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中國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學家、文學家。字卓如，號任公，又號飲冰室主人、飲冰子、哀時客、中國之新民、自由齋主人。漢族，廣東新會人，清光緒舉人。
說起梁啟超，人們自會聯想到“戊戌變法”，他與康有為共同發動的一場政治運動。
1891年梁啟超隨康有為就讀於萬木草堂，接受康有為的思想學說並由此走上改革維新的道路，世人合稱“康梁”。同年與其妻李蕙仙結婚。
梁啟超第一次投身政治運動，是1895年參與“公車上書”。甲午戰爭中國慘敗，康有為聯合3000舉人上書請求變法，作為康最得力的弟子，梁啟超積極參與了這樁震動中國的大事。
談起戊戌變法，就必須說起甲午戰爭，日本在“明治維新”後，國力大大增強，開始準備向外侵略礦張。戰爭共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1894年7月25日至9月17日。這時在清廷內部，以光緒帝為首的主戰派佔上風。是年慈禧太后六十歲，她盼望從速結束戰爭，以免耽誤她大辦慶典，因此傾向和議，但迫於清議，一時尚不敢公然主和。在此階段中，戰爭是在朝鮮半島及海上進行，陸戰主要是平壤之戰，海戰主要是黃海海戰。平壤、黃海戰後，日本方面廣造輿論，大肆渲染勝利，更加刺激了其擴大侵略戰爭的野心。而在清朝方面，進一步推行其消極避戰方針，同時慈禧太后的主和也漸趨明朗化。第二階段，從1894年9月17日到11月22日。在此階段中，戰爭在遼東半島進行，有鴨綠江防之戰和金旅之戰。 隨著清軍節節敗退，在清廷內部，主和派已佔上風，大肆進行投降活動。旅順口失陷後，日本海軍在渤海灣獲得重要的根據地，從此北洋門戶洞開，北洋艦隊深藏威海衛港內，戰局更加急轉直下。第三階段，從1894年11月22日到1895年4月17日。在此階段中，戰爭在山東半島和遼東兩個戰場進行，有威海衛之戰和遼東之戰。1895年2月，在日本海陸兩軍的夾擊下，中國北洋艦隊全軍覆沒。隨著戰爭的失利，清政府進一步加緊了乞降活動。1895年4月，清政府和日本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
1895年4月，日本逼籤《馬關條約》的消息傳到北京，康有為發動在北京應試的1300多名舉人聯名上書光緒皇帝，痛陳民族危亡的嚴峻形勢，提出拒和、遷都、練兵、變法的主張。“公車上書”揭開了維新變法的序幕。新政內容主要涵蓋教育、軍事等多方面的政策和體制。其最終目標，是推行君主立憲制。康有為向光緒皇帝贈送康有為自己的著作《日本變政考》和《俄羅斯大彼得變政記》，還有李提摩太的《泰西新史攬要》的譯本和其他有關各國改革的書。這令光緒傾向以明治維新為改革的藍本的。無奈變法受到清朝廷內保守勢力（尤其是慈禧太后）的反對，加上支持新政的光緒沒有實權及經驗不足，最後演變成為政變，維新派人物被殺。維新運動失敗，使中國損失一批熱心於國家改革的精英和支持者，將中國推上革命的道路。
戊戌變法失敗後，康有為、梁啟超遭到清政府通緝，被迫流亡到外國。
武昌起義爆發後，梁啟超企圖使革命派與清政府妥協。民國初年支持袁世凱，並承袁意，將民主黨與共和黨、統一黨合併，改建進步黨，與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爭奪政治權力。
1913年，進步黨“第一流人才內閣”成立，梁啟超出任司法總長。
1915年底，袁世凱稱帝之心日益暴露，梁啟超反對袁氏稱帝，與蔡鍔策劃武力反袁。護國戰爭在雲南爆發。
1916年，梁啟超赴兩廣地區參加反袁鬥爭。袁世凱死後，梁啟超出任段祺瑞北洋政府財政總長兼鹽務總署督。
1917年9月，孫中山發動護法運動。11月，段內閣被迫下臺，梁啟超也隨之辭職，從此退出政壇。
後來，在1925年，入清華國學研究院，任四大導師之一。
1926年初，梁啟超因尿血癥久治不愈，他不顧朋友們的反對，毅然住進北京協和醫院，於3月16日做了腎臟切除手術。極其不幸的是，手術中卻被“美帝國主義派出的醫生”、協和醫院院長劉瑞恆與其助手，誤切掉了那個健全的“好腎”（右腎），虛弱的生命之泉只靠殘留的一隻“壞腎”（左腎）來維持供給。
此時西醫在中國立足未穩，大受質疑，而手術主要主持者乃是畢業於美國哈佛大學的醫學博士、協和醫學院院長劉瑞恆。劉的副手則是純種的美國人，聲名赫赫的外科醫生。為了維護西醫社會聲譽，以便使這門科學在中國落地生根，對於這一“以人命為兒戲”的事故，作為親身的受害者，在“他已證明手術是協和孟浪錯誤了，割掉的右腎，他已看過，並沒有絲毫病態，他很責備協和粗忽，以人命為兒戲。協和已自承認了。這病根本是內科，不是外科。”的情形下，梁啟超不但沒有狀告院方，相反在他的學生陳源、徐志摩等人以“白丟腰子”（徐志摩語）通過媒介向協和醫院進行口誅筆伐、興師問罪之時，梁啟超仍把西醫看做是科學的代表，認為維護西醫的形象就是維護科學，維護人類文明的進步事業。他禁止徐志摩等人上訴法庭，不求任何賠償，不要任何道歉，並艱難地支撐著病體親自著文為協和醫院開脫。1926年6月2日，《晨報副刊》發表了梁啟超《我的病與協和醫院》一文，內中詳述了自己此次手術的整個過程，同時肯定協和的醫療是有效的。梁啟超說：“出院之後，直到今日，我還是繼續吃協和的藥，病雖然沒有清楚，但是比未受手術之前的確好了許多。想我若是真能拋棄百事，絕對休息，三兩個月後，應該完全復原。至於其它的病態，一點都沒有。”至於該不該割去右腎的問題，梁啟超提出責任不在協和。他說：“右腎是否一定該割，這是醫學上的問題，我們門外漢無從判斷。但是那三次診斷的時候，我不過受局部迷藥，神智依然清楚，所以診查的結果，我是逐層逐層看得很明白的。據那時的看法罪在右腎，斷無可疑。後來回想，或者他‘罪不該死’，或者‘罰不當其罪’也未可知，當時是否可以‘刀下留人’。除了專門家，很難知道。但是右腎有毛病，大概無可疑，說是醫生孟浪，我覺得冤枉。”文章的最後極為誠懇地講道：“我盼望社會上，別要借我這回病為口實，生出一種反動的怪論，為中國醫學前途進步之障礙。——這是我發表這篇短文章的微意。”
梁啟超默默承受著內心的煎熬與苦痛，維護著他篤信的科學與進步事業，而代價是他的整個生命。與其說梁啟超“白丟腰子”是被他所“篤信的科學”所害，不如說他為科學所作出的犧牲更具理性和人道。
這年9月底，梁啟超再度入協和醫院，治病期間託人覓辛棄疾材料，以便撰寫《辛稼軒年譜》。一日，忽得一朋友送來的《信州府志》等書，梁氏不勝狂喜，遂不顧病情未愈，攜書出院回到天津家中扶病連續筆耕七日。此時死神已開始“嘭嘭”叩擊樑府大門那個怪獸狀的銅環，梁任公的生命之火已是油乾薪盡，回天乏術，只能聽從死神的召喚了。
1929年1月19日，梁啟超在北京協和醫院病逝，享年57歲。噩耗傳出，學界政壇天下同悲，清華同仁撫棺慟哭，樑的友朋故舊、學生與家人泣不可抑。
泰山崩塌，樑柱摧折，哲人已去。尚在人間的生者在巨大的悲痛中發出了“痛斯人之難再，嗟舉世之皆瘖，天喪斯文悲天憫人”的哀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