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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友蘭

傳道受業 著書立說

馮友蘭學成回國後，歷任中州大學、廣東大學、燕京大學、清華大學、西南聯合大學、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

他一生都在大學工作，從未離開教師的崗位。他對中國教育事業的貢獻，和這些大學密不可分。

在繁忙的教學和行政之餘，先生擠出時間，開始了中國哲學歷史的研究與哲學創作，在事功和學術兩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

在中州大學

請求被拒絕而辭職

早在1912年，林伯襄（信陽人）等先賢創辦了河南留學歐美預備學校。這是當時中國三大留學培訓基地之一。

1923年成立的中州大學（今河南大學），就是在河南留學歐美預備學校基礎上創建的。

馮友蘭受聘於中州大學，既傳道授業，又參與管理。

在這裡，他擔任哲學系教授，兼任系主任、文科主任、校評議會成員、圖書館委員會委員……可謂年輕有為。

馮友蘭不惜財力，花重金延聘師資：

文史系聘請了文學家郭紹虞、史學家嵇文甫、甲骨文學家董作賓；哲學系聘用了社會學家、經濟學家馬非百、法學家王顯漢；英文系聘用了英語語言學家仇春生、美國籍專家席茂博士。

1924年增設教育系，聘請心理學家汪敬熙、教育史學家杜元載、教育學家餘家菊、教育改革家李廉芳。

一時間，中州大學名師薈萃，文科四大系的教學實力迅速升級，在國內各省立綜合大學中首屈一指。

馮友蘭還受命購置圖書。

他很快讓學校圖書室充實起來，自購加募捐，各類藏書迅速增加到近兩萬冊，其中外文書籍近3000冊。

他還為學校徵訂中文雜誌95種、外文雜誌73種，初步奠定了河大藏書的基礎。

但馮友蘭的志向遠遠不止於此，他打算把中州大學辦成一流的綜合大學。

當時在中州大學握有實權的，多是原班底河南留學歐美預備學校的人馬。他們主張興辦工業學校，培養實用人才。

而馮友蘭既無實權，辦學理念又與校方主流相沖突，處處受到牽制、干擾。

在給胡適的一封信中，他這樣寫道：“近來學生浮惰，教書之事味同嚼蠟，且終日捨己耘人，亦恐耽誤自己學問。”這讓他特別不愉快。

1925年，校務主任離職，主動向校長要求接任。

他說，“我剛從國外回來，不能不考慮自己的前途。可選擇的前途有兩個，一是事功，一是學術。我在事功方面抱負不大，只想辦一個好大學，所以需要指揮全局的權力。否則，我就要走學術研究的路子，離開開封，去一個學術文化中心”。

校長沒有答應，但對他的直言很讚賞。

於是他從中州大學辭職。當年8月就去了廣東大學（今中山大學）。

1931年，河南省聘請他出任中州大學校長，他堅辭不就。

在燕京大學

撰寫成名之作《中國哲學史》

當時廣州是革命的中心。馮友蘭本是抱著“想當一個革命的人”的想法而去的，沒想到那裡的情況十分複雜，各派力量的鬥爭十分激烈，因此他很快就離開了廣東大學。

1926年，馮友蘭來到燕京大學。

在這所 “教會大學之首”、“世界一流大學”裡，他志願介紹、研究西方哲學，受命開授“中國哲學史”課程，同時擔任研究所的導師，從事研究工作。

在燕京大學的兩年多，馮友蘭開始創作那部流芳千古的《中國哲學史》（二卷本）。

此書上起周秦，下至清末，鉤玄提要，條分縷析。其中義理解說，特別明瞭清晰。

它打通古今中外，其間充盈著睿智與洞見，成為國人學習中國哲學的標準教科書，而且“一直是世界各大學學習中國哲學的通用教材”。

可見，一部《中國哲學史》，不但使他成為了中國哲學的奠基人，也在世界各國的學術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著名英國學者李約瑟在數十年以後，仍給予這部書極高的評價，“馮著是當今中國哲學史研究中最為博大精深的作品，必將長期受到西方世界的重視。”

司徒雷登（左二）在燕京大學

燕京大學的締造者——司徒雷登擔任校長期間，這裡的教師只要有真才實學，不問政治傾向、宗教信仰，皆可任教，並且有充分自主權。教師待遇優渥，中國教師與外籍教師同工同酬。

當時在北京，教育界人士所羨慕的學校只有兩所，一所是清華大學，另一所則是燕京大學。

但是，馮友蘭內心始終覺得，燕京大學並非久留之地，“教會學校出身的人，總是有一種教會味，其精神面貌，跟中國人辦的學校出身的人，有顯著不同。”

在清華大學

擔當重任臨危受命

1928年秋，應時任清華校長、友人羅家倫的邀請，馮友蘭受聘於清華大學，為哲學系教授兼校祕書長。

當時清華有兩大重任，一是改制，由清華學校升級為國立清華大學；一是獨立，擺脫由美國駐華大使掌控的董事會控制。

經過大家的奔走運作，羅家倫、馮友蘭、楊振聲不負眾望，代表國民政府從美方手中接收清華，並宣佈清華學校改為“國立清華大學”， 使之正式納入中國的教育體系。

至此，一所中國人的現代大學在清華園中誕生了。馮友蘭出任祕書長，與羅家倫、楊振聲並稱“清華大學三巨頭”。

馮友蘭終於找到了安身立命之地。

從1931年起的十八年間，馮友蘭一直擔任清華大學文學院院長。

他領導的文學院，聚集大批全國一流學者，成為人文學科的重鎮。

同時，作為文學院院長，馮友蘭是清華大學領導層的核心人員。

他和其他院長葉企蓀、陳岱蓀等人一道，長期襄助校長梅貽琦，把清華大學辦成國際一流、世界知名的大學。

清華大學對內的通告、對外的通電和對上的呈文，大多數都出自馮友蘭之手。

1941年4月清華校慶時校領導成員合影，右二為馮友蘭

1930年夏，羅家倫辭職。1948年底，梅貽琦離校。清華大學兩度陷入群龍無首的危機之中。

受教授會議推舉，馮友蘭代理校長，主持校務。他臨危受命，砥柱中流。

他一方面使清華大學正常運作，組織師生照常上課，一方面使其完好保留，成立學校保衛委員會，保護學校資產，維持校內秩序。

1949年1月10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北平軍管會正式接管清華。

馮友蘭以校務委員會代理校長的身份，在全校師生員工大會上宣佈：“清華大會從即日起，正式成為人民政府主管的大學。”

馮友蘭在清華大學工作達二十年之久，他最後把這所名校交到人民之手，應該是這所大學的傑出元勳。

在賓夕法尼亞大學

寫出哲學經典《中國哲學簡史》

抗戰勝利後，思想學術最臻圓熟的馮友蘭，應邀赴美講學，先後任賓夕法尼亞大學、夏威夷大學客座教授，講授中國哲學史，深入淺出，舉世稱之。

其英文講稿《中國哲學簡史》，是馮友蘭哲學與思想融鑄的結晶，成為又一哲學經典，於1948年由美國麥克米蘭公司出版。

此書一出，立即成為外國人學習中國哲學、瞭解中國文化的超級入門書。

將近七十年來，該書一直是世界各大學中國哲學的通用教材，在西方影響很大。

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該書沒有中文本。

直到20世紀80年代，才由馮友蘭的學生第一次根據英文本譯成中文，由北京大學出版社於1985年出版。

中文本首版印刷十萬冊，很快售罄，成為當時學術界的暢銷書。

在西南聯大

完成哲學鉅著《貞元六書》

抗日戰爭爆發後，馮友蘭隨清華大學南遷。

當時清華大學教授乘車從長沙遷往昆明，途經廣西鎮南關，過城門時，司機告訴大家不要把手伸到外面。別人都照做了。馮友蘭則犯了哲學家的職業病，思考為什麼不能把手伸出去，還沒等思考出個所以然，便骨折了……

在西南聯大，馮友蘭繼續擔任文學院院長。

他常常為躲警報跑到郊外，徘徊於生死邊緣。

在雲南最困難的時期，在兵荒馬亂、顛沛流離之中，聞一多刻印章，馮友蘭和其他教授為其做“金石潤例”，就是賣字的廣告。

在西南聯大，馮友蘭開始從早期研究哲學史，轉向哲學創作。

在這裡，他焚膏繼晷，發憤著述。

當時全家住在一個大廟裡，但他藉著菜油燈的微光，完成了“貞元六書”這一哲學鉅著，包括《新理學》、《新事論》、《新世訓》、《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六部書，建立了"新理學"體系。

他因此獲得至尊的學術地位。

學術大師劉文典對人宣稱，西南聯大隻有“三個教授”，一個是陳寅恪，一個是馮友蘭，他自己與唐蘭各佔半個。

當年馮友蘭曾站在炸彈坑裡給學生授課，並非沒有教室可用，而是想以此激勵學生。

國民政府發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兵”的動員令，號召青年學生投筆從戎，奔赴抗戰前線。

馮友蘭之子馮鍾遼，就是一位抗戰將士。

西南聯大的教授們

1943年，聯大教授們聯名請願，敦促蔣介石實行憲政。

馮友蘭執筆寫請願信：“昔清室遲遲不肯實行憲政，以致失去人心，使本黨得以成功。前事不遠可為殷鑑。”並言：“睹一葉之飄零，知深秋之將至”。

蔣介石讀後深受感動，“為之動容，為之淚下”，回信稱同意實行憲政。遺憾的是，這封信失傳了。

西南聯大紀念碑

1946年，西南聯大結束，三校遷返平津。

馮友蘭撰寫了《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碑文》，其中有這樣一段話：

“聯合大學以其兼容幷包之精神，轉移社會一時之風氣，內樹學術自由之規模，外獲民主堡壘之稱號，違千夫之諾諾，作一士之諤諤……”

西南聯大的學術自由和兼容幷包的風氣，恆久綿長，常在常新。（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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