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名士王闓運被視作促成齊白石由民間畫師向畫壇巨匠轉變的關鍵人物之一，但這位齊白石敬重一生的老師並非向他傳授任何具體的書畫技藝，而是將其拉入湖湘文人圈的“培養皿”中，使之自然生長。

記者/劉周巖

晚清名士王闓運

木匠與經學大師的相遇

1899年1月，37歲的齊白石經人介紹，拿著自己的詩文、字、畫、印章，前去拜訪本地名士、時年66歲的王闓運（湘綺）。齊白石走後，王闓運在當月20日的日記（《湘綺樓日記》）中記道：“看齊木匠刻印字畫，又一寄禪張先生也。”寄禪是湘潭一位有名的和尚，同齊白石一樣赤貧出身，本無力讀書，發憤自學而後成名。數十年後在自述回憶中，齊白石還清楚記得這一初見面時帶有預言與鼓勵性質的評語。

往後數月，二人又多有來往。眾人都勸齊白石拜王闓運為師，他卻顯得猶猶豫豫，弄得王闓運也莫名其妙，因為當時的人都以列入王門為榮。直到介紹人又來責問：“人家求都求不到，你難道是招也招不來嗎？”齊白石才終於在當年的10月，向王闓運正式拜師。事後證明，這一拜，也確乎改變了齊白石的命運。

今天齊白石家喻戶曉，而王闓運已隱入歷史的深處，除非對晚清歷史有專門興趣，未必一定聽說過這個名字。但在拜師發生的時刻，二人的地位卻與日後聞名程度截然對調。

37歲的齊白石在他人眼裡第一身份仍是木匠，他的畫、印才剛剛起步。彼時主掌“船山書院”的王闓運則處於人生威望的高峰。1891年，王闓運接手船山書院，任職長達25年直至去世，是這位晚清最重要的書院山長，一生中持續時間最長的一段書院主講生活。經過數年苦心經營，齊白石上門拜見時，船山書院已達鼎盛，在王闓運年譜中，那年的書院“諸生從學者眾，齋舍不能容”，以至於不得不加蓋學舍，“學在船山”的聲名遠揚四方。齊白石日後也解釋自己最初之所以拖了許久才拜入王門，並非不願意，正是當時王闓運威望太盛，許多人爭相混作王門弟子在外賣弄，他怕人誤會自己是有意借拜師抬高身份。

王闓運書法作品

王闓運的聲望不僅來自於在船山書院的經營，更與此前傳奇的人生經歷有關。他和同時代絕大多數讀書人一樣由科舉起步，中得舉人，但並未走仕途而是選擇了為權臣做幕僚的道路。26歲時，進京參加會試的王闓運結識清宗室權臣肅順，頗受賞識，成為所謂“肅門五君子”之一。據傳，曾國藩作為漢人而得到清廷重用，正是王闓運向肅順推薦，肅順進而向咸豐帝保舉的結果。只是對於此事細節，學界多有爭論，尚不能確證。但王闓運成功化解左宗棠被彈劾案則較為確鑿。左宗棠初露頭角後為滿族大臣嫉妒，一度被押赴聽審，斡旋過程中王闓運出力尤多，《清史稿》記載：“左宗棠之獄，闓運實解之。”雖非朝廷正式官員，但王闓運與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左右清朝政局的人物都建立了密切的聯繫。

可惜對有心實施縱橫術救世的王闓運而言時運不濟。1861年，咸豐帝去世，其臨終前託付的肅順等輔政八大臣在與慈禧一派的鬥爭中敗下陣來，肅順於當年被慈禧下令斬於菜市口，史稱“辛酉政變”。自然，作為“肅黨”的王闓運受到波及，雖然得到寬大處理未被懲處，但政治上從此不再得志。壯志未酬的王闓運希望以另一種方式影響時局，於是主掌書院、廣招門徒，後半生的主要精力均用於學術和教育，終於在船山書院時期卓見成效。因為對經、史的精深研究，王闓運被人尊為“儒宗”，號稱三千弟子遍佈政學之界。“齊木匠”的來訪與拜師正在此時發生。

雖然齊白石並未在書院中系統學習王派的經學學問，但師生關係確立之後，二人在數年內有一段頗為頻繁的接觸，時常談藝論道。拜師兩年後，齊白石從小最親的祖母去世，齊白石悲痛不已，料理後事時，他請王闓運為祖母撰寫墓誌銘，自己親手刻石。此後一生，齊白石也都對王闓運極為尊敬。

一位經學大師，為何要將一個木匠招入門下，齊白石又是怎樣通過王闓運獲益的呢？

湖湘江湖

古文學家、錢鍾書之父錢基博曾對王闓運有一句著名的評價：“名滿天下、謗滿天下。”這一方面是指他的學術與政治活動引出的諸多爭議，另一方面也形容其不羈的性格。

王闓運玩世不恭最著名的例子是與女僕廝混，尤其是讓年邁的“周媽”朝夕不離左右。1914年，大總統袁世凱禮聘王闓運為國史館館長，二人正式會晤時他竟攜周媽同往，且打趣地把袁世凱介紹給周媽，後人記載當時“世凱侷促無以應”。當他因政治考量想辭去此官職時，竟又搬出周媽，主動斥責周媽以自己名義收受賄賂，“招搖撞騙、可惡至極”，卻又表示自己“不能須臾離周媽”，於是只好辭職，幾將此事變成鬧劇。類似事件時有發生，欣賞的人稱他是有魏晉風度的名士，厭惡的人則斥之為滑稽的封建遺老。

錢基博也寫道，雖然王闓運詼詭玩世，在大情大義面前則是“風義不苟”。肅順被斬後，生前門生都急於撇清和他的關係，唯獨王闓運仍稱其為“恩主”，甚至撰文伸冤，並且資助落敗的肅家遺孀及後人。直到數十年後王闓運主掌船山書院時，一次夜中與人談詩，又提及肅順，悲嘆“人詆逆臣，我自府主”，潸然淚下。

中國美術館副研究館員鄧鋒告訴本刊，王闓運的氣質可以用“江湖氣”來概括，這或許來源於湖湘文化，也是他會收齊白石為徒的根本原因。“他本人的經歷複雜，喜歡三教九流的人都聚攏在他身邊，顯示出自己的包容性，所以才有‘王門三匠’。”鄧鋒說。所謂“王門三匠”，指的是王闓運門下三個出身於工匠而非傳統讀書人的學生，齊白石作為木匠算其一，另兩人是銅匠曾招吉、鐵匠張仲颺。王闓運也有意將他們三人湊在一起。1904年，他叫齊白石、張仲颺與自己同遊曾招吉所在的南昌，於是師徒四人在南昌匯合。

在南昌，許多達官貴人仰慕王闓運的名聲前來拜訪，王闓運也頗有幾分自豪地將這“三匠”集體推出，介紹給他們。齊白石在自述中回憶：“仲颺和招吉，周旋其間，倒也認識了很多闊人，我卻怕和他們打著交道。”這一點也給王闓運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在後來給齊白石的印章拓本寫的序中形容他“非知交不妄應……有高世之志，而恂恂如不能言”。但性喜交遊的王闓運還是鼓勵齊白石多多交際，寫給他的《招引會客便箋》中，要他與求印的主顧見面，還說“多見一人增一閱歷，不必效孤僻一派”。

三匠中的另兩人後來也頗有成就，銅匠曾招吉投身正興起的科學事業，研究飛行器、火炮製造，曾協助名臣丁寶楨籌辦山東和四川機器局；鐵匠張仲颺轉向讀書人道路，參加科舉做官未成後從事教育，當上湖南高等學堂教務長。不過齊白石對二人的“熱衷功名”頗有不屑之意，在自述中說：“他們二人的學問，也許比我高明些，但是性情可不與我一樣。”

王闓運書法作品

真正對齊白石發展產生關鍵影響的，還是王闓運門下其他文人弟子。早年被鄰村名士胡沁園賞識，是齊白石接觸本地士紳文人圈的第一步，到拜入王門，以王闓運為領袖的“湖湘江湖”真正將他推向更高的平臺。原上海龍美術館執行館長黃劍曾利用北京畫院所藏齊白石日記、手稿及信札等資料梳理他一生中的“貴人”，發現中年以前基本都為湖南同鄉，尤以眾多王門師兄弟最為關鍵。

例如促成齊白石開始著名的“五出五歸”遊歷第一步的夏壽田（午詒），正是王闓運高徒。夏壽田本人於齊白石拜入王門的前一年，即1898年，中光緒朝科舉一甲第二名進士（榜眼），其父夏竹軒又是江西巡撫，如此出身本該與“芝木匠”無從交集。但夏壽田父子均受業於王闓運，夏壽田在齊白石拜入王門的第三年與這位匠人同門相識，頗欣賞他的藝術天才，於是勸他不要“誅守田園”，以教其如夫人書畫的名義，請齊白石遊歷西安，讓他第一次走到了湘潭之外的世界。齊白石的另一位貴人樊樊山，也是由夏壽田介紹，同樣是王闓運的學生。後來樊、夏二人為齊白石撰寫潤格助其賣畫賣印，潤格均以“湘綺高弟子”開首，可見同門之情。其他王門弟子如楊度、楊莊、易實甫、陳兆奎、張篁溪等，都給過齊白石不同程度的關照。

鄧鋒告訴本刊，齊白石、陳師曾相遇以及由此發生的齊白石“衰年變法”，是齊白石一生中藝術發展最關鍵的事件之一，以往認為這一相遇充滿戲劇性，但其實背後與王闓運的門第淵源也有著極大的關係。“懸市待售，偶見歎賞，尋訪會晤，即成莫逆。這是齊、陳相交最為大家所熟知的故事版本，出自齊白石本人的自述追憶，但卻未必是事情真實的面貌。”鄧鋒說，根據他的研究，1936、1940、1962幾個版本的齊白石自述回憶中，與陳師曾相遇的細節不斷充實，逐漸演變成了今天大家熟知的那個“佳話”，而有的本起到關鍵作用的人物，如湘潭同鄉朱德裳，則因為日後與齊白石關係變得微妙，在回憶中“消失”了。“陳師曾對於齊白石的最初欣賞絕不僅僅只是出於畫藝本身，其後的推廣和宣傳都有著共同的湖湘文化和同好友人作基礎。”鄧鋒說。這個過程中起到關鍵作用的楊昭儁、楊鈞等均為王闓運的學生，陳師曾本人也與王闓運關係密切，早在齊白石之前就認識王闓運，其父陳三立更是王的摯友。

湖湘文化的江湖之中，王闓運是眾人的領袖，齊白石通過這層師生關係得以進入其中，遇到了一位又一位或是提攜自己或是在藝術上交流切磋的“貴人”。民國以後，齊白石與王闓運不再有那麼多直接的密切接觸，卻仍繼續受益，陳師曾等人從王闓運手中接過了接力棒，繼續將齊白石這位他們珍視的“匠人同門”推向更高的高峰。

王闓運書法作品

崩解的舊時代

就在齊白石開始了“五出五歸”，從地方走向全國，步步高昇的過程中，老師王闓運卻漸漸開始走下坡路，目睹自己畢生搭建的學問大廈於眼前崩塌。

1898年的戊戌維新運動中，光緒帝下詔成立京師大學堂，即今日的北京大學。這所以學習西方為核心要義之一的現代學校的誕生，預示著舊有的教育和知識體系即將沒落。起草《奏擬京師大學堂章程》的梁啟超，亦是王闓運的“徒子徒孫”之一，梁啟超的老師是康有為，康有為的老師是廖平，而廖平正是王闓運的門生之一。1902年，清廷詔令全國書院改為學堂，1905年正式廢除科舉制。清朝尚未終結，傳統學問已然風雨飄搖。在“大勢已去”的情況下，王闓運仍做著最後的努力，雖然為形勢所迫對外聲稱船山書院亦當改制，實際敷衍應對，全力維繫傳統體制。直到民國初年，船山書院才最終被改為學堂，是最晚改制的書院之一。

王闓運雖為經、文大家，卻對新學十分排斥，也相當無知，這一點已有定論。他曾寫過《嘲哈密瓜賦》，借嘲諷西域而來的哈密瓜而譏諷西洋學問，說哈密瓜“其為狀，則猥瑣宛轉，擁腫捲曲……含之不冰，黏滯軟澀……他國劣種，微感地氣……而狂稚昏蒙輕薄之士，望風承旨，探頭側耳，搖脣嚼齒”。將怒氣撒到哈密瓜身上，令今人讀起來哭笑不得，卻也能體會他面對新學大潮洶湧而來，尤其是其他知識分子紛紛“變節”時的憤懣與無力。對於自然科學技術，王闓運同樣缺少了解，稱火輪為“至拙之船”，稱洋炮為“至蠢之器”。

但變革的時代已然到來。王闓運最看重的弟子之一，希望能將自己的“帝王之學”繼承下去的楊度，也不顧他的反對，兩度到日本留學，並且倡導同胞學習自然科學。作為政治上的守舊派，王闓運堅決反對維新運動，可“戊戌六君子”中竟有兩人正是他器重的學生，楊銳、劉光第。王闓運生前已然目睹自己無論學術還是政治上的寄託，都已渺茫。

王闓運最看重的弟子之一楊度

同為王門弟子的陳師曾

民國成立後，王闓運仍著舊朝服裝，雖然一度接受袁世凱請他出任國史館館長的邀請，但他自己視作兒戲，還在任上時與學生開玩笑稱：“民既無國，何史之有？惟有館耳。賢契無事，可常來坐坐。”並最終上演借周媽辭職的鬧劇。但他的威望仍在，不僅楊度等門生終生尊敬王闓運，譚嗣同等新派人物生前也對其詩文成就大加推崇。

江湖未散，大廈已塌，這或許是王闓運晚年的圖景。此番情景，對王闓運而言也許淒涼，卻給了他的學生們大展身手的好時機。不僅楊度等人在政治上縱橫馳騁，即便無涉政治、學術的齊白石，也得益於舊體系的坍塌。

“齊白石只可能誕生在20世紀，早一個或兩個世紀，齊白石都絕對出不來。”鄧鋒告訴本刊。在鄧鋒看來，隨著大眾化時代的到來，文人系統在晚清民國的大變局中解體，原本狹窄的“文人”吸納了更多支流。齊白石趕上這一時機，匯入其中。

齊白石一度對自己的身份很敏感，對於早年有人買自己的畫卻不要他寫題款的事在回憶中記得十分清楚：“好像是：畫是風雅的東西，我是算不得斯文中人，不是斯文人，不配題風雅畫。”他也曾很努力地想向文人系統靠近。“比如他上世紀10年代學金農和八大，這兩人都是很超逸的文人氣質。還有他說自己‘詩第一’，背後也是文人畫家詩、書、畫、印的傳統知識價值排序。”鄧鋒說。

但是到“衰年變法”，在陳師曾的點撥下，齊白石風格發生轉變，表現出更多自己的東西，不再刻意擺脫民間性。陳師曾的這種點撥，也象徵著整個文人世界的轉變，新的評價標準之下，齊白石的“不一樣”愈發成為優勢。這種評判不侷限於齊白石的畫作而是其整體氣質，胡適對他的詩文的高度評價即是一例。

作為王闓運的學生，齊白石向老師學習最多的具體技藝可能就是詩，但究竟有多少成效，則頗難給出結論。王闓運曾稱他的詩是“薛蟠體”，薛蟠是《紅樓夢》裡的“呆霸王”，以喻其粗陋。王闓運和三匠在南昌同遊，飲酒聯句，三人均無法聯上，於是齊白石宣稱要從此去掉“借山吟館”中“吟”字的故事廣為人知（雖然日後又有大量條幅重新題為“借山吟館”）。不過在為齊白石編纂年譜的過程中，談及齊詩與王詩，胡適寫下了這樣的按語：“白石雖然拜在湘綺門下，但他的性情與身世都使他學不會王湘綺那一套假古董，所以白石的詩與文都沒有中他的毒。”

雖然胡適這番話難免有他作為文學革命參與者對王闓運一類傳統詩文家的門戶之見，但他欣賞齊白石身上那種由民間而來的樸實與天然，是真切的，這正是傳統文人不具備但新的時代所呼喚著的。胡適還尤其欣賞齊白石的傳記性文字：“他沒有受過中國文人學做文章的訓練……用的字，造的句，往往是舊式古文駢文的作者不敢做或不能做的！”

至於齊白石在多大程度上有意保留自己身上的民間性，鄧鋒認為：“我想應該是介於有意和無意之間。他當然意識到了自己的不一樣的寶貴之處，但他是一個很‘真’的人，骨子裡的東西本就是擺脫不掉的。後世回看歷史，往往把每個事件的發生都賦予一個邏輯，彷彿全是齊白石有意設計出來的，也未必是這樣。”

1916年，王闓運以83歲的高齡故去。得知消息，齊白石非常悲痛，專程前往哭奠。人生中與老師這十餘年的交集，已然為他日後的發展奠定了基礎。下一年，他將開始在北京定居，開啟一段全新的生活。

（寫作參考周柳燕《王闓運的生平與文學創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