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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先從政後從商，而且輕鬆駕馭。自己家財萬貫，拯救百姓於水火，抱得美人歸，還能實現國富民強，一統江山。
他前半生從政，輔佐一個瀕臨滅亡的國家成為春秋五霸之一，在政治生涯走到頂峰時又適時隱退，改走從商之路，從商19年中三度富甲天下，財富過千金，在國家危難，百姓流離時又散盡家財，救濟蒼生，後被世人奉為文財神。
這個人就是中國最早的商業學家、經濟學家，同時也是政治家、軍事家、思想家，被譽為一代商聖——范蠡。
可惜的是，對於這樣一個為官即至卿相，經商速達千金的曠世奇才，歷史對其描繪的筆墨卻並不多。
雖然范蠡所處的是距今兩千多年的時代，社會環境、經濟環境，甚至是價值取向和當今社會都不盡相同，但是其身上的很多特質與精闢獨到的思想，還是值得我們今天人學習的。下面我們就一起走近范蠡，瞭解一代商聖的傳奇人生與其行於道而高於技的商道理念。
德為立身圖強之本
范蠡生於公元前536年，楚國宛地三戶人，幼時家境貧寒，但范蠡從小就酷愛讀書，十幾歲就學富五車，更難得的還不是其淵博的學識，而是他獨到的思維見解，可迅速洞察事物本質，寵辱不驚，泰然處事的能力。
范蠡青年時，在周圍人看來卻是思想瘋癲的人，因為范蠡常和大眾的觀點不同，有時語出驚人，使人目瞪口呆，因此，和他接觸的人都說他是瘋子。
其實他有時是不屑與某人交談，更多的時候則是其準確地抓住了問題的本質，思考的更深刻與透徹，別人沒法理解而已。
無論從商還是從政，這種迅速洞悉事物本質並準確果斷地做出決策的能力都非常重要，也是一個成功領導者所必備的素質之一。
范蠡在20歲時遇到文種，兩個人一見如故，相約要建立功業，做一番大事。
范蠡與文種都是楚國人，但是，當時楚國已經是列國中的霸主，國君傲慢自大，皇親貴族結黨專權，政治混亂，於是范蠡和文種投奔越國為官。
初到越國，范蠡和文種並未受到越王的重用，不久，勢力相對弱小的越國被吳國打敗，越王勾踐兵敗會稽山。
國亂顯忠臣，很多越國大臣在越國戰敗後另投他處或叛離投吳，而范蠡與文種對越王不離不棄，因此得到勾踐的重用，范蠡更自願隨勾踐赴吳國為奴。
吳王夫差知道範蠡是個大才，幾次勸范蠡離開勾踐，封賜顯爵，范蠡不為所動。為奴的三年時間裡，范蠡同勾踐夫妻一起耕作勞動，粗食、臥薪，並且不忘和勾踐的君臣之別，時刻敬主、護主，三年如一，不離不棄，讓吳王即讚許又羨慕。
曉利害，知進退
吳王夫差在徹底失敗後，勾踐不忍心殺他，要給他一塊封地，讓夫差做屬臣，夫差則無法接受失敗與屈辱，羞憤自盡。這又驗證了那句話：
活著才是贏家，當颱風過後，小草有資格嘲笑倒在身邊的參天大樹。勾踐與范蠡的勝利也可以理解為是道家思想的勝利。
吳國被徹底滅亡後，勾踐舉行慶功宴會，分封功臣，范蠡官至上將軍，僅於勾踐一人之下，百官之上。此時范蠡在巨大的成績面前沒有被衝昏頭腦，而是冷靜的分析了局勢：
現在能對越國構成威脅的吳國已經滅亡，其他諸侯國不是離的比較遠，就是周圍的小國實力很弱，根本對越國構不成威脅。
也就是說，天下已經太平，這個時候本來功高蓋主就是很危險的，容易讓君王感覺受到威脅，加之多年的相處，范蠡發現了勾踐是一個可共患難，不可同富貴的人，自己官居極品，樹大必然招風。
范蠡清醒的認清“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道理，在政治生涯達到頂峰的時候急流勇退，向勾踐辭官，勾踐以平分國家為條件來挽留范蠡，但是他卻急流勇退，毅然離開越國，帶著戀人西施泛舟江湖。據《越絕書》記載：“吳亡後，西施復歸范蠡，同泛五湖而去。”
范蠡在離開越國的時候曾留給文種一封信，信中陳述敵國破，謀臣亡的道理，勸文種也馬上離開，可惜文種在高官厚祿面前沒有做出明智的選擇，范蠡走後不久，功勞僅次於范蠡的文種被勾踐無故殺死。
文種是一個典型的儒派，認為食君祿，報君恩，建功業，享封賞，是理所當然的事，沒有從更多的角度思考問題，也沒有看透事物發展的規律，最終招致殺身大禍。
而范蠡憑藉冷靜的頭腦，敏銳的眼光，從事物發展的規律，人性的特點等多角度，洞察了一切，逃脫了虎口。如果呂不韋和李斯如范蠡一樣，可以看清利害，不被利益衝昏頭腦，也許不會落得身首異處。
誠、信、仁、義，成就一方巨賈
范蠡攜妻兒與弟子、門客悄悄來到齊國，化名鴟夷子皮，范蠡自此隱姓埋名，開始他另一段同樣輝煌的人生旅程。在齊國范蠡購買了一些靠海邊的土地，開墾種田，兼營漁業捕撈、開鹽田等。
范蠡與妻兒一起下地耕作，同穿布衣，進粗食。范蠡一反商家精苛細算，盤剝斂財的做法，對待僱工十分慷慨、親和。遇到災年減產，就減免地租，同時，開粥場賑濟災民。
在年初，和一些農民、商人簽訂商品收購合約，到年底如果商品價格上漲，范蠡按照市場現價收購，如果價格下跌，就嚴格履行合約價格，由此，各國商人都願意和范蠡做生意，工匠與農民也願意為范蠡作工，雖然表面看來這樣做吃些虧，但是卻擁有了大量優質穩定的合作伙伴，使總成本降低很多。
天下己任，道義於肩
有一句話叫做“無商不奸"，雖然說法有些片面，但還是有一定道理的。由古至今，商人都在追求利益的最大化，為此採用各種手段：投機取巧、哄抬物價、小秤入大秤出等技巧，甚至是違背道德的手段。而范蠡不僅做到了“君子生財，取之有道"，更有一股俠商的氣概。
范蠡認為：商人能夠牟利的根本是百姓，也就是今天所說的消費者，對待百姓要存感激之心，予以其回報，這樣百姓才更願意與你打交道。這和彼得 德魯克的觀點：企業必須為社會創造價值，社會才會回報給企業以利潤的觀點不謀而合。
道家創始人老子也有同樣的觀點：“天地不為自生，故能長生"。
范蠡雖然是一個生意人，但從不急功近利，對於經營的利潤只求成本的10%，不再多取，遇到災年等特殊情況，這個利潤比例還會降低，甚至賠錢救濟災民。在那個歷史時期，商品10%的利潤率是非常低的。
因為，那時運輸極其不方便，戰亂、匪寇導致經營風險很大，做生意的人很少，屬於絕對的買方市場，而且，從當時的經濟發達情況分析，那時還沒出現利潤率精確的計算方法，因此，范蠡賺取10%的利潤應該是毛利率，而非淨利潤。
這樣低的利潤率卻能使范蠡迅速成為巨賈，主要是其交易數額巨大，其次，資金從不閒置，迅速週轉，范蠡經營的商品從未積壓過，因為其為人信譽好，為商磊落，更關鍵的是其商品價格比別人的要低很多。
能做到價格低於同行，不僅是降低利潤率，更有賴於范蠡的經營理念：“人棄我取、人取我予"的經營思路，在某種商品過剩，價格很便宜時大量購入，同時，拋售那些稀缺，受人追捧的商品。
范蠡一生為避名利而三次遷徒，但名利反倒一直跟隨他。
司馬遷在《史記》中曾經盛讚范蠡：“范蠡三徙，成名於天下"。范蠡一生中兩次官至極品，三次富過千金，每次富達千金又都施濟天下，但不久後又迅速再至千金。
從政時，范蠡奉行了一個臣子的忠義，為商時，又盡了一個商人的良心。
范蠡真可謂是一個宏略於胸，又悲憫天下的智者。到了古稀之年，家資富可敵國，兒孫滿堂，88歲時無病而終，後人尊名陶朱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