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書難讀，不獨名物訓詁之難而已。名物訓詁一切清楚，可以謂之通經乎？此猶不必相干也。此話，要說便長，吾不願多說，亦不必我說，吾只述我少年讀《詩經》的一個故事。
我在少年讀《詩經》之先，已經讀過《四書》，當然也不甚瞭解。卻是當讀《詩經》時，便曉得把孔子論詩的話來印證。《論語》記孔子曰：“《關睢》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我在《關睢》章中，細細玩索這個義味，硬是玩不出來。《論語》又記夫子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我那時似用《詩》義折中的注本，雖把朱子《詩傳》中許多以為淫奔的說法，多改正了。還有硬是淫奔之詩，還能變改朱子的說法的。除淫奔以外，還有許多發抒忿恨心情的詩，如何全說無邪？《論語》又記，“子謂伯魚，汝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歟”。朱注，正牆而立者，物無所見，一步不能行。易言之，即是不能生活下去的樣子。人而不為二《南》，保故便至如此。我苦思這道理總不知夫子是怎生見地，朱注也不能開我的胸次，我又悶極了。總之，我當時除遵註疏，通其可通的字面而外，於《詩經》，得不到何種意境。又想借助孔子的話來印證，無奈又不能瞭解孔子的意思。
到後來，自己稍有長進，彷佛自己胸際有一點物事的時候，又常把上述孔子的話來深深體會，乃若有契悟。我才體會到孔子是有他如大造生意一般的豐富的生活，所以讀《關睢》便感到樂不淫哀不傷的情味。至於思無邪的說法，緣他見到宇宙本來是真實的，人生本來是至善的。雖然人生有很多不善的表現，卻須知不善正是從善對照出來的。而善也待不善才顯發的。不善與善相對，畢竟是顯發一個絕對的善來。吾夫子從他天理爛熟的理蘊去讀詩，所以不論他是二《南》之和，《商頌》之肅，以及《鄭》之淫，《唐》之嗇，《秦》之悍，《雅》之怨等等，夫子卻一概見為思無邪。元來《三百篇》都是人生的自然的表現，貞淫美刺的各方面，稱情流露，合而觀之，畢竟見得人生本來清淨。夫子這等理境，真令我欲讚歎而無從。宋儒便追尋不到。反說甚麼善的詩可以勸，惡的詩可以懲。用這般狹隘的見解，來推測聖懷，也就不會讀《三百篇》。
再說人而不為《周南》《召南》，何故便成面牆。我三十以後，漸漸識得這個意思，卻也無從說明。這個意思的豐富與淵微，在我是無法形容的。郭象《莊子注》，所謂“彰聲而聲遺，不彰聲而聲全”，就是這般滋味。如果要我強說一句，我只好還引夫子底話：“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這個意義，廣大精微，孔子哲學的根本主張就可於此探索得來。他確是受過二《南》的影響。話雖如此，但非對孔子底整個的思想有甚深瞭解的人，畢竟不堪識此義味。我又可引陶詩一句，略示一點意思，就是“即事多所欣”一句，試讀《葛蕈》、《採蘋》諸詩，潛深玩味，便見他在日常生活裡，自有一種欣悅和適勤勉溫柔敦厚莊敬日強等等的意趣，現前具足，用不著天國與涅槃來安慰。我們讀二《南》，可以識得人生的意義與價值，大步走上人生的坦途，直前努力，再不至於面牆了。這是孔子所啟示於我的。
孔子論詩是千古無兩。唯孔子以他底理境，去融會三百篇的理境。唯三百篇詩是具有理境的詩，才能引發孔子的理境，這兩方面的條件，缺一不行。
我想我個人前後讀《詩經》和《論語》的經驗，我深信讀經之難，不僅在名物訓詁。訓詁弄清了，還不配說懂得經。這是我今日鄭重向時賢申明的苦心。
至於中學應否讀經底問題，我不願意多說。不獨青年學生難得懂，而教者實難其人。假設有好教員，《四書》也未嘗不可選讀一些。如我們知杭州私立清波中學。經袁心燦、蔡禹澤、張立民幾位先生酌授《四書》，於學生身心，很有補益。不過諸位先生都是躬行君子，學生自然觀感而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