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十九世紀開始，日本不斷挑起與周邊各國的戰爭，到了二十世紀更是變本加厲，接連發動對朝鮮和中國的侵略戰爭。雖然最終日本戰敗，但昭和天皇卻沒有被列為戰犯，繼續擔任日本的國家領袖。如何看待這位二戰參與者的戰爭責任，日本國內分成了無罪論和有罪論兩個陣營。
從十九世紀開始，日本不斷挑起與周邊各國的戰爭，到了二十世紀更是變本加厲，接連發動對朝鮮和中國的侵略戰爭。雖然最終日本戰敗，但昭和天皇卻沒有被列為戰犯，繼續擔任日本的國家領袖。如何看待這位二戰參與者的戰爭責任，日本國內分成了無罪論和有罪論兩個陣營。
關鍵詞“不幸”
1971年，年過七十的昭和天皇參拜伊勢神宮，並吟誦了一首和歌：
“阻止戰爭無果，其遺憾與無奈，雖已七十有年，至今依然不變。”
通過媒體宣傳，不少人知道了這件事，很多人都認為，這首和歌充分反映了昭和天皇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遺憾態度。1975年10月，昭和天皇到美國訪問，並在公開講話中再次提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他說那是“一場讓我深感悲痛的不幸戰爭。”
從十九世紀開始，日本不斷挑起與周邊各國的戰爭，到了二十世紀更是變本加厲，接連發動對朝鮮和中國的侵略戰爭。雖然最終日本戰敗，但昭和天皇卻沒有被列為戰犯，繼續擔任日本的國家領袖。如何看待這位二戰參與者的戰爭責任，日本國內分成了無罪論和有罪論兩個陣營。
關鍵詞“不幸”
1971年，年過七十的昭和天皇參拜伊勢神宮，並吟誦了一首和歌：
“阻止戰爭無果，其遺憾與無奈，雖已七十有年，至今依然不變。”
通過媒體宣傳，不少人知道了這件事，很多人都認為，這首和歌充分反映了昭和天皇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遺憾態度。1975年10月，昭和天皇到美國訪問，並在公開講話中再次提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他說那是“一場讓我深感悲痛的不幸戰爭。”
昭和天皇到訪美國
同年11月1日，韓國總統訪問日本，參加了昭和天皇主持的國宴，天皇致詞時表示：
“本世紀裡的其中一個時期，（日韓）兩國之間存在不幸的過去，我實在感到十分遺憾。”
話中提到的“不幸的過去”，指的是日本對朝鮮半島半個世紀的殘酷殖民統治，並強迫當地人為日本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
昭和天皇數次在不同場合的感慨發言，很是耐人尋味。雖然在日本戰敗後沒有被盟軍追訴戰爭責任，但他卻時不時地透露出對此事的耿耿於懷與反思，似乎暗示了懺悔的心態。然而，不論他個人對二戰秉持一種怎樣的態度和想法，他在戰後被免責的結果，一直在日本國內受到質疑和抨擊，很多人不相信日本天皇與日本發動的戰爭沒有關係。
從十九世紀開始，日本不斷挑起與周邊各國的戰爭，到了二十世紀更是變本加厲，接連發動對朝鮮和中國的侵略戰爭。雖然最終日本戰敗，但昭和天皇卻沒有被列為戰犯，繼續擔任日本的國家領袖。如何看待這位二戰參與者的戰爭責任，日本國內分成了無罪論和有罪論兩個陣營。
關鍵詞“不幸”
1971年，年過七十的昭和天皇參拜伊勢神宮，並吟誦了一首和歌：
“阻止戰爭無果，其遺憾與無奈，雖已七十有年，至今依然不變。”
通過媒體宣傳，不少人知道了這件事，很多人都認為，這首和歌充分反映了昭和天皇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遺憾態度。1975年10月，昭和天皇到美國訪問，並在公開講話中再次提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他說那是“一場讓我深感悲痛的不幸戰爭。”
昭和天皇到訪美國
同年11月1日，韓國總統訪問日本，參加了昭和天皇主持的國宴，天皇致詞時表示：
“本世紀裡的其中一個時期，（日韓）兩國之間存在不幸的過去，我實在感到十分遺憾。”
話中提到的“不幸的過去”，指的是日本對朝鮮半島半個世紀的殘酷殖民統治，並強迫當地人為日本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
昭和天皇數次在不同場合的感慨發言，很是耐人尋味。雖然在日本戰敗後沒有被盟軍追訴戰爭責任，但他卻時不時地透露出對此事的耿耿於懷與反思，似乎暗示了懺悔的心態。然而，不論他個人對二戰秉持一種怎樣的態度和想法，他在戰後被免責的結果，一直在日本國內受到質疑和抨擊，很多人不相信日本天皇與日本發動的戰爭沒有關係。
總是身著戎裝的昭和天皇
對於昭和天皇的質疑，最具說服力的一個例子就是木戶幸一的證詞。在東京審判中，被判有罪的戰爭罪犯木戶幸一，始終宣稱昭和天皇也必須承擔相應責任。木戶幸一作為昭和天皇的心腹，以他了解的內情來分析，他的說法無法令人忽視。
從十九世紀開始，日本不斷挑起與周邊各國的戰爭，到了二十世紀更是變本加厲，接連發動對朝鮮和中國的侵略戰爭。雖然最終日本戰敗，但昭和天皇卻沒有被列為戰犯，繼續擔任日本的國家領袖。如何看待這位二戰參與者的戰爭責任，日本國內分成了無罪論和有罪論兩個陣營。
關鍵詞“不幸”
1971年，年過七十的昭和天皇參拜伊勢神宮，並吟誦了一首和歌：
“阻止戰爭無果，其遺憾與無奈，雖已七十有年，至今依然不變。”
通過媒體宣傳，不少人知道了這件事，很多人都認為，這首和歌充分反映了昭和天皇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遺憾態度。1975年10月，昭和天皇到美國訪問，並在公開講話中再次提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他說那是“一場讓我深感悲痛的不幸戰爭。”
昭和天皇到訪美國
同年11月1日，韓國總統訪問日本，參加了昭和天皇主持的國宴，天皇致詞時表示：
“本世紀裡的其中一個時期，（日韓）兩國之間存在不幸的過去，我實在感到十分遺憾。”
話中提到的“不幸的過去”，指的是日本對朝鮮半島半個世紀的殘酷殖民統治，並強迫當地人為日本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
昭和天皇數次在不同場合的感慨發言，很是耐人尋味。雖然在日本戰敗後沒有被盟軍追訴戰爭責任，但他卻時不時地透露出對此事的耿耿於懷與反思，似乎暗示了懺悔的心態。然而，不論他個人對二戰秉持一種怎樣的態度和想法，他在戰後被免責的結果，一直在日本國內受到質疑和抨擊，很多人不相信日本天皇與日本發動的戰爭沒有關係。
總是身著戎裝的昭和天皇
對於昭和天皇的質疑，最具說服力的一個例子就是木戶幸一的證詞。在東京審判中，被判有罪的戰爭罪犯木戶幸一，始終宣稱昭和天皇也必須承擔相應責任。木戶幸一作為昭和天皇的心腹，以他了解的內情來分析，他的說法無法令人忽視。
木戶幸一在遠東軍事法庭上作證
而日本國內的一些人也希望藉著追究昭和天皇的戰爭責任，能廢除日本的天皇制，從而在日本成立共和國。國外輿論也沒有忘記對昭和天皇的問責，1971年，昭和天皇訪問歐洲七國時，在英國和荷蘭遭遇了當地人的抗議，要求他對戰爭罪負責，並公開地向受害者道歉，表達真誠的懺悔。
從十九世紀開始，日本不斷挑起與周邊各國的戰爭，到了二十世紀更是變本加厲，接連發動對朝鮮和中國的侵略戰爭。雖然最終日本戰敗，但昭和天皇卻沒有被列為戰犯，繼續擔任日本的國家領袖。如何看待這位二戰參與者的戰爭責任，日本國內分成了無罪論和有罪論兩個陣營。
關鍵詞“不幸”
1971年，年過七十的昭和天皇參拜伊勢神宮，並吟誦了一首和歌：
“阻止戰爭無果，其遺憾與無奈，雖已七十有年，至今依然不變。”
通過媒體宣傳，不少人知道了這件事，很多人都認為，這首和歌充分反映了昭和天皇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遺憾態度。1975年10月，昭和天皇到美國訪問，並在公開講話中再次提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他說那是“一場讓我深感悲痛的不幸戰爭。”
昭和天皇到訪美國
同年11月1日，韓國總統訪問日本，參加了昭和天皇主持的國宴，天皇致詞時表示：
“本世紀裡的其中一個時期，（日韓）兩國之間存在不幸的過去，我實在感到十分遺憾。”
話中提到的“不幸的過去”，指的是日本對朝鮮半島半個世紀的殘酷殖民統治，並強迫當地人為日本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
昭和天皇數次在不同場合的感慨發言，很是耐人尋味。雖然在日本戰敗後沒有被盟軍追訴戰爭責任，但他卻時不時地透露出對此事的耿耿於懷與反思，似乎暗示了懺悔的心態。然而，不論他個人對二戰秉持一種怎樣的態度和想法，他在戰後被免責的結果，一直在日本國內受到質疑和抨擊，很多人不相信日本天皇與日本發動的戰爭沒有關係。
總是身著戎裝的昭和天皇
對於昭和天皇的質疑，最具說服力的一個例子就是木戶幸一的證詞。在東京審判中，被判有罪的戰爭罪犯木戶幸一，始終宣稱昭和天皇也必須承擔相應責任。木戶幸一作為昭和天皇的心腹，以他了解的內情來分析，他的說法無法令人忽視。
木戶幸一在遠東軍事法庭上作證
而日本國內的一些人也希望藉著追究昭和天皇的戰爭責任，能廢除日本的天皇制，從而在日本成立共和國。國外輿論也沒有忘記對昭和天皇的問責，1971年，昭和天皇訪問歐洲七國時，在英國和荷蘭遭遇了當地人的抗議，要求他對戰爭罪負責，並公開地向受害者道歉，表達真誠的懺悔。
出席日本軍部會議的昭和天皇
即便爭議如此之大，日本國內的保守派仍舊繼續擁護昭和天皇，堅稱“天皇無罪論”，而持“天皇有罪論”的一方也不甘示弱，頻頻發動輿論攻勢，這兩派人的觀點可謂針尖對麥芒，互不相讓。
無罪論與有罪論的矛盾
一般來說，二戰結束後至今，強調昭和天皇無須負責的無罪論觀點，主要有兩大依據：
第一、天皇無罪的法理依據。
持天皇無罪論觀點的人認為，1889年頒佈的《大日本帝國憲法》（以下稱《帝國憲法》）第三條提到：“天皇乃神聖不可侵。”規定天皇是“統之不治”的國家元首，而第五十五條則明確規定“國務各大臣負責輔弼天皇，法律敕令以及其他國務相關的詔敕，均需國務各大臣副署。”
從十九世紀開始，日本不斷挑起與周邊各國的戰爭，到了二十世紀更是變本加厲，接連發動對朝鮮和中國的侵略戰爭。雖然最終日本戰敗，但昭和天皇卻沒有被列為戰犯，繼續擔任日本的國家領袖。如何看待這位二戰參與者的戰爭責任，日本國內分成了無罪論和有罪論兩個陣營。
關鍵詞“不幸”
1971年，年過七十的昭和天皇參拜伊勢神宮，並吟誦了一首和歌：
“阻止戰爭無果，其遺憾與無奈，雖已七十有年，至今依然不變。”
通過媒體宣傳，不少人知道了這件事，很多人都認為，這首和歌充分反映了昭和天皇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遺憾態度。1975年10月，昭和天皇到美國訪問，並在公開講話中再次提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他說那是“一場讓我深感悲痛的不幸戰爭。”
昭和天皇到訪美國
同年11月1日，韓國總統訪問日本，參加了昭和天皇主持的國宴，天皇致詞時表示：
“本世紀裡的其中一個時期，（日韓）兩國之間存在不幸的過去，我實在感到十分遺憾。”
話中提到的“不幸的過去”，指的是日本對朝鮮半島半個世紀的殘酷殖民統治，並強迫當地人為日本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
昭和天皇數次在不同場合的感慨發言，很是耐人尋味。雖然在日本戰敗後沒有被盟軍追訴戰爭責任，但他卻時不時地透露出對此事的耿耿於懷與反思，似乎暗示了懺悔的心態。然而，不論他個人對二戰秉持一種怎樣的態度和想法，他在戰後被免責的結果，一直在日本國內受到質疑和抨擊，很多人不相信日本天皇與日本發動的戰爭沒有關係。
總是身著戎裝的昭和天皇
對於昭和天皇的質疑，最具說服力的一個例子就是木戶幸一的證詞。在東京審判中，被判有罪的戰爭罪犯木戶幸一，始終宣稱昭和天皇也必須承擔相應責任。木戶幸一作為昭和天皇的心腹，以他了解的內情來分析，他的說法無法令人忽視。
木戶幸一在遠東軍事法庭上作證
而日本國內的一些人也希望藉著追究昭和天皇的戰爭責任，能廢除日本的天皇制，從而在日本成立共和國。國外輿論也沒有忘記對昭和天皇的問責，1971年，昭和天皇訪問歐洲七國時，在英國和荷蘭遭遇了當地人的抗議，要求他對戰爭罪負責，並公開地向受害者道歉，表達真誠的懺悔。
出席日本軍部會議的昭和天皇
即便爭議如此之大，日本國內的保守派仍舊繼續擁護昭和天皇，堅稱“天皇無罪論”，而持“天皇有罪論”的一方也不甘示弱，頻頻發動輿論攻勢，這兩派人的觀點可謂針尖對麥芒，互不相讓。
無罪論與有罪論的矛盾
一般來說，二戰結束後至今，強調昭和天皇無須負責的無罪論觀點，主要有兩大依據：
第一、天皇無罪的法理依據。
持天皇無罪論觀點的人認為，1889年頒佈的《大日本帝國憲法》（以下稱《帝國憲法》）第三條提到：“天皇乃神聖不可侵。”規定天皇是“統之不治”的國家元首，而第五十五條則明確規定“國務各大臣負責輔弼天皇，法律敕令以及其他國務相關的詔敕，均需國務各大臣副署。”
《大日本帝國憲法》
由此可知，天皇本來就沒有單獨行使統治權的可能，國家實權其實在內閣和國會手上。因此，他們認為戰時首相東條英機等人，才是戰爭的始作俑者，被列為甲級戰犯是合理的，牽連到昭和天皇則名不正言不順。
第二、事實作為上的無罪依據。
無罪論者認為以現存的歷史紀錄看，無法肯定昭和天皇自開戰之前就積極主動參與指揮戰爭，或有任何指揮軍事行動的行為。至於說他同意發出向中國和美國宣戰的開戰詔書，也只不過是例行公事，而不是出自他本人的意願。他們表示當時的日本軍部早已無法無天，不受天皇控制，無法將責任推向手中無權的天皇。
從十九世紀開始，日本不斷挑起與周邊各國的戰爭，到了二十世紀更是變本加厲，接連發動對朝鮮和中國的侵略戰爭。雖然最終日本戰敗，但昭和天皇卻沒有被列為戰犯，繼續擔任日本的國家領袖。如何看待這位二戰參與者的戰爭責任，日本國內分成了無罪論和有罪論兩個陣營。
關鍵詞“不幸”
1971年，年過七十的昭和天皇參拜伊勢神宮，並吟誦了一首和歌：
“阻止戰爭無果，其遺憾與無奈，雖已七十有年，至今依然不變。”
通過媒體宣傳，不少人知道了這件事，很多人都認為，這首和歌充分反映了昭和天皇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遺憾態度。1975年10月，昭和天皇到美國訪問，並在公開講話中再次提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他說那是“一場讓我深感悲痛的不幸戰爭。”
昭和天皇到訪美國
同年11月1日，韓國總統訪問日本，參加了昭和天皇主持的國宴，天皇致詞時表示：
“本世紀裡的其中一個時期，（日韓）兩國之間存在不幸的過去，我實在感到十分遺憾。”
話中提到的“不幸的過去”，指的是日本對朝鮮半島半個世紀的殘酷殖民統治，並強迫當地人為日本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
昭和天皇數次在不同場合的感慨發言，很是耐人尋味。雖然在日本戰敗後沒有被盟軍追訴戰爭責任，但他卻時不時地透露出對此事的耿耿於懷與反思，似乎暗示了懺悔的心態。然而，不論他個人對二戰秉持一種怎樣的態度和想法，他在戰後被免責的結果，一直在日本國內受到質疑和抨擊，很多人不相信日本天皇與日本發動的戰爭沒有關係。
總是身著戎裝的昭和天皇
對於昭和天皇的質疑，最具說服力的一個例子就是木戶幸一的證詞。在東京審判中，被判有罪的戰爭罪犯木戶幸一，始終宣稱昭和天皇也必須承擔相應責任。木戶幸一作為昭和天皇的心腹，以他了解的內情來分析，他的說法無法令人忽視。
木戶幸一在遠東軍事法庭上作證
而日本國內的一些人也希望藉著追究昭和天皇的戰爭責任，能廢除日本的天皇制，從而在日本成立共和國。國外輿論也沒有忘記對昭和天皇的問責，1971年，昭和天皇訪問歐洲七國時，在英國和荷蘭遭遇了當地人的抗議，要求他對戰爭罪負責，並公開地向受害者道歉，表達真誠的懺悔。
出席日本軍部會議的昭和天皇
即便爭議如此之大，日本國內的保守派仍舊繼續擁護昭和天皇，堅稱“天皇無罪論”，而持“天皇有罪論”的一方也不甘示弱，頻頻發動輿論攻勢，這兩派人的觀點可謂針尖對麥芒，互不相讓。
無罪論與有罪論的矛盾
一般來說，二戰結束後至今，強調昭和天皇無須負責的無罪論觀點，主要有兩大依據：
第一、天皇無罪的法理依據。
持天皇無罪論觀點的人認為，1889年頒佈的《大日本帝國憲法》（以下稱《帝國憲法》）第三條提到：“天皇乃神聖不可侵。”規定天皇是“統之不治”的國家元首，而第五十五條則明確規定“國務各大臣負責輔弼天皇，法律敕令以及其他國務相關的詔敕，均需國務各大臣副署。”
《大日本帝國憲法》
由此可知，天皇本來就沒有單獨行使統治權的可能，國家實權其實在內閣和國會手上。因此，他們認為戰時首相東條英機等人，才是戰爭的始作俑者，被列為甲級戰犯是合理的，牽連到昭和天皇則名不正言不順。
第二、事實作為上的無罪依據。
無罪論者認為以現存的歷史紀錄看，無法肯定昭和天皇自開戰之前就積極主動參與指揮戰爭，或有任何指揮軍事行動的行為。至於說他同意發出向中國和美國宣戰的開戰詔書，也只不過是例行公事，而不是出自他本人的意願。他們表示當時的日本軍部早已無法無天，不受天皇控制，無法將責任推向手中無權的天皇。
剛登基時的昭和天皇
無罪論者都強調說，明治、大正和昭和三代天皇，與維新前的天皇一樣，都只是象徵性的虛位君主，而且認定自《帝國憲法》頒佈後，天皇就跟英、荷等西歐的立憲君主一樣，只剩下象徵意義，而沒有實際權力，也就沒有任何牽連責任。
無罪論者從《帝國憲法》入手，表明天皇受法理制約，不可能一意孤行發動戰爭。因此，日本發動戰爭，以及日軍犯下的戰爭罪行，無論如何都算不到昭和天皇頭上。
面對無罪論者的辯護，天皇有罪論者則針鋒相對地提出了法理和事實上的證據，駁斥無罪論者的觀點。有罪論者提出的依據也有兩點：
第一、天皇有罪的法理依據。
《帝國憲法》第十一條是關於天皇統帥權的規定，該條明確說明了天皇對日本軍隊擁有絕對和完全的統轄權，是日本國家軍隊的“大元帥陛下”。只有天皇可以行使統帥權，命令軍隊外出行動，而所謂的軍部，海軍的軍令部和陸軍的參謀本部，都屬於天皇的幕僚，海陸兩軍的軍事指令，都必須通過“大元帥陛下”批准才能執行。
從十九世紀開始，日本不斷挑起與周邊各國的戰爭，到了二十世紀更是變本加厲，接連發動對朝鮮和中國的侵略戰爭。雖然最終日本戰敗，但昭和天皇卻沒有被列為戰犯，繼續擔任日本的國家領袖。如何看待這位二戰參與者的戰爭責任，日本國內分成了無罪論和有罪論兩個陣營。
關鍵詞“不幸”
1971年，年過七十的昭和天皇參拜伊勢神宮，並吟誦了一首和歌：
“阻止戰爭無果，其遺憾與無奈，雖已七十有年，至今依然不變。”
通過媒體宣傳，不少人知道了這件事，很多人都認為，這首和歌充分反映了昭和天皇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遺憾態度。1975年10月，昭和天皇到美國訪問，並在公開講話中再次提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他說那是“一場讓我深感悲痛的不幸戰爭。”
昭和天皇到訪美國
同年11月1日，韓國總統訪問日本，參加了昭和天皇主持的國宴，天皇致詞時表示：
“本世紀裡的其中一個時期，（日韓）兩國之間存在不幸的過去，我實在感到十分遺憾。”
話中提到的“不幸的過去”，指的是日本對朝鮮半島半個世紀的殘酷殖民統治，並強迫當地人為日本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
昭和天皇數次在不同場合的感慨發言，很是耐人尋味。雖然在日本戰敗後沒有被盟軍追訴戰爭責任，但他卻時不時地透露出對此事的耿耿於懷與反思，似乎暗示了懺悔的心態。然而，不論他個人對二戰秉持一種怎樣的態度和想法，他在戰後被免責的結果，一直在日本國內受到質疑和抨擊，很多人不相信日本天皇與日本發動的戰爭沒有關係。
總是身著戎裝的昭和天皇
對於昭和天皇的質疑，最具說服力的一個例子就是木戶幸一的證詞。在東京審判中，被判有罪的戰爭罪犯木戶幸一，始終宣稱昭和天皇也必須承擔相應責任。木戶幸一作為昭和天皇的心腹，以他了解的內情來分析，他的說法無法令人忽視。
木戶幸一在遠東軍事法庭上作證
而日本國內的一些人也希望藉著追究昭和天皇的戰爭責任，能廢除日本的天皇制，從而在日本成立共和國。國外輿論也沒有忘記對昭和天皇的問責，1971年，昭和天皇訪問歐洲七國時，在英國和荷蘭遭遇了當地人的抗議，要求他對戰爭罪負責，並公開地向受害者道歉，表達真誠的懺悔。
出席日本軍部會議的昭和天皇
即便爭議如此之大，日本國內的保守派仍舊繼續擁護昭和天皇，堅稱“天皇無罪論”，而持“天皇有罪論”的一方也不甘示弱，頻頻發動輿論攻勢，這兩派人的觀點可謂針尖對麥芒，互不相讓。
無罪論與有罪論的矛盾
一般來說，二戰結束後至今，強調昭和天皇無須負責的無罪論觀點，主要有兩大依據：
第一、天皇無罪的法理依據。
持天皇無罪論觀點的人認為，1889年頒佈的《大日本帝國憲法》（以下稱《帝國憲法》）第三條提到：“天皇乃神聖不可侵。”規定天皇是“統之不治”的國家元首，而第五十五條則明確規定“國務各大臣負責輔弼天皇，法律敕令以及其他國務相關的詔敕，均需國務各大臣副署。”
《大日本帝國憲法》
由此可知，天皇本來就沒有單獨行使統治權的可能，國家實權其實在內閣和國會手上。因此，他們認為戰時首相東條英機等人，才是戰爭的始作俑者，被列為甲級戰犯是合理的，牽連到昭和天皇則名不正言不順。
第二、事實作為上的無罪依據。
無罪論者認為以現存的歷史紀錄看，無法肯定昭和天皇自開戰之前就積極主動參與指揮戰爭，或有任何指揮軍事行動的行為。至於說他同意發出向中國和美國宣戰的開戰詔書，也只不過是例行公事，而不是出自他本人的意願。他們表示當時的日本軍部早已無法無天，不受天皇控制，無法將責任推向手中無權的天皇。
剛登基時的昭和天皇
無罪論者都強調說，明治、大正和昭和三代天皇，與維新前的天皇一樣，都只是象徵性的虛位君主，而且認定自《帝國憲法》頒佈後，天皇就跟英、荷等西歐的立憲君主一樣，只剩下象徵意義，而沒有實際權力，也就沒有任何牽連責任。
無罪論者從《帝國憲法》入手，表明天皇受法理制約，不可能一意孤行發動戰爭。因此，日本發動戰爭，以及日軍犯下的戰爭罪行，無論如何都算不到昭和天皇頭上。
面對無罪論者的辯護，天皇有罪論者則針鋒相對地提出了法理和事實上的證據，駁斥無罪論者的觀點。有罪論者提出的依據也有兩點：
第一、天皇有罪的法理依據。
《帝國憲法》第十一條是關於天皇統帥權的規定，該條明確說明了天皇對日本軍隊擁有絕對和完全的統轄權，是日本國家軍隊的“大元帥陛下”。只有天皇可以行使統帥權，命令軍隊外出行動，而所謂的軍部，海軍的軍令部和陸軍的參謀本部，都屬於天皇的幕僚，海陸兩軍的軍事指令，都必須通過“大元帥陛下”批准才能執行。
第二、事實作為上的有罪依據。
有罪論者在整理戰時文件時發現，無罪論者所謂沒有證據證明天皇干預戰爭行動的說法，也是罔顧事實的託詞，真實情況完全不是對方說的那樣。在戰時，日本海陸兩軍的戰報每天都會上呈給昭和天皇，也就是說他對戰爭的情況十分清楚，對戰況捻熟於心。而且從目前公開的記錄看，昭和天皇至少十幾次下令更改軍方的作戰方案，還主動向軍方提出戰略方針，並要求照其執行。有罪論者所持的觀點，否定了無罪論者堅稱昭和天皇在戰時被敬而遠之，束之高閣的說法。
從十九世紀開始，日本不斷挑起與周邊各國的戰爭，到了二十世紀更是變本加厲，接連發動對朝鮮和中國的侵略戰爭。雖然最終日本戰敗，但昭和天皇卻沒有被列為戰犯，繼續擔任日本的國家領袖。如何看待這位二戰參與者的戰爭責任，日本國內分成了無罪論和有罪論兩個陣營。
關鍵詞“不幸”
1971年，年過七十的昭和天皇參拜伊勢神宮，並吟誦了一首和歌：
“阻止戰爭無果，其遺憾與無奈，雖已七十有年，至今依然不變。”
通過媒體宣傳，不少人知道了這件事，很多人都認為，這首和歌充分反映了昭和天皇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遺憾態度。1975年10月，昭和天皇到美國訪問，並在公開講話中再次提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他說那是“一場讓我深感悲痛的不幸戰爭。”
昭和天皇到訪美國
同年11月1日，韓國總統訪問日本，參加了昭和天皇主持的國宴，天皇致詞時表示：
“本世紀裡的其中一個時期，（日韓）兩國之間存在不幸的過去，我實在感到十分遺憾。”
話中提到的“不幸的過去”，指的是日本對朝鮮半島半個世紀的殘酷殖民統治，並強迫當地人為日本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
昭和天皇數次在不同場合的感慨發言，很是耐人尋味。雖然在日本戰敗後沒有被盟軍追訴戰爭責任，但他卻時不時地透露出對此事的耿耿於懷與反思，似乎暗示了懺悔的心態。然而，不論他個人對二戰秉持一種怎樣的態度和想法，他在戰後被免責的結果，一直在日本國內受到質疑和抨擊，很多人不相信日本天皇與日本發動的戰爭沒有關係。
總是身著戎裝的昭和天皇
對於昭和天皇的質疑，最具說服力的一個例子就是木戶幸一的證詞。在東京審判中，被判有罪的戰爭罪犯木戶幸一，始終宣稱昭和天皇也必須承擔相應責任。木戶幸一作為昭和天皇的心腹，以他了解的內情來分析，他的說法無法令人忽視。
木戶幸一在遠東軍事法庭上作證
而日本國內的一些人也希望藉著追究昭和天皇的戰爭責任，能廢除日本的天皇制，從而在日本成立共和國。國外輿論也沒有忘記對昭和天皇的問責，1971年，昭和天皇訪問歐洲七國時，在英國和荷蘭遭遇了當地人的抗議，要求他對戰爭罪負責，並公開地向受害者道歉，表達真誠的懺悔。
出席日本軍部會議的昭和天皇
即便爭議如此之大，日本國內的保守派仍舊繼續擁護昭和天皇，堅稱“天皇無罪論”，而持“天皇有罪論”的一方也不甘示弱，頻頻發動輿論攻勢，這兩派人的觀點可謂針尖對麥芒，互不相讓。
無罪論與有罪論的矛盾
一般來說，二戰結束後至今，強調昭和天皇無須負責的無罪論觀點，主要有兩大依據：
第一、天皇無罪的法理依據。
持天皇無罪論觀點的人認為，1889年頒佈的《大日本帝國憲法》（以下稱《帝國憲法》）第三條提到：“天皇乃神聖不可侵。”規定天皇是“統之不治”的國家元首，而第五十五條則明確規定“國務各大臣負責輔弼天皇，法律敕令以及其他國務相關的詔敕，均需國務各大臣副署。”
《大日本帝國憲法》
由此可知，天皇本來就沒有單獨行使統治權的可能，國家實權其實在內閣和國會手上。因此，他們認為戰時首相東條英機等人，才是戰爭的始作俑者，被列為甲級戰犯是合理的，牽連到昭和天皇則名不正言不順。
第二、事實作為上的無罪依據。
無罪論者認為以現存的歷史紀錄看，無法肯定昭和天皇自開戰之前就積極主動參與指揮戰爭，或有任何指揮軍事行動的行為。至於說他同意發出向中國和美國宣戰的開戰詔書，也只不過是例行公事，而不是出自他本人的意願。他們表示當時的日本軍部早已無法無天，不受天皇控制，無法將責任推向手中無權的天皇。
剛登基時的昭和天皇
無罪論者都強調說，明治、大正和昭和三代天皇，與維新前的天皇一樣，都只是象徵性的虛位君主，而且認定自《帝國憲法》頒佈後，天皇就跟英、荷等西歐的立憲君主一樣，只剩下象徵意義，而沒有實際權力，也就沒有任何牽連責任。
無罪論者從《帝國憲法》入手，表明天皇受法理制約，不可能一意孤行發動戰爭。因此，日本發動戰爭，以及日軍犯下的戰爭罪行，無論如何都算不到昭和天皇頭上。
面對無罪論者的辯護，天皇有罪論者則針鋒相對地提出了法理和事實上的證據，駁斥無罪論者的觀點。有罪論者提出的依據也有兩點：
第一、天皇有罪的法理依據。
《帝國憲法》第十一條是關於天皇統帥權的規定，該條明確說明了天皇對日本軍隊擁有絕對和完全的統轄權，是日本國家軍隊的“大元帥陛下”。只有天皇可以行使統帥權，命令軍隊外出行動，而所謂的軍部，海軍的軍令部和陸軍的參謀本部，都屬於天皇的幕僚，海陸兩軍的軍事指令，都必須通過“大元帥陛下”批准才能執行。
第二、事實作為上的有罪依據。
有罪論者在整理戰時文件時發現，無罪論者所謂沒有證據證明天皇干預戰爭行動的說法，也是罔顧事實的託詞，真實情況完全不是對方說的那樣。在戰時，日本海陸兩軍的戰報每天都會上呈給昭和天皇，也就是說他對戰爭的情況十分清楚，對戰況捻熟於心。而且從目前公開的記錄看，昭和天皇至少十幾次下令更改軍方的作戰方案，還主動向軍方提出戰略方針，並要求照其執行。有罪論者所持的觀點，否定了無罪論者堅稱昭和天皇在戰時被敬而遠之，束之高閣的說法。
日本戰犯接受審判
最後，日本國內外觀察者普遍都質疑，如果說天皇沒有戰爭責任，在戰時無法阻止軍部的軍事行動，沒有能力控制日本軍隊，那為何他卻在美國向日本投下原子彈後，又單獨地下達了《終戰詔書》，命令各地日本軍隊放棄戰鬥，且軍隊普遍聽命於他呢？
面對擲地有聲的責問，無罪論者做出迴應，他們仍然認為昭和天皇的統帥權問題比較特殊，不能簡單地證明他主動參與了戰爭行動，這種論調當然無法洗脫天皇的責任，持續的爭論將問題託向了另一個維度。
從“戰爭責任”過渡到“戰敗責任”
其實，從歷史的角度看，當年參與戰後審判的學者一致認為，在日本發動戰爭這件事上，昭和天皇無法撇清干係，但是，由於戰後局勢的風雲變幻，以及日本政府與天皇展現出積極配合的態度。在權衡利弊之後，遠東軍事法庭迴避了昭和天皇的戰爭責任，改由戰時陸軍的官員來承擔罪責。
從十九世紀開始，日本不斷挑起與周邊各國的戰爭，到了二十世紀更是變本加厲，接連發動對朝鮮和中國的侵略戰爭。雖然最終日本戰敗，但昭和天皇卻沒有被列為戰犯，繼續擔任日本的國家領袖。如何看待這位二戰參與者的戰爭責任，日本國內分成了無罪論和有罪論兩個陣營。
關鍵詞“不幸”
1971年，年過七十的昭和天皇參拜伊勢神宮，並吟誦了一首和歌：
“阻止戰爭無果，其遺憾與無奈，雖已七十有年，至今依然不變。”
通過媒體宣傳，不少人知道了這件事，很多人都認為，這首和歌充分反映了昭和天皇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遺憾態度。1975年10月，昭和天皇到美國訪問，並在公開講話中再次提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他說那是“一場讓我深感悲痛的不幸戰爭。”
昭和天皇到訪美國
同年11月1日，韓國總統訪問日本，參加了昭和天皇主持的國宴，天皇致詞時表示：
“本世紀裡的其中一個時期，（日韓）兩國之間存在不幸的過去，我實在感到十分遺憾。”
話中提到的“不幸的過去”，指的是日本對朝鮮半島半個世紀的殘酷殖民統治，並強迫當地人為日本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
昭和天皇數次在不同場合的感慨發言，很是耐人尋味。雖然在日本戰敗後沒有被盟軍追訴戰爭責任，但他卻時不時地透露出對此事的耿耿於懷與反思，似乎暗示了懺悔的心態。然而，不論他個人對二戰秉持一種怎樣的態度和想法，他在戰後被免責的結果，一直在日本國內受到質疑和抨擊，很多人不相信日本天皇與日本發動的戰爭沒有關係。
總是身著戎裝的昭和天皇
對於昭和天皇的質疑，最具說服力的一個例子就是木戶幸一的證詞。在東京審判中，被判有罪的戰爭罪犯木戶幸一，始終宣稱昭和天皇也必須承擔相應責任。木戶幸一作為昭和天皇的心腹，以他了解的內情來分析，他的說法無法令人忽視。
木戶幸一在遠東軍事法庭上作證
而日本國內的一些人也希望藉著追究昭和天皇的戰爭責任，能廢除日本的天皇制，從而在日本成立共和國。國外輿論也沒有忘記對昭和天皇的問責，1971年，昭和天皇訪問歐洲七國時，在英國和荷蘭遭遇了當地人的抗議，要求他對戰爭罪負責，並公開地向受害者道歉，表達真誠的懺悔。
出席日本軍部會議的昭和天皇
即便爭議如此之大，日本國內的保守派仍舊繼續擁護昭和天皇，堅稱“天皇無罪論”，而持“天皇有罪論”的一方也不甘示弱，頻頻發動輿論攻勢，這兩派人的觀點可謂針尖對麥芒，互不相讓。
無罪論與有罪論的矛盾
一般來說，二戰結束後至今，強調昭和天皇無須負責的無罪論觀點，主要有兩大依據：
第一、天皇無罪的法理依據。
持天皇無罪論觀點的人認為，1889年頒佈的《大日本帝國憲法》（以下稱《帝國憲法》）第三條提到：“天皇乃神聖不可侵。”規定天皇是“統之不治”的國家元首，而第五十五條則明確規定“國務各大臣負責輔弼天皇，法律敕令以及其他國務相關的詔敕，均需國務各大臣副署。”
《大日本帝國憲法》
由此可知，天皇本來就沒有單獨行使統治權的可能，國家實權其實在內閣和國會手上。因此，他們認為戰時首相東條英機等人，才是戰爭的始作俑者，被列為甲級戰犯是合理的，牽連到昭和天皇則名不正言不順。
第二、事實作為上的無罪依據。
無罪論者認為以現存的歷史紀錄看，無法肯定昭和天皇自開戰之前就積極主動參與指揮戰爭，或有任何指揮軍事行動的行為。至於說他同意發出向中國和美國宣戰的開戰詔書，也只不過是例行公事，而不是出自他本人的意願。他們表示當時的日本軍部早已無法無天，不受天皇控制，無法將責任推向手中無權的天皇。
剛登基時的昭和天皇
無罪論者都強調說，明治、大正和昭和三代天皇，與維新前的天皇一樣，都只是象徵性的虛位君主，而且認定自《帝國憲法》頒佈後，天皇就跟英、荷等西歐的立憲君主一樣，只剩下象徵意義，而沒有實際權力，也就沒有任何牽連責任。
無罪論者從《帝國憲法》入手，表明天皇受法理制約，不可能一意孤行發動戰爭。因此，日本發動戰爭，以及日軍犯下的戰爭罪行，無論如何都算不到昭和天皇頭上。
面對無罪論者的辯護，天皇有罪論者則針鋒相對地提出了法理和事實上的證據，駁斥無罪論者的觀點。有罪論者提出的依據也有兩點：
第一、天皇有罪的法理依據。
《帝國憲法》第十一條是關於天皇統帥權的規定，該條明確說明了天皇對日本軍隊擁有絕對和完全的統轄權，是日本國家軍隊的“大元帥陛下”。只有天皇可以行使統帥權，命令軍隊外出行動，而所謂的軍部，海軍的軍令部和陸軍的參謀本部，都屬於天皇的幕僚，海陸兩軍的軍事指令，都必須通過“大元帥陛下”批准才能執行。
第二、事實作為上的有罪依據。
有罪論者在整理戰時文件時發現，無罪論者所謂沒有證據證明天皇干預戰爭行動的說法，也是罔顧事實的託詞，真實情況完全不是對方說的那樣。在戰時，日本海陸兩軍的戰報每天都會上呈給昭和天皇，也就是說他對戰爭的情況十分清楚，對戰況捻熟於心。而且從目前公開的記錄看，昭和天皇至少十幾次下令更改軍方的作戰方案，還主動向軍方提出戰略方針，並要求照其執行。有罪論者所持的觀點，否定了無罪論者堅稱昭和天皇在戰時被敬而遠之，束之高閣的說法。
日本戰犯接受審判
最後，日本國內外觀察者普遍都質疑，如果說天皇沒有戰爭責任，在戰時無法阻止軍部的軍事行動，沒有能力控制日本軍隊，那為何他卻在美國向日本投下原子彈後，又單獨地下達了《終戰詔書》，命令各地日本軍隊放棄戰鬥，且軍隊普遍聽命於他呢？
面對擲地有聲的責問，無罪論者做出迴應，他們仍然認為昭和天皇的統帥權問題比較特殊，不能簡單地證明他主動參與了戰爭行動，這種論調當然無法洗脫天皇的責任，持續的爭論將問題託向了另一個維度。
從“戰爭責任”過渡到“戰敗責任”
其實，從歷史的角度看，當年參與戰後審判的學者一致認為，在日本發動戰爭這件事上，昭和天皇無法撇清干係，但是，由於戰後局勢的風雲變幻，以及日本政府與天皇展現出積極配合的態度。在權衡利弊之後，遠東軍事法庭迴避了昭和天皇的戰爭責任，改由戰時陸軍的官員來承擔罪責。
遠東軍事法庭
雖然戰後要求追究昭和天皇戰爭罪責的呼聲從未停止過，但是在“無罪”判決塵埃落定後的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期，著手戰後重建的日本政府，為了向日本人拿出一個既合情合理，又能自圓其說的二戰總結，於是對日本發動二戰並失敗的責任進行了分割，將戰爭罪責分成了“戰爭責任”和“戰敗責任”兩部分。
“戰爭責任”由東條英機、近衛文麿等甲級戰犯承擔，他們作為戰時政府和軍方的首腦，矇蔽天皇和國民，輕啟戰端，給國家和人民帶來了破壞性的災難。這些人因為“戰爭責任”要麼遭處決，要麼自盡，其他的則被判處終身監禁。
從十九世紀開始，日本不斷挑起與周邊各國的戰爭，到了二十世紀更是變本加厲，接連發動對朝鮮和中國的侵略戰爭。雖然最終日本戰敗，但昭和天皇卻沒有被列為戰犯，繼續擔任日本的國家領袖。如何看待這位二戰參與者的戰爭責任，日本國內分成了無罪論和有罪論兩個陣營。
關鍵詞“不幸”
1971年，年過七十的昭和天皇參拜伊勢神宮，並吟誦了一首和歌：
“阻止戰爭無果，其遺憾與無奈，雖已七十有年，至今依然不變。”
通過媒體宣傳，不少人知道了這件事，很多人都認為，這首和歌充分反映了昭和天皇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遺憾態度。1975年10月，昭和天皇到美國訪問，並在公開講話中再次提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他說那是“一場讓我深感悲痛的不幸戰爭。”
昭和天皇到訪美國
同年11月1日，韓國總統訪問日本，參加了昭和天皇主持的國宴，天皇致詞時表示：
“本世紀裡的其中一個時期，（日韓）兩國之間存在不幸的過去，我實在感到十分遺憾。”
話中提到的“不幸的過去”，指的是日本對朝鮮半島半個世紀的殘酷殖民統治，並強迫當地人為日本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
昭和天皇數次在不同場合的感慨發言，很是耐人尋味。雖然在日本戰敗後沒有被盟軍追訴戰爭責任，但他卻時不時地透露出對此事的耿耿於懷與反思，似乎暗示了懺悔的心態。然而，不論他個人對二戰秉持一種怎樣的態度和想法，他在戰後被免責的結果，一直在日本國內受到質疑和抨擊，很多人不相信日本天皇與日本發動的戰爭沒有關係。
總是身著戎裝的昭和天皇
對於昭和天皇的質疑，最具說服力的一個例子就是木戶幸一的證詞。在東京審判中，被判有罪的戰爭罪犯木戶幸一，始終宣稱昭和天皇也必須承擔相應責任。木戶幸一作為昭和天皇的心腹，以他了解的內情來分析，他的說法無法令人忽視。
木戶幸一在遠東軍事法庭上作證
而日本國內的一些人也希望藉著追究昭和天皇的戰爭責任，能廢除日本的天皇制，從而在日本成立共和國。國外輿論也沒有忘記對昭和天皇的問責，1971年，昭和天皇訪問歐洲七國時，在英國和荷蘭遭遇了當地人的抗議，要求他對戰爭罪負責，並公開地向受害者道歉，表達真誠的懺悔。
出席日本軍部會議的昭和天皇
即便爭議如此之大，日本國內的保守派仍舊繼續擁護昭和天皇，堅稱“天皇無罪論”，而持“天皇有罪論”的一方也不甘示弱，頻頻發動輿論攻勢，這兩派人的觀點可謂針尖對麥芒，互不相讓。
無罪論與有罪論的矛盾
一般來說，二戰結束後至今，強調昭和天皇無須負責的無罪論觀點，主要有兩大依據：
第一、天皇無罪的法理依據。
持天皇無罪論觀點的人認為，1889年頒佈的《大日本帝國憲法》（以下稱《帝國憲法》）第三條提到：“天皇乃神聖不可侵。”規定天皇是“統之不治”的國家元首，而第五十五條則明確規定“國務各大臣負責輔弼天皇，法律敕令以及其他國務相關的詔敕，均需國務各大臣副署。”
《大日本帝國憲法》
由此可知，天皇本來就沒有單獨行使統治權的可能，國家實權其實在內閣和國會手上。因此，他們認為戰時首相東條英機等人，才是戰爭的始作俑者，被列為甲級戰犯是合理的，牽連到昭和天皇則名不正言不順。
第二、事實作為上的無罪依據。
無罪論者認為以現存的歷史紀錄看，無法肯定昭和天皇自開戰之前就積極主動參與指揮戰爭，或有任何指揮軍事行動的行為。至於說他同意發出向中國和美國宣戰的開戰詔書，也只不過是例行公事，而不是出自他本人的意願。他們表示當時的日本軍部早已無法無天，不受天皇控制，無法將責任推向手中無權的天皇。
剛登基時的昭和天皇
無罪論者都強調說，明治、大正和昭和三代天皇，與維新前的天皇一樣，都只是象徵性的虛位君主，而且認定自《帝國憲法》頒佈後，天皇就跟英、荷等西歐的立憲君主一樣，只剩下象徵意義，而沒有實際權力，也就沒有任何牽連責任。
無罪論者從《帝國憲法》入手，表明天皇受法理制約，不可能一意孤行發動戰爭。因此，日本發動戰爭，以及日軍犯下的戰爭罪行，無論如何都算不到昭和天皇頭上。
面對無罪論者的辯護，天皇有罪論者則針鋒相對地提出了法理和事實上的證據，駁斥無罪論者的觀點。有罪論者提出的依據也有兩點：
第一、天皇有罪的法理依據。
《帝國憲法》第十一條是關於天皇統帥權的規定，該條明確說明了天皇對日本軍隊擁有絕對和完全的統轄權，是日本國家軍隊的“大元帥陛下”。只有天皇可以行使統帥權，命令軍隊外出行動，而所謂的軍部，海軍的軍令部和陸軍的參謀本部，都屬於天皇的幕僚，海陸兩軍的軍事指令，都必須通過“大元帥陛下”批准才能執行。
第二、事實作為上的有罪依據。
有罪論者在整理戰時文件時發現，無罪論者所謂沒有證據證明天皇干預戰爭行動的說法，也是罔顧事實的託詞，真實情況完全不是對方說的那樣。在戰時，日本海陸兩軍的戰報每天都會上呈給昭和天皇，也就是說他對戰爭的情況十分清楚，對戰況捻熟於心。而且從目前公開的記錄看，昭和天皇至少十幾次下令更改軍方的作戰方案，還主動向軍方提出戰略方針，並要求照其執行。有罪論者所持的觀點，否定了無罪論者堅稱昭和天皇在戰時被敬而遠之，束之高閣的說法。
日本戰犯接受審判
最後，日本國內外觀察者普遍都質疑，如果說天皇沒有戰爭責任，在戰時無法阻止軍部的軍事行動，沒有能力控制日本軍隊，那為何他卻在美國向日本投下原子彈後，又單獨地下達了《終戰詔書》，命令各地日本軍隊放棄戰鬥，且軍隊普遍聽命於他呢？
面對擲地有聲的責問，無罪論者做出迴應，他們仍然認為昭和天皇的統帥權問題比較特殊，不能簡單地證明他主動參與了戰爭行動，這種論調當然無法洗脫天皇的責任，持續的爭論將問題託向了另一個維度。
從“戰爭責任”過渡到“戰敗責任”
其實，從歷史的角度看，當年參與戰後審判的學者一致認為，在日本發動戰爭這件事上，昭和天皇無法撇清干係，但是，由於戰後局勢的風雲變幻，以及日本政府與天皇展現出積極配合的態度。在權衡利弊之後，遠東軍事法庭迴避了昭和天皇的戰爭責任，改由戰時陸軍的官員來承擔罪責。
遠東軍事法庭
雖然戰後要求追究昭和天皇戰爭罪責的呼聲從未停止過，但是在“無罪”判決塵埃落定後的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期，著手戰後重建的日本政府，為了向日本人拿出一個既合情合理，又能自圓其說的二戰總結，於是對日本發動二戰並失敗的責任進行了分割，將戰爭罪責分成了“戰爭責任”和“戰敗責任”兩部分。
“戰爭責任”由東條英機、近衛文麿等甲級戰犯承擔，他們作為戰時政府和軍方的首腦，矇蔽天皇和國民，輕啟戰端，給國家和人民帶來了破壞性的災難。這些人因為“戰爭責任”要麼遭處決，要麼自盡，其他的則被判處終身監禁。
遠東軍事法庭審判日本戰犯
“戰敗責任”則由昭和天皇與戰後日本政府共同承擔，他們反思戰敗的原因，然後彌補戰爭對日本所造成的破壞，全力為重建而努力。這麼做的好處顯而易見，日本政府成功地為昭和天皇規避了“戰爭責任”，又重新塑造了昭和天皇作為國家領袖的象徵作用，堪稱一舉兩得。
從十九世紀開始，日本不斷挑起與周邊各國的戰爭，到了二十世紀更是變本加厲，接連發動對朝鮮和中國的侵略戰爭。雖然最終日本戰敗，但昭和天皇卻沒有被列為戰犯，繼續擔任日本的國家領袖。如何看待這位二戰參與者的戰爭責任，日本國內分成了無罪論和有罪論兩個陣營。
關鍵詞“不幸”
1971年，年過七十的昭和天皇參拜伊勢神宮，並吟誦了一首和歌：
“阻止戰爭無果，其遺憾與無奈，雖已七十有年，至今依然不變。”
通過媒體宣傳，不少人知道了這件事，很多人都認為，這首和歌充分反映了昭和天皇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遺憾態度。1975年10月，昭和天皇到美國訪問，並在公開講話中再次提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他說那是“一場讓我深感悲痛的不幸戰爭。”
昭和天皇到訪美國
同年11月1日，韓國總統訪問日本，參加了昭和天皇主持的國宴，天皇致詞時表示：
“本世紀裡的其中一個時期，（日韓）兩國之間存在不幸的過去，我實在感到十分遺憾。”
話中提到的“不幸的過去”，指的是日本對朝鮮半島半個世紀的殘酷殖民統治，並強迫當地人為日本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
昭和天皇數次在不同場合的感慨發言，很是耐人尋味。雖然在日本戰敗後沒有被盟軍追訴戰爭責任，但他卻時不時地透露出對此事的耿耿於懷與反思，似乎暗示了懺悔的心態。然而，不論他個人對二戰秉持一種怎樣的態度和想法，他在戰後被免責的結果，一直在日本國內受到質疑和抨擊，很多人不相信日本天皇與日本發動的戰爭沒有關係。
總是身著戎裝的昭和天皇
對於昭和天皇的質疑，最具說服力的一個例子就是木戶幸一的證詞。在東京審判中，被判有罪的戰爭罪犯木戶幸一，始終宣稱昭和天皇也必須承擔相應責任。木戶幸一作為昭和天皇的心腹，以他了解的內情來分析，他的說法無法令人忽視。
木戶幸一在遠東軍事法庭上作證
而日本國內的一些人也希望藉著追究昭和天皇的戰爭責任，能廢除日本的天皇制，從而在日本成立共和國。國外輿論也沒有忘記對昭和天皇的問責，1971年，昭和天皇訪問歐洲七國時，在英國和荷蘭遭遇了當地人的抗議，要求他對戰爭罪負責，並公開地向受害者道歉，表達真誠的懺悔。
出席日本軍部會議的昭和天皇
即便爭議如此之大，日本國內的保守派仍舊繼續擁護昭和天皇，堅稱“天皇無罪論”，而持“天皇有罪論”的一方也不甘示弱，頻頻發動輿論攻勢，這兩派人的觀點可謂針尖對麥芒，互不相讓。
無罪論與有罪論的矛盾
一般來說，二戰結束後至今，強調昭和天皇無須負責的無罪論觀點，主要有兩大依據：
第一、天皇無罪的法理依據。
持天皇無罪論觀點的人認為，1889年頒佈的《大日本帝國憲法》（以下稱《帝國憲法》）第三條提到：“天皇乃神聖不可侵。”規定天皇是“統之不治”的國家元首，而第五十五條則明確規定“國務各大臣負責輔弼天皇，法律敕令以及其他國務相關的詔敕，均需國務各大臣副署。”
《大日本帝國憲法》
由此可知，天皇本來就沒有單獨行使統治權的可能，國家實權其實在內閣和國會手上。因此，他們認為戰時首相東條英機等人，才是戰爭的始作俑者，被列為甲級戰犯是合理的，牽連到昭和天皇則名不正言不順。
第二、事實作為上的無罪依據。
無罪論者認為以現存的歷史紀錄看，無法肯定昭和天皇自開戰之前就積極主動參與指揮戰爭，或有任何指揮軍事行動的行為。至於說他同意發出向中國和美國宣戰的開戰詔書，也只不過是例行公事，而不是出自他本人的意願。他們表示當時的日本軍部早已無法無天，不受天皇控制，無法將責任推向手中無權的天皇。
剛登基時的昭和天皇
無罪論者都強調說，明治、大正和昭和三代天皇，與維新前的天皇一樣，都只是象徵性的虛位君主，而且認定自《帝國憲法》頒佈後，天皇就跟英、荷等西歐的立憲君主一樣，只剩下象徵意義，而沒有實際權力，也就沒有任何牽連責任。
無罪論者從《帝國憲法》入手，表明天皇受法理制約，不可能一意孤行發動戰爭。因此，日本發動戰爭，以及日軍犯下的戰爭罪行，無論如何都算不到昭和天皇頭上。
面對無罪論者的辯護，天皇有罪論者則針鋒相對地提出了法理和事實上的證據，駁斥無罪論者的觀點。有罪論者提出的依據也有兩點：
第一、天皇有罪的法理依據。
《帝國憲法》第十一條是關於天皇統帥權的規定，該條明確說明了天皇對日本軍隊擁有絕對和完全的統轄權，是日本國家軍隊的“大元帥陛下”。只有天皇可以行使統帥權，命令軍隊外出行動，而所謂的軍部，海軍的軍令部和陸軍的參謀本部，都屬於天皇的幕僚，海陸兩軍的軍事指令，都必須通過“大元帥陛下”批准才能執行。
第二、事實作為上的有罪依據。
有罪論者在整理戰時文件時發現，無罪論者所謂沒有證據證明天皇干預戰爭行動的說法，也是罔顧事實的託詞，真實情況完全不是對方說的那樣。在戰時，日本海陸兩軍的戰報每天都會上呈給昭和天皇，也就是說他對戰爭的情況十分清楚，對戰況捻熟於心。而且從目前公開的記錄看，昭和天皇至少十幾次下令更改軍方的作戰方案，還主動向軍方提出戰略方針，並要求照其執行。有罪論者所持的觀點，否定了無罪論者堅稱昭和天皇在戰時被敬而遠之，束之高閣的說法。
日本戰犯接受審判
最後，日本國內外觀察者普遍都質疑，如果說天皇沒有戰爭責任，在戰時無法阻止軍部的軍事行動，沒有能力控制日本軍隊，那為何他卻在美國向日本投下原子彈後，又單獨地下達了《終戰詔書》，命令各地日本軍隊放棄戰鬥，且軍隊普遍聽命於他呢？
面對擲地有聲的責問，無罪論者做出迴應，他們仍然認為昭和天皇的統帥權問題比較特殊，不能簡單地證明他主動參與了戰爭行動，這種論調當然無法洗脫天皇的責任，持續的爭論將問題託向了另一個維度。
從“戰爭責任”過渡到“戰敗責任”
其實，從歷史的角度看，當年參與戰後審判的學者一致認為，在日本發動戰爭這件事上，昭和天皇無法撇清干係，但是，由於戰後局勢的風雲變幻，以及日本政府與天皇展現出積極配合的態度。在權衡利弊之後，遠東軍事法庭迴避了昭和天皇的戰爭責任，改由戰時陸軍的官員來承擔罪責。
遠東軍事法庭
雖然戰後要求追究昭和天皇戰爭罪責的呼聲從未停止過，但是在“無罪”判決塵埃落定後的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期，著手戰後重建的日本政府，為了向日本人拿出一個既合情合理，又能自圓其說的二戰總結，於是對日本發動二戰並失敗的責任進行了分割，將戰爭罪責分成了“戰爭責任”和“戰敗責任”兩部分。
“戰爭責任”由東條英機、近衛文麿等甲級戰犯承擔，他們作為戰時政府和軍方的首腦，矇蔽天皇和國民，輕啟戰端，給國家和人民帶來了破壞性的災難。這些人因為“戰爭責任”要麼遭處決，要麼自盡，其他的則被判處終身監禁。
遠東軍事法庭審判日本戰犯
“戰敗責任”則由昭和天皇與戰後日本政府共同承擔，他們反思戰敗的原因，然後彌補戰爭對日本所造成的破壞，全力為重建而努力。這麼做的好處顯而易見，日本政府成功地為昭和天皇規避了“戰爭責任”，又重新塑造了昭和天皇作為國家領袖的象徵作用，堪稱一舉兩得。
昭和天皇與麥克阿瑟
從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開始，日本當局逐步淡化了昭和天皇的戰爭責任問題，並奏請天皇避免談及二戰，更指示負責天皇事務的宮內廳禁止回答媒體關於戰爭責任的相關問題。至今，昭和天皇的戰爭責任早已脫離了公眾視線，被矮化成了一個只在日本學術界內部討論的話題，日本民間與媒體早就識趣地放棄了追問，默認了現狀。隨著時間的推移，關於昭和天皇的戰爭責任問題將繼續淡化，最終被遺忘在人們的記憶之中。
參考文獻：
《“聖斷”的虛構與昭和天皇》纐纈厚
《大皇宮：日本天皇家史》姜建強
《昭和天皇思想與行動的研究》龔娜
《天皇與日本國命》戴維·貝爾加米尼（David Bergamini）
《日本文化史》家永三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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