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格意義上來講，39所985院校應該可以稱之為中國的名校。廣義上來說，將全部116所211大學稱為名校也勉強可以。

我們先看看2018年985院校在全國各省的錄取率。

以及2018年211院校在全國各省的錄取率。

通過上面兩個表格，我們發現無論985還是211院校，京津滬三個直轄市的錄取率都名列前茅。而廣東省作為全國經濟第一強省，無論985還是211院校的錄取率都只及京津滬的五分之一。如果談到全國Top2的清華、北大，這兩所院校在全國的錄取率與北京相比那就更加懸殊。近四年Top2在北京的平均錄取率為1.03%，而在廣東的錄取率只有區區的0.04%，相差了有25倍之多。

這種看起來有違教育公平的現象，到底是什麼原因造成的？下面我們就用數據說話，客觀分析下這個問題。

一、名校數量多本省錄取率就高

985大學全國一共39所，京津滬一共14所，佔了36%。

211大學全國一共116所，京津滬一共40所，佔了34%。

北京有26所（清華大學、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北京理工大學、北京交通大學、北京工業大學、北京科技大學、北京化工大學、北京郵電大學、中國農業大學、北京林業大學、中國傳媒大學、中央民族大學、北京師範大學、中央音樂學院、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北京中醫藥大學、北京外國語大學、中國地質大學、中國礦業大學、中國石油大學、中國政法大學、中央財經大學、華北電力大學、北京體育大學）；上海有10所（復旦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同濟大學、上海財經大學、上海外國語大學、華東師範大學、東華大學、上海大學、華東理工大學、第二軍醫大學）；天津有4所（南開大學、天津大學、天津醫科大學、河北工業大學）。

在中國，一直以來，教育資源本身具有相當程度的地方保護主義。各省名校錄取的生源都是以本省為主。這其中的原因是各省首先要考慮本地經濟的發展。以北京的高校為例，北京的高校畢業生能留在北京工作的比例不高，如果將大部分招生名額留給外省考生，那北京市政府用在教育上的財政支出，就不能取得相應的效果。

但是，地方院校多招本地學生是無可厚非的，但我們這裡探討的是教育部或者工信部等中央各部委直屬的985和211院校。

一般來說，高校的辦學經費來自於如下5個方面：1、國家、政府財政撥款；2、學生繳納的學雜費；3、社會或個人贊助、捐助；4、學校創收；5、自辦企業收入及附屬單位上繳收入。

我們挑選北大作為案例進行分析。北京大學所有辦學經費中，中央財政撥款佔到了42.4%。再加上其他收入，雖然北京市對北大的投入金額我們無從得知，但起碼一點是可以確定的，就是總體佔比並不會太高，但學校在當地的水電煤氣等，都需要當地政府提供服務。因此名校招生名額向本地有所傾斜是合情合理的，但大幅度傾斜則有違公平公正原則。因為中央財政是來自於全國的稅收。

部屬高校地方化在院校合併大潮過後，早已是全國範圍的大趨勢。基於這個理由單純批評北京是不公平也不客觀的。

教育部直屬高校的本地生源比例，全國的平均水平是44.76％。東部發達地區反倒最高，均值為49.66％；中部次之，均值為40.69％；西部最低，均值為31.93％。就具體地區而言，同期北京的均值為18.98％，全國最低。但對上海地區8所部屬高校的數據分析卻發現，該地區3年平均值高達56.99％。而幾乎浙江全省的高校都合併進了浙江大學，這讓浙江大學本地生源比例超過了60%，因為合併前的其他幾所地方院校都是以招收本地生源為主。

那麼是否因為京津滬的學生成績更好呢？因為從2000年以後，京津滬就已經單獨命題了，所以單純的高考成績已經不再具有可比性，我們挑選全國統一命題的最後一年，1999年的各省高考錄取分數線來做下比較。

北京市1999年高考錄取分數線全國排名第27位，上海23，天津22。北京市理科錄取分數線比第一名的湖北省整整低了106分，相當於少考了一門課。我是1989年參加高考，當時同一個專業中，來自京津滬的學生高考分數比來自湖北、江蘇等省份的同學分數低100分的很常見。所以因為成績好而錄取率高這個說法也是站不住腳的。

所以目前的情況是，擁有更多教育資源的省市區，其高考的的錄取率就會更高；相應的，擁有名校更多的，則該省學生名校錄取率更高。至於西藏、青海等省份的高錄取率則屬於國家對西部地區的政策傾斜，這屬於另外的問題，這種做法是否也有違教育公平的原則，我們會在文章的後面進行分析。

二、學生素質高

京津滬學生素質高這個話題一定會引起爭論。京津滬的學子也往往以此為自己辯解，說明自己為何高考分數低依然可以上名校。他們認為有些地區的學生高分低能。雖然這種說法有失偏頗，但也有一定的道理。

按照高曉鬆的說法，北京聚集了全國的精英，最好的科研機構、醫院，最好的藝術家、作家、運動員等等，其子女不僅僅有優秀的基因，同時也可以擁有最好的教育環境，因此可以得到多方面綜合素質的發展，而不是像有些欠發達地區的中學那樣，僅僅以應試教育為目標，採取題海戰術。

京津滬確實在積極推進素質教育。一些重點高中已經推出很多選修課，支持學生們多方面的發展。相對來說，大城市的學生見識更廣，人際交往能力、外語、藝術、體育等綜合素質方面會更好一些。

三、本地學生就業更容易

大學生就業仍受到一些客觀條件的限制。京津滬都是經濟發達城市，在這些地方讀書的學生，多數都希望畢業後可以留下。但出於控制大城市總體人口規模的考慮，外地學生想留下還是比價困難的。例如在北京，由於有所謂“留京指標”和“進京指標”，因此，對於戶口不在北京的畢業生，只有最優秀的才可能留在北京工作並解決戶口問題。

在北京受制於留京指標，許多用人單位在招聘大學畢業生時，不得不要求畢業生是北京生源。順理成章，就業的優勢反過來也會影響高校的招生。因為考慮到就業問題，許多學校也不得不在北京等發達地區多招學生。

黑格爾說過，存在即合理，也就是說凡是存在的必有其存在的道理。上述三個原因基本上可以解釋京津滬學子為什麼更容易上名校，尤其第一點，是其根本原因。

我們再回到文章前面提到的，國家在高校錄取時為什麼會對西部欠發達省區的考生給予一定的照顧。我們也基本都有這種體會，大家的大學班級裡，基本上來自青海、西藏、貴州、雲南、海南、寧夏、甘肅等省份的同學，往往高考分數都要比平均分數低一些。經濟發達省份的人會認為這種做法不合理。

但是，全國統一按照分數從高到低來錄取這種所謂的絕對公平做法，事實上也是不公平的。因為我們知道，同一個人種的智商水平是相當的，但後天受到的教育是最終決定一個人成就的根本原因。很多西部欠發達省份的學生，因為家庭條件原因，無法在中小學階段受到得到良好的教育，如果和東部發達地區的學生進行所謂公平競爭，則肯定處於絕對劣勢。

我們再看下美國的情況。前幾年，所謂美國常春藤名校歧視亞裔學生的報道鬧得沸沸揚揚。亞裔學生認為，哈佛的入學審核程序對優秀的亞裔學生不公平。因為哈佛大學錄取時考慮各種族人數的配比，導致大量優秀的亞裔學生要通過更高的分數才能進入哈佛。

事實上，美國其他名校也是一樣，都是為亞裔、黑人、拉丁裔保留一定的入學比例份額，大致是亞裔的錄取比例大約20%-25%，黑人和拉丁裔在10%左右。這種做法始於1960年的平權運動，美國聯邦政府和各州政府為了保證各種族在就業、教育、醫療等方面享有平等的權利，要求僱員和公共機構(如大學、醫院)扶持少數族裔，包括在大學中保證不同種族的錄取比例。

中國高校錄取過程中，對西部地區以及少數民族地區的照顧，與美國的做法基於同樣的理論。目前無論是中國的高考還是美國的SAT，都無法考核一個人的綜合素質，雖然兩國專家都在不斷努力提高其對綜合素質覆蓋的全面性。就像一些美國網友指出的那樣，黑人為美國貢獻了像奧巴馬、喬丹、穆罕默德·阿里、馬丁·路德·金、傑西·歐文斯、奧普拉·溫弗莉等等這些能夠影響美國曆史的了不起的人物。亞裔雖然智商出眾，學習能力一流，但是產出的都是程序員和華爾街的金融民工。

廈門大學教育研究院院長劉海峰則認為，考試公平與區域公平是一個“千古難題”。北宋時就曾發生過司馬光與歐陽修之間的科舉南北之爭。當時，由於北方久經戰亂，經濟蕭條，教育大大落後於南方，結果出現南北舉額嚴重不均的現象。於是，司馬光代表北方主張在進士錄取中實行“逐路取人法”，即按地區分配名額。而歐陽修則代表南方，提出“憑才取人”。到了明代，科舉採取“分區錄取”的辦法，試卷分為南卷、中卷和北卷。清朝康熙年間，開始實行“分省定額錄取”。這與目前的高考錄取制度已經非常相近了。

中國政法大學就曾經嘗試過按各省人口比例招生。中國政法大學的招生簡章說明：“本著教育公平的原則，根據各省人口基數，考慮生源質量、專業特色等因素制定學校分專業、分省生源計劃。”

具體辦法是，用學校計劃招生指標除以13億，再乘以省份的人口數，基本上就是下達到各省的招生指標數。按照這一辦法，該校在人口大省的招生人數都大幅度增加。

而事實上，中國政法大學的做法也有點過於簡單化，但這也是中國這些年在教育公平方面所做的各種嘗試之一。應該說，高考已經是國內目前可以選擇的最公平的選拔途徑了，當然我們還需要不斷對其進行優化，還需要很多人持續不斷的努力。

現在，各大城市已經不再把人口看做負擔，而是明白了人口是重要的資源，是城市發展的原生動力。因此，各大城市紛紛放開大學生落戶，這也為大學多招收外地生源掃除了另外一個障礙；另外，國家還需要進一步均衡全國各地的教育資源，這樣才更加有效地推進教育公平。展望未來，隨著經濟的發展，中國各省的區域經濟差異會逐漸縮小，這種不同地域間的教育不公平現象最終一定能夠得到消除。

主要參考資料：

中國政法高招改革是追求公平的有益嘗試 《人民日報》

部屬高校生源地方化調查 《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