四首
“有情芍藥含春淚，無力薔薇臥晚枝”。
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詩。
這首詩是嘲諷秦觀的詩風。秦觀是北宋婉約詞派的代表作家之一，他的詩詞風格柔弱纖麗，修辭精巧，元好問稱是“女郎詩”，露譏諷之意。這表明元好問崇尚的是象韓愈那樣雄渾剛健的風骨之美。
但是元好問的這種傾向性鮮明的審美觀點過於絕對化，文學藝術可以也應當有多元的審美風格。剛健雄渾固然可貴，婉約秀麗也有娛人之美。在詩歌風格上，應當允許審美主體各有其好。不過作為生長在北方，仕於金王朝的詩人元好問來說，傾心於詩歌的雄渾蒼茫之美，是十分自然的。
第二十五首
亂後玄都失古基，看花詩在只堪悲。
劉郎也是人間客，枉向春風怨兔葵。
這首詩是批評劉禹錫的《戲贈看花諸君子》和《再遊玄都觀》二詩及詩歌的怨刺問題。元好問論詩，主張溫柔敦厚，明確反對直露刻薄的怨刺。在他眾多的詩文禁忌中，就有“無狡訐”、“無為妾婦妒，無為仇敵謗傷”等形式戒條。他認為，即使有“不能自掩”的“傷讒疾惡不平之氣”，也應該“責之愈深，其旨愈婉，怨之愈深，其辭愈緩”。
在這首詩中，元好問實際上是繼承前人的觀點，批評《再遊玄都觀》及其詩序的怨刺失度。元好問認為，如果說劉禹錫的《戲贈看花諸君子》一詩是戲贈之作，尚無傷大雅，但《再遊玄都觀》一詩就怨刺失度了，尤其是詩序中所謂“重遊玄都，蕩然無復一樹，唯有兔葵燕麥動搖於春風耳”，將所有當權者斥為兔葵、燕麥，打擊面太大，貶損太過，不免流於刻薄。前兩句概括劉禹錫創作《再遊玄都觀》的背景，“亂後”指劉禹錫被貶十四年間皇權迭變、宦官專權、藩鎮割據的動亂時局， “失故基”指劉禹錫詩前小序所說“蕩然無復一樹”的衰敗景象，看花詩指《戲贈看花諸君子》一詩。這兩句詩認為當時一切只值得悲傷，不應該再出怨刺之語。後兩句是全詩的關鍵，“劉郎”一句，借用劉詩“前度劉郎今又來”之語，說劉禹錫也是凡人。“枉向”一句，拈出《再遊玄都觀》詩序為批評重點。“枉”是“錯”的意思，與“枉著書生待魯連”（《論詩三十首》）的“枉”字同意。兩句連在一起，是說劉禹錫也是凡人，不能免俗，卻錯將所有人都指斥為東風中的兔葵、燕麥一類，加以嘲諷。可見，這首詩著重批評《再遊玄都觀》尤其是詩序的怨刺失當。
第二十六首
金入洪爐不厭頻，精真那計受纖塵。
蘇門果有忠臣在，肯放坡詩百態新？
這首詩是評蘇軾及其後學的詩，可與第二十二首對照看。蘇軾是一位天才的文學巨匠，在等多方面都達到極高的造詣，堪稱宋文學最高成就的代表。蘇軾學博才高，以翻新出奇的精神對待藝術規範，縱意所如，觸手成春，在藝術上開一代之風。蘇詩雖然有議論化、散文化傾向，但是由於蘇軾傑出的才能，他的詩多數比喻生動新奇，妙喻連生；用典穩妥精當，渾然天成；對仗精工活潑，不落俗套。蘇軾對藝術技巧的把握可謂揮灑自如，如行雲流水不留鍛鍊痕跡。所以元好問給予蘇軾詩歌以高度評價，稱讚他的詩是經得起錘鍊，不受纖塵的真金。
蘇軾在當是文壇上有巨大的聲譽，有許多文人圍繞在其周圍。著名的有蘇門四學士：黃庭堅、張耒、晁補之、秦觀。這四人都沒有繼承蘇軾的思想和藝術。黃庭堅是江西詩派的開創者，秦觀長於詞，其詩如詞一樣婉約。張、晁成就不大。至於其他後學者既沒有蘇軾的思想，又沒有蘇軾的才力，往往在文字、典故、辭藻方面追求新奇，以至於怪樣百出。於是在這首詩的後兩句，元好問不滿並批評了這種風氣。
第二十七首
百年才覺古風回，元祐諸人次第來。
諱學金陵猶有說，竟將何罪廢歐梅？
這首詩回顧了宋詩的發展，批評蘇黃後學拋棄歐、梅關注現實、平易自然的詩風。宋太祖到仁宗（公元960年----公元1063年）約100年時間裡，文壇上總的傾向是承襲晚唐餘風，內容單薄，文風華靡。尤以取法李商隱的西昆體缺乏李詩的真摯情感和深沉感慨，專門模仿李詩的藝術外貌，只注重音節鏗鏘，辭采精麗，又喜用典故，力圖表現才學工力。這種詩風一直到北宋中的歐陽修、梅堯臣、蘇舜欽等人從理論到實踐上繼韓柳提倡古文進行詩文革新才得以扭轉。因此元好問稱“百年才覺古風回”。“元祐諸人”指蘇軾、黃庭堅、陳師道等詩人（其詩歌成就及流弊參看第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六首）。“金陵”是指王安石，王安石也是北宋大文學家，政治家。王闢之《澠水燕談錄》：“公之治經尤尚解字，末流務為新奇，浸成穿鑿。朝廷患之。詔學者兼用舊傳注，·····於是學者皆變所學，至於著書以詆公之學者，且諱稱公門人。”王安石變法失敗後，王安石的一些著作被朝廷禁止，不少門人亦諱言是其門人，所以元好問說“諱學金陵猶有說”。但是蘇黃後學、江西詩派不注重思想內容，一味求奇求變，連歐陽修、梅堯臣都廢而不學，元好問責問批評了這種風氣。
第二十八首
古雅難將子美親，精純全失義山真。
論詩寧下涪翁拜，未作江西社裡人。
這首詩評論江西詩派。宋人是推崇學習杜甫的，而李商隱的能得杜甫遺意，學杜要先學李商隱，宋人早具有此說法。在元好問看來，以黃庭堅為首的江西詩派雖然標榜學杜，但並未抓住杜詩的真髓，而專在文字、對偶、典故、音韻等形式上模擬因襲，結果既未學到杜詩的古樸風雅得真諦，也完全失去了李商隱的精美純厚的風格。因此他明確表示，不願與江西詩派為伍，不願拾江西詩派的牙唾。
第二十九首
池塘春草謝家春，萬古千秋五字新。
傳語閉門陳正字，“可憐無補費精神”。
這首詩是批評江西詩派的代表人物陳師道。陳師道的作詩方式是“閉門覓句”式的苦吟，著意於錘鍊字句，在形式技巧上下功夫。“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是謝靈運《登池上樓》的名句，意象清新，渾然天成，寫出了盎然春意。元好問崇尚自然天成的詩歌，反對雕琢粉飾，因此這裡稱讚謝靈運的這個名句萬古常新，進而諷刺陳師道閉門覓句，只是徒然浪費精神，寫不出什麼好作品。
第三十首
撼樹蜉蝣自覺狂，書生技癢愛論量。
老來留得詩千首，卻被何人校短長？
這首詩是《論詩三十首》的最後一首，也是結束語。他自謙自己象蚍蜉撼樹一樣不自量力，只是書生一時技癢愛議論罷了。元好問在這組詩中基本按時間順序評論了自漢魏到宋代的許多著名的詩人和詩歌流派，鍼砭時弊，旗幟鮮明地表明瞭自己的文學觀點，對後世有重要影響。
《論詩三十首》作者介紹
元好問，生於公元1190年（金章宗明昌元年）8月10日，卒於公元1257年（元憲宗七年）10月12日 ，字裕之，號遺山，世稱遺山先生，太原秀容（今山西忻州）人，元好問是宋金對峙末期、蒙古金朝更替之際傑出的文學家、歷史學家，北方文壇盟主，被尊為“北方文雄”、“一代文宗”。元好問擅作詩、文、詞、曲。其中以詩作成就最高，其“喪亂詩”尤為有名；其詞為金代一朝之冠，可與兩宋名家媲美；其散曲雖傳世不多，但當時影響很大，有倡導之功。
元好問據說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燾的後代，其先祖相繼遷居洛陽、汝州（今河南省臨汝縣）、平定州（今山西省平定縣）等地。至元好問的曾祖父元春（一作椿）時，又移家忻州，遂為忻州人。他的祖父元滋善，在金朝海陵王正隆二年（公元1157年）任柔服（今內蒙古土默特右旗托克托附近）丞；父親元德明多次科舉不中，以教授鄉學為業，著有《東巖集》。
元好問誕生在忻州農村一個世代書香的士大夫家庭裡。由於他的二叔和三叔都沒有兒子，元好問的兄弟有三個，他又是第三。根於中國傳統，他的叔父元格在他生後七個月時，就把他當做過繼兒子，隨即把他帶到掖縣縣令任上。
元好問天資聰明，七歲就能寫詩，被人譽為“神童”。他十一歲時，元格在冀州任職，元好問得到了翰林侍讀學士兼知登聞鼓院路擇的賞識，路擇“愛其俊爽，教之為文”。十四歲時，元好問又師從陵川人郝晉卿，博通經史、淹貫百家。到元好問十七歲時，元格被罷去陵川縣令，但為了兒子的學習，他仍繼續住在陵川，直到元好問十九歲完成學業，才帶全家離開陵川 。
元好問從十六歲起開始參加科舉考試。由於金章宗明昌元年（公元1190年）“識免鄉試”，他直接到幷州參加府試，但榜上無名。此後在泰和八年（公元1208年）十九歲時，他又到長安參加府試，但這次又未中。
元好問二十一歲時返回故里，在離祠堂幾十裡外的定襄遺山讀書，故而自號“遺山山人”。兩年之後，蒙古大軍突襲秀容，屠城十萬餘眾，其兄元好古喪生。為避兵禍，元好問舉家遷往河南福昌，後轉徙登封。
衛紹王崇慶元年（公元1212年），元好問又到中都（今北京）第三次參加考試，仍未考中。這年正月，金朝三十萬大軍被蒙古擊敗，蒙古已逼近中都，路途的坎坷、國家的危機，加上考試的失敗，使他的情緒非常低沉。
貞佑二年（公元1214年），蒙古兵圍攻、金兵節節敗退，金宣宗倉皇遷都南京，元好問於這年夏天赴汴京，準備將於秋天舉行的考試。雖然考試又一次失敗，但他卻通過應試的機會，與朝中名人、權要如趙秉文、楊雲翼、雷淵、李晏等交接結好，詩歌創作極豐。深得時任禮部尚書的趙秉文讚賞，其文名震京師，被譽為“元才子”。但不久由於蒙古兵圍攻，元好問不得不由山西逃難河南，並在豫西逐漸定居下來。貞佑五年（公元1217年），二十八歲的元好問又赴京趕考，仍未成功。
興定五年（公元1221年），三十二歲的元好問進士及第，因科場糾紛，被誣為“元氏黨人”，便憤然不就選任。正大元年（公元1224年），到他三十五歲時，元好問又得到趙秉文等人的貢舉，以考試優異得中科舉。這次宏詞科登第後，元好問才正式就選，被任為權國史院編修，留官汴京，但生活頗為清苦。
金哀宗正大二年（公元1225年），三十六歲的元好問因不滿冷官生活請長假回到了登封，期間撰寫了一部重要著作《杜詩學》，內容包括杜甫的傳志、年譜和唐朝以來評論杜詩的言論。
正大三年（公元1226年），元好問任河南鎮平縣令。次年，改官河南內鄉縣令 [9] 。其後因母親張氏身故，元好問丁憂閒居內鄉白鹿原。又應鄧州節度使移刺瑗之邀，赴任幕僚。不久，蒙古軍攻陷鳳翔，移刺瑗投降，元好問藉機辭去幕府。
正大八年（公元1231年），元好問調任南陽縣令 ，他在任上大刀闊斧進行改革，成績斐然。所以河南志書稱他“知南陽縣，善政尤著”。
此後不久，元好問赴京調金中央政府任尚書省令史，移家汴京。此後又升任左司都事，又轉任尚書省左司員外郎。官至翰林知制誥 。
天興二年（公元1233年），蒙古軍圍汴京，元好問被圍城中。金哀宗逃出京城，兵敗衛州後逃往歸德府。朝中無主，崔立率兵向蒙古請降獻城。崔立投降蒙古後，脅迫朝臣為自己立碑歌功頌德，元好問、王若虛、劉祁等都被迫參加撰寫碑文，磨掉宋徽宗所立《甘露碑》字跡，刻上碑文。
天興二年（公元1233年）四月，蒙古兵攻破汴京，元好問即向當時任蒙古國中書令的耶律楚材推薦了五十四個中原秀士王若虛等，請耶律楚材予以保護和任用。
金亡後，元好問隨金朝大批官員被俘，並被押往山東聊城看管兩年，後居住冠氏縣。元好問作為囚徒，與家人輾轉於聊城等地，並逐漸與蒙古國的漢軍首領嚴實、趙天錫等接上關係，生活逐漸好轉，行動也較為自由。
這期間，他痛心金國的淪亡，併為了以詩存史，勤奮編輯金國已故君臣詩詞總集《中州集》。以“中州”名集，則寓有緬懷故國和以金為正統的深意。
元太宗十一年（公元1239年）秋，因其詩文名氣頗大，耶律楚材傾心接納元好問。可五十歲的元好問已無意出仕為官，其年重回家鄉隱居，並交友遊歷，潛心編纂著述。
元憲宗二年（公元1252年），元好問覲見忽必烈，希望說服忽必烈尊信儒學，並請他為“儒教大宗師”，促使其任用儒士治國。
元憲宗七年九月四日（公元1257年10月12日），元好問在獲鹿寓舍逝世，享年六十八歲。
元好問的文學成就以詩歌創作最為突出，並以“喪亂詩”奠定了他在文學史上地位的，這些詩是在金朝滅亡前後寫出的。這些詩篇廣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國破家亡的現實，具有詩史的意義。元好問的“喪亂詩”就藝術上的概括力和情感上的真摯性來說，是杜甫以後少有的。但他不像杜甫那樣對國家的復興還抱有希望，他是既絕望而又不甘心，鬱結的感情爆發為悲歌，感染力是很強烈的，並且這些“喪亂詩”又掀起了杜甫之後的現實主義詩風的又一高潮。正是山河的破碎，詩人的憂患，才造就了這些曠世之作。
主要有《歧陽》三首、《壬辰十二月車駕車狩後即事》五首、《俳體雪香亭雜詠》十五首、《癸巳五月三日北渡》三首、《續小娘歌》十首等。
元好問還有為數不少的寫景詩，這類詩的總體風格是豪壯、清雅、不事雕琢，有很多名句。此外，元好問在晚期還寫有一些題畫詩，這類詩短小精煉、意境深遠，往往是借題發揮，耐人品味，充分地襯托了畫作的內涵。
元好問工詩文，在金元之際頗負重望。其詩奇崛而絕雕琢，巧縟而不綺麗，形成河汾詩派。他在臨終之時囑咐後人在他的墓碑上只題七個字“詩人元好問之墓”，足見他對自己詩歌創作的重視與肯定。他對自己的詩才極為自信，有著與杜甫相提並論的傲氣，有過“詩狂他日笑遺山，飯顆不妨嘲杜甫”詩句。
元好問又是一位高明的文藝理論家，他的《論詩三首》、《論詩三十首》、《與張仲傑郎中論文》、《校笠澤叢書後記》等，幾乎概括了漢朝以來的各種詩歌風格與重要詩人，所有的點評都濃縮在七言詩句之中，不僅點評準確而且文采斐然， “以詩論詩”再繼杜甫風範。
元好問他提倡“自然”，主張情性之“真”；倡導雄勁豪放的詩風提倡性靈、神韻、格調的兼容；主張李、杜並列；提倡多元繼承的詩風；還提出許多寫作時的技巧原則，反對生硬晦澀，亂排典故，做學問要“真積力久”等等，都是他幾十年親身實踐得來的結晶，有著切實可行的指導意義。
元好問留下詞377首，是金代作品最多的詞人。元好問詞的內容不及其詩內容廣大，但在金詞壇卻是題材最豐富的一家，藝術上以蘇軾、辛棄疾為典範，兼有豪放、婉約諸種風格。抒懷、詠史、山水、田園、言情、詠物、贈別、酬答、弔古傷時，無歷不控。
作為金詞壇現實主義詞人，元好問的詞筆首先是面向現實的。元好問多作懷古詞，形式以長調為主，奇慨遙深，田園詞則往往表現出恬談、閒適的情趣。描繪山河壯麗、抒發愛國豪情，是遺山詞一個重要內容。
元好問的水詞之所以能如筆下山水那樣頂天立地，在於它不僅是雄渾的山水畫眷更有寄慨、壯思、理想自畫卷中選出。即如此首下聞純為感慨，詞之內涵亦因此而深化。在詞文上，元好問的愛情詞是別具一格的，如其著名的《雁丘詞》等。
《論詩三十首》
（元好問 金元之際）
元好問的《論詩三十首》是繼杜甫之後運用絕句形式比較系統地闡發詩歌理論的著名組詩，他評論了自漢魏至宋代的許多著名作家和流派，表明了他的文學觀點，對後世有重要影響。
第一首
漢謠魏什久紛紜，正體無人與細論。
誰是詩中疏鑿手？暫教涇渭各清渾。
這是元好問《論詩三十首》的第一首，表明了他寫這組論詩詩的動機、目的和標準。元好問以《詩經》的風雅傳統為“正體”，認為漢樂府和建安文學是這一傳統的繼續，他針對宋金詩壇上的一些弊病和“偽體”盛行、漢魏詩歌傳統的淆亂，以“詩中疏鑿手”為己任，要在縱覽詩歌創作的歷史中正本清源，區別正偽，使之涇渭分明，從而廓清詩歌發展的正確方向。
第二首
曹劉坐嘯虎生風，四海無人角兩雄。
可惜幷州劉越石，不教橫槊建安中。
這首詩反映了元好問推崇建安詩人劉琨的具有雄渾剛健風骨之美的詩歌。他首推曹植和建安七子之一的劉楨為詩中“兩雄”，以“坐嘯虎生風”形象地比喻他們的詩歌風格雄壯似虎。曹、劉是建安風骨的傑出代表，鍾嶸評曹植的詩“其源出於國風，骨氣奇高，詞采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粲溢今古，卓爾不群”，評劉楨“其源出於古詩。仗氣愛奇，動多振豔，真骨凌霜，高風跨俗”。 標舉曹劉，實際上是標舉了他們所代表的內容充實、慷慨剛健、風清骨俊的建安文學的優良傳統。
西晉詩人劉琨，被認為“雅壯而多風”，有“清拔之氣”。元好問推出劉琨，正是從其可比建安諸子的慷慨悲壯，梗概多氣的藝術風格著眼的。
第三首
鄴下風流在晉多，壯懷猶見缺壺歌。
風雲若恨張華少，溫李新聲奈若何。
元好問認為西晉詩壇中繼承了建安文風的有不少，建安風骨的影響還是比較大，但也有了“兒女情多，風雲氣少”的詩歌。建安風骨是元好問所肯定的詩歌風格，所以他以張華為例，認為張華雖然以其詩綺靡婉豔，文字妍冶而名高一時，但是缺乏豪壯慷慨之氣，至於到了晚唐的溫庭筠、李商隱，更是兒女情長，風格婉約。“奈若何”句表明了元好問對綺靡文風的不滿情緒，對詩歌綺靡文風的發展的認識。
第四首
一語天然萬古新，豪華落盡見真淳。
南窗白日羲皇上，未害淵明是晉人。
這首詩是元好問評晉代詩人陶淵明。出於對當時詩壇雕琢粉飾、矯揉造作詩風的反感，元好問評論晉代詩人陶淵明時前兩句說：“一語天然萬古新，豪華落盡見真淳。”元好問崇尚陶淵明詩歌自然天成而無人工痕跡，清新真淳而無雕琢之弊。陶淵明的詩句自然質樸不假修飾，剝盡鉛華膩粉，獨見真率之情志，具有真淳雋永、萬古常新的永恆魅力，是元好問心儀的詩的最高境界。如陶淵明的《飲酒》“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歸田園居》等都體現了陶淵明崇尚自然的人生旨趣和藝術特徵。
第五首
縱橫詩筆見高情，何物能澆塊壘平？
老阮不狂誰會得？出門一笑大江橫。
這首詩評論了西晉正始詩人阮籍。阮籍所處時代正是魏晉易代之際，司馬氏屠殺異己，形成恐怖的政治局面。阮籍本有濟世之志，但不滿司馬氏的統治，姑以酣飲和故作曠達來逃避迫害，做出了不少驚世駭俗的事情，世人以為阮籍狂、痴。但元好問深知阮籍“不狂”，看到了阮籍心中的“塊壘”，認識到了阮籍詩中的真情鬱氣（“高情”）。元好問認為阮籍的詩筆縱橫，如長江奔流，神與俱遠，正是他高尚情懷、胸中不平之氣的表現。這說明元好問認識到了寫詩須有真情實感，反映了他對阮籍狂放品格的稱許，對阮籍在黑暗統治下隱約曲折、興寄深遠的風格也是肯定的。
第六首
心畫心聲總失真，文章寧復見為人。
高情千古閒居賦，爭信安仁拜路塵！
這首絕句通過評論西晉太康詩人潘岳批評、嘲諷潘岳做人做詩的二重性格。元好問從詩寫真情出發，鄙視詩寫假話，言不由衷的作品。潘岳的作品描繪自己淡於利祿，忘懷功名，情志高潔，曾經名重一時，傳誦千古。但是他的實際為人，卻是躁求榮利，趨炎附勢，鑽營利祿，諂媚權貴的無恥小人。因此元好問認為，揚雄說的“心畫心聲”，以文識人是不可靠的，會“失真”，即言不真誠，言行不一的問題。識人，不能只觀其文，還要看是否言行一致，心口如一。所謂“言為心聲”、“文如其人”，不能絕對化，因為人的思想感情是複雜的、充滿矛盾、發展變化的，有時也會出現假象。這樣就要善於分析複雜的矛盾現象，善於識別假象，才能獲得正確的認識。詩歌史上詩與人不統一的現象不獨潘岳，元好問的鍼砭是深刻的。
第七首
慷慨歌謠絕不傳，穹廬一曲本天然。
中州萬古英雄氣，也到陰山敕勒川。
這首詩評論了北朝民歌《敕勒歌》。《敕勒歌》描繪了開闊壯美而又和平安定的草原風光，有豪放剛健、粗獷雄渾的格調。元好問重視民歌，前兩句他肯定、推崇這首民歌慷慨壯闊深厚的氣勢，推舉它不假雕飾而渾然天成。
後兩句點出了中原文化對北方少數民族地區文化的影響。敕勒本是北方一個遊牧民族名稱，居住地方在敕勒川（今山西北），元好問認為，看《敕勒歌》的產生和風格，是中原的慷慨豪邁的氣魄傳給了陰山下少數民族的藝術作品。《敕勒歌》表現了我國境內各民族文化的相互影響和滲透。
第八首
沈宋橫馳翰墨場，風流初不廢齊樑。
論功若準平吳例，合著黃金鑄子昂。
這首詩評論了初唐詩人沈佺期、宋之問、陳子昂。初唐詩壇基本是南朝形式主義文學的延續，宮體詩充斥詩壇，文風綺靡纖弱。沈佺期、宋之問總結了六朝以來聲律方面的創作經驗，確立了律詩的形式，馳名一時，對唐代近體詩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元好問肯定了他們的貢獻和影響，但也批評了他們在詩歌創作上仍然沒有擺脫齊樑詩風。
元好問認為，開唐詩一代新風的詩人是陳子昂。陳子昂復歸風雅興寄，高倡漢魏風骨，上接建安傳統，以其詩歌理論和創作實踐，終於廓清了初唐半個時紀齊樑餘風的影響，迎來了以“風骨”、“氣象”著稱的盛唐詩歌創作高潮。他的“興寄”、“風骨”理論成為後人反對形式主義柔靡詩風的理論武器。因此，元好問充分肯定了陳子昂的歷史功績，並將其革新文風與范蠡的平吳事業相提並論，認為也應為陳子昂鑄像，以表其功。
第九首
鬥靡誇多費覽觀，陸文猶恨冗於潘。
心聲只要傳心了，布穀瀾翻可是難。
這首詩是批評陸機。陸機和潘岳是西晉文壇齊名的代表人物。《世說新語·文學》：“孫興公雲：‘潘文淺而淨，陸文深而蕪。’”元好問認為“陸文猶恨冗於潘”，寫詩如果爭相綺靡、篇幅冗長會增加讀者的閱讀負擔，詩歌既然是傳達心聲與真情，意盡就該言止，不要太多太長，不須搖脣鼓舌，多所鋪張。這裡也體現了元好問注重詩歌真情實感，反對形式華豔的觀點。
第十首
排比鋪張特一途，藩籬如此亦區區。
少陵自有連城璧，爭奈微之識碔砆。
這首詩是元好問針對元稹評論杜甫的言論的再評論。元稹在為杜甫所寫的墓誌銘中特別推重杜甫晚年所寫的長篇排律詩“鋪陳始終，排比聲律”，認為這方面李白連它的門牆也達不到。杜詩格律嚴謹，對仗工穩，尤其是晚年的長篇排律更為精細，“晚節漸於詩律細”。這是優點，但是另一方面也會產生過於雕琢和堆砌的副作用。後來宋代的江西詩派也杜甫為宗，但側重於杜甫詩歌煉字造句方面的形式技巧，而忽略了杜甫詩歌中最有價值的東西，即豐富深刻的社會內容和、憂國憂民的進步思想和深刻的現實主義精神，也忽略了杜詩多樣化的風格和藝術上全面的成就。因而，元好問對元稹的批評是有現實意義的。
杜甫的晚年的長篇排律固然功力深厚，但多投贈之作，也非最精粹部分。元好問認為杜甫的排比鋪張只不過是一種手法，元稹過分稱頌這種手法，單把“排比鋪張”當作不可逾越的藩籬，是錯把似玉的石塊當成連城璧了。這也體現了元好問反對過分講求聲律對偶以及對詩歌社會現實內容的關注。
第十一首
眼處心聲句自神，暗中摸索總非真。
畫圖臨出秦川景，親到長安有幾人？
這首詩批評了缺乏現實體驗的模擬文風（如西昆體、江西詩派等），指出了詩歌（文學）創作的源泉是客觀現實，真情必然來自詩人的切實生活感受。元好問認為，文學作品不是作家頭腦中虛構的，而是客觀現實在頭腦中的反映。只有像杜甫那樣“親到長安”，對客觀的描寫對象有了實際的接觸和體驗，才能激發內心的感受，寫出入神的詩句。如果一味去“暗中摸索”，臨摹前人的作品，是永遠不可能在詩中真實地描繪出現實對象的（“總非真”）。這樣，元好問就在杜甫和杜詩的影寫者們中清晰地劃出了一條真、假詩人地界限。
第十二首
望帝春心託杜鵑，佳人錦瑟怨華年。
詩家總愛西昆好，獨恨無人作鄭箋。
這首詩評論的是唐代詩人李商隱。李商隱是晚唐著名詩人，時世、家世、身世，從各方面促成李商隱易於感傷、內向型的性格和心態。除了一些鍼砭現實的政治詩，其詠物抒情詩（包括愛情詩）往往情調幽美，善於把心靈世界的朦朧圖像，以比興、象徵、用典、暗示等隱約曲折的方式化為恍惚迷離的詩的意象，表現出朦朧多義的特點。元好問引用《錦瑟》中的詩句，正是因為《錦瑟》一詩詞義隱晦，聚訟紛紜，多種箋解，似都難以服眾。在這首詩中，元好問表達了對李商隱詩歌含情深邈的嚮往，同時也對難以索解表示了遺憾和諷刺性的批評。
第十三首
萬古文章有坦途，縱橫誰似玉川盧？
真書不入今人眼，兒輩從教鬼畫符。
這首詩是批評盧仝的追求險怪的詩風。中唐時追求險怪詩風的主要是韓孟詩派。韓愈的詩風的主要特點是深險怪僻，好追求奇特的形象。他善於捕捉和表現變態百出的景物；展開豐富奇特的想象，怪幻詭譎的構思，創造匪夷所思的形象；以文為詩，用奇字、造拗句，押險韻，避熟就生，因難見巧。韓孟詩派開一代詩風，在創造出雄奇險怪的意象，在反對傳統銳意創新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貢獻，但也難免流入另一種險怪艱奧，拼湊堆砌，玩弄技巧的形式主義。盧仝受到韓愈的影響，詩作過於好奇逞怪。元好問否定了這種詩歌風格，認為這種創作是“鬼畫符”。
第十四首
出處殊塗聽所安，山林何得賤衣冠。
華歆一擲金隨重，大是渠儂被眼謾。
這首詩批評重山林隱士詩輕賤臺閣仕宦詩的現象。方回《瀛奎律髓》崇尚“格高”，即古代知識分子所謂嶙峋傲骨、孤芳自賞的精神風貌，認為臺閣仕宦都是腦滿腸肥、道貌岸然、功名利祿薰心、仁義禮智滿口之徒的賣弄學理、琢句雕章以欺世盜名，往往偏重江湖道學，或有藉以自重。元好問借質疑三國時華歆擲金的典故對這種現象提出了質疑。
第十五首
筆底銀河落九天，何曾憔悴飯山前。
世間東抹西塗手，枉著書生待魯連。
這首詩是讚揚李白的詩歌及其才識。李白和杜甫都是盛唐偉大的浪漫主義詩人。李白的詩歌想落天外，氣勢宏大，情感激昂奔放，語言流暢自然，詩風豪邁飄逸；杜甫的詩歌風格是“沉鬱頓挫”，杜甫在詩歌格律、煉字、奇崛等方面對後世的韓愈、孟郊、江西詩派等都有重大影響，有一定的流弊。而元好問崇尚的是雄渾自然的風格，對於刻意雕琢、苦吟等都是持反對意見的。因此，這裡元好問以 “總為從前作詩苦”而“憔悴”杜甫來反襯李白筆底銀河，奔流直下，一氣呵成。另一方面，元好問認為李白不光文才卓異，而且也是象魯仲連一類的人物，關注現實，有政治才能，不為官而周遊各地，排難解紛。
第十六首
切切秋蟲萬古情，燈前山鬼淚縱橫。
鑑湖春好無人賦，“岸夾桃花錦浪生。”
這首詩是評論幽僻清冷的詩歌風格。大凡萬古言情之作，皆悽切如秋蟲之悲鳴；撫寫境象，也淒涼如山鬼的零淚。前二句泛敘古今悲情，構造出一片悲愁哀苦的境界。一般認為這兩句是在說李賀，因李賀詩中常有“秋蟲”、“山鬼”的意象；也有認為指李賀、孟郊二人，因孟郊常以“秋蟲”自喻。這兩句可解釋為泛說全體這類相似風格的詩人。 孟郊、李賀都窮愁不遇，作詩都好苦吟，詩風都較幽冷。 窮愁本是人生不幸，無可厚非，問題在於如何處窮。元好問的態度非常明確，認為應該是“厄窮而不憫，遺佚而不怨”。孟郊、李賀顯然沒有如此泰然，寒乞之聲不絕於耳，詩境幽冷悽婉。元好問反對幽僻淒冷的詩歌境界，即他所說，“要造微，不要鬼窟中覓活計”。孟郊詩歌可謂造微，但他所得不過是秋蟲之類幽微之物。李賀也是如此，有些詩篇正是從“鬼窟中覓活計”。孟郊、李賀的這種詩風，與元好問尚壯美、崇自然之旨相背，故元好問譏評之。
後兩句“鑑湖春好無人賦，夾岸桃花錦浪生”，正如宗廷輔所說，是“就詩境言之”。“夾岸桃花錦浪生”是李白《鸚鵡洲》中的詩句，元好問藉此來形容鑑湖（又名鏡湖）春色，展現的是與孟郊、李賀迥然不同的開闊明朗、清新鮮活的境界。“無人賦”三字又表明，他的批評對象絕非孟郊、李賀個別詩人，而是以他們為代表的中晚唐貧士文人，特別是與孟郊近似的一些詩人。 由此可見，該詩是通過孟郊、李賀來批評中晚唐窮愁苦吟一派詩人，沒有盛唐開闊明朗氣象，而流於幽僻淒冷。
第十七首
切響浮聲發巧深，研摩雖苦果何心？
浪翁水樂無宮徵，自是雲山韶頀音。
這首詩是批評拘忌聲病以成詩的人。講究聲律是古典詩歌的一個重要特色，對於詩歌的音樂美、節奏感有重要意義。但是對格律規定過於細密，過於雕琢，拘忌於聲韻等形式，就會使文學創作受到很大的束縛。元好問崇尚自然天成的詩歌風格，不滿那些對聲律音韻過於雕琢的作品。後兩句，元好問舉出元結耽愛山中自然水聲的例子來說明，即使沒有人為配製音韻曲調的自然之聲，也如天籟之音美妙。
第十八首
東野窮愁死不休，高天厚地一詩囚。
江山萬古潮陽筆，合在元龍百尺樓。
這首詩是評論孟郊的詩，元好問認為他根本不能與韓愈的詩相提並論。孟郊與韓愈同為中唐韓孟詩派的代表，但有不同。孟郊一生沉落下僚，貧寒悽苦，鬱鬱寡歡，受盡苦難生活的磨難，將畢生精力用於作詩，以苦吟而著稱。孟郊的才力不及韓愈雄大，再加上淪落不遇的生活經歷也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的視野，使得他的怪奇詩風偏向個人貧病飢寒，充滿幽僻、清冷、苦澀意象，被稱為“郊寒”。而韓愈的詩歌雖有怪奇意象，但卻氣勢見長，磅礴雄大，豪放激越，酣暢淋漓。司空圖說他“驅架氣勢，若掀雷挾電，奮騰於天地之間。”
韓愈的這種氣勢雄渾，天然化成的詩歌風格正是元好問所崇尚的，而孟郊的雕琢和險怪的風格正是元好問所批判的。因此，元好問認為孟郊和韓愈不能相提並論，韓愈的作品如江山萬古長存，與孟郊比，一個如在百尺高樓，一個如在地下。不過，在詩中元好問對孟郊也有同情之意。
第十九首
萬古幽人在澗阿，百年孤憤竟如何？
無人說與天隨子，春草輸贏較幾多？
這首詩是批評晚唐詩人陸龜蒙。晚唐後期，唐帝國風雨飄搖，岌岌可危。不少文人在時代的衰颯氣氛中走向明哲保身的退隱之路，創作的詩句表現出一種僻世心態和淡泊情思。元好問借用陸龜蒙《自遣詩三十首》之二十四中“恐隨春草鬥輸贏”來批評陸龜蒙等隱士生活在晚唐社會動盪時代，不作憂國感憤之辭而徒興春草輸贏的嘆惜。這裡也反映了元好問在強調真情實感時是注意到社會現實內容的。不過陸龜蒙象古代許多隱士一樣，並非真正忘懷世事，陸龜蒙也寫過諷刺現實的作品如《新沙》、《築城池》、《記稻鼠》等。
第二十首
謝客風容映古今，發源誰似柳州深？
朱弦一拂遺音在，卻是當年寂寞心。
這首詩是論及柳宗元與謝靈運，主要是論柳宗元，是說柳近似於謝。謝靈運是第一個大力寫山水詩的詩人，他政治失意，縱情山水，肆意遨遊，在山水中尋求慰藉，與當時“淡乎寡味”的玄言詩相比，後人認為謝靈運的詩歌自然清新，有高古之風。元好問推崇謝靈運，認為柳宗元詩歌淡泊古雅，深得謝靈運之遺音。前兩句在一起是說，謝靈運詩的風神容態，照映古今，後世詩人，誰能像柳宗元一樣有謝客風容，並深有所得呢？後兩句是說柳宗元的詩淡泊簡古，如清廟之瑟，朱弦一拂，唱嘆餘音宛在，此冷寂神境，以暗喻道出，恰是如同當年謝靈運寂寞心境的寫照。
第二十一首
窘步相仍死不前，唱醻無復見前賢。
縱橫正有凌雲筆，俯仰隨人亦可憐。
這首詩是批評詩歌酬唱中的和韻風氣。由於這種次韻酬唱的詩往往受到原詩韻腳的拘束和詞義的限制，使作者不能自由地抒發自己的心跡，反要俯仰隨人，窘步相仍，因此，元好問對這種詩風給予了辛辣諷刺，指出其“亦可憐”。要求詩人應該象庾信那樣“縱橫自有凌雲筆”，大膽自由抒發自己地真性情，不要做隨在別人後面的亦步亦趨的可憐蟲。
第二十二首
奇外無奇更出奇，一波才動萬波隨。
只知詩到蘇黃盡，滄海橫流卻是誰？
這首詩是對求奇追險詩風及其流弊的批評。蘇軾、黃庭堅是北宋影響巨大的著名詩人，兩人的詩歌都有很高的成就。蘇軾的詩歌氣象宏闊，鋪敘宛轉，意境恣逸，筆力矯健，常富理趣，但蘇詩散文化、議論化傾向明顯。蘇軾有滿腹才學，難免在詩中賣弄，以出新意。黃庭堅作詩則力求新奇，選材僻熟就生，喜用他人未用的典故和字句，造拗句，押險韻，做硬語，詩風生新瘦硬峭拔，善於出奇制勝。他所用“奪胎換骨”、“點石成金”增加了“以才學為詩”的傾向。蘇、黃兩人在技巧上力求出新，對傳統有所發展變化，取得了卓著的成績，因此元好問承認了他們在詩歌上的成就“只知詩到蘇黃盡”和影響力（“一波才動萬波隨”）。但是另一方面，蘇黃的後學者卻往往沒有蘇黃的才力，未得其長，先得其短，容易出現一味崇尚奇險、堆砌生典、蒐羅怪異形象，語言生硬晦澀、詞句雕琢不自然的弊端（“奇外無奇更出奇”）。元好問批評了蘇、黃詩歌缺點所造成的不良風氣，同時，這也反映了元好問崇尚自然、雅正，反對險怪、雕琢的詩歌思想。
第二十三首
曲學虛荒小說欺，俳諧怒罵豈詩宜？
今人合笑古人拙，除卻雅言都不知。
這首詩是排斥俳諧怒罵的不良習氣，體現元好問尚雅的旨趣。我國自古就有“詩莊”的傳統，語言莊重而優雅是古典詩歌的特色。詼諧遊戲和詈罵的文字被認為難登大雅之堂的。把文章當作遊戲、調笑的工具，初見杜甫《戲作俳諧體遣悶》、李商隱《俳諧》，到晚唐時仿效的人便多起來。嚴羽《滄浪詩話》稱宋詩“其末流甚者，叫囂怒張，殊乖忠厚之風，殆以罵詈為詩”。黃庭堅《答洪駒父書》“東坡文章妙天下，其短處在好罵，慎勿襲其軌也”。蘇軾卻認為嬉笑怒罵可成文章，《續資治通鑑》卷八十六雲：“軾與弟轍，師父洵為文，常自謂文章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雖嬉笑怒罵之辭，皆可書而誦之。”
但是元好問尊奉的是儒家的“溫柔敦厚”、“思無邪”、“發乎情，止乎禮儀”的詩教理論，要求語言符合雅正的標準。因此，元好問不同意蘇軾的觀點，批評了“俳諧怒罵”的語言風格。元好問認為“曲學虛荒”，“小說欺”，謹奉儒家詩教，這也體現了他保守的一面。
第二十四首
“有情芍藥含春淚，無力薔薇臥晚枝”。
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詩。
這首詩是嘲諷秦觀的詩風。秦觀是北宋婉約詞派的代表作家之一，他的詩詞風格柔弱纖麗，修辭精巧，元好問稱是“女郎詩”，露譏諷之意。這表明元好問崇尚的是象韓愈那樣雄渾剛健的風骨之美。
但是元好問的這種傾向性鮮明的審美觀點過於絕對化，文學藝術可以也應當有多元的審美風格。剛健雄渾固然可貴，婉約秀麗也有娛人之美。在詩歌風格上，應當允許審美主體各有其好。不過作為生長在北方，仕於金王朝的詩人元好問來說，傾心於詩歌的雄渾蒼茫之美，是十分自然的。
第二十五首
亂後玄都失古基，看花詩在只堪悲。
劉郎也是人間客，枉向春風怨兔葵。
這首詩是批評劉禹錫的《戲贈看花諸君子》和《再遊玄都觀》二詩及詩歌的怨刺問題。元好問論詩，主張溫柔敦厚，明確反對直露刻薄的怨刺。在他眾多的詩文禁忌中，就有“無狡訐”、“無為妾婦妒，無為仇敵謗傷”等形式戒條。他認為，即使有“不能自掩”的“傷讒疾惡不平之氣”，也應該“責之愈深，其旨愈婉，怨之愈深，其辭愈緩”。
在這首詩中，元好問實際上是繼承前人的觀點，批評《再遊玄都觀》及其詩序的怨刺失度。元好問認為，如果說劉禹錫的《戲贈看花諸君子》一詩是戲贈之作，尚無傷大雅，但《再遊玄都觀》一詩就怨刺失度了，尤其是詩序中所謂“重遊玄都，蕩然無復一樹，唯有兔葵燕麥動搖於春風耳”，將所有當權者斥為兔葵、燕麥，打擊面太大，貶損太過，不免流於刻薄。前兩句概括劉禹錫創作《再遊玄都觀》的背景，“亂後”指劉禹錫被貶十四年間皇權迭變、宦官專權、藩鎮割據的動亂時局， “失故基”指劉禹錫詩前小序所說“蕩然無復一樹”的衰敗景象，看花詩指《戲贈看花諸君子》一詩。這兩句詩認為當時一切只值得悲傷，不應該再出怨刺之語。後兩句是全詩的關鍵，“劉郎”一句，借用劉詩“前度劉郎今又來”之語，說劉禹錫也是凡人。“枉向”一句，拈出《再遊玄都觀》詩序為批評重點。“枉”是“錯”的意思，與“枉著書生待魯連”（《論詩三十首》）的“枉”字同意。兩句連在一起，是說劉禹錫也是凡人，不能免俗，卻錯將所有人都指斥為東風中的兔葵、燕麥一類，加以嘲諷。可見，這首詩著重批評《再遊玄都觀》尤其是詩序的怨刺失當。
第二十六首
金入洪爐不厭頻，精真那計受纖塵。
蘇門果有忠臣在，肯放坡詩百態新？
這首詩是評蘇軾及其後學的詩，可與第二十二首對照看。蘇軾是一位天才的文學巨匠，在等多方面都達到極高的造詣，堪稱宋文學最高成就的代表。蘇軾學博才高，以翻新出奇的精神對待藝術規範，縱意所如，觸手成春，在藝術上開一代之風。蘇詩雖然有議論化、散文化傾向，但是由於蘇軾傑出的才能，他的詩多數比喻生動新奇，妙喻連生；用典穩妥精當，渾然天成；對仗精工活潑，不落俗套。蘇軾對藝術技巧的把握可謂揮灑自如，如行雲流水不留鍛鍊痕跡。所以元好問給予蘇軾詩歌以高度評價，稱讚他的詩是經得起錘鍊，不受纖塵的真金。
蘇軾在當是文壇上有巨大的聲譽，有許多文人圍繞在其周圍。著名的有蘇門四學士：黃庭堅、張耒、晁補之、秦觀。這四人都沒有繼承蘇軾的思想和藝術。黃庭堅是江西詩派的開創者，秦觀長於詞，其詩如詞一樣婉約。張、晁成就不大。至於其他後學者既沒有蘇軾的思想，又沒有蘇軾的才力，往往在文字、典故、辭藻方面追求新奇，以至於怪樣百出。於是在這首詩的後兩句，元好問不滿並批評了這種風氣。
第二十七首
百年才覺古風回，元祐諸人次第來。
諱學金陵猶有說，竟將何罪廢歐梅？
這首詩回顧了宋詩的發展，批評蘇黃後學拋棄歐、梅關注現實、平易自然的詩風。宋太祖到仁宗（公元960年----公元1063年）約100年時間裡，文壇上總的傾向是承襲晚唐餘風，內容單薄，文風華靡。尤以取法李商隱的西昆體缺乏李詩的真摯情感和深沉感慨，專門模仿李詩的藝術外貌，只注重音節鏗鏘，辭采精麗，又喜用典故，力圖表現才學工力。這種詩風一直到北宋中的歐陽修、梅堯臣、蘇舜欽等人從理論到實踐上繼韓柳提倡古文進行詩文革新才得以扭轉。因此元好問稱“百年才覺古風回”。“元祐諸人”指蘇軾、黃庭堅、陳師道等詩人（其詩歌成就及流弊參看第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六首）。“金陵”是指王安石，王安石也是北宋大文學家，政治家。王闢之《澠水燕談錄》：“公之治經尤尚解字，末流務為新奇，浸成穿鑿。朝廷患之。詔學者兼用舊傳注，·····於是學者皆變所學，至於著書以詆公之學者，且諱稱公門人。”王安石變法失敗後，王安石的一些著作被朝廷禁止，不少門人亦諱言是其門人，所以元好問說“諱學金陵猶有說”。但是蘇黃後學、江西詩派不注重思想內容，一味求奇求變，連歐陽修、梅堯臣都廢而不學，元好問責問批評了這種風氣。
第二十八首
古雅難將子美親，精純全失義山真。
論詩寧下涪翁拜，未作江西社裡人。
這首詩評論江西詩派。宋人是推崇學習杜甫的，而李商隱的能得杜甫遺意，學杜要先學李商隱，宋人早具有此說法。在元好問看來，以黃庭堅為首的江西詩派雖然標榜學杜，但並未抓住杜詩的真髓，而專在文字、對偶、典故、音韻等形式上模擬因襲，結果既未學到杜詩的古樸風雅得真諦，也完全失去了李商隱的精美純厚的風格。因此他明確表示，不願與江西詩派為伍，不願拾江西詩派的牙唾。
第二十九首
池塘春草謝家春，萬古千秋五字新。
傳語閉門陳正字，“可憐無補費精神”。
這首詩是批評江西詩派的代表人物陳師道。陳師道的作詩方式是“閉門覓句”式的苦吟，著意於錘鍊字句，在形式技巧上下功夫。“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是謝靈運《登池上樓》的名句，意象清新，渾然天成，寫出了盎然春意。元好問崇尚自然天成的詩歌，反對雕琢粉飾，因此這裡稱讚謝靈運的這個名句萬古常新，進而諷刺陳師道閉門覓句，只是徒然浪費精神，寫不出什麼好作品。
第三十首
撼樹蜉蝣自覺狂，書生技癢愛論量。
老來留得詩千首，卻被何人校短長？
這首詩是《論詩三十首》的最後一首，也是結束語。他自謙自己象蚍蜉撼樹一樣不自量力，只是書生一時技癢愛議論罷了。元好問在這組詩中基本按時間順序評論了自漢魏到宋代的許多著名的詩人和詩歌流派，鍼砭時弊，旗幟鮮明地表明瞭自己的文學觀點，對後世有重要影響。
《論詩三十首》作者介紹
元好問，生於公元1190年（金章宗明昌元年）8月10日，卒於公元1257年（元憲宗七年）10月12日 ，字裕之，號遺山，世稱遺山先生，太原秀容（今山西忻州）人，元好問是宋金對峙末期、蒙古金朝更替之際傑出的文學家、歷史學家，北方文壇盟主，被尊為“北方文雄”、“一代文宗”。元好問擅作詩、文、詞、曲。其中以詩作成就最高，其“喪亂詩”尤為有名；其詞為金代一朝之冠，可與兩宋名家媲美；其散曲雖傳世不多，但當時影響很大，有倡導之功。
元好問據說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燾的後代，其先祖相繼遷居洛陽、汝州（今河南省臨汝縣）、平定州（今山西省平定縣）等地。至元好問的曾祖父元春（一作椿）時，又移家忻州，遂為忻州人。他的祖父元滋善，在金朝海陵王正隆二年（公元1157年）任柔服（今內蒙古土默特右旗托克托附近）丞；父親元德明多次科舉不中，以教授鄉學為業，著有《東巖集》。
元好問誕生在忻州農村一個世代書香的士大夫家庭裡。由於他的二叔和三叔都沒有兒子，元好問的兄弟有三個，他又是第三。根於中國傳統，他的叔父元格在他生後七個月時，就把他當做過繼兒子，隨即把他帶到掖縣縣令任上。
元好問天資聰明，七歲就能寫詩，被人譽為“神童”。他十一歲時，元格在冀州任職，元好問得到了翰林侍讀學士兼知登聞鼓院路擇的賞識，路擇“愛其俊爽，教之為文”。十四歲時，元好問又師從陵川人郝晉卿，博通經史、淹貫百家。到元好問十七歲時，元格被罷去陵川縣令，但為了兒子的學習，他仍繼續住在陵川，直到元好問十九歲完成學業，才帶全家離開陵川 。
元好問從十六歲起開始參加科舉考試。由於金章宗明昌元年（公元1190年）“識免鄉試”，他直接到幷州參加府試，但榜上無名。此後在泰和八年（公元1208年）十九歲時，他又到長安參加府試，但這次又未中。
元好問二十一歲時返回故里，在離祠堂幾十裡外的定襄遺山讀書，故而自號“遺山山人”。兩年之後，蒙古大軍突襲秀容，屠城十萬餘眾，其兄元好古喪生。為避兵禍，元好問舉家遷往河南福昌，後轉徙登封。
衛紹王崇慶元年（公元1212年），元好問又到中都（今北京）第三次參加考試，仍未考中。這年正月，金朝三十萬大軍被蒙古擊敗，蒙古已逼近中都，路途的坎坷、國家的危機，加上考試的失敗，使他的情緒非常低沉。
貞佑二年（公元1214年），蒙古兵圍攻、金兵節節敗退，金宣宗倉皇遷都南京，元好問於這年夏天赴汴京，準備將於秋天舉行的考試。雖然考試又一次失敗，但他卻通過應試的機會，與朝中名人、權要如趙秉文、楊雲翼、雷淵、李晏等交接結好，詩歌創作極豐。深得時任禮部尚書的趙秉文讚賞，其文名震京師，被譽為“元才子”。但不久由於蒙古兵圍攻，元好問不得不由山西逃難河南，並在豫西逐漸定居下來。貞佑五年（公元1217年），二十八歲的元好問又赴京趕考，仍未成功。
興定五年（公元1221年），三十二歲的元好問進士及第，因科場糾紛，被誣為“元氏黨人”，便憤然不就選任。正大元年（公元1224年），到他三十五歲時，元好問又得到趙秉文等人的貢舉，以考試優異得中科舉。這次宏詞科登第後，元好問才正式就選，被任為權國史院編修，留官汴京，但生活頗為清苦。
金哀宗正大二年（公元1225年），三十六歲的元好問因不滿冷官生活請長假回到了登封，期間撰寫了一部重要著作《杜詩學》，內容包括杜甫的傳志、年譜和唐朝以來評論杜詩的言論。
正大三年（公元1226年），元好問任河南鎮平縣令。次年，改官河南內鄉縣令 [9] 。其後因母親張氏身故，元好問丁憂閒居內鄉白鹿原。又應鄧州節度使移刺瑗之邀，赴任幕僚。不久，蒙古軍攻陷鳳翔，移刺瑗投降，元好問藉機辭去幕府。
正大八年（公元1231年），元好問調任南陽縣令 ，他在任上大刀闊斧進行改革，成績斐然。所以河南志書稱他“知南陽縣，善政尤著”。
此後不久，元好問赴京調金中央政府任尚書省令史，移家汴京。此後又升任左司都事，又轉任尚書省左司員外郎。官至翰林知制誥 。
天興二年（公元1233年），蒙古軍圍汴京，元好問被圍城中。金哀宗逃出京城，兵敗衛州後逃往歸德府。朝中無主，崔立率兵向蒙古請降獻城。崔立投降蒙古後，脅迫朝臣為自己立碑歌功頌德，元好問、王若虛、劉祁等都被迫參加撰寫碑文，磨掉宋徽宗所立《甘露碑》字跡，刻上碑文。
天興二年（公元1233年）四月，蒙古兵攻破汴京，元好問即向當時任蒙古國中書令的耶律楚材推薦了五十四個中原秀士王若虛等，請耶律楚材予以保護和任用。
金亡後，元好問隨金朝大批官員被俘，並被押往山東聊城看管兩年，後居住冠氏縣。元好問作為囚徒，與家人輾轉於聊城等地，並逐漸與蒙古國的漢軍首領嚴實、趙天錫等接上關係，生活逐漸好轉，行動也較為自由。
這期間，他痛心金國的淪亡，併為了以詩存史，勤奮編輯金國已故君臣詩詞總集《中州集》。以“中州”名集，則寓有緬懷故國和以金為正統的深意。
元太宗十一年（公元1239年）秋，因其詩文名氣頗大，耶律楚材傾心接納元好問。可五十歲的元好問已無意出仕為官，其年重回家鄉隱居，並交友遊歷，潛心編纂著述。
元憲宗二年（公元1252年），元好問覲見忽必烈，希望說服忽必烈尊信儒學，並請他為“儒教大宗師”，促使其任用儒士治國。
元憲宗七年九月四日（公元1257年10月12日），元好問在獲鹿寓舍逝世，享年六十八歲。
元好問的文學成就以詩歌創作最為突出，並以“喪亂詩”奠定了他在文學史上地位的，這些詩是在金朝滅亡前後寫出的。這些詩篇廣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國破家亡的現實，具有詩史的意義。元好問的“喪亂詩”就藝術上的概括力和情感上的真摯性來說，是杜甫以後少有的。但他不像杜甫那樣對國家的復興還抱有希望，他是既絕望而又不甘心，鬱結的感情爆發為悲歌，感染力是很強烈的，並且這些“喪亂詩”又掀起了杜甫之後的現實主義詩風的又一高潮。正是山河的破碎，詩人的憂患，才造就了這些曠世之作。
主要有《歧陽》三首、《壬辰十二月車駕車狩後即事》五首、《俳體雪香亭雜詠》十五首、《癸巳五月三日北渡》三首、《續小娘歌》十首等。
元好問還有為數不少的寫景詩，這類詩的總體風格是豪壯、清雅、不事雕琢，有很多名句。此外，元好問在晚期還寫有一些題畫詩，這類詩短小精煉、意境深遠，往往是借題發揮，耐人品味，充分地襯托了畫作的內涵。
元好問工詩文，在金元之際頗負重望。其詩奇崛而絕雕琢，巧縟而不綺麗，形成河汾詩派。他在臨終之時囑咐後人在他的墓碑上只題七個字“詩人元好問之墓”，足見他對自己詩歌創作的重視與肯定。他對自己的詩才極為自信，有著與杜甫相提並論的傲氣，有過“詩狂他日笑遺山，飯顆不妨嘲杜甫”詩句。
元好問又是一位高明的文藝理論家，他的《論詩三首》、《論詩三十首》、《與張仲傑郎中論文》、《校笠澤叢書後記》等，幾乎概括了漢朝以來的各種詩歌風格與重要詩人，所有的點評都濃縮在七言詩句之中，不僅點評準確而且文采斐然， “以詩論詩”再繼杜甫風範。
元好問他提倡“自然”，主張情性之“真”；倡導雄勁豪放的詩風提倡性靈、神韻、格調的兼容；主張李、杜並列；提倡多元繼承的詩風；還提出許多寫作時的技巧原則，反對生硬晦澀，亂排典故，做學問要“真積力久”等等，都是他幾十年親身實踐得來的結晶，有著切實可行的指導意義。
元好問留下詞377首，是金代作品最多的詞人。元好問詞的內容不及其詩內容廣大，但在金詞壇卻是題材最豐富的一家，藝術上以蘇軾、辛棄疾為典範，兼有豪放、婉約諸種風格。抒懷、詠史、山水、田園、言情、詠物、贈別、酬答、弔古傷時，無歷不控。
作為金詞壇現實主義詞人，元好問的詞筆首先是面向現實的。元好問多作懷古詞，形式以長調為主，奇慨遙深，田園詞則往往表現出恬談、閒適的情趣。描繪山河壯麗、抒發愛國豪情，是遺山詞一個重要內容。
元好問的水詞之所以能如筆下山水那樣頂天立地，在於它不僅是雄渾的山水畫眷更有寄慨、壯思、理想自畫卷中選出。即如此首下聞純為感慨，詞之內涵亦因此而深化。在詞文上，元好問的愛情詞是別具一格的，如其著名的《雁丘詞》等。
元好問還寫過小說，所著志怪短篇小說《續夷堅志》四卷二百零二篇，其中除四篇有目無文和一篇內容殘缺者外，實有一百九十七篇。他的思想和文學創作受《列子》的影響相當大。他繼承和學習了《列子》、《搜神記》和唐代傳奇、南宋《夷堅志》的志怪搜奇的傳統。元好問的目的主要不是為了宣揚有神論、天命論，而是也如《中州集》一樣，在於以小說存史和鞭笞社會的醜惡現象。《續夷堅志》記載自金世宗大定年間（公元1161年—公元1189年）至蒙古國蒙哥汗（元憲宗）元年（公元1251年）之間的種種傳聞故實。內容除了有很高的藝術價值和思想價值者之外，還有不少是關於地理、歷史、文物、醫學、天文、藝術等的記載，於理解金元時代的實際情況很有裨益。《戴十妻梁氏》則記述蒙古統治集團的橫暴恣肆。其他如《天裂》、《湯盤周鼎》、《救薰死》、《背疽方二》、《駢胎》、《測影》、《鏡辨》、《驢腹異物》、《古錢》、《呂氏所記古印章》、《古鼎》、《泗州題壁詞》，《稻畫》、《華陀貼》等篇目，均有補於文、史及自然科學、藝術的研究。
元好問所撰散曲，今僅存九首，用俗為雅，變故作新，具有開創性。元好問創制的《驟雨打新荷》散曲，元韌曾廣為流傳，為元散曲家趙孟頫等人所激賞。元好問是善於創制新曲的，如《三奠》曲自元好問創作後，劉秉忠、王惲等人曾依格填作。可見元好問就北曲而言，正是行家裡手，自成一家。
元好問目睹親歷金朝的衰亡和蒙古滅金的全過程，又從政多年，強烈的憂國憂民的社會責任感，使他時刻關注著金國的命運和金國史蹟的保存。
當金如敗亡前夕，他就向當政者建議用女真文小字寫一部金史，但未能如願，他就私下編撰了一部《壬辰雜編》。
《論詩三十首》
（元好問 金元之際）
元好問的《論詩三十首》是繼杜甫之後運用絕句形式比較系統地闡發詩歌理論的著名組詩，他評論了自漢魏至宋代的許多著名作家和流派，表明了他的文學觀點，對後世有重要影響。
第一首
漢謠魏什久紛紜，正體無人與細論。
誰是詩中疏鑿手？暫教涇渭各清渾。
這是元好問《論詩三十首》的第一首，表明了他寫這組論詩詩的動機、目的和標準。元好問以《詩經》的風雅傳統為“正體”，認為漢樂府和建安文學是這一傳統的繼續，他針對宋金詩壇上的一些弊病和“偽體”盛行、漢魏詩歌傳統的淆亂，以“詩中疏鑿手”為己任，要在縱覽詩歌創作的歷史中正本清源，區別正偽，使之涇渭分明，從而廓清詩歌發展的正確方向。
第二首
曹劉坐嘯虎生風，四海無人角兩雄。
可惜幷州劉越石，不教橫槊建安中。
這首詩反映了元好問推崇建安詩人劉琨的具有雄渾剛健風骨之美的詩歌。他首推曹植和建安七子之一的劉楨為詩中“兩雄”，以“坐嘯虎生風”形象地比喻他們的詩歌風格雄壯似虎。曹、劉是建安風骨的傑出代表，鍾嶸評曹植的詩“其源出於國風，骨氣奇高，詞采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粲溢今古，卓爾不群”，評劉楨“其源出於古詩。仗氣愛奇，動多振豔，真骨凌霜，高風跨俗”。 標舉曹劉，實際上是標舉了他們所代表的內容充實、慷慨剛健、風清骨俊的建安文學的優良傳統。
西晉詩人劉琨，被認為“雅壯而多風”，有“清拔之氣”。元好問推出劉琨，正是從其可比建安諸子的慷慨悲壯，梗概多氣的藝術風格著眼的。
第三首
鄴下風流在晉多，壯懷猶見缺壺歌。
風雲若恨張華少，溫李新聲奈若何。
元好問認為西晉詩壇中繼承了建安文風的有不少，建安風骨的影響還是比較大，但也有了“兒女情多，風雲氣少”的詩歌。建安風骨是元好問所肯定的詩歌風格，所以他以張華為例，認為張華雖然以其詩綺靡婉豔，文字妍冶而名高一時，但是缺乏豪壯慷慨之氣，至於到了晚唐的溫庭筠、李商隱，更是兒女情長，風格婉約。“奈若何”句表明了元好問對綺靡文風的不滿情緒，對詩歌綺靡文風的發展的認識。
第四首
一語天然萬古新，豪華落盡見真淳。
南窗白日羲皇上，未害淵明是晉人。
這首詩是元好問評晉代詩人陶淵明。出於對當時詩壇雕琢粉飾、矯揉造作詩風的反感，元好問評論晉代詩人陶淵明時前兩句說：“一語天然萬古新，豪華落盡見真淳。”元好問崇尚陶淵明詩歌自然天成而無人工痕跡，清新真淳而無雕琢之弊。陶淵明的詩句自然質樸不假修飾，剝盡鉛華膩粉，獨見真率之情志，具有真淳雋永、萬古常新的永恆魅力，是元好問心儀的詩的最高境界。如陶淵明的《飲酒》“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歸田園居》等都體現了陶淵明崇尚自然的人生旨趣和藝術特徵。
第五首
縱橫詩筆見高情，何物能澆塊壘平？
老阮不狂誰會得？出門一笑大江橫。
這首詩評論了西晉正始詩人阮籍。阮籍所處時代正是魏晉易代之際，司馬氏屠殺異己，形成恐怖的政治局面。阮籍本有濟世之志，但不滿司馬氏的統治，姑以酣飲和故作曠達來逃避迫害，做出了不少驚世駭俗的事情，世人以為阮籍狂、痴。但元好問深知阮籍“不狂”，看到了阮籍心中的“塊壘”，認識到了阮籍詩中的真情鬱氣（“高情”）。元好問認為阮籍的詩筆縱橫，如長江奔流，神與俱遠，正是他高尚情懷、胸中不平之氣的表現。這說明元好問認識到了寫詩須有真情實感，反映了他對阮籍狂放品格的稱許，對阮籍在黑暗統治下隱約曲折、興寄深遠的風格也是肯定的。
第六首
心畫心聲總失真，文章寧復見為人。
高情千古閒居賦，爭信安仁拜路塵！
這首絕句通過評論西晉太康詩人潘岳批評、嘲諷潘岳做人做詩的二重性格。元好問從詩寫真情出發，鄙視詩寫假話，言不由衷的作品。潘岳的作品描繪自己淡於利祿，忘懷功名，情志高潔，曾經名重一時，傳誦千古。但是他的實際為人，卻是躁求榮利，趨炎附勢，鑽營利祿，諂媚權貴的無恥小人。因此元好問認為，揚雄說的“心畫心聲”，以文識人是不可靠的，會“失真”，即言不真誠，言行不一的問題。識人，不能只觀其文，還要看是否言行一致，心口如一。所謂“言為心聲”、“文如其人”，不能絕對化，因為人的思想感情是複雜的、充滿矛盾、發展變化的，有時也會出現假象。這樣就要善於分析複雜的矛盾現象，善於識別假象，才能獲得正確的認識。詩歌史上詩與人不統一的現象不獨潘岳，元好問的鍼砭是深刻的。
第七首
慷慨歌謠絕不傳，穹廬一曲本天然。
中州萬古英雄氣，也到陰山敕勒川。
這首詩評論了北朝民歌《敕勒歌》。《敕勒歌》描繪了開闊壯美而又和平安定的草原風光，有豪放剛健、粗獷雄渾的格調。元好問重視民歌，前兩句他肯定、推崇這首民歌慷慨壯闊深厚的氣勢，推舉它不假雕飾而渾然天成。
後兩句點出了中原文化對北方少數民族地區文化的影響。敕勒本是北方一個遊牧民族名稱，居住地方在敕勒川（今山西北），元好問認為，看《敕勒歌》的產生和風格，是中原的慷慨豪邁的氣魄傳給了陰山下少數民族的藝術作品。《敕勒歌》表現了我國境內各民族文化的相互影響和滲透。
第八首
沈宋橫馳翰墨場，風流初不廢齊樑。
論功若準平吳例，合著黃金鑄子昂。
這首詩評論了初唐詩人沈佺期、宋之問、陳子昂。初唐詩壇基本是南朝形式主義文學的延續，宮體詩充斥詩壇，文風綺靡纖弱。沈佺期、宋之問總結了六朝以來聲律方面的創作經驗，確立了律詩的形式，馳名一時，對唐代近體詩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元好問肯定了他們的貢獻和影響，但也批評了他們在詩歌創作上仍然沒有擺脫齊樑詩風。
元好問認為，開唐詩一代新風的詩人是陳子昂。陳子昂復歸風雅興寄，高倡漢魏風骨，上接建安傳統，以其詩歌理論和創作實踐，終於廓清了初唐半個時紀齊樑餘風的影響，迎來了以“風骨”、“氣象”著稱的盛唐詩歌創作高潮。他的“興寄”、“風骨”理論成為後人反對形式主義柔靡詩風的理論武器。因此，元好問充分肯定了陳子昂的歷史功績，並將其革新文風與范蠡的平吳事業相提並論，認為也應為陳子昂鑄像，以表其功。
第九首
鬥靡誇多費覽觀，陸文猶恨冗於潘。
心聲只要傳心了，布穀瀾翻可是難。
這首詩是批評陸機。陸機和潘岳是西晉文壇齊名的代表人物。《世說新語·文學》：“孫興公雲：‘潘文淺而淨，陸文深而蕪。’”元好問認為“陸文猶恨冗於潘”，寫詩如果爭相綺靡、篇幅冗長會增加讀者的閱讀負擔，詩歌既然是傳達心聲與真情，意盡就該言止，不要太多太長，不須搖脣鼓舌，多所鋪張。這裡也體現了元好問注重詩歌真情實感，反對形式華豔的觀點。
第十首
排比鋪張特一途，藩籬如此亦區區。
少陵自有連城璧，爭奈微之識碔砆。
這首詩是元好問針對元稹評論杜甫的言論的再評論。元稹在為杜甫所寫的墓誌銘中特別推重杜甫晚年所寫的長篇排律詩“鋪陳始終，排比聲律”，認為這方面李白連它的門牆也達不到。杜詩格律嚴謹，對仗工穩，尤其是晚年的長篇排律更為精細，“晚節漸於詩律細”。這是優點，但是另一方面也會產生過於雕琢和堆砌的副作用。後來宋代的江西詩派也杜甫為宗，但側重於杜甫詩歌煉字造句方面的形式技巧，而忽略了杜甫詩歌中最有價值的東西，即豐富深刻的社會內容和、憂國憂民的進步思想和深刻的現實主義精神，也忽略了杜詩多樣化的風格和藝術上全面的成就。因而，元好問對元稹的批評是有現實意義的。
杜甫的晚年的長篇排律固然功力深厚，但多投贈之作，也非最精粹部分。元好問認為杜甫的排比鋪張只不過是一種手法，元稹過分稱頌這種手法，單把“排比鋪張”當作不可逾越的藩籬，是錯把似玉的石塊當成連城璧了。這也體現了元好問反對過分講求聲律對偶以及對詩歌社會現實內容的關注。
第十一首
眼處心聲句自神，暗中摸索總非真。
畫圖臨出秦川景，親到長安有幾人？
這首詩批評了缺乏現實體驗的模擬文風（如西昆體、江西詩派等），指出了詩歌（文學）創作的源泉是客觀現實，真情必然來自詩人的切實生活感受。元好問認為，文學作品不是作家頭腦中虛構的，而是客觀現實在頭腦中的反映。只有像杜甫那樣“親到長安”，對客觀的描寫對象有了實際的接觸和體驗，才能激發內心的感受，寫出入神的詩句。如果一味去“暗中摸索”，臨摹前人的作品，是永遠不可能在詩中真實地描繪出現實對象的（“總非真”）。這樣，元好問就在杜甫和杜詩的影寫者們中清晰地劃出了一條真、假詩人地界限。
第十二首
望帝春心託杜鵑，佳人錦瑟怨華年。
詩家總愛西昆好，獨恨無人作鄭箋。
這首詩評論的是唐代詩人李商隱。李商隱是晚唐著名詩人，時世、家世、身世，從各方面促成李商隱易於感傷、內向型的性格和心態。除了一些鍼砭現實的政治詩，其詠物抒情詩（包括愛情詩）往往情調幽美，善於把心靈世界的朦朧圖像，以比興、象徵、用典、暗示等隱約曲折的方式化為恍惚迷離的詩的意象，表現出朦朧多義的特點。元好問引用《錦瑟》中的詩句，正是因為《錦瑟》一詩詞義隱晦，聚訟紛紜，多種箋解，似都難以服眾。在這首詩中，元好問表達了對李商隱詩歌含情深邈的嚮往，同時也對難以索解表示了遺憾和諷刺性的批評。
第十三首
萬古文章有坦途，縱橫誰似玉川盧？
真書不入今人眼，兒輩從教鬼畫符。
這首詩是批評盧仝的追求險怪的詩風。中唐時追求險怪詩風的主要是韓孟詩派。韓愈的詩風的主要特點是深險怪僻，好追求奇特的形象。他善於捕捉和表現變態百出的景物；展開豐富奇特的想象，怪幻詭譎的構思，創造匪夷所思的形象；以文為詩，用奇字、造拗句，押險韻，避熟就生，因難見巧。韓孟詩派開一代詩風，在創造出雄奇險怪的意象，在反對傳統銳意創新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貢獻，但也難免流入另一種險怪艱奧，拼湊堆砌，玩弄技巧的形式主義。盧仝受到韓愈的影響，詩作過於好奇逞怪。元好問否定了這種詩歌風格，認為這種創作是“鬼畫符”。
第十四首
出處殊塗聽所安，山林何得賤衣冠。
華歆一擲金隨重，大是渠儂被眼謾。
這首詩批評重山林隱士詩輕賤臺閣仕宦詩的現象。方回《瀛奎律髓》崇尚“格高”，即古代知識分子所謂嶙峋傲骨、孤芳自賞的精神風貌，認為臺閣仕宦都是腦滿腸肥、道貌岸然、功名利祿薰心、仁義禮智滿口之徒的賣弄學理、琢句雕章以欺世盜名，往往偏重江湖道學，或有藉以自重。元好問借質疑三國時華歆擲金的典故對這種現象提出了質疑。
第十五首
筆底銀河落九天，何曾憔悴飯山前。
世間東抹西塗手，枉著書生待魯連。
這首詩是讚揚李白的詩歌及其才識。李白和杜甫都是盛唐偉大的浪漫主義詩人。李白的詩歌想落天外，氣勢宏大，情感激昂奔放，語言流暢自然，詩風豪邁飄逸；杜甫的詩歌風格是“沉鬱頓挫”，杜甫在詩歌格律、煉字、奇崛等方面對後世的韓愈、孟郊、江西詩派等都有重大影響，有一定的流弊。而元好問崇尚的是雄渾自然的風格，對於刻意雕琢、苦吟等都是持反對意見的。因此，這裡元好問以 “總為從前作詩苦”而“憔悴”杜甫來反襯李白筆底銀河，奔流直下，一氣呵成。另一方面，元好問認為李白不光文才卓異，而且也是象魯仲連一類的人物，關注現實，有政治才能，不為官而周遊各地，排難解紛。
第十六首
切切秋蟲萬古情，燈前山鬼淚縱橫。
鑑湖春好無人賦，“岸夾桃花錦浪生。”
這首詩是評論幽僻清冷的詩歌風格。大凡萬古言情之作，皆悽切如秋蟲之悲鳴；撫寫境象，也淒涼如山鬼的零淚。前二句泛敘古今悲情，構造出一片悲愁哀苦的境界。一般認為這兩句是在說李賀，因李賀詩中常有“秋蟲”、“山鬼”的意象；也有認為指李賀、孟郊二人，因孟郊常以“秋蟲”自喻。這兩句可解釋為泛說全體這類相似風格的詩人。 孟郊、李賀都窮愁不遇，作詩都好苦吟，詩風都較幽冷。 窮愁本是人生不幸，無可厚非，問題在於如何處窮。元好問的態度非常明確，認為應該是“厄窮而不憫，遺佚而不怨”。孟郊、李賀顯然沒有如此泰然，寒乞之聲不絕於耳，詩境幽冷悽婉。元好問反對幽僻淒冷的詩歌境界，即他所說，“要造微，不要鬼窟中覓活計”。孟郊詩歌可謂造微，但他所得不過是秋蟲之類幽微之物。李賀也是如此，有些詩篇正是從“鬼窟中覓活計”。孟郊、李賀的這種詩風，與元好問尚壯美、崇自然之旨相背，故元好問譏評之。
後兩句“鑑湖春好無人賦，夾岸桃花錦浪生”，正如宗廷輔所說，是“就詩境言之”。“夾岸桃花錦浪生”是李白《鸚鵡洲》中的詩句，元好問藉此來形容鑑湖（又名鏡湖）春色，展現的是與孟郊、李賀迥然不同的開闊明朗、清新鮮活的境界。“無人賦”三字又表明，他的批評對象絕非孟郊、李賀個別詩人，而是以他們為代表的中晚唐貧士文人，特別是與孟郊近似的一些詩人。 由此可見，該詩是通過孟郊、李賀來批評中晚唐窮愁苦吟一派詩人，沒有盛唐開闊明朗氣象，而流於幽僻淒冷。
第十七首
切響浮聲發巧深，研摩雖苦果何心？
浪翁水樂無宮徵，自是雲山韶頀音。
這首詩是批評拘忌聲病以成詩的人。講究聲律是古典詩歌的一個重要特色，對於詩歌的音樂美、節奏感有重要意義。但是對格律規定過於細密，過於雕琢，拘忌於聲韻等形式，就會使文學創作受到很大的束縛。元好問崇尚自然天成的詩歌風格，不滿那些對聲律音韻過於雕琢的作品。後兩句，元好問舉出元結耽愛山中自然水聲的例子來說明，即使沒有人為配製音韻曲調的自然之聲，也如天籟之音美妙。
第十八首
東野窮愁死不休，高天厚地一詩囚。
江山萬古潮陽筆，合在元龍百尺樓。
這首詩是評論孟郊的詩，元好問認為他根本不能與韓愈的詩相提並論。孟郊與韓愈同為中唐韓孟詩派的代表，但有不同。孟郊一生沉落下僚，貧寒悽苦，鬱鬱寡歡，受盡苦難生活的磨難，將畢生精力用於作詩，以苦吟而著稱。孟郊的才力不及韓愈雄大，再加上淪落不遇的生活經歷也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的視野，使得他的怪奇詩風偏向個人貧病飢寒，充滿幽僻、清冷、苦澀意象，被稱為“郊寒”。而韓愈的詩歌雖有怪奇意象，但卻氣勢見長，磅礴雄大，豪放激越，酣暢淋漓。司空圖說他“驅架氣勢，若掀雷挾電，奮騰於天地之間。”
韓愈的這種氣勢雄渾，天然化成的詩歌風格正是元好問所崇尚的，而孟郊的雕琢和險怪的風格正是元好問所批判的。因此，元好問認為孟郊和韓愈不能相提並論，韓愈的作品如江山萬古長存，與孟郊比，一個如在百尺高樓，一個如在地下。不過，在詩中元好問對孟郊也有同情之意。
第十九首
萬古幽人在澗阿，百年孤憤竟如何？
無人說與天隨子，春草輸贏較幾多？
這首詩是批評晚唐詩人陸龜蒙。晚唐後期，唐帝國風雨飄搖，岌岌可危。不少文人在時代的衰颯氣氛中走向明哲保身的退隱之路，創作的詩句表現出一種僻世心態和淡泊情思。元好問借用陸龜蒙《自遣詩三十首》之二十四中“恐隨春草鬥輸贏”來批評陸龜蒙等隱士生活在晚唐社會動盪時代，不作憂國感憤之辭而徒興春草輸贏的嘆惜。這裡也反映了元好問在強調真情實感時是注意到社會現實內容的。不過陸龜蒙象古代許多隱士一樣，並非真正忘懷世事，陸龜蒙也寫過諷刺現實的作品如《新沙》、《築城池》、《記稻鼠》等。
第二十首
謝客風容映古今，發源誰似柳州深？
朱弦一拂遺音在，卻是當年寂寞心。
這首詩是論及柳宗元與謝靈運，主要是論柳宗元，是說柳近似於謝。謝靈運是第一個大力寫山水詩的詩人，他政治失意，縱情山水，肆意遨遊，在山水中尋求慰藉，與當時“淡乎寡味”的玄言詩相比，後人認為謝靈運的詩歌自然清新，有高古之風。元好問推崇謝靈運，認為柳宗元詩歌淡泊古雅，深得謝靈運之遺音。前兩句在一起是說，謝靈運詩的風神容態，照映古今，後世詩人，誰能像柳宗元一樣有謝客風容，並深有所得呢？後兩句是說柳宗元的詩淡泊簡古，如清廟之瑟，朱弦一拂，唱嘆餘音宛在，此冷寂神境，以暗喻道出，恰是如同當年謝靈運寂寞心境的寫照。
第二十一首
窘步相仍死不前，唱醻無復見前賢。
縱橫正有凌雲筆，俯仰隨人亦可憐。
這首詩是批評詩歌酬唱中的和韻風氣。由於這種次韻酬唱的詩往往受到原詩韻腳的拘束和詞義的限制，使作者不能自由地抒發自己的心跡，反要俯仰隨人，窘步相仍，因此，元好問對這種詩風給予了辛辣諷刺，指出其“亦可憐”。要求詩人應該象庾信那樣“縱橫自有凌雲筆”，大膽自由抒發自己地真性情，不要做隨在別人後面的亦步亦趨的可憐蟲。
第二十二首
奇外無奇更出奇，一波才動萬波隨。
只知詩到蘇黃盡，滄海橫流卻是誰？
這首詩是對求奇追險詩風及其流弊的批評。蘇軾、黃庭堅是北宋影響巨大的著名詩人，兩人的詩歌都有很高的成就。蘇軾的詩歌氣象宏闊，鋪敘宛轉，意境恣逸，筆力矯健，常富理趣，但蘇詩散文化、議論化傾向明顯。蘇軾有滿腹才學，難免在詩中賣弄，以出新意。黃庭堅作詩則力求新奇，選材僻熟就生，喜用他人未用的典故和字句，造拗句，押險韻，做硬語，詩風生新瘦硬峭拔，善於出奇制勝。他所用“奪胎換骨”、“點石成金”增加了“以才學為詩”的傾向。蘇、黃兩人在技巧上力求出新，對傳統有所發展變化，取得了卓著的成績，因此元好問承認了他們在詩歌上的成就“只知詩到蘇黃盡”和影響力（“一波才動萬波隨”）。但是另一方面，蘇黃的後學者卻往往沒有蘇黃的才力，未得其長，先得其短，容易出現一味崇尚奇險、堆砌生典、蒐羅怪異形象，語言生硬晦澀、詞句雕琢不自然的弊端（“奇外無奇更出奇”）。元好問批評了蘇、黃詩歌缺點所造成的不良風氣，同時，這也反映了元好問崇尚自然、雅正，反對險怪、雕琢的詩歌思想。
第二十三首
曲學虛荒小說欺，俳諧怒罵豈詩宜？
今人合笑古人拙，除卻雅言都不知。
這首詩是排斥俳諧怒罵的不良習氣，體現元好問尚雅的旨趣。我國自古就有“詩莊”的傳統，語言莊重而優雅是古典詩歌的特色。詼諧遊戲和詈罵的文字被認為難登大雅之堂的。把文章當作遊戲、調笑的工具，初見杜甫《戲作俳諧體遣悶》、李商隱《俳諧》，到晚唐時仿效的人便多起來。嚴羽《滄浪詩話》稱宋詩“其末流甚者，叫囂怒張，殊乖忠厚之風，殆以罵詈為詩”。黃庭堅《答洪駒父書》“東坡文章妙天下，其短處在好罵，慎勿襲其軌也”。蘇軾卻認為嬉笑怒罵可成文章，《續資治通鑑》卷八十六雲：“軾與弟轍，師父洵為文，常自謂文章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雖嬉笑怒罵之辭，皆可書而誦之。”
但是元好問尊奉的是儒家的“溫柔敦厚”、“思無邪”、“發乎情，止乎禮儀”的詩教理論，要求語言符合雅正的標準。因此，元好問不同意蘇軾的觀點，批評了“俳諧怒罵”的語言風格。元好問認為“曲學虛荒”，“小說欺”，謹奉儒家詩教，這也體現了他保守的一面。
第二十四首
“有情芍藥含春淚，無力薔薇臥晚枝”。
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詩。
這首詩是嘲諷秦觀的詩風。秦觀是北宋婉約詞派的代表作家之一，他的詩詞風格柔弱纖麗，修辭精巧，元好問稱是“女郎詩”，露譏諷之意。這表明元好問崇尚的是象韓愈那樣雄渾剛健的風骨之美。
但是元好問的這種傾向性鮮明的審美觀點過於絕對化，文學藝術可以也應當有多元的審美風格。剛健雄渾固然可貴，婉約秀麗也有娛人之美。在詩歌風格上，應當允許審美主體各有其好。不過作為生長在北方，仕於金王朝的詩人元好問來說，傾心於詩歌的雄渾蒼茫之美，是十分自然的。
第二十五首
亂後玄都失古基，看花詩在只堪悲。
劉郎也是人間客，枉向春風怨兔葵。
這首詩是批評劉禹錫的《戲贈看花諸君子》和《再遊玄都觀》二詩及詩歌的怨刺問題。元好問論詩，主張溫柔敦厚，明確反對直露刻薄的怨刺。在他眾多的詩文禁忌中，就有“無狡訐”、“無為妾婦妒，無為仇敵謗傷”等形式戒條。他認為，即使有“不能自掩”的“傷讒疾惡不平之氣”，也應該“責之愈深，其旨愈婉，怨之愈深，其辭愈緩”。
在這首詩中，元好問實際上是繼承前人的觀點，批評《再遊玄都觀》及其詩序的怨刺失度。元好問認為，如果說劉禹錫的《戲贈看花諸君子》一詩是戲贈之作，尚無傷大雅，但《再遊玄都觀》一詩就怨刺失度了，尤其是詩序中所謂“重遊玄都，蕩然無復一樹，唯有兔葵燕麥動搖於春風耳”，將所有當權者斥為兔葵、燕麥，打擊面太大，貶損太過，不免流於刻薄。前兩句概括劉禹錫創作《再遊玄都觀》的背景，“亂後”指劉禹錫被貶十四年間皇權迭變、宦官專權、藩鎮割據的動亂時局， “失故基”指劉禹錫詩前小序所說“蕩然無復一樹”的衰敗景象，看花詩指《戲贈看花諸君子》一詩。這兩句詩認為當時一切只值得悲傷，不應該再出怨刺之語。後兩句是全詩的關鍵，“劉郎”一句，借用劉詩“前度劉郎今又來”之語，說劉禹錫也是凡人。“枉向”一句，拈出《再遊玄都觀》詩序為批評重點。“枉”是“錯”的意思，與“枉著書生待魯連”（《論詩三十首》）的“枉”字同意。兩句連在一起，是說劉禹錫也是凡人，不能免俗，卻錯將所有人都指斥為東風中的兔葵、燕麥一類，加以嘲諷。可見，這首詩著重批評《再遊玄都觀》尤其是詩序的怨刺失當。
第二十六首
金入洪爐不厭頻，精真那計受纖塵。
蘇門果有忠臣在，肯放坡詩百態新？
這首詩是評蘇軾及其後學的詩，可與第二十二首對照看。蘇軾是一位天才的文學巨匠，在等多方面都達到極高的造詣，堪稱宋文學最高成就的代表。蘇軾學博才高，以翻新出奇的精神對待藝術規範，縱意所如，觸手成春，在藝術上開一代之風。蘇詩雖然有議論化、散文化傾向，但是由於蘇軾傑出的才能，他的詩多數比喻生動新奇，妙喻連生；用典穩妥精當，渾然天成；對仗精工活潑，不落俗套。蘇軾對藝術技巧的把握可謂揮灑自如，如行雲流水不留鍛鍊痕跡。所以元好問給予蘇軾詩歌以高度評價，稱讚他的詩是經得起錘鍊，不受纖塵的真金。
蘇軾在當是文壇上有巨大的聲譽，有許多文人圍繞在其周圍。著名的有蘇門四學士：黃庭堅、張耒、晁補之、秦觀。這四人都沒有繼承蘇軾的思想和藝術。黃庭堅是江西詩派的開創者，秦觀長於詞，其詩如詞一樣婉約。張、晁成就不大。至於其他後學者既沒有蘇軾的思想，又沒有蘇軾的才力，往往在文字、典故、辭藻方面追求新奇，以至於怪樣百出。於是在這首詩的後兩句，元好問不滿並批評了這種風氣。
第二十七首
百年才覺古風回，元祐諸人次第來。
諱學金陵猶有說，竟將何罪廢歐梅？
這首詩回顧了宋詩的發展，批評蘇黃後學拋棄歐、梅關注現實、平易自然的詩風。宋太祖到仁宗（公元960年----公元1063年）約100年時間裡，文壇上總的傾向是承襲晚唐餘風，內容單薄，文風華靡。尤以取法李商隱的西昆體缺乏李詩的真摯情感和深沉感慨，專門模仿李詩的藝術外貌，只注重音節鏗鏘，辭采精麗，又喜用典故，力圖表現才學工力。這種詩風一直到北宋中的歐陽修、梅堯臣、蘇舜欽等人從理論到實踐上繼韓柳提倡古文進行詩文革新才得以扭轉。因此元好問稱“百年才覺古風回”。“元祐諸人”指蘇軾、黃庭堅、陳師道等詩人（其詩歌成就及流弊參看第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六首）。“金陵”是指王安石，王安石也是北宋大文學家，政治家。王闢之《澠水燕談錄》：“公之治經尤尚解字，末流務為新奇，浸成穿鑿。朝廷患之。詔學者兼用舊傳注，·····於是學者皆變所學，至於著書以詆公之學者，且諱稱公門人。”王安石變法失敗後，王安石的一些著作被朝廷禁止，不少門人亦諱言是其門人，所以元好問說“諱學金陵猶有說”。但是蘇黃後學、江西詩派不注重思想內容，一味求奇求變，連歐陽修、梅堯臣都廢而不學，元好問責問批評了這種風氣。
第二十八首
古雅難將子美親，精純全失義山真。
論詩寧下涪翁拜，未作江西社裡人。
這首詩評論江西詩派。宋人是推崇學習杜甫的，而李商隱的能得杜甫遺意，學杜要先學李商隱，宋人早具有此說法。在元好問看來，以黃庭堅為首的江西詩派雖然標榜學杜，但並未抓住杜詩的真髓，而專在文字、對偶、典故、音韻等形式上模擬因襲，結果既未學到杜詩的古樸風雅得真諦，也完全失去了李商隱的精美純厚的風格。因此他明確表示，不願與江西詩派為伍，不願拾江西詩派的牙唾。
第二十九首
池塘春草謝家春，萬古千秋五字新。
傳語閉門陳正字，“可憐無補費精神”。
這首詩是批評江西詩派的代表人物陳師道。陳師道的作詩方式是“閉門覓句”式的苦吟，著意於錘鍊字句，在形式技巧上下功夫。“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是謝靈運《登池上樓》的名句，意象清新，渾然天成，寫出了盎然春意。元好問崇尚自然天成的詩歌，反對雕琢粉飾，因此這裡稱讚謝靈運的這個名句萬古常新，進而諷刺陳師道閉門覓句，只是徒然浪費精神，寫不出什麼好作品。
第三十首
撼樹蜉蝣自覺狂，書生技癢愛論量。
老來留得詩千首，卻被何人校短長？
這首詩是《論詩三十首》的最後一首，也是結束語。他自謙自己象蚍蜉撼樹一樣不自量力，只是書生一時技癢愛議論罷了。元好問在這組詩中基本按時間順序評論了自漢魏到宋代的許多著名的詩人和詩歌流派，鍼砭時弊，旗幟鮮明地表明瞭自己的文學觀點，對後世有重要影響。
《論詩三十首》作者介紹
元好問，生於公元1190年（金章宗明昌元年）8月10日，卒於公元1257年（元憲宗七年）10月12日 ，字裕之，號遺山，世稱遺山先生，太原秀容（今山西忻州）人，元好問是宋金對峙末期、蒙古金朝更替之際傑出的文學家、歷史學家，北方文壇盟主，被尊為“北方文雄”、“一代文宗”。元好問擅作詩、文、詞、曲。其中以詩作成就最高，其“喪亂詩”尤為有名；其詞為金代一朝之冠，可與兩宋名家媲美；其散曲雖傳世不多，但當時影響很大，有倡導之功。
元好問據說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燾的後代，其先祖相繼遷居洛陽、汝州（今河南省臨汝縣）、平定州（今山西省平定縣）等地。至元好問的曾祖父元春（一作椿）時，又移家忻州，遂為忻州人。他的祖父元滋善，在金朝海陵王正隆二年（公元1157年）任柔服（今內蒙古土默特右旗托克托附近）丞；父親元德明多次科舉不中，以教授鄉學為業，著有《東巖集》。
元好問誕生在忻州農村一個世代書香的士大夫家庭裡。由於他的二叔和三叔都沒有兒子，元好問的兄弟有三個，他又是第三。根於中國傳統，他的叔父元格在他生後七個月時，就把他當做過繼兒子，隨即把他帶到掖縣縣令任上。
元好問天資聰明，七歲就能寫詩，被人譽為“神童”。他十一歲時，元格在冀州任職，元好問得到了翰林侍讀學士兼知登聞鼓院路擇的賞識，路擇“愛其俊爽，教之為文”。十四歲時，元好問又師從陵川人郝晉卿，博通經史、淹貫百家。到元好問十七歲時，元格被罷去陵川縣令，但為了兒子的學習，他仍繼續住在陵川，直到元好問十九歲完成學業，才帶全家離開陵川 。
元好問從十六歲起開始參加科舉考試。由於金章宗明昌元年（公元1190年）“識免鄉試”，他直接到幷州參加府試，但榜上無名。此後在泰和八年（公元1208年）十九歲時，他又到長安參加府試，但這次又未中。
元好問二十一歲時返回故里，在離祠堂幾十裡外的定襄遺山讀書，故而自號“遺山山人”。兩年之後，蒙古大軍突襲秀容，屠城十萬餘眾，其兄元好古喪生。為避兵禍，元好問舉家遷往河南福昌，後轉徙登封。
衛紹王崇慶元年（公元1212年），元好問又到中都（今北京）第三次參加考試，仍未考中。這年正月，金朝三十萬大軍被蒙古擊敗，蒙古已逼近中都，路途的坎坷、國家的危機，加上考試的失敗，使他的情緒非常低沉。
貞佑二年（公元1214年），蒙古兵圍攻、金兵節節敗退，金宣宗倉皇遷都南京，元好問於這年夏天赴汴京，準備將於秋天舉行的考試。雖然考試又一次失敗，但他卻通過應試的機會，與朝中名人、權要如趙秉文、楊雲翼、雷淵、李晏等交接結好，詩歌創作極豐。深得時任禮部尚書的趙秉文讚賞，其文名震京師，被譽為“元才子”。但不久由於蒙古兵圍攻，元好問不得不由山西逃難河南，並在豫西逐漸定居下來。貞佑五年（公元1217年），二十八歲的元好問又赴京趕考，仍未成功。
興定五年（公元1221年），三十二歲的元好問進士及第，因科場糾紛，被誣為“元氏黨人”，便憤然不就選任。正大元年（公元1224年），到他三十五歲時，元好問又得到趙秉文等人的貢舉，以考試優異得中科舉。這次宏詞科登第後，元好問才正式就選，被任為權國史院編修，留官汴京，但生活頗為清苦。
金哀宗正大二年（公元1225年），三十六歲的元好問因不滿冷官生活請長假回到了登封，期間撰寫了一部重要著作《杜詩學》，內容包括杜甫的傳志、年譜和唐朝以來評論杜詩的言論。
正大三年（公元1226年），元好問任河南鎮平縣令。次年，改官河南內鄉縣令 [9] 。其後因母親張氏身故，元好問丁憂閒居內鄉白鹿原。又應鄧州節度使移刺瑗之邀，赴任幕僚。不久，蒙古軍攻陷鳳翔，移刺瑗投降，元好問藉機辭去幕府。
正大八年（公元1231年），元好問調任南陽縣令 ，他在任上大刀闊斧進行改革，成績斐然。所以河南志書稱他“知南陽縣，善政尤著”。
此後不久，元好問赴京調金中央政府任尚書省令史，移家汴京。此後又升任左司都事，又轉任尚書省左司員外郎。官至翰林知制誥 。
天興二年（公元1233年），蒙古軍圍汴京，元好問被圍城中。金哀宗逃出京城，兵敗衛州後逃往歸德府。朝中無主，崔立率兵向蒙古請降獻城。崔立投降蒙古後，脅迫朝臣為自己立碑歌功頌德，元好問、王若虛、劉祁等都被迫參加撰寫碑文，磨掉宋徽宗所立《甘露碑》字跡，刻上碑文。
天興二年（公元1233年）四月，蒙古兵攻破汴京，元好問即向當時任蒙古國中書令的耶律楚材推薦了五十四個中原秀士王若虛等，請耶律楚材予以保護和任用。
金亡後，元好問隨金朝大批官員被俘，並被押往山東聊城看管兩年，後居住冠氏縣。元好問作為囚徒，與家人輾轉於聊城等地，並逐漸與蒙古國的漢軍首領嚴實、趙天錫等接上關係，生活逐漸好轉，行動也較為自由。
這期間，他痛心金國的淪亡，併為了以詩存史，勤奮編輯金國已故君臣詩詞總集《中州集》。以“中州”名集，則寓有緬懷故國和以金為正統的深意。
元太宗十一年（公元1239年）秋，因其詩文名氣頗大，耶律楚材傾心接納元好問。可五十歲的元好問已無意出仕為官，其年重回家鄉隱居，並交友遊歷，潛心編纂著述。
元憲宗二年（公元1252年），元好問覲見忽必烈，希望說服忽必烈尊信儒學，並請他為“儒教大宗師”，促使其任用儒士治國。
元憲宗七年九月四日（公元1257年10月12日），元好問在獲鹿寓舍逝世，享年六十八歲。
元好問的文學成就以詩歌創作最為突出，並以“喪亂詩”奠定了他在文學史上地位的，這些詩是在金朝滅亡前後寫出的。這些詩篇廣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國破家亡的現實，具有詩史的意義。元好問的“喪亂詩”就藝術上的概括力和情感上的真摯性來說，是杜甫以後少有的。但他不像杜甫那樣對國家的復興還抱有希望，他是既絕望而又不甘心，鬱結的感情爆發為悲歌，感染力是很強烈的，並且這些“喪亂詩”又掀起了杜甫之後的現實主義詩風的又一高潮。正是山河的破碎，詩人的憂患，才造就了這些曠世之作。
主要有《歧陽》三首、《壬辰十二月車駕車狩後即事》五首、《俳體雪香亭雜詠》十五首、《癸巳五月三日北渡》三首、《續小娘歌》十首等。
元好問還有為數不少的寫景詩，這類詩的總體風格是豪壯、清雅、不事雕琢，有很多名句。此外，元好問在晚期還寫有一些題畫詩，這類詩短小精煉、意境深遠，往往是借題發揮，耐人品味，充分地襯托了畫作的內涵。
元好問工詩文，在金元之際頗負重望。其詩奇崛而絕雕琢，巧縟而不綺麗，形成河汾詩派。他在臨終之時囑咐後人在他的墓碑上只題七個字“詩人元好問之墓”，足見他對自己詩歌創作的重視與肯定。他對自己的詩才極為自信，有著與杜甫相提並論的傲氣，有過“詩狂他日笑遺山，飯顆不妨嘲杜甫”詩句。
元好問又是一位高明的文藝理論家，他的《論詩三首》、《論詩三十首》、《與張仲傑郎中論文》、《校笠澤叢書後記》等，幾乎概括了漢朝以來的各種詩歌風格與重要詩人，所有的點評都濃縮在七言詩句之中，不僅點評準確而且文采斐然， “以詩論詩”再繼杜甫風範。
元好問他提倡“自然”，主張情性之“真”；倡導雄勁豪放的詩風提倡性靈、神韻、格調的兼容；主張李、杜並列；提倡多元繼承的詩風；還提出許多寫作時的技巧原則，反對生硬晦澀，亂排典故，做學問要“真積力久”等等，都是他幾十年親身實踐得來的結晶，有著切實可行的指導意義。
元好問留下詞377首，是金代作品最多的詞人。元好問詞的內容不及其詩內容廣大，但在金詞壇卻是題材最豐富的一家，藝術上以蘇軾、辛棄疾為典範，兼有豪放、婉約諸種風格。抒懷、詠史、山水、田園、言情、詠物、贈別、酬答、弔古傷時，無歷不控。
作為金詞壇現實主義詞人，元好問的詞筆首先是面向現實的。元好問多作懷古詞，形式以長調為主，奇慨遙深，田園詞則往往表現出恬談、閒適的情趣。描繪山河壯麗、抒發愛國豪情，是遺山詞一個重要內容。
元好問的水詞之所以能如筆下山水那樣頂天立地，在於它不僅是雄渾的山水畫眷更有寄慨、壯思、理想自畫卷中選出。即如此首下聞純為感慨，詞之內涵亦因此而深化。在詞文上，元好問的愛情詞是別具一格的，如其著名的《雁丘詞》等。
元好問還寫過小說，所著志怪短篇小說《續夷堅志》四卷二百零二篇，其中除四篇有目無文和一篇內容殘缺者外，實有一百九十七篇。他的思想和文學創作受《列子》的影響相當大。他繼承和學習了《列子》、《搜神記》和唐代傳奇、南宋《夷堅志》的志怪搜奇的傳統。元好問的目的主要不是為了宣揚有神論、天命論，而是也如《中州集》一樣，在於以小說存史和鞭笞社會的醜惡現象。《續夷堅志》記載自金世宗大定年間（公元1161年—公元1189年）至蒙古國蒙哥汗（元憲宗）元年（公元1251年）之間的種種傳聞故實。內容除了有很高的藝術價值和思想價值者之外，還有不少是關於地理、歷史、文物、醫學、天文、藝術等的記載，於理解金元時代的實際情況很有裨益。《戴十妻梁氏》則記述蒙古統治集團的橫暴恣肆。其他如《天裂》、《湯盤周鼎》、《救薰死》、《背疽方二》、《駢胎》、《測影》、《鏡辨》、《驢腹異物》、《古錢》、《呂氏所記古印章》、《古鼎》、《泗州題壁詞》，《稻畫》、《華陀貼》等篇目，均有補於文、史及自然科學、藝術的研究。
元好問所撰散曲，今僅存九首，用俗為雅，變故作新，具有開創性。元好問創制的《驟雨打新荷》散曲，元韌曾廣為流傳，為元散曲家趙孟頫等人所激賞。元好問是善於創制新曲的，如《三奠》曲自元好問創作後，劉秉忠、王惲等人曾依格填作。可見元好問就北曲而言，正是行家裡手，自成一家。
元好問目睹親歷金朝的衰亡和蒙古滅金的全過程，又從政多年，強烈的憂國憂民的社會責任感，使他時刻關注著金國的命運和金國史蹟的保存。
當金如敗亡前夕，他就向當政者建議用女真文小字寫一部金史，但未能如願，他就私下編撰了一部《壬辰雜編》。
金朝滅亡後，元好問抱著“國亡史興，己所當任”的愛國信念，決心以自己一人之力修一部金史，併為此付出了艱苦的努力和沉重的代價。多年的奔波，他積累了相當多的金朝君臣遺言往行的資料上百萬字，後稱“金源君臣言行錄”。他抱著“以詩存史”的目的，編成《中州集》。這是一部金代詩歌總集，裡面不僅收錄他所知道的金期一代已故或未仕於蒙古國的詩人詞客、包括金朝兩位皇帝及諸大臣以至布衣百姓的詩詞2116首（其中詩2001首，詞115首），而且為每位作者共二百五十餘人寫了小傳，填補了中國文學史空白。
《金史·藝文傳》就是以《中州集》為藍本寫成的，後來《全金詩》也是在它的基礎上增補而成。同時，《中州集》也為金代歷史提供了豐富的資料。元好問生前雖然未能實現自己修成金史的願望，但他所收集的這些資料，卻為元代修宋、遼、金史，以至明朝修元史，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資料，特別是為脩金史奠定了基礎。元好問尊重史實，不阿時俗，秉筆直書，所以後代學者一致認為，《金史》與元好問關係密切，元好問的這種國亡修史的作法，也多為後人所仿效。
元好問學問深邃，著述宏富。據說他迄今流傳下來的作品的有：詩1380餘首，詞380餘首，散曲6首，散文250餘篇，小說《續夷堅志》4卷202篇，《中州集》10卷，《唐詩鼓吹》10卷，《遺山樂府》（又名《遺山先生新樂府》）五卷等。此外還有《遺山詩集》、《樂府》、《續夷堅志》等。傳世《遺山先生文集》、清光緒讀書山房重刊本《元遺山先生全集》。另有已經散佚的著作多種：《錦機》《東坡詩雅》《杜詩學》《詩文自警》《壬辰雜編》《金朝君臣言行錄》《南冠錄》《集驗方》《故物譜》等。
《論詩三十首》
（元好問 金元之際）
元好問的《論詩三十首》是繼杜甫之後運用絕句形式比較系統地闡發詩歌理論的著名組詩，他評論了自漢魏至宋代的許多著名作家和流派，表明了他的文學觀點，對後世有重要影響。
第一首
漢謠魏什久紛紜，正體無人與細論。
誰是詩中疏鑿手？暫教涇渭各清渾。
這是元好問《論詩三十首》的第一首，表明了他寫這組論詩詩的動機、目的和標準。元好問以《詩經》的風雅傳統為“正體”，認為漢樂府和建安文學是這一傳統的繼續，他針對宋金詩壇上的一些弊病和“偽體”盛行、漢魏詩歌傳統的淆亂，以“詩中疏鑿手”為己任，要在縱覽詩歌創作的歷史中正本清源，區別正偽，使之涇渭分明，從而廓清詩歌發展的正確方向。
第二首
曹劉坐嘯虎生風，四海無人角兩雄。
可惜幷州劉越石，不教橫槊建安中。
這首詩反映了元好問推崇建安詩人劉琨的具有雄渾剛健風骨之美的詩歌。他首推曹植和建安七子之一的劉楨為詩中“兩雄”，以“坐嘯虎生風”形象地比喻他們的詩歌風格雄壯似虎。曹、劉是建安風骨的傑出代表，鍾嶸評曹植的詩“其源出於國風，骨氣奇高，詞采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粲溢今古，卓爾不群”，評劉楨“其源出於古詩。仗氣愛奇，動多振豔，真骨凌霜，高風跨俗”。 標舉曹劉，實際上是標舉了他們所代表的內容充實、慷慨剛健、風清骨俊的建安文學的優良傳統。
西晉詩人劉琨，被認為“雅壯而多風”，有“清拔之氣”。元好問推出劉琨，正是從其可比建安諸子的慷慨悲壯，梗概多氣的藝術風格著眼的。
第三首
鄴下風流在晉多，壯懷猶見缺壺歌。
風雲若恨張華少，溫李新聲奈若何。
元好問認為西晉詩壇中繼承了建安文風的有不少，建安風骨的影響還是比較大，但也有了“兒女情多，風雲氣少”的詩歌。建安風骨是元好問所肯定的詩歌風格，所以他以張華為例，認為張華雖然以其詩綺靡婉豔，文字妍冶而名高一時，但是缺乏豪壯慷慨之氣，至於到了晚唐的溫庭筠、李商隱，更是兒女情長，風格婉約。“奈若何”句表明了元好問對綺靡文風的不滿情緒，對詩歌綺靡文風的發展的認識。
第四首
一語天然萬古新，豪華落盡見真淳。
南窗白日羲皇上，未害淵明是晉人。
這首詩是元好問評晉代詩人陶淵明。出於對當時詩壇雕琢粉飾、矯揉造作詩風的反感，元好問評論晉代詩人陶淵明時前兩句說：“一語天然萬古新，豪華落盡見真淳。”元好問崇尚陶淵明詩歌自然天成而無人工痕跡，清新真淳而無雕琢之弊。陶淵明的詩句自然質樸不假修飾，剝盡鉛華膩粉，獨見真率之情志，具有真淳雋永、萬古常新的永恆魅力，是元好問心儀的詩的最高境界。如陶淵明的《飲酒》“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歸田園居》等都體現了陶淵明崇尚自然的人生旨趣和藝術特徵。
第五首
縱橫詩筆見高情，何物能澆塊壘平？
老阮不狂誰會得？出門一笑大江橫。
這首詩評論了西晉正始詩人阮籍。阮籍所處時代正是魏晉易代之際，司馬氏屠殺異己，形成恐怖的政治局面。阮籍本有濟世之志，但不滿司馬氏的統治，姑以酣飲和故作曠達來逃避迫害，做出了不少驚世駭俗的事情，世人以為阮籍狂、痴。但元好問深知阮籍“不狂”，看到了阮籍心中的“塊壘”，認識到了阮籍詩中的真情鬱氣（“高情”）。元好問認為阮籍的詩筆縱橫，如長江奔流，神與俱遠，正是他高尚情懷、胸中不平之氣的表現。這說明元好問認識到了寫詩須有真情實感，反映了他對阮籍狂放品格的稱許，對阮籍在黑暗統治下隱約曲折、興寄深遠的風格也是肯定的。
第六首
心畫心聲總失真，文章寧復見為人。
高情千古閒居賦，爭信安仁拜路塵！
這首絕句通過評論西晉太康詩人潘岳批評、嘲諷潘岳做人做詩的二重性格。元好問從詩寫真情出發，鄙視詩寫假話，言不由衷的作品。潘岳的作品描繪自己淡於利祿，忘懷功名，情志高潔，曾經名重一時，傳誦千古。但是他的實際為人，卻是躁求榮利，趨炎附勢，鑽營利祿，諂媚權貴的無恥小人。因此元好問認為，揚雄說的“心畫心聲”，以文識人是不可靠的，會“失真”，即言不真誠，言行不一的問題。識人，不能只觀其文，還要看是否言行一致，心口如一。所謂“言為心聲”、“文如其人”，不能絕對化，因為人的思想感情是複雜的、充滿矛盾、發展變化的，有時也會出現假象。這樣就要善於分析複雜的矛盾現象，善於識別假象，才能獲得正確的認識。詩歌史上詩與人不統一的現象不獨潘岳，元好問的鍼砭是深刻的。
第七首
慷慨歌謠絕不傳，穹廬一曲本天然。
中州萬古英雄氣，也到陰山敕勒川。
這首詩評論了北朝民歌《敕勒歌》。《敕勒歌》描繪了開闊壯美而又和平安定的草原風光，有豪放剛健、粗獷雄渾的格調。元好問重視民歌，前兩句他肯定、推崇這首民歌慷慨壯闊深厚的氣勢，推舉它不假雕飾而渾然天成。
後兩句點出了中原文化對北方少數民族地區文化的影響。敕勒本是北方一個遊牧民族名稱，居住地方在敕勒川（今山西北），元好問認為，看《敕勒歌》的產生和風格，是中原的慷慨豪邁的氣魄傳給了陰山下少數民族的藝術作品。《敕勒歌》表現了我國境內各民族文化的相互影響和滲透。
第八首
沈宋橫馳翰墨場，風流初不廢齊樑。
論功若準平吳例，合著黃金鑄子昂。
這首詩評論了初唐詩人沈佺期、宋之問、陳子昂。初唐詩壇基本是南朝形式主義文學的延續，宮體詩充斥詩壇，文風綺靡纖弱。沈佺期、宋之問總結了六朝以來聲律方面的創作經驗，確立了律詩的形式，馳名一時，對唐代近體詩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元好問肯定了他們的貢獻和影響，但也批評了他們在詩歌創作上仍然沒有擺脫齊樑詩風。
元好問認為，開唐詩一代新風的詩人是陳子昂。陳子昂復歸風雅興寄，高倡漢魏風骨，上接建安傳統，以其詩歌理論和創作實踐，終於廓清了初唐半個時紀齊樑餘風的影響，迎來了以“風骨”、“氣象”著稱的盛唐詩歌創作高潮。他的“興寄”、“風骨”理論成為後人反對形式主義柔靡詩風的理論武器。因此，元好問充分肯定了陳子昂的歷史功績，並將其革新文風與范蠡的平吳事業相提並論，認為也應為陳子昂鑄像，以表其功。
第九首
鬥靡誇多費覽觀，陸文猶恨冗於潘。
心聲只要傳心了，布穀瀾翻可是難。
這首詩是批評陸機。陸機和潘岳是西晉文壇齊名的代表人物。《世說新語·文學》：“孫興公雲：‘潘文淺而淨，陸文深而蕪。’”元好問認為“陸文猶恨冗於潘”，寫詩如果爭相綺靡、篇幅冗長會增加讀者的閱讀負擔，詩歌既然是傳達心聲與真情，意盡就該言止，不要太多太長，不須搖脣鼓舌，多所鋪張。這裡也體現了元好問注重詩歌真情實感，反對形式華豔的觀點。
第十首
排比鋪張特一途，藩籬如此亦區區。
少陵自有連城璧，爭奈微之識碔砆。
這首詩是元好問針對元稹評論杜甫的言論的再評論。元稹在為杜甫所寫的墓誌銘中特別推重杜甫晚年所寫的長篇排律詩“鋪陳始終，排比聲律”，認為這方面李白連它的門牆也達不到。杜詩格律嚴謹，對仗工穩，尤其是晚年的長篇排律更為精細，“晚節漸於詩律細”。這是優點，但是另一方面也會產生過於雕琢和堆砌的副作用。後來宋代的江西詩派也杜甫為宗，但側重於杜甫詩歌煉字造句方面的形式技巧，而忽略了杜甫詩歌中最有價值的東西，即豐富深刻的社會內容和、憂國憂民的進步思想和深刻的現實主義精神，也忽略了杜詩多樣化的風格和藝術上全面的成就。因而，元好問對元稹的批評是有現實意義的。
杜甫的晚年的長篇排律固然功力深厚，但多投贈之作，也非最精粹部分。元好問認為杜甫的排比鋪張只不過是一種手法，元稹過分稱頌這種手法，單把“排比鋪張”當作不可逾越的藩籬，是錯把似玉的石塊當成連城璧了。這也體現了元好問反對過分講求聲律對偶以及對詩歌社會現實內容的關注。
第十一首
眼處心聲句自神，暗中摸索總非真。
畫圖臨出秦川景，親到長安有幾人？
這首詩批評了缺乏現實體驗的模擬文風（如西昆體、江西詩派等），指出了詩歌（文學）創作的源泉是客觀現實，真情必然來自詩人的切實生活感受。元好問認為，文學作品不是作家頭腦中虛構的，而是客觀現實在頭腦中的反映。只有像杜甫那樣“親到長安”，對客觀的描寫對象有了實際的接觸和體驗，才能激發內心的感受，寫出入神的詩句。如果一味去“暗中摸索”，臨摹前人的作品，是永遠不可能在詩中真實地描繪出現實對象的（“總非真”）。這樣，元好問就在杜甫和杜詩的影寫者們中清晰地劃出了一條真、假詩人地界限。
第十二首
望帝春心託杜鵑，佳人錦瑟怨華年。
詩家總愛西昆好，獨恨無人作鄭箋。
這首詩評論的是唐代詩人李商隱。李商隱是晚唐著名詩人，時世、家世、身世，從各方面促成李商隱易於感傷、內向型的性格和心態。除了一些鍼砭現實的政治詩，其詠物抒情詩（包括愛情詩）往往情調幽美，善於把心靈世界的朦朧圖像，以比興、象徵、用典、暗示等隱約曲折的方式化為恍惚迷離的詩的意象，表現出朦朧多義的特點。元好問引用《錦瑟》中的詩句，正是因為《錦瑟》一詩詞義隱晦，聚訟紛紜，多種箋解，似都難以服眾。在這首詩中，元好問表達了對李商隱詩歌含情深邈的嚮往，同時也對難以索解表示了遺憾和諷刺性的批評。
第十三首
萬古文章有坦途，縱橫誰似玉川盧？
真書不入今人眼，兒輩從教鬼畫符。
這首詩是批評盧仝的追求險怪的詩風。中唐時追求險怪詩風的主要是韓孟詩派。韓愈的詩風的主要特點是深險怪僻，好追求奇特的形象。他善於捕捉和表現變態百出的景物；展開豐富奇特的想象，怪幻詭譎的構思，創造匪夷所思的形象；以文為詩，用奇字、造拗句，押險韻，避熟就生，因難見巧。韓孟詩派開一代詩風，在創造出雄奇險怪的意象，在反對傳統銳意創新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貢獻，但也難免流入另一種險怪艱奧，拼湊堆砌，玩弄技巧的形式主義。盧仝受到韓愈的影響，詩作過於好奇逞怪。元好問否定了這種詩歌風格，認為這種創作是“鬼畫符”。
第十四首
出處殊塗聽所安，山林何得賤衣冠。
華歆一擲金隨重，大是渠儂被眼謾。
這首詩批評重山林隱士詩輕賤臺閣仕宦詩的現象。方回《瀛奎律髓》崇尚“格高”，即古代知識分子所謂嶙峋傲骨、孤芳自賞的精神風貌，認為臺閣仕宦都是腦滿腸肥、道貌岸然、功名利祿薰心、仁義禮智滿口之徒的賣弄學理、琢句雕章以欺世盜名，往往偏重江湖道學，或有藉以自重。元好問借質疑三國時華歆擲金的典故對這種現象提出了質疑。
第十五首
筆底銀河落九天，何曾憔悴飯山前。
世間東抹西塗手，枉著書生待魯連。
這首詩是讚揚李白的詩歌及其才識。李白和杜甫都是盛唐偉大的浪漫主義詩人。李白的詩歌想落天外，氣勢宏大，情感激昂奔放，語言流暢自然，詩風豪邁飄逸；杜甫的詩歌風格是“沉鬱頓挫”，杜甫在詩歌格律、煉字、奇崛等方面對後世的韓愈、孟郊、江西詩派等都有重大影響，有一定的流弊。而元好問崇尚的是雄渾自然的風格，對於刻意雕琢、苦吟等都是持反對意見的。因此，這裡元好問以 “總為從前作詩苦”而“憔悴”杜甫來反襯李白筆底銀河，奔流直下，一氣呵成。另一方面，元好問認為李白不光文才卓異，而且也是象魯仲連一類的人物，關注現實，有政治才能，不為官而周遊各地，排難解紛。
第十六首
切切秋蟲萬古情，燈前山鬼淚縱橫。
鑑湖春好無人賦，“岸夾桃花錦浪生。”
這首詩是評論幽僻清冷的詩歌風格。大凡萬古言情之作，皆悽切如秋蟲之悲鳴；撫寫境象，也淒涼如山鬼的零淚。前二句泛敘古今悲情，構造出一片悲愁哀苦的境界。一般認為這兩句是在說李賀，因李賀詩中常有“秋蟲”、“山鬼”的意象；也有認為指李賀、孟郊二人，因孟郊常以“秋蟲”自喻。這兩句可解釋為泛說全體這類相似風格的詩人。 孟郊、李賀都窮愁不遇，作詩都好苦吟，詩風都較幽冷。 窮愁本是人生不幸，無可厚非，問題在於如何處窮。元好問的態度非常明確，認為應該是“厄窮而不憫，遺佚而不怨”。孟郊、李賀顯然沒有如此泰然，寒乞之聲不絕於耳，詩境幽冷悽婉。元好問反對幽僻淒冷的詩歌境界，即他所說，“要造微，不要鬼窟中覓活計”。孟郊詩歌可謂造微，但他所得不過是秋蟲之類幽微之物。李賀也是如此，有些詩篇正是從“鬼窟中覓活計”。孟郊、李賀的這種詩風，與元好問尚壯美、崇自然之旨相背，故元好問譏評之。
後兩句“鑑湖春好無人賦，夾岸桃花錦浪生”，正如宗廷輔所說，是“就詩境言之”。“夾岸桃花錦浪生”是李白《鸚鵡洲》中的詩句，元好問藉此來形容鑑湖（又名鏡湖）春色，展現的是與孟郊、李賀迥然不同的開闊明朗、清新鮮活的境界。“無人賦”三字又表明，他的批評對象絕非孟郊、李賀個別詩人，而是以他們為代表的中晚唐貧士文人，特別是與孟郊近似的一些詩人。 由此可見，該詩是通過孟郊、李賀來批評中晚唐窮愁苦吟一派詩人，沒有盛唐開闊明朗氣象，而流於幽僻淒冷。
第十七首
切響浮聲發巧深，研摩雖苦果何心？
浪翁水樂無宮徵，自是雲山韶頀音。
這首詩是批評拘忌聲病以成詩的人。講究聲律是古典詩歌的一個重要特色，對於詩歌的音樂美、節奏感有重要意義。但是對格律規定過於細密，過於雕琢，拘忌於聲韻等形式，就會使文學創作受到很大的束縛。元好問崇尚自然天成的詩歌風格，不滿那些對聲律音韻過於雕琢的作品。後兩句，元好問舉出元結耽愛山中自然水聲的例子來說明，即使沒有人為配製音韻曲調的自然之聲，也如天籟之音美妙。
第十八首
東野窮愁死不休，高天厚地一詩囚。
江山萬古潮陽筆，合在元龍百尺樓。
這首詩是評論孟郊的詩，元好問認為他根本不能與韓愈的詩相提並論。孟郊與韓愈同為中唐韓孟詩派的代表，但有不同。孟郊一生沉落下僚，貧寒悽苦，鬱鬱寡歡，受盡苦難生活的磨難，將畢生精力用於作詩，以苦吟而著稱。孟郊的才力不及韓愈雄大，再加上淪落不遇的生活經歷也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的視野，使得他的怪奇詩風偏向個人貧病飢寒，充滿幽僻、清冷、苦澀意象，被稱為“郊寒”。而韓愈的詩歌雖有怪奇意象，但卻氣勢見長，磅礴雄大，豪放激越，酣暢淋漓。司空圖說他“驅架氣勢，若掀雷挾電，奮騰於天地之間。”
韓愈的這種氣勢雄渾，天然化成的詩歌風格正是元好問所崇尚的，而孟郊的雕琢和險怪的風格正是元好問所批判的。因此，元好問認為孟郊和韓愈不能相提並論，韓愈的作品如江山萬古長存，與孟郊比，一個如在百尺高樓，一個如在地下。不過，在詩中元好問對孟郊也有同情之意。
第十九首
萬古幽人在澗阿，百年孤憤竟如何？
無人說與天隨子，春草輸贏較幾多？
這首詩是批評晚唐詩人陸龜蒙。晚唐後期，唐帝國風雨飄搖，岌岌可危。不少文人在時代的衰颯氣氛中走向明哲保身的退隱之路，創作的詩句表現出一種僻世心態和淡泊情思。元好問借用陸龜蒙《自遣詩三十首》之二十四中“恐隨春草鬥輸贏”來批評陸龜蒙等隱士生活在晚唐社會動盪時代，不作憂國感憤之辭而徒興春草輸贏的嘆惜。這裡也反映了元好問在強調真情實感時是注意到社會現實內容的。不過陸龜蒙象古代許多隱士一樣，並非真正忘懷世事，陸龜蒙也寫過諷刺現實的作品如《新沙》、《築城池》、《記稻鼠》等。
第二十首
謝客風容映古今，發源誰似柳州深？
朱弦一拂遺音在，卻是當年寂寞心。
這首詩是論及柳宗元與謝靈運，主要是論柳宗元，是說柳近似於謝。謝靈運是第一個大力寫山水詩的詩人，他政治失意，縱情山水，肆意遨遊，在山水中尋求慰藉，與當時“淡乎寡味”的玄言詩相比，後人認為謝靈運的詩歌自然清新，有高古之風。元好問推崇謝靈運，認為柳宗元詩歌淡泊古雅，深得謝靈運之遺音。前兩句在一起是說，謝靈運詩的風神容態，照映古今，後世詩人，誰能像柳宗元一樣有謝客風容，並深有所得呢？後兩句是說柳宗元的詩淡泊簡古，如清廟之瑟，朱弦一拂，唱嘆餘音宛在，此冷寂神境，以暗喻道出，恰是如同當年謝靈運寂寞心境的寫照。
第二十一首
窘步相仍死不前，唱醻無復見前賢。
縱橫正有凌雲筆，俯仰隨人亦可憐。
這首詩是批評詩歌酬唱中的和韻風氣。由於這種次韻酬唱的詩往往受到原詩韻腳的拘束和詞義的限制，使作者不能自由地抒發自己的心跡，反要俯仰隨人，窘步相仍，因此，元好問對這種詩風給予了辛辣諷刺，指出其“亦可憐”。要求詩人應該象庾信那樣“縱橫自有凌雲筆”，大膽自由抒發自己地真性情，不要做隨在別人後面的亦步亦趨的可憐蟲。
第二十二首
奇外無奇更出奇，一波才動萬波隨。
只知詩到蘇黃盡，滄海橫流卻是誰？
這首詩是對求奇追險詩風及其流弊的批評。蘇軾、黃庭堅是北宋影響巨大的著名詩人，兩人的詩歌都有很高的成就。蘇軾的詩歌氣象宏闊，鋪敘宛轉，意境恣逸，筆力矯健，常富理趣，但蘇詩散文化、議論化傾向明顯。蘇軾有滿腹才學，難免在詩中賣弄，以出新意。黃庭堅作詩則力求新奇，選材僻熟就生，喜用他人未用的典故和字句，造拗句，押險韻，做硬語，詩風生新瘦硬峭拔，善於出奇制勝。他所用“奪胎換骨”、“點石成金”增加了“以才學為詩”的傾向。蘇、黃兩人在技巧上力求出新，對傳統有所發展變化，取得了卓著的成績，因此元好問承認了他們在詩歌上的成就“只知詩到蘇黃盡”和影響力（“一波才動萬波隨”）。但是另一方面，蘇黃的後學者卻往往沒有蘇黃的才力，未得其長，先得其短，容易出現一味崇尚奇險、堆砌生典、蒐羅怪異形象，語言生硬晦澀、詞句雕琢不自然的弊端（“奇外無奇更出奇”）。元好問批評了蘇、黃詩歌缺點所造成的不良風氣，同時，這也反映了元好問崇尚自然、雅正，反對險怪、雕琢的詩歌思想。
第二十三首
曲學虛荒小說欺，俳諧怒罵豈詩宜？
今人合笑古人拙，除卻雅言都不知。
這首詩是排斥俳諧怒罵的不良習氣，體現元好問尚雅的旨趣。我國自古就有“詩莊”的傳統，語言莊重而優雅是古典詩歌的特色。詼諧遊戲和詈罵的文字被認為難登大雅之堂的。把文章當作遊戲、調笑的工具，初見杜甫《戲作俳諧體遣悶》、李商隱《俳諧》，到晚唐時仿效的人便多起來。嚴羽《滄浪詩話》稱宋詩“其末流甚者，叫囂怒張，殊乖忠厚之風，殆以罵詈為詩”。黃庭堅《答洪駒父書》“東坡文章妙天下，其短處在好罵，慎勿襲其軌也”。蘇軾卻認為嬉笑怒罵可成文章，《續資治通鑑》卷八十六雲：“軾與弟轍，師父洵為文，常自謂文章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雖嬉笑怒罵之辭，皆可書而誦之。”
但是元好問尊奉的是儒家的“溫柔敦厚”、“思無邪”、“發乎情，止乎禮儀”的詩教理論，要求語言符合雅正的標準。因此，元好問不同意蘇軾的觀點，批評了“俳諧怒罵”的語言風格。元好問認為“曲學虛荒”，“小說欺”，謹奉儒家詩教，這也體現了他保守的一面。
第二十四首
“有情芍藥含春淚，無力薔薇臥晚枝”。
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詩。
這首詩是嘲諷秦觀的詩風。秦觀是北宋婉約詞派的代表作家之一，他的詩詞風格柔弱纖麗，修辭精巧，元好問稱是“女郎詩”，露譏諷之意。這表明元好問崇尚的是象韓愈那樣雄渾剛健的風骨之美。
但是元好問的這種傾向性鮮明的審美觀點過於絕對化，文學藝術可以也應當有多元的審美風格。剛健雄渾固然可貴，婉約秀麗也有娛人之美。在詩歌風格上，應當允許審美主體各有其好。不過作為生長在北方，仕於金王朝的詩人元好問來說，傾心於詩歌的雄渾蒼茫之美，是十分自然的。
第二十五首
亂後玄都失古基，看花詩在只堪悲。
劉郎也是人間客，枉向春風怨兔葵。
這首詩是批評劉禹錫的《戲贈看花諸君子》和《再遊玄都觀》二詩及詩歌的怨刺問題。元好問論詩，主張溫柔敦厚，明確反對直露刻薄的怨刺。在他眾多的詩文禁忌中，就有“無狡訐”、“無為妾婦妒，無為仇敵謗傷”等形式戒條。他認為，即使有“不能自掩”的“傷讒疾惡不平之氣”，也應該“責之愈深，其旨愈婉，怨之愈深，其辭愈緩”。
在這首詩中，元好問實際上是繼承前人的觀點，批評《再遊玄都觀》及其詩序的怨刺失度。元好問認為，如果說劉禹錫的《戲贈看花諸君子》一詩是戲贈之作，尚無傷大雅，但《再遊玄都觀》一詩就怨刺失度了，尤其是詩序中所謂“重遊玄都，蕩然無復一樹，唯有兔葵燕麥動搖於春風耳”，將所有當權者斥為兔葵、燕麥，打擊面太大，貶損太過，不免流於刻薄。前兩句概括劉禹錫創作《再遊玄都觀》的背景，“亂後”指劉禹錫被貶十四年間皇權迭變、宦官專權、藩鎮割據的動亂時局， “失故基”指劉禹錫詩前小序所說“蕩然無復一樹”的衰敗景象，看花詩指《戲贈看花諸君子》一詩。這兩句詩認為當時一切只值得悲傷，不應該再出怨刺之語。後兩句是全詩的關鍵，“劉郎”一句，借用劉詩“前度劉郎今又來”之語，說劉禹錫也是凡人。“枉向”一句，拈出《再遊玄都觀》詩序為批評重點。“枉”是“錯”的意思，與“枉著書生待魯連”（《論詩三十首》）的“枉”字同意。兩句連在一起，是說劉禹錫也是凡人，不能免俗，卻錯將所有人都指斥為東風中的兔葵、燕麥一類，加以嘲諷。可見，這首詩著重批評《再遊玄都觀》尤其是詩序的怨刺失當。
第二十六首
金入洪爐不厭頻，精真那計受纖塵。
蘇門果有忠臣在，肯放坡詩百態新？
這首詩是評蘇軾及其後學的詩，可與第二十二首對照看。蘇軾是一位天才的文學巨匠，在等多方面都達到極高的造詣，堪稱宋文學最高成就的代表。蘇軾學博才高，以翻新出奇的精神對待藝術規範，縱意所如，觸手成春，在藝術上開一代之風。蘇詩雖然有議論化、散文化傾向，但是由於蘇軾傑出的才能，他的詩多數比喻生動新奇，妙喻連生；用典穩妥精當，渾然天成；對仗精工活潑，不落俗套。蘇軾對藝術技巧的把握可謂揮灑自如，如行雲流水不留鍛鍊痕跡。所以元好問給予蘇軾詩歌以高度評價，稱讚他的詩是經得起錘鍊，不受纖塵的真金。
蘇軾在當是文壇上有巨大的聲譽，有許多文人圍繞在其周圍。著名的有蘇門四學士：黃庭堅、張耒、晁補之、秦觀。這四人都沒有繼承蘇軾的思想和藝術。黃庭堅是江西詩派的開創者，秦觀長於詞，其詩如詞一樣婉約。張、晁成就不大。至於其他後學者既沒有蘇軾的思想，又沒有蘇軾的才力，往往在文字、典故、辭藻方面追求新奇，以至於怪樣百出。於是在這首詩的後兩句，元好問不滿並批評了這種風氣。
第二十七首
百年才覺古風回，元祐諸人次第來。
諱學金陵猶有說，竟將何罪廢歐梅？
這首詩回顧了宋詩的發展，批評蘇黃後學拋棄歐、梅關注現實、平易自然的詩風。宋太祖到仁宗（公元960年----公元1063年）約100年時間裡，文壇上總的傾向是承襲晚唐餘風，內容單薄，文風華靡。尤以取法李商隱的西昆體缺乏李詩的真摯情感和深沉感慨，專門模仿李詩的藝術外貌，只注重音節鏗鏘，辭采精麗，又喜用典故，力圖表現才學工力。這種詩風一直到北宋中的歐陽修、梅堯臣、蘇舜欽等人從理論到實踐上繼韓柳提倡古文進行詩文革新才得以扭轉。因此元好問稱“百年才覺古風回”。“元祐諸人”指蘇軾、黃庭堅、陳師道等詩人（其詩歌成就及流弊參看第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六首）。“金陵”是指王安石，王安石也是北宋大文學家，政治家。王闢之《澠水燕談錄》：“公之治經尤尚解字，末流務為新奇，浸成穿鑿。朝廷患之。詔學者兼用舊傳注，·····於是學者皆變所學，至於著書以詆公之學者，且諱稱公門人。”王安石變法失敗後，王安石的一些著作被朝廷禁止，不少門人亦諱言是其門人，所以元好問說“諱學金陵猶有說”。但是蘇黃後學、江西詩派不注重思想內容，一味求奇求變，連歐陽修、梅堯臣都廢而不學，元好問責問批評了這種風氣。
第二十八首
古雅難將子美親，精純全失義山真。
論詩寧下涪翁拜，未作江西社裡人。
這首詩評論江西詩派。宋人是推崇學習杜甫的，而李商隱的能得杜甫遺意，學杜要先學李商隱，宋人早具有此說法。在元好問看來，以黃庭堅為首的江西詩派雖然標榜學杜，但並未抓住杜詩的真髓，而專在文字、對偶、典故、音韻等形式上模擬因襲，結果既未學到杜詩的古樸風雅得真諦，也完全失去了李商隱的精美純厚的風格。因此他明確表示，不願與江西詩派為伍，不願拾江西詩派的牙唾。
第二十九首
池塘春草謝家春，萬古千秋五字新。
傳語閉門陳正字，“可憐無補費精神”。
這首詩是批評江西詩派的代表人物陳師道。陳師道的作詩方式是“閉門覓句”式的苦吟，著意於錘鍊字句，在形式技巧上下功夫。“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是謝靈運《登池上樓》的名句，意象清新，渾然天成，寫出了盎然春意。元好問崇尚自然天成的詩歌，反對雕琢粉飾，因此這裡稱讚謝靈運的這個名句萬古常新，進而諷刺陳師道閉門覓句，只是徒然浪費精神，寫不出什麼好作品。
第三十首
撼樹蜉蝣自覺狂，書生技癢愛論量。
老來留得詩千首，卻被何人校短長？
這首詩是《論詩三十首》的最後一首，也是結束語。他自謙自己象蚍蜉撼樹一樣不自量力，只是書生一時技癢愛議論罷了。元好問在這組詩中基本按時間順序評論了自漢魏到宋代的許多著名的詩人和詩歌流派，鍼砭時弊，旗幟鮮明地表明瞭自己的文學觀點，對後世有重要影響。
《論詩三十首》作者介紹
元好問，生於公元1190年（金章宗明昌元年）8月10日，卒於公元1257年（元憲宗七年）10月12日 ，字裕之，號遺山，世稱遺山先生，太原秀容（今山西忻州）人，元好問是宋金對峙末期、蒙古金朝更替之際傑出的文學家、歷史學家，北方文壇盟主，被尊為“北方文雄”、“一代文宗”。元好問擅作詩、文、詞、曲。其中以詩作成就最高，其“喪亂詩”尤為有名；其詞為金代一朝之冠，可與兩宋名家媲美；其散曲雖傳世不多，但當時影響很大，有倡導之功。
元好問據說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燾的後代，其先祖相繼遷居洛陽、汝州（今河南省臨汝縣）、平定州（今山西省平定縣）等地。至元好問的曾祖父元春（一作椿）時，又移家忻州，遂為忻州人。他的祖父元滋善，在金朝海陵王正隆二年（公元1157年）任柔服（今內蒙古土默特右旗托克托附近）丞；父親元德明多次科舉不中，以教授鄉學為業，著有《東巖集》。
元好問誕生在忻州農村一個世代書香的士大夫家庭裡。由於他的二叔和三叔都沒有兒子，元好問的兄弟有三個，他又是第三。根於中國傳統，他的叔父元格在他生後七個月時，就把他當做過繼兒子，隨即把他帶到掖縣縣令任上。
元好問天資聰明，七歲就能寫詩，被人譽為“神童”。他十一歲時，元格在冀州任職，元好問得到了翰林侍讀學士兼知登聞鼓院路擇的賞識，路擇“愛其俊爽，教之為文”。十四歲時，元好問又師從陵川人郝晉卿，博通經史、淹貫百家。到元好問十七歲時，元格被罷去陵川縣令，但為了兒子的學習，他仍繼續住在陵川，直到元好問十九歲完成學業，才帶全家離開陵川 。
元好問從十六歲起開始參加科舉考試。由於金章宗明昌元年（公元1190年）“識免鄉試”，他直接到幷州參加府試，但榜上無名。此後在泰和八年（公元1208年）十九歲時，他又到長安參加府試，但這次又未中。
元好問二十一歲時返回故里，在離祠堂幾十裡外的定襄遺山讀書，故而自號“遺山山人”。兩年之後，蒙古大軍突襲秀容，屠城十萬餘眾，其兄元好古喪生。為避兵禍，元好問舉家遷往河南福昌，後轉徙登封。
衛紹王崇慶元年（公元1212年），元好問又到中都（今北京）第三次參加考試，仍未考中。這年正月，金朝三十萬大軍被蒙古擊敗，蒙古已逼近中都，路途的坎坷、國家的危機，加上考試的失敗，使他的情緒非常低沉。
貞佑二年（公元1214年），蒙古兵圍攻、金兵節節敗退，金宣宗倉皇遷都南京，元好問於這年夏天赴汴京，準備將於秋天舉行的考試。雖然考試又一次失敗，但他卻通過應試的機會，與朝中名人、權要如趙秉文、楊雲翼、雷淵、李晏等交接結好，詩歌創作極豐。深得時任禮部尚書的趙秉文讚賞，其文名震京師，被譽為“元才子”。但不久由於蒙古兵圍攻，元好問不得不由山西逃難河南，並在豫西逐漸定居下來。貞佑五年（公元1217年），二十八歲的元好問又赴京趕考，仍未成功。
興定五年（公元1221年），三十二歲的元好問進士及第，因科場糾紛，被誣為“元氏黨人”，便憤然不就選任。正大元年（公元1224年），到他三十五歲時，元好問又得到趙秉文等人的貢舉，以考試優異得中科舉。這次宏詞科登第後，元好問才正式就選，被任為權國史院編修，留官汴京，但生活頗為清苦。
金哀宗正大二年（公元1225年），三十六歲的元好問因不滿冷官生活請長假回到了登封，期間撰寫了一部重要著作《杜詩學》，內容包括杜甫的傳志、年譜和唐朝以來評論杜詩的言論。
正大三年（公元1226年），元好問任河南鎮平縣令。次年，改官河南內鄉縣令 [9] 。其後因母親張氏身故，元好問丁憂閒居內鄉白鹿原。又應鄧州節度使移刺瑗之邀，赴任幕僚。不久，蒙古軍攻陷鳳翔，移刺瑗投降，元好問藉機辭去幕府。
正大八年（公元1231年），元好問調任南陽縣令 ，他在任上大刀闊斧進行改革，成績斐然。所以河南志書稱他“知南陽縣，善政尤著”。
此後不久，元好問赴京調金中央政府任尚書省令史，移家汴京。此後又升任左司都事，又轉任尚書省左司員外郎。官至翰林知制誥 。
天興二年（公元1233年），蒙古軍圍汴京，元好問被圍城中。金哀宗逃出京城，兵敗衛州後逃往歸德府。朝中無主，崔立率兵向蒙古請降獻城。崔立投降蒙古後，脅迫朝臣為自己立碑歌功頌德，元好問、王若虛、劉祁等都被迫參加撰寫碑文，磨掉宋徽宗所立《甘露碑》字跡，刻上碑文。
天興二年（公元1233年）四月，蒙古兵攻破汴京，元好問即向當時任蒙古國中書令的耶律楚材推薦了五十四個中原秀士王若虛等，請耶律楚材予以保護和任用。
金亡後，元好問隨金朝大批官員被俘，並被押往山東聊城看管兩年，後居住冠氏縣。元好問作為囚徒，與家人輾轉於聊城等地，並逐漸與蒙古國的漢軍首領嚴實、趙天錫等接上關係，生活逐漸好轉，行動也較為自由。
這期間，他痛心金國的淪亡，併為了以詩存史，勤奮編輯金國已故君臣詩詞總集《中州集》。以“中州”名集，則寓有緬懷故國和以金為正統的深意。
元太宗十一年（公元1239年）秋，因其詩文名氣頗大，耶律楚材傾心接納元好問。可五十歲的元好問已無意出仕為官，其年重回家鄉隱居，並交友遊歷，潛心編纂著述。
元憲宗二年（公元1252年），元好問覲見忽必烈，希望說服忽必烈尊信儒學，並請他為“儒教大宗師”，促使其任用儒士治國。
元憲宗七年九月四日（公元1257年10月12日），元好問在獲鹿寓舍逝世，享年六十八歲。
元好問的文學成就以詩歌創作最為突出，並以“喪亂詩”奠定了他在文學史上地位的，這些詩是在金朝滅亡前後寫出的。這些詩篇廣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國破家亡的現實，具有詩史的意義。元好問的“喪亂詩”就藝術上的概括力和情感上的真摯性來說，是杜甫以後少有的。但他不像杜甫那樣對國家的復興還抱有希望，他是既絕望而又不甘心，鬱結的感情爆發為悲歌，感染力是很強烈的，並且這些“喪亂詩”又掀起了杜甫之後的現實主義詩風的又一高潮。正是山河的破碎，詩人的憂患，才造就了這些曠世之作。
主要有《歧陽》三首、《壬辰十二月車駕車狩後即事》五首、《俳體雪香亭雜詠》十五首、《癸巳五月三日北渡》三首、《續小娘歌》十首等。
元好問還有為數不少的寫景詩，這類詩的總體風格是豪壯、清雅、不事雕琢，有很多名句。此外，元好問在晚期還寫有一些題畫詩，這類詩短小精煉、意境深遠，往往是借題發揮，耐人品味，充分地襯托了畫作的內涵。
元好問工詩文，在金元之際頗負重望。其詩奇崛而絕雕琢，巧縟而不綺麗，形成河汾詩派。他在臨終之時囑咐後人在他的墓碑上只題七個字“詩人元好問之墓”，足見他對自己詩歌創作的重視與肯定。他對自己的詩才極為自信，有著與杜甫相提並論的傲氣，有過“詩狂他日笑遺山，飯顆不妨嘲杜甫”詩句。
元好問又是一位高明的文藝理論家，他的《論詩三首》、《論詩三十首》、《與張仲傑郎中論文》、《校笠澤叢書後記》等，幾乎概括了漢朝以來的各種詩歌風格與重要詩人，所有的點評都濃縮在七言詩句之中，不僅點評準確而且文采斐然， “以詩論詩”再繼杜甫風範。
元好問他提倡“自然”，主張情性之“真”；倡導雄勁豪放的詩風提倡性靈、神韻、格調的兼容；主張李、杜並列；提倡多元繼承的詩風；還提出許多寫作時的技巧原則，反對生硬晦澀，亂排典故，做學問要“真積力久”等等，都是他幾十年親身實踐得來的結晶，有著切實可行的指導意義。
元好問留下詞377首，是金代作品最多的詞人。元好問詞的內容不及其詩內容廣大，但在金詞壇卻是題材最豐富的一家，藝術上以蘇軾、辛棄疾為典範，兼有豪放、婉約諸種風格。抒懷、詠史、山水、田園、言情、詠物、贈別、酬答、弔古傷時，無歷不控。
作為金詞壇現實主義詞人，元好問的詞筆首先是面向現實的。元好問多作懷古詞，形式以長調為主，奇慨遙深，田園詞則往往表現出恬談、閒適的情趣。描繪山河壯麗、抒發愛國豪情，是遺山詞一個重要內容。
元好問的水詞之所以能如筆下山水那樣頂天立地，在於它不僅是雄渾的山水畫眷更有寄慨、壯思、理想自畫卷中選出。即如此首下聞純為感慨，詞之內涵亦因此而深化。在詞文上，元好問的愛情詞是別具一格的，如其著名的《雁丘詞》等。
元好問還寫過小說，所著志怪短篇小說《續夷堅志》四卷二百零二篇，其中除四篇有目無文和一篇內容殘缺者外，實有一百九十七篇。他的思想和文學創作受《列子》的影響相當大。他繼承和學習了《列子》、《搜神記》和唐代傳奇、南宋《夷堅志》的志怪搜奇的傳統。元好問的目的主要不是為了宣揚有神論、天命論，而是也如《中州集》一樣，在於以小說存史和鞭笞社會的醜惡現象。《續夷堅志》記載自金世宗大定年間（公元1161年—公元1189年）至蒙古國蒙哥汗（元憲宗）元年（公元1251年）之間的種種傳聞故實。內容除了有很高的藝術價值和思想價值者之外，還有不少是關於地理、歷史、文物、醫學、天文、藝術等的記載，於理解金元時代的實際情況很有裨益。《戴十妻梁氏》則記述蒙古統治集團的橫暴恣肆。其他如《天裂》、《湯盤周鼎》、《救薰死》、《背疽方二》、《駢胎》、《測影》、《鏡辨》、《驢腹異物》、《古錢》、《呂氏所記古印章》、《古鼎》、《泗州題壁詞》，《稻畫》、《華陀貼》等篇目，均有補於文、史及自然科學、藝術的研究。
元好問所撰散曲，今僅存九首，用俗為雅，變故作新，具有開創性。元好問創制的《驟雨打新荷》散曲，元韌曾廣為流傳，為元散曲家趙孟頫等人所激賞。元好問是善於創制新曲的，如《三奠》曲自元好問創作後，劉秉忠、王惲等人曾依格填作。可見元好問就北曲而言，正是行家裡手，自成一家。
元好問目睹親歷金朝的衰亡和蒙古滅金的全過程，又從政多年，強烈的憂國憂民的社會責任感，使他時刻關注著金國的命運和金國史蹟的保存。
當金如敗亡前夕，他就向當政者建議用女真文小字寫一部金史，但未能如願，他就私下編撰了一部《壬辰雜編》。
金朝滅亡後，元好問抱著“國亡史興，己所當任”的愛國信念，決心以自己一人之力修一部金史，併為此付出了艱苦的努力和沉重的代價。多年的奔波，他積累了相當多的金朝君臣遺言往行的資料上百萬字，後稱“金源君臣言行錄”。他抱著“以詩存史”的目的，編成《中州集》。這是一部金代詩歌總集，裡面不僅收錄他所知道的金期一代已故或未仕於蒙古國的詩人詞客、包括金朝兩位皇帝及諸大臣以至布衣百姓的詩詞2116首（其中詩2001首，詞115首），而且為每位作者共二百五十餘人寫了小傳，填補了中國文學史空白。
《金史·藝文傳》就是以《中州集》為藍本寫成的，後來《全金詩》也是在它的基礎上增補而成。同時，《中州集》也為金代歷史提供了豐富的資料。元好問生前雖然未能實現自己修成金史的願望，但他所收集的這些資料，卻為元代修宋、遼、金史，以至明朝修元史，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資料，特別是為脩金史奠定了基礎。元好問尊重史實，不阿時俗，秉筆直書，所以後代學者一致認為，《金史》與元好問關係密切，元好問的這種國亡修史的作法，也多為後人所仿效。
元好問學問深邃，著述宏富。據說他迄今流傳下來的作品的有：詩1380餘首，詞380餘首，散曲6首，散文250餘篇，小說《續夷堅志》4卷202篇，《中州集》10卷，《唐詩鼓吹》10卷，《遺山樂府》（又名《遺山先生新樂府》）五卷等。此外還有《遺山詩集》、《樂府》、《續夷堅志》等。傳世《遺山先生文集》、清光緒讀書山房重刊本《元遺山先生全集》。另有已經散佚的著作多種：《錦機》《東坡詩雅》《杜詩學》《詩文自警》《壬辰雜編》《金朝君臣言行錄》《南冠錄》《集驗方》《故物譜》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