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說“管理是一門科學”，有人則說“管理是一門藝術”，也有人說“管理既是科學又是藝術”。總之，對於管理的屬性，可謂眾說紛紜，莫衷一是。
那些認為管理是科學而不是藝術的人，可能是把管理一詞理解為管理學了，但實際上我們這裡談論的管理更多的是指管理實踐。而那些認為管理是藝術而不是科學的人，可能指的是管理實踐中那些不怎麼專業的部分，因為很顯然有很多人的管理實踐確實不是很科學或很專業。但如果我們要談理想的或好的管理實踐，我認為它既是科學又是藝術。好的管理實踐的科學部分體現在好的管理者能用管理學研究出來的理論指導其管理實踐，然而，好的管理實踐同時又具有藝術性，原因有四。
第一，管理作為一門學科，若按照現代科學的方法來研究，就必須基於客觀的數據。然而，管理學研究的對象往往是人，研究者要獲得關於研究對象（人）的數據，往往需要藉助於觀察和訪談。在自然科學裡，量子物理的哥本哈根學派早已指出，物理實驗觀測到的結果並不是被觀察對象的真實狀態，而是被觀察對象和觀察者以及觀察手段三者之間互動的結果。自然科學如此，社會科學更是如此，當管理學研究者觀察或訪談時，所能獲得的數據並非是被觀察或被訪談者的真實狀態，而很可能是經過矯飾或解釋後的結果。這裡的矯飾是指被訪談者掩蓋其內心真實想法而說出的一套冠冕堂皇或者風險較低的一種說法。這裡的解釋是指研究者對其所觀察到的情況的記錄，而這種記錄必然是研究者對所觀察到的現象的一種自己的理解和看法。總之，管理學研究所基於的觀察或訪談數據並不具有百分之百的客觀性。管理實踐者對管理學研究成果的理解和運用也取決於他們對這種數據客觀性程度的主觀判斷，而這種判斷見仁見智，具有藝術性。
比如，在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中，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希拉里的競選團隊和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特朗普的競選團隊對主流媒體民意調查數據的可靠性就有很不一樣的看法，希拉里對顯示她具有比特朗普更高民調支持率的數據可能深信不疑，而特朗普面對相對落後的民調支持率時可能就對民調數據的客觀性持懷疑態度，所以會信心滿滿地認為其實有“隱藏票源”（hidden votes）。而這種隱藏票源正是那些口頭上假意支持希拉里但內心真實想法卻是投特朗普的人。他們之所以要掩飾自己的真實想法，就是因為公開表明自己支持特朗普可能招致周圍人的鄙視。
第二，管理學研究即使能夠獲得客觀真實的數據，按照現代科學精神，就必須做到公正而不能參雜價值判斷。然而管理者作為社會人，他必須要面對來自主流的社會規範的約束，而任何社會規範都包含一定的價值判斷，所以管理者必須在不摻雜價值判斷的科學規律和包含價值判斷的社會規範之間權衡利弊，而這種權衡可能會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包括個人的、家庭的、社會的因素。所以這種權衡行為有很大的不確定性，而這種權衡可以說是一門藝術。
比如，在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中，資深政客為了“政治正確” ——這正是政客圈中的一種主流社會規範——而不敢多提很多美國老百姓關注的問題，比如來自墨西哥的非法移民和其他地區的難民等，而商人出身的特朗普卻一反“政治正確”的政客規範，大談特談這些美國面臨的社會問題，贏得了很多選民的支持。那些資深政客由於沒有察覺到美國社會的深刻變化，在此次大選中選擇了“政治正確”的傳統手法，反而一一敗北，可見，在客觀事實和社會規範之間如何權衡利弊確實是一門藝術。
第三，管理作為一門科學，它只關注因果性，而不關注外部性。這裡的因果性指的是，在管理研究和理論體系中，一個（自）變量的變化導致另一個（因）變量發生變化的必然性；這裡講的外部性是從經濟學借用來的詞彙，指的是，一個（因）變量發生變化可能給外部環境造成的影響，這種外部性可能是負面的影響，也可能是正面的影響，當然我們這裡更多關注的是負面的影響。管理學研究作為一種科學，它只關心自變量變化導致因變量變化的必然性，而忽略了因變量的變化給外部環境或其利益相關者（stakeholders）可能產生的外部性影響。但管理者生活在一個相互關聯的社會關係網絡中，在這個關係網絡中有各種各樣的利益相關者，他們的利益在受到該公司的管理活動的影響的同時，也影響著該公司的管理實踐（Freeman, 1984）。如何在眾多利益相關者的利益訴求上找到一個合理的平衡點，顯然是很難通過數學建模的方式獲得答案的，最終管理者需要和眾多利益相關者進行博弈和談判，而這就有很多藝術的成分。
第四，根據陰陽思想或辯證哲學，凡事皆“其興一利必生一弊”。很多時候，科學研究可以明確告訴我們，一個元素必然導致一種好的或者壞的結果，這種因果關係並沒有錯，但這只是同一個硬幣的一面，這一面可能很顯然，所以因果關係非常直觀，但陰陽對立的另一面卻很可能不是那麼顯然，所以該元素同時可能導致相反的一種結果的因果關係就不那麼直觀了。好的管理者能夠意識到陰陽兩面性的存在，並能預見到不是那麼直觀的對立面結果，在管理實踐中對這陰陽兩個對立結果進行某種平衡性的判斷。同樣的道理，任何平衡的判斷選擇，又可能同時導致陰陽對立的兩種相反的結果，即便是善於辯證思維的管理者也無法總是預見到其選擇可能帶來的總體結果，這就導致了管理實踐的藝術性。
參考文獻
Freeman, R. E. (1984). Strategic management: A stakeholder approach. Boston: Pitman
作者：李鑫，博士，男，現任教於丹麥哥本哈根商學院（Copenhagen Business School）國際經濟與管理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