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海藥前員工追討違約賠償14年，李某認為海南海藥是以欺詐、脅迫、乘人之危的手段，才迫使自己在違背真實意思訂立了解除勞動關係的《協議書》，向海南海藥索要各項賠償各項經費共計53.91萬元，但兩審法院均駁回了李某的請求。
1997年2月，李某應聘到海南海藥處工作，被分配到川渝辦事處任銷售員，直至2004年9月30日，雙方未簽訂書面勞動合同，海南海藥也未為李某繳納社會保險。
2003年9月30日，李某與海南海藥(前身為輕騎海藥)簽訂一份《協議書》，協議約定，經雙方協商一致，李某、海南海藥雙方就解除勞動關係事宜達成如下協議：
一、參照正式職工解除勞動合同的補償辦法，海南海藥一次性補償李某經濟補償金，按上年海南海藥人均月工資水平907元，從1997年至今共計7年，每滿1年(未滿一年按一年計)補發一個月經濟補償金，共計6349元；
二、按照國家有關勞動法規的規定，海南海藥對李某在部隊服役及退伍等待安置的年限視同工作年限，按海南海藥員工投保標準補償李某在部隊服役期間(1992.12-1995.12)、退伍待安置期間(1996.1-1997.1)及李某受聘海南海藥期間(1997.2-2003.9)的各項社會保險費，共計19136.74元；
三、海南海藥賠償李某戶籍損失、恢復戶籍的費用，將李某戶籍、糧油關係及檔案材料退回李某自行處理。
以上三項合計39085.74元；
四、李某離開海南海藥之前，應辦妥工作交接手續，結清所有與海南海藥有關的業務，並將所有與海南海藥有關的信息資源、工作文件等有關資料交回海南海藥處理；
五、在李某按照第四條辦妥工作交接手續的情況下，海南海藥應於本協議簽字生效後一週內向李某付清上述款項；
六、李某承諾在按照上述條款解除勞動合同後，雙方之間的問題徹底解決，不能出現任何有損海南海藥經濟利益和社會利益的行為，包括投訴、上訪、訴訟等。
同時，李某與海南海藥辦理移交手續，雙方簽訂了《移交清單》，李某將海南海藥的營業執照、檔案等資料向海南海藥移交。
但李某方面認為，海南海藥以欺詐、脅迫、乘人之危的手段，使李某在違背真實意思的情況下訂立了解除勞動關係的《協議書》。自1998年7月後，海南海藥不但拖欠李某基本工資長達6年之久，致拖欠的工資金額累計高達7.5萬元，並且拒不報銷李某1997年2月至2004年9月期間墊付的因出差所支付的城市間交通費、住宿費、伙食補助費及市內交通費合計13.8萬元等費用。李某作為一名普通的銷售人員，不僅要供養父母，還要支付高額的因出差所支付的城市間交通費、住宿費、伙食補助費及市內交通費。可以想象李某當時生活的窘境。因此，在這種情況下，李某不得不與海南海藥籤訂了解除勞動關係的《協議書》，也完全是一種求生存的不得已行為。
李某方面還表示，自2003年起，多次找到海南海藥，要求解決上述問題。但海南海藥未解決，就這樣該問題一直沒有實際結果。李某無奈開始投訴、上訪。李某走了14年的上訪路。從年輕到中年，從辛酸到血淚，問題一直未得到解決。
2018年10月，李某向海南仲裁委提起仲裁，仲裁請求：
1.裁決李某與海南海藥之間的勞動關係自2018年10月8日起解除；
2.裁決海南海藥向李某支付1997年2月至1997年12月兩倍工資的差額15400元；
3.裁決海南海藥向李某支付1997年2月至2004年9月工資不足部分75000元；
4.裁決海南海藥到社會保險經辦機構為李某補繳1997年2月至2004年9月養老保險費；
5.裁決海南海藥向李某支付1997年2月至2004年9月期間的經濟補償金24000元；
6.裁決海南海藥向李某支付1997年2月至2004年9月因出差所支付的城巿間交通費、住宿費、伙食補助費及巿內交通費合計138000元；
上述要求共計涉及金額25萬餘元。
2019年1月7日，海南仲裁委裁決：一、確認李某與海南海藥自2003年9月30日起解除勞動關係；二、駁回李某的其他仲裁請求。李某不服該裁決，於2019年1月22日提起訴訟。
海南海藥方面堅持認為，與李某於2003年9月30日簽訂的解除勞動關係《協議書》中的內容不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且李某也未舉證證明海南海藥在簽訂該協議時存在欺詐、脅迫或乘人之危情形，因此，認定協議有效，對雙方當事人有法律約束力。
一審法院認為，李某於2018年10月8日才向仲裁委員會申請仲裁，已經超過一年的仲裁時效，且李某不能舉證證明存在不可抗力或其他正當理由，因此，對李某的訴訟請求，不予支持。
二審審理期間，李某提出增加訴訟請求，即將上訴請求第三項、第四項、第六項及第七項的總金額25.24萬元增加至53.91萬元。二審法院認為，李某與海南海藥於2003年9月30日就雙方之間解除勞動關係等問題簽訂了《協議書》，李某無證據證明其簽訂協議時存在欺詐、脅迫或者乘人之危的情形，對此應由李某承擔舉證不能的法律後果，駁回李某上訴，維持原判。
(責任編輯：趙金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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