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考消息網5月15日報道新加坡《聯合早報》網站5月14日發表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的文章稱，中國之所以能夠找到自己的道路，其根源就在於文化。
文章稱，文明的才是可持續的。近年來，中國高層提出了“四個自信”，即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在這“四個自信”中，最後一個自信“文化自信”無疑是最根本的。中國之所以能夠找到自己的道路、自己的理論和自己的制度，其根源就在於文化。
文章認為，在中國現代化過程中，的確免不了需要向西方學習，因為西方走在中國的前面，有很多好的經驗可以借鑑；但學習西方並非要把中國變成西方，而是使得自己變得更好。如果西方有什麼中國就要學什麼、西方怎麼做中國就怎麼做，那麼就大錯特錯了。儘管中國和西方都屬於人類社會，享有共同的價值，但並不是說中國可以用西方的方式來實現這些價值。即使在西方範圍內，不同的國家都是使用自身不同的方式來實現這些價值的。
文章稱，二戰以來，有太多的發展中國家對西方國家“東施效顰”，結果不僅實現不了這些價值，反而使得自己的社會陷於貧困落後，甚至無政府狀態。而那些學習西方、但沒有簡單照抄照搬西方國家經驗的國家和地區，反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文章認為，從經驗層面看，這個問題是很清楚的。中國向西方或者外國學習是晚清以來的事情，因為之前中國認為自己是最先進、最文明的。被西方列強打敗之後，尤其是被中國昔日的“學生”日本打敗之後，中國才走上了學習外國的道路。但每次經驗都表明，凡是做外國的原教旨主義者，失敗是必然的；凡是能夠根據中國現實的需要來學習，或者能夠把外國經驗“中國化”的，成功的機會就大。
文章稱，共產黨的領導人毛澤東通過對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取得了中國革命的勝利。鄧小平的成功也是這個路徑。在共產主義陣營中，鄧小平首先改變了“敵視”西方、視西方制度為“敵人”的傳統思維和意識形態，而毅然向西方開放，向西方學習。鄧小平及其之後的中共領導人始終沒有照抄照搬西方制度。這也使得中國各方面的發展包括道理、理論和制度具有了“自主性”。
文章指出，所有經驗都表明，成功取決於創新，即以自己文化為主體的創新。也就是說，照抄照搬外國經驗不行，固守傳統也不行。從這個角度來說，今天人們提倡“文化自信”不可以是“復古”，更不是庸俗文化的迴歸。
文章認為，作為唯一沒有中斷過的文明，中國文明具有很多好的基本制度傳統，例如“三層資本”的經濟結構（頂層的國有資本、底層的民營資本和政府與民間合作的中間層）和“內部三權分工合作制度”（決策權、執行權和監察權）。
文章稱，在中國文明裡，管理經濟和發展經濟一直被視為政府的內在責任。二戰以來，在亞洲，只有日本和“四小龍”（韓國、新加坡、中國香港和中國臺灣）逃避了“中等收入陷阱”。在這些經濟體之後，中國大陸和越南也迅速崛起。而這些國家都屬於儒家文明圈，都享有“發展經濟是政府的責任”的經濟哲學。
文章認為，同樣應當強調的是，所有這些優良制度，之所以成為“優良”，是因為它們都能與時俱進，不斷更新自己，不僅適應新時代的需要，更要引領新時代。而“更新”就是制度的自我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