剋制的狂歡｜當過去的不能重來——論語言的不可能性

在最近熱播的綜藝《樂隊的夏天》中，盤尼西林樂隊的主唱小樂與評委馬東關於盤尼西林樂隊究竟是不是一支英倫搖滾樂隊有了如下對話。在馬東認為盤尼西林有著很強的英倫風格後，小樂表示：“很多的人會說，我們是英倫，或者英式樂隊……但我一直以為這個是錯的，因為中國就不應該存在英倫樂隊。因為英倫搖滾那東西只存在那個島上。”

順著小樂的邏輯，我們完全可以認為，很多的學科與它最初的形式已經變得截然不同。當我們討論哲學的時候，我們已經不再以古希臘人的那種方式來討論那些問題。問題變了，討論的人變了，文化變了，乃至討論的地點也變了。甚至當代哲學家與古希臘人對於philosophoy（哲學）中philo（喜愛）的表現也是不同的。或許我們會認為，學科是特殊的，是發展的。然而在學科之外，我們日常的語言也同樣面臨著小樂提出的疑問：當我們無法共享同樣的經驗時，我們如何進行交談，如何去理解語言？

Vilhelm Pedersen為安徒生《野天鵝》所繪插畫

不同語言的不同指代對象

在《十三邀》第二季中，許知遠與王小川就搜狗的旅行翻譯寶進行了一番討論。王小川表示在用戶口述中文後，翻譯寶會自動把錄入的中文內容翻譯成對應的語言。王小川認為語言的差異帶來了不同國家和民族間的衝突和不信任。為此，他舉了巴別塔的例子：一群只說一種語言的人在“大洪水”之後從東方來到了示拿地區，並且決定在這修建一座城市和一座“能夠通天的”高塔；上帝見此情形，就把他們的語言打亂，讓他們再也不能明白對方的意思，還把他們分散到了世界各地。在王小川看來，只要我們能打破語言的壁壘，我們就可以達到更多的共識，拉近人與人，國與國之間的距離。

然而，我們完全可以想象不同文化的人們在翻譯特定詞語時面對的困難。距離而言，對於一個從來沒有見過大象的歐洲人而言，無論一名印度人以怎樣精妙細緻的語言來描述大象這一動物，這名歐洲人能得到的大象的印象也只能是片面化的。正如我同和一位從沒吃過煎餅果子的韓國同事描述這一食物後，同事只能將其想象為近似墨西哥捲餅的一種小吃。只有當我把一份煎餅果子放到他的面前時，他才能得到一份關於“煎餅果子”的完整經驗。

維特根斯坦曾說過，如果有一天獅子能夠與我們對話，我們也無法與其交流。因為由於我們與獅子的文化背景，經歷差別太大，語言中能夠被共同指代的對象變得幾乎不存在。試想，我們該如何向獅子解釋電視、電腦、書籍、國家等概念呢？從翻譯上來看，如果我們將原文語言中所有能被指代的對象稱為集合A，翻譯者語言中所有能被指代的對象成為集合B，那麼翻譯者所能做的就是在A與B的交集中進行翻譯。隨著共同認識或經歷過的事物的拓展，A與B的交集將會擴大，但是我們無法得知何時翻譯者能瞭解A與B的並集，從而完成語言和文化上的統一。對於翻譯工作者來說，將文本本身放入與之完全不同的文化社會中，並選擇是否將文本本身進行轉化或者刪減，無異於一次二次創作。

否定經驗主義的道德語言

如果我們認為理解語言的前提條件是獲取與語言相關的經驗，那麼我們或許可以質疑為什麼在閱讀新聞時我們會產生相對應的情緒和反應。舉例而言，近日在珠穆朗瑪峰上的大擁堵導致了11人死亡，當大部分人閱讀到這則新聞時，對於死去的登山者都會表示遺憾和難過。雖然我們中大多人並沒有親眼目睹登山者的死亡，但是這並不妨礙我們對此事件作出反應和進行反思。對於邏輯實證主義者而言，無法通過經驗獲得並確定的語言是毫無意義的，但是這樣的斷言使得人們失去了討論道德，情感，乃至除自身經驗外一切事件的權利。如此看來，對於每個人來說，能夠談論的只剩下狹窄的個人主觀的經驗，而任何試圖進入客觀、公共領域的討論都會被視作失敗之舉。

現象學教授，德莫特·莫蘭（Dermot Moran）曾在課堂上舉過以下例子：當一名讀者，在早晨讀到某地因為饑荒而死去上千人的報道時，他／她有權利對此感到憤怒或者傷心。然而，他／她並沒有能力去相信上千人在他／她面前因饑荒死去的畫面，也沒有與此相關的經驗。但是當我們在談論道德時，我們會允許這樣的並不基於經驗的道德判斷。與莫蘭教授的例子相關的，是哲學家休謨提出的“是-應該問題”。休謨認為，並非所有“應然”命題都與“實然”命題一樣。如果嘗試從一些“實然”命題推論出“應然”命題，那就會缺乏邏輯關係，除非有闡述清楚當中的關係。所以，不可以單單從“張三蓄意殺人”推論出“張三不應該蓄意殺人”。“張三蓄意殺人”表達出一個事實，並且可能考察到有一些特徵存在於此事實中，例如張三在死者面前持刀，而死者身上又有大量刀痕與大量張三的指紋。不過，在事實中，不可能找到任何“不應該”的物理特徵。然而，我們會同意在看到或閱讀到張三殺人後，我們由於人類的同情心會產生相對應的心理反應，同時對此產生道德判斷，哪怕這並不基於我們的經驗。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我們日常的語言以及道德判斷並非僅僅與我們的經驗相關，而是與人類的心理活動息息相關。

科學語言對於經驗的依賴

在日常生活中，對於邏輯實證主義的另一大反駁便是人類對於科學的信任。試想，對於一個對流體力學一無所知的乘客而言，乘坐飛機意味著一次極大的冒險。哪怕是一名對理論無比熟悉的科學家，在他／她乘坐飛機並安全著陸之前，我們都可以將這一行為視作冒險行為。在另一方面，當一名科學家通過實驗得出客觀的科學公式和結論後，其他科學家也紛紛嘗試重複這一實驗，從而同意或反駁這一公式或結論。但是，由於觀測者和實驗經驗的不同，我們或許可以質疑不同科學家的實驗經驗是否相同。第一名科學家通過自己主觀的經驗得出了結論，而之後的科學家也只能依賴於他們的主觀經驗做出判斷。我們可以想象的是，由於人類擁有不同知覺，不同的科學家可能對相同的現象有著不同的經驗認識。例如，一位科學家可能會在描述實驗現象時表示某一物體的溫度顯著增加，而另一位科學家可能會聲稱溫度變化不顯著。由於科學家的科學理論和描述是建立在他們的感知和經驗的基礎之上的，所以感知的可靠性對於科學家而言是至關重要的。但是，哪怕我們假設不同科學家對於相同的實驗有著相同的知覺，我們也無法確定他們是否能複製出完全一致的實驗。因此，科學家才需要不斷篩選觀測的重點，發明更細緻的觀測機器，來確定不同的實驗經驗是否相同。對於相信經驗主義的科學家而言，只有確定彼此共享相同的經驗後，我們才能確定我們在談的是同一個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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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邏輯哲學論》的結尾，維特根斯坦寫道：“凡不可說的，應當沉默。”從經驗主義出發，這句話似乎言之有理，它意味著對於我們無法獲得經驗的哲學、美學、倫理學等我們應該保持沉默。然而，整本《邏輯哲學論》本身也是針對語言哲學所寫，在某種程度上這整本書未被證實，也是不可言說之物。因此，當我們使用語言時，我們常常超越了經驗，由此去擁抱道德，去擁抱美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