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年來沒文憑的人一大把，中國最博學的人只有他'

1926年，清華園的過道上走來了壹個被學生戲稱為“相貌稀奇古怪的純粹國貨式”的老先生。

他裡面穿著皮袍，外面罩以藍布大褂、青布馬褂，頭上帶著壹頂兩旁有遮耳的皮帽，右手抱著壹個藍布大包袱，走路壹高壹下……

別看他在生活上不修邊幅，對教書這件事卻有著宗教般的虔誠和儀式感。

去課堂授課，他不但用雙層布縫製的包袱皮包裹著那些線裝書，而且還把包袱皮的顏色根據書的種類區分開來。

佛經、禪宗的書壹定是用黃包袱皮包著，其他課程的書則用藍包袱皮，非常精心細緻。

01

收穫人生中第四等愛情

他叫陳寅恪（chén yín què），字鶴壽，湖南長沙人，祖籍福建上杭。

都說富不過三代，而寅恪壹門，卻三代盡得風流。

他的祖父陳寶箴是清末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父親陳三立是清朝著名愛國詩人，清末“四公子”之壹。

說是老先生，但陳寅恪來到清華園時，只有36歲，卻已經與梁啟超、王國維壹同應聘為研究院的導師，並稱“清華三巨頭”。

雖然陳寅恪長期遊學歐美，學問博大精深，但在國內卻是“無名望，無著作、無學位”的“三無”學人。

陳先生的侄子陳封雄曾問他：“您在國外留學十幾年，為什麼沒有得個博士學位?”

陳先生回答：“考博士並不難，但兩三年內被壹個專題束縛住，就沒有時間學其他知識了。只要能學到知識，有無學位並不重要。”

他對學生們說：“前人講過的，我不講；近人講過的，我不講；外國人講過的，我不講；我自己過去講過的，也不講。現在只講未曾有人講過的。”

由此，清華園的師生很快就折服於陳寅恪的學識。

每每他開課，慕名前去的學生擠滿了教室，常常還有別的教授過來旁聽。

因其身出名門，而又學識過人，“北大舵手”鄭天挺教授讚譽陳寅恪是“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

在當時的史學界，陳寅恪的學問可以說是最高峰，會十幾種語言，研究貫穿文史，每有見解必不凡俗。

當年魯迅把吳宓罵得狗血淋頭，對陳寅恪的“古董”文章卻很難得地保持著沈默。

不知道是因為與陳寅恪家族友好的原因，還是學力不逮、不敢妄評，反正終生未見微詞，這在脾氣不好的魯迅來說，幾乎是壹個特例。

當年的華北學術界分成兩派，壹派是本國培養的學者，另壹派是有留學經歷的。

本土派認為，洋派不懂國情，妳的學問再高，也是隔靴搔癢，解決不了中國問題。

留洋派就覺得本土派太迂腐，眼光太狹，不掌握現代化的工具，因而兩派互相瞧不起。

但不管是哪壹派，誰都不敢瞧不起陳寅恪，這在學術界堪稱傳奇。

陳寅恪雖然不解風情，卻曾對友人吳宓闡述過非常獨特的“五等愛情論”：

第一，情之最上者，世無其人，懸空設想，而甘為之死，如《牡丹亭》之杜麗娘是也；

第二，與其人交識有素，而未嘗共衾枕者次之，如寶、黛是也；

第三，曾一度枕蓆而永久紀念不忘，如司棋與潘又安；

第四，又次之，則為夫婦終身而無外遇者；

第五，最下者，隨處接合，惟欲是圖，而無所謂情矣。

他關於“娶老婆”的壹些言論也廣為人知：“學德不如人，此實吾之大恥；娶妻不如人，又何恥之有？”

“娶妻僅生涯中之壹事，小之又小者耳。輕描淡寫，得便了之可也。”

在他看來，如果志向不在學術和事業上，而壹心只求得嬌妻美妾，是很愚蠢的事情。

正因為如此，他壹直不把婚姻大事放在心上。父親陳三立從好言催促，到厲聲警告“爾若不娶，吾即代爾聘定。”

然而愛情總會在不經意間悄悄降臨。

壹次閒談中，同事偶然提到曾在壹位女教師家中，看到墻上懸掛的詩幅末尾署名“南注生”，他不知“南注生”是何人，特向陳寅恪請教。

陳寅恪略顯吃驚，沈吟壹會兒說：“此人定是灌陽唐景崧的孫女，住在何處？我要去登門拜訪。”

唐景崧曾任臺灣巡撫，在中法戰爭中屢建功勛，是位愛國將領。她的孫女唐篔自小讀書，畢業於金陵女校體育專業，後執教於北京女高師，曾是許廣平的老師。

因母親難產去世，唐篔自幼便隨著養母去了蘇州，後又來到天津的北洋女師。因養母任北洋女師範學堂的舍監，唐篔隨之入學，成為班上年齡最小的學生之壹。

她能詩會畫，能唱會跳，書畫水平據說曾得多位大家賞識。

經同事的介紹，陳寅恪與唐篔相約在中央公園裡見面。在公園裡等候的唐篔細心地發現，遠遠走過來的這個人走路的姿勢微跛。

在談話中，陳寅恪告訴她：自己的足部有多處雞眼、胼胝，這與早年留學時經常穿著不合腳的硬皮鞋有關。

她被他的學識和真誠打動了，兩個人相見恨晚。很快便舉行了婚禮，收穫了他口中的第四等愛情。

當時陳寅恪三十八歲，唐篔三十歲，即便放到當今時代，也足以稱得上是：剩男剩女了。

陳寅恪全家福

02

輾轉飄零中見真愛

唐篔婚前不識柴米，但作為壹個書呆子的妻子，她只好學著下廚、養花、種菜、帶孩子，協調大家庭的人際關係。

唐篔在大女兒出生時，原先的心膜炎誘發為心臟病，幾乎撒手人世。

1937年，日寇發動全面侵華戰爭。覆巢之下焉有完卵，陳寅恪壹家也同所有難民壹樣開始了壹段艱難歲月。

離京前，他將壹批重要書籍裝進書箱，託友人寄往長沙。

待他半個月後到了長沙，書籍尚未郵到，可戰火已經逼近，臨時大學再遷雲南，他只好攜壹家大小再次登程南下。

待他離開後，書籍郵到，卻在長沙大火中壹本無存，給了他非常大的打擊。

他們拖著三個孩子，大的九歲，小的才四個月，由北平、天津、長沙、梧州，最後漂泊到香港。

其間在濟南車站上車時，壹家人是從車窗口爬進去的，其狼狽之狀慘不堪言。

在香港的歲月，陳寅恪還堅持在雲南西南聯大教書。唐篔在香港心臟病復發，幸得許地山援手才得以獲救。但因經濟窘迫，他們壹家居無定所，四年內遷家六次。

1939年春天，英國牛津大學向陳寅恪伸出了橄欖枝，聘請他去做漢學教授。是年夏，陳寅恪來到香港和妻女會合，準備遷往英國。

不巧的是，逢二戰全面爆發，他也只能滯留在香港“孤島”上。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人佔領香港以後，當時生活物質極端困窘，有日本學者寫信給軍部，要他們不可麻煩陳教授，軍部行文香港司令，司令派憲兵隊照顧陳家，送去好多袋麵粉，但憲兵往屋裡搬，他們夫妻往外拖，就是不吃敵人的麵粉。

後來，香港日人以日金四十萬元強付陳寅恪辦東方文化學院，陳寅恪堅決拒絕。

隨後只好帶全家倉促逃離香港，先後輾轉任教廣西大學、成都燕京大學。

哪裡料到，全家返回內地途中，兩木箱隨身攜帶的書籍又遭盜竊。

據說這是兩箱更加珍貴的書籍，所以這壹次打擊更大，等於多年心血徹底付諸東流，令陳先生精神幾達崩潰。

03

她是他的眼

戰爭環境中的顛沛流離，物質生活困頓，勞作辛苦，陳寅恪眼疾日益惡化。

此時，他的右眼已經視網膜剝落而失明，左眼也僅剩壹點點微弱視力。

成都電力供應不足，燈光昏暗，又時不時停電，陳寅恪備課與寫作都十分吃力，就連學生的考試分數，也只能讓大女兒流求幫忙謄到成績單的表格中。

然而就是在這樣的目光朦朧之中，他竟然先後出版了《隋唐制度淵源論稿》、《唐代政治史論稿》。

每天上課，他都先在黑板上寫好要講的重點，然後坐到椅子上，閉著眼睛開始講課。

他在課上也叫學生朗讀課文，哪怕讀錯壹個字，都必須停下重讀。再小的脫漏也逃不過陳寅恪的耳朵，那些文章典籍就像長在他心裡壹樣。

1944年12月12日，成都的清晨霧濃陰冷，陳寅恪突然眼前漆黑，什麼都看不見了。

這時候他想到的第壹件事，竟是打發大女兒流求趕緊去通知學生今天上不了課了。

原來左眼視網膜也剝落了，在存仁醫院住院期間，學生們輪流在病房值班照顧，讓陳寅恪大為感動。

他對前來探望的燕京大學代理校長梅貽寶說：“未料妳們教會學校，倒還師道猶存。”

1945年，陳寅恪手術失敗，遭遇人生最大的打擊，雙目失明瞭。

1946年4月，重返清華園新林院53號，陳寅恪已是盲人教授。校長梅貽琦勸他休養壹陣，陳寅恪不從，“不教書怎麼能叫教書匠？”

學生早早來坐好，等助手黃萱敲鐘，穿好長衫，戴好帽子的陳寅恪就拄著柺杖慢慢走到藤椅前坐下，開始講課。

壯年目盲，陳寅恪頓時陷入生不如死的痛苦中，唐篔拖著病體溫柔體貼地安撫丈夫身心的創痛，照顧飲食起居，打理家務，查閱資料，誦讀報紙，並承攬家中書信的回覆。

胡適在日記中寫道：寅恪遺傳甚厚，讀書甚細心，工力甚精，為我國史學界壹大重鎮，今兩目都廢，真是學術界壹大損失。

為給體弱的陳寅恪增加營養，唐篔買來壹只懷胎的黑山羊，母羊生下小羊後，她學著擠奶。擠滿壹碗羊奶，她已頭昏目眩。

漫天硝煙的流離亂世，他們數度搬家，據其女兒的回憶，唐篔除了“照顧失明的父親生活起居外，還擔負起書記官的任務，隨時記錄父親要寫的書信、詩作等”。

在香港時完成的《唐代政治史略稿》，就是兩人共同謄寫的，前半部分為唐篔謄寫，後半部分為陳寅恪所寫。

1953年，郭沫若以學界領導人的身份邀陳寅恪進京壹同共事，陳寅恪拒絕了，很使郭沫若感到不舒服，於是公開宣佈要在不長的時間內在資料的佔有上超過陳寅恪。

陳寅恪可以“不問秦漢”地治史論學，但郭沫若卻不能不屑陳寅恪的存在，從而使被尊為“新史學”權威的郭沫若與被稱為“舊史學”權威的陳寅恪，形成了壹種無形相對峙的態勢。

1962年，陳寅恪在家洗漱時不慎摔倒，導致右腿股骨骨折。更糟糕的是，隨後的保守治療導致其股骨再也無法長合，此後餘生只能長臥於床上。

陳寅恪暮年曾對身邊的人說：“壹個人沒有了眼睛等於沒有了百分之五十的生命，沒有了腿，等於連另外的百分之五十也少了壹半。”

中年瞽目，暮年臏足，命運帶給壹個自負、自傲與清高的生命，是怎樣的壹種凌辱！

在那段風雨漂搖、貧病交加的歲月，唐篔親歷親為，甘為丈夫遮風避雨。

她以孱弱的身軀抵擋密集的箭矢，為他爭得壹片稍可喘息的空間，而自己的心臟病也日趨嚴重。

失明之後，陳寅恪仍堅苦卓絕，鍥而不捨，窮十年歲月，用口述的方式，完成了85萬字的《柳如是別傳》。

有時為了第二天壹個要修改的小地方，陳寅恪壹夜都不敢睡，壹直牢牢記著，直到助手黃萱第二天清晨來叩門。

壹個雙目失明的人在十餘年的瞽者生涯裡寫出近百萬字的著述，這在古今中外學術史上都是壹個奇蹟。

黃萱曾感慨地說：“寅師以失明的晚年，不憚辛苦、經之營之，鈞稽沈隱，以成此稿（即《柳如是別傳》）。其堅毅之精神，真有驚天地、泣鬼神的氣概。”

他視妻子為生命中的第壹知己，每完成壹部著作，都請她題寫封面。

不輕易讚許人的陳寅恪，也不禁為她寫下“織素心情還置酒，然脂功狀可封侯”的詩句。

04

生死相依亦相隨

與失明相比，陳寅恪晚年的命運就更讓人揪心了。1966年，已經無法下床的陳寅恪，沒能逃過壹場曠世的劫難。

1969年10月7日，陳寅恪走了。彌留之際，他壹言不發，只是眼角有淚不斷流淌。

陳寅恪死後，唐篔出奇地平靜，甚至沒流下壹滴淚。

她沒有讓他等多久，四十五天後，她追隨他而去。

她有嚴重的心臟病，大半生靠藥物維繫生命，停藥十餘日，生命就可結束。

陳寅恪與唐篔相繼逝世後，二人的骨灰先是寄存火葬場，後寄存銀河公墓，因“文革”問題壹直未能真正平反，各地政府不願接受寅恪先生的遺骨。

直到2003年才與夫人合葬於江西廬山植物園，是為陳寅恪墓，墓碑旁壹大石上由著名畫家黃永玉鐫刻陳寅恪終生恪守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從此，壹代國學大師在去世24年後終於入土為安。

胡適在1937年2月22日的日記中寫道：“寅恪治史學，當然是今日最淵博、最有識見、最能用材料的人。”

季羨林那時還是專修德文的學生，也選修了陳寅恪的“佛經翻譯文學”，他回憶道：“讀他的文章，聽他的課，簡直是壹種享受，無法比擬的享受。”

北京大學代校長傅斯年說：“陳先生的學問，近三百年來壹人而已。”

胡適對他評價：“陳寅恪治史學，當然是今日最淵博、最有識見、最能用材料的人。”

狂人劉文典教授對陳寅恪推崇備至，說西南聯大隻有兩個半教授，陳寅恪排第壹。

梁啟超甚至說：我樑某算是著作等身了，但總共著作還不如陳先生寥寥數百字有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