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產稅給資本“野馬”套上韁繩
作者：劉植榮
導讀：世界各個市場經濟國家，無不把房產稅納入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的主要稅種。美國以房地產稅佔主導的財產稅收入佔地方稅收的75%，世界最貧困的肯尼亞這個指標也達到了69%。而我國房產稅佔政府收入的比例僅有3%。中國住房自有率高達87.8%，而歐美髮達國家不到70%，德國僅為42%。中國住房自有率高出西方國家20個百分點，卻遲遲不徵收房產稅，這難道不是市場經濟的一個怪胎嗎？
近幾年，中國房價如脫韁的野馬，難以控制，房價高到讓普通百姓要用幾代人的勞動換取一套住房。中國房產信息集團最新發布的數據顯示，北京、上海、廣州、深圳四大一線城市2010年新建商品住宅價格同比普遍大漲，北京漲幅高達42%，一年的漲幅超過了一些歐洲國家幾十年的漲幅。
高房價不是房地產開發商的錯，因為他們是資本家，他們投資就是要追求利潤最大化。高房價也不是炒房團的錯，因為市場靠價格配置資源，哪裡有利潤，資本就流向哪裡。
在市場經濟中，資本這個東西讓人又愛又恨。愛它，是因為它可以組織社會生產，創造出財富；恨它，是因為它可以剝削人的剩餘價值，讓少數人富起來，讓多數人窮下去。馬克思對資本的論述最精闢：“一旦有適當的利潤，資本就膽大起來。如果有10％的利潤，它就保證到處被使用；有20％的利潤，它就活躍起來；有50％的利潤，它就鋌而走險；有100％的利潤，它就敢踐踏一切人間法律；有300％的利潤，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絞首的危險。”
價值規律告訴我們，商品的價值量是由生產這種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商品交換要以價值量為基礎實行等價交換。但是，商品嫌貧愛富，總委身於出價最高的人。於是，房價節節攀升，大大超過其真實價值，背離了商品交換的價值規律，這是市場本身不能解決的問題，只有政府幹預，才能讓房價回到其真實價值上來。
公平競爭是市場經濟的靈魂。中國過去出臺的各種房價調控政策往往離不開限購，但要知道，限制商品交易違反了市場經濟的商品自由流通法則。根據西方成熟的市場經濟規律，調控房價不能靠消極的限購手段，而要靠積極的財稅手段，也就是說平抑房價只需要一個“直衝拳”——房產稅。房產稅是對住房保有階段徵稅，不限制購房，但如果投機房產超量購房，就要交這個稅，其目的之一就是防止人們囤房。房產稅給進入房地產領域的資本野馬套上了韁繩，稅率越高，平抑房價的效果越明顯。
世界各個市場經濟國家，無不把房產稅納入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的主要稅種。美國以房地產稅佔主導的財產稅收入佔地方稅收的75%，世界最貧困的肯尼亞這個指標也達到了69%。而我國房產稅佔政府收入的比例僅有3%。
中國住房自有率高達87.8%，而歐美髮達國家不到70%，德國僅為42%。中國住房自有率高出西方國家20個百分點，卻遲遲不徵收房產稅，這難道不是市場經濟的一個怪胎嗎？
美國1949年通過《住房法案》，60年來，美國用徵收的房產稅建築經濟適用房，並對低收入家庭進行住房補貼，實現了“讓每個家庭都能在適宜的環境裡擁有一個舒適的家”的目標。從1940年到2000年，60年間美國房價平均年增長率為2.3%。美國2010年11月共售出新房29萬套，新房銷售中間價為21.3萬美元（含地價），美國每套住房的建築面積中間值是303平方米，2009年，美國全國從業人員人均工資為43460美元，也就是說，美國普通工人用不到5年的工資買一套300多平方米的新房，一年的工資購房60平方米。
在德國，正是由於嚴厲的房地產稅，在過去10年間，德國名義房價每年僅上漲1%，而德國物價每年漲幅為2%，扣除物價因素，德國的房價實際上在以每年1%的速度縮水。
由此可見，中國房產稅非徵不可，而且越快越好。
房產稅按照住房總面積計收比較合理，對有多套住房者，則按各套住房面積總和，不能按住房套數計徵，否則人們就會通過假離婚、假分家等手段逃稅，這必然會帶來社會家庭關係的混亂。
2009年，中國共有133474萬人口，城鎮居民比例為46.6%，中國城鎮人均住宅建築面積約30平方米，考慮到住房空置率，中國城鎮居民實際住房面積超過50平方米的人口不會超過總人口的5%，也就是說，即使在全國城鎮開徵房產稅，負稅人口不會超過總人口的5%。對城鎮居民來說，假如房產稅的起徵面積是人均50平方米，一個三口之家的住房面積小於150平方米則無需交納房產稅。
為了防止逃稅，可以採取先徵後退的方法，對城鎮所有住房徵稅，因為住房不可隱匿，任何房主都不能逃稅。然後，再退給每個家庭免徵面積的稅額。假如某城市的起徵面積是人均50平方米，一個三口之家就可得到150平方米的退稅。如果這三口之家的實際住房面積為90平方米，那60平方米的退稅就相當補貼了這戶居民，鼓勵人們減少住房面積，以達到節約資源、減少碳排放的目的。
房產稅給資本“野馬”套上韁繩
作者：劉植榮
導讀：世界各個市場經濟國家，無不把房產稅納入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的主要稅種。美國以房地產稅佔主導的財產稅收入佔地方稅收的75%，世界最貧困的肯尼亞這個指標也達到了69%。而我國房產稅佔政府收入的比例僅有3%。中國住房自有率高達87.8%，而歐美髮達國家不到70%，德國僅為42%。中國住房自有率高出西方國家20個百分點，卻遲遲不徵收房產稅，這難道不是市場經濟的一個怪胎嗎？
近幾年，中國房價如脫韁的野馬，難以控制，房價高到讓普通百姓要用幾代人的勞動換取一套住房。中國房產信息集團最新發布的數據顯示，北京、上海、廣州、深圳四大一線城市2010年新建商品住宅價格同比普遍大漲，北京漲幅高達42%，一年的漲幅超過了一些歐洲國家幾十年的漲幅。
高房價不是房地產開發商的錯，因為他們是資本家，他們投資就是要追求利潤最大化。高房價也不是炒房團的錯，因為市場靠價格配置資源，哪裡有利潤，資本就流向哪裡。
在市場經濟中，資本這個東西讓人又愛又恨。愛它，是因為它可以組織社會生產，創造出財富；恨它，是因為它可以剝削人的剩餘價值，讓少數人富起來，讓多數人窮下去。馬克思對資本的論述最精闢：“一旦有適當的利潤，資本就膽大起來。如果有10％的利潤，它就保證到處被使用；有20％的利潤，它就活躍起來；有50％的利潤，它就鋌而走險；有100％的利潤，它就敢踐踏一切人間法律；有300％的利潤，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絞首的危險。”
價值規律告訴我們，商品的價值量是由生產這種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商品交換要以價值量為基礎實行等價交換。但是，商品嫌貧愛富，總委身於出價最高的人。於是，房價節節攀升，大大超過其真實價值，背離了商品交換的價值規律，這是市場本身不能解決的問題，只有政府幹預，才能讓房價回到其真實價值上來。
公平競爭是市場經濟的靈魂。中國過去出臺的各種房價調控政策往往離不開限購，但要知道，限制商品交易違反了市場經濟的商品自由流通法則。根據西方成熟的市場經濟規律，調控房價不能靠消極的限購手段，而要靠積極的財稅手段，也就是說平抑房價只需要一個“直衝拳”——房產稅。房產稅是對住房保有階段徵稅，不限制購房，但如果投機房產超量購房，就要交這個稅，其目的之一就是防止人們囤房。房產稅給進入房地產領域的資本野馬套上了韁繩，稅率越高，平抑房價的效果越明顯。
世界各個市場經濟國家，無不把房產稅納入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的主要稅種。美國以房地產稅佔主導的財產稅收入佔地方稅收的75%，世界最貧困的肯尼亞這個指標也達到了69%。而我國房產稅佔政府收入的比例僅有3%。
中國住房自有率高達87.8%，而歐美髮達國家不到70%，德國僅為42%。中國住房自有率高出西方國家20個百分點，卻遲遲不徵收房產稅，這難道不是市場經濟的一個怪胎嗎？
美國1949年通過《住房法案》，60年來，美國用徵收的房產稅建築經濟適用房，並對低收入家庭進行住房補貼，實現了“讓每個家庭都能在適宜的環境裡擁有一個舒適的家”的目標。從1940年到2000年，60年間美國房價平均年增長率為2.3%。美國2010年11月共售出新房29萬套，新房銷售中間價為21.3萬美元（含地價），美國每套住房的建築面積中間值是303平方米，2009年，美國全國從業人員人均工資為43460美元，也就是說，美國普通工人用不到5年的工資買一套300多平方米的新房，一年的工資購房60平方米。
在德國，正是由於嚴厲的房地產稅，在過去10年間，德國名義房價每年僅上漲1%，而德國物價每年漲幅為2%，扣除物價因素，德國的房價實際上在以每年1%的速度縮水。
由此可見，中國房產稅非徵不可，而且越快越好。
房產稅按照住房總面積計收比較合理，對有多套住房者，則按各套住房面積總和，不能按住房套數計徵，否則人們就會通過假離婚、假分家等手段逃稅，這必然會帶來社會家庭關係的混亂。
2009年，中國共有133474萬人口，城鎮居民比例為46.6%，中國城鎮人均住宅建築面積約30平方米，考慮到住房空置率，中國城鎮居民實際住房面積超過50平方米的人口不會超過總人口的5%，也就是說，即使在全國城鎮開徵房產稅，負稅人口不會超過總人口的5%。對城鎮居民來說，假如房產稅的起徵面積是人均50平方米，一個三口之家的住房面積小於150平方米則無需交納房產稅。
為了防止逃稅，可以採取先徵後退的方法，對城鎮所有住房徵稅，因為住房不可隱匿，任何房主都不能逃稅。然後，再退給每個家庭免徵面積的稅額。假如某城市的起徵面積是人均50平方米，一個三口之家就可得到150平方米的退稅。如果這三口之家的實際住房面積為90平方米，那60平方米的退稅就相當補貼了這戶居民，鼓勵人們減少住房面積，以達到節約資源、減少碳排放的目的。
綜上所述，房產稅是市場經濟的必然，是平抑房價的殺手鐗，是百姓安居的保護神。徵收房產稅是為了維護中國最廣大人民的利益，大快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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