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錮之禍：不僅是東漢的輓歌，也是中國士人精神的轉折點'
說起對中國文化的打擊和破壞，人們會想起秦始皇的“焚書坑儒”，項羽在咸陽的縱火焚燒，以及明清的“八股文”和“文字獄”。的確，這種事件對中國的文化都造成了巨大的損失，甚至造成巨大的文化斷層。而我要說的是漢代發生的另一場悲劇——黨錮之禍。黨錮之禍並沒有在文化上直接進行打壓，然而卻嚴重打擊中國士人對天下興亡的參與熱情。自從黨錮之禍後，中國大量的知識分子就隱逸于山林，縱情於聲樂，留心於玄學。表面上知識分子風流倜儻了起來，實際上則是命運悲劇下無可奈何的選擇。
一，清流和濁流的對抗
在中國古代，往往將知識分子稱為“士”。從春秋戰國以來，士就擁有了崇高的地位。春秋戰國的諸位賢君莫不禮賢下士。這些士人擁有不同的能力，往往是一個國家處理政務的棟樑。為了培養士人，戰國以來各國都修建專門的場所來“養士”。這種風氣一直流傳到了漢朝。漢武帝推行獨尊儒術後，中國的士也就基本是儒生了。
說起對中國文化的打擊和破壞，人們會想起秦始皇的“焚書坑儒”，項羽在咸陽的縱火焚燒，以及明清的“八股文”和“文字獄”。的確，這種事件對中國的文化都造成了巨大的損失，甚至造成巨大的文化斷層。而我要說的是漢代發生的另一場悲劇——黨錮之禍。黨錮之禍並沒有在文化上直接進行打壓，然而卻嚴重打擊中國士人對天下興亡的參與熱情。自從黨錮之禍後，中國大量的知識分子就隱逸于山林，縱情於聲樂，留心於玄學。表面上知識分子風流倜儻了起來，實際上則是命運悲劇下無可奈何的選擇。
一，清流和濁流的對抗
在中國古代，往往將知識分子稱為“士”。從春秋戰國以來，士就擁有了崇高的地位。春秋戰國的諸位賢君莫不禮賢下士。這些士人擁有不同的能力，往往是一個國家處理政務的棟樑。為了培養士人，戰國以來各國都修建專門的場所來“養士”。這種風氣一直流傳到了漢朝。漢武帝推行獨尊儒術後，中國的士也就基本是儒生了。
諸子
孔子說“學而優則仕”，也就是出色的知識分子應該積極入世，“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因此，中國的知識分子不僅注重個人的修養氣節，還十分具有政治抱負和社會責任感。孟子曾說“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中國的知識分子都將仕途作為正業，“士之途也，猶農夫之耕也”。同時，國家為了將優秀的人才納入到官僚體系，也會積極養士，制定文官選拔體系以選拔士人。西漢以來，推行察舉制，將孝廉、秀才（才能）作為選官的依據，使得大量優秀的士人得以進入仕途。另外，漢武帝建立太學，養天下之士，也為國家培養了大量的人才。到了東漢時期，太學生的人數已經達到了3萬人，太學生大部分都是地主官僚的予弟，是官僚的後備軍。因此，經過長期的發展，士人和官僚就成為了密可不分的一大群體了。
說起對中國文化的打擊和破壞，人們會想起秦始皇的“焚書坑儒”，項羽在咸陽的縱火焚燒，以及明清的“八股文”和“文字獄”。的確，這種事件對中國的文化都造成了巨大的損失，甚至造成巨大的文化斷層。而我要說的是漢代發生的另一場悲劇——黨錮之禍。黨錮之禍並沒有在文化上直接進行打壓，然而卻嚴重打擊中國士人對天下興亡的參與熱情。自從黨錮之禍後，中國大量的知識分子就隱逸于山林，縱情於聲樂，留心於玄學。表面上知識分子風流倜儻了起來，實際上則是命運悲劇下無可奈何的選擇。
一，清流和濁流的對抗
在中國古代，往往將知識分子稱為“士”。從春秋戰國以來，士就擁有了崇高的地位。春秋戰國的諸位賢君莫不禮賢下士。這些士人擁有不同的能力，往往是一個國家處理政務的棟樑。為了培養士人，戰國以來各國都修建專門的場所來“養士”。這種風氣一直流傳到了漢朝。漢武帝推行獨尊儒術後，中國的士也就基本是儒生了。
諸子
孔子說“學而優則仕”，也就是出色的知識分子應該積極入世，“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因此，中國的知識分子不僅注重個人的修養氣節，還十分具有政治抱負和社會責任感。孟子曾說“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中國的知識分子都將仕途作為正業，“士之途也，猶農夫之耕也”。同時，國家為了將優秀的人才納入到官僚體系，也會積極養士，制定文官選拔體系以選拔士人。西漢以來，推行察舉制，將孝廉、秀才（才能）作為選官的依據，使得大量優秀的士人得以進入仕途。另外，漢武帝建立太學，養天下之士，也為國家培養了大量的人才。到了東漢時期，太學生的人數已經達到了3萬人，太學生大部分都是地主官僚的予弟，是官僚的後備軍。因此，經過長期的發展，士人和官僚就成為了密可不分的一大群體了。
太學
到了東漢時代，士的規模和勢力已經充分壯大了起來。在經濟上，士人往往出生於地方的豪強世家。他們擁有廣闊的土地，“豪人之室，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千群，徒附萬計”；在政治上，他們通過察舉、徵辟等手段進入了政治領域，甚至成為了累世公卿。在文化上，地方教育也被這些名門世家壟斷，形成了累世經學。不可否認，士族的發展壯大對東漢的中央集權造成了極大的威脅，也使得社會階級相對固化。但是世家大族強大的文化教育能力，使得士族得以保持強大生命力，對整個東漢政權的支撐也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說起對中國文化的打擊和破壞，人們會想起秦始皇的“焚書坑儒”，項羽在咸陽的縱火焚燒，以及明清的“八股文”和“文字獄”。的確，這種事件對中國的文化都造成了巨大的損失，甚至造成巨大的文化斷層。而我要說的是漢代發生的另一場悲劇——黨錮之禍。黨錮之禍並沒有在文化上直接進行打壓，然而卻嚴重打擊中國士人對天下興亡的參與熱情。自從黨錮之禍後，中國大量的知識分子就隱逸于山林，縱情於聲樂，留心於玄學。表面上知識分子風流倜儻了起來，實際上則是命運悲劇下無可奈何的選擇。
一，清流和濁流的對抗
在中國古代，往往將知識分子稱為“士”。從春秋戰國以來，士就擁有了崇高的地位。春秋戰國的諸位賢君莫不禮賢下士。這些士人擁有不同的能力，往往是一個國家處理政務的棟樑。為了培養士人，戰國以來各國都修建專門的場所來“養士”。這種風氣一直流傳到了漢朝。漢武帝推行獨尊儒術後，中國的士也就基本是儒生了。
諸子
孔子說“學而優則仕”，也就是出色的知識分子應該積極入世，“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因此，中國的知識分子不僅注重個人的修養氣節，還十分具有政治抱負和社會責任感。孟子曾說“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中國的知識分子都將仕途作為正業，“士之途也，猶農夫之耕也”。同時，國家為了將優秀的人才納入到官僚體系，也會積極養士，制定文官選拔體系以選拔士人。西漢以來，推行察舉制，將孝廉、秀才（才能）作為選官的依據，使得大量優秀的士人得以進入仕途。另外，漢武帝建立太學，養天下之士，也為國家培養了大量的人才。到了東漢時期，太學生的人數已經達到了3萬人，太學生大部分都是地主官僚的予弟，是官僚的後備軍。因此，經過長期的發展，士人和官僚就成為了密可不分的一大群體了。
太學
到了東漢時代，士的規模和勢力已經充分壯大了起來。在經濟上，士人往往出生於地方的豪強世家。他們擁有廣闊的土地，“豪人之室，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千群，徒附萬計”；在政治上，他們通過察舉、徵辟等手段進入了政治領域，甚至成為了累世公卿。在文化上，地方教育也被這些名門世家壟斷，形成了累世經學。不可否認，士族的發展壯大對東漢的中央集權造成了極大的威脅，也使得社會階級相對固化。但是世家大族強大的文化教育能力，使得士族得以保持強大生命力，對整個東漢政權的支撐也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漢代講學
到了東漢後期，隨著外戚專權和宦官得勢，東漢的政治就一改過去的清明，向著黑暗的深淵墜落。從和帝去世的公元105年開始到公元159的50年時間內，經歷了鄧氏、閻氏、梁氏三大外戚的掌權，其間的殤帝、孝德、安帝、順帝、衝帝、質帝都是傀儡。桓帝於159年藉助宦官的勢力消滅了梁氏，但是宦官又掌權，一直到189年。在這80多年的時間裡，東漢政治腐敗，民不聊生。而以天下蒼生為己任的士人自然會和外戚、宦官勢力鬥爭。
說起對中國文化的打擊和破壞，人們會想起秦始皇的“焚書坑儒”，項羽在咸陽的縱火焚燒，以及明清的“八股文”和“文字獄”。的確，這種事件對中國的文化都造成了巨大的損失，甚至造成巨大的文化斷層。而我要說的是漢代發生的另一場悲劇——黨錮之禍。黨錮之禍並沒有在文化上直接進行打壓，然而卻嚴重打擊中國士人對天下興亡的參與熱情。自從黨錮之禍後，中國大量的知識分子就隱逸于山林，縱情於聲樂，留心於玄學。表面上知識分子風流倜儻了起來，實際上則是命運悲劇下無可奈何的選擇。
一，清流和濁流的對抗
在中國古代，往往將知識分子稱為“士”。從春秋戰國以來，士就擁有了崇高的地位。春秋戰國的諸位賢君莫不禮賢下士。這些士人擁有不同的能力，往往是一個國家處理政務的棟樑。為了培養士人，戰國以來各國都修建專門的場所來“養士”。這種風氣一直流傳到了漢朝。漢武帝推行獨尊儒術後，中國的士也就基本是儒生了。
諸子
孔子說“學而優則仕”，也就是出色的知識分子應該積極入世，“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因此，中國的知識分子不僅注重個人的修養氣節，還十分具有政治抱負和社會責任感。孟子曾說“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中國的知識分子都將仕途作為正業，“士之途也，猶農夫之耕也”。同時，國家為了將優秀的人才納入到官僚體系，也會積極養士，制定文官選拔體系以選拔士人。西漢以來，推行察舉制，將孝廉、秀才（才能）作為選官的依據，使得大量優秀的士人得以進入仕途。另外，漢武帝建立太學，養天下之士，也為國家培養了大量的人才。到了東漢時期，太學生的人數已經達到了3萬人，太學生大部分都是地主官僚的予弟，是官僚的後備軍。因此，經過長期的發展，士人和官僚就成為了密可不分的一大群體了。
太學
到了東漢時代，士的規模和勢力已經充分壯大了起來。在經濟上，士人往往出生於地方的豪強世家。他們擁有廣闊的土地，“豪人之室，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千群，徒附萬計”；在政治上，他們通過察舉、徵辟等手段進入了政治領域，甚至成為了累世公卿。在文化上，地方教育也被這些名門世家壟斷，形成了累世經學。不可否認，士族的發展壯大對東漢的中央集權造成了極大的威脅，也使得社會階級相對固化。但是世家大族強大的文化教育能力，使得士族得以保持強大生命力，對整個東漢政權的支撐也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漢代講學
到了東漢後期，隨著外戚專權和宦官得勢，東漢的政治就一改過去的清明，向著黑暗的深淵墜落。從和帝去世的公元105年開始到公元159的50年時間內，經歷了鄧氏、閻氏、梁氏三大外戚的掌權，其間的殤帝、孝德、安帝、順帝、衝帝、質帝都是傀儡。桓帝於159年藉助宦官的勢力消滅了梁氏，但是宦官又掌權，一直到189年。在這80多年的時間裡，東漢政治腐敗，民不聊生。而以天下蒼生為己任的士人自然會和外戚、宦官勢力鬥爭。
二，清流和濁流的鬥爭
在安帝時期，宦官江京、樊豐等結外戚閻顯、耿長在國內共專朝政，胡作非為。此時的朝廷形成了以楊震為代表的正直官僚集團，他們自稱為“清流”，將宦官集團斥為“濁流”。清流內部主要是由士大夫和太學的大學士組成。除了出生豪強地主、累世公卿家族之外，其中還有一些來自於貧困家庭，他們的共同點都是有學識，有氣節。他們往往對外戚和宦官勢力採取不合作和反對的態度，而且大多高風亮節，不懼威脅。如楊震“抗直方以臨權枉，先公道而後身名”。楊震多次上書劾奏，最終被迫飲鴆而卒。順帝之時，樑冀專權。李固“忠以直言，德以輔政，念國忘身，隕歿為報”，他提出“使權去外戚，政歸國家”“罷退宦官，去其權重”的建議，震動了朝野，最終因為引起了樑冀的忌諱而身死獄中。
說起對中國文化的打擊和破壞，人們會想起秦始皇的“焚書坑儒”，項羽在咸陽的縱火焚燒，以及明清的“八股文”和“文字獄”。的確，這種事件對中國的文化都造成了巨大的損失，甚至造成巨大的文化斷層。而我要說的是漢代發生的另一場悲劇——黨錮之禍。黨錮之禍並沒有在文化上直接進行打壓，然而卻嚴重打擊中國士人對天下興亡的參與熱情。自從黨錮之禍後，中國大量的知識分子就隱逸于山林，縱情於聲樂，留心於玄學。表面上知識分子風流倜儻了起來，實際上則是命運悲劇下無可奈何的選擇。
一，清流和濁流的對抗
在中國古代，往往將知識分子稱為“士”。從春秋戰國以來，士就擁有了崇高的地位。春秋戰國的諸位賢君莫不禮賢下士。這些士人擁有不同的能力，往往是一個國家處理政務的棟樑。為了培養士人，戰國以來各國都修建專門的場所來“養士”。這種風氣一直流傳到了漢朝。漢武帝推行獨尊儒術後，中國的士也就基本是儒生了。
諸子
孔子說“學而優則仕”，也就是出色的知識分子應該積極入世，“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因此，中國的知識分子不僅注重個人的修養氣節，還十分具有政治抱負和社會責任感。孟子曾說“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中國的知識分子都將仕途作為正業，“士之途也，猶農夫之耕也”。同時，國家為了將優秀的人才納入到官僚體系，也會積極養士，制定文官選拔體系以選拔士人。西漢以來，推行察舉制，將孝廉、秀才（才能）作為選官的依據，使得大量優秀的士人得以進入仕途。另外，漢武帝建立太學，養天下之士，也為國家培養了大量的人才。到了東漢時期，太學生的人數已經達到了3萬人，太學生大部分都是地主官僚的予弟，是官僚的後備軍。因此，經過長期的發展，士人和官僚就成為了密可不分的一大群體了。
太學
到了東漢時代，士的規模和勢力已經充分壯大了起來。在經濟上，士人往往出生於地方的豪強世家。他們擁有廣闊的土地，“豪人之室，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千群，徒附萬計”；在政治上，他們通過察舉、徵辟等手段進入了政治領域，甚至成為了累世公卿。在文化上，地方教育也被這些名門世家壟斷，形成了累世經學。不可否認，士族的發展壯大對東漢的中央集權造成了極大的威脅，也使得社會階級相對固化。但是世家大族強大的文化教育能力，使得士族得以保持強大生命力，對整個東漢政權的支撐也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漢代講學
到了東漢後期，隨著外戚專權和宦官得勢，東漢的政治就一改過去的清明，向著黑暗的深淵墜落。從和帝去世的公元105年開始到公元159的50年時間內，經歷了鄧氏、閻氏、梁氏三大外戚的掌權，其間的殤帝、孝德、安帝、順帝、衝帝、質帝都是傀儡。桓帝於159年藉助宦官的勢力消滅了梁氏，但是宦官又掌權，一直到189年。在這80多年的時間裡，東漢政治腐敗，民不聊生。而以天下蒼生為己任的士人自然會和外戚、宦官勢力鬥爭。
二，清流和濁流的鬥爭
在安帝時期，宦官江京、樊豐等結外戚閻顯、耿長在國內共專朝政，胡作非為。此時的朝廷形成了以楊震為代表的正直官僚集團，他們自稱為“清流”，將宦官集團斥為“濁流”。清流內部主要是由士大夫和太學的大學士組成。除了出生豪強地主、累世公卿家族之外，其中還有一些來自於貧困家庭，他們的共同點都是有學識，有氣節。他們往往對外戚和宦官勢力採取不合作和反對的態度，而且大多高風亮節，不懼威脅。如楊震“抗直方以臨權枉，先公道而後身名”。楊震多次上書劾奏，最終被迫飲鴆而卒。順帝之時，樑冀專權。李固“忠以直言，德以輔政，念國忘身，隕歿為報”，他提出“使權去外戚，政歸國家”“罷退宦官，去其權重”的建議，震動了朝野，最終因為引起了樑冀的忌諱而身死獄中。
楊震
在桓、靈時期，“五侯”專權，宦官勢力空前增強。此時的士人便和太學生聯合起來，在地方不斷打擊宦官的黨羽，在朝廷則不斷髮動請願活動。如北海相杜密“為人沈質少有厲俗志”，為官時對官宦子弟犯法之事進行了嚴厲的打擊，以至於聲名鵲起，與李膺齊名，並稱為“李杜”。劉祐任河東太守時，不留情面地打宦官子弟，“黜其權強，平理冤結”，聲名大震。後劉祐當上了司隸校尉，使得權宦畏懼。魏朗任彭城令時，大膽地舉奏宦官子弟為國相而胡作非為者。蔡衍，為冀州刺史時斷然拒絕宦官中常侍具瑗的請託,又將中常待曹騰之弟曹鼎治贓治罪。羊陟為尚書令時，上書奏請罷除與宦官相姻私、公行貨賂的太尉張顥、司徒樊陵、大鴻臚郭防、太僕曹陵、大司農馮方等權臣。上疏雖未奏準，但其“禁制豪右”之名使“京師憚之”。
說起對中國文化的打擊和破壞，人們會想起秦始皇的“焚書坑儒”，項羽在咸陽的縱火焚燒，以及明清的“八股文”和“文字獄”。的確，這種事件對中國的文化都造成了巨大的損失，甚至造成巨大的文化斷層。而我要說的是漢代發生的另一場悲劇——黨錮之禍。黨錮之禍並沒有在文化上直接進行打壓，然而卻嚴重打擊中國士人對天下興亡的參與熱情。自從黨錮之禍後，中國大量的知識分子就隱逸于山林，縱情於聲樂，留心於玄學。表面上知識分子風流倜儻了起來，實際上則是命運悲劇下無可奈何的選擇。
一，清流和濁流的對抗
在中國古代，往往將知識分子稱為“士”。從春秋戰國以來，士就擁有了崇高的地位。春秋戰國的諸位賢君莫不禮賢下士。這些士人擁有不同的能力，往往是一個國家處理政務的棟樑。為了培養士人，戰國以來各國都修建專門的場所來“養士”。這種風氣一直流傳到了漢朝。漢武帝推行獨尊儒術後，中國的士也就基本是儒生了。
諸子
孔子說“學而優則仕”，也就是出色的知識分子應該積極入世，“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因此，中國的知識分子不僅注重個人的修養氣節，還十分具有政治抱負和社會責任感。孟子曾說“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中國的知識分子都將仕途作為正業，“士之途也，猶農夫之耕也”。同時，國家為了將優秀的人才納入到官僚體系，也會積極養士，制定文官選拔體系以選拔士人。西漢以來，推行察舉制，將孝廉、秀才（才能）作為選官的依據，使得大量優秀的士人得以進入仕途。另外，漢武帝建立太學，養天下之士，也為國家培養了大量的人才。到了東漢時期，太學生的人數已經達到了3萬人，太學生大部分都是地主官僚的予弟，是官僚的後備軍。因此，經過長期的發展，士人和官僚就成為了密可不分的一大群體了。
太學
到了東漢時代，士的規模和勢力已經充分壯大了起來。在經濟上，士人往往出生於地方的豪強世家。他們擁有廣闊的土地，“豪人之室，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千群，徒附萬計”；在政治上，他們通過察舉、徵辟等手段進入了政治領域，甚至成為了累世公卿。在文化上，地方教育也被這些名門世家壟斷，形成了累世經學。不可否認，士族的發展壯大對東漢的中央集權造成了極大的威脅，也使得社會階級相對固化。但是世家大族強大的文化教育能力，使得士族得以保持強大生命力，對整個東漢政權的支撐也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漢代講學
到了東漢後期，隨著外戚專權和宦官得勢，東漢的政治就一改過去的清明，向著黑暗的深淵墜落。從和帝去世的公元105年開始到公元159的50年時間內，經歷了鄧氏、閻氏、梁氏三大外戚的掌權，其間的殤帝、孝德、安帝、順帝、衝帝、質帝都是傀儡。桓帝於159年藉助宦官的勢力消滅了梁氏，但是宦官又掌權，一直到189年。在這80多年的時間裡，東漢政治腐敗，民不聊生。而以天下蒼生為己任的士人自然會和外戚、宦官勢力鬥爭。
二，清流和濁流的鬥爭
在安帝時期，宦官江京、樊豐等結外戚閻顯、耿長在國內共專朝政，胡作非為。此時的朝廷形成了以楊震為代表的正直官僚集團，他們自稱為“清流”，將宦官集團斥為“濁流”。清流內部主要是由士大夫和太學的大學士組成。除了出生豪強地主、累世公卿家族之外，其中還有一些來自於貧困家庭，他們的共同點都是有學識，有氣節。他們往往對外戚和宦官勢力採取不合作和反對的態度，而且大多高風亮節，不懼威脅。如楊震“抗直方以臨權枉，先公道而後身名”。楊震多次上書劾奏，最終被迫飲鴆而卒。順帝之時，樑冀專權。李固“忠以直言，德以輔政，念國忘身，隕歿為報”，他提出“使權去外戚，政歸國家”“罷退宦官，去其權重”的建議，震動了朝野，最終因為引起了樑冀的忌諱而身死獄中。
楊震
在桓、靈時期，“五侯”專權，宦官勢力空前增強。此時的士人便和太學生聯合起來，在地方不斷打擊宦官的黨羽，在朝廷則不斷髮動請願活動。如北海相杜密“為人沈質少有厲俗志”，為官時對官宦子弟犯法之事進行了嚴厲的打擊，以至於聲名鵲起，與李膺齊名，並稱為“李杜”。劉祐任河東太守時，不留情面地打宦官子弟，“黜其權強，平理冤結”，聲名大震。後劉祐當上了司隸校尉，使得權宦畏懼。魏朗任彭城令時，大膽地舉奏宦官子弟為國相而胡作非為者。蔡衍，為冀州刺史時斷然拒絕宦官中常侍具瑗的請託,又將中常待曹騰之弟曹鼎治贓治罪。羊陟為尚書令時，上書奏請罷除與宦官相姻私、公行貨賂的太尉張顥、司徒樊陵、大鴻臚郭防、太僕曹陵、大司農馮方等權臣。上疏雖未奏準，但其“禁制豪右”之名使“京師憚之”。
在正值的官吏不斷對宦官勢力進行打擊的時候，中央的太學生便不斷髮動請願活動予以支持。永興元年(153年)，朱穆為冀州刺史。當時黃河氾濫為患，宦官卻奢侈放縱依然。其中一位宦官在歸葬其父時，違法制造璵璠、金縷玉衣、偶人為葬具以及陪葬品。朱穆聽說後就下令挖墓查驗。此事很快引發了京城宦官的不滿，在宦官的唆使下，桓帝將朱穆撤職。面對宦官的胡作非為，太學生在劉陶的組織下聯合起來，到皇宮門前請願。最終桓帝被迫做出讓步，赦免了對朱穆的懲罰。這是清流派黨人對宦官的一次重要的勝利。延熹五年(162年)，太學生又發動了第二次請願運動。當時平定西羌有功的將軍皇甫規由於拒絕了中常侍徐璜、左倌的索賄被徐璜等陷害無端入獄。為此太學生張鳳等聯絡諸位士大夫三百餘人，在皇宮門前請願，最終使皇甫規被釋放。
說起對中國文化的打擊和破壞，人們會想起秦始皇的“焚書坑儒”，項羽在咸陽的縱火焚燒，以及明清的“八股文”和“文字獄”。的確，這種事件對中國的文化都造成了巨大的損失，甚至造成巨大的文化斷層。而我要說的是漢代發生的另一場悲劇——黨錮之禍。黨錮之禍並沒有在文化上直接進行打壓，然而卻嚴重打擊中國士人對天下興亡的參與熱情。自從黨錮之禍後，中國大量的知識分子就隱逸于山林，縱情於聲樂，留心於玄學。表面上知識分子風流倜儻了起來，實際上則是命運悲劇下無可奈何的選擇。
一，清流和濁流的對抗
在中國古代，往往將知識分子稱為“士”。從春秋戰國以來，士就擁有了崇高的地位。春秋戰國的諸位賢君莫不禮賢下士。這些士人擁有不同的能力，往往是一個國家處理政務的棟樑。為了培養士人，戰國以來各國都修建專門的場所來“養士”。這種風氣一直流傳到了漢朝。漢武帝推行獨尊儒術後，中國的士也就基本是儒生了。
諸子
孔子說“學而優則仕”，也就是出色的知識分子應該積極入世，“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因此，中國的知識分子不僅注重個人的修養氣節，還十分具有政治抱負和社會責任感。孟子曾說“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中國的知識分子都將仕途作為正業，“士之途也，猶農夫之耕也”。同時，國家為了將優秀的人才納入到官僚體系，也會積極養士，制定文官選拔體系以選拔士人。西漢以來，推行察舉制，將孝廉、秀才（才能）作為選官的依據，使得大量優秀的士人得以進入仕途。另外，漢武帝建立太學，養天下之士，也為國家培養了大量的人才。到了東漢時期，太學生的人數已經達到了3萬人，太學生大部分都是地主官僚的予弟，是官僚的後備軍。因此，經過長期的發展，士人和官僚就成為了密可不分的一大群體了。
太學
到了東漢時代，士的規模和勢力已經充分壯大了起來。在經濟上，士人往往出生於地方的豪強世家。他們擁有廣闊的土地，“豪人之室，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千群，徒附萬計”；在政治上，他們通過察舉、徵辟等手段進入了政治領域，甚至成為了累世公卿。在文化上，地方教育也被這些名門世家壟斷，形成了累世經學。不可否認，士族的發展壯大對東漢的中央集權造成了極大的威脅，也使得社會階級相對固化。但是世家大族強大的文化教育能力，使得士族得以保持強大生命力，對整個東漢政權的支撐也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漢代講學
到了東漢後期，隨著外戚專權和宦官得勢，東漢的政治就一改過去的清明，向著黑暗的深淵墜落。從和帝去世的公元105年開始到公元159的50年時間內，經歷了鄧氏、閻氏、梁氏三大外戚的掌權，其間的殤帝、孝德、安帝、順帝、衝帝、質帝都是傀儡。桓帝於159年藉助宦官的勢力消滅了梁氏，但是宦官又掌權，一直到189年。在這80多年的時間裡，東漢政治腐敗，民不聊生。而以天下蒼生為己任的士人自然會和外戚、宦官勢力鬥爭。
二，清流和濁流的鬥爭
在安帝時期，宦官江京、樊豐等結外戚閻顯、耿長在國內共專朝政，胡作非為。此時的朝廷形成了以楊震為代表的正直官僚集團，他們自稱為“清流”，將宦官集團斥為“濁流”。清流內部主要是由士大夫和太學的大學士組成。除了出生豪強地主、累世公卿家族之外，其中還有一些來自於貧困家庭，他們的共同點都是有學識，有氣節。他們往往對外戚和宦官勢力採取不合作和反對的態度，而且大多高風亮節，不懼威脅。如楊震“抗直方以臨權枉，先公道而後身名”。楊震多次上書劾奏，最終被迫飲鴆而卒。順帝之時，樑冀專權。李固“忠以直言，德以輔政，念國忘身，隕歿為報”，他提出“使權去外戚，政歸國家”“罷退宦官，去其權重”的建議，震動了朝野，最終因為引起了樑冀的忌諱而身死獄中。
楊震
在桓、靈時期，“五侯”專權，宦官勢力空前增強。此時的士人便和太學生聯合起來，在地方不斷打擊宦官的黨羽，在朝廷則不斷髮動請願活動。如北海相杜密“為人沈質少有厲俗志”，為官時對官宦子弟犯法之事進行了嚴厲的打擊，以至於聲名鵲起，與李膺齊名，並稱為“李杜”。劉祐任河東太守時，不留情面地打宦官子弟，“黜其權強，平理冤結”，聲名大震。後劉祐當上了司隸校尉，使得權宦畏懼。魏朗任彭城令時，大膽地舉奏宦官子弟為國相而胡作非為者。蔡衍，為冀州刺史時斷然拒絕宦官中常侍具瑗的請託,又將中常待曹騰之弟曹鼎治贓治罪。羊陟為尚書令時，上書奏請罷除與宦官相姻私、公行貨賂的太尉張顥、司徒樊陵、大鴻臚郭防、太僕曹陵、大司農馮方等權臣。上疏雖未奏準，但其“禁制豪右”之名使“京師憚之”。
在正值的官吏不斷對宦官勢力進行打擊的時候，中央的太學生便不斷髮動請願活動予以支持。永興元年(153年)，朱穆為冀州刺史。當時黃河氾濫為患，宦官卻奢侈放縱依然。其中一位宦官在歸葬其父時，違法制造璵璠、金縷玉衣、偶人為葬具以及陪葬品。朱穆聽說後就下令挖墓查驗。此事很快引發了京城宦官的不滿，在宦官的唆使下，桓帝將朱穆撤職。面對宦官的胡作非為，太學生在劉陶的組織下聯合起來，到皇宮門前請願。最終桓帝被迫做出讓步，赦免了對朱穆的懲罰。這是清流派黨人對宦官的一次重要的勝利。延熹五年(162年)，太學生又發動了第二次請願運動。當時平定西羌有功的將軍皇甫規由於拒絕了中常侍徐璜、左倌的索賄被徐璜等陷害無端入獄。為此太學生張鳳等聯絡諸位士大夫三百餘人，在皇宮門前請願，最終使皇甫規被釋放。
皇甫規
這些請願活動有的成功了，但是有的還是失敗了。如桓帝之初，白馬令李雲露布上書，公開斥責單超等五宦官的專權現象，李雲的上書引發了宦官的報復，結果李雲被捕下獄。此事引發了杜眾、陳蕃、楊秉等官員的反對，紛紛為李雲辯護，甚至宣稱要和李雲同死去。但是，最終李雲未能被赦免。
在同宦官的鬥爭中，出現了一大批傑出的人物。金朝文人劉祁在《歸潛志》中總結到：“袁安、楊震、李固、杜喬、陳蕃之徒抗於朝，郭泰、範滂、岑晊、張儉之徒議於野”。這其中以陳蕃、範滂、成瑨以及李膺、張儉、岑晊等為最著名，而李膺和陳蕃則成為了清流黨人的領導人物。李膺，出生於名門望族，但本人“性簡亢，無所交接”，有威廉之名。當時的土人其接交為榮。李膺任司隸校尉時，竟將權宦張讓之弟、野王令張朔處死。使得宦官“皆鞠躬屏氣，畏李校尉”。陳蕃與李膺齊名，陳蕃年少時曾說下“大丈夫處世，當掃除天下”的豪言壯語。為官後，徵集清廉，剛正不阿，多次與外戚、宦官作對，成為了黨人又一領袖。
說起對中國文化的打擊和破壞，人們會想起秦始皇的“焚書坑儒”，項羽在咸陽的縱火焚燒，以及明清的“八股文”和“文字獄”。的確，這種事件對中國的文化都造成了巨大的損失，甚至造成巨大的文化斷層。而我要說的是漢代發生的另一場悲劇——黨錮之禍。黨錮之禍並沒有在文化上直接進行打壓，然而卻嚴重打擊中國士人對天下興亡的參與熱情。自從黨錮之禍後，中國大量的知識分子就隱逸于山林，縱情於聲樂，留心於玄學。表面上知識分子風流倜儻了起來，實際上則是命運悲劇下無可奈何的選擇。
一，清流和濁流的對抗
在中國古代，往往將知識分子稱為“士”。從春秋戰國以來，士就擁有了崇高的地位。春秋戰國的諸位賢君莫不禮賢下士。這些士人擁有不同的能力，往往是一個國家處理政務的棟樑。為了培養士人，戰國以來各國都修建專門的場所來“養士”。這種風氣一直流傳到了漢朝。漢武帝推行獨尊儒術後，中國的士也就基本是儒生了。
諸子
孔子說“學而優則仕”，也就是出色的知識分子應該積極入世，“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因此，中國的知識分子不僅注重個人的修養氣節，還十分具有政治抱負和社會責任感。孟子曾說“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中國的知識分子都將仕途作為正業，“士之途也，猶農夫之耕也”。同時，國家為了將優秀的人才納入到官僚體系，也會積極養士，制定文官選拔體系以選拔士人。西漢以來，推行察舉制，將孝廉、秀才（才能）作為選官的依據，使得大量優秀的士人得以進入仕途。另外，漢武帝建立太學，養天下之士，也為國家培養了大量的人才。到了東漢時期，太學生的人數已經達到了3萬人，太學生大部分都是地主官僚的予弟，是官僚的後備軍。因此，經過長期的發展，士人和官僚就成為了密可不分的一大群體了。
太學
到了東漢時代，士的規模和勢力已經充分壯大了起來。在經濟上，士人往往出生於地方的豪強世家。他們擁有廣闊的土地，“豪人之室，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千群，徒附萬計”；在政治上，他們通過察舉、徵辟等手段進入了政治領域，甚至成為了累世公卿。在文化上，地方教育也被這些名門世家壟斷，形成了累世經學。不可否認，士族的發展壯大對東漢的中央集權造成了極大的威脅，也使得社會階級相對固化。但是世家大族強大的文化教育能力，使得士族得以保持強大生命力，對整個東漢政權的支撐也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漢代講學
到了東漢後期，隨著外戚專權和宦官得勢，東漢的政治就一改過去的清明，向著黑暗的深淵墜落。從和帝去世的公元105年開始到公元159的50年時間內，經歷了鄧氏、閻氏、梁氏三大外戚的掌權，其間的殤帝、孝德、安帝、順帝、衝帝、質帝都是傀儡。桓帝於159年藉助宦官的勢力消滅了梁氏，但是宦官又掌權，一直到189年。在這80多年的時間裡，東漢政治腐敗，民不聊生。而以天下蒼生為己任的士人自然會和外戚、宦官勢力鬥爭。
二，清流和濁流的鬥爭
在安帝時期，宦官江京、樊豐等結外戚閻顯、耿長在國內共專朝政，胡作非為。此時的朝廷形成了以楊震為代表的正直官僚集團，他們自稱為“清流”，將宦官集團斥為“濁流”。清流內部主要是由士大夫和太學的大學士組成。除了出生豪強地主、累世公卿家族之外，其中還有一些來自於貧困家庭，他們的共同點都是有學識，有氣節。他們往往對外戚和宦官勢力採取不合作和反對的態度，而且大多高風亮節，不懼威脅。如楊震“抗直方以臨權枉，先公道而後身名”。楊震多次上書劾奏，最終被迫飲鴆而卒。順帝之時，樑冀專權。李固“忠以直言，德以輔政，念國忘身，隕歿為報”，他提出“使權去外戚，政歸國家”“罷退宦官，去其權重”的建議，震動了朝野，最終因為引起了樑冀的忌諱而身死獄中。
楊震
在桓、靈時期，“五侯”專權，宦官勢力空前增強。此時的士人便和太學生聯合起來，在地方不斷打擊宦官的黨羽，在朝廷則不斷髮動請願活動。如北海相杜密“為人沈質少有厲俗志”，為官時對官宦子弟犯法之事進行了嚴厲的打擊，以至於聲名鵲起，與李膺齊名，並稱為“李杜”。劉祐任河東太守時，不留情面地打宦官子弟，“黜其權強，平理冤結”，聲名大震。後劉祐當上了司隸校尉，使得權宦畏懼。魏朗任彭城令時，大膽地舉奏宦官子弟為國相而胡作非為者。蔡衍，為冀州刺史時斷然拒絕宦官中常侍具瑗的請託,又將中常待曹騰之弟曹鼎治贓治罪。羊陟為尚書令時，上書奏請罷除與宦官相姻私、公行貨賂的太尉張顥、司徒樊陵、大鴻臚郭防、太僕曹陵、大司農馮方等權臣。上疏雖未奏準，但其“禁制豪右”之名使“京師憚之”。
在正值的官吏不斷對宦官勢力進行打擊的時候，中央的太學生便不斷髮動請願活動予以支持。永興元年(153年)，朱穆為冀州刺史。當時黃河氾濫為患，宦官卻奢侈放縱依然。其中一位宦官在歸葬其父時，違法制造璵璠、金縷玉衣、偶人為葬具以及陪葬品。朱穆聽說後就下令挖墓查驗。此事很快引發了京城宦官的不滿，在宦官的唆使下，桓帝將朱穆撤職。面對宦官的胡作非為，太學生在劉陶的組織下聯合起來，到皇宮門前請願。最終桓帝被迫做出讓步，赦免了對朱穆的懲罰。這是清流派黨人對宦官的一次重要的勝利。延熹五年(162年)，太學生又發動了第二次請願運動。當時平定西羌有功的將軍皇甫規由於拒絕了中常侍徐璜、左倌的索賄被徐璜等陷害無端入獄。為此太學生張鳳等聯絡諸位士大夫三百餘人，在皇宮門前請願，最終使皇甫規被釋放。
皇甫規
這些請願活動有的成功了，但是有的還是失敗了。如桓帝之初，白馬令李雲露布上書，公開斥責單超等五宦官的專權現象，李雲的上書引發了宦官的報復，結果李雲被捕下獄。此事引發了杜眾、陳蕃、楊秉等官員的反對，紛紛為李雲辯護，甚至宣稱要和李雲同死去。但是，最終李雲未能被赦免。
在同宦官的鬥爭中，出現了一大批傑出的人物。金朝文人劉祁在《歸潛志》中總結到：“袁安、楊震、李固、杜喬、陳蕃之徒抗於朝，郭泰、範滂、岑晊、張儉之徒議於野”。這其中以陳蕃、範滂、成瑨以及李膺、張儉、岑晊等為最著名，而李膺和陳蕃則成為了清流黨人的領導人物。李膺，出生於名門望族，但本人“性簡亢，無所交接”，有威廉之名。當時的土人其接交為榮。李膺任司隸校尉時，竟將權宦張讓之弟、野王令張朔處死。使得宦官“皆鞠躬屏氣，畏李校尉”。陳蕃與李膺齊名，陳蕃年少時曾說下“大丈夫處世，當掃除天下”的豪言壯語。為官後，徵集清廉，剛正不阿，多次與外戚、宦官作對，成為了黨人又一領袖。
除了彈劾、請願之外，清流名仕還通過“清議”來對抗宦官勢力。“清議”主要是通過製造輿論來給朝廷施壓，清議主要內容包括對時事政治的鍼砭和對官吏人品的評價。如他們對當時宦官壟斷選拔制度的現象諷刺到““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而他們對清流名仕的名聲則大加宣揚，“激揚名聲，互相題拂”，如“天下模楷李元禮（李膺），不畏強禦陳仲舉（陳蕃），天下俊秀王叔茂（王暢）”。這種清議無法阻止宦官專權，但是卻給宦官制造了很大的輿論壓力，使其稍微有所收斂，所謂“國勢雖亡，而公議具存，猶能使亂臣賊子有所畏忌。”
說起對中國文化的打擊和破壞，人們會想起秦始皇的“焚書坑儒”，項羽在咸陽的縱火焚燒，以及明清的“八股文”和“文字獄”。的確，這種事件對中國的文化都造成了巨大的損失，甚至造成巨大的文化斷層。而我要說的是漢代發生的另一場悲劇——黨錮之禍。黨錮之禍並沒有在文化上直接進行打壓，然而卻嚴重打擊中國士人對天下興亡的參與熱情。自從黨錮之禍後，中國大量的知識分子就隱逸于山林，縱情於聲樂，留心於玄學。表面上知識分子風流倜儻了起來，實際上則是命運悲劇下無可奈何的選擇。
一，清流和濁流的對抗
在中國古代，往往將知識分子稱為“士”。從春秋戰國以來，士就擁有了崇高的地位。春秋戰國的諸位賢君莫不禮賢下士。這些士人擁有不同的能力，往往是一個國家處理政務的棟樑。為了培養士人，戰國以來各國都修建專門的場所來“養士”。這種風氣一直流傳到了漢朝。漢武帝推行獨尊儒術後，中國的士也就基本是儒生了。
諸子
孔子說“學而優則仕”，也就是出色的知識分子應該積極入世，“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因此，中國的知識分子不僅注重個人的修養氣節，還十分具有政治抱負和社會責任感。孟子曾說“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中國的知識分子都將仕途作為正業，“士之途也，猶農夫之耕也”。同時，國家為了將優秀的人才納入到官僚體系，也會積極養士，制定文官選拔體系以選拔士人。西漢以來，推行察舉制，將孝廉、秀才（才能）作為選官的依據，使得大量優秀的士人得以進入仕途。另外，漢武帝建立太學，養天下之士，也為國家培養了大量的人才。到了東漢時期，太學生的人數已經達到了3萬人，太學生大部分都是地主官僚的予弟，是官僚的後備軍。因此，經過長期的發展，士人和官僚就成為了密可不分的一大群體了。
太學
到了東漢時代，士的規模和勢力已經充分壯大了起來。在經濟上，士人往往出生於地方的豪強世家。他們擁有廣闊的土地，“豪人之室，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千群，徒附萬計”；在政治上，他們通過察舉、徵辟等手段進入了政治領域，甚至成為了累世公卿。在文化上，地方教育也被這些名門世家壟斷，形成了累世經學。不可否認，士族的發展壯大對東漢的中央集權造成了極大的威脅，也使得社會階級相對固化。但是世家大族強大的文化教育能力，使得士族得以保持強大生命力，對整個東漢政權的支撐也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漢代講學
到了東漢後期，隨著外戚專權和宦官得勢，東漢的政治就一改過去的清明，向著黑暗的深淵墜落。從和帝去世的公元105年開始到公元159的50年時間內，經歷了鄧氏、閻氏、梁氏三大外戚的掌權，其間的殤帝、孝德、安帝、順帝、衝帝、質帝都是傀儡。桓帝於159年藉助宦官的勢力消滅了梁氏，但是宦官又掌權，一直到189年。在這80多年的時間裡，東漢政治腐敗，民不聊生。而以天下蒼生為己任的士人自然會和外戚、宦官勢力鬥爭。
二，清流和濁流的鬥爭
在安帝時期，宦官江京、樊豐等結外戚閻顯、耿長在國內共專朝政，胡作非為。此時的朝廷形成了以楊震為代表的正直官僚集團，他們自稱為“清流”，將宦官集團斥為“濁流”。清流內部主要是由士大夫和太學的大學士組成。除了出生豪強地主、累世公卿家族之外，其中還有一些來自於貧困家庭，他們的共同點都是有學識，有氣節。他們往往對外戚和宦官勢力採取不合作和反對的態度，而且大多高風亮節，不懼威脅。如楊震“抗直方以臨權枉，先公道而後身名”。楊震多次上書劾奏，最終被迫飲鴆而卒。順帝之時，樑冀專權。李固“忠以直言，德以輔政，念國忘身，隕歿為報”，他提出“使權去外戚，政歸國家”“罷退宦官，去其權重”的建議，震動了朝野，最終因為引起了樑冀的忌諱而身死獄中。
楊震
在桓、靈時期，“五侯”專權，宦官勢力空前增強。此時的士人便和太學生聯合起來，在地方不斷打擊宦官的黨羽，在朝廷則不斷髮動請願活動。如北海相杜密“為人沈質少有厲俗志”，為官時對官宦子弟犯法之事進行了嚴厲的打擊，以至於聲名鵲起，與李膺齊名，並稱為“李杜”。劉祐任河東太守時，不留情面地打宦官子弟，“黜其權強，平理冤結”，聲名大震。後劉祐當上了司隸校尉，使得權宦畏懼。魏朗任彭城令時，大膽地舉奏宦官子弟為國相而胡作非為者。蔡衍，為冀州刺史時斷然拒絕宦官中常侍具瑗的請託,又將中常待曹騰之弟曹鼎治贓治罪。羊陟為尚書令時，上書奏請罷除與宦官相姻私、公行貨賂的太尉張顥、司徒樊陵、大鴻臚郭防、太僕曹陵、大司農馮方等權臣。上疏雖未奏準，但其“禁制豪右”之名使“京師憚之”。
在正值的官吏不斷對宦官勢力進行打擊的時候，中央的太學生便不斷髮動請願活動予以支持。永興元年(153年)，朱穆為冀州刺史。當時黃河氾濫為患，宦官卻奢侈放縱依然。其中一位宦官在歸葬其父時，違法制造璵璠、金縷玉衣、偶人為葬具以及陪葬品。朱穆聽說後就下令挖墓查驗。此事很快引發了京城宦官的不滿，在宦官的唆使下，桓帝將朱穆撤職。面對宦官的胡作非為，太學生在劉陶的組織下聯合起來，到皇宮門前請願。最終桓帝被迫做出讓步，赦免了對朱穆的懲罰。這是清流派黨人對宦官的一次重要的勝利。延熹五年(162年)，太學生又發動了第二次請願運動。當時平定西羌有功的將軍皇甫規由於拒絕了中常侍徐璜、左倌的索賄被徐璜等陷害無端入獄。為此太學生張鳳等聯絡諸位士大夫三百餘人，在皇宮門前請願，最終使皇甫規被釋放。
皇甫規
這些請願活動有的成功了，但是有的還是失敗了。如桓帝之初，白馬令李雲露布上書，公開斥責單超等五宦官的專權現象，李雲的上書引發了宦官的報復，結果李雲被捕下獄。此事引發了杜眾、陳蕃、楊秉等官員的反對，紛紛為李雲辯護，甚至宣稱要和李雲同死去。但是，最終李雲未能被赦免。
在同宦官的鬥爭中，出現了一大批傑出的人物。金朝文人劉祁在《歸潛志》中總結到：“袁安、楊震、李固、杜喬、陳蕃之徒抗於朝，郭泰、範滂、岑晊、張儉之徒議於野”。這其中以陳蕃、範滂、成瑨以及李膺、張儉、岑晊等為最著名，而李膺和陳蕃則成為了清流黨人的領導人物。李膺，出生於名門望族，但本人“性簡亢，無所交接”，有威廉之名。當時的土人其接交為榮。李膺任司隸校尉時，竟將權宦張讓之弟、野王令張朔處死。使得宦官“皆鞠躬屏氣，畏李校尉”。陳蕃與李膺齊名，陳蕃年少時曾說下“大丈夫處世，當掃除天下”的豪言壯語。為官後，徵集清廉，剛正不阿，多次與外戚、宦官作對，成為了黨人又一領袖。
除了彈劾、請願之外，清流名仕還通過“清議”來對抗宦官勢力。“清議”主要是通過製造輿論來給朝廷施壓，清議主要內容包括對時事政治的鍼砭和對官吏人品的評價。如他們對當時宦官壟斷選拔制度的現象諷刺到““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而他們對清流名仕的名聲則大加宣揚，“激揚名聲，互相題拂”，如“天下模楷李元禮（李膺），不畏強禦陳仲舉（陳蕃），天下俊秀王叔茂（王暢）”。這種清議無法阻止宦官專權，但是卻給宦官制造了很大的輿論壓力，使其稍微有所收斂，所謂“國勢雖亡，而公議具存，猶能使亂臣賊子有所畏忌。”
清議
三，黨錮之禍的發生
隨著清議活動的不斷進行，太學生和官僚的言論已經可以形成了巨大的影響力。這個時候是是東漢土風最活躍的階段。甚至處士的聲譽遠遠超過了實際的祿位。由是學生同聲,競為高論，上議執政，下議卿士範滂、岑晊之徒，仰其風而扇之。於是天下翕然，以臧否為談。名行善惡，託以謠言。”但是在中國古代，太學生、士人的政治自由是有一定限度的，太學生的廣泛活動，特別是士大夫官結合，也就引發了皇帝和宦官的大為不滿。因此，一場嚴酷的黨錮之禍就有了“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壓迫景象了。
延熹九年(公元166年)，李膺殺了豪強張成之子，而張成和宦官結交。由此，宦官侯覽等唆使張成的弟子上書誣告李膺等“養太學遊士，交接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為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於是桓帝下令逮捕黨人，李膺、陳寔、範滂等二百餘人被捕入獄。陳蕃上書報諫，也被罷免，導致“朝廷寒心，莫敢復言”。後來，被審訊的李膺供辭中多連及宦官子弟，使得宦官也有所顧忌，請求“赦”黨人。永康元年（167年）桓帝下詔，大赦天下，釋放黨人。這些黨人雖然被釋放，但是規定三府禁錮終身，永遠不得為仕。這就是第一次黨錮之禍。
說起對中國文化的打擊和破壞，人們會想起秦始皇的“焚書坑儒”，項羽在咸陽的縱火焚燒，以及明清的“八股文”和“文字獄”。的確，這種事件對中國的文化都造成了巨大的損失，甚至造成巨大的文化斷層。而我要說的是漢代發生的另一場悲劇——黨錮之禍。黨錮之禍並沒有在文化上直接進行打壓，然而卻嚴重打擊中國士人對天下興亡的參與熱情。自從黨錮之禍後，中國大量的知識分子就隱逸于山林，縱情於聲樂，留心於玄學。表面上知識分子風流倜儻了起來，實際上則是命運悲劇下無可奈何的選擇。
一，清流和濁流的對抗
在中國古代，往往將知識分子稱為“士”。從春秋戰國以來，士就擁有了崇高的地位。春秋戰國的諸位賢君莫不禮賢下士。這些士人擁有不同的能力，往往是一個國家處理政務的棟樑。為了培養士人，戰國以來各國都修建專門的場所來“養士”。這種風氣一直流傳到了漢朝。漢武帝推行獨尊儒術後，中國的士也就基本是儒生了。
諸子
孔子說“學而優則仕”，也就是出色的知識分子應該積極入世，“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因此，中國的知識分子不僅注重個人的修養氣節，還十分具有政治抱負和社會責任感。孟子曾說“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中國的知識分子都將仕途作為正業，“士之途也，猶農夫之耕也”。同時，國家為了將優秀的人才納入到官僚體系，也會積極養士，制定文官選拔體系以選拔士人。西漢以來，推行察舉制，將孝廉、秀才（才能）作為選官的依據，使得大量優秀的士人得以進入仕途。另外，漢武帝建立太學，養天下之士，也為國家培養了大量的人才。到了東漢時期，太學生的人數已經達到了3萬人，太學生大部分都是地主官僚的予弟，是官僚的後備軍。因此，經過長期的發展，士人和官僚就成為了密可不分的一大群體了。
太學
到了東漢時代，士的規模和勢力已經充分壯大了起來。在經濟上，士人往往出生於地方的豪強世家。他們擁有廣闊的土地，“豪人之室，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千群，徒附萬計”；在政治上，他們通過察舉、徵辟等手段進入了政治領域，甚至成為了累世公卿。在文化上，地方教育也被這些名門世家壟斷，形成了累世經學。不可否認，士族的發展壯大對東漢的中央集權造成了極大的威脅，也使得社會階級相對固化。但是世家大族強大的文化教育能力，使得士族得以保持強大生命力，對整個東漢政權的支撐也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漢代講學
到了東漢後期，隨著外戚專權和宦官得勢，東漢的政治就一改過去的清明，向著黑暗的深淵墜落。從和帝去世的公元105年開始到公元159的50年時間內，經歷了鄧氏、閻氏、梁氏三大外戚的掌權，其間的殤帝、孝德、安帝、順帝、衝帝、質帝都是傀儡。桓帝於159年藉助宦官的勢力消滅了梁氏，但是宦官又掌權，一直到189年。在這80多年的時間裡，東漢政治腐敗，民不聊生。而以天下蒼生為己任的士人自然會和外戚、宦官勢力鬥爭。
二，清流和濁流的鬥爭
在安帝時期，宦官江京、樊豐等結外戚閻顯、耿長在國內共專朝政，胡作非為。此時的朝廷形成了以楊震為代表的正直官僚集團，他們自稱為“清流”，將宦官集團斥為“濁流”。清流內部主要是由士大夫和太學的大學士組成。除了出生豪強地主、累世公卿家族之外，其中還有一些來自於貧困家庭，他們的共同點都是有學識，有氣節。他們往往對外戚和宦官勢力採取不合作和反對的態度，而且大多高風亮節，不懼威脅。如楊震“抗直方以臨權枉，先公道而後身名”。楊震多次上書劾奏，最終被迫飲鴆而卒。順帝之時，樑冀專權。李固“忠以直言，德以輔政，念國忘身，隕歿為報”，他提出“使權去外戚，政歸國家”“罷退宦官，去其權重”的建議，震動了朝野，最終因為引起了樑冀的忌諱而身死獄中。
楊震
在桓、靈時期，“五侯”專權，宦官勢力空前增強。此時的士人便和太學生聯合起來，在地方不斷打擊宦官的黨羽，在朝廷則不斷髮動請願活動。如北海相杜密“為人沈質少有厲俗志”，為官時對官宦子弟犯法之事進行了嚴厲的打擊，以至於聲名鵲起，與李膺齊名，並稱為“李杜”。劉祐任河東太守時，不留情面地打宦官子弟，“黜其權強，平理冤結”，聲名大震。後劉祐當上了司隸校尉，使得權宦畏懼。魏朗任彭城令時，大膽地舉奏宦官子弟為國相而胡作非為者。蔡衍，為冀州刺史時斷然拒絕宦官中常侍具瑗的請託,又將中常待曹騰之弟曹鼎治贓治罪。羊陟為尚書令時，上書奏請罷除與宦官相姻私、公行貨賂的太尉張顥、司徒樊陵、大鴻臚郭防、太僕曹陵、大司農馮方等權臣。上疏雖未奏準，但其“禁制豪右”之名使“京師憚之”。
在正值的官吏不斷對宦官勢力進行打擊的時候，中央的太學生便不斷髮動請願活動予以支持。永興元年(153年)，朱穆為冀州刺史。當時黃河氾濫為患，宦官卻奢侈放縱依然。其中一位宦官在歸葬其父時，違法制造璵璠、金縷玉衣、偶人為葬具以及陪葬品。朱穆聽說後就下令挖墓查驗。此事很快引發了京城宦官的不滿，在宦官的唆使下，桓帝將朱穆撤職。面對宦官的胡作非為，太學生在劉陶的組織下聯合起來，到皇宮門前請願。最終桓帝被迫做出讓步，赦免了對朱穆的懲罰。這是清流派黨人對宦官的一次重要的勝利。延熹五年(162年)，太學生又發動了第二次請願運動。當時平定西羌有功的將軍皇甫規由於拒絕了中常侍徐璜、左倌的索賄被徐璜等陷害無端入獄。為此太學生張鳳等聯絡諸位士大夫三百餘人，在皇宮門前請願，最終使皇甫規被釋放。
皇甫規
這些請願活動有的成功了，但是有的還是失敗了。如桓帝之初，白馬令李雲露布上書，公開斥責單超等五宦官的專權現象，李雲的上書引發了宦官的報復，結果李雲被捕下獄。此事引發了杜眾、陳蕃、楊秉等官員的反對，紛紛為李雲辯護，甚至宣稱要和李雲同死去。但是，最終李雲未能被赦免。
在同宦官的鬥爭中，出現了一大批傑出的人物。金朝文人劉祁在《歸潛志》中總結到：“袁安、楊震、李固、杜喬、陳蕃之徒抗於朝，郭泰、範滂、岑晊、張儉之徒議於野”。這其中以陳蕃、範滂、成瑨以及李膺、張儉、岑晊等為最著名，而李膺和陳蕃則成為了清流黨人的領導人物。李膺，出生於名門望族，但本人“性簡亢，無所交接”，有威廉之名。當時的土人其接交為榮。李膺任司隸校尉時，竟將權宦張讓之弟、野王令張朔處死。使得宦官“皆鞠躬屏氣，畏李校尉”。陳蕃與李膺齊名，陳蕃年少時曾說下“大丈夫處世，當掃除天下”的豪言壯語。為官後，徵集清廉，剛正不阿，多次與外戚、宦官作對，成為了黨人又一領袖。
除了彈劾、請願之外，清流名仕還通過“清議”來對抗宦官勢力。“清議”主要是通過製造輿論來給朝廷施壓，清議主要內容包括對時事政治的鍼砭和對官吏人品的評價。如他們對當時宦官壟斷選拔制度的現象諷刺到““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而他們對清流名仕的名聲則大加宣揚，“激揚名聲，互相題拂”，如“天下模楷李元禮（李膺），不畏強禦陳仲舉（陳蕃），天下俊秀王叔茂（王暢）”。這種清議無法阻止宦官專權，但是卻給宦官制造了很大的輿論壓力，使其稍微有所收斂，所謂“國勢雖亡，而公議具存，猶能使亂臣賊子有所畏忌。”
清議
三，黨錮之禍的發生
隨著清議活動的不斷進行，太學生和官僚的言論已經可以形成了巨大的影響力。這個時候是是東漢土風最活躍的階段。甚至處士的聲譽遠遠超過了實際的祿位。由是學生同聲,競為高論，上議執政，下議卿士範滂、岑晊之徒，仰其風而扇之。於是天下翕然，以臧否為談。名行善惡，託以謠言。”但是在中國古代，太學生、士人的政治自由是有一定限度的，太學生的廣泛活動，特別是士大夫官結合，也就引發了皇帝和宦官的大為不滿。因此，一場嚴酷的黨錮之禍就有了“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壓迫景象了。
延熹九年(公元166年)，李膺殺了豪強張成之子，而張成和宦官結交。由此，宦官侯覽等唆使張成的弟子上書誣告李膺等“養太學遊士，交接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為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於是桓帝下令逮捕黨人，李膺、陳寔、範滂等二百餘人被捕入獄。陳蕃上書報諫，也被罷免，導致“朝廷寒心，莫敢復言”。後來，被審訊的李膺供辭中多連及宦官子弟，使得宦官也有所顧忌，請求“赦”黨人。永康元年（167年）桓帝下詔，大赦天下，釋放黨人。這些黨人雖然被釋放，但是規定三府禁錮終身，永遠不得為仕。這就是第一次黨錮之禍。
第一次“黨錮之禍”後，宦官的更加邪枉橫肆，但是黨人的聲望卻進一步得到了提高。如李膺歸田後，“天下土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汙穢朝廷”，範滂離開京南歸時“汝南、南陽土大夫迎之者數千輛”。人們將竇武、劉淑、陳蕃稱為“三君”。將李膺、劉祐、魏朗等八人稱為“八俊”，另外還有“八顧”、“八及”、“八廚”的美稱。從這些可以看出，黨人的影響力反而因為黨錮之禍而擴大了。167年，桓帝去世，靈帝繼位，竇武為大將軍輔政。因為竇武對宦官專權十分不滿，因而啟用陳蕃為太傅，同時被禁錮的黨人，如李膺、杜密、尹勳、劉瑜等皆列於朝廷，共參政事。標誌著第一次黨錮之禍的結束。
說起對中國文化的打擊和破壞，人們會想起秦始皇的“焚書坑儒”，項羽在咸陽的縱火焚燒，以及明清的“八股文”和“文字獄”。的確，這種事件對中國的文化都造成了巨大的損失，甚至造成巨大的文化斷層。而我要說的是漢代發生的另一場悲劇——黨錮之禍。黨錮之禍並沒有在文化上直接進行打壓，然而卻嚴重打擊中國士人對天下興亡的參與熱情。自從黨錮之禍後，中國大量的知識分子就隱逸于山林，縱情於聲樂，留心於玄學。表面上知識分子風流倜儻了起來，實際上則是命運悲劇下無可奈何的選擇。
一，清流和濁流的對抗
在中國古代，往往將知識分子稱為“士”。從春秋戰國以來，士就擁有了崇高的地位。春秋戰國的諸位賢君莫不禮賢下士。這些士人擁有不同的能力，往往是一個國家處理政務的棟樑。為了培養士人，戰國以來各國都修建專門的場所來“養士”。這種風氣一直流傳到了漢朝。漢武帝推行獨尊儒術後，中國的士也就基本是儒生了。
諸子
孔子說“學而優則仕”，也就是出色的知識分子應該積極入世，“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因此，中國的知識分子不僅注重個人的修養氣節，還十分具有政治抱負和社會責任感。孟子曾說“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中國的知識分子都將仕途作為正業，“士之途也，猶農夫之耕也”。同時，國家為了將優秀的人才納入到官僚體系，也會積極養士，制定文官選拔體系以選拔士人。西漢以來，推行察舉制，將孝廉、秀才（才能）作為選官的依據，使得大量優秀的士人得以進入仕途。另外，漢武帝建立太學，養天下之士，也為國家培養了大量的人才。到了東漢時期，太學生的人數已經達到了3萬人，太學生大部分都是地主官僚的予弟，是官僚的後備軍。因此，經過長期的發展，士人和官僚就成為了密可不分的一大群體了。
太學
到了東漢時代，士的規模和勢力已經充分壯大了起來。在經濟上，士人往往出生於地方的豪強世家。他們擁有廣闊的土地，“豪人之室，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千群，徒附萬計”；在政治上，他們通過察舉、徵辟等手段進入了政治領域，甚至成為了累世公卿。在文化上，地方教育也被這些名門世家壟斷，形成了累世經學。不可否認，士族的發展壯大對東漢的中央集權造成了極大的威脅，也使得社會階級相對固化。但是世家大族強大的文化教育能力，使得士族得以保持強大生命力，對整個東漢政權的支撐也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漢代講學
到了東漢後期，隨著外戚專權和宦官得勢，東漢的政治就一改過去的清明，向著黑暗的深淵墜落。從和帝去世的公元105年開始到公元159的50年時間內，經歷了鄧氏、閻氏、梁氏三大外戚的掌權，其間的殤帝、孝德、安帝、順帝、衝帝、質帝都是傀儡。桓帝於159年藉助宦官的勢力消滅了梁氏，但是宦官又掌權，一直到189年。在這80多年的時間裡，東漢政治腐敗，民不聊生。而以天下蒼生為己任的士人自然會和外戚、宦官勢力鬥爭。
二，清流和濁流的鬥爭
在安帝時期，宦官江京、樊豐等結外戚閻顯、耿長在國內共專朝政，胡作非為。此時的朝廷形成了以楊震為代表的正直官僚集團，他們自稱為“清流”，將宦官集團斥為“濁流”。清流內部主要是由士大夫和太學的大學士組成。除了出生豪強地主、累世公卿家族之外，其中還有一些來自於貧困家庭，他們的共同點都是有學識，有氣節。他們往往對外戚和宦官勢力採取不合作和反對的態度，而且大多高風亮節，不懼威脅。如楊震“抗直方以臨權枉，先公道而後身名”。楊震多次上書劾奏，最終被迫飲鴆而卒。順帝之時，樑冀專權。李固“忠以直言，德以輔政，念國忘身，隕歿為報”，他提出“使權去外戚，政歸國家”“罷退宦官，去其權重”的建議，震動了朝野，最終因為引起了樑冀的忌諱而身死獄中。
楊震
在桓、靈時期，“五侯”專權，宦官勢力空前增強。此時的士人便和太學生聯合起來，在地方不斷打擊宦官的黨羽，在朝廷則不斷髮動請願活動。如北海相杜密“為人沈質少有厲俗志”，為官時對官宦子弟犯法之事進行了嚴厲的打擊，以至於聲名鵲起，與李膺齊名，並稱為“李杜”。劉祐任河東太守時，不留情面地打宦官子弟，“黜其權強，平理冤結”，聲名大震。後劉祐當上了司隸校尉，使得權宦畏懼。魏朗任彭城令時，大膽地舉奏宦官子弟為國相而胡作非為者。蔡衍，為冀州刺史時斷然拒絕宦官中常侍具瑗的請託,又將中常待曹騰之弟曹鼎治贓治罪。羊陟為尚書令時，上書奏請罷除與宦官相姻私、公行貨賂的太尉張顥、司徒樊陵、大鴻臚郭防、太僕曹陵、大司農馮方等權臣。上疏雖未奏準，但其“禁制豪右”之名使“京師憚之”。
在正值的官吏不斷對宦官勢力進行打擊的時候，中央的太學生便不斷髮動請願活動予以支持。永興元年(153年)，朱穆為冀州刺史。當時黃河氾濫為患，宦官卻奢侈放縱依然。其中一位宦官在歸葬其父時，違法制造璵璠、金縷玉衣、偶人為葬具以及陪葬品。朱穆聽說後就下令挖墓查驗。此事很快引發了京城宦官的不滿，在宦官的唆使下，桓帝將朱穆撤職。面對宦官的胡作非為，太學生在劉陶的組織下聯合起來，到皇宮門前請願。最終桓帝被迫做出讓步，赦免了對朱穆的懲罰。這是清流派黨人對宦官的一次重要的勝利。延熹五年(162年)，太學生又發動了第二次請願運動。當時平定西羌有功的將軍皇甫規由於拒絕了中常侍徐璜、左倌的索賄被徐璜等陷害無端入獄。為此太學生張鳳等聯絡諸位士大夫三百餘人，在皇宮門前請願，最終使皇甫規被釋放。
皇甫規
這些請願活動有的成功了，但是有的還是失敗了。如桓帝之初，白馬令李雲露布上書，公開斥責單超等五宦官的專權現象，李雲的上書引發了宦官的報復，結果李雲被捕下獄。此事引發了杜眾、陳蕃、楊秉等官員的反對，紛紛為李雲辯護，甚至宣稱要和李雲同死去。但是，最終李雲未能被赦免。
在同宦官的鬥爭中，出現了一大批傑出的人物。金朝文人劉祁在《歸潛志》中總結到：“袁安、楊震、李固、杜喬、陳蕃之徒抗於朝，郭泰、範滂、岑晊、張儉之徒議於野”。這其中以陳蕃、範滂、成瑨以及李膺、張儉、岑晊等為最著名，而李膺和陳蕃則成為了清流黨人的領導人物。李膺，出生於名門望族，但本人“性簡亢，無所交接”，有威廉之名。當時的土人其接交為榮。李膺任司隸校尉時，竟將權宦張讓之弟、野王令張朔處死。使得宦官“皆鞠躬屏氣，畏李校尉”。陳蕃與李膺齊名，陳蕃年少時曾說下“大丈夫處世，當掃除天下”的豪言壯語。為官後，徵集清廉，剛正不阿，多次與外戚、宦官作對，成為了黨人又一領袖。
除了彈劾、請願之外，清流名仕還通過“清議”來對抗宦官勢力。“清議”主要是通過製造輿論來給朝廷施壓，清議主要內容包括對時事政治的鍼砭和對官吏人品的評價。如他們對當時宦官壟斷選拔制度的現象諷刺到““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而他們對清流名仕的名聲則大加宣揚，“激揚名聲，互相題拂”，如“天下模楷李元禮（李膺），不畏強禦陳仲舉（陳蕃），天下俊秀王叔茂（王暢）”。這種清議無法阻止宦官專權，但是卻給宦官制造了很大的輿論壓力，使其稍微有所收斂，所謂“國勢雖亡，而公議具存，猶能使亂臣賊子有所畏忌。”
清議
三，黨錮之禍的發生
隨著清議活動的不斷進行，太學生和官僚的言論已經可以形成了巨大的影響力。這個時候是是東漢土風最活躍的階段。甚至處士的聲譽遠遠超過了實際的祿位。由是學生同聲,競為高論，上議執政，下議卿士範滂、岑晊之徒，仰其風而扇之。於是天下翕然，以臧否為談。名行善惡，託以謠言。”但是在中國古代，太學生、士人的政治自由是有一定限度的，太學生的廣泛活動，特別是士大夫官結合，也就引發了皇帝和宦官的大為不滿。因此，一場嚴酷的黨錮之禍就有了“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壓迫景象了。
延熹九年(公元166年)，李膺殺了豪強張成之子，而張成和宦官結交。由此，宦官侯覽等唆使張成的弟子上書誣告李膺等“養太學遊士，交接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為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於是桓帝下令逮捕黨人，李膺、陳寔、範滂等二百餘人被捕入獄。陳蕃上書報諫，也被罷免，導致“朝廷寒心，莫敢復言”。後來，被審訊的李膺供辭中多連及宦官子弟，使得宦官也有所顧忌，請求“赦”黨人。永康元年（167年）桓帝下詔，大赦天下，釋放黨人。這些黨人雖然被釋放，但是規定三府禁錮終身，永遠不得為仕。這就是第一次黨錮之禍。
第一次“黨錮之禍”後，宦官的更加邪枉橫肆，但是黨人的聲望卻進一步得到了提高。如李膺歸田後，“天下土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汙穢朝廷”，範滂離開京南歸時“汝南、南陽土大夫迎之者數千輛”。人們將竇武、劉淑、陳蕃稱為“三君”。將李膺、劉祐、魏朗等八人稱為“八俊”，另外還有“八顧”、“八及”、“八廚”的美稱。從這些可以看出，黨人的影響力反而因為黨錮之禍而擴大了。167年，桓帝去世，靈帝繼位，竇武為大將軍輔政。因為竇武對宦官專權十分不滿，因而啟用陳蕃為太傅，同時被禁錮的黨人，如李膺、杜密、尹勳、劉瑜等皆列於朝廷，共參政事。標誌著第一次黨錮之禍的結束。
此時，正式剷除宦官專權的好機會。但是竇太后卻不同意剷除宦官，因此雙方在朝廷進行了更加殘酷的鬥爭。168年，陳蕃和竇武密謀了一場剷除宦官的行動。然而，計劃還未實行，就已經被宦官得知。於是宦官聯合起來，迅速對陳蕃和竇武進行血腥的反撲。雙方在宮廷大戰，最終陳蕃和竇武寡不敵眾而被殺。此後宦官開始對黨人實行大規模的屠殺，李膺、杜密、虞放、朱寓、荀翌、翟超、劉儒、範滂等百餘人，俱被誣殺，其他因牽連至於被流放、禁錮、處死者不下六七百人。169年，朝廷宣佈大赦天下，唯不赦黨人。172年，竇太后去世，宦官再一次大肆捕殺黨人，受到株連的達1000多人。176年，又再一次發動了更大規模的“黨錮”。
說起對中國文化的打擊和破壞，人們會想起秦始皇的“焚書坑儒”，項羽在咸陽的縱火焚燒，以及明清的“八股文”和“文字獄”。的確，這種事件對中國的文化都造成了巨大的損失，甚至造成巨大的文化斷層。而我要說的是漢代發生的另一場悲劇——黨錮之禍。黨錮之禍並沒有在文化上直接進行打壓，然而卻嚴重打擊中國士人對天下興亡的參與熱情。自從黨錮之禍後，中國大量的知識分子就隱逸于山林，縱情於聲樂，留心於玄學。表面上知識分子風流倜儻了起來，實際上則是命運悲劇下無可奈何的選擇。
一，清流和濁流的對抗
在中國古代，往往將知識分子稱為“士”。從春秋戰國以來，士就擁有了崇高的地位。春秋戰國的諸位賢君莫不禮賢下士。這些士人擁有不同的能力，往往是一個國家處理政務的棟樑。為了培養士人，戰國以來各國都修建專門的場所來“養士”。這種風氣一直流傳到了漢朝。漢武帝推行獨尊儒術後，中國的士也就基本是儒生了。
諸子
孔子說“學而優則仕”，也就是出色的知識分子應該積極入世，“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因此，中國的知識分子不僅注重個人的修養氣節，還十分具有政治抱負和社會責任感。孟子曾說“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中國的知識分子都將仕途作為正業，“士之途也，猶農夫之耕也”。同時，國家為了將優秀的人才納入到官僚體系，也會積極養士，制定文官選拔體系以選拔士人。西漢以來，推行察舉制，將孝廉、秀才（才能）作為選官的依據，使得大量優秀的士人得以進入仕途。另外，漢武帝建立太學，養天下之士，也為國家培養了大量的人才。到了東漢時期，太學生的人數已經達到了3萬人，太學生大部分都是地主官僚的予弟，是官僚的後備軍。因此，經過長期的發展，士人和官僚就成為了密可不分的一大群體了。
太學
到了東漢時代，士的規模和勢力已經充分壯大了起來。在經濟上，士人往往出生於地方的豪強世家。他們擁有廣闊的土地，“豪人之室，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千群，徒附萬計”；在政治上，他們通過察舉、徵辟等手段進入了政治領域，甚至成為了累世公卿。在文化上，地方教育也被這些名門世家壟斷，形成了累世經學。不可否認，士族的發展壯大對東漢的中央集權造成了極大的威脅，也使得社會階級相對固化。但是世家大族強大的文化教育能力，使得士族得以保持強大生命力，對整個東漢政權的支撐也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漢代講學
到了東漢後期，隨著外戚專權和宦官得勢，東漢的政治就一改過去的清明，向著黑暗的深淵墜落。從和帝去世的公元105年開始到公元159的50年時間內，經歷了鄧氏、閻氏、梁氏三大外戚的掌權，其間的殤帝、孝德、安帝、順帝、衝帝、質帝都是傀儡。桓帝於159年藉助宦官的勢力消滅了梁氏，但是宦官又掌權，一直到189年。在這80多年的時間裡，東漢政治腐敗，民不聊生。而以天下蒼生為己任的士人自然會和外戚、宦官勢力鬥爭。
二，清流和濁流的鬥爭
在安帝時期，宦官江京、樊豐等結外戚閻顯、耿長在國內共專朝政，胡作非為。此時的朝廷形成了以楊震為代表的正直官僚集團，他們自稱為“清流”，將宦官集團斥為“濁流”。清流內部主要是由士大夫和太學的大學士組成。除了出生豪強地主、累世公卿家族之外，其中還有一些來自於貧困家庭，他們的共同點都是有學識，有氣節。他們往往對外戚和宦官勢力採取不合作和反對的態度，而且大多高風亮節，不懼威脅。如楊震“抗直方以臨權枉，先公道而後身名”。楊震多次上書劾奏，最終被迫飲鴆而卒。順帝之時，樑冀專權。李固“忠以直言，德以輔政，念國忘身，隕歿為報”，他提出“使權去外戚，政歸國家”“罷退宦官，去其權重”的建議，震動了朝野，最終因為引起了樑冀的忌諱而身死獄中。
楊震
在桓、靈時期，“五侯”專權，宦官勢力空前增強。此時的士人便和太學生聯合起來，在地方不斷打擊宦官的黨羽，在朝廷則不斷髮動請願活動。如北海相杜密“為人沈質少有厲俗志”，為官時對官宦子弟犯法之事進行了嚴厲的打擊，以至於聲名鵲起，與李膺齊名，並稱為“李杜”。劉祐任河東太守時，不留情面地打宦官子弟，“黜其權強，平理冤結”，聲名大震。後劉祐當上了司隸校尉，使得權宦畏懼。魏朗任彭城令時，大膽地舉奏宦官子弟為國相而胡作非為者。蔡衍，為冀州刺史時斷然拒絕宦官中常侍具瑗的請託,又將中常待曹騰之弟曹鼎治贓治罪。羊陟為尚書令時，上書奏請罷除與宦官相姻私、公行貨賂的太尉張顥、司徒樊陵、大鴻臚郭防、太僕曹陵、大司農馮方等權臣。上疏雖未奏準，但其“禁制豪右”之名使“京師憚之”。
在正值的官吏不斷對宦官勢力進行打擊的時候，中央的太學生便不斷髮動請願活動予以支持。永興元年(153年)，朱穆為冀州刺史。當時黃河氾濫為患，宦官卻奢侈放縱依然。其中一位宦官在歸葬其父時，違法制造璵璠、金縷玉衣、偶人為葬具以及陪葬品。朱穆聽說後就下令挖墓查驗。此事很快引發了京城宦官的不滿，在宦官的唆使下，桓帝將朱穆撤職。面對宦官的胡作非為，太學生在劉陶的組織下聯合起來，到皇宮門前請願。最終桓帝被迫做出讓步，赦免了對朱穆的懲罰。這是清流派黨人對宦官的一次重要的勝利。延熹五年(162年)，太學生又發動了第二次請願運動。當時平定西羌有功的將軍皇甫規由於拒絕了中常侍徐璜、左倌的索賄被徐璜等陷害無端入獄。為此太學生張鳳等聯絡諸位士大夫三百餘人，在皇宮門前請願，最終使皇甫規被釋放。
皇甫規
這些請願活動有的成功了，但是有的還是失敗了。如桓帝之初，白馬令李雲露布上書，公開斥責單超等五宦官的專權現象，李雲的上書引發了宦官的報復，結果李雲被捕下獄。此事引發了杜眾、陳蕃、楊秉等官員的反對，紛紛為李雲辯護，甚至宣稱要和李雲同死去。但是，最終李雲未能被赦免。
在同宦官的鬥爭中，出現了一大批傑出的人物。金朝文人劉祁在《歸潛志》中總結到：“袁安、楊震、李固、杜喬、陳蕃之徒抗於朝，郭泰、範滂、岑晊、張儉之徒議於野”。這其中以陳蕃、範滂、成瑨以及李膺、張儉、岑晊等為最著名，而李膺和陳蕃則成為了清流黨人的領導人物。李膺，出生於名門望族，但本人“性簡亢，無所交接”，有威廉之名。當時的土人其接交為榮。李膺任司隸校尉時，竟將權宦張讓之弟、野王令張朔處死。使得宦官“皆鞠躬屏氣，畏李校尉”。陳蕃與李膺齊名，陳蕃年少時曾說下“大丈夫處世，當掃除天下”的豪言壯語。為官後，徵集清廉，剛正不阿，多次與外戚、宦官作對，成為了黨人又一領袖。
除了彈劾、請願之外，清流名仕還通過“清議”來對抗宦官勢力。“清議”主要是通過製造輿論來給朝廷施壓，清議主要內容包括對時事政治的鍼砭和對官吏人品的評價。如他們對當時宦官壟斷選拔制度的現象諷刺到““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而他們對清流名仕的名聲則大加宣揚，“激揚名聲，互相題拂”，如“天下模楷李元禮（李膺），不畏強禦陳仲舉（陳蕃），天下俊秀王叔茂（王暢）”。這種清議無法阻止宦官專權，但是卻給宦官制造了很大的輿論壓力，使其稍微有所收斂，所謂“國勢雖亡，而公議具存，猶能使亂臣賊子有所畏忌。”
清議
三，黨錮之禍的發生
隨著清議活動的不斷進行，太學生和官僚的言論已經可以形成了巨大的影響力。這個時候是是東漢土風最活躍的階段。甚至處士的聲譽遠遠超過了實際的祿位。由是學生同聲,競為高論，上議執政，下議卿士範滂、岑晊之徒，仰其風而扇之。於是天下翕然，以臧否為談。名行善惡，託以謠言。”但是在中國古代，太學生、士人的政治自由是有一定限度的，太學生的廣泛活動，特別是士大夫官結合，也就引發了皇帝和宦官的大為不滿。因此，一場嚴酷的黨錮之禍就有了“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壓迫景象了。
延熹九年(公元166年)，李膺殺了豪強張成之子，而張成和宦官結交。由此，宦官侯覽等唆使張成的弟子上書誣告李膺等“養太學遊士，交接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為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於是桓帝下令逮捕黨人，李膺、陳寔、範滂等二百餘人被捕入獄。陳蕃上書報諫，也被罷免，導致“朝廷寒心，莫敢復言”。後來，被審訊的李膺供辭中多連及宦官子弟，使得宦官也有所顧忌，請求“赦”黨人。永康元年（167年）桓帝下詔，大赦天下，釋放黨人。這些黨人雖然被釋放，但是規定三府禁錮終身，永遠不得為仕。這就是第一次黨錮之禍。
第一次“黨錮之禍”後，宦官的更加邪枉橫肆，但是黨人的聲望卻進一步得到了提高。如李膺歸田後，“天下土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汙穢朝廷”，範滂離開京南歸時“汝南、南陽土大夫迎之者數千輛”。人們將竇武、劉淑、陳蕃稱為“三君”。將李膺、劉祐、魏朗等八人稱為“八俊”，另外還有“八顧”、“八及”、“八廚”的美稱。從這些可以看出，黨人的影響力反而因為黨錮之禍而擴大了。167年，桓帝去世，靈帝繼位，竇武為大將軍輔政。因為竇武對宦官專權十分不滿，因而啟用陳蕃為太傅，同時被禁錮的黨人，如李膺、杜密、尹勳、劉瑜等皆列於朝廷，共參政事。標誌著第一次黨錮之禍的結束。
此時，正式剷除宦官專權的好機會。但是竇太后卻不同意剷除宦官，因此雙方在朝廷進行了更加殘酷的鬥爭。168年，陳蕃和竇武密謀了一場剷除宦官的行動。然而，計劃還未實行，就已經被宦官得知。於是宦官聯合起來，迅速對陳蕃和竇武進行血腥的反撲。雙方在宮廷大戰，最終陳蕃和竇武寡不敵眾而被殺。此後宦官開始對黨人實行大規模的屠殺，李膺、杜密、虞放、朱寓、荀翌、翟超、劉儒、範滂等百餘人，俱被誣殺，其他因牽連至於被流放、禁錮、處死者不下六七百人。169年，朝廷宣佈大赦天下，唯不赦黨人。172年，竇太后去世，宦官再一次大肆捕殺黨人，受到株連的達1000多人。176年，又再一次發動了更大規模的“黨錮”。
這場“黨錮之禍”延續了20年。184年，面臨黃巾起義的空前危機，朝廷宣佈結束黨錮。然而經過漫長的“黨錮之禍”，有氣節的士人幾乎全被摧殘殆盡，剩下的除了逃匿山林，就只能成為寡顏鮮恥、卑事宦官、阿諛諂媚之徒。因此，漢末時期，朝廷幾乎無人可用。在黃巾之亂後，士人紛紛為地方的割據勢力服務，加速了東漢的滅亡。黨錮之禍的影響不僅影響了整個東漢後期，還影響了整個魏晉南北朝的士風。在黨錮之禍的打擊下，大量的士人對仕途失去了興趣，他們“非湯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聊以娛無為之心，而逍遙於一世。”因此，黨錮之禍可以說是中國文化的一個轉折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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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起對中國文化的打擊和破壞，人們會想起秦始皇的“焚書坑儒”，項羽在咸陽的縱火焚燒，以及明清的“八股文”和“文字獄”。的確，這種事件對中國的文化都造成了巨大的損失，甚至造成巨大的文化斷層。而我要說的是漢代發生的另一場悲劇——黨錮之禍。黨錮之禍並沒有在文化上直接進行打壓，然而卻嚴重打擊中國士人對天下興亡的參與熱情。自從黨錮之禍後，中國大量的知識分子就隱逸于山林，縱情於聲樂，留心於玄學。表面上知識分子風流倜儻了起來，實際上則是命運悲劇下無可奈何的選擇。
一，清流和濁流的對抗
在中國古代，往往將知識分子稱為“士”。從春秋戰國以來，士就擁有了崇高的地位。春秋戰國的諸位賢君莫不禮賢下士。這些士人擁有不同的能力，往往是一個國家處理政務的棟樑。為了培養士人，戰國以來各國都修建專門的場所來“養士”。這種風氣一直流傳到了漢朝。漢武帝推行獨尊儒術後，中國的士也就基本是儒生了。
諸子
孔子說“學而優則仕”，也就是出色的知識分子應該積極入世，“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因此，中國的知識分子不僅注重個人的修養氣節，還十分具有政治抱負和社會責任感。孟子曾說“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中國的知識分子都將仕途作為正業，“士之途也，猶農夫之耕也”。同時，國家為了將優秀的人才納入到官僚體系，也會積極養士，制定文官選拔體系以選拔士人。西漢以來，推行察舉制，將孝廉、秀才（才能）作為選官的依據，使得大量優秀的士人得以進入仕途。另外，漢武帝建立太學，養天下之士，也為國家培養了大量的人才。到了東漢時期，太學生的人數已經達到了3萬人，太學生大部分都是地主官僚的予弟，是官僚的後備軍。因此，經過長期的發展，士人和官僚就成為了密可不分的一大群體了。
太學
到了東漢時代，士的規模和勢力已經充分壯大了起來。在經濟上，士人往往出生於地方的豪強世家。他們擁有廣闊的土地，“豪人之室，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千群，徒附萬計”；在政治上，他們通過察舉、徵辟等手段進入了政治領域，甚至成為了累世公卿。在文化上，地方教育也被這些名門世家壟斷，形成了累世經學。不可否認，士族的發展壯大對東漢的中央集權造成了極大的威脅，也使得社會階級相對固化。但是世家大族強大的文化教育能力，使得士族得以保持強大生命力，對整個東漢政權的支撐也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漢代講學
到了東漢後期，隨著外戚專權和宦官得勢，東漢的政治就一改過去的清明，向著黑暗的深淵墜落。從和帝去世的公元105年開始到公元159的50年時間內，經歷了鄧氏、閻氏、梁氏三大外戚的掌權，其間的殤帝、孝德、安帝、順帝、衝帝、質帝都是傀儡。桓帝於159年藉助宦官的勢力消滅了梁氏，但是宦官又掌權，一直到189年。在這80多年的時間裡，東漢政治腐敗，民不聊生。而以天下蒼生為己任的士人自然會和外戚、宦官勢力鬥爭。
二，清流和濁流的鬥爭
在安帝時期，宦官江京、樊豐等結外戚閻顯、耿長在國內共專朝政，胡作非為。此時的朝廷形成了以楊震為代表的正直官僚集團，他們自稱為“清流”，將宦官集團斥為“濁流”。清流內部主要是由士大夫和太學的大學士組成。除了出生豪強地主、累世公卿家族之外，其中還有一些來自於貧困家庭，他們的共同點都是有學識，有氣節。他們往往對外戚和宦官勢力採取不合作和反對的態度，而且大多高風亮節，不懼威脅。如楊震“抗直方以臨權枉，先公道而後身名”。楊震多次上書劾奏，最終被迫飲鴆而卒。順帝之時，樑冀專權。李固“忠以直言，德以輔政，念國忘身，隕歿為報”，他提出“使權去外戚，政歸國家”“罷退宦官，去其權重”的建議，震動了朝野，最終因為引起了樑冀的忌諱而身死獄中。
楊震
在桓、靈時期，“五侯”專權，宦官勢力空前增強。此時的士人便和太學生聯合起來，在地方不斷打擊宦官的黨羽，在朝廷則不斷髮動請願活動。如北海相杜密“為人沈質少有厲俗志”，為官時對官宦子弟犯法之事進行了嚴厲的打擊，以至於聲名鵲起，與李膺齊名，並稱為“李杜”。劉祐任河東太守時，不留情面地打宦官子弟，“黜其權強，平理冤結”，聲名大震。後劉祐當上了司隸校尉，使得權宦畏懼。魏朗任彭城令時，大膽地舉奏宦官子弟為國相而胡作非為者。蔡衍，為冀州刺史時斷然拒絕宦官中常侍具瑗的請託,又將中常待曹騰之弟曹鼎治贓治罪。羊陟為尚書令時，上書奏請罷除與宦官相姻私、公行貨賂的太尉張顥、司徒樊陵、大鴻臚郭防、太僕曹陵、大司農馮方等權臣。上疏雖未奏準，但其“禁制豪右”之名使“京師憚之”。
在正值的官吏不斷對宦官勢力進行打擊的時候，中央的太學生便不斷髮動請願活動予以支持。永興元年(153年)，朱穆為冀州刺史。當時黃河氾濫為患，宦官卻奢侈放縱依然。其中一位宦官在歸葬其父時，違法制造璵璠、金縷玉衣、偶人為葬具以及陪葬品。朱穆聽說後就下令挖墓查驗。此事很快引發了京城宦官的不滿，在宦官的唆使下，桓帝將朱穆撤職。面對宦官的胡作非為，太學生在劉陶的組織下聯合起來，到皇宮門前請願。最終桓帝被迫做出讓步，赦免了對朱穆的懲罰。這是清流派黨人對宦官的一次重要的勝利。延熹五年(162年)，太學生又發動了第二次請願運動。當時平定西羌有功的將軍皇甫規由於拒絕了中常侍徐璜、左倌的索賄被徐璜等陷害無端入獄。為此太學生張鳳等聯絡諸位士大夫三百餘人，在皇宮門前請願，最終使皇甫規被釋放。
皇甫規
這些請願活動有的成功了，但是有的還是失敗了。如桓帝之初，白馬令李雲露布上書，公開斥責單超等五宦官的專權現象，李雲的上書引發了宦官的報復，結果李雲被捕下獄。此事引發了杜眾、陳蕃、楊秉等官員的反對，紛紛為李雲辯護，甚至宣稱要和李雲同死去。但是，最終李雲未能被赦免。
在同宦官的鬥爭中，出現了一大批傑出的人物。金朝文人劉祁在《歸潛志》中總結到：“袁安、楊震、李固、杜喬、陳蕃之徒抗於朝，郭泰、範滂、岑晊、張儉之徒議於野”。這其中以陳蕃、範滂、成瑨以及李膺、張儉、岑晊等為最著名，而李膺和陳蕃則成為了清流黨人的領導人物。李膺，出生於名門望族，但本人“性簡亢，無所交接”，有威廉之名。當時的土人其接交為榮。李膺任司隸校尉時，竟將權宦張讓之弟、野王令張朔處死。使得宦官“皆鞠躬屏氣，畏李校尉”。陳蕃與李膺齊名，陳蕃年少時曾說下“大丈夫處世，當掃除天下”的豪言壯語。為官後，徵集清廉，剛正不阿，多次與外戚、宦官作對，成為了黨人又一領袖。
除了彈劾、請願之外，清流名仕還通過“清議”來對抗宦官勢力。“清議”主要是通過製造輿論來給朝廷施壓，清議主要內容包括對時事政治的鍼砭和對官吏人品的評價。如他們對當時宦官壟斷選拔制度的現象諷刺到““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而他們對清流名仕的名聲則大加宣揚，“激揚名聲，互相題拂”，如“天下模楷李元禮（李膺），不畏強禦陳仲舉（陳蕃），天下俊秀王叔茂（王暢）”。這種清議無法阻止宦官專權，但是卻給宦官制造了很大的輿論壓力，使其稍微有所收斂，所謂“國勢雖亡，而公議具存，猶能使亂臣賊子有所畏忌。”
清議
三，黨錮之禍的發生
隨著清議活動的不斷進行，太學生和官僚的言論已經可以形成了巨大的影響力。這個時候是是東漢土風最活躍的階段。甚至處士的聲譽遠遠超過了實際的祿位。由是學生同聲,競為高論，上議執政，下議卿士範滂、岑晊之徒，仰其風而扇之。於是天下翕然，以臧否為談。名行善惡，託以謠言。”但是在中國古代，太學生、士人的政治自由是有一定限度的，太學生的廣泛活動，特別是士大夫官結合，也就引發了皇帝和宦官的大為不滿。因此，一場嚴酷的黨錮之禍就有了“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壓迫景象了。
延熹九年(公元166年)，李膺殺了豪強張成之子，而張成和宦官結交。由此，宦官侯覽等唆使張成的弟子上書誣告李膺等“養太學遊士，交接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為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於是桓帝下令逮捕黨人，李膺、陳寔、範滂等二百餘人被捕入獄。陳蕃上書報諫，也被罷免，導致“朝廷寒心，莫敢復言”。後來，被審訊的李膺供辭中多連及宦官子弟，使得宦官也有所顧忌，請求“赦”黨人。永康元年（167年）桓帝下詔，大赦天下，釋放黨人。這些黨人雖然被釋放，但是規定三府禁錮終身，永遠不得為仕。這就是第一次黨錮之禍。
第一次“黨錮之禍”後，宦官的更加邪枉橫肆，但是黨人的聲望卻進一步得到了提高。如李膺歸田後，“天下土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汙穢朝廷”，範滂離開京南歸時“汝南、南陽土大夫迎之者數千輛”。人們將竇武、劉淑、陳蕃稱為“三君”。將李膺、劉祐、魏朗等八人稱為“八俊”，另外還有“八顧”、“八及”、“八廚”的美稱。從這些可以看出，黨人的影響力反而因為黨錮之禍而擴大了。167年，桓帝去世，靈帝繼位，竇武為大將軍輔政。因為竇武對宦官專權十分不滿，因而啟用陳蕃為太傅，同時被禁錮的黨人，如李膺、杜密、尹勳、劉瑜等皆列於朝廷，共參政事。標誌著第一次黨錮之禍的結束。
此時，正式剷除宦官專權的好機會。但是竇太后卻不同意剷除宦官，因此雙方在朝廷進行了更加殘酷的鬥爭。168年，陳蕃和竇武密謀了一場剷除宦官的行動。然而，計劃還未實行，就已經被宦官得知。於是宦官聯合起來，迅速對陳蕃和竇武進行血腥的反撲。雙方在宮廷大戰，最終陳蕃和竇武寡不敵眾而被殺。此後宦官開始對黨人實行大規模的屠殺，李膺、杜密、虞放、朱寓、荀翌、翟超、劉儒、範滂等百餘人，俱被誣殺，其他因牽連至於被流放、禁錮、處死者不下六七百人。169年，朝廷宣佈大赦天下，唯不赦黨人。172年，竇太后去世，宦官再一次大肆捕殺黨人，受到株連的達1000多人。176年，又再一次發動了更大規模的“黨錮”。
這場“黨錮之禍”延續了20年。184年，面臨黃巾起義的空前危機，朝廷宣佈結束黨錮。然而經過漫長的“黨錮之禍”，有氣節的士人幾乎全被摧殘殆盡，剩下的除了逃匿山林，就只能成為寡顏鮮恥、卑事宦官、阿諛諂媚之徒。因此，漢末時期，朝廷幾乎無人可用。在黃巾之亂後，士人紛紛為地方的割據勢力服務，加速了東漢的滅亡。黨錮之禍的影響不僅影響了整個東漢後期，還影響了整個魏晉南北朝的士風。在黨錮之禍的打擊下，大量的士人對仕途失去了興趣，他們“非湯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聊以娛無為之心，而逍遙於一世。”因此，黨錮之禍可以說是中國文化的一個轉折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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