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向前生活，但我們向後理解。」
這是丹麥哲學家索倫·克爾凱郭爾（Soren A. Kierkegaard）在《恐懼的概念》中的一句話，也是《求變者：回首與重訪》的卷首語，印在書的扉頁上。
什麼是前，什麼是後？
克爾凱郭爾沒有給出解答。歷史的分界線往往是不清晰的，每當嘗試「向後理解」時，我們無法確定自己是否已然走出了那段歷史。
清末中國經歷了「三千年未有之變局」，師夷長技、西學啟蒙、君主立憲、革命與共和......一波又一波的浪潮席捲中國大地。然而，一百多年過去了，我們真的走出了那個變革的時代了嗎？那些變革者的理想與目標，是否真的已經完成？
這正是《求變者》一書想要揭示的問題。在上週六（8月17日）晚的明白知識圈直播中，《求變者》的作者，資深媒體人李禮老師攜書前來，一一回答了我們的疑問。
「我們向前生活，但我們向後理解。」
這是丹麥哲學家索倫·克爾凱郭爾（Soren A. Kierkegaard）在《恐懼的概念》中的一句話，也是《求變者：回首與重訪》的卷首語，印在書的扉頁上。
什麼是前，什麼是後？
克爾凱郭爾沒有給出解答。歷史的分界線往往是不清晰的，每當嘗試「向後理解」時，我們無法確定自己是否已然走出了那段歷史。
清末中國經歷了「三千年未有之變局」，師夷長技、西學啟蒙、君主立憲、革命與共和......一波又一波的浪潮席捲中國大地。然而，一百多年過去了，我們真的走出了那個變革的時代了嗎？那些變革者的理想與目標，是否真的已經完成？
這正是《求變者》一書想要揭示的問題。在上週六（8月17日）晚的明白知識圈直播中，《求變者》的作者，資深媒體人李禮老師攜書前來，一一回答了我們的疑問。
▲李禮老師在明白直播間
在李禮老師看來，清末之「變」，深刻地表現在一個個囿於時勢的局內人之「變」中。從徐繼畬到梁啟超，從「應變者」到「求變者」，不論是迫於時局變動，還是主動追求變化，每個有志之士都在時代的浪潮中尋求突圍。
這樣的一群變革者，正應了克爾凱郭爾在另一本著作《恐懼與戰慄》中的話：
「我們時代的人們都不在信念之處止步，而是徑直前行。」
01.
徐繼畬：「用世界來看待萬國之一的自我」
徐繼畬是《求變者》一書的開篇之人，在直播中，李禮老師也首先對他進行了介紹。
「我們向前生活，但我們向後理解。」
這是丹麥哲學家索倫·克爾凱郭爾（Soren A. Kierkegaard）在《恐懼的概念》中的一句話，也是《求變者：回首與重訪》的卷首語，印在書的扉頁上。
什麼是前，什麼是後？
克爾凱郭爾沒有給出解答。歷史的分界線往往是不清晰的，每當嘗試「向後理解」時，我們無法確定自己是否已然走出了那段歷史。
清末中國經歷了「三千年未有之變局」，師夷長技、西學啟蒙、君主立憲、革命與共和......一波又一波的浪潮席捲中國大地。然而，一百多年過去了，我們真的走出了那個變革的時代了嗎？那些變革者的理想與目標，是否真的已經完成？
這正是《求變者》一書想要揭示的問題。在上週六（8月17日）晚的明白知識圈直播中，《求變者》的作者，資深媒體人李禮老師攜書前來，一一回答了我們的疑問。
▲李禮老師在明白直播間
在李禮老師看來，清末之「變」，深刻地表現在一個個囿於時勢的局內人之「變」中。從徐繼畬到梁啟超，從「應變者」到「求變者」，不論是迫於時局變動，還是主動追求變化，每個有志之士都在時代的浪潮中尋求突圍。
這樣的一群變革者，正應了克爾凱郭爾在另一本著作《恐懼與戰慄》中的話：
「我們時代的人們都不在信念之處止步，而是徑直前行。」
01.
徐繼畬：「用世界來看待萬國之一的自我」
徐繼畬是《求變者》一書的開篇之人，在直播中，李禮老師也首先對他進行了介紹。
▲徐繼畬（1795－1873年）中國近代開眼看世界的先驅之一
李老師認為，徐繼畬是近代被低估的一位人物。他生於1795年， 曾任福建巡撫，人生壯年正趕上第一次鴉片戰爭，因此成為最早對外部危機做出反應的一批人。這種反應，體現在徐繼畬編著的《瀛寰志略》中。
對中國近代史略有耳聞的人都知道魏源與《海國圖志》，卻少有人知道徐繼畬的這本《瀛寰志略》。這兩本地理志都是中國最早認識世界的窗口，在後世的知名度卻大為不同，這是為什麼呢？
李禮老師對此解釋說，這是因為兩本書在對待他國的態度上有所區別。魏源雖然在《海國圖志》中對西方概況進行介紹，但還沒有擺脫中國中心的觀念，這在把西方各國仍稱為「夷國」上可以看出來：
「是書何以作？曰：為以夷攻夷而作，為以夷款夷而作，為師夷長技以制夷而作。」——《海國圖志·序》
正是這種「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心態，給後來的李鴻章、張之洞等洋務派以啟發，成為洋務運動的精神基石。可也是由於這種心態，魏源的《海國圖志》少了平等看待西方的平和，而多了一種歧視別國的優越感。
不過，在李禮老師看來，這種「中體西用」的觀念，普遍存在於變革初期的中國知識階層，正因為如此，徐繼畬在同時代的這一批人中，顯得像是一個「異類」。
「我們向前生活，但我們向後理解。」
這是丹麥哲學家索倫·克爾凱郭爾（Soren A. Kierkegaard）在《恐懼的概念》中的一句話，也是《求變者：回首與重訪》的卷首語，印在書的扉頁上。
什麼是前，什麼是後？
克爾凱郭爾沒有給出解答。歷史的分界線往往是不清晰的，每當嘗試「向後理解」時，我們無法確定自己是否已然走出了那段歷史。
清末中國經歷了「三千年未有之變局」，師夷長技、西學啟蒙、君主立憲、革命與共和......一波又一波的浪潮席捲中國大地。然而，一百多年過去了，我們真的走出了那個變革的時代了嗎？那些變革者的理想與目標，是否真的已經完成？
這正是《求變者》一書想要揭示的問題。在上週六（8月17日）晚的明白知識圈直播中，《求變者》的作者，資深媒體人李禮老師攜書前來，一一回答了我們的疑問。
▲李禮老師在明白直播間
在李禮老師看來，清末之「變」，深刻地表現在一個個囿於時勢的局內人之「變」中。從徐繼畬到梁啟超，從「應變者」到「求變者」，不論是迫於時局變動，還是主動追求變化，每個有志之士都在時代的浪潮中尋求突圍。
這樣的一群變革者，正應了克爾凱郭爾在另一本著作《恐懼與戰慄》中的話：
「我們時代的人們都不在信念之處止步，而是徑直前行。」
01.
徐繼畬：「用世界來看待萬國之一的自我」
徐繼畬是《求變者》一書的開篇之人，在直播中，李禮老師也首先對他進行了介紹。
▲徐繼畬（1795－1873年）中國近代開眼看世界的先驅之一
李老師認為，徐繼畬是近代被低估的一位人物。他生於1795年， 曾任福建巡撫，人生壯年正趕上第一次鴉片戰爭，因此成為最早對外部危機做出反應的一批人。這種反應，體現在徐繼畬編著的《瀛寰志略》中。
對中國近代史略有耳聞的人都知道魏源與《海國圖志》，卻少有人知道徐繼畬的這本《瀛寰志略》。這兩本地理志都是中國最早認識世界的窗口，在後世的知名度卻大為不同，這是為什麼呢？
李禮老師對此解釋說，這是因為兩本書在對待他國的態度上有所區別。魏源雖然在《海國圖志》中對西方概況進行介紹，但還沒有擺脫中國中心的觀念，這在把西方各國仍稱為「夷國」上可以看出來：
「是書何以作？曰：為以夷攻夷而作，為以夷款夷而作，為師夷長技以制夷而作。」——《海國圖志·序》
正是這種「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心態，給後來的李鴻章、張之洞等洋務派以啟發，成為洋務運動的精神基石。可也是由於這種心態，魏源的《海國圖志》少了平等看待西方的平和，而多了一種歧視別國的優越感。
不過，在李禮老師看來，這種「中體西用」的觀念，普遍存在於變革初期的中國知識階層，正因為如此，徐繼畬在同時代的這一批人中，顯得像是一個「異類」。
▲《瀛寰志略》與其中所繪的歐洲地圖
《瀛寰志略》刊行於1848年秋，徐繼畬用時五年，易稿數次撰寫而成。與《海國圖志》相比，這本書在風格上更具有開放姿態，比如不再使用「夷」來稱呼西方國家，用初步的現代眼光去看待西方的文化與制度。比如，徐繼畬在評價美國政體時說：
「米利堅，合眾國以為國，幅員萬里，不設王侯之號，不循世及之規，公器付之公論，創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
徐繼畬之所以能用平和，而不是敵視的心態去書寫西方，是因為他在與外國傳教士的接觸中，隱約察覺到了中國皇權專制政體的落後，並對傳統觀點認為的「中國即中央王國」那樣一種自鳴得意的優越感產生質疑。
李禮老師認為，徐繼畬這種超前的開放眼光，不僅僅來源於與傳教士的交往，還與他所受的「晉學」淵源有關。「晉學」自古以來就有不黨同伐異，兼容幷蓄、包容開放的傳統。此外，在鴉片戰爭爆發和寫作《瀛寰志略》之前，徐繼畬繼承了父親的心學、易學等思想遺產，批駁了宋代以來的長期佔據統治地位的程朱理學，因此做好了在遭遇異質文明挑戰時主動作出反應的準備。
在《求變者》中，李禮老師評價《瀛寰志略》「用世界來看待萬國之一的自我」。徐繼畬把中國放在世界中，當作「萬國之一」來看待，挑戰了中國根深蒂固的文化傳統。他的世界觀超越了同時代的中國人，這就是為什麼徐繼畬被《紐約時報》稱為「東方伽利略」的原因。
後來，當梁啟超讀到此書時，曾感嘆道「始知有五大洲各國」。《瀛寰志略》對世界各國地理、文化、制度的普及，以及暗含其中的平和心態，深深影響了後輩的啟蒙者。
02.
梁啟超：「奮其身以入於世界中」
梁啟超出生的1873年，正是徐繼畬去世的一年，這種巧合的對應，冥冥之中彷彿串起了「求變」的歷史鏈條。
在李禮老師看來，梁啟超同樣是清末民初大變革時代中的一位「變革者」，是那個時代最具顯性影響力的知識分子之一，集無數的「變化」於一身。
「我們向前生活，但我們向後理解。」
這是丹麥哲學家索倫·克爾凱郭爾（Soren A. Kierkegaard）在《恐懼的概念》中的一句話，也是《求變者：回首與重訪》的卷首語，印在書的扉頁上。
什麼是前，什麼是後？
克爾凱郭爾沒有給出解答。歷史的分界線往往是不清晰的，每當嘗試「向後理解」時，我們無法確定自己是否已然走出了那段歷史。
清末中國經歷了「三千年未有之變局」，師夷長技、西學啟蒙、君主立憲、革命與共和......一波又一波的浪潮席捲中國大地。然而，一百多年過去了，我們真的走出了那個變革的時代了嗎？那些變革者的理想與目標，是否真的已經完成？
這正是《求變者》一書想要揭示的問題。在上週六（8月17日）晚的明白知識圈直播中，《求變者》的作者，資深媒體人李禮老師攜書前來，一一回答了我們的疑問。
▲李禮老師在明白直播間
在李禮老師看來，清末之「變」，深刻地表現在一個個囿於時勢的局內人之「變」中。從徐繼畬到梁啟超，從「應變者」到「求變者」，不論是迫於時局變動，還是主動追求變化，每個有志之士都在時代的浪潮中尋求突圍。
這樣的一群變革者，正應了克爾凱郭爾在另一本著作《恐懼與戰慄》中的話：
「我們時代的人們都不在信念之處止步，而是徑直前行。」
01.
徐繼畬：「用世界來看待萬國之一的自我」
徐繼畬是《求變者》一書的開篇之人，在直播中，李禮老師也首先對他進行了介紹。
▲徐繼畬（1795－1873年）中國近代開眼看世界的先驅之一
李老師認為，徐繼畬是近代被低估的一位人物。他生於1795年， 曾任福建巡撫，人生壯年正趕上第一次鴉片戰爭，因此成為最早對外部危機做出反應的一批人。這種反應，體現在徐繼畬編著的《瀛寰志略》中。
對中國近代史略有耳聞的人都知道魏源與《海國圖志》，卻少有人知道徐繼畬的這本《瀛寰志略》。這兩本地理志都是中國最早認識世界的窗口，在後世的知名度卻大為不同，這是為什麼呢？
李禮老師對此解釋說，這是因為兩本書在對待他國的態度上有所區別。魏源雖然在《海國圖志》中對西方概況進行介紹，但還沒有擺脫中國中心的觀念，這在把西方各國仍稱為「夷國」上可以看出來：
「是書何以作？曰：為以夷攻夷而作，為以夷款夷而作，為師夷長技以制夷而作。」——《海國圖志·序》
正是這種「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心態，給後來的李鴻章、張之洞等洋務派以啟發，成為洋務運動的精神基石。可也是由於這種心態，魏源的《海國圖志》少了平等看待西方的平和，而多了一種歧視別國的優越感。
不過，在李禮老師看來，這種「中體西用」的觀念，普遍存在於變革初期的中國知識階層，正因為如此，徐繼畬在同時代的這一批人中，顯得像是一個「異類」。
▲《瀛寰志略》與其中所繪的歐洲地圖
《瀛寰志略》刊行於1848年秋，徐繼畬用時五年，易稿數次撰寫而成。與《海國圖志》相比，這本書在風格上更具有開放姿態，比如不再使用「夷」來稱呼西方國家，用初步的現代眼光去看待西方的文化與制度。比如，徐繼畬在評價美國政體時說：
「米利堅，合眾國以為國，幅員萬里，不設王侯之號，不循世及之規，公器付之公論，創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
徐繼畬之所以能用平和，而不是敵視的心態去書寫西方，是因為他在與外國傳教士的接觸中，隱約察覺到了中國皇權專制政體的落後，並對傳統觀點認為的「中國即中央王國」那樣一種自鳴得意的優越感產生質疑。
李禮老師認為，徐繼畬這種超前的開放眼光，不僅僅來源於與傳教士的交往，還與他所受的「晉學」淵源有關。「晉學」自古以來就有不黨同伐異，兼容幷蓄、包容開放的傳統。此外，在鴉片戰爭爆發和寫作《瀛寰志略》之前，徐繼畬繼承了父親的心學、易學等思想遺產，批駁了宋代以來的長期佔據統治地位的程朱理學，因此做好了在遭遇異質文明挑戰時主動作出反應的準備。
在《求變者》中，李禮老師評價《瀛寰志略》「用世界來看待萬國之一的自我」。徐繼畬把中國放在世界中，當作「萬國之一」來看待，挑戰了中國根深蒂固的文化傳統。他的世界觀超越了同時代的中國人，這就是為什麼徐繼畬被《紐約時報》稱為「東方伽利略」的原因。
後來，當梁啟超讀到此書時，曾感嘆道「始知有五大洲各國」。《瀛寰志略》對世界各國地理、文化、制度的普及，以及暗含其中的平和心態，深深影響了後輩的啟蒙者。
02.
梁啟超：「奮其身以入於世界中」
梁啟超出生的1873年，正是徐繼畬去世的一年，這種巧合的對應，冥冥之中彷彿串起了「求變」的歷史鏈條。
在李禮老師看來，梁啟超同樣是清末民初大變革時代中的一位「變革者」，是那個時代最具顯性影響力的知識分子之一，集無數的「變化」於一身。
▲梁啟超，在徐繼畬去世的同年出生
至於梁啟超的成名，李禮老師分析了兩個主要原因，一是晚清「變革者」群體的逐漸下沉。從徐繼畬到梁啟超，隨著中國的危機感越來越重，而統治階層應對危機的措施越來越失效，這種危機感便出現下沉情況，使得普通的底層民眾也逐漸開始關注變革，梁啟超就是其中之一。
二是因為梁啟超最早開始運用大眾傳媒工具，宣傳變革思想，這主要表現在辦報並發表時評文章上。
李禮老師以徐繼畬為例說明，當時的知識分子如果要表達觀點，往往只能靠書信和小冊子，這樣的傳播和流動性比較差。而梁啟超創辦報紙，定期發表文章，擁有了廣泛的讀者群體。除此之外，梁啟超還形成了「筆帶感情」的寫作模式，塑造了親近民眾的文風。因此，不管是在國內，還是流亡到日本，梁啟超的文字都受到各地的歡迎。
「我們向前生活，但我們向後理解。」
這是丹麥哲學家索倫·克爾凱郭爾（Soren A. Kierkegaard）在《恐懼的概念》中的一句話，也是《求變者：回首與重訪》的卷首語，印在書的扉頁上。
什麼是前，什麼是後？
克爾凱郭爾沒有給出解答。歷史的分界線往往是不清晰的，每當嘗試「向後理解」時，我們無法確定自己是否已然走出了那段歷史。
清末中國經歷了「三千年未有之變局」，師夷長技、西學啟蒙、君主立憲、革命與共和......一波又一波的浪潮席捲中國大地。然而，一百多年過去了，我們真的走出了那個變革的時代了嗎？那些變革者的理想與目標，是否真的已經完成？
這正是《求變者》一書想要揭示的問題。在上週六（8月17日）晚的明白知識圈直播中，《求變者》的作者，資深媒體人李禮老師攜書前來，一一回答了我們的疑問。
▲李禮老師在明白直播間
在李禮老師看來，清末之「變」，深刻地表現在一個個囿於時勢的局內人之「變」中。從徐繼畬到梁啟超，從「應變者」到「求變者」，不論是迫於時局變動，還是主動追求變化，每個有志之士都在時代的浪潮中尋求突圍。
這樣的一群變革者，正應了克爾凱郭爾在另一本著作《恐懼與戰慄》中的話：
「我們時代的人們都不在信念之處止步，而是徑直前行。」
01.
徐繼畬：「用世界來看待萬國之一的自我」
徐繼畬是《求變者》一書的開篇之人，在直播中，李禮老師也首先對他進行了介紹。
▲徐繼畬（1795－1873年）中國近代開眼看世界的先驅之一
李老師認為，徐繼畬是近代被低估的一位人物。他生於1795年， 曾任福建巡撫，人生壯年正趕上第一次鴉片戰爭，因此成為最早對外部危機做出反應的一批人。這種反應，體現在徐繼畬編著的《瀛寰志略》中。
對中國近代史略有耳聞的人都知道魏源與《海國圖志》，卻少有人知道徐繼畬的這本《瀛寰志略》。這兩本地理志都是中國最早認識世界的窗口，在後世的知名度卻大為不同，這是為什麼呢？
李禮老師對此解釋說，這是因為兩本書在對待他國的態度上有所區別。魏源雖然在《海國圖志》中對西方概況進行介紹，但還沒有擺脫中國中心的觀念，這在把西方各國仍稱為「夷國」上可以看出來：
「是書何以作？曰：為以夷攻夷而作，為以夷款夷而作，為師夷長技以制夷而作。」——《海國圖志·序》
正是這種「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心態，給後來的李鴻章、張之洞等洋務派以啟發，成為洋務運動的精神基石。可也是由於這種心態，魏源的《海國圖志》少了平等看待西方的平和，而多了一種歧視別國的優越感。
不過，在李禮老師看來，這種「中體西用」的觀念，普遍存在於變革初期的中國知識階層，正因為如此，徐繼畬在同時代的這一批人中，顯得像是一個「異類」。
▲《瀛寰志略》與其中所繪的歐洲地圖
《瀛寰志略》刊行於1848年秋，徐繼畬用時五年，易稿數次撰寫而成。與《海國圖志》相比，這本書在風格上更具有開放姿態，比如不再使用「夷」來稱呼西方國家，用初步的現代眼光去看待西方的文化與制度。比如，徐繼畬在評價美國政體時說：
「米利堅，合眾國以為國，幅員萬里，不設王侯之號，不循世及之規，公器付之公論，創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
徐繼畬之所以能用平和，而不是敵視的心態去書寫西方，是因為他在與外國傳教士的接觸中，隱約察覺到了中國皇權專制政體的落後，並對傳統觀點認為的「中國即中央王國」那樣一種自鳴得意的優越感產生質疑。
李禮老師認為，徐繼畬這種超前的開放眼光，不僅僅來源於與傳教士的交往，還與他所受的「晉學」淵源有關。「晉學」自古以來就有不黨同伐異，兼容幷蓄、包容開放的傳統。此外，在鴉片戰爭爆發和寫作《瀛寰志略》之前，徐繼畬繼承了父親的心學、易學等思想遺產，批駁了宋代以來的長期佔據統治地位的程朱理學，因此做好了在遭遇異質文明挑戰時主動作出反應的準備。
在《求變者》中，李禮老師評價《瀛寰志略》「用世界來看待萬國之一的自我」。徐繼畬把中國放在世界中，當作「萬國之一」來看待，挑戰了中國根深蒂固的文化傳統。他的世界觀超越了同時代的中國人，這就是為什麼徐繼畬被《紐約時報》稱為「東方伽利略」的原因。
後來，當梁啟超讀到此書時，曾感嘆道「始知有五大洲各國」。《瀛寰志略》對世界各國地理、文化、制度的普及，以及暗含其中的平和心態，深深影響了後輩的啟蒙者。
02.
梁啟超：「奮其身以入於世界中」
梁啟超出生的1873年，正是徐繼畬去世的一年，這種巧合的對應，冥冥之中彷彿串起了「求變」的歷史鏈條。
在李禮老師看來，梁啟超同樣是清末民初大變革時代中的一位「變革者」，是那個時代最具顯性影響力的知識分子之一，集無數的「變化」於一身。
▲梁啟超，在徐繼畬去世的同年出生
至於梁啟超的成名，李禮老師分析了兩個主要原因，一是晚清「變革者」群體的逐漸下沉。從徐繼畬到梁啟超，隨著中國的危機感越來越重，而統治階層應對危機的措施越來越失效，這種危機感便出現下沉情況，使得普通的底層民眾也逐漸開始關注變革，梁啟超就是其中之一。
二是因為梁啟超最早開始運用大眾傳媒工具，宣傳變革思想，這主要表現在辦報並發表時評文章上。
李禮老師以徐繼畬為例說明，當時的知識分子如果要表達觀點，往往只能靠書信和小冊子，這樣的傳播和流動性比較差。而梁啟超創辦報紙，定期發表文章，擁有了廣泛的讀者群體。除此之外，梁啟超還形成了「筆帶感情」的寫作模式，塑造了親近民眾的文風。因此，不管是在國內，還是流亡到日本，梁啟超的文字都受到各地的歡迎。
▲《時務報》上發表的梁啟超的文章《論中國積弱由於防弊》梁啟超是《時務報》創刊人之一
作為「變革者」的梁啟超，不僅經歷並主導了中國的變革，而且還在不斷地重塑自身，在吸收和摒棄的過程中，不斷提升自己的思想與知識體系，以適應時代的變化。而其中最重要的變化，就是梁啟超從國家主義者到世界主義者的轉變。
戊戌變法失敗以後，梁啟超被迫流亡，長期居於日本，也曾遊歷過歐洲和美洲。他有著深厚的國學功底，也吸收了大量的西方知識。可想而知，梁啟超的每一步轉變都非常艱難，充滿了痛苦與憂鬱，但也正是在這樣的轉變中，梁啟超才得以不斷地「浴火重生」。
我們知道，梁啟超倡導「新民」，但早期的梁啟超和嚴復的觀點一樣，認為「新民」是造就「新國」的手段，「新國」才是最根本的目的。早期的梁啟超，是一個因為變法失敗，所以極度關注國家前途命運的國家主義者。
1900年，梁啟超寫作《少年中國說》，他說：
「中國而為牛為馬為奴為隸，則烹臠鞭棰之慘酷，惟我少年當之。中國如稱霸宇內，主盟地球，則指揮顧盼之尊榮，惟我少年享之。
且我中國疇昔，豈嘗有國家哉？不過有朝廷耳！我黃帝子孫，聚族而居，立於此地球之上者既數千年，而問其國之為何名，則無有也。」
彼時的梁啟超關注國家富強之道，認為只有革命、共和才能拯救中國。因此振臂高呼：為了國家強大，每個人都要行動起來，「匹夫有責」。可是，這樣的理想很快就開始破滅了。
1903年，梁啟超遊歷美洲，見到當地華人素質低下，方覺共和並不適合當時的中國，便從激進的共和革命轉向溫和的立憲改良。李禮老師在直播中提到，1904年是梁啟超最鬱悶的一年，在這一年，梁啟超與過去的自己告別，開始主張開明專制與君主立憲。
此時的梁啟超「站在美洲看中國」，正是在國外的遊歷中，梁啟超從純粹的國家主義者開始轉變為一個世界主義者。
然而辛亥革命的爆發，打斷了梁啟超的憲政階段性計劃，梁啟超並沒有阻擋和反對這樣的時代潮流，而是緊跟時代，儘量將國家的前途向好的一面指引。一戰後在歐洲的遊歷，讓他進一步警惕畸形的國家主義壓制民眾個性的危險。
「我們向前生活，但我們向後理解。」
這是丹麥哲學家索倫·克爾凱郭爾（Soren A. Kierkegaard）在《恐懼的概念》中的一句話，也是《求變者：回首與重訪》的卷首語，印在書的扉頁上。
什麼是前，什麼是後？
克爾凱郭爾沒有給出解答。歷史的分界線往往是不清晰的，每當嘗試「向後理解」時，我們無法確定自己是否已然走出了那段歷史。
清末中國經歷了「三千年未有之變局」，師夷長技、西學啟蒙、君主立憲、革命與共和......一波又一波的浪潮席捲中國大地。然而，一百多年過去了，我們真的走出了那個變革的時代了嗎？那些變革者的理想與目標，是否真的已經完成？
這正是《求變者》一書想要揭示的問題。在上週六（8月17日）晚的明白知識圈直播中，《求變者》的作者，資深媒體人李禮老師攜書前來，一一回答了我們的疑問。
▲李禮老師在明白直播間
在李禮老師看來，清末之「變」，深刻地表現在一個個囿於時勢的局內人之「變」中。從徐繼畬到梁啟超，從「應變者」到「求變者」，不論是迫於時局變動，還是主動追求變化，每個有志之士都在時代的浪潮中尋求突圍。
這樣的一群變革者，正應了克爾凱郭爾在另一本著作《恐懼與戰慄》中的話：
「我們時代的人們都不在信念之處止步，而是徑直前行。」
01.
徐繼畬：「用世界來看待萬國之一的自我」
徐繼畬是《求變者》一書的開篇之人，在直播中，李禮老師也首先對他進行了介紹。
▲徐繼畬（1795－1873年）中國近代開眼看世界的先驅之一
李老師認為，徐繼畬是近代被低估的一位人物。他生於1795年， 曾任福建巡撫，人生壯年正趕上第一次鴉片戰爭，因此成為最早對外部危機做出反應的一批人。這種反應，體現在徐繼畬編著的《瀛寰志略》中。
對中國近代史略有耳聞的人都知道魏源與《海國圖志》，卻少有人知道徐繼畬的這本《瀛寰志略》。這兩本地理志都是中國最早認識世界的窗口，在後世的知名度卻大為不同，這是為什麼呢？
李禮老師對此解釋說，這是因為兩本書在對待他國的態度上有所區別。魏源雖然在《海國圖志》中對西方概況進行介紹，但還沒有擺脫中國中心的觀念，這在把西方各國仍稱為「夷國」上可以看出來：
「是書何以作？曰：為以夷攻夷而作，為以夷款夷而作，為師夷長技以制夷而作。」——《海國圖志·序》
正是這種「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心態，給後來的李鴻章、張之洞等洋務派以啟發，成為洋務運動的精神基石。可也是由於這種心態，魏源的《海國圖志》少了平等看待西方的平和，而多了一種歧視別國的優越感。
不過，在李禮老師看來，這種「中體西用」的觀念，普遍存在於變革初期的中國知識階層，正因為如此，徐繼畬在同時代的這一批人中，顯得像是一個「異類」。
▲《瀛寰志略》與其中所繪的歐洲地圖
《瀛寰志略》刊行於1848年秋，徐繼畬用時五年，易稿數次撰寫而成。與《海國圖志》相比，這本書在風格上更具有開放姿態，比如不再使用「夷」來稱呼西方國家，用初步的現代眼光去看待西方的文化與制度。比如，徐繼畬在評價美國政體時說：
「米利堅，合眾國以為國，幅員萬里，不設王侯之號，不循世及之規，公器付之公論，創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
徐繼畬之所以能用平和，而不是敵視的心態去書寫西方，是因為他在與外國傳教士的接觸中，隱約察覺到了中國皇權專制政體的落後，並對傳統觀點認為的「中國即中央王國」那樣一種自鳴得意的優越感產生質疑。
李禮老師認為，徐繼畬這種超前的開放眼光，不僅僅來源於與傳教士的交往，還與他所受的「晉學」淵源有關。「晉學」自古以來就有不黨同伐異，兼容幷蓄、包容開放的傳統。此外，在鴉片戰爭爆發和寫作《瀛寰志略》之前，徐繼畬繼承了父親的心學、易學等思想遺產，批駁了宋代以來的長期佔據統治地位的程朱理學，因此做好了在遭遇異質文明挑戰時主動作出反應的準備。
在《求變者》中，李禮老師評價《瀛寰志略》「用世界來看待萬國之一的自我」。徐繼畬把中國放在世界中，當作「萬國之一」來看待，挑戰了中國根深蒂固的文化傳統。他的世界觀超越了同時代的中國人，這就是為什麼徐繼畬被《紐約時報》稱為「東方伽利略」的原因。
後來，當梁啟超讀到此書時，曾感嘆道「始知有五大洲各國」。《瀛寰志略》對世界各國地理、文化、制度的普及，以及暗含其中的平和心態，深深影響了後輩的啟蒙者。
02.
梁啟超：「奮其身以入於世界中」
梁啟超出生的1873年，正是徐繼畬去世的一年，這種巧合的對應，冥冥之中彷彿串起了「求變」的歷史鏈條。
在李禮老師看來，梁啟超同樣是清末民初大變革時代中的一位「變革者」，是那個時代最具顯性影響力的知識分子之一，集無數的「變化」於一身。
▲梁啟超，在徐繼畬去世的同年出生
至於梁啟超的成名，李禮老師分析了兩個主要原因，一是晚清「變革者」群體的逐漸下沉。從徐繼畬到梁啟超，隨著中國的危機感越來越重，而統治階層應對危機的措施越來越失效，這種危機感便出現下沉情況，使得普通的底層民眾也逐漸開始關注變革，梁啟超就是其中之一。
二是因為梁啟超最早開始運用大眾傳媒工具，宣傳變革思想，這主要表現在辦報並發表時評文章上。
李禮老師以徐繼畬為例說明，當時的知識分子如果要表達觀點，往往只能靠書信和小冊子，這樣的傳播和流動性比較差。而梁啟超創辦報紙，定期發表文章，擁有了廣泛的讀者群體。除此之外，梁啟超還形成了「筆帶感情」的寫作模式，塑造了親近民眾的文風。因此，不管是在國內，還是流亡到日本，梁啟超的文字都受到各地的歡迎。
▲《時務報》上發表的梁啟超的文章《論中國積弱由於防弊》梁啟超是《時務報》創刊人之一
作為「變革者」的梁啟超，不僅經歷並主導了中國的變革，而且還在不斷地重塑自身，在吸收和摒棄的過程中，不斷提升自己的思想與知識體系，以適應時代的變化。而其中最重要的變化，就是梁啟超從國家主義者到世界主義者的轉變。
戊戌變法失敗以後，梁啟超被迫流亡，長期居於日本，也曾遊歷過歐洲和美洲。他有著深厚的國學功底，也吸收了大量的西方知識。可想而知，梁啟超的每一步轉變都非常艱難，充滿了痛苦與憂鬱，但也正是在這樣的轉變中，梁啟超才得以不斷地「浴火重生」。
我們知道，梁啟超倡導「新民」，但早期的梁啟超和嚴復的觀點一樣，認為「新民」是造就「新國」的手段，「新國」才是最根本的目的。早期的梁啟超，是一個因為變法失敗，所以極度關注國家前途命運的國家主義者。
1900年，梁啟超寫作《少年中國說》，他說：
「中國而為牛為馬為奴為隸，則烹臠鞭棰之慘酷，惟我少年當之。中國如稱霸宇內，主盟地球，則指揮顧盼之尊榮，惟我少年享之。
且我中國疇昔，豈嘗有國家哉？不過有朝廷耳！我黃帝子孫，聚族而居，立於此地球之上者既數千年，而問其國之為何名，則無有也。」
彼時的梁啟超關注國家富強之道，認為只有革命、共和才能拯救中國。因此振臂高呼：為了國家強大，每個人都要行動起來，「匹夫有責」。可是，這樣的理想很快就開始破滅了。
1903年，梁啟超遊歷美洲，見到當地華人素質低下，方覺共和並不適合當時的中國，便從激進的共和革命轉向溫和的立憲改良。李禮老師在直播中提到，1904年是梁啟超最鬱悶的一年，在這一年，梁啟超與過去的自己告別，開始主張開明專制與君主立憲。
此時的梁啟超「站在美洲看中國」，正是在國外的遊歷中，梁啟超從純粹的國家主義者開始轉變為一個世界主義者。
然而辛亥革命的爆發，打斷了梁啟超的憲政階段性計劃，梁啟超並沒有阻擋和反對這樣的時代潮流，而是緊跟時代，儘量將國家的前途向好的一面指引。一戰後在歐洲的遊歷，讓他進一步警惕畸形的國家主義壓制民眾個性的危險。
▲1919年，梁啟超歐洲考察團在巴黎參觀時的合影前排左三為梁啟超
在一戰中，信奉個人主義的英美戰勝了信奉國家主義的德國，梁啟超開始質疑自己曾經的國家富強的主張。這種思想的轉變體現在1919年寫作的《 歐洲心影錄》，這時的他，已不僅僅是「站在美洲看中國」，而是「站在世界看中國」。從這本書之後，梁啟超真正從一個國家主義者轉變為強調個人主義的世界主義者。
唯有個人強大，國家才能強大，國家的發展是個人實現自我的手段，個人的完善才是目的。1922年，梁啟超在蘇州學生聯合會講演時談到：
「問諸君︰『為什麼進學校？』我想人人都會眾口一辭的答道︰『為的是求學問。』再問︰『你為什麼要求學問？』『你想學些什麼？』恐怕各人答案就很不相同，或者竟自答不出來了。
諸君啊！我替你們總答一句吧︰『為的是學做人。』
諸君啊！你到底還要做人不要？你要知道危險呀！非你自己抖擻精神想法自救，沒有人能救你呀！
諸君啊！你千萬不要以為得些片斷的知識就是算有學問呀！
我老實不客氣告訴你吧︰你如果做一個人，知識自然是越多越好；你如果做不成一個人，知識卻越多越壞。」
晚年的梁啟超退隱於象牙塔，不是因為對國家政局失望無奈，而是他終於明白，完善的個人，以及對國民的教育，對於一個國家來說多麼重要。此時的他仍在振臂高呼「匹夫有責」，只不過，這個「責」已然變成個體對自身的責任。
李禮老師在直播中指出，梁啟超是一個經常發生思想轉變的知識分子，除了因為他是非常感性的人，而且還因為梁啟超的「變」是與時俱進的，向上的，而不是投機的：
「梁啟超對『變』的理解是讓自己進入更好的狀態，摒棄自己的成見來看新的事物。」
03.
從世界看中國
那麼，一百年前「變革者」的使命完成了嗎？
作家餘世存在為《求變者》寫的序言中，有一句話這樣說道：
「現實畢竟是歷史的結果，我們是歷史人物選擇的結果。」
李禮老師在直播末尾也指出，清末民初那場變革的影響，至今仍未消逝。歷史就是一場又一場序幕的拉開，而看不到終結。新文化與啟蒙運動、自由主義、民族主義輪番登臺上演，卻又不是完整的腳本。
在直播末尾，李禮老師強調了民族主義與民族中心主義的區別。民族主義對中國來說，是動力，提醒我們補上物質之外的短板，比如文明、制度等，民國出現的「黃金十年」，就和民族主義的建構有關。
可是民族主義也存在短板，比如過度自卑後的過度自大，不能正確理解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而李禮老師指出，要想破除這種認識誤區，最好的辦法就是從世界看中國。
站在世界的角度去看中國，我們會發現，鴉片戰爭以來衝擊中國傳統的現代化並不等於西方化，而中國自古以來也並不封閉和保守，相反，中國文化本身就是一種變動、包容、開放的文化。
「我們向前生活，但我們向後理解。」
這是丹麥哲學家索倫·克爾凱郭爾（Soren A. Kierkegaard）在《恐懼的概念》中的一句話，也是《求變者：回首與重訪》的卷首語，印在書的扉頁上。
什麼是前，什麼是後？
克爾凱郭爾沒有給出解答。歷史的分界線往往是不清晰的，每當嘗試「向後理解」時，我們無法確定自己是否已然走出了那段歷史。
清末中國經歷了「三千年未有之變局」，師夷長技、西學啟蒙、君主立憲、革命與共和......一波又一波的浪潮席捲中國大地。然而，一百多年過去了，我們真的走出了那個變革的時代了嗎？那些變革者的理想與目標，是否真的已經完成？
這正是《求變者》一書想要揭示的問題。在上週六（8月17日）晚的明白知識圈直播中，《求變者》的作者，資深媒體人李禮老師攜書前來，一一回答了我們的疑問。
▲李禮老師在明白直播間
在李禮老師看來，清末之「變」，深刻地表現在一個個囿於時勢的局內人之「變」中。從徐繼畬到梁啟超，從「應變者」到「求變者」，不論是迫於時局變動，還是主動追求變化，每個有志之士都在時代的浪潮中尋求突圍。
這樣的一群變革者，正應了克爾凱郭爾在另一本著作《恐懼與戰慄》中的話：
「我們時代的人們都不在信念之處止步，而是徑直前行。」
01.
徐繼畬：「用世界來看待萬國之一的自我」
徐繼畬是《求變者》一書的開篇之人，在直播中，李禮老師也首先對他進行了介紹。
▲徐繼畬（1795－1873年）中國近代開眼看世界的先驅之一
李老師認為，徐繼畬是近代被低估的一位人物。他生於1795年， 曾任福建巡撫，人生壯年正趕上第一次鴉片戰爭，因此成為最早對外部危機做出反應的一批人。這種反應，體現在徐繼畬編著的《瀛寰志略》中。
對中國近代史略有耳聞的人都知道魏源與《海國圖志》，卻少有人知道徐繼畬的這本《瀛寰志略》。這兩本地理志都是中國最早認識世界的窗口，在後世的知名度卻大為不同，這是為什麼呢？
李禮老師對此解釋說，這是因為兩本書在對待他國的態度上有所區別。魏源雖然在《海國圖志》中對西方概況進行介紹，但還沒有擺脫中國中心的觀念，這在把西方各國仍稱為「夷國」上可以看出來：
「是書何以作？曰：為以夷攻夷而作，為以夷款夷而作，為師夷長技以制夷而作。」——《海國圖志·序》
正是這種「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心態，給後來的李鴻章、張之洞等洋務派以啟發，成為洋務運動的精神基石。可也是由於這種心態，魏源的《海國圖志》少了平等看待西方的平和，而多了一種歧視別國的優越感。
不過，在李禮老師看來，這種「中體西用」的觀念，普遍存在於變革初期的中國知識階層，正因為如此，徐繼畬在同時代的這一批人中，顯得像是一個「異類」。
▲《瀛寰志略》與其中所繪的歐洲地圖
《瀛寰志略》刊行於1848年秋，徐繼畬用時五年，易稿數次撰寫而成。與《海國圖志》相比，這本書在風格上更具有開放姿態，比如不再使用「夷」來稱呼西方國家，用初步的現代眼光去看待西方的文化與制度。比如，徐繼畬在評價美國政體時說：
「米利堅，合眾國以為國，幅員萬里，不設王侯之號，不循世及之規，公器付之公論，創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
徐繼畬之所以能用平和，而不是敵視的心態去書寫西方，是因為他在與外國傳教士的接觸中，隱約察覺到了中國皇權專制政體的落後，並對傳統觀點認為的「中國即中央王國」那樣一種自鳴得意的優越感產生質疑。
李禮老師認為，徐繼畬這種超前的開放眼光，不僅僅來源於與傳教士的交往，還與他所受的「晉學」淵源有關。「晉學」自古以來就有不黨同伐異，兼容幷蓄、包容開放的傳統。此外，在鴉片戰爭爆發和寫作《瀛寰志略》之前，徐繼畬繼承了父親的心學、易學等思想遺產，批駁了宋代以來的長期佔據統治地位的程朱理學，因此做好了在遭遇異質文明挑戰時主動作出反應的準備。
在《求變者》中，李禮老師評價《瀛寰志略》「用世界來看待萬國之一的自我」。徐繼畬把中國放在世界中，當作「萬國之一」來看待，挑戰了中國根深蒂固的文化傳統。他的世界觀超越了同時代的中國人，這就是為什麼徐繼畬被《紐約時報》稱為「東方伽利略」的原因。
後來，當梁啟超讀到此書時，曾感嘆道「始知有五大洲各國」。《瀛寰志略》對世界各國地理、文化、制度的普及，以及暗含其中的平和心態，深深影響了後輩的啟蒙者。
02.
梁啟超：「奮其身以入於世界中」
梁啟超出生的1873年，正是徐繼畬去世的一年，這種巧合的對應，冥冥之中彷彿串起了「求變」的歷史鏈條。
在李禮老師看來，梁啟超同樣是清末民初大變革時代中的一位「變革者」，是那個時代最具顯性影響力的知識分子之一，集無數的「變化」於一身。
▲梁啟超，在徐繼畬去世的同年出生
至於梁啟超的成名，李禮老師分析了兩個主要原因，一是晚清「變革者」群體的逐漸下沉。從徐繼畬到梁啟超，隨著中國的危機感越來越重，而統治階層應對危機的措施越來越失效，這種危機感便出現下沉情況，使得普通的底層民眾也逐漸開始關注變革，梁啟超就是其中之一。
二是因為梁啟超最早開始運用大眾傳媒工具，宣傳變革思想，這主要表現在辦報並發表時評文章上。
李禮老師以徐繼畬為例說明，當時的知識分子如果要表達觀點，往往只能靠書信和小冊子，這樣的傳播和流動性比較差。而梁啟超創辦報紙，定期發表文章，擁有了廣泛的讀者群體。除此之外，梁啟超還形成了「筆帶感情」的寫作模式，塑造了親近民眾的文風。因此，不管是在國內，還是流亡到日本，梁啟超的文字都受到各地的歡迎。
▲《時務報》上發表的梁啟超的文章《論中國積弱由於防弊》梁啟超是《時務報》創刊人之一
作為「變革者」的梁啟超，不僅經歷並主導了中國的變革，而且還在不斷地重塑自身，在吸收和摒棄的過程中，不斷提升自己的思想與知識體系，以適應時代的變化。而其中最重要的變化，就是梁啟超從國家主義者到世界主義者的轉變。
戊戌變法失敗以後，梁啟超被迫流亡，長期居於日本，也曾遊歷過歐洲和美洲。他有著深厚的國學功底，也吸收了大量的西方知識。可想而知，梁啟超的每一步轉變都非常艱難，充滿了痛苦與憂鬱，但也正是在這樣的轉變中，梁啟超才得以不斷地「浴火重生」。
我們知道，梁啟超倡導「新民」，但早期的梁啟超和嚴復的觀點一樣，認為「新民」是造就「新國」的手段，「新國」才是最根本的目的。早期的梁啟超，是一個因為變法失敗，所以極度關注國家前途命運的國家主義者。
1900年，梁啟超寫作《少年中國說》，他說：
「中國而為牛為馬為奴為隸，則烹臠鞭棰之慘酷，惟我少年當之。中國如稱霸宇內，主盟地球，則指揮顧盼之尊榮，惟我少年享之。
且我中國疇昔，豈嘗有國家哉？不過有朝廷耳！我黃帝子孫，聚族而居，立於此地球之上者既數千年，而問其國之為何名，則無有也。」
彼時的梁啟超關注國家富強之道，認為只有革命、共和才能拯救中國。因此振臂高呼：為了國家強大，每個人都要行動起來，「匹夫有責」。可是，這樣的理想很快就開始破滅了。
1903年，梁啟超遊歷美洲，見到當地華人素質低下，方覺共和並不適合當時的中國，便從激進的共和革命轉向溫和的立憲改良。李禮老師在直播中提到，1904年是梁啟超最鬱悶的一年，在這一年，梁啟超與過去的自己告別，開始主張開明專制與君主立憲。
此時的梁啟超「站在美洲看中國」，正是在國外的遊歷中，梁啟超從純粹的國家主義者開始轉變為一個世界主義者。
然而辛亥革命的爆發，打斷了梁啟超的憲政階段性計劃，梁啟超並沒有阻擋和反對這樣的時代潮流，而是緊跟時代，儘量將國家的前途向好的一面指引。一戰後在歐洲的遊歷，讓他進一步警惕畸形的國家主義壓制民眾個性的危險。
▲1919年，梁啟超歐洲考察團在巴黎參觀時的合影前排左三為梁啟超
在一戰中，信奉個人主義的英美戰勝了信奉國家主義的德國，梁啟超開始質疑自己曾經的國家富強的主張。這種思想的轉變體現在1919年寫作的《 歐洲心影錄》，這時的他，已不僅僅是「站在美洲看中國」，而是「站在世界看中國」。從這本書之後，梁啟超真正從一個國家主義者轉變為強調個人主義的世界主義者。
唯有個人強大，國家才能強大，國家的發展是個人實現自我的手段，個人的完善才是目的。1922年，梁啟超在蘇州學生聯合會講演時談到：
「問諸君︰『為什麼進學校？』我想人人都會眾口一辭的答道︰『為的是求學問。』再問︰『你為什麼要求學問？』『你想學些什麼？』恐怕各人答案就很不相同，或者竟自答不出來了。
諸君啊！我替你們總答一句吧︰『為的是學做人。』
諸君啊！你到底還要做人不要？你要知道危險呀！非你自己抖擻精神想法自救，沒有人能救你呀！
諸君啊！你千萬不要以為得些片斷的知識就是算有學問呀！
我老實不客氣告訴你吧︰你如果做一個人，知識自然是越多越好；你如果做不成一個人，知識卻越多越壞。」
晚年的梁啟超退隱於象牙塔，不是因為對國家政局失望無奈，而是他終於明白，完善的個人，以及對國民的教育，對於一個國家來說多麼重要。此時的他仍在振臂高呼「匹夫有責」，只不過，這個「責」已然變成個體對自身的責任。
李禮老師在直播中指出，梁啟超是一個經常發生思想轉變的知識分子，除了因為他是非常感性的人，而且還因為梁啟超的「變」是與時俱進的，向上的，而不是投機的：
「梁啟超對『變』的理解是讓自己進入更好的狀態，摒棄自己的成見來看新的事物。」
03.
從世界看中國
那麼，一百年前「變革者」的使命完成了嗎？
作家餘世存在為《求變者》寫的序言中，有一句話這樣說道：
「現實畢竟是歷史的結果，我們是歷史人物選擇的結果。」
李禮老師在直播末尾也指出，清末民初那場變革的影響，至今仍未消逝。歷史就是一場又一場序幕的拉開，而看不到終結。新文化與啟蒙運動、自由主義、民族主義輪番登臺上演，卻又不是完整的腳本。
在直播末尾，李禮老師強調了民族主義與民族中心主義的區別。民族主義對中國來說，是動力，提醒我們補上物質之外的短板，比如文明、制度等，民國出現的「黃金十年」，就和民族主義的建構有關。
可是民族主義也存在短板，比如過度自卑後的過度自大，不能正確理解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而李禮老師指出，要想破除這種認識誤區，最好的辦法就是從世界看中國。
站在世界的角度去看中國，我們會發現，鴉片戰爭以來衝擊中國傳統的現代化並不等於西方化，而中國自古以來也並不封閉和保守，相反，中國文化本身就是一種變動、包容、開放的文化。
▲《瀛寰志略》中評價美國總統華盛頓的文字刻於華盛頓紀念塔碑上
因此，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沒有高低之分，但是文明的發展總是階段性的。李禮老師說：
「任何一個先進的東西總會從某個地方冒出來，然後其他地方去學習它......文明的發展是融合，互相學習和借鑑的過程。」
所以，一百年前那個變革的時代真的過去了嗎？其實並沒有。
「太陽底下無新鮮事」，李禮老師在直播中提醒我們，清末幾十年所做的啟蒙努力，其實涵蓋國人的掙扎和追求。而這些「變革者」們看待世界的眼光，以及平和的心態，仍值得我們不斷學習。從世界看中國，而不只是從中國看世界。
因此，正如《求變者》的序言所說，這是歷史，亦是現實；是常識，更是問題。
「我們仍是『求變』歷史鏈條中的一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