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經濟學的哲學社會科學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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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爾·馬克思於1847年撰寫並發表了一部震動整個思想界的著作《哲學的貧困》,全面系統地批判了蒲魯東《貧困的哲學》中“政治經濟學的形而上學”,其思想主旨是以批判蒲魯東的方式實現唯物史觀、政治經濟學批判和社會主義學說的整合(尤其是唯物史觀與政治經濟學層面)。

人類的經濟思想史進入古典時代後,亞當·斯密對政治經濟學做出了一個簡要的概括:關於“國民財富的產生和分配”的學問。在此之後,雖然政治經濟學是有別於經濟學的獨立學科,但人們的研究卻更多地落腳於經濟層面。

事實上,政治經濟學首先是作為獨立學科存在的,不同於政治學或經濟學,但又與兩者存在千絲萬縷的聯繫,這是更宏觀的社會科學語境下的認識。從其學科本身的角度來解讀,可以用一句通俗的話來概括:“政治的經濟學,經濟的政治學”,其本質是關於資源在社會的分配與流動的。但是這種“資源”並不僅僅侷限在經濟層面,它涉及到社會生活的一切所需的資源,並且這些資源未必是放在經濟學話語體系下的。這樣,政治經濟學的含義便被擴展了,進入了更廣義的社會科學範疇。

但在近代長期的學科發展中,政治經濟學本身卻沒有發展出更廣義的研究涵義來。而在現代學科的體系中,政治經濟學卻已經發展出了諸多不同的分支體系,更多地延伸至社會學與人類學的領域。在這種轉變中,政治經濟學利用了另一個學科作為跨越的橋樑,即哲學。

馬克思對政治經濟學的闡述,除了政治經濟學學科本身,還包括了一個重大的方面,即哲學與政治經濟學的整合,將哲學引入政治經濟學的領域。儘管馬克思並沒有將政治經濟學與更為廣義的社會科學體系相聯繫起來,但正是由於他對政治經濟學與哲學的整合,開啟了新的思路,影響了日後的學者們探索新的道路。同時,也正是由於哲學獨特的話語體系,後來的學者利用哲學構建了政治經濟學跳脫傳統經濟學語境進入更廣義社會科學領域的理論思維模式才成為可能。

當然,自政治經濟學作為一門新興學科誕生之日起,它與哲學之間的關係,以及如何將兩者內在地整合起來,就成為了思想家們討論的核心問題之一。一眾學者如斯密、黑格爾、蒲魯東和馬克思對此有著本質不同卻又存在某種關聯的理解,這足以成為我們理解《哲學的貧困》思想史價值的關鍵。

斯密認為政治經濟學屬於道德哲學的範疇,市民社會是擺脫封建社會桎梏、追求自由幸福的商業社會,其時代主題是為個體制定新的道德規範與行為準則。他以工場手工業中的具體勞動為研究對象,將一般勞動直接規定為價值的本質和財富的源泉。隨之而來的後果是:構築在勞動和需要基礎上的資產階級社會中的其他經濟範疇,如分工、競爭、壟斷等,也被永恆化並被推廣到資產階級社會之前的一切社會形式中。這無疑會遭到馬克思的強烈駁斥,馬克思在《哲學的貧困》中明確將經濟範疇視為社會生產關係的理論表現和歷史的暫時的產物。蒲魯東在對經濟範疇的理解方面犯了與斯密同樣的錯誤。這就意味著,馬克思在《哲學的貧困》中批判蒲魯東的同時,實際上也暗含著對斯密所代表的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批判。

黑格爾將哲學與政治經濟學視為各自獨立但內在合一的事物,黑格爾認為政治經濟學是“從上述需要和勞動的觀點出發、然後按照群眾關係和群眾運動的質和量的規定性以及它們的複雜性來闡明這些關係和運動的一門科學”。黑格爾的上述論證雖然帶有強烈的觀念論色彩,但亦不乏歷史感和現實感,特別是其闡述了市民社會中勞動的積極的方面,這一思想貢獻是值得肯定的。然而,這種做法的觀念論特質,特別是“將資產階級社會經濟生活的一切事物都抽象為邏輯範疇,把現實的運動轉化為抽象形態的運動”的觀點,必然會受到馬克思的批判。馬克思正是在《哲學的貧困》中展開了對黑格爾觀念論特質的批判,他揭示了邏輯範疇和絕對方法的生成過程及實質,指出其弊端在於把一切事物都抽象為邏輯範疇這一極端傾向。

馬克思真正地將哲學(歷史唯物主義)與政治經濟學有機地聯繫了起來,這是《哲學的貧困》的重大成果。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初期就已經認識到相同的理論宗旨和社會現實背景奠定了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社會主義學說之間內在整合的可能性。這種整合方式,是從唯物史觀中的歷史性視角來透視資產階級社會中的經濟範疇及其同整個社會生產關係之間的關聯,從而批判了斯密和蒲魯東將經濟範疇永恆化並推廣到一切社會形式中的錯誤;是在強調社會物質生產活動的基礎性作用的同時將其還原為現實的人之間的交互活動,從而克服了斯密用一般勞動消解特定的生產關係、將交換和需求的關係視為一切社會的規定、無法觸及資本主義生產下的剝削關係等侷限性,徹底駁倒了蒲魯東以交換的平等特性為理論前提、在實踐中用產品直接交換來消除資本家階級對工人階級的剝削的謬誤;是以現實的個人為前提來把握社會和歷史,從而超越了黑格爾把一切人和事物都抽象為邏輯範疇、把現實的運動變成運動的抽象等做法。

馬克思通過《哲學的貧困》,選擇用政治經濟學這樣一門具有“交叉”特質的學科來闡述自己對於社會運行的總的看法以及一些細節問題的討論,將哲學引入,使政治經濟學與社會的聯繫在那個時代更為接近,促進了政治經濟學與社會學與人類學的嫁接。(作者單位:中山大學社會學與人類學學院)

鄭中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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