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的時候聽到“圓滑”這個詞就會特別反感，在潛意識裡始終認為這是個貶義詞。長大之後走上社會，隨著閱歷的豐富，才漸漸地明白“圓滑”是個中性詞，是一種智慧，一種生存智慧。
前些日子跟單位的一位中層領導聊到這個話題。他說：“我不喜歡去奉承領導，就只想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就行了，不想為難自己去曲意逢迎。”我很瞭解他，也親見過他的這種做法。一次同事結婚，公司領導都去了，婚宴結束之後，大家都慌著去送領導，有的攙扶著，有的去開車門，前呼後擁，蔚為壯觀，而他遠遠地躲開了。單位一個新來的見習生見狀拉著他說：“領導都要上車走了，你不去送送嗎？”他輕輕地說道：“我就不去了，不喜歡搞這些東西。”
那時我就很詫異，一個是工作七八年的中層領導，一個是新畢業的大學生，對為人處世的這種洞察力和把握能力竟存在著如此之大的差距，著實讓人深思啊。我對此困惑了很久，人和人之間為什麼會存在這種差距呢？尤其是再考慮到各自的社會經驗、人生閱歷的深淺，就更讓人困惑了。後來我漸漸地得到了答案：可能是各人的天賦稟性不同吧。同時，我也漸漸地悟出了一個道理：在這種價值混亂的社會，我們想要進步，想要成功，我們無法做到順遂內心，我們需要不斷地為難自己，要真真切切地懂得什麼是圓滑，從而才能不斷得到自己想要的，這是我們生存所需要的一種智慧。
圓滑是一種能力的體現，它需要人們放低自己，需要打開內心，需要突破自己，需要強大的心理素質和開闊的視野，不是每個人都能做到的。放眼我們的周邊，縱觀我們二十幾年的人生經歷，我們看到的圓滑的人並不是大多數，能夠把圓滑這種事做得很成功的是少之又少，通過圓滑而獲得巨大成功的就更是寥寥無幾了。它需要強大的能力和高度的智慧做支撐，畢竟我們也見多了拍馬拍到馬蹄子上的事，見多了奉承討好最後變了味的例子。正像這位領導說的：“其實如果換做是我們，肯定也是喜歡別人奉承的，只可惜我們卻不擅長於這個。”
在這個萬人逐利的社會仍然不乏耿直的人，但是耿直不等於正直。耿直的人中更多的是社會經驗的不足、情商的低下而導致的社交困難。其實對於這個有個判斷的標準，就是我們是不是有所圖，是不是有所求。回頭想想，上學的時候我們哪一個不曾羨慕嫉妒整天圍著老師轉的那些優秀學生，工作以後我們哪一個又不曾羨慕嫉妒那些領導身邊如魚得水的紅人？我們恨得咬牙切齒，卻又無可奈何，因為我們不懂，因為我們做不到。在這個艱難掙扎的社會中，我們需要變得圓滑，需要練就一項足以謀生的智慧。那麼圓滑是如何煉成的呢？很難說圓滑是一種與生俱來的稟性，但是我們可以肯定的是它絕對是家庭環境的體現。其實無論我們現在所具備的性格優勢，還是始終存在的性格缺陷，都是家庭環境和家庭教育的反映，是點點滴滴的滲透，是耳濡目染地的造就，如今我們反觀自身的缺點，總能找到它產生的根源。
工作之後我吃過太多低情商的苦，那時的我對圓滑完全沒有概念，那時的我始終不知道怎樣才是一種合適的為人處世方式，不知道如何才能做到“有禮有節，不卑不亢”。那時我慢慢地就意識到什麼是情商，人的情商確實有高有低，我們之所以落後於人，之所以會存在著這樣或那樣的問題，是因為我們的起點過低，起步太晚，受環境影響太深，最後導致的就是積重難返。隨著這幾年的磨礪，我也開始隱隱約約地看到了圓滑的背影，開始知道這種生存智慧是可以學習彌補的。我們需要跟隨一個聰明的人，通過耳濡目染去知道如何去與領導相處，如何去獲得大家支持。
圓滑是社會的潤滑劑，它能解決許多正直所不能解決的問題。而此時我想到的就是那個悲壯千古的楊繼盛。明朝嘉靖年間，兵部員外郎楊繼盛公然上書彈劾內閣首輔嚴嵩，隨後被逮捕入獄，受盡了非人折磨。據史書記載，楊繼盛被用重刑之後在獄中雙腿潰爛，為保性命，他摔破了送飯的碗，讓獄卒掌燈，用碗渣一塊一塊地割掉了腿上的腐肉，那種鈍器割肉的疼痛真是常人難以承受的，嚇得獄卒渾身顫抖。楊繼盛入獄之後，他的妻子願意替他受死，雖然被拒絕了，但是楊繼盛被處斬之後，他的妻子隨即上吊自盡。即使如此，嚴嵩依然安然無恙，楊繼盛的家破人亡沒有起到任何作用。而這時的徐階是圓滑的高手，低調、隱忍，最後憑著自身超人的智慧扳倒了嚴嵩。其實把圓滑做到極致的並不是徐階，而是崇禎皇帝朱由檢。明熹宗朱由校在位期間，閹黨興起，魏忠賢把持朝政，剷除異己，殘害忠良，可是他卻從未把朱由檢當作敵對之人，也從未覺得他是隱患。那時的朱由檢在宮中見到魏忠賢總會滿面笑容，畢恭畢敬地喊聲“九千歲”，而當時他才十二三歲，城府之深，圓滑至極，令人讚歎。朱由校死後，朱由檢繼位，立即展示出了君主智慧和鐵腕手段，平定了閹黨。
縱觀歷史，正直之人大多結局不好，但是仍然存在著許多如屈原、楊繼盛一類剛正不阿的人，受人愛戴，受人敬仰。他們是民族正義的代表，是公理所在，人們認可他，需要他，端午節的產生和延續千年就是最好的例證。在這個商品經濟日益發達的時代，很難再有正直之人，偶然所見，我們便會讚歎不已，引為奇觀。如今，所有人都變得一切向錢看，唯利是圖，越來越多的人變得圓滑，而這種圓滑則是典型的利己主義，於國家於民族又有多少益處呢？試想，如果每個人都變得圓滑異常，誰又來說那些“逆耳忠言”呢？那麼這個世界除了“假”，還剩些什麼呢？我們的國家會變成什麼樣？我們的民族又該怎麼辦呢？
想起一位作家談起對文學的看法：“真正的好文章並不是那些麻痺精神的心靈雞湯，而是那些能夠觸及痛處的作品。”文章尚且如此，又何況是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