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網評論員：這兩天，“海南檢票員打老人發病致死事件”仍處於輿情發酵的風口浪尖。
事情各有說辭，真相撲朔迷離：2019年2月11日，56歲的鄧大楣夫婦在海南尖峰高鐵站送兒子回福建老家，在實名驗證窗口和工作人員發生糾紛，衝突中鄧大楣被車站客運員裴某某打傷，送醫後不治身亡。
海南鐵路方面5月16日下午發佈通報，稱鄧大某等家屬強闖尖峰火車站驗證口，與裴某某發生爭執並引發肢體衝突，鄧大某在衝突中誘發疾病倒地昏迷，經送醫院搶救無效後死亡。目前，案件已進入司法程序，裴某某被依法批捕。不過，海南鐵路官方的通報和當事者家屬的陳述存在較大出入。
於公共場所發生的公共事件，理論上說，“真相只有一個”。畢竟不是看電影寫觀後感，“較大出入”當然是不應該的。比如鄧大楣一家人究竟是“強闖”還是因車站管理混亂而自如進入，這種誰也沒法睜眼說瞎話的事實，調閱當天的監控錄像一眼便知。尤其是在“實名驗證口”這種核心地帶，再不給力的監控探頭也不好意思偷懶不作為的。又比如死者兒子鄧自立稱，“救護車都來了，車站的人一個也沒有幫我們，打架的時候那些輔警還拉偏手。”這究竟是當真見死不救還是家屬胡說八道，把監控錄像調出來看看——這種板上釘釘的常識性細節，恐怕無須勞煩警方，群眾的眼睛也是雪亮的。
司法的歸司法，情理的歸情理。
一起眾所關注的公共事件，不能說進入司法程序，圍觀群眾就必須閉嘴。道理很簡單：法律和道德、規則和人心，分別各司其職地掌管著不同的領域。公序良俗，並行不悖。從這個意義上說，涉事部門即便認定打人是肇事者的“個人行為”，恐怕也不能因為這個所謂的“個人行為”而將職責上的核查與解釋的責任、人道與職能的義務摘除乾淨。
眼下有個懸疑，已經在輿論場升騰起來：打死老人的高鐵檢票員究竟什麼來頭？
我們當然理解提出這個問題的合理性：一則，鐵路事關國計民生，這些年服務質量也是與時俱進，堂堂高鐵站，何以打死人？肇事者即便是“個人行為”，顯然也給地方鐵路站點抹了黑。二則，媒體調查稱，“裴某某系尖峰車站客運員，屬於車站的正式員工，而並非和車站有合作關係的安保公司職員”。按理來說，不談珍惜羽毛、亦要愛護飯碗，一個正式檢票員何以跟老人動輒就揮拳？當這些問題沒有明確而及時的迴應的時候，也就難怪輿論監督會挖出其疑似“好鬥成性”或“家門顯赫”等說法了。那麼，“曾因打人被處分”或“不少家庭成員都在政府部門工作”等說法究竟是真是假？相關部門起碼不能放任猜測與聯想甚囂塵上。
法條之上，還有世道人心。人命關天，更要謙抑迴應。要讓這起公共事件當真成為極小概率的“個人行為”，鐵路部門在遲滯的迴應之後，更要順著民情民意真誠解釋好相關懸疑——第一，肇事者的暴脾氣是哪裡來的？這背後究竟有沒有行為慣性？第二，個案背後果真折射不出管理層面的絲毫瑕疵與責任？此事的價值除了刑案處置與警示教育，無須任何的問責與反思嗎？再說，究竟是官方通報說謊還是涉事家屬誣衊，種種“較大出入”也不是法律能說清的。
個人違法的，當然要“依法處置”；管理失範的，也是要“依規問責”。至於問問“涉事檢票員什麼來頭”，既是關切、也是監督，還是澄清流言與自證清白的契機，不是壞事，實不為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