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大偉
原題
回憶和悼念：
我的大學同桌譚曉玲
2010年11月20日，是我的大學同學譚曉玲逝世5週年的日子。
1979年9月初，我們一起考入位於重慶歌樂山下的西南政法學院法律系。我們被安排在同一個班。在大學一年級的第一個學期裡，我和她曾是同桌。
周大偉
原題
回憶和悼念：
我的大學同桌譚曉玲
2010年11月20日，是我的大學同學譚曉玲逝世5週年的日子。
1979年9月初，我們一起考入位於重慶歌樂山下的西南政法學院法律系。我們被安排在同一個班。在大學一年級的第一個學期裡，我和她曾是同桌。
一、我們的大學生活
譚曉玲，一個來自貴陽的考生，長得秀氣溫婉，稍帶紅暈的圓臉龐上有一雙美目。和擲地有聲的重慶口音不同，她講了一口音調細軟的貴陽話。在大學法律系本來就挺稀有的女生裡，她顯得有些引人注目。最初同桌的幾個禮拜裡，我和她都不知道彼此的年齡。從外表上看，她顯得比我這個在軍艦上當過幾天海軍的男生要年輕一些。
既然是同桌，彼此就免不了要在教室裡交頭接耳地說說話、討論課程問題、交換書籍和課堂筆記等。幾個來回，我就發現有點感覺不太對了。那種從青澀單純衍生出的春意朦朧，好像正在從我們兩張並不靠近的椅子之間，向上冉冉升起。
在課堂以外的場合，我們偶爾相遇時，彼此好像都在羞澀地躲避著彼此的目光。更有意思的是，一天午飯後，我在宿舍窗戶外看到，有一個高大魁梧的男生正和她一邊說話一邊朝宿舍區走來，我當時竟然心裡有一種很不快樂的感覺。
開學第二個星期後，學校就開始辦理家庭困難同學的生活補助。我當時在班裡臨時擔任班幹部，在申請家庭特別補助的同學名單上，我驚訝地看到了譚曉玲的名字。在她填寫的申請表上，我看到她幼年時父親就因病早逝，她的母親是湖北恩施山區的一個小學教師，每月的工資只有20多元錢，家裡還有未成年的弟弟和妹妹。
看到她填寫的這份困難補助申請表，我簡直不敢想象，這樣一個娟秀聰慧的女子，怎麼會有這樣不幸的童年身世和貧困家境。我從小生活在大城市裡，儘管那個年代，家家都不富裕，但自己還從來沒有體驗過衣食之憂。
我當時甚至在腦海裡閃過一個念頭，覺得如果我將來和她真的“好了”的話，說不定能在經濟上照顧她的家人並改善她的困窘。今天看來，這可能是個有點兒滑稽可笑的想法，可在當年那一瞬間，的確很真實。
在後來的相互閒聊中，她告訴我，她的父親早年曾經是個解放軍海軍軍官，但在她幼年時父親就不幸病逝了。母親帶著她和弟弟妹妹在鄉間艱難度日，因為實在無力撫養子女，母親只好在譚曉玲年幼時就把她寄養在貴陽的親戚家裡。
她從小在貴陽長大，貴陽城裡住著她的養父母和表兄妹們。她說，自己的生母和弟弟妹妹還在湖北恩施，她打算明年暑假期間乘船去看看母親和弟弟、妹妹。
周大偉
原題
回憶和悼念：
我的大學同桌譚曉玲
2010年11月20日，是我的大學同學譚曉玲逝世5週年的日子。
1979年9月初，我們一起考入位於重慶歌樂山下的西南政法學院法律系。我們被安排在同一個班。在大學一年級的第一個學期裡，我和她曾是同桌。
一、我們的大學生活
譚曉玲，一個來自貴陽的考生，長得秀氣溫婉，稍帶紅暈的圓臉龐上有一雙美目。和擲地有聲的重慶口音不同，她講了一口音調細軟的貴陽話。在大學法律系本來就挺稀有的女生裡，她顯得有些引人注目。最初同桌的幾個禮拜裡，我和她都不知道彼此的年齡。從外表上看，她顯得比我這個在軍艦上當過幾天海軍的男生要年輕一些。
既然是同桌，彼此就免不了要在教室裡交頭接耳地說說話、討論課程問題、交換書籍和課堂筆記等。幾個來回，我就發現有點感覺不太對了。那種從青澀單純衍生出的春意朦朧，好像正在從我們兩張並不靠近的椅子之間，向上冉冉升起。
在課堂以外的場合，我們偶爾相遇時，彼此好像都在羞澀地躲避著彼此的目光。更有意思的是，一天午飯後，我在宿舍窗戶外看到，有一個高大魁梧的男生正和她一邊說話一邊朝宿舍區走來，我當時竟然心裡有一種很不快樂的感覺。
開學第二個星期後，學校就開始辦理家庭困難同學的生活補助。我當時在班裡臨時擔任班幹部，在申請家庭特別補助的同學名單上，我驚訝地看到了譚曉玲的名字。在她填寫的申請表上，我看到她幼年時父親就因病早逝，她的母親是湖北恩施山區的一個小學教師，每月的工資只有20多元錢，家裡還有未成年的弟弟和妹妹。
看到她填寫的這份困難補助申請表，我簡直不敢想象，這樣一個娟秀聰慧的女子，怎麼會有這樣不幸的童年身世和貧困家境。我從小生活在大城市裡，儘管那個年代，家家都不富裕，但自己還從來沒有體驗過衣食之憂。
我當時甚至在腦海裡閃過一個念頭，覺得如果我將來和她真的“好了”的話，說不定能在經濟上照顧她的家人並改善她的困窘。今天看來，這可能是個有點兒滑稽可笑的想法，可在當年那一瞬間，的確很真實。
在後來的相互閒聊中，她告訴我，她的父親早年曾經是個解放軍海軍軍官，但在她幼年時父親就不幸病逝了。母親帶著她和弟弟妹妹在鄉間艱難度日，因為實在無力撫養子女，母親只好在譚曉玲年幼時就把她寄養在貴陽的親戚家裡。
她從小在貴陽長大，貴陽城裡住著她的養父母和表兄妹們。她說，自己的生母和弟弟妹妹還在湖北恩施，她打算明年暑假期間乘船去看看母親和弟弟、妹妹。
作者（後右1）與同桌譚曉玲（前右1）等大學同學春遊。
後來，幾乎就在同一個時間段裡，我和譚曉玲大致都發現了彼此在年齡上的差距。在那個人們的生活方式還非常拘謹保守的年代裡，我比她小三歲（換句話說，她比我大三歲）的事實，對我們二人來說，似乎並不是個愛情“可持續發展”的福音。
更重要的是，我已經發現，在譚曉玲的周圍，還有不少對她表示好感的“適齡男生”，其中不僅有同班、同年級的同學，還有年齡更大更成熟的高年級男生。
這些人攻勢挺猛，我明顯預感到，即使我自己有這份“賊心”，或者也有某種“賊膽”，間或還有與她同桌的優越“地理位置”，恐怕也不是這些人的對手，到最後肯定會“寡不敵眾、落荒而逃”，那還不如早點兒“繳械投降”算了。
就這樣，不知道從哪一天開始，我們之間那種說不清道不白的東西開始凝固住了，我們兩人座椅之間那點兒微弱的朦朧，漸漸歸於平淡。後來的很多日子裡，譚曉玲也一定發現了，這個比她小三歲的同桌男生，表面上看上去挺成熟，其實，他比起高年級以及同年級、同班的那些真正成熟的男生來，畢竟還差得有點兒遠。
後來，我自己也問過自己，這段短暫的春意朦朧，能不能算不算是自己生活經歷中的一次戀愛呢？如果說算的話，大概也只是一次純粹的柏拉圖式的精神戀愛吧！彼此之間，有些羞澀的眼神，有些青春的悸動，還有些同情的愛憐；如果說不算的話，它就好像是昨夜的一陣細雨或微風，還沒有飛揚，就已經翩然而去。
接下來的大學生活裡，我們的關係就像一個彼此信任的異性知己朋友。彼此有什麼事情，也常在一起商量。我發現，這個嬌小柔弱的女同學，內心其實十分要強。我們有時候也會為一些不同的看法產生爭論，有時還爭論得很激烈。在這個後來當了我們的班長的女生面前，我有時也不願示弱，總要竭力表現出自己比她成熟的一面，用今天的話說，就叫“裝”吧，就是漢語拼音裡Zh-u-ang的那個“裝”。
大學的第一個暑假裡，我和同班的幾個同學（何超明、王愛華等）一起結伴乘船，經長江三峽、武漢去廬山旅遊。恰好和乘同一條船去湖北探望母親的譚曉玲相遇。
周大偉
原題
回憶和悼念：
我的大學同桌譚曉玲
2010年11月20日，是我的大學同學譚曉玲逝世5週年的日子。
1979年9月初，我們一起考入位於重慶歌樂山下的西南政法學院法律系。我們被安排在同一個班。在大學一年級的第一個學期裡，我和她曾是同桌。
一、我們的大學生活
譚曉玲，一個來自貴陽的考生，長得秀氣溫婉，稍帶紅暈的圓臉龐上有一雙美目。和擲地有聲的重慶口音不同，她講了一口音調細軟的貴陽話。在大學法律系本來就挺稀有的女生裡，她顯得有些引人注目。最初同桌的幾個禮拜裡，我和她都不知道彼此的年齡。從外表上看，她顯得比我這個在軍艦上當過幾天海軍的男生要年輕一些。
既然是同桌，彼此就免不了要在教室裡交頭接耳地說說話、討論課程問題、交換書籍和課堂筆記等。幾個來回，我就發現有點感覺不太對了。那種從青澀單純衍生出的春意朦朧，好像正在從我們兩張並不靠近的椅子之間，向上冉冉升起。
在課堂以外的場合，我們偶爾相遇時，彼此好像都在羞澀地躲避著彼此的目光。更有意思的是，一天午飯後，我在宿舍窗戶外看到，有一個高大魁梧的男生正和她一邊說話一邊朝宿舍區走來，我當時竟然心裡有一種很不快樂的感覺。
開學第二個星期後，學校就開始辦理家庭困難同學的生活補助。我當時在班裡臨時擔任班幹部，在申請家庭特別補助的同學名單上，我驚訝地看到了譚曉玲的名字。在她填寫的申請表上，我看到她幼年時父親就因病早逝，她的母親是湖北恩施山區的一個小學教師，每月的工資只有20多元錢，家裡還有未成年的弟弟和妹妹。
看到她填寫的這份困難補助申請表，我簡直不敢想象，這樣一個娟秀聰慧的女子，怎麼會有這樣不幸的童年身世和貧困家境。我從小生活在大城市裡，儘管那個年代，家家都不富裕，但自己還從來沒有體驗過衣食之憂。
我當時甚至在腦海裡閃過一個念頭，覺得如果我將來和她真的“好了”的話，說不定能在經濟上照顧她的家人並改善她的困窘。今天看來，這可能是個有點兒滑稽可笑的想法，可在當年那一瞬間，的確很真實。
在後來的相互閒聊中，她告訴我，她的父親早年曾經是個解放軍海軍軍官，但在她幼年時父親就不幸病逝了。母親帶著她和弟弟妹妹在鄉間艱難度日，因為實在無力撫養子女，母親只好在譚曉玲年幼時就把她寄養在貴陽的親戚家裡。
她從小在貴陽長大，貴陽城裡住著她的養父母和表兄妹們。她說，自己的生母和弟弟妹妹還在湖北恩施，她打算明年暑假期間乘船去看看母親和弟弟、妹妹。
作者（後右1）與同桌譚曉玲（前右1）等大學同學春遊。
後來，幾乎就在同一個時間段裡，我和譚曉玲大致都發現了彼此在年齡上的差距。在那個人們的生活方式還非常拘謹保守的年代裡，我比她小三歲（換句話說，她比我大三歲）的事實，對我們二人來說，似乎並不是個愛情“可持續發展”的福音。
更重要的是，我已經發現，在譚曉玲的周圍，還有不少對她表示好感的“適齡男生”，其中不僅有同班、同年級的同學，還有年齡更大更成熟的高年級男生。
這些人攻勢挺猛，我明顯預感到，即使我自己有這份“賊心”，或者也有某種“賊膽”，間或還有與她同桌的優越“地理位置”，恐怕也不是這些人的對手，到最後肯定會“寡不敵眾、落荒而逃”，那還不如早點兒“繳械投降”算了。
就這樣，不知道從哪一天開始，我們之間那種說不清道不白的東西開始凝固住了，我們兩人座椅之間那點兒微弱的朦朧，漸漸歸於平淡。後來的很多日子裡，譚曉玲也一定發現了，這個比她小三歲的同桌男生，表面上看上去挺成熟，其實，他比起高年級以及同年級、同班的那些真正成熟的男生來，畢竟還差得有點兒遠。
後來，我自己也問過自己，這段短暫的春意朦朧，能不能算不算是自己生活經歷中的一次戀愛呢？如果說算的話，大概也只是一次純粹的柏拉圖式的精神戀愛吧！彼此之間，有些羞澀的眼神，有些青春的悸動，還有些同情的愛憐；如果說不算的話，它就好像是昨夜的一陣細雨或微風，還沒有飛揚，就已經翩然而去。
接下來的大學生活裡，我們的關係就像一個彼此信任的異性知己朋友。彼此有什麼事情，也常在一起商量。我發現，這個嬌小柔弱的女同學，內心其實十分要強。我們有時候也會為一些不同的看法產生爭論，有時還爭論得很激烈。在這個後來當了我們的班長的女生面前，我有時也不願示弱，總要竭力表現出自己比她成熟的一面，用今天的話說，就叫“裝”吧，就是漢語拼音裡Zh-u-ang的那個“裝”。
大學的第一個暑假裡，我和同班的幾個同學（何超明、王愛華等）一起結伴乘船，經長江三峽、武漢去廬山旅遊。恰好和乘同一條船去湖北探望母親的譚曉玲相遇。
1980年夏，長江三峽輪船。左起：何超明、作者、王愛華、譚曉玲。
記得船停靠在巴東時，我們看到不遠處有一個瘦瘦的圓臉男孩子在朝我們這個方向揮手。譚曉玲說這個男孩就是她的弟弟，是她母親安排他趕來碼頭接她回家的。
我和何超明還對譚曉玲開玩笑說：“把你弟弟叫過來，我們和他好好談談。讓他叫我們幾聲大哥哥，然後才能把你接走。”譚曉玲笑著下了船，說我們沒出息，就會欺負人家小孩。
大學的最後一年裡，我決定報考北京名校的研究生。在和她的談天時，她告訴我，她也很想考研究生，但是一想到自己母親這一輩子太辛苦了，還有弟弟妹妹需要自己幫助和照顧，決定畢業後就參加工作了，這樣可以減輕一些母親的負擔。
1983年7月初，我收到了中國人民大學寄來的研究生錄取通知書。臨行前，我在沙坪壩百貨商店買了幾個精裝的學習筆記本（這是當年學生們流行的畢業紀念品），其中一個是送給譚曉玲的。我還在扉頁上給她寫了幾個字。
在我離開學校的那天中午，我來到女生宿舍樓門口，告訴門衛老大爺，我想找79級5班的女生譚曉玲上來說幾句話。幾分鐘後，她來了。我告訴她，我今天下午的火車就要去北京了，臨行匆匆，專門來和你道個別，送給你一個小禮物做個紀念。
她當時抱怨我說，你為什麼不早點通知一聲，讓她一點兒沒有準備。她說無論如何一定要回贈給我一個禮物，她讓我等一會兒，她匆忙回到宿舍房間裡，跑上來時氣喘吁吁，臉紅紅的，手裡拿來一個動物毛絨玩具送給我。
我理解她的心情，什麼禮物已經並不重要，只是一份心意。不過，後來，我一看到這個動物玩具，就覺得很有趣。心裡在想：這大概是通常一個大女生會送給小男生的禮物吧！
只是，後來的很多年裡，那個比她小三歲的小男生倒是一直懷揣著一個小小的疑問：憑譚曉玲一個女性的直覺和敏感，在大學一年級開始時那短短的幾個星期的時間裡，她就沒有察覺到同桌的那個男生對她有那麼點兒意思嗎？還有，她自己對這個稍微有點兒幼稚可笑但還不算太糟糕的同桌男生，難道就一點兒意思都沒有嗎？
直到大學畢業，我們誰都沒有打算揭開這個謎底。最後揭開這個謎，那是26年以後的事情了。那時，她已經身患絕症，還是在她臨終前不久的醫院病榻前。
周大偉
原題
回憶和悼念：
我的大學同桌譚曉玲
2010年11月20日，是我的大學同學譚曉玲逝世5週年的日子。
1979年9月初，我們一起考入位於重慶歌樂山下的西南政法學院法律系。我們被安排在同一個班。在大學一年級的第一個學期裡，我和她曾是同桌。
一、我們的大學生活
譚曉玲，一個來自貴陽的考生，長得秀氣溫婉，稍帶紅暈的圓臉龐上有一雙美目。和擲地有聲的重慶口音不同，她講了一口音調細軟的貴陽話。在大學法律系本來就挺稀有的女生裡，她顯得有些引人注目。最初同桌的幾個禮拜裡，我和她都不知道彼此的年齡。從外表上看，她顯得比我這個在軍艦上當過幾天海軍的男生要年輕一些。
既然是同桌，彼此就免不了要在教室裡交頭接耳地說說話、討論課程問題、交換書籍和課堂筆記等。幾個來回，我就發現有點感覺不太對了。那種從青澀單純衍生出的春意朦朧，好像正在從我們兩張並不靠近的椅子之間，向上冉冉升起。
在課堂以外的場合，我們偶爾相遇時，彼此好像都在羞澀地躲避著彼此的目光。更有意思的是，一天午飯後，我在宿舍窗戶外看到，有一個高大魁梧的男生正和她一邊說話一邊朝宿舍區走來，我當時竟然心裡有一種很不快樂的感覺。
開學第二個星期後，學校就開始辦理家庭困難同學的生活補助。我當時在班裡臨時擔任班幹部，在申請家庭特別補助的同學名單上，我驚訝地看到了譚曉玲的名字。在她填寫的申請表上，我看到她幼年時父親就因病早逝，她的母親是湖北恩施山區的一個小學教師，每月的工資只有20多元錢，家裡還有未成年的弟弟和妹妹。
看到她填寫的這份困難補助申請表，我簡直不敢想象，這樣一個娟秀聰慧的女子，怎麼會有這樣不幸的童年身世和貧困家境。我從小生活在大城市裡，儘管那個年代，家家都不富裕，但自己還從來沒有體驗過衣食之憂。
我當時甚至在腦海裡閃過一個念頭，覺得如果我將來和她真的“好了”的話，說不定能在經濟上照顧她的家人並改善她的困窘。今天看來，這可能是個有點兒滑稽可笑的想法，可在當年那一瞬間，的確很真實。
在後來的相互閒聊中，她告訴我，她的父親早年曾經是個解放軍海軍軍官，但在她幼年時父親就不幸病逝了。母親帶著她和弟弟妹妹在鄉間艱難度日，因為實在無力撫養子女，母親只好在譚曉玲年幼時就把她寄養在貴陽的親戚家裡。
她從小在貴陽長大，貴陽城裡住著她的養父母和表兄妹們。她說，自己的生母和弟弟妹妹還在湖北恩施，她打算明年暑假期間乘船去看看母親和弟弟、妹妹。
作者（後右1）與同桌譚曉玲（前右1）等大學同學春遊。
後來，幾乎就在同一個時間段裡，我和譚曉玲大致都發現了彼此在年齡上的差距。在那個人們的生活方式還非常拘謹保守的年代裡，我比她小三歲（換句話說，她比我大三歲）的事實，對我們二人來說，似乎並不是個愛情“可持續發展”的福音。
更重要的是，我已經發現，在譚曉玲的周圍，還有不少對她表示好感的“適齡男生”，其中不僅有同班、同年級的同學，還有年齡更大更成熟的高年級男生。
這些人攻勢挺猛，我明顯預感到，即使我自己有這份“賊心”，或者也有某種“賊膽”，間或還有與她同桌的優越“地理位置”，恐怕也不是這些人的對手，到最後肯定會“寡不敵眾、落荒而逃”，那還不如早點兒“繳械投降”算了。
就這樣，不知道從哪一天開始，我們之間那種說不清道不白的東西開始凝固住了，我們兩人座椅之間那點兒微弱的朦朧，漸漸歸於平淡。後來的很多日子裡，譚曉玲也一定發現了，這個比她小三歲的同桌男生，表面上看上去挺成熟，其實，他比起高年級以及同年級、同班的那些真正成熟的男生來，畢竟還差得有點兒遠。
後來，我自己也問過自己，這段短暫的春意朦朧，能不能算不算是自己生活經歷中的一次戀愛呢？如果說算的話，大概也只是一次純粹的柏拉圖式的精神戀愛吧！彼此之間，有些羞澀的眼神，有些青春的悸動，還有些同情的愛憐；如果說不算的話，它就好像是昨夜的一陣細雨或微風，還沒有飛揚，就已經翩然而去。
接下來的大學生活裡，我們的關係就像一個彼此信任的異性知己朋友。彼此有什麼事情，也常在一起商量。我發現，這個嬌小柔弱的女同學，內心其實十分要強。我們有時候也會為一些不同的看法產生爭論，有時還爭論得很激烈。在這個後來當了我們的班長的女生面前，我有時也不願示弱，總要竭力表現出自己比她成熟的一面，用今天的話說，就叫“裝”吧，就是漢語拼音裡Zh-u-ang的那個“裝”。
大學的第一個暑假裡，我和同班的幾個同學（何超明、王愛華等）一起結伴乘船，經長江三峽、武漢去廬山旅遊。恰好和乘同一條船去湖北探望母親的譚曉玲相遇。
1980年夏，長江三峽輪船。左起：何超明、作者、王愛華、譚曉玲。
記得船停靠在巴東時，我們看到不遠處有一個瘦瘦的圓臉男孩子在朝我們這個方向揮手。譚曉玲說這個男孩就是她的弟弟，是她母親安排他趕來碼頭接她回家的。
我和何超明還對譚曉玲開玩笑說：“把你弟弟叫過來，我們和他好好談談。讓他叫我們幾聲大哥哥，然後才能把你接走。”譚曉玲笑著下了船，說我們沒出息，就會欺負人家小孩。
大學的最後一年裡，我決定報考北京名校的研究生。在和她的談天時，她告訴我，她也很想考研究生，但是一想到自己母親這一輩子太辛苦了，還有弟弟妹妹需要自己幫助和照顧，決定畢業後就參加工作了，這樣可以減輕一些母親的負擔。
1983年7月初，我收到了中國人民大學寄來的研究生錄取通知書。臨行前，我在沙坪壩百貨商店買了幾個精裝的學習筆記本（這是當年學生們流行的畢業紀念品），其中一個是送給譚曉玲的。我還在扉頁上給她寫了幾個字。
在我離開學校的那天中午，我來到女生宿舍樓門口，告訴門衛老大爺，我想找79級5班的女生譚曉玲上來說幾句話。幾分鐘後，她來了。我告訴她，我今天下午的火車就要去北京了，臨行匆匆，專門來和你道個別，送給你一個小禮物做個紀念。
她當時抱怨我說，你為什麼不早點通知一聲，讓她一點兒沒有準備。她說無論如何一定要回贈給我一個禮物，她讓我等一會兒，她匆忙回到宿舍房間裡，跑上來時氣喘吁吁，臉紅紅的，手裡拿來一個動物毛絨玩具送給我。
我理解她的心情，什麼禮物已經並不重要，只是一份心意。不過，後來，我一看到這個動物玩具，就覺得很有趣。心裡在想：這大概是通常一個大女生會送給小男生的禮物吧！
只是，後來的很多年裡，那個比她小三歲的小男生倒是一直懷揣著一個小小的疑問：憑譚曉玲一個女性的直覺和敏感，在大學一年級開始時那短短的幾個星期的時間裡，她就沒有察覺到同桌的那個男生對她有那麼點兒意思嗎？還有，她自己對這個稍微有點兒幼稚可笑但還不算太糟糕的同桌男生，難道就一點兒意思都沒有嗎？
直到大學畢業，我們誰都沒有打算揭開這個謎底。最後揭開這個謎，那是26年以後的事情了。那時，她已經身患絕症，還是在她臨終前不久的醫院病榻前。
二、美國和中國之間
大學畢業後，我們各奔東西。我在北京讀研究生，然後畢業留校任教。後來知道，譚曉玲在畢業前夕已經訂婚，為了成全對這份婚姻的承諾，她選擇分配回貴陽，在貴州省委講師團工作。
我們之間除了偶爾有些通信外，彼此聯繫不太多了。通過其他同學的渠道，知道她已經在貴陽結婚生女，夫妻恩愛。我知道她自幼生活貧苦，如今能如此享受天倫之樂，真的發自內心為她高興。
幾年後，隨著出國留學的大潮，我去了美國。開始的幾年裡，每當我輾轉不同的美國大學和城市，基本上都給她寫封信，告訴她我的近況和新址。從她的回信中，我知道，當時她的丈夫所在的企業效益不好，已經瀕臨倒閉。她的丈夫也在積極準備出國留學，但是簽證卻屢屢遭遇美國大使館的拒籤。為此，他們夫婦十分苦惱。
1990年9月10日，她在一封給我的信中寫到：“今年7月中旬，我去了一趟北京……..乘此機會，我去了一趟大使館，門口熙熙攘攘，簽證的人很多，我想如果你在北京，大家還可以商量一點辦法。看來想要衝過最後一關，還是非常不容易。你們出去了，又對祖國有眷戀之感，但這些在大門口徘徊的人，又是另外一份心情。世界上的事情真是太奇妙了”。收到這封信後的幾年裡，因為彼此工作變動和忙碌，我們的通信聯繫幾乎中斷了。
若干年後，我從其他同學那裡聽說，她的丈夫出國的事情很不順利，而且企業倒閉後，工作處於下崗狀態，一直不太穩定。家裡的財政主要靠她一個人的工資來維持，家庭生活十分節儉。
大概是2001年前後，我突然在電子郵箱裡收到了她發給我的信。她告訴我，是從同年級的陳佐夫(現在中國建設銀行任職，1999-2000年期間曾在美國斯坦福大學進修，其間我和他常有往來)得到了我的聯繫郵箱。失去聯繫多年後，能在高速穿越萬水千山的網絡空間裡重建通訊聯絡，實在讓人對現代科技的發達心懷感恩。
在電子郵件中，她告訴我，她已經離開省委講師團，現在貴州省人民政府法制辦任副主任職務。按照大陸的說法，這個職務屬於副廳局級。遠隔萬里之遙，我為她的職位的變遷而感到欣慰。
過去曾有過擔心，像她這樣才學兼備的人才，在貴州這樣的邊遠省份會被忽略和埋沒。看來，只要是金子，無論放在哪裡，遲早都會發光的。在這方面，上帝通常是公平的。
周大偉
原題
回憶和悼念：
我的大學同桌譚曉玲
2010年11月20日，是我的大學同學譚曉玲逝世5週年的日子。
1979年9月初，我們一起考入位於重慶歌樂山下的西南政法學院法律系。我們被安排在同一個班。在大學一年級的第一個學期裡，我和她曾是同桌。
一、我們的大學生活
譚曉玲，一個來自貴陽的考生，長得秀氣溫婉，稍帶紅暈的圓臉龐上有一雙美目。和擲地有聲的重慶口音不同，她講了一口音調細軟的貴陽話。在大學法律系本來就挺稀有的女生裡，她顯得有些引人注目。最初同桌的幾個禮拜裡，我和她都不知道彼此的年齡。從外表上看，她顯得比我這個在軍艦上當過幾天海軍的男生要年輕一些。
既然是同桌，彼此就免不了要在教室裡交頭接耳地說說話、討論課程問題、交換書籍和課堂筆記等。幾個來回，我就發現有點感覺不太對了。那種從青澀單純衍生出的春意朦朧，好像正在從我們兩張並不靠近的椅子之間，向上冉冉升起。
在課堂以外的場合，我們偶爾相遇時，彼此好像都在羞澀地躲避著彼此的目光。更有意思的是，一天午飯後，我在宿舍窗戶外看到，有一個高大魁梧的男生正和她一邊說話一邊朝宿舍區走來，我當時竟然心裡有一種很不快樂的感覺。
開學第二個星期後，學校就開始辦理家庭困難同學的生活補助。我當時在班裡臨時擔任班幹部，在申請家庭特別補助的同學名單上，我驚訝地看到了譚曉玲的名字。在她填寫的申請表上，我看到她幼年時父親就因病早逝，她的母親是湖北恩施山區的一個小學教師，每月的工資只有20多元錢，家裡還有未成年的弟弟和妹妹。
看到她填寫的這份困難補助申請表，我簡直不敢想象，這樣一個娟秀聰慧的女子，怎麼會有這樣不幸的童年身世和貧困家境。我從小生活在大城市裡，儘管那個年代，家家都不富裕，但自己還從來沒有體驗過衣食之憂。
我當時甚至在腦海裡閃過一個念頭，覺得如果我將來和她真的“好了”的話，說不定能在經濟上照顧她的家人並改善她的困窘。今天看來，這可能是個有點兒滑稽可笑的想法，可在當年那一瞬間，的確很真實。
在後來的相互閒聊中，她告訴我，她的父親早年曾經是個解放軍海軍軍官，但在她幼年時父親就不幸病逝了。母親帶著她和弟弟妹妹在鄉間艱難度日，因為實在無力撫養子女，母親只好在譚曉玲年幼時就把她寄養在貴陽的親戚家裡。
她從小在貴陽長大，貴陽城裡住著她的養父母和表兄妹們。她說，自己的生母和弟弟妹妹還在湖北恩施，她打算明年暑假期間乘船去看看母親和弟弟、妹妹。
作者（後右1）與同桌譚曉玲（前右1）等大學同學春遊。
後來，幾乎就在同一個時間段裡，我和譚曉玲大致都發現了彼此在年齡上的差距。在那個人們的生活方式還非常拘謹保守的年代裡，我比她小三歲（換句話說，她比我大三歲）的事實，對我們二人來說，似乎並不是個愛情“可持續發展”的福音。
更重要的是，我已經發現，在譚曉玲的周圍，還有不少對她表示好感的“適齡男生”，其中不僅有同班、同年級的同學，還有年齡更大更成熟的高年級男生。
這些人攻勢挺猛，我明顯預感到，即使我自己有這份“賊心”，或者也有某種“賊膽”，間或還有與她同桌的優越“地理位置”，恐怕也不是這些人的對手，到最後肯定會“寡不敵眾、落荒而逃”，那還不如早點兒“繳械投降”算了。
就這樣，不知道從哪一天開始，我們之間那種說不清道不白的東西開始凝固住了，我們兩人座椅之間那點兒微弱的朦朧，漸漸歸於平淡。後來的很多日子裡，譚曉玲也一定發現了，這個比她小三歲的同桌男生，表面上看上去挺成熟，其實，他比起高年級以及同年級、同班的那些真正成熟的男生來，畢竟還差得有點兒遠。
後來，我自己也問過自己，這段短暫的春意朦朧，能不能算不算是自己生活經歷中的一次戀愛呢？如果說算的話，大概也只是一次純粹的柏拉圖式的精神戀愛吧！彼此之間，有些羞澀的眼神，有些青春的悸動，還有些同情的愛憐；如果說不算的話，它就好像是昨夜的一陣細雨或微風，還沒有飛揚，就已經翩然而去。
接下來的大學生活裡，我們的關係就像一個彼此信任的異性知己朋友。彼此有什麼事情，也常在一起商量。我發現，這個嬌小柔弱的女同學，內心其實十分要強。我們有時候也會為一些不同的看法產生爭論，有時還爭論得很激烈。在這個後來當了我們的班長的女生面前，我有時也不願示弱，總要竭力表現出自己比她成熟的一面，用今天的話說，就叫“裝”吧，就是漢語拼音裡Zh-u-ang的那個“裝”。
大學的第一個暑假裡，我和同班的幾個同學（何超明、王愛華等）一起結伴乘船，經長江三峽、武漢去廬山旅遊。恰好和乘同一條船去湖北探望母親的譚曉玲相遇。
1980年夏，長江三峽輪船。左起：何超明、作者、王愛華、譚曉玲。
記得船停靠在巴東時，我們看到不遠處有一個瘦瘦的圓臉男孩子在朝我們這個方向揮手。譚曉玲說這個男孩就是她的弟弟，是她母親安排他趕來碼頭接她回家的。
我和何超明還對譚曉玲開玩笑說：“把你弟弟叫過來，我們和他好好談談。讓他叫我們幾聲大哥哥，然後才能把你接走。”譚曉玲笑著下了船，說我們沒出息，就會欺負人家小孩。
大學的最後一年裡，我決定報考北京名校的研究生。在和她的談天時，她告訴我，她也很想考研究生，但是一想到自己母親這一輩子太辛苦了，還有弟弟妹妹需要自己幫助和照顧，決定畢業後就參加工作了，這樣可以減輕一些母親的負擔。
1983年7月初，我收到了中國人民大學寄來的研究生錄取通知書。臨行前，我在沙坪壩百貨商店買了幾個精裝的學習筆記本（這是當年學生們流行的畢業紀念品），其中一個是送給譚曉玲的。我還在扉頁上給她寫了幾個字。
在我離開學校的那天中午，我來到女生宿舍樓門口，告訴門衛老大爺，我想找79級5班的女生譚曉玲上來說幾句話。幾分鐘後，她來了。我告訴她，我今天下午的火車就要去北京了，臨行匆匆，專門來和你道個別，送給你一個小禮物做個紀念。
她當時抱怨我說，你為什麼不早點通知一聲，讓她一點兒沒有準備。她說無論如何一定要回贈給我一個禮物，她讓我等一會兒，她匆忙回到宿舍房間裡，跑上來時氣喘吁吁，臉紅紅的，手裡拿來一個動物毛絨玩具送給我。
我理解她的心情，什麼禮物已經並不重要，只是一份心意。不過，後來，我一看到這個動物玩具，就覺得很有趣。心裡在想：這大概是通常一個大女生會送給小男生的禮物吧！
只是，後來的很多年裡，那個比她小三歲的小男生倒是一直懷揣著一個小小的疑問：憑譚曉玲一個女性的直覺和敏感，在大學一年級開始時那短短的幾個星期的時間裡，她就沒有察覺到同桌的那個男生對她有那麼點兒意思嗎？還有，她自己對這個稍微有點兒幼稚可笑但還不算太糟糕的同桌男生，難道就一點兒意思都沒有嗎？
直到大學畢業，我們誰都沒有打算揭開這個謎底。最後揭開這個謎，那是26年以後的事情了。那時，她已經身患絕症，還是在她臨終前不久的醫院病榻前。
二、美國和中國之間
大學畢業後，我們各奔東西。我在北京讀研究生，然後畢業留校任教。後來知道，譚曉玲在畢業前夕已經訂婚，為了成全對這份婚姻的承諾，她選擇分配回貴陽，在貴州省委講師團工作。
我們之間除了偶爾有些通信外，彼此聯繫不太多了。通過其他同學的渠道，知道她已經在貴陽結婚生女，夫妻恩愛。我知道她自幼生活貧苦，如今能如此享受天倫之樂，真的發自內心為她高興。
幾年後，隨著出國留學的大潮，我去了美國。開始的幾年裡，每當我輾轉不同的美國大學和城市，基本上都給她寫封信，告訴她我的近況和新址。從她的回信中，我知道，當時她的丈夫所在的企業效益不好，已經瀕臨倒閉。她的丈夫也在積極準備出國留學，但是簽證卻屢屢遭遇美國大使館的拒籤。為此，他們夫婦十分苦惱。
1990年9月10日，她在一封給我的信中寫到：“今年7月中旬，我去了一趟北京……..乘此機會，我去了一趟大使館，門口熙熙攘攘，簽證的人很多，我想如果你在北京，大家還可以商量一點辦法。看來想要衝過最後一關，還是非常不容易。你們出去了，又對祖國有眷戀之感，但這些在大門口徘徊的人，又是另外一份心情。世界上的事情真是太奇妙了”。收到這封信後的幾年裡，因為彼此工作變動和忙碌，我們的通信聯繫幾乎中斷了。
若干年後，我從其他同學那裡聽說，她的丈夫出國的事情很不順利，而且企業倒閉後，工作處於下崗狀態，一直不太穩定。家裡的財政主要靠她一個人的工資來維持，家庭生活十分節儉。
大概是2001年前後，我突然在電子郵箱裡收到了她發給我的信。她告訴我，是從同年級的陳佐夫(現在中國建設銀行任職，1999-2000年期間曾在美國斯坦福大學進修，其間我和他常有往來)得到了我的聯繫郵箱。失去聯繫多年後，能在高速穿越萬水千山的網絡空間裡重建通訊聯絡，實在讓人對現代科技的發達心懷感恩。
在電子郵件中，她告訴我，她已經離開省委講師團，現在貴州省人民政府法制辦任副主任職務。按照大陸的說法，這個職務屬於副廳局級。遠隔萬里之遙，我為她的職位的變遷而感到欣慰。
過去曾有過擔心，像她這樣才學兼備的人才，在貴州這樣的邊遠省份會被忽略和埋沒。看來，只要是金子，無論放在哪裡，遲早都會發光的。在這方面，上帝通常是公平的。
2003年夏天和2004年初，我在回國工作旅行期間，在北京見到了她。她當時正在位於北京北海公園附近文津街上的國務院法制辦掛職工作。這是我們自從大學畢業20年後的再次相會。我覺得她的外貌變化並不是很大。儘管她已經是一個副廳級的官員，但無論是夏裝還是冬裝，穿著都很簡樸。
她告訴我，貴州的經濟發展和沿海省市相比，還很落後。如果有合適的海外公司，可以介紹他們去貴州投資辦廠。我很想問問她丈夫的工作近況，看看我是否可以幫幫忙。但話到了嘴邊，又收了回去。我知道她自尊心很強，不到萬不得已，是不會求人相助的。
她告訴我，2004年春天，她要率團來美國考察訪問，但只去美國東部的華盛頓和紐約，不經過美國加州。她問我，從美國帶什麼東西回國比較合適。我告訴她，可以在美國買一些美國生產的維生素，相比國內同類產品，可謂貨真價實；也可以在美國買一個IBMThinpak品牌的手提電腦（當時國內的同類手提電腦價格很貴）。但是，帶回國時，一定注意不要把包裝紙箱等帶回來。否則回國入境時如果被發現的話，可能會被海關以嶄新商品課以重稅，那就不合算了。如果作為隨身辦公用品，是不會被課稅的。
她後來來信告訴我，她在美國為剛上大學的女兒買了一個手提電腦，花去了家裡的大部分積蓄。
記得是2004年底的一天，我在美國接到她發給我的一條短信，說她這幾天正在代表省政府和聚眾請願的出租車司機們談判，累得已經快堅持不住了。
三、難以置信的2005年：
曉玲英年早逝
2005年5月初，我們大學的同班同學們在海南的海口和三亞聚會，幾乎80%以上的同學們都來了。很多人都是畢業22年後第一次見面，聚會活動辦得很順利，大家都高興。
我當時恰好在香港開會辦事，也參加了這次聚會，併為促成這次聚會盡了些努力。但因為公務原因需要返回香港，聚會結束前，我就匆匆離開了。
周大偉
原題
回憶和悼念：
我的大學同桌譚曉玲
2010年11月20日，是我的大學同學譚曉玲逝世5週年的日子。
1979年9月初，我們一起考入位於重慶歌樂山下的西南政法學院法律系。我們被安排在同一個班。在大學一年級的第一個學期裡，我和她曾是同桌。
一、我們的大學生活
譚曉玲，一個來自貴陽的考生，長得秀氣溫婉，稍帶紅暈的圓臉龐上有一雙美目。和擲地有聲的重慶口音不同，她講了一口音調細軟的貴陽話。在大學法律系本來就挺稀有的女生裡，她顯得有些引人注目。最初同桌的幾個禮拜裡，我和她都不知道彼此的年齡。從外表上看，她顯得比我這個在軍艦上當過幾天海軍的男生要年輕一些。
既然是同桌，彼此就免不了要在教室裡交頭接耳地說說話、討論課程問題、交換書籍和課堂筆記等。幾個來回，我就發現有點感覺不太對了。那種從青澀單純衍生出的春意朦朧，好像正在從我們兩張並不靠近的椅子之間，向上冉冉升起。
在課堂以外的場合，我們偶爾相遇時，彼此好像都在羞澀地躲避著彼此的目光。更有意思的是，一天午飯後，我在宿舍窗戶外看到，有一個高大魁梧的男生正和她一邊說話一邊朝宿舍區走來，我當時竟然心裡有一種很不快樂的感覺。
開學第二個星期後，學校就開始辦理家庭困難同學的生活補助。我當時在班裡臨時擔任班幹部，在申請家庭特別補助的同學名單上，我驚訝地看到了譚曉玲的名字。在她填寫的申請表上，我看到她幼年時父親就因病早逝，她的母親是湖北恩施山區的一個小學教師，每月的工資只有20多元錢，家裡還有未成年的弟弟和妹妹。
看到她填寫的這份困難補助申請表，我簡直不敢想象，這樣一個娟秀聰慧的女子，怎麼會有這樣不幸的童年身世和貧困家境。我從小生活在大城市裡，儘管那個年代，家家都不富裕，但自己還從來沒有體驗過衣食之憂。
我當時甚至在腦海裡閃過一個念頭，覺得如果我將來和她真的“好了”的話，說不定能在經濟上照顧她的家人並改善她的困窘。今天看來，這可能是個有點兒滑稽可笑的想法，可在當年那一瞬間，的確很真實。
在後來的相互閒聊中，她告訴我，她的父親早年曾經是個解放軍海軍軍官，但在她幼年時父親就不幸病逝了。母親帶著她和弟弟妹妹在鄉間艱難度日，因為實在無力撫養子女，母親只好在譚曉玲年幼時就把她寄養在貴陽的親戚家裡。
她從小在貴陽長大，貴陽城裡住著她的養父母和表兄妹們。她說，自己的生母和弟弟妹妹還在湖北恩施，她打算明年暑假期間乘船去看看母親和弟弟、妹妹。
作者（後右1）與同桌譚曉玲（前右1）等大學同學春遊。
後來，幾乎就在同一個時間段裡，我和譚曉玲大致都發現了彼此在年齡上的差距。在那個人們的生活方式還非常拘謹保守的年代裡，我比她小三歲（換句話說，她比我大三歲）的事實，對我們二人來說，似乎並不是個愛情“可持續發展”的福音。
更重要的是，我已經發現，在譚曉玲的周圍，還有不少對她表示好感的“適齡男生”，其中不僅有同班、同年級的同學，還有年齡更大更成熟的高年級男生。
這些人攻勢挺猛，我明顯預感到，即使我自己有這份“賊心”，或者也有某種“賊膽”，間或還有與她同桌的優越“地理位置”，恐怕也不是這些人的對手，到最後肯定會“寡不敵眾、落荒而逃”，那還不如早點兒“繳械投降”算了。
就這樣，不知道從哪一天開始，我們之間那種說不清道不白的東西開始凝固住了，我們兩人座椅之間那點兒微弱的朦朧，漸漸歸於平淡。後來的很多日子裡，譚曉玲也一定發現了，這個比她小三歲的同桌男生，表面上看上去挺成熟，其實，他比起高年級以及同年級、同班的那些真正成熟的男生來，畢竟還差得有點兒遠。
後來，我自己也問過自己，這段短暫的春意朦朧，能不能算不算是自己生活經歷中的一次戀愛呢？如果說算的話，大概也只是一次純粹的柏拉圖式的精神戀愛吧！彼此之間，有些羞澀的眼神，有些青春的悸動，還有些同情的愛憐；如果說不算的話，它就好像是昨夜的一陣細雨或微風，還沒有飛揚，就已經翩然而去。
接下來的大學生活裡，我們的關係就像一個彼此信任的異性知己朋友。彼此有什麼事情，也常在一起商量。我發現，這個嬌小柔弱的女同學，內心其實十分要強。我們有時候也會為一些不同的看法產生爭論，有時還爭論得很激烈。在這個後來當了我們的班長的女生面前，我有時也不願示弱，總要竭力表現出自己比她成熟的一面，用今天的話說，就叫“裝”吧，就是漢語拼音裡Zh-u-ang的那個“裝”。
大學的第一個暑假裡，我和同班的幾個同學（何超明、王愛華等）一起結伴乘船，經長江三峽、武漢去廬山旅遊。恰好和乘同一條船去湖北探望母親的譚曉玲相遇。
1980年夏，長江三峽輪船。左起：何超明、作者、王愛華、譚曉玲。
記得船停靠在巴東時，我們看到不遠處有一個瘦瘦的圓臉男孩子在朝我們這個方向揮手。譚曉玲說這個男孩就是她的弟弟，是她母親安排他趕來碼頭接她回家的。
我和何超明還對譚曉玲開玩笑說：“把你弟弟叫過來，我們和他好好談談。讓他叫我們幾聲大哥哥，然後才能把你接走。”譚曉玲笑著下了船，說我們沒出息，就會欺負人家小孩。
大學的最後一年裡，我決定報考北京名校的研究生。在和她的談天時，她告訴我，她也很想考研究生，但是一想到自己母親這一輩子太辛苦了，還有弟弟妹妹需要自己幫助和照顧，決定畢業後就參加工作了，這樣可以減輕一些母親的負擔。
1983年7月初，我收到了中國人民大學寄來的研究生錄取通知書。臨行前，我在沙坪壩百貨商店買了幾個精裝的學習筆記本（這是當年學生們流行的畢業紀念品），其中一個是送給譚曉玲的。我還在扉頁上給她寫了幾個字。
在我離開學校的那天中午，我來到女生宿舍樓門口，告訴門衛老大爺，我想找79級5班的女生譚曉玲上來說幾句話。幾分鐘後，她來了。我告訴她，我今天下午的火車就要去北京了，臨行匆匆，專門來和你道個別，送給你一個小禮物做個紀念。
她當時抱怨我說，你為什麼不早點通知一聲，讓她一點兒沒有準備。她說無論如何一定要回贈給我一個禮物，她讓我等一會兒，她匆忙回到宿舍房間裡，跑上來時氣喘吁吁，臉紅紅的，手裡拿來一個動物毛絨玩具送給我。
我理解她的心情，什麼禮物已經並不重要，只是一份心意。不過，後來，我一看到這個動物玩具，就覺得很有趣。心裡在想：這大概是通常一個大女生會送給小男生的禮物吧！
只是，後來的很多年裡，那個比她小三歲的小男生倒是一直懷揣著一個小小的疑問：憑譚曉玲一個女性的直覺和敏感，在大學一年級開始時那短短的幾個星期的時間裡，她就沒有察覺到同桌的那個男生對她有那麼點兒意思嗎？還有，她自己對這個稍微有點兒幼稚可笑但還不算太糟糕的同桌男生，難道就一點兒意思都沒有嗎？
直到大學畢業，我們誰都沒有打算揭開這個謎底。最後揭開這個謎，那是26年以後的事情了。那時，她已經身患絕症，還是在她臨終前不久的醫院病榻前。
二、美國和中國之間
大學畢業後，我們各奔東西。我在北京讀研究生，然後畢業留校任教。後來知道，譚曉玲在畢業前夕已經訂婚，為了成全對這份婚姻的承諾，她選擇分配回貴陽，在貴州省委講師團工作。
我們之間除了偶爾有些通信外，彼此聯繫不太多了。通過其他同學的渠道，知道她已經在貴陽結婚生女，夫妻恩愛。我知道她自幼生活貧苦，如今能如此享受天倫之樂，真的發自內心為她高興。
幾年後，隨著出國留學的大潮，我去了美國。開始的幾年裡，每當我輾轉不同的美國大學和城市，基本上都給她寫封信，告訴她我的近況和新址。從她的回信中，我知道，當時她的丈夫所在的企業效益不好，已經瀕臨倒閉。她的丈夫也在積極準備出國留學，但是簽證卻屢屢遭遇美國大使館的拒籤。為此，他們夫婦十分苦惱。
1990年9月10日，她在一封給我的信中寫到：“今年7月中旬，我去了一趟北京……..乘此機會，我去了一趟大使館，門口熙熙攘攘，簽證的人很多，我想如果你在北京，大家還可以商量一點辦法。看來想要衝過最後一關，還是非常不容易。你們出去了，又對祖國有眷戀之感，但這些在大門口徘徊的人，又是另外一份心情。世界上的事情真是太奇妙了”。收到這封信後的幾年裡，因為彼此工作變動和忙碌，我們的通信聯繫幾乎中斷了。
若干年後，我從其他同學那裡聽說，她的丈夫出國的事情很不順利，而且企業倒閉後，工作處於下崗狀態，一直不太穩定。家裡的財政主要靠她一個人的工資來維持，家庭生活十分節儉。
大概是2001年前後，我突然在電子郵箱裡收到了她發給我的信。她告訴我，是從同年級的陳佐夫(現在中國建設銀行任職，1999-2000年期間曾在美國斯坦福大學進修，其間我和他常有往來)得到了我的聯繫郵箱。失去聯繫多年後，能在高速穿越萬水千山的網絡空間裡重建通訊聯絡，實在讓人對現代科技的發達心懷感恩。
在電子郵件中，她告訴我，她已經離開省委講師團，現在貴州省人民政府法制辦任副主任職務。按照大陸的說法，這個職務屬於副廳局級。遠隔萬里之遙，我為她的職位的變遷而感到欣慰。
過去曾有過擔心，像她這樣才學兼備的人才，在貴州這樣的邊遠省份會被忽略和埋沒。看來，只要是金子，無論放在哪裡，遲早都會發光的。在這方面，上帝通常是公平的。
2003年夏天和2004年初，我在回國工作旅行期間，在北京見到了她。她當時正在位於北京北海公園附近文津街上的國務院法制辦掛職工作。這是我們自從大學畢業20年後的再次相會。我覺得她的外貌變化並不是很大。儘管她已經是一個副廳級的官員，但無論是夏裝還是冬裝，穿著都很簡樸。
她告訴我，貴州的經濟發展和沿海省市相比，還很落後。如果有合適的海外公司，可以介紹他們去貴州投資辦廠。我很想問問她丈夫的工作近況，看看我是否可以幫幫忙。但話到了嘴邊，又收了回去。我知道她自尊心很強，不到萬不得已，是不會求人相助的。
她告訴我，2004年春天，她要率團來美國考察訪問，但只去美國東部的華盛頓和紐約，不經過美國加州。她問我，從美國帶什麼東西回國比較合適。我告訴她，可以在美國買一些美國生產的維生素，相比國內同類產品，可謂貨真價實；也可以在美國買一個IBMThinpak品牌的手提電腦（當時國內的同類手提電腦價格很貴）。但是，帶回國時，一定注意不要把包裝紙箱等帶回來。否則回國入境時如果被發現的話，可能會被海關以嶄新商品課以重稅，那就不合算了。如果作為隨身辦公用品，是不會被課稅的。
她後來來信告訴我，她在美國為剛上大學的女兒買了一個手提電腦，花去了家裡的大部分積蓄。
記得是2004年底的一天，我在美國接到她發給我的一條短信，說她這幾天正在代表省政府和聚眾請願的出租車司機們談判，累得已經快堅持不住了。
三、難以置信的2005年：
曉玲英年早逝
2005年5月初，我們大學的同班同學們在海南的海口和三亞聚會，幾乎80%以上的同學們都來了。很多人都是畢業22年後第一次見面，聚會活動辦得很順利，大家都高興。
我當時恰好在香港開會辦事，也參加了這次聚會，併為促成這次聚會盡了些努力。但因為公務原因需要返回香港，聚會結束前，我就匆匆離開了。
幾天後，我收到曉玲的電子郵件。信中說：
大偉：你好！這次海南之行感覺何如？和同學22年未見面，變化很大嗎？因為你走得急，來不及聊細節，那天晚上狂歡，噪音特大，也不是談話的時間。你們走後，我和劉榮軍、段書臣以及成都的一群人是晚上的飛機，最後離開三亞。每每送走一批人，我心裡都特別感慨，同學之間的情意還是很深的。從中午大家告別開始，不知誰提議：給個擁抱，於是乎男生、女生都大大方方的以擁抱告別。這種方式對你來說可能不陌生，海外生活多年，見多了。我還有一點不習慣。但是同學之間的真情感動了我，最後，在那種氛圍下，我的眼淚都差一點掉了下來。有時大家也拿我來開開心，我已經年過半百了，無所謂了，只要大家高興，我也高興。你為促成大家聚會，付出了不少努力。劉榮軍、段書臣費了不少的心，對此表示深深的謝意。最近，經常收到劉教授的詩，看來人到中年開始喜歡回憶過去了。祝你香港之行順利！曉玲 2005年5月17日
我回復說，我7月初有機會去貴陽工作旅行，希望能在貴陽重逢時面敘。
7月初，我抵達貴陽。曉玲帶著駕駛員來機場接我。離開貴陽時，她和她的丈夫大清早趕來機場為我送行。可能是早晨匆匆趕來送我，她丈夫穿了一雙拖鞋就來了。譚曉玲當著我的面還抱怨自己的丈夫失禮。他們夫妻二人給我的印象是，儘管她的丈夫比她年齡大些，但看上去她像是個姐姐，她丈夫像是個單純頑皮的弟弟。
我在貴陽期間，我和曉玲在酒店裡有過兩次長談。我們共同回憶了很多大學時的往事，談到了這些年裡我們各自經歷的風風雨雨，甚至還談到了當年在大學時與各自交臂而過的幾次姻緣，幾乎該聊的都聊到了，唯獨沒有談到我們兩個人同桌時的那段微妙朦朧的時光。這麼多年走南闖北、經過風雨見過世面的我，在她眼裡大概已經是成熟了，顯然不再是當年那個有點兒幼稚可笑的同桌大男孩了。
周大偉
原題
回憶和悼念：
我的大學同桌譚曉玲
2010年11月20日，是我的大學同學譚曉玲逝世5週年的日子。
1979年9月初，我們一起考入位於重慶歌樂山下的西南政法學院法律系。我們被安排在同一個班。在大學一年級的第一個學期裡，我和她曾是同桌。
一、我們的大學生活
譚曉玲，一個來自貴陽的考生，長得秀氣溫婉，稍帶紅暈的圓臉龐上有一雙美目。和擲地有聲的重慶口音不同，她講了一口音調細軟的貴陽話。在大學法律系本來就挺稀有的女生裡，她顯得有些引人注目。最初同桌的幾個禮拜裡，我和她都不知道彼此的年齡。從外表上看，她顯得比我這個在軍艦上當過幾天海軍的男生要年輕一些。
既然是同桌，彼此就免不了要在教室裡交頭接耳地說說話、討論課程問題、交換書籍和課堂筆記等。幾個來回，我就發現有點感覺不太對了。那種從青澀單純衍生出的春意朦朧，好像正在從我們兩張並不靠近的椅子之間，向上冉冉升起。
在課堂以外的場合，我們偶爾相遇時，彼此好像都在羞澀地躲避著彼此的目光。更有意思的是，一天午飯後，我在宿舍窗戶外看到，有一個高大魁梧的男生正和她一邊說話一邊朝宿舍區走來，我當時竟然心裡有一種很不快樂的感覺。
開學第二個星期後，學校就開始辦理家庭困難同學的生活補助。我當時在班裡臨時擔任班幹部，在申請家庭特別補助的同學名單上，我驚訝地看到了譚曉玲的名字。在她填寫的申請表上，我看到她幼年時父親就因病早逝，她的母親是湖北恩施山區的一個小學教師，每月的工資只有20多元錢，家裡還有未成年的弟弟和妹妹。
看到她填寫的這份困難補助申請表，我簡直不敢想象，這樣一個娟秀聰慧的女子，怎麼會有這樣不幸的童年身世和貧困家境。我從小生活在大城市裡，儘管那個年代，家家都不富裕，但自己還從來沒有體驗過衣食之憂。
我當時甚至在腦海裡閃過一個念頭，覺得如果我將來和她真的“好了”的話，說不定能在經濟上照顧她的家人並改善她的困窘。今天看來，這可能是個有點兒滑稽可笑的想法，可在當年那一瞬間，的確很真實。
在後來的相互閒聊中，她告訴我，她的父親早年曾經是個解放軍海軍軍官，但在她幼年時父親就不幸病逝了。母親帶著她和弟弟妹妹在鄉間艱難度日，因為實在無力撫養子女，母親只好在譚曉玲年幼時就把她寄養在貴陽的親戚家裡。
她從小在貴陽長大，貴陽城裡住著她的養父母和表兄妹們。她說，自己的生母和弟弟妹妹還在湖北恩施，她打算明年暑假期間乘船去看看母親和弟弟、妹妹。
作者（後右1）與同桌譚曉玲（前右1）等大學同學春遊。
後來，幾乎就在同一個時間段裡，我和譚曉玲大致都發現了彼此在年齡上的差距。在那個人們的生活方式還非常拘謹保守的年代裡，我比她小三歲（換句話說，她比我大三歲）的事實，對我們二人來說，似乎並不是個愛情“可持續發展”的福音。
更重要的是，我已經發現，在譚曉玲的周圍，還有不少對她表示好感的“適齡男生”，其中不僅有同班、同年級的同學，還有年齡更大更成熟的高年級男生。
這些人攻勢挺猛，我明顯預感到，即使我自己有這份“賊心”，或者也有某種“賊膽”，間或還有與她同桌的優越“地理位置”，恐怕也不是這些人的對手，到最後肯定會“寡不敵眾、落荒而逃”，那還不如早點兒“繳械投降”算了。
就這樣，不知道從哪一天開始，我們之間那種說不清道不白的東西開始凝固住了，我們兩人座椅之間那點兒微弱的朦朧，漸漸歸於平淡。後來的很多日子裡，譚曉玲也一定發現了，這個比她小三歲的同桌男生，表面上看上去挺成熟，其實，他比起高年級以及同年級、同班的那些真正成熟的男生來，畢竟還差得有點兒遠。
後來，我自己也問過自己，這段短暫的春意朦朧，能不能算不算是自己生活經歷中的一次戀愛呢？如果說算的話，大概也只是一次純粹的柏拉圖式的精神戀愛吧！彼此之間，有些羞澀的眼神，有些青春的悸動，還有些同情的愛憐；如果說不算的話，它就好像是昨夜的一陣細雨或微風，還沒有飛揚，就已經翩然而去。
接下來的大學生活裡，我們的關係就像一個彼此信任的異性知己朋友。彼此有什麼事情，也常在一起商量。我發現，這個嬌小柔弱的女同學，內心其實十分要強。我們有時候也會為一些不同的看法產生爭論，有時還爭論得很激烈。在這個後來當了我們的班長的女生面前，我有時也不願示弱，總要竭力表現出自己比她成熟的一面，用今天的話說，就叫“裝”吧，就是漢語拼音裡Zh-u-ang的那個“裝”。
大學的第一個暑假裡，我和同班的幾個同學（何超明、王愛華等）一起結伴乘船，經長江三峽、武漢去廬山旅遊。恰好和乘同一條船去湖北探望母親的譚曉玲相遇。
1980年夏，長江三峽輪船。左起：何超明、作者、王愛華、譚曉玲。
記得船停靠在巴東時，我們看到不遠處有一個瘦瘦的圓臉男孩子在朝我們這個方向揮手。譚曉玲說這個男孩就是她的弟弟，是她母親安排他趕來碼頭接她回家的。
我和何超明還對譚曉玲開玩笑說：“把你弟弟叫過來，我們和他好好談談。讓他叫我們幾聲大哥哥，然後才能把你接走。”譚曉玲笑著下了船，說我們沒出息，就會欺負人家小孩。
大學的最後一年裡，我決定報考北京名校的研究生。在和她的談天時，她告訴我，她也很想考研究生，但是一想到自己母親這一輩子太辛苦了，還有弟弟妹妹需要自己幫助和照顧，決定畢業後就參加工作了，這樣可以減輕一些母親的負擔。
1983年7月初，我收到了中國人民大學寄來的研究生錄取通知書。臨行前，我在沙坪壩百貨商店買了幾個精裝的學習筆記本（這是當年學生們流行的畢業紀念品），其中一個是送給譚曉玲的。我還在扉頁上給她寫了幾個字。
在我離開學校的那天中午，我來到女生宿舍樓門口，告訴門衛老大爺，我想找79級5班的女生譚曉玲上來說幾句話。幾分鐘後，她來了。我告訴她，我今天下午的火車就要去北京了，臨行匆匆，專門來和你道個別，送給你一個小禮物做個紀念。
她當時抱怨我說，你為什麼不早點通知一聲，讓她一點兒沒有準備。她說無論如何一定要回贈給我一個禮物，她讓我等一會兒，她匆忙回到宿舍房間裡，跑上來時氣喘吁吁，臉紅紅的，手裡拿來一個動物毛絨玩具送給我。
我理解她的心情，什麼禮物已經並不重要，只是一份心意。不過，後來，我一看到這個動物玩具，就覺得很有趣。心裡在想：這大概是通常一個大女生會送給小男生的禮物吧！
只是，後來的很多年裡，那個比她小三歲的小男生倒是一直懷揣著一個小小的疑問：憑譚曉玲一個女性的直覺和敏感，在大學一年級開始時那短短的幾個星期的時間裡，她就沒有察覺到同桌的那個男生對她有那麼點兒意思嗎？還有，她自己對這個稍微有點兒幼稚可笑但還不算太糟糕的同桌男生，難道就一點兒意思都沒有嗎？
直到大學畢業，我們誰都沒有打算揭開這個謎底。最後揭開這個謎，那是26年以後的事情了。那時，她已經身患絕症，還是在她臨終前不久的醫院病榻前。
二、美國和中國之間
大學畢業後，我們各奔東西。我在北京讀研究生，然後畢業留校任教。後來知道，譚曉玲在畢業前夕已經訂婚，為了成全對這份婚姻的承諾，她選擇分配回貴陽，在貴州省委講師團工作。
我們之間除了偶爾有些通信外，彼此聯繫不太多了。通過其他同學的渠道，知道她已經在貴陽結婚生女，夫妻恩愛。我知道她自幼生活貧苦，如今能如此享受天倫之樂，真的發自內心為她高興。
幾年後，隨著出國留學的大潮，我去了美國。開始的幾年裡，每當我輾轉不同的美國大學和城市，基本上都給她寫封信，告訴她我的近況和新址。從她的回信中，我知道，當時她的丈夫所在的企業效益不好，已經瀕臨倒閉。她的丈夫也在積極準備出國留學，但是簽證卻屢屢遭遇美國大使館的拒籤。為此，他們夫婦十分苦惱。
1990年9月10日，她在一封給我的信中寫到：“今年7月中旬，我去了一趟北京……..乘此機會，我去了一趟大使館，門口熙熙攘攘，簽證的人很多，我想如果你在北京，大家還可以商量一點辦法。看來想要衝過最後一關，還是非常不容易。你們出去了，又對祖國有眷戀之感，但這些在大門口徘徊的人，又是另外一份心情。世界上的事情真是太奇妙了”。收到這封信後的幾年裡，因為彼此工作變動和忙碌，我們的通信聯繫幾乎中斷了。
若干年後，我從其他同學那裡聽說，她的丈夫出國的事情很不順利，而且企業倒閉後，工作處於下崗狀態，一直不太穩定。家裡的財政主要靠她一個人的工資來維持，家庭生活十分節儉。
大概是2001年前後，我突然在電子郵箱裡收到了她發給我的信。她告訴我，是從同年級的陳佐夫(現在中國建設銀行任職，1999-2000年期間曾在美國斯坦福大學進修，其間我和他常有往來)得到了我的聯繫郵箱。失去聯繫多年後，能在高速穿越萬水千山的網絡空間裡重建通訊聯絡，實在讓人對現代科技的發達心懷感恩。
在電子郵件中，她告訴我，她已經離開省委講師團，現在貴州省人民政府法制辦任副主任職務。按照大陸的說法，這個職務屬於副廳局級。遠隔萬里之遙，我為她的職位的變遷而感到欣慰。
過去曾有過擔心，像她這樣才學兼備的人才，在貴州這樣的邊遠省份會被忽略和埋沒。看來，只要是金子，無論放在哪裡，遲早都會發光的。在這方面，上帝通常是公平的。
2003年夏天和2004年初，我在回國工作旅行期間，在北京見到了她。她當時正在位於北京北海公園附近文津街上的國務院法制辦掛職工作。這是我們自從大學畢業20年後的再次相會。我覺得她的外貌變化並不是很大。儘管她已經是一個副廳級的官員，但無論是夏裝還是冬裝，穿著都很簡樸。
她告訴我，貴州的經濟發展和沿海省市相比，還很落後。如果有合適的海外公司，可以介紹他們去貴州投資辦廠。我很想問問她丈夫的工作近況，看看我是否可以幫幫忙。但話到了嘴邊，又收了回去。我知道她自尊心很強，不到萬不得已，是不會求人相助的。
她告訴我，2004年春天，她要率團來美國考察訪問，但只去美國東部的華盛頓和紐約，不經過美國加州。她問我，從美國帶什麼東西回國比較合適。我告訴她，可以在美國買一些美國生產的維生素，相比國內同類產品，可謂貨真價實；也可以在美國買一個IBMThinpak品牌的手提電腦（當時國內的同類手提電腦價格很貴）。但是，帶回國時，一定注意不要把包裝紙箱等帶回來。否則回國入境時如果被發現的話，可能會被海關以嶄新商品課以重稅，那就不合算了。如果作為隨身辦公用品，是不會被課稅的。
她後來來信告訴我，她在美國為剛上大學的女兒買了一個手提電腦，花去了家裡的大部分積蓄。
記得是2004年底的一天，我在美國接到她發給我的一條短信，說她這幾天正在代表省政府和聚眾請願的出租車司機們談判，累得已經快堅持不住了。
三、難以置信的2005年：
曉玲英年早逝
2005年5月初，我們大學的同班同學們在海南的海口和三亞聚會，幾乎80%以上的同學們都來了。很多人都是畢業22年後第一次見面，聚會活動辦得很順利，大家都高興。
我當時恰好在香港開會辦事，也參加了這次聚會，併為促成這次聚會盡了些努力。但因為公務原因需要返回香港，聚會結束前，我就匆匆離開了。
幾天後，我收到曉玲的電子郵件。信中說：
大偉：你好！這次海南之行感覺何如？和同學22年未見面，變化很大嗎？因為你走得急，來不及聊細節，那天晚上狂歡，噪音特大，也不是談話的時間。你們走後，我和劉榮軍、段書臣以及成都的一群人是晚上的飛機，最後離開三亞。每每送走一批人，我心裡都特別感慨，同學之間的情意還是很深的。從中午大家告別開始，不知誰提議：給個擁抱，於是乎男生、女生都大大方方的以擁抱告別。這種方式對你來說可能不陌生，海外生活多年，見多了。我還有一點不習慣。但是同學之間的真情感動了我，最後，在那種氛圍下，我的眼淚都差一點掉了下來。有時大家也拿我來開開心，我已經年過半百了，無所謂了，只要大家高興，我也高興。你為促成大家聚會，付出了不少努力。劉榮軍、段書臣費了不少的心，對此表示深深的謝意。最近，經常收到劉教授的詩，看來人到中年開始喜歡回憶過去了。祝你香港之行順利！曉玲 2005年5月17日
我回復說，我7月初有機會去貴陽工作旅行，希望能在貴陽重逢時面敘。
7月初，我抵達貴陽。曉玲帶著駕駛員來機場接我。離開貴陽時，她和她的丈夫大清早趕來機場為我送行。可能是早晨匆匆趕來送我，她丈夫穿了一雙拖鞋就來了。譚曉玲當著我的面還抱怨自己的丈夫失禮。他們夫妻二人給我的印象是，儘管她的丈夫比她年齡大些，但看上去她像是個姐姐，她丈夫像是個單純頑皮的弟弟。
我在貴陽期間，我和曉玲在酒店裡有過兩次長談。我們共同回憶了很多大學時的往事，談到了這些年裡我們各自經歷的風風雨雨，甚至還談到了當年在大學時與各自交臂而過的幾次姻緣，幾乎該聊的都聊到了，唯獨沒有談到我們兩個人同桌時的那段微妙朦朧的時光。這麼多年走南闖北、經過風雨見過世面的我，在她眼裡大概已經是成熟了，顯然不再是當年那個有點兒幼稚可笑的同桌大男孩了。
人生在世，同學一場，緣分難得。有人說，無論你走到世界哪個角落，只有能找到同學和同鄉，就像找到了自己的兄弟姐妹，這話有些道理。不過，我和曉玲也同時覺得，世事滄桑、人心難料，有時也會有些極個別的例外。
在貴陽期間，我幾乎一點也沒有發現曉玲有什麼病狀。她告訴我，8月份她還要去美國訪問一次，這次我們十有八九能在美國加州見面了。我告訴她，屆時我一定要請你在美國吃當地最有名的牛排和太平洋大海蟹。
天知道，在我們這次分手後的幾個月裡，竟發生了所有人做夢都想不到的事情：譚曉玲此時其實已經身患絕症，死神正在向她步步逼近，此時此刻，距離她告別這個她熱愛的世界，其實只剩下四個多月的時間了。
8月中旬的一天，我在美國接到曉玲發來的一個手機短信：
大偉，我最近體檢時發現身體出了問題，已來到北京住院治療。美國之行只好取消了。你回國時，我們能在北京見一面。曉玲。
看到這條手機短信，我的直覺告訴我，實際情況可能不像她短信中講得這麼輕鬆。我隨後給在國內的同學打電話詢問，他們都說不知道譚曉玲患病的事情。
幾天後，我終於按捺不住，從美國撥通了她在貴陽的手機，是她丈夫接的。電話裡，她先生說，曉玲現在北大醫院，一小時前剛剛被推進手術室，已經確診是癌症中晚期。
8月底，我在北京北大醫院的病房裡見到譚曉玲。當時她的狀況還平穩。她甚至告訴我，回到貴陽後，很快就會去上班的。她的丈夫和女兒在一旁勸她先把身體養好，不要再想單位工作的事。
我知道他們一家人幾天後就要返回貴陽了，我想請他們去聽一次北京音樂廳的音樂會，這樣對舒緩病人的精神有益處。曉玲很想去，但醫生不同意手術後的病人此時晚間外出。我們約好，下次來京時一定去國家大劇院看看。
周大偉
原題
回憶和悼念：
我的大學同桌譚曉玲
2010年11月20日，是我的大學同學譚曉玲逝世5週年的日子。
1979年9月初，我們一起考入位於重慶歌樂山下的西南政法學院法律系。我們被安排在同一個班。在大學一年級的第一個學期裡，我和她曾是同桌。
一、我們的大學生活
譚曉玲，一個來自貴陽的考生，長得秀氣溫婉，稍帶紅暈的圓臉龐上有一雙美目。和擲地有聲的重慶口音不同，她講了一口音調細軟的貴陽話。在大學法律系本來就挺稀有的女生裡，她顯得有些引人注目。最初同桌的幾個禮拜裡，我和她都不知道彼此的年齡。從外表上看，她顯得比我這個在軍艦上當過幾天海軍的男生要年輕一些。
既然是同桌，彼此就免不了要在教室裡交頭接耳地說說話、討論課程問題、交換書籍和課堂筆記等。幾個來回，我就發現有點感覺不太對了。那種從青澀單純衍生出的春意朦朧，好像正在從我們兩張並不靠近的椅子之間，向上冉冉升起。
在課堂以外的場合，我們偶爾相遇時，彼此好像都在羞澀地躲避著彼此的目光。更有意思的是，一天午飯後，我在宿舍窗戶外看到，有一個高大魁梧的男生正和她一邊說話一邊朝宿舍區走來，我當時竟然心裡有一種很不快樂的感覺。
開學第二個星期後，學校就開始辦理家庭困難同學的生活補助。我當時在班裡臨時擔任班幹部，在申請家庭特別補助的同學名單上，我驚訝地看到了譚曉玲的名字。在她填寫的申請表上，我看到她幼年時父親就因病早逝，她的母親是湖北恩施山區的一個小學教師，每月的工資只有20多元錢，家裡還有未成年的弟弟和妹妹。
看到她填寫的這份困難補助申請表，我簡直不敢想象，這樣一個娟秀聰慧的女子，怎麼會有這樣不幸的童年身世和貧困家境。我從小生活在大城市裡，儘管那個年代，家家都不富裕，但自己還從來沒有體驗過衣食之憂。
我當時甚至在腦海裡閃過一個念頭，覺得如果我將來和她真的“好了”的話，說不定能在經濟上照顧她的家人並改善她的困窘。今天看來，這可能是個有點兒滑稽可笑的想法，可在當年那一瞬間，的確很真實。
在後來的相互閒聊中，她告訴我，她的父親早年曾經是個解放軍海軍軍官，但在她幼年時父親就不幸病逝了。母親帶著她和弟弟妹妹在鄉間艱難度日，因為實在無力撫養子女，母親只好在譚曉玲年幼時就把她寄養在貴陽的親戚家裡。
她從小在貴陽長大，貴陽城裡住著她的養父母和表兄妹們。她說，自己的生母和弟弟妹妹還在湖北恩施，她打算明年暑假期間乘船去看看母親和弟弟、妹妹。
作者（後右1）與同桌譚曉玲（前右1）等大學同學春遊。
後來，幾乎就在同一個時間段裡，我和譚曉玲大致都發現了彼此在年齡上的差距。在那個人們的生活方式還非常拘謹保守的年代裡，我比她小三歲（換句話說，她比我大三歲）的事實，對我們二人來說，似乎並不是個愛情“可持續發展”的福音。
更重要的是，我已經發現，在譚曉玲的周圍，還有不少對她表示好感的“適齡男生”，其中不僅有同班、同年級的同學，還有年齡更大更成熟的高年級男生。
這些人攻勢挺猛，我明顯預感到，即使我自己有這份“賊心”，或者也有某種“賊膽”，間或還有與她同桌的優越“地理位置”，恐怕也不是這些人的對手，到最後肯定會“寡不敵眾、落荒而逃”，那還不如早點兒“繳械投降”算了。
就這樣，不知道從哪一天開始，我們之間那種說不清道不白的東西開始凝固住了，我們兩人座椅之間那點兒微弱的朦朧，漸漸歸於平淡。後來的很多日子裡，譚曉玲也一定發現了，這個比她小三歲的同桌男生，表面上看上去挺成熟，其實，他比起高年級以及同年級、同班的那些真正成熟的男生來，畢竟還差得有點兒遠。
後來，我自己也問過自己，這段短暫的春意朦朧，能不能算不算是自己生活經歷中的一次戀愛呢？如果說算的話，大概也只是一次純粹的柏拉圖式的精神戀愛吧！彼此之間，有些羞澀的眼神，有些青春的悸動，還有些同情的愛憐；如果說不算的話，它就好像是昨夜的一陣細雨或微風，還沒有飛揚，就已經翩然而去。
接下來的大學生活裡，我們的關係就像一個彼此信任的異性知己朋友。彼此有什麼事情，也常在一起商量。我發現，這個嬌小柔弱的女同學，內心其實十分要強。我們有時候也會為一些不同的看法產生爭論，有時還爭論得很激烈。在這個後來當了我們的班長的女生面前，我有時也不願示弱，總要竭力表現出自己比她成熟的一面，用今天的話說，就叫“裝”吧，就是漢語拼音裡Zh-u-ang的那個“裝”。
大學的第一個暑假裡，我和同班的幾個同學（何超明、王愛華等）一起結伴乘船，經長江三峽、武漢去廬山旅遊。恰好和乘同一條船去湖北探望母親的譚曉玲相遇。
1980年夏，長江三峽輪船。左起：何超明、作者、王愛華、譚曉玲。
記得船停靠在巴東時，我們看到不遠處有一個瘦瘦的圓臉男孩子在朝我們這個方向揮手。譚曉玲說這個男孩就是她的弟弟，是她母親安排他趕來碼頭接她回家的。
我和何超明還對譚曉玲開玩笑說：“把你弟弟叫過來，我們和他好好談談。讓他叫我們幾聲大哥哥，然後才能把你接走。”譚曉玲笑著下了船，說我們沒出息，就會欺負人家小孩。
大學的最後一年裡，我決定報考北京名校的研究生。在和她的談天時，她告訴我，她也很想考研究生，但是一想到自己母親這一輩子太辛苦了，還有弟弟妹妹需要自己幫助和照顧，決定畢業後就參加工作了，這樣可以減輕一些母親的負擔。
1983年7月初，我收到了中國人民大學寄來的研究生錄取通知書。臨行前，我在沙坪壩百貨商店買了幾個精裝的學習筆記本（這是當年學生們流行的畢業紀念品），其中一個是送給譚曉玲的。我還在扉頁上給她寫了幾個字。
在我離開學校的那天中午，我來到女生宿舍樓門口，告訴門衛老大爺，我想找79級5班的女生譚曉玲上來說幾句話。幾分鐘後，她來了。我告訴她，我今天下午的火車就要去北京了，臨行匆匆，專門來和你道個別，送給你一個小禮物做個紀念。
她當時抱怨我說，你為什麼不早點通知一聲，讓她一點兒沒有準備。她說無論如何一定要回贈給我一個禮物，她讓我等一會兒，她匆忙回到宿舍房間裡，跑上來時氣喘吁吁，臉紅紅的，手裡拿來一個動物毛絨玩具送給我。
我理解她的心情，什麼禮物已經並不重要，只是一份心意。不過，後來，我一看到這個動物玩具，就覺得很有趣。心裡在想：這大概是通常一個大女生會送給小男生的禮物吧！
只是，後來的很多年裡，那個比她小三歲的小男生倒是一直懷揣著一個小小的疑問：憑譚曉玲一個女性的直覺和敏感，在大學一年級開始時那短短的幾個星期的時間裡，她就沒有察覺到同桌的那個男生對她有那麼點兒意思嗎？還有，她自己對這個稍微有點兒幼稚可笑但還不算太糟糕的同桌男生，難道就一點兒意思都沒有嗎？
直到大學畢業，我們誰都沒有打算揭開這個謎底。最後揭開這個謎，那是26年以後的事情了。那時，她已經身患絕症，還是在她臨終前不久的醫院病榻前。
二、美國和中國之間
大學畢業後，我們各奔東西。我在北京讀研究生，然後畢業留校任教。後來知道，譚曉玲在畢業前夕已經訂婚，為了成全對這份婚姻的承諾，她選擇分配回貴陽，在貴州省委講師團工作。
我們之間除了偶爾有些通信外，彼此聯繫不太多了。通過其他同學的渠道，知道她已經在貴陽結婚生女，夫妻恩愛。我知道她自幼生活貧苦，如今能如此享受天倫之樂，真的發自內心為她高興。
幾年後，隨著出國留學的大潮，我去了美國。開始的幾年裡，每當我輾轉不同的美國大學和城市，基本上都給她寫封信，告訴她我的近況和新址。從她的回信中，我知道，當時她的丈夫所在的企業效益不好，已經瀕臨倒閉。她的丈夫也在積極準備出國留學，但是簽證卻屢屢遭遇美國大使館的拒籤。為此，他們夫婦十分苦惱。
1990年9月10日，她在一封給我的信中寫到：“今年7月中旬，我去了一趟北京……..乘此機會，我去了一趟大使館，門口熙熙攘攘，簽證的人很多，我想如果你在北京，大家還可以商量一點辦法。看來想要衝過最後一關，還是非常不容易。你們出去了，又對祖國有眷戀之感，但這些在大門口徘徊的人，又是另外一份心情。世界上的事情真是太奇妙了”。收到這封信後的幾年裡，因為彼此工作變動和忙碌，我們的通信聯繫幾乎中斷了。
若干年後，我從其他同學那裡聽說，她的丈夫出國的事情很不順利，而且企業倒閉後，工作處於下崗狀態，一直不太穩定。家裡的財政主要靠她一個人的工資來維持，家庭生活十分節儉。
大概是2001年前後，我突然在電子郵箱裡收到了她發給我的信。她告訴我，是從同年級的陳佐夫(現在中國建設銀行任職，1999-2000年期間曾在美國斯坦福大學進修，其間我和他常有往來)得到了我的聯繫郵箱。失去聯繫多年後，能在高速穿越萬水千山的網絡空間裡重建通訊聯絡，實在讓人對現代科技的發達心懷感恩。
在電子郵件中，她告訴我，她已經離開省委講師團，現在貴州省人民政府法制辦任副主任職務。按照大陸的說法，這個職務屬於副廳局級。遠隔萬里之遙，我為她的職位的變遷而感到欣慰。
過去曾有過擔心，像她這樣才學兼備的人才，在貴州這樣的邊遠省份會被忽略和埋沒。看來，只要是金子，無論放在哪裡，遲早都會發光的。在這方面，上帝通常是公平的。
2003年夏天和2004年初，我在回國工作旅行期間，在北京見到了她。她當時正在位於北京北海公園附近文津街上的國務院法制辦掛職工作。這是我們自從大學畢業20年後的再次相會。我覺得她的外貌變化並不是很大。儘管她已經是一個副廳級的官員，但無論是夏裝還是冬裝，穿著都很簡樸。
她告訴我，貴州的經濟發展和沿海省市相比，還很落後。如果有合適的海外公司，可以介紹他們去貴州投資辦廠。我很想問問她丈夫的工作近況，看看我是否可以幫幫忙。但話到了嘴邊，又收了回去。我知道她自尊心很強，不到萬不得已，是不會求人相助的。
她告訴我，2004年春天，她要率團來美國考察訪問，但只去美國東部的華盛頓和紐約，不經過美國加州。她問我，從美國帶什麼東西回國比較合適。我告訴她，可以在美國買一些美國生產的維生素，相比國內同類產品，可謂貨真價實；也可以在美國買一個IBMThinpak品牌的手提電腦（當時國內的同類手提電腦價格很貴）。但是，帶回國時，一定注意不要把包裝紙箱等帶回來。否則回國入境時如果被發現的話，可能會被海關以嶄新商品課以重稅，那就不合算了。如果作為隨身辦公用品，是不會被課稅的。
她後來來信告訴我，她在美國為剛上大學的女兒買了一個手提電腦，花去了家裡的大部分積蓄。
記得是2004年底的一天，我在美國接到她發給我的一條短信，說她這幾天正在代表省政府和聚眾請願的出租車司機們談判，累得已經快堅持不住了。
三、難以置信的2005年：
曉玲英年早逝
2005年5月初，我們大學的同班同學們在海南的海口和三亞聚會，幾乎80%以上的同學們都來了。很多人都是畢業22年後第一次見面，聚會活動辦得很順利，大家都高興。
我當時恰好在香港開會辦事，也參加了這次聚會，併為促成這次聚會盡了些努力。但因為公務原因需要返回香港，聚會結束前，我就匆匆離開了。
幾天後，我收到曉玲的電子郵件。信中說：
大偉：你好！這次海南之行感覺何如？和同學22年未見面，變化很大嗎？因為你走得急，來不及聊細節，那天晚上狂歡，噪音特大，也不是談話的時間。你們走後，我和劉榮軍、段書臣以及成都的一群人是晚上的飛機，最後離開三亞。每每送走一批人，我心裡都特別感慨，同學之間的情意還是很深的。從中午大家告別開始，不知誰提議：給個擁抱，於是乎男生、女生都大大方方的以擁抱告別。這種方式對你來說可能不陌生，海外生活多年，見多了。我還有一點不習慣。但是同學之間的真情感動了我，最後，在那種氛圍下，我的眼淚都差一點掉了下來。有時大家也拿我來開開心，我已經年過半百了，無所謂了，只要大家高興，我也高興。你為促成大家聚會，付出了不少努力。劉榮軍、段書臣費了不少的心，對此表示深深的謝意。最近，經常收到劉教授的詩，看來人到中年開始喜歡回憶過去了。祝你香港之行順利！曉玲 2005年5月17日
我回復說，我7月初有機會去貴陽工作旅行，希望能在貴陽重逢時面敘。
7月初，我抵達貴陽。曉玲帶著駕駛員來機場接我。離開貴陽時，她和她的丈夫大清早趕來機場為我送行。可能是早晨匆匆趕來送我，她丈夫穿了一雙拖鞋就來了。譚曉玲當著我的面還抱怨自己的丈夫失禮。他們夫妻二人給我的印象是，儘管她的丈夫比她年齡大些，但看上去她像是個姐姐，她丈夫像是個單純頑皮的弟弟。
我在貴陽期間，我和曉玲在酒店裡有過兩次長談。我們共同回憶了很多大學時的往事，談到了這些年裡我們各自經歷的風風雨雨，甚至還談到了當年在大學時與各自交臂而過的幾次姻緣，幾乎該聊的都聊到了，唯獨沒有談到我們兩個人同桌時的那段微妙朦朧的時光。這麼多年走南闖北、經過風雨見過世面的我，在她眼裡大概已經是成熟了，顯然不再是當年那個有點兒幼稚可笑的同桌大男孩了。
人生在世，同學一場，緣分難得。有人說，無論你走到世界哪個角落，只有能找到同學和同鄉，就像找到了自己的兄弟姐妹，這話有些道理。不過，我和曉玲也同時覺得，世事滄桑、人心難料，有時也會有些極個別的例外。
在貴陽期間，我幾乎一點也沒有發現曉玲有什麼病狀。她告訴我，8月份她還要去美國訪問一次，這次我們十有八九能在美國加州見面了。我告訴她，屆時我一定要請你在美國吃當地最有名的牛排和太平洋大海蟹。
天知道，在我們這次分手後的幾個月裡，竟發生了所有人做夢都想不到的事情：譚曉玲此時其實已經身患絕症，死神正在向她步步逼近，此時此刻，距離她告別這個她熱愛的世界，其實只剩下四個多月的時間了。
8月中旬的一天，我在美國接到曉玲發來的一個手機短信：
大偉，我最近體檢時發現身體出了問題，已來到北京住院治療。美國之行只好取消了。你回國時，我們能在北京見一面。曉玲。
看到這條手機短信，我的直覺告訴我，實際情況可能不像她短信中講得這麼輕鬆。我隨後給在國內的同學打電話詢問，他們都說不知道譚曉玲患病的事情。
幾天後，我終於按捺不住，從美國撥通了她在貴陽的手機，是她丈夫接的。電話裡，她先生說，曉玲現在北大醫院，一小時前剛剛被推進手術室，已經確診是癌症中晚期。
8月底，我在北京北大醫院的病房裡見到譚曉玲。當時她的狀況還平穩。她甚至告訴我，回到貴陽後，很快就會去上班的。她的丈夫和女兒在一旁勸她先把身體養好，不要再想單位工作的事。
我知道他們一家人幾天後就要返回貴陽了，我想請他們去聽一次北京音樂廳的音樂會，這樣對舒緩病人的精神有益處。曉玲很想去，但醫生不同意手術後的病人此時晚間外出。我們約好，下次來京時一定去國家大劇院看看。
10月中旬，我在工作旅行經過成都時，得知曉玲病情惡化的壞消息。當時，我馬上要去日本開會，我當即決定，和同事們告假兩天，我先飛去貴陽看望曉玲。
在貴州醫學院的病房裡，曉玲躺在病床上。病狀晚期引起的劇烈咳嗽是痛苦難忍的。但她從來沒有在來探望的人面前流露出一點悲傷。看到我趕來了，她只是抱怨自己的家人，不要再讓遠方的同學趕來看她。
她丈夫給我看了最新拍攝的X光片，看到癌細胞已經在體內四處蔓延。醫院已經告訴家屬，可以去尋找民間中醫偏方。這種說法其實就等於宣佈，西醫治療方案已經技窮。她丈夫告訴我，醫生說，照目前的情況看，她的生命估計還能維持1個月左右。
看著躺在病床上的曉玲，我的思緒走得很遠，我想到，她曾是我們在大學時學習努力、工作負責的班長，想到她在工作單位是個廉潔奉公、刻苦敬業的清官，想到她在自己家裡是個可愛的慈母和賢妻。還想到，我們26年前曾經是共享同一張書桌的同學。
我對她丈夫說：“如果你不介意，我想和曉玲單獨講幾句話。我想和她一起回顧一下我們當年在大學同桌時的往事。”她丈夫說：“當然可以，她剩下的時間不多了，有讓她心情愉快的事情就趕快和她說。”
在病床前，我對曉玲說：“我想跟你說幾句話。知道你現在身體很弱，為了避免你咳嗽太厲害，你聽到我的話後，就點頭或搖頭就行了，好嗎？”
曉玲看著我，輕輕地點頭。
“你還記得，在大學一年級剛開學的時候，我們兩人曾經是同桌嗎？”
她輕輕地點頭，表示還記得。
“我再問一句，你有沒有感覺到，我當時喜歡過你？”
她輕輕地點頭，臉上出現了淡紅色，露出了笑容。
周大偉
原題
回憶和悼念：
我的大學同桌譚曉玲
2010年11月20日，是我的大學同學譚曉玲逝世5週年的日子。
1979年9月初，我們一起考入位於重慶歌樂山下的西南政法學院法律系。我們被安排在同一個班。在大學一年級的第一個學期裡，我和她曾是同桌。
一、我們的大學生活
譚曉玲，一個來自貴陽的考生，長得秀氣溫婉，稍帶紅暈的圓臉龐上有一雙美目。和擲地有聲的重慶口音不同，她講了一口音調細軟的貴陽話。在大學法律系本來就挺稀有的女生裡，她顯得有些引人注目。最初同桌的幾個禮拜裡，我和她都不知道彼此的年齡。從外表上看，她顯得比我這個在軍艦上當過幾天海軍的男生要年輕一些。
既然是同桌，彼此就免不了要在教室裡交頭接耳地說說話、討論課程問題、交換書籍和課堂筆記等。幾個來回，我就發現有點感覺不太對了。那種從青澀單純衍生出的春意朦朧，好像正在從我們兩張並不靠近的椅子之間，向上冉冉升起。
在課堂以外的場合，我們偶爾相遇時，彼此好像都在羞澀地躲避著彼此的目光。更有意思的是，一天午飯後，我在宿舍窗戶外看到，有一個高大魁梧的男生正和她一邊說話一邊朝宿舍區走來，我當時竟然心裡有一種很不快樂的感覺。
開學第二個星期後，學校就開始辦理家庭困難同學的生活補助。我當時在班裡臨時擔任班幹部，在申請家庭特別補助的同學名單上，我驚訝地看到了譚曉玲的名字。在她填寫的申請表上，我看到她幼年時父親就因病早逝，她的母親是湖北恩施山區的一個小學教師，每月的工資只有20多元錢，家裡還有未成年的弟弟和妹妹。
看到她填寫的這份困難補助申請表，我簡直不敢想象，這樣一個娟秀聰慧的女子，怎麼會有這樣不幸的童年身世和貧困家境。我從小生活在大城市裡，儘管那個年代，家家都不富裕，但自己還從來沒有體驗過衣食之憂。
我當時甚至在腦海裡閃過一個念頭，覺得如果我將來和她真的“好了”的話，說不定能在經濟上照顧她的家人並改善她的困窘。今天看來，這可能是個有點兒滑稽可笑的想法，可在當年那一瞬間，的確很真實。
在後來的相互閒聊中，她告訴我，她的父親早年曾經是個解放軍海軍軍官，但在她幼年時父親就不幸病逝了。母親帶著她和弟弟妹妹在鄉間艱難度日，因為實在無力撫養子女，母親只好在譚曉玲年幼時就把她寄養在貴陽的親戚家裡。
她從小在貴陽長大，貴陽城裡住著她的養父母和表兄妹們。她說，自己的生母和弟弟妹妹還在湖北恩施，她打算明年暑假期間乘船去看看母親和弟弟、妹妹。
作者（後右1）與同桌譚曉玲（前右1）等大學同學春遊。
後來，幾乎就在同一個時間段裡，我和譚曉玲大致都發現了彼此在年齡上的差距。在那個人們的生活方式還非常拘謹保守的年代裡，我比她小三歲（換句話說，她比我大三歲）的事實，對我們二人來說，似乎並不是個愛情“可持續發展”的福音。
更重要的是，我已經發現，在譚曉玲的周圍，還有不少對她表示好感的“適齡男生”，其中不僅有同班、同年級的同學，還有年齡更大更成熟的高年級男生。
這些人攻勢挺猛，我明顯預感到，即使我自己有這份“賊心”，或者也有某種“賊膽”，間或還有與她同桌的優越“地理位置”，恐怕也不是這些人的對手，到最後肯定會“寡不敵眾、落荒而逃”，那還不如早點兒“繳械投降”算了。
就這樣，不知道從哪一天開始，我們之間那種說不清道不白的東西開始凝固住了，我們兩人座椅之間那點兒微弱的朦朧，漸漸歸於平淡。後來的很多日子裡，譚曉玲也一定發現了，這個比她小三歲的同桌男生，表面上看上去挺成熟，其實，他比起高年級以及同年級、同班的那些真正成熟的男生來，畢竟還差得有點兒遠。
後來，我自己也問過自己，這段短暫的春意朦朧，能不能算不算是自己生活經歷中的一次戀愛呢？如果說算的話，大概也只是一次純粹的柏拉圖式的精神戀愛吧！彼此之間，有些羞澀的眼神，有些青春的悸動，還有些同情的愛憐；如果說不算的話，它就好像是昨夜的一陣細雨或微風，還沒有飛揚，就已經翩然而去。
接下來的大學生活裡，我們的關係就像一個彼此信任的異性知己朋友。彼此有什麼事情，也常在一起商量。我發現，這個嬌小柔弱的女同學，內心其實十分要強。我們有時候也會為一些不同的看法產生爭論，有時還爭論得很激烈。在這個後來當了我們的班長的女生面前，我有時也不願示弱，總要竭力表現出自己比她成熟的一面，用今天的話說，就叫“裝”吧，就是漢語拼音裡Zh-u-ang的那個“裝”。
大學的第一個暑假裡，我和同班的幾個同學（何超明、王愛華等）一起結伴乘船，經長江三峽、武漢去廬山旅遊。恰好和乘同一條船去湖北探望母親的譚曉玲相遇。
1980年夏，長江三峽輪船。左起：何超明、作者、王愛華、譚曉玲。
記得船停靠在巴東時，我們看到不遠處有一個瘦瘦的圓臉男孩子在朝我們這個方向揮手。譚曉玲說這個男孩就是她的弟弟，是她母親安排他趕來碼頭接她回家的。
我和何超明還對譚曉玲開玩笑說：“把你弟弟叫過來，我們和他好好談談。讓他叫我們幾聲大哥哥，然後才能把你接走。”譚曉玲笑著下了船，說我們沒出息，就會欺負人家小孩。
大學的最後一年裡，我決定報考北京名校的研究生。在和她的談天時，她告訴我，她也很想考研究生，但是一想到自己母親這一輩子太辛苦了，還有弟弟妹妹需要自己幫助和照顧，決定畢業後就參加工作了，這樣可以減輕一些母親的負擔。
1983年7月初，我收到了中國人民大學寄來的研究生錄取通知書。臨行前，我在沙坪壩百貨商店買了幾個精裝的學習筆記本（這是當年學生們流行的畢業紀念品），其中一個是送給譚曉玲的。我還在扉頁上給她寫了幾個字。
在我離開學校的那天中午，我來到女生宿舍樓門口，告訴門衛老大爺，我想找79級5班的女生譚曉玲上來說幾句話。幾分鐘後，她來了。我告訴她，我今天下午的火車就要去北京了，臨行匆匆，專門來和你道個別，送給你一個小禮物做個紀念。
她當時抱怨我說，你為什麼不早點通知一聲，讓她一點兒沒有準備。她說無論如何一定要回贈給我一個禮物，她讓我等一會兒，她匆忙回到宿舍房間裡，跑上來時氣喘吁吁，臉紅紅的，手裡拿來一個動物毛絨玩具送給我。
我理解她的心情，什麼禮物已經並不重要，只是一份心意。不過，後來，我一看到這個動物玩具，就覺得很有趣。心裡在想：這大概是通常一個大女生會送給小男生的禮物吧！
只是，後來的很多年裡，那個比她小三歲的小男生倒是一直懷揣著一個小小的疑問：憑譚曉玲一個女性的直覺和敏感，在大學一年級開始時那短短的幾個星期的時間裡，她就沒有察覺到同桌的那個男生對她有那麼點兒意思嗎？還有，她自己對這個稍微有點兒幼稚可笑但還不算太糟糕的同桌男生，難道就一點兒意思都沒有嗎？
直到大學畢業，我們誰都沒有打算揭開這個謎底。最後揭開這個謎，那是26年以後的事情了。那時，她已經身患絕症，還是在她臨終前不久的醫院病榻前。
二、美國和中國之間
大學畢業後，我們各奔東西。我在北京讀研究生，然後畢業留校任教。後來知道，譚曉玲在畢業前夕已經訂婚，為了成全對這份婚姻的承諾，她選擇分配回貴陽，在貴州省委講師團工作。
我們之間除了偶爾有些通信外，彼此聯繫不太多了。通過其他同學的渠道，知道她已經在貴陽結婚生女，夫妻恩愛。我知道她自幼生活貧苦，如今能如此享受天倫之樂，真的發自內心為她高興。
幾年後，隨著出國留學的大潮，我去了美國。開始的幾年裡，每當我輾轉不同的美國大學和城市，基本上都給她寫封信，告訴她我的近況和新址。從她的回信中，我知道，當時她的丈夫所在的企業效益不好，已經瀕臨倒閉。她的丈夫也在積極準備出國留學，但是簽證卻屢屢遭遇美國大使館的拒籤。為此，他們夫婦十分苦惱。
1990年9月10日，她在一封給我的信中寫到：“今年7月中旬，我去了一趟北京……..乘此機會，我去了一趟大使館，門口熙熙攘攘，簽證的人很多，我想如果你在北京，大家還可以商量一點辦法。看來想要衝過最後一關，還是非常不容易。你們出去了，又對祖國有眷戀之感，但這些在大門口徘徊的人，又是另外一份心情。世界上的事情真是太奇妙了”。收到這封信後的幾年裡，因為彼此工作變動和忙碌，我們的通信聯繫幾乎中斷了。
若干年後，我從其他同學那裡聽說，她的丈夫出國的事情很不順利，而且企業倒閉後，工作處於下崗狀態，一直不太穩定。家裡的財政主要靠她一個人的工資來維持，家庭生活十分節儉。
大概是2001年前後，我突然在電子郵箱裡收到了她發給我的信。她告訴我，是從同年級的陳佐夫(現在中國建設銀行任職，1999-2000年期間曾在美國斯坦福大學進修，其間我和他常有往來)得到了我的聯繫郵箱。失去聯繫多年後，能在高速穿越萬水千山的網絡空間裡重建通訊聯絡，實在讓人對現代科技的發達心懷感恩。
在電子郵件中，她告訴我，她已經離開省委講師團，現在貴州省人民政府法制辦任副主任職務。按照大陸的說法，這個職務屬於副廳局級。遠隔萬里之遙，我為她的職位的變遷而感到欣慰。
過去曾有過擔心，像她這樣才學兼備的人才，在貴州這樣的邊遠省份會被忽略和埋沒。看來，只要是金子，無論放在哪裡，遲早都會發光的。在這方面，上帝通常是公平的。
2003年夏天和2004年初，我在回國工作旅行期間，在北京見到了她。她當時正在位於北京北海公園附近文津街上的國務院法制辦掛職工作。這是我們自從大學畢業20年後的再次相會。我覺得她的外貌變化並不是很大。儘管她已經是一個副廳級的官員，但無論是夏裝還是冬裝，穿著都很簡樸。
她告訴我，貴州的經濟發展和沿海省市相比，還很落後。如果有合適的海外公司，可以介紹他們去貴州投資辦廠。我很想問問她丈夫的工作近況，看看我是否可以幫幫忙。但話到了嘴邊，又收了回去。我知道她自尊心很強，不到萬不得已，是不會求人相助的。
她告訴我，2004年春天，她要率團來美國考察訪問，但只去美國東部的華盛頓和紐約，不經過美國加州。她問我，從美國帶什麼東西回國比較合適。我告訴她，可以在美國買一些美國生產的維生素，相比國內同類產品，可謂貨真價實；也可以在美國買一個IBMThinpak品牌的手提電腦（當時國內的同類手提電腦價格很貴）。但是，帶回國時，一定注意不要把包裝紙箱等帶回來。否則回國入境時如果被發現的話，可能會被海關以嶄新商品課以重稅，那就不合算了。如果作為隨身辦公用品，是不會被課稅的。
她後來來信告訴我，她在美國為剛上大學的女兒買了一個手提電腦，花去了家裡的大部分積蓄。
記得是2004年底的一天，我在美國接到她發給我的一條短信，說她這幾天正在代表省政府和聚眾請願的出租車司機們談判，累得已經快堅持不住了。
三、難以置信的2005年：
曉玲英年早逝
2005年5月初，我們大學的同班同學們在海南的海口和三亞聚會，幾乎80%以上的同學們都來了。很多人都是畢業22年後第一次見面，聚會活動辦得很順利，大家都高興。
我當時恰好在香港開會辦事，也參加了這次聚會，併為促成這次聚會盡了些努力。但因為公務原因需要返回香港，聚會結束前，我就匆匆離開了。
幾天後，我收到曉玲的電子郵件。信中說：
大偉：你好！這次海南之行感覺何如？和同學22年未見面，變化很大嗎？因為你走得急，來不及聊細節，那天晚上狂歡，噪音特大，也不是談話的時間。你們走後，我和劉榮軍、段書臣以及成都的一群人是晚上的飛機，最後離開三亞。每每送走一批人，我心裡都特別感慨，同學之間的情意還是很深的。從中午大家告別開始，不知誰提議：給個擁抱，於是乎男生、女生都大大方方的以擁抱告別。這種方式對你來說可能不陌生，海外生活多年，見多了。我還有一點不習慣。但是同學之間的真情感動了我，最後，在那種氛圍下，我的眼淚都差一點掉了下來。有時大家也拿我來開開心，我已經年過半百了，無所謂了，只要大家高興，我也高興。你為促成大家聚會，付出了不少努力。劉榮軍、段書臣費了不少的心，對此表示深深的謝意。最近，經常收到劉教授的詩，看來人到中年開始喜歡回憶過去了。祝你香港之行順利！曉玲 2005年5月17日
我回復說，我7月初有機會去貴陽工作旅行，希望能在貴陽重逢時面敘。
7月初，我抵達貴陽。曉玲帶著駕駛員來機場接我。離開貴陽時，她和她的丈夫大清早趕來機場為我送行。可能是早晨匆匆趕來送我，她丈夫穿了一雙拖鞋就來了。譚曉玲當著我的面還抱怨自己的丈夫失禮。他們夫妻二人給我的印象是，儘管她的丈夫比她年齡大些，但看上去她像是個姐姐，她丈夫像是個單純頑皮的弟弟。
我在貴陽期間，我和曉玲在酒店裡有過兩次長談。我們共同回憶了很多大學時的往事，談到了這些年裡我們各自經歷的風風雨雨，甚至還談到了當年在大學時與各自交臂而過的幾次姻緣，幾乎該聊的都聊到了，唯獨沒有談到我們兩個人同桌時的那段微妙朦朧的時光。這麼多年走南闖北、經過風雨見過世面的我，在她眼裡大概已經是成熟了，顯然不再是當年那個有點兒幼稚可笑的同桌大男孩了。
人生在世，同學一場，緣分難得。有人說，無論你走到世界哪個角落，只有能找到同學和同鄉，就像找到了自己的兄弟姐妹，這話有些道理。不過，我和曉玲也同時覺得，世事滄桑、人心難料，有時也會有些極個別的例外。
在貴陽期間，我幾乎一點也沒有發現曉玲有什麼病狀。她告訴我，8月份她還要去美國訪問一次，這次我們十有八九能在美國加州見面了。我告訴她，屆時我一定要請你在美國吃當地最有名的牛排和太平洋大海蟹。
天知道，在我們這次分手後的幾個月裡，竟發生了所有人做夢都想不到的事情：譚曉玲此時其實已經身患絕症，死神正在向她步步逼近，此時此刻，距離她告別這個她熱愛的世界，其實只剩下四個多月的時間了。
8月中旬的一天，我在美國接到曉玲發來的一個手機短信：
大偉，我最近體檢時發現身體出了問題，已來到北京住院治療。美國之行只好取消了。你回國時，我們能在北京見一面。曉玲。
看到這條手機短信，我的直覺告訴我，實際情況可能不像她短信中講得這麼輕鬆。我隨後給在國內的同學打電話詢問，他們都說不知道譚曉玲患病的事情。
幾天後，我終於按捺不住，從美國撥通了她在貴陽的手機，是她丈夫接的。電話裡，她先生說，曉玲現在北大醫院，一小時前剛剛被推進手術室，已經確診是癌症中晚期。
8月底，我在北京北大醫院的病房裡見到譚曉玲。當時她的狀況還平穩。她甚至告訴我，回到貴陽後，很快就會去上班的。她的丈夫和女兒在一旁勸她先把身體養好，不要再想單位工作的事。
我知道他們一家人幾天後就要返回貴陽了，我想請他們去聽一次北京音樂廳的音樂會，這樣對舒緩病人的精神有益處。曉玲很想去，但醫生不同意手術後的病人此時晚間外出。我們約好，下次來京時一定去國家大劇院看看。
10月中旬，我在工作旅行經過成都時，得知曉玲病情惡化的壞消息。當時，我馬上要去日本開會，我當即決定，和同事們告假兩天，我先飛去貴陽看望曉玲。
在貴州醫學院的病房裡，曉玲躺在病床上。病狀晚期引起的劇烈咳嗽是痛苦難忍的。但她從來沒有在來探望的人面前流露出一點悲傷。看到我趕來了，她只是抱怨自己的家人，不要再讓遠方的同學趕來看她。
她丈夫給我看了最新拍攝的X光片，看到癌細胞已經在體內四處蔓延。醫院已經告訴家屬，可以去尋找民間中醫偏方。這種說法其實就等於宣佈，西醫治療方案已經技窮。她丈夫告訴我，醫生說，照目前的情況看，她的生命估計還能維持1個月左右。
看著躺在病床上的曉玲，我的思緒走得很遠，我想到，她曾是我們在大學時學習努力、工作負責的班長，想到她在工作單位是個廉潔奉公、刻苦敬業的清官，想到她在自己家裡是個可愛的慈母和賢妻。還想到，我們26年前曾經是共享同一張書桌的同學。
我對她丈夫說：“如果你不介意，我想和曉玲單獨講幾句話。我想和她一起回顧一下我們當年在大學同桌時的往事。”她丈夫說：“當然可以，她剩下的時間不多了，有讓她心情愉快的事情就趕快和她說。”
在病床前，我對曉玲說：“我想跟你說幾句話。知道你現在身體很弱，為了避免你咳嗽太厲害，你聽到我的話後，就點頭或搖頭就行了，好嗎？”
曉玲看著我，輕輕地點頭。
“你還記得，在大學一年級剛開學的時候，我們兩人曾經是同桌嗎？”
她輕輕地點頭，表示還記得。
“我再問一句，你有沒有感覺到，我當時喜歡過你？”
她輕輕地點頭，臉上出現了淡紅色，露出了笑容。
2005年5月初， 大學同學畢業22年後第一次聚會於海南三亞，前排左3譚曉玲。
“那麼，我再問你最後一問題，這個問題你可以回答，也可以不回答。”
她儘管重病臥床，但頭腦十分清醒。大概她知道我要問什麼問題，輕輕點頭後，臉上留著笑意。
“假如，當然，只是假如，如果是我比你大三歲，而不是你比我大三歲，你覺得我們會怎麼樣？”
她又笑了，吃力但是很清晰地說了一句：“那咱們倆就成了。”
事後，我向她丈夫“如實交代”了我和曉玲剛才的全部談話內容。最後，我和他半開玩笑：“如果我和譚曉玲真成了，那就沒你什麼事兒了！”
從她丈夫那裡，我獲知，儘管曉玲身居副廳級官位，但丈夫卻因企業調整下崗了十多年。她丈夫也是學光學儀器專業的工科大學畢業生。在當今社會，要憑她的地位給自己的夫君謀個工作，並非難事。可多年來，一家三口一直是靠她一個人的工資收入生活，包括近年供養女兒讀大學。
這些年裡，她坦然地生活、工作、交際、粗茶淡飯、衣著樸實、樂觀豁達，樂意助人，不慕虛榮。她的愛好除了讀書、寫文章，便是陪丈夫散步，與女兒聊天，心滿意足、安之若素。譚曉玲的律己、廉潔、奉公，在今天這個很多人已經不再相信字典裡還有“清官”二字的時代裡，顯得多麼稀有和可貴。
周大偉
原題
回憶和悼念：
我的大學同桌譚曉玲
2010年11月20日，是我的大學同學譚曉玲逝世5週年的日子。
1979年9月初，我們一起考入位於重慶歌樂山下的西南政法學院法律系。我們被安排在同一個班。在大學一年級的第一個學期裡，我和她曾是同桌。
一、我們的大學生活
譚曉玲，一個來自貴陽的考生，長得秀氣溫婉，稍帶紅暈的圓臉龐上有一雙美目。和擲地有聲的重慶口音不同，她講了一口音調細軟的貴陽話。在大學法律系本來就挺稀有的女生裡，她顯得有些引人注目。最初同桌的幾個禮拜裡，我和她都不知道彼此的年齡。從外表上看，她顯得比我這個在軍艦上當過幾天海軍的男生要年輕一些。
既然是同桌，彼此就免不了要在教室裡交頭接耳地說說話、討論課程問題、交換書籍和課堂筆記等。幾個來回，我就發現有點感覺不太對了。那種從青澀單純衍生出的春意朦朧，好像正在從我們兩張並不靠近的椅子之間，向上冉冉升起。
在課堂以外的場合，我們偶爾相遇時，彼此好像都在羞澀地躲避著彼此的目光。更有意思的是，一天午飯後，我在宿舍窗戶外看到，有一個高大魁梧的男生正和她一邊說話一邊朝宿舍區走來，我當時竟然心裡有一種很不快樂的感覺。
開學第二個星期後，學校就開始辦理家庭困難同學的生活補助。我當時在班裡臨時擔任班幹部，在申請家庭特別補助的同學名單上，我驚訝地看到了譚曉玲的名字。在她填寫的申請表上，我看到她幼年時父親就因病早逝，她的母親是湖北恩施山區的一個小學教師，每月的工資只有20多元錢，家裡還有未成年的弟弟和妹妹。
看到她填寫的這份困難補助申請表，我簡直不敢想象，這樣一個娟秀聰慧的女子，怎麼會有這樣不幸的童年身世和貧困家境。我從小生活在大城市裡，儘管那個年代，家家都不富裕，但自己還從來沒有體驗過衣食之憂。
我當時甚至在腦海裡閃過一個念頭，覺得如果我將來和她真的“好了”的話，說不定能在經濟上照顧她的家人並改善她的困窘。今天看來，這可能是個有點兒滑稽可笑的想法，可在當年那一瞬間，的確很真實。
在後來的相互閒聊中，她告訴我，她的父親早年曾經是個解放軍海軍軍官，但在她幼年時父親就不幸病逝了。母親帶著她和弟弟妹妹在鄉間艱難度日，因為實在無力撫養子女，母親只好在譚曉玲年幼時就把她寄養在貴陽的親戚家裡。
她從小在貴陽長大，貴陽城裡住著她的養父母和表兄妹們。她說，自己的生母和弟弟妹妹還在湖北恩施，她打算明年暑假期間乘船去看看母親和弟弟、妹妹。
作者（後右1）與同桌譚曉玲（前右1）等大學同學春遊。
後來，幾乎就在同一個時間段裡，我和譚曉玲大致都發現了彼此在年齡上的差距。在那個人們的生活方式還非常拘謹保守的年代裡，我比她小三歲（換句話說，她比我大三歲）的事實，對我們二人來說，似乎並不是個愛情“可持續發展”的福音。
更重要的是，我已經發現，在譚曉玲的周圍，還有不少對她表示好感的“適齡男生”，其中不僅有同班、同年級的同學，還有年齡更大更成熟的高年級男生。
這些人攻勢挺猛，我明顯預感到，即使我自己有這份“賊心”，或者也有某種“賊膽”，間或還有與她同桌的優越“地理位置”，恐怕也不是這些人的對手，到最後肯定會“寡不敵眾、落荒而逃”，那還不如早點兒“繳械投降”算了。
就這樣，不知道從哪一天開始，我們之間那種說不清道不白的東西開始凝固住了，我們兩人座椅之間那點兒微弱的朦朧，漸漸歸於平淡。後來的很多日子裡，譚曉玲也一定發現了，這個比她小三歲的同桌男生，表面上看上去挺成熟，其實，他比起高年級以及同年級、同班的那些真正成熟的男生來，畢竟還差得有點兒遠。
後來，我自己也問過自己，這段短暫的春意朦朧，能不能算不算是自己生活經歷中的一次戀愛呢？如果說算的話，大概也只是一次純粹的柏拉圖式的精神戀愛吧！彼此之間，有些羞澀的眼神，有些青春的悸動，還有些同情的愛憐；如果說不算的話，它就好像是昨夜的一陣細雨或微風，還沒有飛揚，就已經翩然而去。
接下來的大學生活裡，我們的關係就像一個彼此信任的異性知己朋友。彼此有什麼事情，也常在一起商量。我發現，這個嬌小柔弱的女同學，內心其實十分要強。我們有時候也會為一些不同的看法產生爭論，有時還爭論得很激烈。在這個後來當了我們的班長的女生面前，我有時也不願示弱，總要竭力表現出自己比她成熟的一面，用今天的話說，就叫“裝”吧，就是漢語拼音裡Zh-u-ang的那個“裝”。
大學的第一個暑假裡，我和同班的幾個同學（何超明、王愛華等）一起結伴乘船，經長江三峽、武漢去廬山旅遊。恰好和乘同一條船去湖北探望母親的譚曉玲相遇。
1980年夏，長江三峽輪船。左起：何超明、作者、王愛華、譚曉玲。
記得船停靠在巴東時，我們看到不遠處有一個瘦瘦的圓臉男孩子在朝我們這個方向揮手。譚曉玲說這個男孩就是她的弟弟，是她母親安排他趕來碼頭接她回家的。
我和何超明還對譚曉玲開玩笑說：“把你弟弟叫過來，我們和他好好談談。讓他叫我們幾聲大哥哥，然後才能把你接走。”譚曉玲笑著下了船，說我們沒出息，就會欺負人家小孩。
大學的最後一年裡，我決定報考北京名校的研究生。在和她的談天時，她告訴我，她也很想考研究生，但是一想到自己母親這一輩子太辛苦了，還有弟弟妹妹需要自己幫助和照顧，決定畢業後就參加工作了，這樣可以減輕一些母親的負擔。
1983年7月初，我收到了中國人民大學寄來的研究生錄取通知書。臨行前，我在沙坪壩百貨商店買了幾個精裝的學習筆記本（這是當年學生們流行的畢業紀念品），其中一個是送給譚曉玲的。我還在扉頁上給她寫了幾個字。
在我離開學校的那天中午，我來到女生宿舍樓門口，告訴門衛老大爺，我想找79級5班的女生譚曉玲上來說幾句話。幾分鐘後，她來了。我告訴她，我今天下午的火車就要去北京了，臨行匆匆，專門來和你道個別，送給你一個小禮物做個紀念。
她當時抱怨我說，你為什麼不早點通知一聲，讓她一點兒沒有準備。她說無論如何一定要回贈給我一個禮物，她讓我等一會兒，她匆忙回到宿舍房間裡，跑上來時氣喘吁吁，臉紅紅的，手裡拿來一個動物毛絨玩具送給我。
我理解她的心情，什麼禮物已經並不重要，只是一份心意。不過，後來，我一看到這個動物玩具，就覺得很有趣。心裡在想：這大概是通常一個大女生會送給小男生的禮物吧！
只是，後來的很多年裡，那個比她小三歲的小男生倒是一直懷揣著一個小小的疑問：憑譚曉玲一個女性的直覺和敏感，在大學一年級開始時那短短的幾個星期的時間裡，她就沒有察覺到同桌的那個男生對她有那麼點兒意思嗎？還有，她自己對這個稍微有點兒幼稚可笑但還不算太糟糕的同桌男生，難道就一點兒意思都沒有嗎？
直到大學畢業，我們誰都沒有打算揭開這個謎底。最後揭開這個謎，那是26年以後的事情了。那時，她已經身患絕症，還是在她臨終前不久的醫院病榻前。
二、美國和中國之間
大學畢業後，我們各奔東西。我在北京讀研究生，然後畢業留校任教。後來知道，譚曉玲在畢業前夕已經訂婚，為了成全對這份婚姻的承諾，她選擇分配回貴陽，在貴州省委講師團工作。
我們之間除了偶爾有些通信外，彼此聯繫不太多了。通過其他同學的渠道，知道她已經在貴陽結婚生女，夫妻恩愛。我知道她自幼生活貧苦，如今能如此享受天倫之樂，真的發自內心為她高興。
幾年後，隨著出國留學的大潮，我去了美國。開始的幾年裡，每當我輾轉不同的美國大學和城市，基本上都給她寫封信，告訴她我的近況和新址。從她的回信中，我知道，當時她的丈夫所在的企業效益不好，已經瀕臨倒閉。她的丈夫也在積極準備出國留學，但是簽證卻屢屢遭遇美國大使館的拒籤。為此，他們夫婦十分苦惱。
1990年9月10日，她在一封給我的信中寫到：“今年7月中旬，我去了一趟北京……..乘此機會，我去了一趟大使館，門口熙熙攘攘，簽證的人很多，我想如果你在北京，大家還可以商量一點辦法。看來想要衝過最後一關，還是非常不容易。你們出去了，又對祖國有眷戀之感，但這些在大門口徘徊的人，又是另外一份心情。世界上的事情真是太奇妙了”。收到這封信後的幾年裡，因為彼此工作變動和忙碌，我們的通信聯繫幾乎中斷了。
若干年後，我從其他同學那裡聽說，她的丈夫出國的事情很不順利，而且企業倒閉後，工作處於下崗狀態，一直不太穩定。家裡的財政主要靠她一個人的工資來維持，家庭生活十分節儉。
大概是2001年前後，我突然在電子郵箱裡收到了她發給我的信。她告訴我，是從同年級的陳佐夫(現在中國建設銀行任職，1999-2000年期間曾在美國斯坦福大學進修，其間我和他常有往來)得到了我的聯繫郵箱。失去聯繫多年後，能在高速穿越萬水千山的網絡空間裡重建通訊聯絡，實在讓人對現代科技的發達心懷感恩。
在電子郵件中，她告訴我，她已經離開省委講師團，現在貴州省人民政府法制辦任副主任職務。按照大陸的說法，這個職務屬於副廳局級。遠隔萬里之遙，我為她的職位的變遷而感到欣慰。
過去曾有過擔心，像她這樣才學兼備的人才，在貴州這樣的邊遠省份會被忽略和埋沒。看來，只要是金子，無論放在哪裡，遲早都會發光的。在這方面，上帝通常是公平的。
2003年夏天和2004年初，我在回國工作旅行期間，在北京見到了她。她當時正在位於北京北海公園附近文津街上的國務院法制辦掛職工作。這是我們自從大學畢業20年後的再次相會。我覺得她的外貌變化並不是很大。儘管她已經是一個副廳級的官員，但無論是夏裝還是冬裝，穿著都很簡樸。
她告訴我，貴州的經濟發展和沿海省市相比，還很落後。如果有合適的海外公司，可以介紹他們去貴州投資辦廠。我很想問問她丈夫的工作近況，看看我是否可以幫幫忙。但話到了嘴邊，又收了回去。我知道她自尊心很強，不到萬不得已，是不會求人相助的。
她告訴我，2004年春天，她要率團來美國考察訪問，但只去美國東部的華盛頓和紐約，不經過美國加州。她問我，從美國帶什麼東西回國比較合適。我告訴她，可以在美國買一些美國生產的維生素，相比國內同類產品，可謂貨真價實；也可以在美國買一個IBMThinpak品牌的手提電腦（當時國內的同類手提電腦價格很貴）。但是，帶回國時，一定注意不要把包裝紙箱等帶回來。否則回國入境時如果被發現的話，可能會被海關以嶄新商品課以重稅，那就不合算了。如果作為隨身辦公用品，是不會被課稅的。
她後來來信告訴我，她在美國為剛上大學的女兒買了一個手提電腦，花去了家裡的大部分積蓄。
記得是2004年底的一天，我在美國接到她發給我的一條短信，說她這幾天正在代表省政府和聚眾請願的出租車司機們談判，累得已經快堅持不住了。
三、難以置信的2005年：
曉玲英年早逝
2005年5月初，我們大學的同班同學們在海南的海口和三亞聚會，幾乎80%以上的同學們都來了。很多人都是畢業22年後第一次見面，聚會活動辦得很順利，大家都高興。
我當時恰好在香港開會辦事，也參加了這次聚會，併為促成這次聚會盡了些努力。但因為公務原因需要返回香港，聚會結束前，我就匆匆離開了。
幾天後，我收到曉玲的電子郵件。信中說：
大偉：你好！這次海南之行感覺何如？和同學22年未見面，變化很大嗎？因為你走得急，來不及聊細節，那天晚上狂歡，噪音特大，也不是談話的時間。你們走後，我和劉榮軍、段書臣以及成都的一群人是晚上的飛機，最後離開三亞。每每送走一批人，我心裡都特別感慨，同學之間的情意還是很深的。從中午大家告別開始，不知誰提議：給個擁抱，於是乎男生、女生都大大方方的以擁抱告別。這種方式對你來說可能不陌生，海外生活多年，見多了。我還有一點不習慣。但是同學之間的真情感動了我，最後，在那種氛圍下，我的眼淚都差一點掉了下來。有時大家也拿我來開開心，我已經年過半百了，無所謂了，只要大家高興，我也高興。你為促成大家聚會，付出了不少努力。劉榮軍、段書臣費了不少的心，對此表示深深的謝意。最近，經常收到劉教授的詩，看來人到中年開始喜歡回憶過去了。祝你香港之行順利！曉玲 2005年5月17日
我回復說，我7月初有機會去貴陽工作旅行，希望能在貴陽重逢時面敘。
7月初，我抵達貴陽。曉玲帶著駕駛員來機場接我。離開貴陽時，她和她的丈夫大清早趕來機場為我送行。可能是早晨匆匆趕來送我，她丈夫穿了一雙拖鞋就來了。譚曉玲當著我的面還抱怨自己的丈夫失禮。他們夫妻二人給我的印象是，儘管她的丈夫比她年齡大些，但看上去她像是個姐姐，她丈夫像是個單純頑皮的弟弟。
我在貴陽期間，我和曉玲在酒店裡有過兩次長談。我們共同回憶了很多大學時的往事，談到了這些年裡我們各自經歷的風風雨雨，甚至還談到了當年在大學時與各自交臂而過的幾次姻緣，幾乎該聊的都聊到了，唯獨沒有談到我們兩個人同桌時的那段微妙朦朧的時光。這麼多年走南闖北、經過風雨見過世面的我，在她眼裡大概已經是成熟了，顯然不再是當年那個有點兒幼稚可笑的同桌大男孩了。
人生在世，同學一場，緣分難得。有人說，無論你走到世界哪個角落，只有能找到同學和同鄉，就像找到了自己的兄弟姐妹，這話有些道理。不過，我和曉玲也同時覺得，世事滄桑、人心難料，有時也會有些極個別的例外。
在貴陽期間，我幾乎一點也沒有發現曉玲有什麼病狀。她告訴我，8月份她還要去美國訪問一次，這次我們十有八九能在美國加州見面了。我告訴她，屆時我一定要請你在美國吃當地最有名的牛排和太平洋大海蟹。
天知道，在我們這次分手後的幾個月裡，竟發生了所有人做夢都想不到的事情：譚曉玲此時其實已經身患絕症，死神正在向她步步逼近，此時此刻，距離她告別這個她熱愛的世界，其實只剩下四個多月的時間了。
8月中旬的一天，我在美國接到曉玲發來的一個手機短信：
大偉，我最近體檢時發現身體出了問題，已來到北京住院治療。美國之行只好取消了。你回國時，我們能在北京見一面。曉玲。
看到這條手機短信，我的直覺告訴我，實際情況可能不像她短信中講得這麼輕鬆。我隨後給在國內的同學打電話詢問，他們都說不知道譚曉玲患病的事情。
幾天後，我終於按捺不住，從美國撥通了她在貴陽的手機，是她丈夫接的。電話裡，她先生說，曉玲現在北大醫院，一小時前剛剛被推進手術室，已經確診是癌症中晚期。
8月底，我在北京北大醫院的病房裡見到譚曉玲。當時她的狀況還平穩。她甚至告訴我，回到貴陽後，很快就會去上班的。她的丈夫和女兒在一旁勸她先把身體養好，不要再想單位工作的事。
我知道他們一家人幾天後就要返回貴陽了，我想請他們去聽一次北京音樂廳的音樂會，這樣對舒緩病人的精神有益處。曉玲很想去，但醫生不同意手術後的病人此時晚間外出。我們約好，下次來京時一定去國家大劇院看看。
10月中旬，我在工作旅行經過成都時，得知曉玲病情惡化的壞消息。當時，我馬上要去日本開會，我當即決定，和同事們告假兩天，我先飛去貴陽看望曉玲。
在貴州醫學院的病房裡，曉玲躺在病床上。病狀晚期引起的劇烈咳嗽是痛苦難忍的。但她從來沒有在來探望的人面前流露出一點悲傷。看到我趕來了，她只是抱怨自己的家人，不要再讓遠方的同學趕來看她。
她丈夫給我看了最新拍攝的X光片，看到癌細胞已經在體內四處蔓延。醫院已經告訴家屬，可以去尋找民間中醫偏方。這種說法其實就等於宣佈，西醫治療方案已經技窮。她丈夫告訴我，醫生說，照目前的情況看，她的生命估計還能維持1個月左右。
看著躺在病床上的曉玲，我的思緒走得很遠，我想到，她曾是我們在大學時學習努力、工作負責的班長，想到她在工作單位是個廉潔奉公、刻苦敬業的清官，想到她在自己家裡是個可愛的慈母和賢妻。還想到，我們26年前曾經是共享同一張書桌的同學。
我對她丈夫說：“如果你不介意，我想和曉玲單獨講幾句話。我想和她一起回顧一下我們當年在大學同桌時的往事。”她丈夫說：“當然可以，她剩下的時間不多了，有讓她心情愉快的事情就趕快和她說。”
在病床前，我對曉玲說：“我想跟你說幾句話。知道你現在身體很弱，為了避免你咳嗽太厲害，你聽到我的話後，就點頭或搖頭就行了，好嗎？”
曉玲看著我，輕輕地點頭。
“你還記得，在大學一年級剛開學的時候，我們兩人曾經是同桌嗎？”
她輕輕地點頭，表示還記得。
“我再問一句，你有沒有感覺到，我當時喜歡過你？”
她輕輕地點頭，臉上出現了淡紅色，露出了笑容。
2005年5月初， 大學同學畢業22年後第一次聚會於海南三亞，前排左3譚曉玲。
“那麼，我再問你最後一問題，這個問題你可以回答，也可以不回答。”
她儘管重病臥床，但頭腦十分清醒。大概她知道我要問什麼問題，輕輕點頭後，臉上留著笑意。
“假如，當然，只是假如，如果是我比你大三歲，而不是你比我大三歲，你覺得我們會怎麼樣？”
她又笑了，吃力但是很清晰地說了一句：“那咱們倆就成了。”
事後，我向她丈夫“如實交代”了我和曉玲剛才的全部談話內容。最後，我和他半開玩笑：“如果我和譚曉玲真成了，那就沒你什麼事兒了！”
從她丈夫那裡，我獲知，儘管曉玲身居副廳級官位，但丈夫卻因企業調整下崗了十多年。她丈夫也是學光學儀器專業的工科大學畢業生。在當今社會，要憑她的地位給自己的夫君謀個工作，並非難事。可多年來，一家三口一直是靠她一個人的工資收入生活，包括近年供養女兒讀大學。
這些年裡，她坦然地生活、工作、交際、粗茶淡飯、衣著樸實、樂觀豁達，樂意助人，不慕虛榮。她的愛好除了讀書、寫文章，便是陪丈夫散步，與女兒聊天，心滿意足、安之若素。譚曉玲的律己、廉潔、奉公，在今天這個很多人已經不再相信字典裡還有“清官”二字的時代裡，顯得多麼稀有和可貴。
曉玲最後是11月20日去世的。開追悼會那天，我在美國。我們班裡的劉榮軍和江山從北京趕去貴陽參加了追悼會。他們發手機短信告訴我他們在花圈上精心編寫的輓聯。
據說，劉榮軍在追悼會上像個孩子一樣失聲痛哭。我後來在北京收到了王海平女士（曉玲丈夫的妹妹，也是我們的校友）寫的悼詞，看後也不禁潸然淚下。
海平的悼詞裡說，曉玲生前說過，自己退休後的理想，就是與丈夫到農村做鄉村教師，既能享受心境的安寧，又能幫助貧苦的孩子。如今她已經英年早逝，這個理想已成絕響。但餘音盪漾之中，人們卻能看到她淡泊致遠的人生境界。
曉玲去世後，我們五班同學一直沒有再舉辦聚會。也許，不少同學內心裡總有一種難以言喻的憂傷：當大家再聚集一堂時，馬上就會發現，從今以後，全班同學的聚會上，曉玲再也來不了了。
在大家的印象裡，她一直還在扮演著這個班的班長的角色。聚會開始時，她會講一段開場白。聚會結束時，她會把同學們都送走後，然後自己再離開。
誰會想到，就是這樣一個溫婉秀美、品學兼優的女子，就在我們上次同學聚會後半年的時間裡，竟已化作一縷青煙飄然而逝，再也不在人間，如何不讓人扼腕嘆息！
曉玲去世的時候，她的女兒還在北京讀大學。我想，這個孩子的未來生活，大概是她臨終前最放心不下的心事了。每當看到這個瘦弱的過早失去母親的孩子，我心裡總是有幾分愛憐和酸楚。
不管工作多忙，我們幾位經常在北京的同班同學還是常常把曉玲的女兒找到我們大家身邊，一起關心她的學業、生活，盡我們的努力給她一些溫暖和幫助。我們想默默地告訴曉玲，你的女兒，我們會替你照料的，你一路走好！我們的心與你同在，在通往天國的路上，你不會太孤單！永遠不會。
周大偉
原題
回憶和悼念：
我的大學同桌譚曉玲
2010年11月20日，是我的大學同學譚曉玲逝世5週年的日子。
1979年9月初，我們一起考入位於重慶歌樂山下的西南政法學院法律系。我們被安排在同一個班。在大學一年級的第一個學期裡，我和她曾是同桌。
一、我們的大學生活
譚曉玲，一個來自貴陽的考生，長得秀氣溫婉，稍帶紅暈的圓臉龐上有一雙美目。和擲地有聲的重慶口音不同，她講了一口音調細軟的貴陽話。在大學法律系本來就挺稀有的女生裡，她顯得有些引人注目。最初同桌的幾個禮拜裡，我和她都不知道彼此的年齡。從外表上看，她顯得比我這個在軍艦上當過幾天海軍的男生要年輕一些。
既然是同桌，彼此就免不了要在教室裡交頭接耳地說說話、討論課程問題、交換書籍和課堂筆記等。幾個來回，我就發現有點感覺不太對了。那種從青澀單純衍生出的春意朦朧，好像正在從我們兩張並不靠近的椅子之間，向上冉冉升起。
在課堂以外的場合，我們偶爾相遇時，彼此好像都在羞澀地躲避著彼此的目光。更有意思的是，一天午飯後，我在宿舍窗戶外看到，有一個高大魁梧的男生正和她一邊說話一邊朝宿舍區走來，我當時竟然心裡有一種很不快樂的感覺。
開學第二個星期後，學校就開始辦理家庭困難同學的生活補助。我當時在班裡臨時擔任班幹部，在申請家庭特別補助的同學名單上，我驚訝地看到了譚曉玲的名字。在她填寫的申請表上，我看到她幼年時父親就因病早逝，她的母親是湖北恩施山區的一個小學教師，每月的工資只有20多元錢，家裡還有未成年的弟弟和妹妹。
看到她填寫的這份困難補助申請表，我簡直不敢想象，這樣一個娟秀聰慧的女子，怎麼會有這樣不幸的童年身世和貧困家境。我從小生活在大城市裡，儘管那個年代，家家都不富裕，但自己還從來沒有體驗過衣食之憂。
我當時甚至在腦海裡閃過一個念頭，覺得如果我將來和她真的“好了”的話，說不定能在經濟上照顧她的家人並改善她的困窘。今天看來，這可能是個有點兒滑稽可笑的想法，可在當年那一瞬間，的確很真實。
在後來的相互閒聊中，她告訴我，她的父親早年曾經是個解放軍海軍軍官，但在她幼年時父親就不幸病逝了。母親帶著她和弟弟妹妹在鄉間艱難度日，因為實在無力撫養子女，母親只好在譚曉玲年幼時就把她寄養在貴陽的親戚家裡。
她從小在貴陽長大，貴陽城裡住著她的養父母和表兄妹們。她說，自己的生母和弟弟妹妹還在湖北恩施，她打算明年暑假期間乘船去看看母親和弟弟、妹妹。
作者（後右1）與同桌譚曉玲（前右1）等大學同學春遊。
後來，幾乎就在同一個時間段裡，我和譚曉玲大致都發現了彼此在年齡上的差距。在那個人們的生活方式還非常拘謹保守的年代裡，我比她小三歲（換句話說，她比我大三歲）的事實，對我們二人來說，似乎並不是個愛情“可持續發展”的福音。
更重要的是，我已經發現，在譚曉玲的周圍，還有不少對她表示好感的“適齡男生”，其中不僅有同班、同年級的同學，還有年齡更大更成熟的高年級男生。
這些人攻勢挺猛，我明顯預感到，即使我自己有這份“賊心”，或者也有某種“賊膽”，間或還有與她同桌的優越“地理位置”，恐怕也不是這些人的對手，到最後肯定會“寡不敵眾、落荒而逃”，那還不如早點兒“繳械投降”算了。
就這樣，不知道從哪一天開始，我們之間那種說不清道不白的東西開始凝固住了，我們兩人座椅之間那點兒微弱的朦朧，漸漸歸於平淡。後來的很多日子裡，譚曉玲也一定發現了，這個比她小三歲的同桌男生，表面上看上去挺成熟，其實，他比起高年級以及同年級、同班的那些真正成熟的男生來，畢竟還差得有點兒遠。
後來，我自己也問過自己，這段短暫的春意朦朧，能不能算不算是自己生活經歷中的一次戀愛呢？如果說算的話，大概也只是一次純粹的柏拉圖式的精神戀愛吧！彼此之間，有些羞澀的眼神，有些青春的悸動，還有些同情的愛憐；如果說不算的話，它就好像是昨夜的一陣細雨或微風，還沒有飛揚，就已經翩然而去。
接下來的大學生活裡，我們的關係就像一個彼此信任的異性知己朋友。彼此有什麼事情，也常在一起商量。我發現，這個嬌小柔弱的女同學，內心其實十分要強。我們有時候也會為一些不同的看法產生爭論，有時還爭論得很激烈。在這個後來當了我們的班長的女生面前，我有時也不願示弱，總要竭力表現出自己比她成熟的一面，用今天的話說，就叫“裝”吧，就是漢語拼音裡Zh-u-ang的那個“裝”。
大學的第一個暑假裡，我和同班的幾個同學（何超明、王愛華等）一起結伴乘船，經長江三峽、武漢去廬山旅遊。恰好和乘同一條船去湖北探望母親的譚曉玲相遇。
1980年夏，長江三峽輪船。左起：何超明、作者、王愛華、譚曉玲。
記得船停靠在巴東時，我們看到不遠處有一個瘦瘦的圓臉男孩子在朝我們這個方向揮手。譚曉玲說這個男孩就是她的弟弟，是她母親安排他趕來碼頭接她回家的。
我和何超明還對譚曉玲開玩笑說：“把你弟弟叫過來，我們和他好好談談。讓他叫我們幾聲大哥哥，然後才能把你接走。”譚曉玲笑著下了船，說我們沒出息，就會欺負人家小孩。
大學的最後一年裡，我決定報考北京名校的研究生。在和她的談天時，她告訴我，她也很想考研究生，但是一想到自己母親這一輩子太辛苦了，還有弟弟妹妹需要自己幫助和照顧，決定畢業後就參加工作了，這樣可以減輕一些母親的負擔。
1983年7月初，我收到了中國人民大學寄來的研究生錄取通知書。臨行前，我在沙坪壩百貨商店買了幾個精裝的學習筆記本（這是當年學生們流行的畢業紀念品），其中一個是送給譚曉玲的。我還在扉頁上給她寫了幾個字。
在我離開學校的那天中午，我來到女生宿舍樓門口，告訴門衛老大爺，我想找79級5班的女生譚曉玲上來說幾句話。幾分鐘後，她來了。我告訴她，我今天下午的火車就要去北京了，臨行匆匆，專門來和你道個別，送給你一個小禮物做個紀念。
她當時抱怨我說，你為什麼不早點通知一聲，讓她一點兒沒有準備。她說無論如何一定要回贈給我一個禮物，她讓我等一會兒，她匆忙回到宿舍房間裡，跑上來時氣喘吁吁，臉紅紅的，手裡拿來一個動物毛絨玩具送給我。
我理解她的心情，什麼禮物已經並不重要，只是一份心意。不過，後來，我一看到這個動物玩具，就覺得很有趣。心裡在想：這大概是通常一個大女生會送給小男生的禮物吧！
只是，後來的很多年裡，那個比她小三歲的小男生倒是一直懷揣著一個小小的疑問：憑譚曉玲一個女性的直覺和敏感，在大學一年級開始時那短短的幾個星期的時間裡，她就沒有察覺到同桌的那個男生對她有那麼點兒意思嗎？還有，她自己對這個稍微有點兒幼稚可笑但還不算太糟糕的同桌男生，難道就一點兒意思都沒有嗎？
直到大學畢業，我們誰都沒有打算揭開這個謎底。最後揭開這個謎，那是26年以後的事情了。那時，她已經身患絕症，還是在她臨終前不久的醫院病榻前。
二、美國和中國之間
大學畢業後，我們各奔東西。我在北京讀研究生，然後畢業留校任教。後來知道，譚曉玲在畢業前夕已經訂婚，為了成全對這份婚姻的承諾，她選擇分配回貴陽，在貴州省委講師團工作。
我們之間除了偶爾有些通信外，彼此聯繫不太多了。通過其他同學的渠道，知道她已經在貴陽結婚生女，夫妻恩愛。我知道她自幼生活貧苦，如今能如此享受天倫之樂，真的發自內心為她高興。
幾年後，隨著出國留學的大潮，我去了美國。開始的幾年裡，每當我輾轉不同的美國大學和城市，基本上都給她寫封信，告訴她我的近況和新址。從她的回信中，我知道，當時她的丈夫所在的企業效益不好，已經瀕臨倒閉。她的丈夫也在積極準備出國留學，但是簽證卻屢屢遭遇美國大使館的拒籤。為此，他們夫婦十分苦惱。
1990年9月10日，她在一封給我的信中寫到：“今年7月中旬，我去了一趟北京……..乘此機會，我去了一趟大使館，門口熙熙攘攘，簽證的人很多，我想如果你在北京，大家還可以商量一點辦法。看來想要衝過最後一關，還是非常不容易。你們出去了，又對祖國有眷戀之感，但這些在大門口徘徊的人，又是另外一份心情。世界上的事情真是太奇妙了”。收到這封信後的幾年裡，因為彼此工作變動和忙碌，我們的通信聯繫幾乎中斷了。
若干年後，我從其他同學那裡聽說，她的丈夫出國的事情很不順利，而且企業倒閉後，工作處於下崗狀態，一直不太穩定。家裡的財政主要靠她一個人的工資來維持，家庭生活十分節儉。
大概是2001年前後，我突然在電子郵箱裡收到了她發給我的信。她告訴我，是從同年級的陳佐夫(現在中國建設銀行任職，1999-2000年期間曾在美國斯坦福大學進修，其間我和他常有往來)得到了我的聯繫郵箱。失去聯繫多年後，能在高速穿越萬水千山的網絡空間裡重建通訊聯絡，實在讓人對現代科技的發達心懷感恩。
在電子郵件中，她告訴我，她已經離開省委講師團，現在貴州省人民政府法制辦任副主任職務。按照大陸的說法，這個職務屬於副廳局級。遠隔萬里之遙，我為她的職位的變遷而感到欣慰。
過去曾有過擔心，像她這樣才學兼備的人才，在貴州這樣的邊遠省份會被忽略和埋沒。看來，只要是金子，無論放在哪裡，遲早都會發光的。在這方面，上帝通常是公平的。
2003年夏天和2004年初，我在回國工作旅行期間，在北京見到了她。她當時正在位於北京北海公園附近文津街上的國務院法制辦掛職工作。這是我們自從大學畢業20年後的再次相會。我覺得她的外貌變化並不是很大。儘管她已經是一個副廳級的官員，但無論是夏裝還是冬裝，穿著都很簡樸。
她告訴我，貴州的經濟發展和沿海省市相比，還很落後。如果有合適的海外公司，可以介紹他們去貴州投資辦廠。我很想問問她丈夫的工作近況，看看我是否可以幫幫忙。但話到了嘴邊，又收了回去。我知道她自尊心很強，不到萬不得已，是不會求人相助的。
她告訴我，2004年春天，她要率團來美國考察訪問，但只去美國東部的華盛頓和紐約，不經過美國加州。她問我，從美國帶什麼東西回國比較合適。我告訴她，可以在美國買一些美國生產的維生素，相比國內同類產品，可謂貨真價實；也可以在美國買一個IBMThinpak品牌的手提電腦（當時國內的同類手提電腦價格很貴）。但是，帶回國時，一定注意不要把包裝紙箱等帶回來。否則回國入境時如果被發現的話，可能會被海關以嶄新商品課以重稅，那就不合算了。如果作為隨身辦公用品，是不會被課稅的。
她後來來信告訴我，她在美國為剛上大學的女兒買了一個手提電腦，花去了家裡的大部分積蓄。
記得是2004年底的一天，我在美國接到她發給我的一條短信，說她這幾天正在代表省政府和聚眾請願的出租車司機們談判，累得已經快堅持不住了。
三、難以置信的2005年：
曉玲英年早逝
2005年5月初，我們大學的同班同學們在海南的海口和三亞聚會，幾乎80%以上的同學們都來了。很多人都是畢業22年後第一次見面，聚會活動辦得很順利，大家都高興。
我當時恰好在香港開會辦事，也參加了這次聚會，併為促成這次聚會盡了些努力。但因為公務原因需要返回香港，聚會結束前，我就匆匆離開了。
幾天後，我收到曉玲的電子郵件。信中說：
大偉：你好！這次海南之行感覺何如？和同學22年未見面，變化很大嗎？因為你走得急，來不及聊細節，那天晚上狂歡，噪音特大，也不是談話的時間。你們走後，我和劉榮軍、段書臣以及成都的一群人是晚上的飛機，最後離開三亞。每每送走一批人，我心裡都特別感慨，同學之間的情意還是很深的。從中午大家告別開始，不知誰提議：給個擁抱，於是乎男生、女生都大大方方的以擁抱告別。這種方式對你來說可能不陌生，海外生活多年，見多了。我還有一點不習慣。但是同學之間的真情感動了我，最後，在那種氛圍下，我的眼淚都差一點掉了下來。有時大家也拿我來開開心，我已經年過半百了，無所謂了，只要大家高興，我也高興。你為促成大家聚會，付出了不少努力。劉榮軍、段書臣費了不少的心，對此表示深深的謝意。最近，經常收到劉教授的詩，看來人到中年開始喜歡回憶過去了。祝你香港之行順利！曉玲 2005年5月17日
我回復說，我7月初有機會去貴陽工作旅行，希望能在貴陽重逢時面敘。
7月初，我抵達貴陽。曉玲帶著駕駛員來機場接我。離開貴陽時，她和她的丈夫大清早趕來機場為我送行。可能是早晨匆匆趕來送我，她丈夫穿了一雙拖鞋就來了。譚曉玲當著我的面還抱怨自己的丈夫失禮。他們夫妻二人給我的印象是，儘管她的丈夫比她年齡大些，但看上去她像是個姐姐，她丈夫像是個單純頑皮的弟弟。
我在貴陽期間，我和曉玲在酒店裡有過兩次長談。我們共同回憶了很多大學時的往事，談到了這些年裡我們各自經歷的風風雨雨，甚至還談到了當年在大學時與各自交臂而過的幾次姻緣，幾乎該聊的都聊到了，唯獨沒有談到我們兩個人同桌時的那段微妙朦朧的時光。這麼多年走南闖北、經過風雨見過世面的我，在她眼裡大概已經是成熟了，顯然不再是當年那個有點兒幼稚可笑的同桌大男孩了。
人生在世，同學一場，緣分難得。有人說，無論你走到世界哪個角落，只有能找到同學和同鄉，就像找到了自己的兄弟姐妹，這話有些道理。不過，我和曉玲也同時覺得，世事滄桑、人心難料，有時也會有些極個別的例外。
在貴陽期間，我幾乎一點也沒有發現曉玲有什麼病狀。她告訴我，8月份她還要去美國訪問一次，這次我們十有八九能在美國加州見面了。我告訴她，屆時我一定要請你在美國吃當地最有名的牛排和太平洋大海蟹。
天知道，在我們這次分手後的幾個月裡，竟發生了所有人做夢都想不到的事情：譚曉玲此時其實已經身患絕症，死神正在向她步步逼近，此時此刻，距離她告別這個她熱愛的世界，其實只剩下四個多月的時間了。
8月中旬的一天，我在美國接到曉玲發來的一個手機短信：
大偉，我最近體檢時發現身體出了問題，已來到北京住院治療。美國之行只好取消了。你回國時，我們能在北京見一面。曉玲。
看到這條手機短信，我的直覺告訴我，實際情況可能不像她短信中講得這麼輕鬆。我隨後給在國內的同學打電話詢問，他們都說不知道譚曉玲患病的事情。
幾天後，我終於按捺不住，從美國撥通了她在貴陽的手機，是她丈夫接的。電話裡，她先生說，曉玲現在北大醫院，一小時前剛剛被推進手術室，已經確診是癌症中晚期。
8月底，我在北京北大醫院的病房裡見到譚曉玲。當時她的狀況還平穩。她甚至告訴我，回到貴陽後，很快就會去上班的。她的丈夫和女兒在一旁勸她先把身體養好，不要再想單位工作的事。
我知道他們一家人幾天後就要返回貴陽了，我想請他們去聽一次北京音樂廳的音樂會，這樣對舒緩病人的精神有益處。曉玲很想去，但醫生不同意手術後的病人此時晚間外出。我們約好，下次來京時一定去國家大劇院看看。
10月中旬，我在工作旅行經過成都時，得知曉玲病情惡化的壞消息。當時，我馬上要去日本開會，我當即決定，和同事們告假兩天，我先飛去貴陽看望曉玲。
在貴州醫學院的病房裡，曉玲躺在病床上。病狀晚期引起的劇烈咳嗽是痛苦難忍的。但她從來沒有在來探望的人面前流露出一點悲傷。看到我趕來了，她只是抱怨自己的家人，不要再讓遠方的同學趕來看她。
她丈夫給我看了最新拍攝的X光片，看到癌細胞已經在體內四處蔓延。醫院已經告訴家屬，可以去尋找民間中醫偏方。這種說法其實就等於宣佈，西醫治療方案已經技窮。她丈夫告訴我，醫生說，照目前的情況看，她的生命估計還能維持1個月左右。
看著躺在病床上的曉玲，我的思緒走得很遠，我想到，她曾是我們在大學時學習努力、工作負責的班長，想到她在工作單位是個廉潔奉公、刻苦敬業的清官，想到她在自己家裡是個可愛的慈母和賢妻。還想到，我們26年前曾經是共享同一張書桌的同學。
我對她丈夫說：“如果你不介意，我想和曉玲單獨講幾句話。我想和她一起回顧一下我們當年在大學同桌時的往事。”她丈夫說：“當然可以，她剩下的時間不多了，有讓她心情愉快的事情就趕快和她說。”
在病床前，我對曉玲說：“我想跟你說幾句話。知道你現在身體很弱，為了避免你咳嗽太厲害，你聽到我的話後，就點頭或搖頭就行了，好嗎？”
曉玲看著我，輕輕地點頭。
“你還記得，在大學一年級剛開學的時候，我們兩人曾經是同桌嗎？”
她輕輕地點頭，表示還記得。
“我再問一句，你有沒有感覺到，我當時喜歡過你？”
她輕輕地點頭，臉上出現了淡紅色，露出了笑容。
2005年5月初， 大學同學畢業22年後第一次聚會於海南三亞，前排左3譚曉玲。
“那麼，我再問你最後一問題，這個問題你可以回答，也可以不回答。”
她儘管重病臥床，但頭腦十分清醒。大概她知道我要問什麼問題，輕輕點頭後，臉上留著笑意。
“假如，當然，只是假如，如果是我比你大三歲，而不是你比我大三歲，你覺得我們會怎麼樣？”
她又笑了，吃力但是很清晰地說了一句：“那咱們倆就成了。”
事後，我向她丈夫“如實交代”了我和曉玲剛才的全部談話內容。最後，我和他半開玩笑：“如果我和譚曉玲真成了，那就沒你什麼事兒了！”
從她丈夫那裡，我獲知，儘管曉玲身居副廳級官位，但丈夫卻因企業調整下崗了十多年。她丈夫也是學光學儀器專業的工科大學畢業生。在當今社會，要憑她的地位給自己的夫君謀個工作，並非難事。可多年來，一家三口一直是靠她一個人的工資收入生活，包括近年供養女兒讀大學。
這些年裡，她坦然地生活、工作、交際、粗茶淡飯、衣著樸實、樂觀豁達，樂意助人，不慕虛榮。她的愛好除了讀書、寫文章，便是陪丈夫散步，與女兒聊天，心滿意足、安之若素。譚曉玲的律己、廉潔、奉公，在今天這個很多人已經不再相信字典裡還有“清官”二字的時代裡，顯得多麼稀有和可貴。
曉玲最後是11月20日去世的。開追悼會那天，我在美國。我們班裡的劉榮軍和江山從北京趕去貴陽參加了追悼會。他們發手機短信告訴我他們在花圈上精心編寫的輓聯。
據說，劉榮軍在追悼會上像個孩子一樣失聲痛哭。我後來在北京收到了王海平女士（曉玲丈夫的妹妹，也是我們的校友）寫的悼詞，看後也不禁潸然淚下。
海平的悼詞裡說，曉玲生前說過，自己退休後的理想，就是與丈夫到農村做鄉村教師，既能享受心境的安寧，又能幫助貧苦的孩子。如今她已經英年早逝，這個理想已成絕響。但餘音盪漾之中，人們卻能看到她淡泊致遠的人生境界。
曉玲去世後，我們五班同學一直沒有再舉辦聚會。也許，不少同學內心裡總有一種難以言喻的憂傷：當大家再聚集一堂時，馬上就會發現，從今以後，全班同學的聚會上，曉玲再也來不了了。
在大家的印象裡，她一直還在扮演著這個班的班長的角色。聚會開始時，她會講一段開場白。聚會結束時，她會把同學們都送走後，然後自己再離開。
誰會想到，就是這樣一個溫婉秀美、品學兼優的女子，就在我們上次同學聚會後半年的時間裡，竟已化作一縷青煙飄然而逝，再也不在人間，如何不讓人扼腕嘆息！
曉玲去世的時候，她的女兒還在北京讀大學。我想，這個孩子的未來生活，大概是她臨終前最放心不下的心事了。每當看到這個瘦弱的過早失去母親的孩子，我心裡總是有幾分愛憐和酸楚。
不管工作多忙，我們幾位經常在北京的同班同學還是常常把曉玲的女兒找到我們大家身邊，一起關心她的學業、生活，盡我們的努力給她一些溫暖和幫助。我們想默默地告訴曉玲，你的女兒，我們會替你照料的，你一路走好！我們的心與你同在，在通往天國的路上，你不會太孤單！永遠不會。
2010年11月8日一稿草於美國洛杉磯飛往北京的航班途中；2010年11月20日二稿修改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