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時候，中國人和歐美人互相看不懂對方的出牌套路。下面我就從中國先秦和古希臘政治思想的角度，來嘗試分析一下這個問題。
其實要講我國先秦和古希臘政治思想的對比關係，線索是很難拎出來的。在古希臘，自從泰勒斯提出 “水是萬物的本源以後”，整個古希臘的思想就活了，不管什麼想法都出來了，還發明瞭各種方法來論證自己的想法。所以那個時代有很多有趣的想法和觀點。比如說有一位哲學家叫阿那克西曼德，他就提出人是海魚進化過來的；政治思想也是如此，說什麼的都有，並沒有一條很完整的主線。多數政治思想觀點都是自說自話，或者分很多的流派。其實在中國先秦時代也一樣，各個學派興起，對於政治的態度也是各說各話。所以，要對中西進行對比，就必須採用另一種思路。
我想了個辦法，就是以中國儒、道、法三家學說為基準，跟相應的古希臘政治思想進行對比。中國的政治思想理念，說來說去就是儒、道、法三家的理念，其他的像是墨家、名家等學派學說都沒有立住腳。所以下面分三個部分來講，來對比每一個部分政治思想觀點的異同，最後再來一個總括，回答我們標題上的問題“為什麼你看不懂政治？”。這三個部分的對比分別是：（第一個部分是）道家的老子和赫拉克利特進行對比；（第二個部分是）儒家和柏拉圖的政治思想進行對比；（第三部分是）法家和亞里士多德進行對比。至於為什麼要這麼比，我們後面聊到了再說。
很多時候，中國人和歐美人互相看不懂對方的出牌套路。下面我就從中國先秦和古希臘政治思想的角度，來嘗試分析一下這個問題。
其實要講我國先秦和古希臘政治思想的對比關係，線索是很難拎出來的。在古希臘，自從泰勒斯提出 “水是萬物的本源以後”，整個古希臘的思想就活了，不管什麼想法都出來了，還發明瞭各種方法來論證自己的想法。所以那個時代有很多有趣的想法和觀點。比如說有一位哲學家叫阿那克西曼德，他就提出人是海魚進化過來的；政治思想也是如此，說什麼的都有，並沒有一條很完整的主線。多數政治思想觀點都是自說自話，或者分很多的流派。其實在中國先秦時代也一樣，各個學派興起，對於政治的態度也是各說各話。所以，要對中西進行對比，就必須採用另一種思路。
我想了個辦法，就是以中國儒、道、法三家學說為基準，跟相應的古希臘政治思想進行對比。中國的政治思想理念，說來說去就是儒、道、法三家的理念，其他的像是墨家、名家等學派學說都沒有立住腳。所以下面分三個部分來講，來對比每一個部分政治思想觀點的異同，最後再來一個總括，回答我們標題上的問題“為什麼你看不懂政治？”。這三個部分的對比分別是：（第一個部分是）道家的老子和赫拉克利特進行對比；（第二個部分是）儒家和柏拉圖的政治思想進行對比；（第三部分是）法家和亞里士多德進行對比。至於為什麼要這麼比，我們後面聊到了再說。
道家的老子和赫拉克利特進行對比
之所以單獨說老子，而不是道家，主要是因為在道家裡面，也就老子的觀念是比較純粹的政治思想理念。在這裡需要糾正一個大家經常會混淆的事情，就是我們常說“老莊”，總把老子和莊子放在一起，好像兩人的觀點多麼一樣。但實際上這倆的哲學觀點完全不同。如果要說超脫的話，莊子的境界要比老子高很多。老子的《道德經》不是像今天很多人理解那樣，那麼超脫、那麼隨性。實際上，道德經就是為帝王寫的統治書，這個不論是從他的產生年代、文本格式還是寫作對象都可以考證出來。老子首先提出了“道法自然”的觀點，從這個觀點出發來闡述君主應該怎麼統治國家。至於人應該怎麼活著這種問題，《道德經》其實並沒有想給大家多少啟發，他只想給帝王管理國家啟發。而把“道”這個觀點放在人應該怎麼活這個問題上的是莊子。所以說，莊子比老子要看的開。所以我們在討論道家的政治思想的時候，要注意是老子的政治思想，沒有其他人。
老子是誰我想就不用了多介紹了，他的思想全都在《道德經》裡。赫拉克利特的話，簡單說一說。他是古希臘自然哲學的代表人物之一。所謂自然哲學，就是不管什麼論點，都是從大自然裡面找到的依據和啟發。比如說，赫拉克利特認為火是世界的本源，世界就是由火生成的，這是他最核心的觀點。他說過一句名言叫“人不能同時踏入兩次河流”，來說明世界是運動的不是靜止的。所以說，他有很多觀點跟老子的“道法自然”很像。
很多時候，中國人和歐美人互相看不懂對方的出牌套路。下面我就從中國先秦和古希臘政治思想的角度，來嘗試分析一下這個問題。
其實要講我國先秦和古希臘政治思想的對比關係，線索是很難拎出來的。在古希臘，自從泰勒斯提出 “水是萬物的本源以後”，整個古希臘的思想就活了，不管什麼想法都出來了，還發明瞭各種方法來論證自己的想法。所以那個時代有很多有趣的想法和觀點。比如說有一位哲學家叫阿那克西曼德，他就提出人是海魚進化過來的；政治思想也是如此，說什麼的都有，並沒有一條很完整的主線。多數政治思想觀點都是自說自話，或者分很多的流派。其實在中國先秦時代也一樣，各個學派興起，對於政治的態度也是各說各話。所以，要對中西進行對比，就必須採用另一種思路。
我想了個辦法，就是以中國儒、道、法三家學說為基準，跟相應的古希臘政治思想進行對比。中國的政治思想理念，說來說去就是儒、道、法三家的理念，其他的像是墨家、名家等學派學說都沒有立住腳。所以下面分三個部分來講，來對比每一個部分政治思想觀點的異同，最後再來一個總括，回答我們標題上的問題“為什麼你看不懂政治？”。這三個部分的對比分別是：（第一個部分是）道家的老子和赫拉克利特進行對比；（第二個部分是）儒家和柏拉圖的政治思想進行對比；（第三部分是）法家和亞里士多德進行對比。至於為什麼要這麼比，我們後面聊到了再說。
道家的老子和赫拉克利特進行對比
之所以單獨說老子，而不是道家，主要是因為在道家裡面，也就老子的觀念是比較純粹的政治思想理念。在這裡需要糾正一個大家經常會混淆的事情，就是我們常說“老莊”，總把老子和莊子放在一起，好像兩人的觀點多麼一樣。但實際上這倆的哲學觀點完全不同。如果要說超脫的話，莊子的境界要比老子高很多。老子的《道德經》不是像今天很多人理解那樣，那麼超脫、那麼隨性。實際上，道德經就是為帝王寫的統治書，這個不論是從他的產生年代、文本格式還是寫作對象都可以考證出來。老子首先提出了“道法自然”的觀點，從這個觀點出發來闡述君主應該怎麼統治國家。至於人應該怎麼活著這種問題，《道德經》其實並沒有想給大家多少啟發，他只想給帝王管理國家啟發。而把“道”這個觀點放在人應該怎麼活這個問題上的是莊子。所以說，莊子比老子要看的開。所以我們在討論道家的政治思想的時候，要注意是老子的政治思想，沒有其他人。
老子是誰我想就不用了多介紹了，他的思想全都在《道德經》裡。赫拉克利特的話，簡單說一說。他是古希臘自然哲學的代表人物之一。所謂自然哲學，就是不管什麼論點，都是從大自然裡面找到的依據和啟發。比如說，赫拉克利特認為火是世界的本源，世界就是由火生成的，這是他最核心的觀點。他說過一句名言叫“人不能同時踏入兩次河流”，來說明世界是運動的不是靜止的。所以說，他有很多觀點跟老子的“道法自然”很像。
第一，兩個人都以自然規律為第一法則。老子覺得自然規律是一切的法則，人只有按照自然規律來治理國家，才能使國家發展壯大，國家裡的人才能安樂。所謂“治大國如烹小鮮”就是這個意思。赫拉克利特也有這個意思，他把法律分成“人的法律”和“神的法律”，他所謂“神的法律”實際上是指自然規律。他覺得“神的法律”是一切政治行為的依據，治理城邦要按自然規律行事，才能達到理想的政治社會狀態。第二，他們兩個也都看不起人民，老子說過“絕聖棄智”“小國寡民”“老死不相往來”這種狀態最好，赫拉克利特是覺得人民群眾是愚昧的啥都不懂，所以他倆都覺得人民不應該享有很多權力。第三，他倆的“理想國”都是階級和諧，社會和諧，沒有發展，沒有煩惱。所以從宏觀層面來講，兩個人的政治思想差別不大。
但是要怎麼實現這樣的社會，他倆的提供的方案就不一樣了。老子認為實現政治理想，統治者不要過多的干涉人民生活，要順應自然而不妄為，人民應當少私寡慾、返樸歸真，從而構建一個太平、安寧的國度；戰爭或武力的競爭，以暴制暴是沒有止境的，趁早別幹。而赫拉克利特認為正義就是鬥爭，鬥爭到鬥無可鬥就和諧了。所以他主張通過正義的戰爭來實現國家的安定。大概來說，就是老子主張“靜”，別惹事就行；而赫拉克利特主張“動”，要弄出個是非曲直來。這些理念造成了中西政治思想的不同。在中國的大環境裡，革命性的人是不可能出現的。前些年喬布斯死的時候，人們就說中國出不來喬布斯，就是這個道理。但是太革命了也不好，畢竟戰爭的苦是任何人都不想承受的。
儒家和柏拉圖哲學進行對比
為什麼要單拎出來柏拉圖呢？就是因為他最有代表性，他的政治思想對後世的影響最深。在他之前的政治思想都非常薄弱，那些能流傳後世的想法都已經在柏拉圖這裡顯現了，流傳不了後世的也沒必要去說。當然你可能會說亞里士多德的理念影響更大吧。這個我們放到最後一組對比來說。至於為什麼選儒家文化，原因就很明確了。在中國，儒家的思想對後世影響最深，包括今天提出來的和諧社會等等，其實依然是儒家理想社會的延續。
先來看古代中國的政治思想。我們先來看看儒家想把社會打造成什麼樣。這個就比較容易知道，因為在《禮記》裡明確寫著，我們的最終政治目標是“大同”社會，這個社會跟咱們今天的和諧社會差不多，反正就是天下太平、關係和諧穩定、安居樂業的狀態。但是也有一點區別，就是對物質沒有什麼要求，不像我們現在必須得先有錢才行。大同社會沒有物質要求，甚至可以說最好大家都不要追求物質的生活，能吃飽喝足穿暖就行了。在《孟子·梁惠王上》裡面，孟子說的更具體。他說理想的社會應該是一家一百畝地，好好耕作，好好養家禽，到五十歲的時候可以穿上絲帛，七十歲的時候能吃上肉就行。只要達到這個待遇就很好。關鍵是精神道德層面的東西。所以說，政治目標首先要人民不窮，然後在道德教化方面下功夫。
很多時候，中國人和歐美人互相看不懂對方的出牌套路。下面我就從中國先秦和古希臘政治思想的角度，來嘗試分析一下這個問題。
其實要講我國先秦和古希臘政治思想的對比關係，線索是很難拎出來的。在古希臘，自從泰勒斯提出 “水是萬物的本源以後”，整個古希臘的思想就活了，不管什麼想法都出來了，還發明瞭各種方法來論證自己的想法。所以那個時代有很多有趣的想法和觀點。比如說有一位哲學家叫阿那克西曼德，他就提出人是海魚進化過來的；政治思想也是如此，說什麼的都有，並沒有一條很完整的主線。多數政治思想觀點都是自說自話，或者分很多的流派。其實在中國先秦時代也一樣，各個學派興起，對於政治的態度也是各說各話。所以，要對中西進行對比，就必須採用另一種思路。
我想了個辦法，就是以中國儒、道、法三家學說為基準，跟相應的古希臘政治思想進行對比。中國的政治思想理念，說來說去就是儒、道、法三家的理念，其他的像是墨家、名家等學派學說都沒有立住腳。所以下面分三個部分來講，來對比每一個部分政治思想觀點的異同，最後再來一個總括，回答我們標題上的問題“為什麼你看不懂政治？”。這三個部分的對比分別是：（第一個部分是）道家的老子和赫拉克利特進行對比；（第二個部分是）儒家和柏拉圖的政治思想進行對比；（第三部分是）法家和亞里士多德進行對比。至於為什麼要這麼比，我們後面聊到了再說。
道家的老子和赫拉克利特進行對比
之所以單獨說老子，而不是道家，主要是因為在道家裡面，也就老子的觀念是比較純粹的政治思想理念。在這裡需要糾正一個大家經常會混淆的事情，就是我們常說“老莊”，總把老子和莊子放在一起，好像兩人的觀點多麼一樣。但實際上這倆的哲學觀點完全不同。如果要說超脫的話，莊子的境界要比老子高很多。老子的《道德經》不是像今天很多人理解那樣，那麼超脫、那麼隨性。實際上，道德經就是為帝王寫的統治書，這個不論是從他的產生年代、文本格式還是寫作對象都可以考證出來。老子首先提出了“道法自然”的觀點，從這個觀點出發來闡述君主應該怎麼統治國家。至於人應該怎麼活著這種問題，《道德經》其實並沒有想給大家多少啟發，他只想給帝王管理國家啟發。而把“道”這個觀點放在人應該怎麼活這個問題上的是莊子。所以說，莊子比老子要看的開。所以我們在討論道家的政治思想的時候，要注意是老子的政治思想，沒有其他人。
老子是誰我想就不用了多介紹了，他的思想全都在《道德經》裡。赫拉克利特的話，簡單說一說。他是古希臘自然哲學的代表人物之一。所謂自然哲學，就是不管什麼論點，都是從大自然裡面找到的依據和啟發。比如說，赫拉克利特認為火是世界的本源，世界就是由火生成的，這是他最核心的觀點。他說過一句名言叫“人不能同時踏入兩次河流”，來說明世界是運動的不是靜止的。所以說，他有很多觀點跟老子的“道法自然”很像。
第一，兩個人都以自然規律為第一法則。老子覺得自然規律是一切的法則，人只有按照自然規律來治理國家，才能使國家發展壯大，國家裡的人才能安樂。所謂“治大國如烹小鮮”就是這個意思。赫拉克利特也有這個意思，他把法律分成“人的法律”和“神的法律”，他所謂“神的法律”實際上是指自然規律。他覺得“神的法律”是一切政治行為的依據，治理城邦要按自然規律行事，才能達到理想的政治社會狀態。第二，他們兩個也都看不起人民，老子說過“絕聖棄智”“小國寡民”“老死不相往來”這種狀態最好，赫拉克利特是覺得人民群眾是愚昧的啥都不懂，所以他倆都覺得人民不應該享有很多權力。第三，他倆的“理想國”都是階級和諧，社會和諧，沒有發展，沒有煩惱。所以從宏觀層面來講，兩個人的政治思想差別不大。
但是要怎麼實現這樣的社會，他倆的提供的方案就不一樣了。老子認為實現政治理想，統治者不要過多的干涉人民生活，要順應自然而不妄為，人民應當少私寡慾、返樸歸真，從而構建一個太平、安寧的國度；戰爭或武力的競爭，以暴制暴是沒有止境的，趁早別幹。而赫拉克利特認為正義就是鬥爭，鬥爭到鬥無可鬥就和諧了。所以他主張通過正義的戰爭來實現國家的安定。大概來說，就是老子主張“靜”，別惹事就行；而赫拉克利特主張“動”，要弄出個是非曲直來。這些理念造成了中西政治思想的不同。在中國的大環境裡，革命性的人是不可能出現的。前些年喬布斯死的時候，人們就說中國出不來喬布斯，就是這個道理。但是太革命了也不好，畢竟戰爭的苦是任何人都不想承受的。
儒家和柏拉圖哲學進行對比
為什麼要單拎出來柏拉圖呢？就是因為他最有代表性，他的政治思想對後世的影響最深。在他之前的政治思想都非常薄弱，那些能流傳後世的想法都已經在柏拉圖這裡顯現了，流傳不了後世的也沒必要去說。當然你可能會說亞里士多德的理念影響更大吧。這個我們放到最後一組對比來說。至於為什麼選儒家文化，原因就很明確了。在中國，儒家的思想對後世影響最深，包括今天提出來的和諧社會等等，其實依然是儒家理想社會的延續。
先來看古代中國的政治思想。我們先來看看儒家想把社會打造成什麼樣。這個就比較容易知道，因為在《禮記》裡明確寫著，我們的最終政治目標是“大同”社會，這個社會跟咱們今天的和諧社會差不多，反正就是天下太平、關係和諧穩定、安居樂業的狀態。但是也有一點區別，就是對物質沒有什麼要求，不像我們現在必須得先有錢才行。大同社會沒有物質要求，甚至可以說最好大家都不要追求物質的生活，能吃飽喝足穿暖就行了。在《孟子·梁惠王上》裡面，孟子說的更具體。他說理想的社會應該是一家一百畝地，好好耕作，好好養家禽，到五十歲的時候可以穿上絲帛，七十歲的時候能吃上肉就行。只要達到這個待遇就很好。關鍵是精神道德層面的東西。所以說，政治目標首先要人民不窮，然後在道德教化方面下功夫。
孟子認為性本善，儒家的另一個大師荀子認為性本惡，跟他完全相反。但是不論是本善還是本惡，他們都主張提高道德水平都要靠教育。孟子說，人生下來就是善良的，但是在社會上摸爬滾打以後就不善良了。這個時候就要用教育的方式，讓人們迴歸本心，迴歸自己的善良。荀子說，人生下來就是邪惡的，社會上的那些出現的那些惡都是我們本性的反應。所以更需要教育來扭轉我們的惡，讓我們向善。所以說孟子和荀子雖然解釋人性的出發點完全相反，但是得出的解決方案完全一樣。所以說，儒家政治思想的關鍵在於提高道德水平。用道德來解決問題，實際上是一種釜底抽薪的做法。讓人們從內心出發就想做好人，不當壞人，從根上斷絕問題發生的可能性。從理論上來說當然非常好，但是在實際生活中沒有人能做到。孔子是儒家的大聖人。但是孔子在魯國當了官以後，第一時間就把跟他觀點不合的少正卯殺了，還罵他是個小人。連聖人都做不到，更別說普通人了。
很多時候，中國人和歐美人互相看不懂對方的出牌套路。下面我就從中國先秦和古希臘政治思想的角度，來嘗試分析一下這個問題。
其實要講我國先秦和古希臘政治思想的對比關係，線索是很難拎出來的。在古希臘，自從泰勒斯提出 “水是萬物的本源以後”，整個古希臘的思想就活了，不管什麼想法都出來了，還發明瞭各種方法來論證自己的想法。所以那個時代有很多有趣的想法和觀點。比如說有一位哲學家叫阿那克西曼德，他就提出人是海魚進化過來的；政治思想也是如此，說什麼的都有，並沒有一條很完整的主線。多數政治思想觀點都是自說自話，或者分很多的流派。其實在中國先秦時代也一樣，各個學派興起，對於政治的態度也是各說各話。所以，要對中西進行對比，就必須採用另一種思路。
我想了個辦法，就是以中國儒、道、法三家學說為基準，跟相應的古希臘政治思想進行對比。中國的政治思想理念，說來說去就是儒、道、法三家的理念，其他的像是墨家、名家等學派學說都沒有立住腳。所以下面分三個部分來講，來對比每一個部分政治思想觀點的異同，最後再來一個總括，回答我們標題上的問題“為什麼你看不懂政治？”。這三個部分的對比分別是：（第一個部分是）道家的老子和赫拉克利特進行對比；（第二個部分是）儒家和柏拉圖的政治思想進行對比；（第三部分是）法家和亞里士多德進行對比。至於為什麼要這麼比，我們後面聊到了再說。
道家的老子和赫拉克利特進行對比
之所以單獨說老子，而不是道家，主要是因為在道家裡面，也就老子的觀念是比較純粹的政治思想理念。在這裡需要糾正一個大家經常會混淆的事情，就是我們常說“老莊”，總把老子和莊子放在一起，好像兩人的觀點多麼一樣。但實際上這倆的哲學觀點完全不同。如果要說超脫的話，莊子的境界要比老子高很多。老子的《道德經》不是像今天很多人理解那樣，那麼超脫、那麼隨性。實際上，道德經就是為帝王寫的統治書，這個不論是從他的產生年代、文本格式還是寫作對象都可以考證出來。老子首先提出了“道法自然”的觀點，從這個觀點出發來闡述君主應該怎麼統治國家。至於人應該怎麼活著這種問題，《道德經》其實並沒有想給大家多少啟發，他只想給帝王管理國家啟發。而把“道”這個觀點放在人應該怎麼活這個問題上的是莊子。所以說，莊子比老子要看的開。所以我們在討論道家的政治思想的時候，要注意是老子的政治思想，沒有其他人。
老子是誰我想就不用了多介紹了，他的思想全都在《道德經》裡。赫拉克利特的話，簡單說一說。他是古希臘自然哲學的代表人物之一。所謂自然哲學，就是不管什麼論點，都是從大自然裡面找到的依據和啟發。比如說，赫拉克利特認為火是世界的本源，世界就是由火生成的，這是他最核心的觀點。他說過一句名言叫“人不能同時踏入兩次河流”，來說明世界是運動的不是靜止的。所以說，他有很多觀點跟老子的“道法自然”很像。
第一，兩個人都以自然規律為第一法則。老子覺得自然規律是一切的法則，人只有按照自然規律來治理國家，才能使國家發展壯大，國家裡的人才能安樂。所謂“治大國如烹小鮮”就是這個意思。赫拉克利特也有這個意思，他把法律分成“人的法律”和“神的法律”，他所謂“神的法律”實際上是指自然規律。他覺得“神的法律”是一切政治行為的依據，治理城邦要按自然規律行事，才能達到理想的政治社會狀態。第二，他們兩個也都看不起人民，老子說過“絕聖棄智”“小國寡民”“老死不相往來”這種狀態最好，赫拉克利特是覺得人民群眾是愚昧的啥都不懂，所以他倆都覺得人民不應該享有很多權力。第三，他倆的“理想國”都是階級和諧，社會和諧，沒有發展，沒有煩惱。所以從宏觀層面來講，兩個人的政治思想差別不大。
但是要怎麼實現這樣的社會，他倆的提供的方案就不一樣了。老子認為實現政治理想，統治者不要過多的干涉人民生活，要順應自然而不妄為，人民應當少私寡慾、返樸歸真，從而構建一個太平、安寧的國度；戰爭或武力的競爭，以暴制暴是沒有止境的，趁早別幹。而赫拉克利特認為正義就是鬥爭，鬥爭到鬥無可鬥就和諧了。所以他主張通過正義的戰爭來實現國家的安定。大概來說，就是老子主張“靜”，別惹事就行；而赫拉克利特主張“動”，要弄出個是非曲直來。這些理念造成了中西政治思想的不同。在中國的大環境裡，革命性的人是不可能出現的。前些年喬布斯死的時候，人們就說中國出不來喬布斯，就是這個道理。但是太革命了也不好，畢竟戰爭的苦是任何人都不想承受的。
儒家和柏拉圖哲學進行對比
為什麼要單拎出來柏拉圖呢？就是因為他最有代表性，他的政治思想對後世的影響最深。在他之前的政治思想都非常薄弱，那些能流傳後世的想法都已經在柏拉圖這裡顯現了，流傳不了後世的也沒必要去說。當然你可能會說亞里士多德的理念影響更大吧。這個我們放到最後一組對比來說。至於為什麼選儒家文化，原因就很明確了。在中國，儒家的思想對後世影響最深，包括今天提出來的和諧社會等等，其實依然是儒家理想社會的延續。
先來看古代中國的政治思想。我們先來看看儒家想把社會打造成什麼樣。這個就比較容易知道，因為在《禮記》裡明確寫著，我們的最終政治目標是“大同”社會，這個社會跟咱們今天的和諧社會差不多，反正就是天下太平、關係和諧穩定、安居樂業的狀態。但是也有一點區別，就是對物質沒有什麼要求，不像我們現在必須得先有錢才行。大同社會沒有物質要求，甚至可以說最好大家都不要追求物質的生活，能吃飽喝足穿暖就行了。在《孟子·梁惠王上》裡面，孟子說的更具體。他說理想的社會應該是一家一百畝地，好好耕作，好好養家禽，到五十歲的時候可以穿上絲帛，七十歲的時候能吃上肉就行。只要達到這個待遇就很好。關鍵是精神道德層面的東西。所以說，政治目標首先要人民不窮，然後在道德教化方面下功夫。
孟子認為性本善，儒家的另一個大師荀子認為性本惡，跟他完全相反。但是不論是本善還是本惡，他們都主張提高道德水平都要靠教育。孟子說，人生下來就是善良的，但是在社會上摸爬滾打以後就不善良了。這個時候就要用教育的方式，讓人們迴歸本心，迴歸自己的善良。荀子說，人生下來就是邪惡的，社會上的那些出現的那些惡都是我們本性的反應。所以更需要教育來扭轉我們的惡，讓我們向善。所以說孟子和荀子雖然解釋人性的出發點完全相反，但是得出的解決方案完全一樣。所以說，儒家政治思想的關鍵在於提高道德水平。用道德來解決問題，實際上是一種釜底抽薪的做法。讓人們從內心出發就想做好人，不當壞人，從根上斷絕問題發生的可能性。從理論上來說當然非常好，但是在實際生活中沒有人能做到。孔子是儒家的大聖人。但是孔子在魯國當了官以後，第一時間就把跟他觀點不合的少正卯殺了，還罵他是個小人。連聖人都做不到，更別說普通人了。
但是這個觀點一直保留了下來，甚至成了一條王法。在古代有一個罪，叫腹誹。腹就是腹部的腹，誹就是誹謗的誹，腹誹。這個罪名是漢武帝時候，一個叫張湯的法官發明的。他當時和一個名字叫顏異的大官有矛盾，正好漢武帝也不喜歡這個顏異，於是他就整天就琢磨怎麼找個機會除掉他。終於，有一次，漢武帝下了一個詔令，顏異的門客覺得朝廷的詔令不好，就抱怨了幾句。顏異也不大同意，但是沒說話，就是嘴脣動了幾下，做了一點微表情。恰好被張湯碰見了，立馬就彙報漢武帝，說顏異覺得您的詔令不好，但嘴上不說，但心裡面早就開罵了，這四捨五入就是欺君了，必須殺。漢武帝也痛快的答應了。這就是腹誹的典故。這個典故告訴我們，你要服從統治者，你不光要從行動上服從，你在心裡面也必須徹底服從，否則你就有罪。不好的事不光不能做出來，連想都不可以。行動，結果好壞不重要，只要你從心底裡服從我，那你就是正確的，有功的，否則就是有罪。這個觀點幾千年都沒變，一直到今天。
對儒家來說，用教育教化民眾，通過“腹誹”這樣的行動來徹底消滅所謂的沒有道德的民眾，這樣從理論上來說，我們的社會就只剩下一群品德很高尚的人了。因為品德高尚，所以很多問題也就不是問題了，比如說社會穩定、鄰里和睦等等，都不是事。
但是古希臘政治思想就不是這麼想了。在古希臘，最有代表性的描述政治思想目標的是柏拉圖的“理想國”。在理想國裡面，他沒有明確提出理想的國家的政治目標是什麼，根據我的理解，他認為理想國是一個能夠人盡其才、達到公平正義的國家。他在裡面沒有過多地討論物質保障這一類的問題，他純粹是從社會發展的角度去討論這個理想國的樣子。柏拉圖認為人性惡，但是不同於荀子，他認為既然人的本性就不好，那麼就來一個萬能的、什麼都會的哲人王來統治，順帶著一點法律，還有一些教育培訓，通過一些綜合的措施來實現公平正義。這個就跟我國的目標不同。我們的目標是允許一部分人先道德品質高起來，然後消滅道德品質較低的人，最後實現高道德、高素質社會。柏拉圖的意思是大家都不是好人，所以就別依靠什麼道德了，好好學習天天向上就行了。
很多時候，中國人和歐美人互相看不懂對方的出牌套路。下面我就從中國先秦和古希臘政治思想的角度，來嘗試分析一下這個問題。
其實要講我國先秦和古希臘政治思想的對比關係，線索是很難拎出來的。在古希臘，自從泰勒斯提出 “水是萬物的本源以後”，整個古希臘的思想就活了，不管什麼想法都出來了，還發明瞭各種方法來論證自己的想法。所以那個時代有很多有趣的想法和觀點。比如說有一位哲學家叫阿那克西曼德，他就提出人是海魚進化過來的；政治思想也是如此，說什麼的都有，並沒有一條很完整的主線。多數政治思想觀點都是自說自話，或者分很多的流派。其實在中國先秦時代也一樣，各個學派興起，對於政治的態度也是各說各話。所以，要對中西進行對比，就必須採用另一種思路。
我想了個辦法，就是以中國儒、道、法三家學說為基準，跟相應的古希臘政治思想進行對比。中國的政治思想理念，說來說去就是儒、道、法三家的理念，其他的像是墨家、名家等學派學說都沒有立住腳。所以下面分三個部分來講，來對比每一個部分政治思想觀點的異同，最後再來一個總括，回答我們標題上的問題“為什麼你看不懂政治？”。這三個部分的對比分別是：（第一個部分是）道家的老子和赫拉克利特進行對比；（第二個部分是）儒家和柏拉圖的政治思想進行對比；（第三部分是）法家和亞里士多德進行對比。至於為什麼要這麼比，我們後面聊到了再說。
道家的老子和赫拉克利特進行對比
之所以單獨說老子，而不是道家，主要是因為在道家裡面，也就老子的觀念是比較純粹的政治思想理念。在這裡需要糾正一個大家經常會混淆的事情，就是我們常說“老莊”，總把老子和莊子放在一起，好像兩人的觀點多麼一樣。但實際上這倆的哲學觀點完全不同。如果要說超脫的話，莊子的境界要比老子高很多。老子的《道德經》不是像今天很多人理解那樣，那麼超脫、那麼隨性。實際上，道德經就是為帝王寫的統治書，這個不論是從他的產生年代、文本格式還是寫作對象都可以考證出來。老子首先提出了“道法自然”的觀點，從這個觀點出發來闡述君主應該怎麼統治國家。至於人應該怎麼活著這種問題，《道德經》其實並沒有想給大家多少啟發，他只想給帝王管理國家啟發。而把“道”這個觀點放在人應該怎麼活這個問題上的是莊子。所以說，莊子比老子要看的開。所以我們在討論道家的政治思想的時候，要注意是老子的政治思想，沒有其他人。
老子是誰我想就不用了多介紹了，他的思想全都在《道德經》裡。赫拉克利特的話，簡單說一說。他是古希臘自然哲學的代表人物之一。所謂自然哲學，就是不管什麼論點，都是從大自然裡面找到的依據和啟發。比如說，赫拉克利特認為火是世界的本源，世界就是由火生成的，這是他最核心的觀點。他說過一句名言叫“人不能同時踏入兩次河流”，來說明世界是運動的不是靜止的。所以說，他有很多觀點跟老子的“道法自然”很像。
第一，兩個人都以自然規律為第一法則。老子覺得自然規律是一切的法則，人只有按照自然規律來治理國家，才能使國家發展壯大，國家裡的人才能安樂。所謂“治大國如烹小鮮”就是這個意思。赫拉克利特也有這個意思，他把法律分成“人的法律”和“神的法律”，他所謂“神的法律”實際上是指自然規律。他覺得“神的法律”是一切政治行為的依據，治理城邦要按自然規律行事，才能達到理想的政治社會狀態。第二，他們兩個也都看不起人民，老子說過“絕聖棄智”“小國寡民”“老死不相往來”這種狀態最好，赫拉克利特是覺得人民群眾是愚昧的啥都不懂，所以他倆都覺得人民不應該享有很多權力。第三，他倆的“理想國”都是階級和諧，社會和諧，沒有發展，沒有煩惱。所以從宏觀層面來講，兩個人的政治思想差別不大。
但是要怎麼實現這樣的社會，他倆的提供的方案就不一樣了。老子認為實現政治理想，統治者不要過多的干涉人民生活，要順應自然而不妄為，人民應當少私寡慾、返樸歸真，從而構建一個太平、安寧的國度；戰爭或武力的競爭，以暴制暴是沒有止境的，趁早別幹。而赫拉克利特認為正義就是鬥爭，鬥爭到鬥無可鬥就和諧了。所以他主張通過正義的戰爭來實現國家的安定。大概來說，就是老子主張“靜”，別惹事就行；而赫拉克利特主張“動”，要弄出個是非曲直來。這些理念造成了中西政治思想的不同。在中國的大環境裡，革命性的人是不可能出現的。前些年喬布斯死的時候，人們就說中國出不來喬布斯，就是這個道理。但是太革命了也不好，畢竟戰爭的苦是任何人都不想承受的。
儒家和柏拉圖哲學進行對比
為什麼要單拎出來柏拉圖呢？就是因為他最有代表性，他的政治思想對後世的影響最深。在他之前的政治思想都非常薄弱，那些能流傳後世的想法都已經在柏拉圖這裡顯現了，流傳不了後世的也沒必要去說。當然你可能會說亞里士多德的理念影響更大吧。這個我們放到最後一組對比來說。至於為什麼選儒家文化，原因就很明確了。在中國，儒家的思想對後世影響最深，包括今天提出來的和諧社會等等，其實依然是儒家理想社會的延續。
先來看古代中國的政治思想。我們先來看看儒家想把社會打造成什麼樣。這個就比較容易知道，因為在《禮記》裡明確寫著，我們的最終政治目標是“大同”社會，這個社會跟咱們今天的和諧社會差不多，反正就是天下太平、關係和諧穩定、安居樂業的狀態。但是也有一點區別，就是對物質沒有什麼要求，不像我們現在必須得先有錢才行。大同社會沒有物質要求，甚至可以說最好大家都不要追求物質的生活，能吃飽喝足穿暖就行了。在《孟子·梁惠王上》裡面，孟子說的更具體。他說理想的社會應該是一家一百畝地，好好耕作，好好養家禽，到五十歲的時候可以穿上絲帛，七十歲的時候能吃上肉就行。只要達到這個待遇就很好。關鍵是精神道德層面的東西。所以說，政治目標首先要人民不窮，然後在道德教化方面下功夫。
孟子認為性本善，儒家的另一個大師荀子認為性本惡，跟他完全相反。但是不論是本善還是本惡，他們都主張提高道德水平都要靠教育。孟子說，人生下來就是善良的，但是在社會上摸爬滾打以後就不善良了。這個時候就要用教育的方式，讓人們迴歸本心，迴歸自己的善良。荀子說，人生下來就是邪惡的，社會上的那些出現的那些惡都是我們本性的反應。所以更需要教育來扭轉我們的惡，讓我們向善。所以說孟子和荀子雖然解釋人性的出發點完全相反，但是得出的解決方案完全一樣。所以說，儒家政治思想的關鍵在於提高道德水平。用道德來解決問題，實際上是一種釜底抽薪的做法。讓人們從內心出發就想做好人，不當壞人，從根上斷絕問題發生的可能性。從理論上來說當然非常好，但是在實際生活中沒有人能做到。孔子是儒家的大聖人。但是孔子在魯國當了官以後，第一時間就把跟他觀點不合的少正卯殺了，還罵他是個小人。連聖人都做不到，更別說普通人了。
但是這個觀點一直保留了下來，甚至成了一條王法。在古代有一個罪，叫腹誹。腹就是腹部的腹，誹就是誹謗的誹，腹誹。這個罪名是漢武帝時候，一個叫張湯的法官發明的。他當時和一個名字叫顏異的大官有矛盾，正好漢武帝也不喜歡這個顏異，於是他就整天就琢磨怎麼找個機會除掉他。終於，有一次，漢武帝下了一個詔令，顏異的門客覺得朝廷的詔令不好，就抱怨了幾句。顏異也不大同意，但是沒說話，就是嘴脣動了幾下，做了一點微表情。恰好被張湯碰見了，立馬就彙報漢武帝，說顏異覺得您的詔令不好，但嘴上不說，但心裡面早就開罵了，這四捨五入就是欺君了，必須殺。漢武帝也痛快的答應了。這就是腹誹的典故。這個典故告訴我們，你要服從統治者，你不光要從行動上服從，你在心裡面也必須徹底服從，否則你就有罪。不好的事不光不能做出來，連想都不可以。行動，結果好壞不重要，只要你從心底裡服從我，那你就是正確的，有功的，否則就是有罪。這個觀點幾千年都沒變，一直到今天。
對儒家來說，用教育教化民眾，通過“腹誹”這樣的行動來徹底消滅所謂的沒有道德的民眾，這樣從理論上來說，我們的社會就只剩下一群品德很高尚的人了。因為品德高尚，所以很多問題也就不是問題了，比如說社會穩定、鄰里和睦等等，都不是事。
但是古希臘政治思想就不是這麼想了。在古希臘，最有代表性的描述政治思想目標的是柏拉圖的“理想國”。在理想國裡面，他沒有明確提出理想的國家的政治目標是什麼，根據我的理解，他認為理想國是一個能夠人盡其才、達到公平正義的國家。他在裡面沒有過多地討論物質保障這一類的問題，他純粹是從社會發展的角度去討論這個理想國的樣子。柏拉圖認為人性惡，但是不同於荀子，他認為既然人的本性就不好，那麼就來一個萬能的、什麼都會的哲人王來統治，順帶著一點法律，還有一些教育培訓，通過一些綜合的措施來實現公平正義。這個就跟我國的目標不同。我們的目標是允許一部分人先道德品質高起來，然後消滅道德品質較低的人，最後實現高道德、高素質社會。柏拉圖的意思是大家都不是好人，所以就別依靠什麼道德了，好好學習天天向上就行了。
因為出發點不同，所以在古希臘也就沒有出現所謂“腹誹”這一類的觀點（或者說這種觀點始終都沒進入到西方文化核心中）。柏拉圖也提倡教育，但是教育不僅僅是為了讓人品德高尚，他是一種技能，一種發揮每個人長處的方式。最終要實現的是公平正義。在柏拉圖的理想國裡，相比於中國的政治思想來說，更加註重對人的培養，很理想化。柏拉圖的政治思想更有“哲學範”，我國的就非常接地氣了。當然，柏拉圖和儒家的政治理念還有很多不同，比如說儒家認為君主得是聖人，要當榜樣，重點發揮道德的力量。柏拉圖覺得君主得是哲人王，得有智慧有深度，要履行作為君主的責任。但是這些都是細枝末節，沒什麼關係。
法家和亞里士多德進行對比
之所以單獨拎出來亞里士多德的原因也跟前面單獨說柏拉圖的原因差不多，亞里士多德是一個集大成者，對未來的影響也最大。古希臘其他哲學家的觀點甚至都算不上政治思想。另外，之所以把這個對比放到儒家和柏拉圖對比的後面，是因為法家和亞里士多德的對比是踩著前面來論證的。也就是說，法家的觀點主要是從批判儒家而來的。亞里士多德的觀點也是從批判柏拉圖來的。這樣對比更明顯，下面來具體看看。
公元前4世紀中葉，我國的商鞍和希臘的亞里士多德幾乎同時提出了法治理論。而且都是踩著自己的前輩來提的。先來看中國。儒家提出政治要靠人治，只有聖人才能治理好一個國家，要學古代那樣，大家都安安靜靜的多好。法家就說世道經常變，治理的方式也要隨時變，古代已經回不去了。儒家老說堯舜禹是多麼賢明，法家的人就說舜一即位，就把堯囚禁起來；禹是逼著舜把位置讓給自己的，跟曹操逼漢獻帝退位一樣。所以說沒有什麼明君，你回到古代一樣黑暗。而且人性就是自私自利醜陋陰暗的，你要掉了水裡，大多數人是圍在岸邊看，不會下去救你。所以得用法律來管理人民才行。這是法家法哲學的根基。亞里士多德也差不多。柏拉圖認為人們不可能制定出規範全部社會生活的法律，所以也不重視法律，有一個會各種技能和知識的全能哲人王就夠了。亞里士多德不這麼想，認為法律是多數人的智慧，它勝於一人的智慧。他承認法律肯定不會周全，但一堆人想問題總比一個人想問題好。而且法律是沒有感情的，不會有偏向，能實現公平正義。所以從實現法治這個角度來說，法家的先賢和亞里士多德的結論是差不多的。
很多時候，中國人和歐美人互相看不懂對方的出牌套路。下面我就從中國先秦和古希臘政治思想的角度，來嘗試分析一下這個問題。
其實要講我國先秦和古希臘政治思想的對比關係，線索是很難拎出來的。在古希臘，自從泰勒斯提出 “水是萬物的本源以後”，整個古希臘的思想就活了，不管什麼想法都出來了，還發明瞭各種方法來論證自己的想法。所以那個時代有很多有趣的想法和觀點。比如說有一位哲學家叫阿那克西曼德，他就提出人是海魚進化過來的；政治思想也是如此，說什麼的都有，並沒有一條很完整的主線。多數政治思想觀點都是自說自話，或者分很多的流派。其實在中國先秦時代也一樣，各個學派興起，對於政治的態度也是各說各話。所以，要對中西進行對比，就必須採用另一種思路。
我想了個辦法，就是以中國儒、道、法三家學說為基準，跟相應的古希臘政治思想進行對比。中國的政治思想理念，說來說去就是儒、道、法三家的理念，其他的像是墨家、名家等學派學說都沒有立住腳。所以下面分三個部分來講，來對比每一個部分政治思想觀點的異同，最後再來一個總括，回答我們標題上的問題“為什麼你看不懂政治？”。這三個部分的對比分別是：（第一個部分是）道家的老子和赫拉克利特進行對比；（第二個部分是）儒家和柏拉圖的政治思想進行對比；（第三部分是）法家和亞里士多德進行對比。至於為什麼要這麼比，我們後面聊到了再說。
道家的老子和赫拉克利特進行對比
之所以單獨說老子，而不是道家，主要是因為在道家裡面，也就老子的觀念是比較純粹的政治思想理念。在這裡需要糾正一個大家經常會混淆的事情，就是我們常說“老莊”，總把老子和莊子放在一起，好像兩人的觀點多麼一樣。但實際上這倆的哲學觀點完全不同。如果要說超脫的話，莊子的境界要比老子高很多。老子的《道德經》不是像今天很多人理解那樣，那麼超脫、那麼隨性。實際上，道德經就是為帝王寫的統治書，這個不論是從他的產生年代、文本格式還是寫作對象都可以考證出來。老子首先提出了“道法自然”的觀點，從這個觀點出發來闡述君主應該怎麼統治國家。至於人應該怎麼活著這種問題，《道德經》其實並沒有想給大家多少啟發，他只想給帝王管理國家啟發。而把“道”這個觀點放在人應該怎麼活這個問題上的是莊子。所以說，莊子比老子要看的開。所以我們在討論道家的政治思想的時候，要注意是老子的政治思想，沒有其他人。
老子是誰我想就不用了多介紹了，他的思想全都在《道德經》裡。赫拉克利特的話，簡單說一說。他是古希臘自然哲學的代表人物之一。所謂自然哲學，就是不管什麼論點，都是從大自然裡面找到的依據和啟發。比如說，赫拉克利特認為火是世界的本源，世界就是由火生成的，這是他最核心的觀點。他說過一句名言叫“人不能同時踏入兩次河流”，來說明世界是運動的不是靜止的。所以說，他有很多觀點跟老子的“道法自然”很像。
第一，兩個人都以自然規律為第一法則。老子覺得自然規律是一切的法則，人只有按照自然規律來治理國家，才能使國家發展壯大，國家裡的人才能安樂。所謂“治大國如烹小鮮”就是這個意思。赫拉克利特也有這個意思，他把法律分成“人的法律”和“神的法律”，他所謂“神的法律”實際上是指自然規律。他覺得“神的法律”是一切政治行為的依據，治理城邦要按自然規律行事，才能達到理想的政治社會狀態。第二，他們兩個也都看不起人民，老子說過“絕聖棄智”“小國寡民”“老死不相往來”這種狀態最好，赫拉克利特是覺得人民群眾是愚昧的啥都不懂，所以他倆都覺得人民不應該享有很多權力。第三，他倆的“理想國”都是階級和諧，社會和諧，沒有發展，沒有煩惱。所以從宏觀層面來講，兩個人的政治思想差別不大。
但是要怎麼實現這樣的社會，他倆的提供的方案就不一樣了。老子認為實現政治理想，統治者不要過多的干涉人民生活，要順應自然而不妄為，人民應當少私寡慾、返樸歸真，從而構建一個太平、安寧的國度；戰爭或武力的競爭，以暴制暴是沒有止境的，趁早別幹。而赫拉克利特認為正義就是鬥爭，鬥爭到鬥無可鬥就和諧了。所以他主張通過正義的戰爭來實現國家的安定。大概來說，就是老子主張“靜”，別惹事就行；而赫拉克利特主張“動”，要弄出個是非曲直來。這些理念造成了中西政治思想的不同。在中國的大環境裡，革命性的人是不可能出現的。前些年喬布斯死的時候，人們就說中國出不來喬布斯，就是這個道理。但是太革命了也不好，畢竟戰爭的苦是任何人都不想承受的。
儒家和柏拉圖哲學進行對比
為什麼要單拎出來柏拉圖呢？就是因為他最有代表性，他的政治思想對後世的影響最深。在他之前的政治思想都非常薄弱，那些能流傳後世的想法都已經在柏拉圖這裡顯現了，流傳不了後世的也沒必要去說。當然你可能會說亞里士多德的理念影響更大吧。這個我們放到最後一組對比來說。至於為什麼選儒家文化，原因就很明確了。在中國，儒家的思想對後世影響最深，包括今天提出來的和諧社會等等，其實依然是儒家理想社會的延續。
先來看古代中國的政治思想。我們先來看看儒家想把社會打造成什麼樣。這個就比較容易知道，因為在《禮記》裡明確寫著，我們的最終政治目標是“大同”社會，這個社會跟咱們今天的和諧社會差不多，反正就是天下太平、關係和諧穩定、安居樂業的狀態。但是也有一點區別，就是對物質沒有什麼要求，不像我們現在必須得先有錢才行。大同社會沒有物質要求，甚至可以說最好大家都不要追求物質的生活，能吃飽喝足穿暖就行了。在《孟子·梁惠王上》裡面，孟子說的更具體。他說理想的社會應該是一家一百畝地，好好耕作，好好養家禽，到五十歲的時候可以穿上絲帛，七十歲的時候能吃上肉就行。只要達到這個待遇就很好。關鍵是精神道德層面的東西。所以說，政治目標首先要人民不窮，然後在道德教化方面下功夫。
孟子認為性本善，儒家的另一個大師荀子認為性本惡，跟他完全相反。但是不論是本善還是本惡，他們都主張提高道德水平都要靠教育。孟子說，人生下來就是善良的，但是在社會上摸爬滾打以後就不善良了。這個時候就要用教育的方式，讓人們迴歸本心，迴歸自己的善良。荀子說，人生下來就是邪惡的，社會上的那些出現的那些惡都是我們本性的反應。所以更需要教育來扭轉我們的惡，讓我們向善。所以說孟子和荀子雖然解釋人性的出發點完全相反，但是得出的解決方案完全一樣。所以說，儒家政治思想的關鍵在於提高道德水平。用道德來解決問題，實際上是一種釜底抽薪的做法。讓人們從內心出發就想做好人，不當壞人，從根上斷絕問題發生的可能性。從理論上來說當然非常好，但是在實際生活中沒有人能做到。孔子是儒家的大聖人。但是孔子在魯國當了官以後，第一時間就把跟他觀點不合的少正卯殺了，還罵他是個小人。連聖人都做不到，更別說普通人了。
但是這個觀點一直保留了下來，甚至成了一條王法。在古代有一個罪，叫腹誹。腹就是腹部的腹，誹就是誹謗的誹，腹誹。這個罪名是漢武帝時候，一個叫張湯的法官發明的。他當時和一個名字叫顏異的大官有矛盾，正好漢武帝也不喜歡這個顏異，於是他就整天就琢磨怎麼找個機會除掉他。終於，有一次，漢武帝下了一個詔令，顏異的門客覺得朝廷的詔令不好，就抱怨了幾句。顏異也不大同意，但是沒說話，就是嘴脣動了幾下，做了一點微表情。恰好被張湯碰見了，立馬就彙報漢武帝，說顏異覺得您的詔令不好，但嘴上不說，但心裡面早就開罵了，這四捨五入就是欺君了，必須殺。漢武帝也痛快的答應了。這就是腹誹的典故。這個典故告訴我們，你要服從統治者，你不光要從行動上服從，你在心裡面也必須徹底服從，否則你就有罪。不好的事不光不能做出來，連想都不可以。行動，結果好壞不重要，只要你從心底裡服從我，那你就是正確的，有功的，否則就是有罪。這個觀點幾千年都沒變，一直到今天。
對儒家來說，用教育教化民眾，通過“腹誹”這樣的行動來徹底消滅所謂的沒有道德的民眾，這樣從理論上來說，我們的社會就只剩下一群品德很高尚的人了。因為品德高尚，所以很多問題也就不是問題了，比如說社會穩定、鄰里和睦等等，都不是事。
但是古希臘政治思想就不是這麼想了。在古希臘，最有代表性的描述政治思想目標的是柏拉圖的“理想國”。在理想國裡面，他沒有明確提出理想的國家的政治目標是什麼，根據我的理解，他認為理想國是一個能夠人盡其才、達到公平正義的國家。他在裡面沒有過多地討論物質保障這一類的問題，他純粹是從社會發展的角度去討論這個理想國的樣子。柏拉圖認為人性惡，但是不同於荀子，他認為既然人的本性就不好，那麼就來一個萬能的、什麼都會的哲人王來統治，順帶著一點法律，還有一些教育培訓，通過一些綜合的措施來實現公平正義。這個就跟我國的目標不同。我們的目標是允許一部分人先道德品質高起來，然後消滅道德品質較低的人，最後實現高道德、高素質社會。柏拉圖的意思是大家都不是好人，所以就別依靠什麼道德了，好好學習天天向上就行了。
因為出發點不同，所以在古希臘也就沒有出現所謂“腹誹”這一類的觀點（或者說這種觀點始終都沒進入到西方文化核心中）。柏拉圖也提倡教育，但是教育不僅僅是為了讓人品德高尚，他是一種技能，一種發揮每個人長處的方式。最終要實現的是公平正義。在柏拉圖的理想國裡，相比於中國的政治思想來說，更加註重對人的培養，很理想化。柏拉圖的政治思想更有“哲學範”，我國的就非常接地氣了。當然，柏拉圖和儒家的政治理念還有很多不同，比如說儒家認為君主得是聖人，要當榜樣，重點發揮道德的力量。柏拉圖覺得君主得是哲人王，得有智慧有深度，要履行作為君主的責任。但是這些都是細枝末節，沒什麼關係。
法家和亞里士多德進行對比
之所以單獨拎出來亞里士多德的原因也跟前面單獨說柏拉圖的原因差不多，亞里士多德是一個集大成者，對未來的影響也最大。古希臘其他哲學家的觀點甚至都算不上政治思想。另外，之所以把這個對比放到儒家和柏拉圖對比的後面，是因為法家和亞里士多德的對比是踩著前面來論證的。也就是說，法家的觀點主要是從批判儒家而來的。亞里士多德的觀點也是從批判柏拉圖來的。這樣對比更明顯，下面來具體看看。
公元前4世紀中葉，我國的商鞍和希臘的亞里士多德幾乎同時提出了法治理論。而且都是踩著自己的前輩來提的。先來看中國。儒家提出政治要靠人治，只有聖人才能治理好一個國家，要學古代那樣，大家都安安靜靜的多好。法家就說世道經常變，治理的方式也要隨時變，古代已經回不去了。儒家老說堯舜禹是多麼賢明，法家的人就說舜一即位，就把堯囚禁起來；禹是逼著舜把位置讓給自己的，跟曹操逼漢獻帝退位一樣。所以說沒有什麼明君，你回到古代一樣黑暗。而且人性就是自私自利醜陋陰暗的，你要掉了水裡，大多數人是圍在岸邊看，不會下去救你。所以得用法律來管理人民才行。這是法家法哲學的根基。亞里士多德也差不多。柏拉圖認為人們不可能制定出規範全部社會生活的法律，所以也不重視法律，有一個會各種技能和知識的全能哲人王就夠了。亞里士多德不這麼想，認為法律是多數人的智慧，它勝於一人的智慧。他承認法律肯定不會周全，但一堆人想問題總比一個人想問題好。而且法律是沒有感情的，不會有偏向，能實現公平正義。所以從實現法治這個角度來說，法家的先賢和亞里士多德的結論是差不多的。
但是說到治理國家的方案，兩個人走了完全相反的路。法家認為，因為聖人靠不住、人性又醜陋，所以才要法律。因此，有了法律以後，首先要乾的就是懲罰醜陋的人性，讓人們不敢做壞事。只有中央集權的政府才有那麼大的力量去做這件事。所以說，從他的結論裡反而推出來要實行君主專制統治。中國有句話叫“外儒內法”，說明統治者非常喜歡“法”。中國古代的所謂法律就是皇帝的法律。亞里士多德認為一堆人想問題比一個人好，因此不能用君主專制，反而要用民主制的共和政府才行，比如說議會來立法。兩派都同意要法治，但是因為動機不一樣，所以走上了完全相反的道路。在先秦法家們看來，立法簡直就不是一個問題。君主既然處於至尊地位，立法當然就是君主的權力，即“法自君出”。法家們認為，只要嚴格按照君主的法律辦事就叫做法治了。所以千百年來中國人習慣地把法律叫做“王法”。在亞里士多德那裡，立法是法治的基本環節，只有服從制定得好的法律才是法治，最重要的就是須由全體公民審議，而不能由個人意志決斷。所以說，中國有句老話叫“人情禮法大於天”，人情禮全都放在法的前面，法是最不重要的那個。很多學國學的人以為在先秦有個法家，就以為中國就有過法治的思想，其實嚴格來說不是很貼切。
最後我們來總結一下。
很多時候，中國人和歐美人互相看不懂對方的出牌套路。下面我就從中國先秦和古希臘政治思想的角度，來嘗試分析一下這個問題。
其實要講我國先秦和古希臘政治思想的對比關係，線索是很難拎出來的。在古希臘，自從泰勒斯提出 “水是萬物的本源以後”，整個古希臘的思想就活了，不管什麼想法都出來了，還發明瞭各種方法來論證自己的想法。所以那個時代有很多有趣的想法和觀點。比如說有一位哲學家叫阿那克西曼德，他就提出人是海魚進化過來的；政治思想也是如此，說什麼的都有，並沒有一條很完整的主線。多數政治思想觀點都是自說自話，或者分很多的流派。其實在中國先秦時代也一樣，各個學派興起，對於政治的態度也是各說各話。所以，要對中西進行對比，就必須採用另一種思路。
我想了個辦法，就是以中國儒、道、法三家學說為基準，跟相應的古希臘政治思想進行對比。中國的政治思想理念，說來說去就是儒、道、法三家的理念，其他的像是墨家、名家等學派學說都沒有立住腳。所以下面分三個部分來講，來對比每一個部分政治思想觀點的異同，最後再來一個總括，回答我們標題上的問題“為什麼你看不懂政治？”。這三個部分的對比分別是：（第一個部分是）道家的老子和赫拉克利特進行對比；（第二個部分是）儒家和柏拉圖的政治思想進行對比；（第三部分是）法家和亞里士多德進行對比。至於為什麼要這麼比，我們後面聊到了再說。
道家的老子和赫拉克利特進行對比
之所以單獨說老子，而不是道家，主要是因為在道家裡面，也就老子的觀念是比較純粹的政治思想理念。在這裡需要糾正一個大家經常會混淆的事情，就是我們常說“老莊”，總把老子和莊子放在一起，好像兩人的觀點多麼一樣。但實際上這倆的哲學觀點完全不同。如果要說超脫的話，莊子的境界要比老子高很多。老子的《道德經》不是像今天很多人理解那樣，那麼超脫、那麼隨性。實際上，道德經就是為帝王寫的統治書，這個不論是從他的產生年代、文本格式還是寫作對象都可以考證出來。老子首先提出了“道法自然”的觀點，從這個觀點出發來闡述君主應該怎麼統治國家。至於人應該怎麼活著這種問題，《道德經》其實並沒有想給大家多少啟發，他只想給帝王管理國家啟發。而把“道”這個觀點放在人應該怎麼活這個問題上的是莊子。所以說，莊子比老子要看的開。所以我們在討論道家的政治思想的時候，要注意是老子的政治思想，沒有其他人。
老子是誰我想就不用了多介紹了，他的思想全都在《道德經》裡。赫拉克利特的話，簡單說一說。他是古希臘自然哲學的代表人物之一。所謂自然哲學，就是不管什麼論點，都是從大自然裡面找到的依據和啟發。比如說，赫拉克利特認為火是世界的本源，世界就是由火生成的，這是他最核心的觀點。他說過一句名言叫“人不能同時踏入兩次河流”，來說明世界是運動的不是靜止的。所以說，他有很多觀點跟老子的“道法自然”很像。
第一，兩個人都以自然規律為第一法則。老子覺得自然規律是一切的法則，人只有按照自然規律來治理國家，才能使國家發展壯大，國家裡的人才能安樂。所謂“治大國如烹小鮮”就是這個意思。赫拉克利特也有這個意思，他把法律分成“人的法律”和“神的法律”，他所謂“神的法律”實際上是指自然規律。他覺得“神的法律”是一切政治行為的依據，治理城邦要按自然規律行事，才能達到理想的政治社會狀態。第二，他們兩個也都看不起人民，老子說過“絕聖棄智”“小國寡民”“老死不相往來”這種狀態最好，赫拉克利特是覺得人民群眾是愚昧的啥都不懂，所以他倆都覺得人民不應該享有很多權力。第三，他倆的“理想國”都是階級和諧，社會和諧，沒有發展，沒有煩惱。所以從宏觀層面來講，兩個人的政治思想差別不大。
但是要怎麼實現這樣的社會，他倆的提供的方案就不一樣了。老子認為實現政治理想，統治者不要過多的干涉人民生活，要順應自然而不妄為，人民應當少私寡慾、返樸歸真，從而構建一個太平、安寧的國度；戰爭或武力的競爭，以暴制暴是沒有止境的，趁早別幹。而赫拉克利特認為正義就是鬥爭，鬥爭到鬥無可鬥就和諧了。所以他主張通過正義的戰爭來實現國家的安定。大概來說，就是老子主張“靜”，別惹事就行；而赫拉克利特主張“動”，要弄出個是非曲直來。這些理念造成了中西政治思想的不同。在中國的大環境裡，革命性的人是不可能出現的。前些年喬布斯死的時候，人們就說中國出不來喬布斯，就是這個道理。但是太革命了也不好，畢竟戰爭的苦是任何人都不想承受的。
儒家和柏拉圖哲學進行對比
為什麼要單拎出來柏拉圖呢？就是因為他最有代表性，他的政治思想對後世的影響最深。在他之前的政治思想都非常薄弱，那些能流傳後世的想法都已經在柏拉圖這裡顯現了，流傳不了後世的也沒必要去說。當然你可能會說亞里士多德的理念影響更大吧。這個我們放到最後一組對比來說。至於為什麼選儒家文化，原因就很明確了。在中國，儒家的思想對後世影響最深，包括今天提出來的和諧社會等等，其實依然是儒家理想社會的延續。
先來看古代中國的政治思想。我們先來看看儒家想把社會打造成什麼樣。這個就比較容易知道，因為在《禮記》裡明確寫著，我們的最終政治目標是“大同”社會，這個社會跟咱們今天的和諧社會差不多，反正就是天下太平、關係和諧穩定、安居樂業的狀態。但是也有一點區別，就是對物質沒有什麼要求，不像我們現在必須得先有錢才行。大同社會沒有物質要求，甚至可以說最好大家都不要追求物質的生活，能吃飽喝足穿暖就行了。在《孟子·梁惠王上》裡面，孟子說的更具體。他說理想的社會應該是一家一百畝地，好好耕作，好好養家禽，到五十歲的時候可以穿上絲帛，七十歲的時候能吃上肉就行。只要達到這個待遇就很好。關鍵是精神道德層面的東西。所以說，政治目標首先要人民不窮，然後在道德教化方面下功夫。
孟子認為性本善，儒家的另一個大師荀子認為性本惡，跟他完全相反。但是不論是本善還是本惡，他們都主張提高道德水平都要靠教育。孟子說，人生下來就是善良的，但是在社會上摸爬滾打以後就不善良了。這個時候就要用教育的方式，讓人們迴歸本心，迴歸自己的善良。荀子說，人生下來就是邪惡的，社會上的那些出現的那些惡都是我們本性的反應。所以更需要教育來扭轉我們的惡，讓我們向善。所以說孟子和荀子雖然解釋人性的出發點完全相反，但是得出的解決方案完全一樣。所以說，儒家政治思想的關鍵在於提高道德水平。用道德來解決問題，實際上是一種釜底抽薪的做法。讓人們從內心出發就想做好人，不當壞人，從根上斷絕問題發生的可能性。從理論上來說當然非常好，但是在實際生活中沒有人能做到。孔子是儒家的大聖人。但是孔子在魯國當了官以後，第一時間就把跟他觀點不合的少正卯殺了，還罵他是個小人。連聖人都做不到，更別說普通人了。
但是這個觀點一直保留了下來，甚至成了一條王法。在古代有一個罪，叫腹誹。腹就是腹部的腹，誹就是誹謗的誹，腹誹。這個罪名是漢武帝時候，一個叫張湯的法官發明的。他當時和一個名字叫顏異的大官有矛盾，正好漢武帝也不喜歡這個顏異，於是他就整天就琢磨怎麼找個機會除掉他。終於，有一次，漢武帝下了一個詔令，顏異的門客覺得朝廷的詔令不好，就抱怨了幾句。顏異也不大同意，但是沒說話，就是嘴脣動了幾下，做了一點微表情。恰好被張湯碰見了，立馬就彙報漢武帝，說顏異覺得您的詔令不好，但嘴上不說，但心裡面早就開罵了，這四捨五入就是欺君了，必須殺。漢武帝也痛快的答應了。這就是腹誹的典故。這個典故告訴我們，你要服從統治者，你不光要從行動上服從，你在心裡面也必須徹底服從，否則你就有罪。不好的事不光不能做出來，連想都不可以。行動，結果好壞不重要，只要你從心底裡服從我，那你就是正確的，有功的，否則就是有罪。這個觀點幾千年都沒變，一直到今天。
對儒家來說，用教育教化民眾，通過“腹誹”這樣的行動來徹底消滅所謂的沒有道德的民眾，這樣從理論上來說，我們的社會就只剩下一群品德很高尚的人了。因為品德高尚，所以很多問題也就不是問題了，比如說社會穩定、鄰里和睦等等，都不是事。
但是古希臘政治思想就不是這麼想了。在古希臘，最有代表性的描述政治思想目標的是柏拉圖的“理想國”。在理想國裡面，他沒有明確提出理想的國家的政治目標是什麼，根據我的理解，他認為理想國是一個能夠人盡其才、達到公平正義的國家。他在裡面沒有過多地討論物質保障這一類的問題，他純粹是從社會發展的角度去討論這個理想國的樣子。柏拉圖認為人性惡，但是不同於荀子，他認為既然人的本性就不好，那麼就來一個萬能的、什麼都會的哲人王來統治，順帶著一點法律，還有一些教育培訓，通過一些綜合的措施來實現公平正義。這個就跟我國的目標不同。我們的目標是允許一部分人先道德品質高起來，然後消滅道德品質較低的人，最後實現高道德、高素質社會。柏拉圖的意思是大家都不是好人，所以就別依靠什麼道德了，好好學習天天向上就行了。
因為出發點不同，所以在古希臘也就沒有出現所謂“腹誹”這一類的觀點（或者說這種觀點始終都沒進入到西方文化核心中）。柏拉圖也提倡教育，但是教育不僅僅是為了讓人品德高尚，他是一種技能，一種發揮每個人長處的方式。最終要實現的是公平正義。在柏拉圖的理想國裡，相比於中國的政治思想來說，更加註重對人的培養，很理想化。柏拉圖的政治思想更有“哲學範”，我國的就非常接地氣了。當然，柏拉圖和儒家的政治理念還有很多不同，比如說儒家認為君主得是聖人，要當榜樣，重點發揮道德的力量。柏拉圖覺得君主得是哲人王，得有智慧有深度，要履行作為君主的責任。但是這些都是細枝末節，沒什麼關係。
法家和亞里士多德進行對比
之所以單獨拎出來亞里士多德的原因也跟前面單獨說柏拉圖的原因差不多，亞里士多德是一個集大成者，對未來的影響也最大。古希臘其他哲學家的觀點甚至都算不上政治思想。另外，之所以把這個對比放到儒家和柏拉圖對比的後面，是因為法家和亞里士多德的對比是踩著前面來論證的。也就是說，法家的觀點主要是從批判儒家而來的。亞里士多德的觀點也是從批判柏拉圖來的。這樣對比更明顯，下面來具體看看。
公元前4世紀中葉，我國的商鞍和希臘的亞里士多德幾乎同時提出了法治理論。而且都是踩著自己的前輩來提的。先來看中國。儒家提出政治要靠人治，只有聖人才能治理好一個國家，要學古代那樣，大家都安安靜靜的多好。法家就說世道經常變，治理的方式也要隨時變，古代已經回不去了。儒家老說堯舜禹是多麼賢明，法家的人就說舜一即位，就把堯囚禁起來；禹是逼著舜把位置讓給自己的，跟曹操逼漢獻帝退位一樣。所以說沒有什麼明君，你回到古代一樣黑暗。而且人性就是自私自利醜陋陰暗的，你要掉了水裡，大多數人是圍在岸邊看，不會下去救你。所以得用法律來管理人民才行。這是法家法哲學的根基。亞里士多德也差不多。柏拉圖認為人們不可能制定出規範全部社會生活的法律，所以也不重視法律，有一個會各種技能和知識的全能哲人王就夠了。亞里士多德不這麼想，認為法律是多數人的智慧，它勝於一人的智慧。他承認法律肯定不會周全，但一堆人想問題總比一個人想問題好。而且法律是沒有感情的，不會有偏向，能實現公平正義。所以從實現法治這個角度來說，法家的先賢和亞里士多德的結論是差不多的。
但是說到治理國家的方案，兩個人走了完全相反的路。法家認為，因為聖人靠不住、人性又醜陋，所以才要法律。因此，有了法律以後，首先要乾的就是懲罰醜陋的人性，讓人們不敢做壞事。只有中央集權的政府才有那麼大的力量去做這件事。所以說，從他的結論裡反而推出來要實行君主專制統治。中國有句話叫“外儒內法”，說明統治者非常喜歡“法”。中國古代的所謂法律就是皇帝的法律。亞里士多德認為一堆人想問題比一個人好，因此不能用君主專制，反而要用民主制的共和政府才行，比如說議會來立法。兩派都同意要法治，但是因為動機不一樣，所以走上了完全相反的道路。在先秦法家們看來，立法簡直就不是一個問題。君主既然處於至尊地位，立法當然就是君主的權力，即“法自君出”。法家們認為，只要嚴格按照君主的法律辦事就叫做法治了。所以千百年來中國人習慣地把法律叫做“王法”。在亞里士多德那裡，立法是法治的基本環節，只有服從制定得好的法律才是法治，最重要的就是須由全體公民審議，而不能由個人意志決斷。所以說，中國有句老話叫“人情禮法大於天”，人情禮全都放在法的前面，法是最不重要的那個。很多學國學的人以為在先秦有個法家，就以為中國就有過法治的思想，其實嚴格來說不是很貼切。
最後我們來總結一下。
我們通過做三組對比，來觀察了一下古代中國和古希臘政治思想的異同。先是把老子和赫拉克利特的政治思想理念進行了對比，雖然兩個都是道法自然，都是要建立和諧社會，對於老子來講，要做到這一切需要靜，所有人，包括統治者什麼都別幹，什麼都別學才行。而赫拉克利特相反，要通過正義的鬥爭鬥到底才行。然後我們把儒家和柏拉圖的政治思想理念進行了對比，儒家要大同社會，不光行動一致，態度、觀點也必須一致。柏拉圖要人盡其才，最終實現公平正義。最後把法家和亞里士多德進行對比。他們兩個先踩了一腳自己的前輩，都認為法治社會比人治社會好。但是，法家認為建立法治社會要建立中央集權政府，“法自君出”，結果又繞回到人治這方面去了。亞里士多德認為建立法治社會要建立民主制共和政府，真正的把法治推向一個新境界。
所以，可以總結中西政治理念根基公式：
中國政治理念根基=道家的靜態和諧社會+儒家的心服口服哪都服+法家的君主專制
西方政治理念根基=赫拉克利特的鬥爭型和諧社會+柏拉圖的人盡其才、公平正義+亞里士多德的民主共和
在古代中國，道家的政治思想要和諧社會，儒家的政治思想要心服口服哪都服，法家的政治思想要君主專制，這三項合起來就成了中國一直到今天的政治理念根基，很多政治上的事也就說得通了。在古希臘，赫拉克利特要和諧社會，柏拉圖要人盡其才、公平正義，亞里士多德要民主共和，這三項合起來就成了西方一直到今天的政治理念根基。我們最開頭提的那個問題——為什麼你看不懂中國政治？相信你的心裡已經有了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