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部近代史由湖南人寫就”，為何湖南人那麼厲害？'

湖南地處我國中部，在區位、經濟發展、思想文化等方面皆不如江、浙、粵。但湖南卻人傑地靈，在近現代史上人才輩出，就有評價稱“半部中國近代史由湘人寫就。”那麼，湖南人憑什麼縱橫中國呢？湖南人靠的是他那份刀剛火辣性格，靠的是湘籍雄奇之士的高尚品德，靠的是“惟楚有才，於斯為盛”的才氣。

這是一個毋庸置疑的事實——湖南人心氣特別傲，膽氣特別豪，才氣特別高，天性喜歡出頭冒尖：繪畫有齊白石，編劇有田漢，寫小說有沈從文，作曲有譚盾，研究雜交水稻有袁隆平……這些現、當代傑出人物的事蹟可謂有口皆碑，家喻戶曉。

倘若我們飛跑的好奇心不肯就此止步，還要探頭往歷史的縱深處再仔細瞧一瞧，肯定會更加吃驚，因為赫然在目的是這樣一行文字——“半部中國近代史由湘人寫就。”

這個說法由來已久，其中容或有些水分，但它跟晚清盛傳的那句“中興將相，什九湖湘”一樣絕非故意誇張。晚清70年間(1840～1911)，湖南湧現出來的人才，論質論量，江、浙、粵三地必須集合全力方可抗衡。

數百上千位卓然命世的雄傑，在政治、軍事、教育、文學、藝術、宗教等多方面，成為近代中國的“火車頭”。他們同赴時艱，共紓國難，從未有過畏葸和退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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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曾在《論湖南的人才》一文中寫道：“湖南人性質沉毅，守舊固然守得很凶，趨新也趨得很急。湖南人敢負責任。”誠然，在大批湖湘雄傑中，無論是守舊的“後衛”(曾國藩、左宗棠、彭玉麟、胡林翼)、維新的“中場”(魏源、郭嵩燾、譚嗣同)，還是革命的“前鋒”(黃興、蔡鍔、宋教仁)都是世間不可多得的頂尖高手。若將他們組成一支“全明星足球隊”，真可以攻無不克，戰無不勝。

還有一些說法也是耳熟能詳的，比如：“湖南人流血不流淚，在中國近代史上，廣東人革命，浙江人出錢，湖南人流血。”又比如：“中國有三個半人，兩廣人算一個，浙江人算一個，湖南人算一個，山東人算半個，而湖南人的影響似乎更深遠些。”為贏得這些讚譽，湖南人付出了極其高昂的代價。

【刀剛火辣性格造就湖湘雄傑的奇能偉力】

從整體上打量湖南人，我們有何觀感？作為一個種群，一個長期在蠻荒地帶拓展生存空間的內陸種群，由於氣候潮溼、環境閉塞、資源匱乏和風俗矇昧，湖南人並非得天獨厚，從一開始他們就必須胼手胝足，篳路藍縷，從艱苦貧窮之中找到樂趣……他們抱成一團，結為一體……湖南人吃辣椒號稱“天下第一”，其“辣”字訣的極端表現是：辦大事快刀斬亂麻，作風極為凌厲；對敵方心狠手辣，不留絲毫餘地。

湖南人刀剛火辣的性格特徵十分鮮明，歸納起來，其特點至少有以下11個方面：

一、質樸，務實而不務虛；

二、倔強，又謂“霸蠻”，頭撞南牆而不回；

三、傲岸，不拘細行瑣德；

四、吃苦耐勞，如同騾子負重行遠；

五、堅韌執著，屢敗屢戰，不勝不歸，打脫牙齒和血吞；

六、剛健，勇於任事，銳意進取，敢為天下先；

七、自信，天降大任，捨我其誰，當仁不讓；

八、好學，雖武將亦能折節讀書，求知慾旺盛；

九、任俠，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疾惡如仇，鋤強扶弱；

十、特立獨行，具有獨立自由的思想和堅強不磨的志節，喜歡別出心裁，標新立異；

十一、不怕死，不要命，老子不信邪，要死卵朝天，不死變神仙，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在最無退路時捨身忘死。

近現代文人湯增璧曾說：“湖南人士矜氣節而喜功名。”這話大抵是不錯的。湘籍民主革命家宋教仁一言以蔽之：“湖南之民族，堅強忍耐，富於敢死排外性質之民族也。”

另一位湘籍名家章士釗則說得更為透徹：“湖南人有特性，特性者為何？曰：好持其理之所自信，而行其心之所能安；勢之順逆，人之譭譽，不遑顧也。”喜歡幹大事，能夠成大局的湖南人確實知行合一，只要認定了某個主義、某條道路，就會持之不疑，行之不悔，“一意干將去”(左宗棠語)。

湖南人“霸蠻”而又“靈動”，其不勝不歸的心勁體現為一種比野山椒更辛辣，比牛皮筋更柔韌的硬漢精神。此外，湖南人有很強的地方觀念、種族觀念和國家觀念，連閭巷細民也關心政治，先天下之憂而憂。湖南人建功、立業、揚名的心勁特別足，這也許是接受了屈原的精神遺產的緣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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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風雨如晦的中國近代史上，林則徐、翁同、李鴻章、張之洞、袁世凱、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和章炳麟這些“王牌”人物無不與湘地的俊傑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他們或是師徒，或是盟友，或是同志，或是勁敵，或是仇讎。

由當初“無湘不成軍”到後來“無湘不成事”;從當初“蠻荒之地，人材鮮少”到後來“湖南人材半國中”，近、現代百餘年間，湖湘雄傑的奇能偉力確實令人歎為觀止。

【湘籍雄奇之士品德高尚，湘人方才在近代史上唱主角】

從晚清到民國，政界、軍界、文藝界的湘籍鉅子普遍重視品德修養，胸襟開闊，器識弘遠，為人行事光明磊落。

比如兩江總督陶澍就從不亂來，他在安徽巡撫(相當於省長)任上時，深感官場腐敗，看出“子民”與“父母官”之間早已形成深刻的仇隙，那些威福自享的官吏“其於百姓則魚肉也，百姓視之，亦虎狼也”(《陶文毅公年譜》)，他欲以一人之力澄清安徽一省的吏治。

但由於貪官汙吏十分奸猾，彼此勾結，慎為掩護，不易徹查，體制上的漏洞絕非一人之力所能堵住，陶澍治來治去，功效甚微，無可奈何之下，他只好撰寫一副自警聯高掛於府堂之北：“要半文不值半文，莫道無人知者；辦一事須了一事，如此心乃安然。”他決意做宦海清流，這是傳統知識分子內心最深處的自潔精神在起緩釋作用。

又比如“中興第一名臣”曾國藩，他一生勤政好學，謀國之忠，知人之明，無人能出其右，他終生以“血誠”二字待人處事，訓弟教子，且主張持家勤儉，親為家中婦女制訂功課單，以使她們免於驕惰。

又比如湘軍大帥左宗棠，他自比為黃牛，樂於負重行遠，年近古稀，他仍然統領湖湘子弟遠赴天山之北，平定叛亂，收復疆土，他不顧高齡，堅持住在軍營，與士卒同甘共苦。後來，他的大兒子左孝威去塞北省親，隨父親入住軍帳，受寒致疾，回家後一病不起。

又比如“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譚嗣同，危急關頭，他義薄雲天，誓為變法而流血，卻敦促梁啟超趕緊逃出魔爪，他那句“不有行者，無以圖將來；不有死者，無以召後起”的話可不是什麼人都能由衷說出的。

又比如民國元勳黃興，他不爭名位，延陵高揖，曾對胡漢民說，“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其次亦功成而不居”，這無疑需要極大的雅量。

又比如民國大將蔡鍔，他不僅主張“軍人不黨主義”(即軍人嚴守中立，不加入任何政黨)，還特別關心民瘼，他任雲南都督時，雲、貴兩省的商賈感戴其恩德，大家合計著要為他鑄造一尊高大威武的銅像。蔡鍔敬領大家的好意，卻用這筆款子賑恤兩省的饑民。

事後，他對大家說：“君等鑄我像，享受榮名，在百年千年之後，若輩哀鴻，食此涓滴之賜，當可活命無算。彰人之功，不若拯人之命也。”這才是足以垂範千古的偉人之仁。正由於這些湘籍的雄奇之士品德高尚，湘人才能在近代史上唱主角，執牛耳，充當火車頭。

【湖南人的最強音：“若道中華國果亡，除非湖南人盡死！”】

“人類歷史歸根到底只不過是偉人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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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哲學家卡萊爾先生這一毫不含糊的觀點長期不為某些歷史學家所認同，但證諸古今，如合符節，很少有什麼例外。“世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偉人是一面極為清晰的鏡子，從他們身上不難看到一個時代的理性與瘋狂、進步與反動。

中國渴望與世界接軌，渴望富強發達，渴望成為東方的醒獅和飛龍，由來久矣。然而，怎樣才能使中國猛醒和騰飛？從何處方可獲知那句“芝麻開門”的祕咒？百餘年來，湖湘英傑一直為這個想法生死以之。自晚清洋務運動以迄於今，中國近代化和現代化的進程一波三折，歷史提供了太多太多血淚相和的教訓，這是後人不應該輕易忘卻的前車之鑑。

知人而論世，論世而知人，談何容易！地域概念其實無關緊要。儘管那些高蹈遠翥的一代天驕與湖南這方熱土息息相關，但他們並不受三湘四水的局囿，在中國大擂臺上，他們都是重量級的角色。

中國近、現代史“放湖南人出一頭地”，使三湘人才噴薄激湧的景象蔚為壯觀，這一放便放出許多的轟轟烈烈，放出無數的可歌可泣。

孫中山曾在誄詞中稱道宋教仁：“為憲法流血，公真第一人！”湖南從來就不缺少這樣的第一人。

魏源是中國早期洋務派中極力主張學習西方科學技術的第一人，郭嵩燾是中國外交界中仗節出使歐洲的第一人，譚嗣同是中國維新派中為變法流血的第一人……

楊度在《湖南少年歌》中以極大的肺活量唱出了湖南人的最強音：“若道中華國果亡，除非湖南人盡死！”這可不是隻圖悅耳的花腔，而是湖南人打從火辣血性裡吼出的一嗓子。這些超級“鑽石”光芒耀眼，我們無法迴避，也不應迴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