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的成功,要感謝袁世凱!

政治制度的變化,往往會波及到這一時期文化與思想方面的轉向。辛亥革命結束中國長達兩千餘年的君主政權,依附與其上的舊禮儀、舊制度、舊傳統都大為改變。新任教育總長蔡元培廢除祭孔典禮、禁止學校習讀四書五經等命令使得教育界大為改觀,雖然這些舉措很早就有相應的思想背景,但是最終的落實還是依靠行政命令落實的。這不得不使我們想起,馬克思關於經濟基礎、上層建築以及思想文化這三者的關係的理論。

但是我們此處只將視野集中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方面,政治事件與社會思潮之間的此起彼伏。

《新青年》的成功,要感謝袁世凱!

討論新文化運動,就不得不提到《新青年》,他是近代思想發展的一面鏡子,內容和思想變化的非常快,可見當時整個社會的思潮處在一個極大的變動當中。在五四運動之前,它的發展大約可以分為四個階段。最開始則與它的名字息息相關,就是介紹“青年文化”的雜誌,從全國各個地域到整個世界的先進青年的行動,以鼓勵青年自強。第二則因為兩次政治復辟事件(袁世凱和張勳),開始大肆批評孔教以及軍閥之間相互勾結,並且抨擊傳統禮儀與現代文化之間的差異,“打倒孔家店”的口號一時間甚囂塵上。在此之後,《新青年》觸及到的社會和思想越來越深刻,提出倫理革命和文學革命,最後掀起思想革命的大潮。

然而一個有趣的現象是,《新青年》在不斷地變化,但是其陣地上的知識分子卻並不一定都能贊同它每一階段的主張。譬如南社的領袖柳亞子,對於孔教對人的束縛,他極其反感,強烈批駁儒教,但是他卻並不贊成胡適提倡的文學革命。再如胡適,他致力於文學革命,但是卻反對《新青年》關於社會主義的討論。他就像是一輛疾馳的列車,每到一站,有人上車,也有人上車,但是總是在引領當時的社會思潮。

《新青年》的成功,要感謝袁世凱!

而《新青年》在短短兩三年時間內思想中心一變再變,這與當時政治方面的動盪與混亂分不開。尤其是從第二個階段開始。《新青年》在創刊之處,並無大的影響力,即便他的創刊人是陳獨秀。但是到其開始宣揚倫理革命,在1917年受蔡元培邀請,北遷到北大,胡適和一大批北大的教授加入到其中,開始在舉國的思想界有了巨大的力量。

清末以來,列強環伺,舉國上下陷入危機當中。在關於國家政治體制建設方面,新舊兩派爭論激烈,直到武昌起義,辛亥革命成功才將民主共和的主張落實下來。新的政權和新的氣象,使得共和政體的擁促者極其興奮,各個摩拳擦掌,準備為這個新生的政權規劃出一幅完美的建設藍圖。

《新青年》的成功,要感謝袁世凱!

但是僅僅三個月,1912年4月,袁世凱就任民國臨時大總統,新思想和新事物立刻失去了它在政治上的依靠。到年底,新文化退潮,舊文化迴流,一幕幕復古的鬧劇上演,政治與文化的關係在這一刻體現的淋漓盡致。

在舊的文化與傳統不斷恢復之際,整個舊文化迴流的高潮來臨了。1915年8月上旬,袁世凱的憲法顧問古德諾發表《共和與君主論》開始為袁世凱的稱帝制造輿論,緊接著以楊度為首的籌安會發起,各省軍政大員派代表的北京,組織公民請願團,袁世凱的親信也不斷去信勸進,請其“速正大位”。

在袁世凱激烈的稱帝聲浪中,共和民主的擁護者在這一刻才大夢初醒,即便是對舊有文化和傳統抱有希望的人也憤怒不堪,都被欺騙了。就像錢玄同說的:“洪憲紀年像霹靂一聲警醒他迷古的美夢……始知國粹萬不可保存,糞之萬不可不排洩;願我可愛可敬的支那青年做二十世紀的文明人,做中華民國的新國民。”

《新青年》的成功,要感謝袁世凱!

民國的成立和其開始的新現象,就像是畫出了一個民主共和的美好願景,但是希望越大,失望越大,新的思想家們終於認識到他們熱切建立的期盼的民國只不過是共和政體之下行著專制政治的“一團矛盾”。尤其是當傳統的舊文化不斷被軍閥們所利用和提倡時,更是增加了新派知識分子的惡劣印象,幾乎是勢不兩立。就像李大釗所說的:“為了解決矛盾,之後破除一切。”《新青年》的領導陳獨秀也非常憤慨:“這腐舊思想佈滿國中,所以我們要誠信鞏固共和國體,非將這班反對共和的倫理文學等等舊思想,完全洗刷的乾乾淨淨不可。”

非儒反孔的言論再一次站到了思想界的高峰,一呼百應,舉國的新派知識分子響應《新青年》的號召,改造舊思想。他們以前認為國家不得安定是因為軍閥內鬥破壞,但是經歷了袁世凱事件之後,新文化運動的領袖轉化出一種新的思維,軍閥只是惡果並不是惡因,是就的文化和制度在人們思想當中作祟,不推反和清除這些舊的荊棘,那麼他們不斷會催生出作亂的軍閥。這就是當袁世凱去世後,知識界盛傳“袁世凱未死”的原因。

《新青年》的成功,要感謝袁世凱!

不久之後,袁世凱復闢事件在思想界引發的震動尚未消退,1917年7月張勳復辟,這一幕只有兩個星期的鬧劇不僅為《新青年》影響的擴大提供了催化作用,而且就連僅存的對於君主和傳統保留期待的人也徹底失望了。發起籌安會的楊度在張勳事件之後,無不心痛的說“君主立憲自此之後成為過街老鼠”。

我們再舉幾個例子,在復辟事件之前,周作人埋頭於古文的寫作,《新青年》在他的眼中只是非常普通的刊物,他甚至覺得其中有一些觀點是謬誤。但是當政壇上發生如此鬧劇,他幡然醒悟,並且說:“因為經歷這次事變,深深感覺中國改革尚未成功,有思想革命之必要。”而周作人哥哥魯迅也有著相似的經歷,之前的魯迅只是在默默抄錄古碑文字,然而經歷這一衝擊,開始寫小說,後來在《新青年》上發表著名的《狂人日記》,不僅響應文學革命使用白話文,而且直接攻擊吃人的禮教。

《新青年》的成功,要感謝袁世凱!

一種思想運動,其產生不易,想要擴散傳播以及維持更加不易。在這其中,不能單就思想運動討論思想問題,社會政治條件對政治思想的傳播也有著相當的推波助瀾的作用。

撰稿/素白

相關推薦

推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