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高祖五年，天下大定，兵罷歸家。高祖置酒於洛陽南宮，與群臣議論之所以能戰勝項羽的根本原因。他認為關鍵在於用人，自己能夠重用張良、蕭何與韓信，而項羽連個范增都不肯用，“所以為我擒也”。漢初三傑裡，張良晚年退隱避禍、蕭何曾被繩下獄，然而都能以壽終，唯獨韓信在建國初年就死於非命，並且作為功勳之臣，居然無封、無後，讓後人看到了漢室的寡恩棄義。
為什麼三傑裡只有韓信不得善終呢？韓信謀反被誅是不是咎由自取？
漢高祖五年，天下大定，兵罷歸家。高祖置酒於洛陽南宮，與群臣議論之所以能戰勝項羽的根本原因。他認為關鍵在於用人，自己能夠重用張良、蕭何與韓信，而項羽連個范增都不肯用，“所以為我擒也”。漢初三傑裡，張良晚年退隱避禍、蕭何曾被繩下獄，然而都能以壽終，唯獨韓信在建國初年就死於非命，並且作為功勳之臣，居然無封、無後，讓後人看到了漢室的寡恩棄義。
為什麼三傑裡只有韓信不得善終呢？韓信謀反被誅是不是咎由自取？
漢初三傑
《史記》對韓信的評價是否全面？
對於韓信的悲劇，司馬遷在《史記·淮陰侯列傳》中分析，認為這是個人的性格所造成的，他說：
“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勳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
他認為韓信不具有謙讓的性格，而是誇耀功績、自顯才能，導致被領導所猜忌。更糊塗的是，天下大局已定，韓信居然還謀逆造反，結果被人夷滅宗族，這不是他咎由自取嗎？從太史公的議論中我們發現到“性格決定命運”的論調真是“古已有之”的了。然而這種論調究竟能否站得住腳呢？顯然是不能的，因為它把人物從他所處的歷史背景、社會關係以及組織結構中抽象了出來，把人看成完全能動的孤立個體，然後將一切都歸責到個人的性格之上，屬於受害者有罪論。
南宋洪邁在《容齋隨筆》中就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認為“信之終於謀逆，蓋有以啟之矣。”認為不是韓信想造反，而是劉邦要逼他造反，韓信即使有周、召、太公之才德，劉邦卻也不能有文王、武王之氣量。太史公不敢批評劉邦，而把問題都歸咎給韓信，這是片面之論。
假如沒有韓信，劉邦取天下不會那麼順利。韓信初拜大將時，就勸劉邦先取關中、還定三秦；之後，又從劉邦處借得三萬精兵，北上平魏、徇趙、脅燕、定齊，盡滅諸國，還南向大破楚將龍且。出於忠心，他尚不肯聽從蒯徹的建議選擇背漢自立。最後還與劉邦合圍垓下，殲滅項羽，是功高難賞矣。
反觀劉邦，韓信初定趙國，他便自成皋度河，詐稱漢使入壁，奪其印符；項羽死後，他又襲奪韓信的軍權；最終以遊雲夢為名而繩縛韓信以歸，貶其官為淮陰侯——這是劉邦在一步一步地逼韓信造反。領導如此無賴，下屬怎能無異心。故知太史公說的“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非公論也。
漢高祖五年，天下大定，兵罷歸家。高祖置酒於洛陽南宮，與群臣議論之所以能戰勝項羽的根本原因。他認為關鍵在於用人，自己能夠重用張良、蕭何與韓信，而項羽連個范增都不肯用，“所以為我擒也”。漢初三傑裡，張良晚年退隱避禍、蕭何曾被繩下獄，然而都能以壽終，唯獨韓信在建國初年就死於非命，並且作為功勳之臣，居然無封、無後，讓後人看到了漢室的寡恩棄義。
為什麼三傑裡只有韓信不得善終呢？韓信謀反被誅是不是咎由自取？
漢初三傑
《史記》對韓信的評價是否全面？
對於韓信的悲劇，司馬遷在《史記·淮陰侯列傳》中分析，認為這是個人的性格所造成的，他說：
“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勳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
他認為韓信不具有謙讓的性格，而是誇耀功績、自顯才能，導致被領導所猜忌。更糊塗的是，天下大局已定，韓信居然還謀逆造反，結果被人夷滅宗族，這不是他咎由自取嗎？從太史公的議論中我們發現到“性格決定命運”的論調真是“古已有之”的了。然而這種論調究竟能否站得住腳呢？顯然是不能的，因為它把人物從他所處的歷史背景、社會關係以及組織結構中抽象了出來，把人看成完全能動的孤立個體，然後將一切都歸責到個人的性格之上，屬於受害者有罪論。
南宋洪邁在《容齋隨筆》中就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認為“信之終於謀逆，蓋有以啟之矣。”認為不是韓信想造反，而是劉邦要逼他造反，韓信即使有周、召、太公之才德，劉邦卻也不能有文王、武王之氣量。太史公不敢批評劉邦，而把問題都歸咎給韓信，這是片面之論。
假如沒有韓信，劉邦取天下不會那麼順利。韓信初拜大將時，就勸劉邦先取關中、還定三秦；之後，又從劉邦處借得三萬精兵，北上平魏、徇趙、脅燕、定齊，盡滅諸國，還南向大破楚將龍且。出於忠心，他尚不肯聽從蒯徹的建議選擇背漢自立。最後還與劉邦合圍垓下，殲滅項羽，是功高難賞矣。
反觀劉邦，韓信初定趙國，他便自成皋度河，詐稱漢使入壁，奪其印符；項羽死後，他又襲奪韓信的軍權；最終以遊雲夢為名而繩縛韓信以歸，貶其官為淮陰侯——這是劉邦在一步一步地逼韓信造反。領導如此無賴，下屬怎能無異心。故知太史公說的“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非公論也。
韓信盡滅北方諸國，合圍項羽
劉邦自始至終從未信任韓信
蕭何從劉邦最久，曾數以吏事護之，所以最受信任。後來劉邦每次出征，必以蕭何留守。論功行封的時候，諸將皆不服蕭何。劉邦便親自為他分辨，說諸將如追殺之獵狗、蕭何如指示之虞人，論功應以人為先、狗為後。其次，“蕭何舉宗數十人皆隨我，功不可忘也。”
張良常年跟隨劉邦左右，鴻門宴又有救險之恩，被劉邦視為心腹。論功時，因張良未有戰鬥功，劉邦便為他爭取，說“運籌策帷帳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最終，張良得以與蕭何等俱封。
三傑裡，唯獨韓信與劉邦的關係較疏遠。劉邦並不賞識韓信的才能，經滕公舉薦後，也僅僅授予他一個治粟都尉的小官；這導致韓信覺得懷才不遇，想要逃亡。直到蕭何把他追回來後，劉邦還罵道：“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最後，即使蕭何百般勸說，劉邦仍不認可韓信的才能，只說“吾為公以為將。”可見，劉邦對韓信的不信任並不侷限於忠誠，還包括才幹。
韓信拜將時，為劉邦分析了楚漢的形勢，建議他先還定三秦，然後再以“思東歸之士”來討伐項羽，劉邦聽完後才對韓信略有改觀。次年，漢軍平定三秦，舉兵東進，卻在彭城慘敗給了楚軍，只能退守滎陽。不久魏豹叛漢，劉邦命韓信擊之，這才開始了北征之旅。韓信的軍事才能得到了充分發揮，短時間內接連攻下河東、太原、上黨和整個趙國，而劉邦此時卻困於成皋。最後他只得跟滕公渡河，自稱使者，祕密進入韓信的軍隊中奪其兵權，這說明劉邦對韓信極度不信任，不然他也就不會搞突襲了。
劉邦奪取韓信的兵權後，自己引精兵南下繼續抗楚，而命韓信收趙人為軍，東征齊國。東征期間，劉邦又派遣酈生去勸齊王投降，卻不通知韓信勸降之事，所以蒯徹才對韓信說：
“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間使下齊，寧有詔止將軍乎？‘’
劉邦不信任韓信，即使韓信攻下了齊國，他也會覺得憂慮。還不如派酈生去勸降，讓齊國“為漢而稱東藩”。結果韓信不顧和約，繼續渡河攻齊，導致酈生被害，其實就是對劉邦不信任的迴應。攻下齊國後，韓信羽翼已豐，便請求做齊國的“假王”。劉邦知道後大怒，罵道：
“吾困於此，旦暮望若來佐我，乃欲自立為王！”
在這時，由不信任而產生的隔閡已經公開化了。幸賴張良與陳平勸阻，才沒有導致關係破裂。韓信被立為齊王之後，已經有了跟劉邦叫板的底氣。但是他依然猶豫不決，“不忍倍漢；又自以功多，漢終不奪我齊”，所以謝絕了蒯徹三分天下的建議。
之後楚漢在固陵交戰，韓信失約不至。張良向劉邦分析了韓信的心理，說：“齊王信之立，非君王意，信亦不自堅”，認為劉邦的不信任已經引起了韓信的猜疑，所以最好還是許諾滅楚之後封他為楚王。韓信得到了劉邦的許諾，果然引兵來合圍垓下，一起殲滅了項羽。而項羽一亡，劉邦便急不可耐地“馳入齊王信壁，奪其軍。”——這說明，從起用韓信到平定天下，劉邦從未給予他完全的信任，這種不信任在步步逼迫韓信最終走向造反。
漢高祖五年，天下大定，兵罷歸家。高祖置酒於洛陽南宮，與群臣議論之所以能戰勝項羽的根本原因。他認為關鍵在於用人，自己能夠重用張良、蕭何與韓信，而項羽連個范增都不肯用，“所以為我擒也”。漢初三傑裡，張良晚年退隱避禍、蕭何曾被繩下獄，然而都能以壽終，唯獨韓信在建國初年就死於非命，並且作為功勳之臣，居然無封、無後，讓後人看到了漢室的寡恩棄義。
為什麼三傑裡只有韓信不得善終呢？韓信謀反被誅是不是咎由自取？
漢初三傑
《史記》對韓信的評價是否全面？
對於韓信的悲劇，司馬遷在《史記·淮陰侯列傳》中分析，認為這是個人的性格所造成的，他說：
“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勳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
他認為韓信不具有謙讓的性格，而是誇耀功績、自顯才能，導致被領導所猜忌。更糊塗的是，天下大局已定，韓信居然還謀逆造反，結果被人夷滅宗族，這不是他咎由自取嗎？從太史公的議論中我們發現到“性格決定命運”的論調真是“古已有之”的了。然而這種論調究竟能否站得住腳呢？顯然是不能的，因為它把人物從他所處的歷史背景、社會關係以及組織結構中抽象了出來，把人看成完全能動的孤立個體，然後將一切都歸責到個人的性格之上，屬於受害者有罪論。
南宋洪邁在《容齋隨筆》中就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認為“信之終於謀逆，蓋有以啟之矣。”認為不是韓信想造反，而是劉邦要逼他造反，韓信即使有周、召、太公之才德，劉邦卻也不能有文王、武王之氣量。太史公不敢批評劉邦，而把問題都歸咎給韓信，這是片面之論。
假如沒有韓信，劉邦取天下不會那麼順利。韓信初拜大將時，就勸劉邦先取關中、還定三秦；之後，又從劉邦處借得三萬精兵，北上平魏、徇趙、脅燕、定齊，盡滅諸國，還南向大破楚將龍且。出於忠心，他尚不肯聽從蒯徹的建議選擇背漢自立。最後還與劉邦合圍垓下，殲滅項羽，是功高難賞矣。
反觀劉邦，韓信初定趙國，他便自成皋度河，詐稱漢使入壁，奪其印符；項羽死後，他又襲奪韓信的軍權；最終以遊雲夢為名而繩縛韓信以歸，貶其官為淮陰侯——這是劉邦在一步一步地逼韓信造反。領導如此無賴，下屬怎能無異心。故知太史公說的“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非公論也。
韓信盡滅北方諸國，合圍項羽
劉邦自始至終從未信任韓信
蕭何從劉邦最久，曾數以吏事護之，所以最受信任。後來劉邦每次出征，必以蕭何留守。論功行封的時候，諸將皆不服蕭何。劉邦便親自為他分辨，說諸將如追殺之獵狗、蕭何如指示之虞人，論功應以人為先、狗為後。其次，“蕭何舉宗數十人皆隨我，功不可忘也。”
張良常年跟隨劉邦左右，鴻門宴又有救險之恩，被劉邦視為心腹。論功時，因張良未有戰鬥功，劉邦便為他爭取，說“運籌策帷帳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最終，張良得以與蕭何等俱封。
三傑裡，唯獨韓信與劉邦的關係較疏遠。劉邦並不賞識韓信的才能，經滕公舉薦後，也僅僅授予他一個治粟都尉的小官；這導致韓信覺得懷才不遇，想要逃亡。直到蕭何把他追回來後，劉邦還罵道：“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最後，即使蕭何百般勸說，劉邦仍不認可韓信的才能，只說“吾為公以為將。”可見，劉邦對韓信的不信任並不侷限於忠誠，還包括才幹。
韓信拜將時，為劉邦分析了楚漢的形勢，建議他先還定三秦，然後再以“思東歸之士”來討伐項羽，劉邦聽完後才對韓信略有改觀。次年，漢軍平定三秦，舉兵東進，卻在彭城慘敗給了楚軍，只能退守滎陽。不久魏豹叛漢，劉邦命韓信擊之，這才開始了北征之旅。韓信的軍事才能得到了充分發揮，短時間內接連攻下河東、太原、上黨和整個趙國，而劉邦此時卻困於成皋。最後他只得跟滕公渡河，自稱使者，祕密進入韓信的軍隊中奪其兵權，這說明劉邦對韓信極度不信任，不然他也就不會搞突襲了。
劉邦奪取韓信的兵權後，自己引精兵南下繼續抗楚，而命韓信收趙人為軍，東征齊國。東征期間，劉邦又派遣酈生去勸齊王投降，卻不通知韓信勸降之事，所以蒯徹才對韓信說：
“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間使下齊，寧有詔止將軍乎？‘’
劉邦不信任韓信，即使韓信攻下了齊國，他也會覺得憂慮。還不如派酈生去勸降，讓齊國“為漢而稱東藩”。結果韓信不顧和約，繼續渡河攻齊，導致酈生被害，其實就是對劉邦不信任的迴應。攻下齊國後，韓信羽翼已豐，便請求做齊國的“假王”。劉邦知道後大怒，罵道：
“吾困於此，旦暮望若來佐我，乃欲自立為王！”
在這時，由不信任而產生的隔閡已經公開化了。幸賴張良與陳平勸阻，才沒有導致關係破裂。韓信被立為齊王之後，已經有了跟劉邦叫板的底氣。但是他依然猶豫不決，“不忍倍漢；又自以功多，漢終不奪我齊”，所以謝絕了蒯徹三分天下的建議。
之後楚漢在固陵交戰，韓信失約不至。張良向劉邦分析了韓信的心理，說：“齊王信之立，非君王意，信亦不自堅”，認為劉邦的不信任已經引起了韓信的猜疑，所以最好還是許諾滅楚之後封他為楚王。韓信得到了劉邦的許諾，果然引兵來合圍垓下，一起殲滅了項羽。而項羽一亡，劉邦便急不可耐地“馳入齊王信壁，奪其軍。”——這說明，從起用韓信到平定天下，劉邦從未給予他完全的信任，這種不信任在步步逼迫韓信最終走向造反。
劉邦的猜疑逼迫韓信走向背叛
韓信為什麼最後還是謀反了？
太史公認為韓信在“天下已集”之後還“謀畔逆”，實在是咎由自取，或者說是愚不可及。他若要造反，也應當在自立為齊王之時。因為那時候，楚漢相持不下，尚有利可圖。項羽曾派武涉來遊說齊國聯合，告誡韓信說：
“項王今日亡，則次取足下。足下與項王有故，何不反漢與楚連和，參分天下王之？”
韓信卻回答說項王當初不重用自己，漢王則言聽計用，所以不忍棄漢王的知遇之恩。其實這只是對使者的託詞而已，韓信在拜將之時就曾向劉邦說明了自己對劉項二人的看法，他說項羽是匹夫之勇、婦人之仁，常常因私廢公、任人唯親，不肯將爵位和土地封予有功之人，不懂收人心；而劉邦雖然慢而侮人，卻不奢賞賜，肯與天下同利。因此韓信認為聯合項羽並非明智之舉，劉邦“終不奪我齊”。
之後蒯徹又勸韓信背漢自立，三分天下。這與韓信輔佐劉邦掃定天下的初衷不同，利益關係巨大、風險自然也不小。韓信借劉邦之兵來攻下齊國，他領兵的時間短暫、底下的諸將又素來不服自己，欲以多疑之兵、新下之齊來與楚漢鼎足為三，恐怕也是凶多吉少，所以韓信最終沒有采納這個建議。韓信並不是愚昧到該反的時候不反，不該反的時候要反，而是他素無反心，最終迫不得已才選擇了造反。
漢高祖五年，天下大定，兵罷歸家。高祖置酒於洛陽南宮，與群臣議論之所以能戰勝項羽的根本原因。他認為關鍵在於用人，自己能夠重用張良、蕭何與韓信，而項羽連個范增都不肯用，“所以為我擒也”。漢初三傑裡，張良晚年退隱避禍、蕭何曾被繩下獄，然而都能以壽終，唯獨韓信在建國初年就死於非命，並且作為功勳之臣，居然無封、無後，讓後人看到了漢室的寡恩棄義。
為什麼三傑裡只有韓信不得善終呢？韓信謀反被誅是不是咎由自取？
漢初三傑
《史記》對韓信的評價是否全面？
對於韓信的悲劇，司馬遷在《史記·淮陰侯列傳》中分析，認為這是個人的性格所造成的，他說：
“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勳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
他認為韓信不具有謙讓的性格，而是誇耀功績、自顯才能，導致被領導所猜忌。更糊塗的是，天下大局已定，韓信居然還謀逆造反，結果被人夷滅宗族，這不是他咎由自取嗎？從太史公的議論中我們發現到“性格決定命運”的論調真是“古已有之”的了。然而這種論調究竟能否站得住腳呢？顯然是不能的，因為它把人物從他所處的歷史背景、社會關係以及組織結構中抽象了出來，把人看成完全能動的孤立個體，然後將一切都歸責到個人的性格之上，屬於受害者有罪論。
南宋洪邁在《容齋隨筆》中就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認為“信之終於謀逆，蓋有以啟之矣。”認為不是韓信想造反，而是劉邦要逼他造反，韓信即使有周、召、太公之才德，劉邦卻也不能有文王、武王之氣量。太史公不敢批評劉邦，而把問題都歸咎給韓信，這是片面之論。
假如沒有韓信，劉邦取天下不會那麼順利。韓信初拜大將時，就勸劉邦先取關中、還定三秦；之後，又從劉邦處借得三萬精兵，北上平魏、徇趙、脅燕、定齊，盡滅諸國，還南向大破楚將龍且。出於忠心，他尚不肯聽從蒯徹的建議選擇背漢自立。最後還與劉邦合圍垓下，殲滅項羽，是功高難賞矣。
反觀劉邦，韓信初定趙國，他便自成皋度河，詐稱漢使入壁，奪其印符；項羽死後，他又襲奪韓信的軍權；最終以遊雲夢為名而繩縛韓信以歸，貶其官為淮陰侯——這是劉邦在一步一步地逼韓信造反。領導如此無賴，下屬怎能無異心。故知太史公說的“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非公論也。
韓信盡滅北方諸國，合圍項羽
劉邦自始至終從未信任韓信
蕭何從劉邦最久，曾數以吏事護之，所以最受信任。後來劉邦每次出征，必以蕭何留守。論功行封的時候，諸將皆不服蕭何。劉邦便親自為他分辨，說諸將如追殺之獵狗、蕭何如指示之虞人，論功應以人為先、狗為後。其次，“蕭何舉宗數十人皆隨我，功不可忘也。”
張良常年跟隨劉邦左右，鴻門宴又有救險之恩，被劉邦視為心腹。論功時，因張良未有戰鬥功，劉邦便為他爭取，說“運籌策帷帳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最終，張良得以與蕭何等俱封。
三傑裡，唯獨韓信與劉邦的關係較疏遠。劉邦並不賞識韓信的才能，經滕公舉薦後，也僅僅授予他一個治粟都尉的小官；這導致韓信覺得懷才不遇，想要逃亡。直到蕭何把他追回來後，劉邦還罵道：“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最後，即使蕭何百般勸說，劉邦仍不認可韓信的才能，只說“吾為公以為將。”可見，劉邦對韓信的不信任並不侷限於忠誠，還包括才幹。
韓信拜將時，為劉邦分析了楚漢的形勢，建議他先還定三秦，然後再以“思東歸之士”來討伐項羽，劉邦聽完後才對韓信略有改觀。次年，漢軍平定三秦，舉兵東進，卻在彭城慘敗給了楚軍，只能退守滎陽。不久魏豹叛漢，劉邦命韓信擊之，這才開始了北征之旅。韓信的軍事才能得到了充分發揮，短時間內接連攻下河東、太原、上黨和整個趙國，而劉邦此時卻困於成皋。最後他只得跟滕公渡河，自稱使者，祕密進入韓信的軍隊中奪其兵權，這說明劉邦對韓信極度不信任，不然他也就不會搞突襲了。
劉邦奪取韓信的兵權後，自己引精兵南下繼續抗楚，而命韓信收趙人為軍，東征齊國。東征期間，劉邦又派遣酈生去勸齊王投降，卻不通知韓信勸降之事，所以蒯徹才對韓信說：
“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間使下齊，寧有詔止將軍乎？‘’
劉邦不信任韓信，即使韓信攻下了齊國，他也會覺得憂慮。還不如派酈生去勸降，讓齊國“為漢而稱東藩”。結果韓信不顧和約，繼續渡河攻齊，導致酈生被害，其實就是對劉邦不信任的迴應。攻下齊國後，韓信羽翼已豐，便請求做齊國的“假王”。劉邦知道後大怒，罵道：
“吾困於此，旦暮望若來佐我，乃欲自立為王！”
在這時，由不信任而產生的隔閡已經公開化了。幸賴張良與陳平勸阻，才沒有導致關係破裂。韓信被立為齊王之後，已經有了跟劉邦叫板的底氣。但是他依然猶豫不決，“不忍倍漢；又自以功多，漢終不奪我齊”，所以謝絕了蒯徹三分天下的建議。
之後楚漢在固陵交戰，韓信失約不至。張良向劉邦分析了韓信的心理，說：“齊王信之立，非君王意，信亦不自堅”，認為劉邦的不信任已經引起了韓信的猜疑，所以最好還是許諾滅楚之後封他為楚王。韓信得到了劉邦的許諾，果然引兵來合圍垓下，一起殲滅了項羽。而項羽一亡，劉邦便急不可耐地“馳入齊王信壁，奪其軍。”——這說明，從起用韓信到平定天下，劉邦從未給予他完全的信任，這種不信任在步步逼迫韓信最終走向造反。
劉邦的猜疑逼迫韓信走向背叛
韓信為什麼最後還是謀反了？
太史公認為韓信在“天下已集”之後還“謀畔逆”，實在是咎由自取，或者說是愚不可及。他若要造反，也應當在自立為齊王之時。因為那時候，楚漢相持不下，尚有利可圖。項羽曾派武涉來遊說齊國聯合，告誡韓信說：
“項王今日亡，則次取足下。足下與項王有故，何不反漢與楚連和，參分天下王之？”
韓信卻回答說項王當初不重用自己，漢王則言聽計用，所以不忍棄漢王的知遇之恩。其實這只是對使者的託詞而已，韓信在拜將之時就曾向劉邦說明了自己對劉項二人的看法，他說項羽是匹夫之勇、婦人之仁，常常因私廢公、任人唯親，不肯將爵位和土地封予有功之人，不懂收人心；而劉邦雖然慢而侮人，卻不奢賞賜，肯與天下同利。因此韓信認為聯合項羽並非明智之舉，劉邦“終不奪我齊”。
之後蒯徹又勸韓信背漢自立，三分天下。這與韓信輔佐劉邦掃定天下的初衷不同，利益關係巨大、風險自然也不小。韓信借劉邦之兵來攻下齊國，他領兵的時間短暫、底下的諸將又素來不服自己，欲以多疑之兵、新下之齊來與楚漢鼎足為三，恐怕也是凶多吉少，所以韓信最終沒有采納這個建議。韓信並不是愚昧到該反的時候不反，不該反的時候要反，而是他素無反心，最終迫不得已才選擇了造反。
韓信重視恩情
歷史證明，韓信看錯了劉邦。在群雄逐鹿的年代，劉邦確實願與諸將共分天下。可是在天下一統後，他就變成了另一個項羽，開口便說“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了。在這種情況下，蕭何、張良“無戰鬥功”反而是護身符，而韓信戰鬥功最大，便成了眼中釘、肉中刺。
漢六年，有人上書說韓信謀反。劉邦借遊雲夢之名來謀襲韓信，韓信本想發兵迎擊，但又自度無罪，實在不願反。於是持鍾離昧的首級來見劉邦，表示自己是清白的。結果劉邦還是命武士綁住了他，韓信大罵：
“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亨；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烹！”
對於劉邦來說，韓信從來就不是可信任的心腹之人，而且他功高難賞，不好安置。讓他裂地為王就如安了一個定時炸彈一樣。況且韓信比劉邦、蕭何、張良都小一輩，屬於“此怏怏者，非少主臣”之列。這種微妙的社會關係，總是迫使人去做出殺功臣的決定。劉邦也知道無法給韓信定罪，所以只是貶他為淮陰侯，留著都城裡監視之。
韓信也知道“漢王惡其能”，所以常常稱病不朝從，日夜怨望。從這以後，他才對劉邦絕望了，劉邦並沒有他想象中的那樣，願意與諸將共分天下。因此，韓信曾跟陳豨說劉邦早晚會懷疑道你，等他起兵討伐你的時，我從朝中作亂，彼此裡應外合，“天下可圖也”，從這時起，韓信才真正堅定了謀反之念。
漢十年，陳豨果然造反，韓信稱病不從劉邦出征，並且密謀襲殺呂后和太子。不料被人告發，結果反而被呂后和蕭何斬於長樂鍾室並夷滅三族。劉邦出征回來後，知道韓信已死，感到“且喜且憐”：
喜者，喜此心腹大患已除也；憐者，憐其本無反意，卻為自己逼誘而入死於地也！
劉邦之心術，漢室之寡恩，令人膽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