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經典就是思想爬坡
溫儒敏
01
更喜歡“漫羨而無所歸心”的雜覽
我祖籍廣東紫金，父親是西醫，母親是普通的家庭婦女。父母的管教不是太嚴，這倒給了我們相對自由的空間。我是上世紀50年代初上小學的，那時的語文課並不像現在整天要考試、寫作文，弄得毫無趣味。教我們語文的黃老師每週都用一堂課讀小說，一些小說的名字我現在還記得，像《一個奇異的離婚故事》。這是給大人看的，孩子聽了很新奇，上課聽完下課再去找來讀，現在想來也是一種啟蒙。
到了初中，我的閱讀興趣就相對廣泛了。那時書很少，但很多名著像《白痴》《安娜卡列尼娜》《世說新語》“三言二拍”在縣城新華書店都能找到。現在我在書店裡看到，賣的主要是教輔、養生之類的書。
最近我寫文章提倡要讓學生學會“連滾帶爬”地讀“閒書”。我上小學時讀《西遊記》，很多字不認識，就順勢而讀，不喜歡的就翻過去，讀到妖怪就多看兩眼。如果按照現在語文老師的要求，不認識的字要查字典，不理解的詞要弄通了，還要分析段落大意，就很難有興趣讀。讀完《西遊記》，再去找《隋唐演義》《七俠五義》等來讀，閱讀能力自然就提高了。現在很多研究生、博士生讀書很慢，可能因為扣得太精細。“不動筆墨不讀書”，大可不必。
我讀大學的時候遇上“文革”，當時文化受到衝擊，但依然有自己的讀書生活。那時整理出版了《二十四史》，還有一些西方現代作品的同步翻譯，說是“內部發行”，但發行量也在五六萬冊，像《麥田裡的守望者》《第三帝國的興亡》《西方哲學史》等，我都千方百計地找來讀。比起功利性閱讀，我更喜歡“漫羨而無所歸心”的雜覽。
我們這一代學者如果說有優勢，那就是人生歷練多一些。大學畢業後，我被分配到廣東韶關地委當祕書，工作了8年。基層的歷練對我大有好處，知道痛快文章易寫，但做實事很難。
1978年，我考上北京大學研究生，後來又讀博士，在著名學者王瑤先生的指導下學習了6年。王瑤先生沒有給我們正式開課，大約個把月有次討論，每次由一位同學主講，王瑤先生抽著菸斗靜靜地聽，不時點評一兩句。講過一次之後，他發現問題叫你改，然後形成一篇論文。現在想來，那是很“奢侈”的，不像現在教學容易淪為“批量生產”。
80年代思想解放大潮，是我一生中難得的讀書時光。我們各自有一套學習計劃，不用考慮在什麼核心期刊發文章，也很少考慮畢業後找什麼工作，更不會打賺錢的算盤。我們把王瑤《中國新文學史稿》中所涉及的作品和論著書目抄下來，順藤摸瓜，一本一本地看。我是班長，為大家找書，可以直接進圖書館書庫，一借就是幾十本，整個研究生階段大概看過上千本書。
王瑤先生睡得晚，一般是上午10點多起床，然後就抽著煙看報紙。他家裡總是客人不斷，喜歡議論時政，品藻人物。他關心社會，有強烈的使命感，做學問很嚴謹，但不拘泥，很大氣。在他看來，學者要關注社會，要使自己的學術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回饋社會。現實關懷本來就是北大文科的傳統，在王瑤先生身上體現很突出。這些影響對我是潛移默化的。
這些年我用很多精力關注基礎教育和語文教學，也算是回饋社會吧。中小學教育問題很大，所以10多年前我在北大主持成立了語文教育研究所，後來主持國家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修訂，還擔任教育部中小學語文教科書的總主編。我做這些都只是“敲邊鼓”。
02
大學應當去除官本位
從1999年到2008年，我擔任北大中文系主任，但極少聽到有人叫我“溫主任”。若叫我“主任”，我會不自在的。學校是教學科研單位，要有自由寬鬆的空氣，不要有官場那一套。可是現在的大學官場化越來越嚴重，按照官場那一套給學校管理人員套行政級別，誰當領導誰就得到更多資源，以致有的教授也爭著去當處長，有點可悲。這樣一個氛圍，怎麼談得上“思想自由，兼容幷包”？傳統宗法制度和盤根錯節的人際關係網的劣根滋長，正在腐蝕近代以來形成的中國大學精神。
除了官本位，高校的市場化趨向也對教育產生致命的傷害。因為教育投入不足，學校只能忙著自己去賺錢，擴招，辦各種班創收。連北大都受到商業衝擊，校園裡什麼班都可以辦，只要能賺錢就好。像一些天價老闆班，真給北大丟份。
這樣做，老師的心態也受影響，不少教授身兼數職，不能把精力真正放在教學上。許多教授都不教本科，所以大學生的程度比以前明顯降低。還有就是“項目化生存”，為了獲得指標寫很多沒有學術價值的文章，製造了大量學術泡沫。我當系主任時，實施代表作制度，幾年內有較高質量的文章就行，不求數量；還有就是堅持不辦 “創收”的班。現在看來好像很難了。
官場化和市場化的弊病產生當然和教育管理體制有關，體制是必須改革的。但作為教師，我們自己也有責任。體制改革很難，但每個人自己能改一點是一點。比如給學生上課，這是本分。可是現在的問題就是不認真，不負責任，自己沒有做好，把一切責任推給體制。人人抱怨，又人人蔘與，問題也就總解決不了。
03
不贊成“讀經”，但主張積極的文化傳承
我常說要多讀些經典，多關注傳統文化。傳統文化是我們的“根”，理應繼承，但也要保持一份清醒，繼承和吸收優秀成分，摒棄那些落後的成分。比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好的；但“存天理滅人慾”，這就壓抑人性，非常不好。我們也不能有幻想，以為只要復興國學就可以挽救當前的精神危機。中國還是要面向世界，年輕人未來也要面向世界，傳統文化優秀部分應當繼承，但不等於膜拜傳統，再照搬古人那一套沒有必要。
另外，我們說到傳統文化好像就是四書五經、儒學，這也不完全。民間文化也是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儒家那套學說歷來主要在“場面”上流行，而民間自有代代相傳的文化。像《增廣賢文》裡許多言警句，比如“各人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知人知面不知心”等等，對普通老百姓的影響更大，學界卻很少研究。
要多讀經典，這和我前面說的“連滾帶爬”讀各種書不矛盾，經典是需要精讀的。讀經典是“磨性子”，也是思想爬坡，雖然有些難和累，但每上一個高度，都能有所收穫。比如說魯迅，由於時代隔膜，年輕人可能不喜歡讀，但總要有所接觸。在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中，魯迅是最瞭解中國傳統、最瞭解中國人的。他很敏銳，目光犀利，又有著深厚的文化底蘊，對中國傳統的認識是帶著自己的血肉和體溫的。我們要珍惜這份精神資源。
年輕人總是比較喜歡流行文化，這可以理解。但有一條，人不能光是消費，要有積累，要多去獲取那些經過時間篩選的精美的東西。“讀書養性，寫作練腦”，現在這個社會太浮躁，應該有一個空間讓自己安靜下來，撫慰自己的心靈，讀書就是一種好的方法。寫作也不完全是為了鍛鍊文筆，主要是梳理思想，寄託感情，保持清醒的頭腦。
04
關注普通國民的“文學生活”
我的專業是文學史，主要研究現代文學，近年來我提出“文學生活”的概念，是對文學史研究的一種補充和拓展。這個提法得到學界的普遍關注。現在搞文學研究，一般都注重探究作家作品或者文學思潮，比如一部小說出來，批評家就去評論其得失；一個電視作品出來，評論家又去評價其優劣，基本上就是從作家到評論家或者文學史家，在這個小圈子打轉，我稱之為“內循環”。至於一部作品的普通讀者如何接受？極少有人去過問和研究。比如“四大名著”，要求孩子從小就讀，社會影響極大，可是它對於孩子們的精神成長起到什麼作用，有沒有負面的影響，極少有人去調查研究。
我提出“文學生活”，就是希望通過田野調查弄清楚國民基本的文學生活情況，比如農民工讀書的情況，城市白領的文學生活，新媒體對於閱讀的影響，移動閱讀的發展趨勢，網絡文學生態，甚至還有出租司機聽廣播評書的情況，等等。我希望這種研究能夠拓展文學研究的視域，同時也讓文學研究更加“接地氣”。
來源|溫儒敏的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