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在《Diabetologia》(歐洲糖尿病研究協會雜誌)上的三項大型試驗表明，對2型糖尿病和心血管危險因素的篩查可能不會降低普通人群的死亡率和心血管疾病。然而，對於被診斷患有糖尿病的人來說，篩查與降低死亡率和心血管疾病風險有關。
在一些國家已經引進了包括糖尿病風險評估在內的健康檢查。然而，很少有以人口為基礎的試驗評估這些篩選方案的好處和危害，這些試驗結果喜憂參半。前兩項研究都是由丹麥奧爾胡斯大學公共衛生部門的麗貝卡·西蒙斯博士和英國劍橋大學的MRC流行病學組領導的，他們使用了來自丹麥的數據，這是英國-丹麥-荷蘭研究的一部分，主要研究的是在初級保健中患有糖尿病的人。
在2001年至2006年期間，在十六個丹麥縣中的五個縣引進了以人口為基礎的心血管和糖尿病篩查計劃。參加ADDITION-Denmark研究的181項做法登記的，超過15萬人被送入了糖尿病風險評估調查問卷，如果他們的分數顯示中度至高度風險，他們被邀請參加家庭醫生的糖尿病測試和心血管風險評估。
超過27000人蔘加了篩查，1533人在篩查中被診斷出患有糖尿病。另有1760,000人被確認為無篩查對照組。在2012年12月31日，參與者被跟蹤了大約9.5年，當時全國範圍內都在尋找重要的地位和心血管疾病(CVD)事件——CVD死亡，非致命的缺血性心臟病和非致命中風。
研究人員發現，在篩查和無篩查人群的總體人群中，對2型糖尿病和心血管風險評估的單一篩查與2001年至2012年間的死亡率或心血管事件的減少無關。同樣，心血管、癌症或糖尿病相關的死亡率也沒有通過篩查來減少。
然而，對那些被診斷為2型糖尿病(2001 - 2006年)或隨後(2007 - 2009年)的那些被診斷為2型糖尿病患者的研究結果卻不盡相同。經臨床診斷的糖尿病患者平均比在篩查實踐中發現的糖尿病患者晚2.2年。在2001年至2009年期間，糖尿病患者的全因死亡率降低了21%，在2001年至2012年期間，心血管疾病的發病率降低了16%。
作者指出，在篩查組中只有10%的糖尿病患者實際上是通過篩查來診斷的，因此該方案在這一人群中可能有更廣泛的影響。例如，篩查組的全科醫生可能提供了生活方式的建議，並推遲了糖尿病患者的發展。他們也可能提高了警惕性，而且即使在篩查之後，早期發現的可能性也增加了。健康的行為變化可能也會影響到研究結果——例如，有三分之一的被檢測到的個人報告說他們在5年的隨訪中停止了吸菸，而這群人的體重平均下降了2公斤。
作者認為，對普通人群的好處可以通過識別非關注者來增加，目標是對高危人群進行篩查，採取策略來最大限度地吸收篩查，使用重複的篩查，以及對檢測到的疾病進行最優治療。
在這一主題上發表的第三篇文章中，研究人員確認了1024個篩查病例，以及在1992年至2013年期間10年期間(30歲、40歲、50歲和60歲)的人群中，有超過14萬名患者的2型糖尿病的臨床檢測病例。作為Vasterbotten干預項目(VIP)的一部分，在瑞典Vasterbotten縣進行了大規模的社區和個人干預。篩查和臨床診斷的糖尿病病例在全國範圍內隨訪死亡率、心血管疾病、腎病和視網膜病變，分別在診斷後的8.7和7.2年。
作者由艾迪娜·費爾德曼博士和教授奧Rolandsson VIPCAM劍橋大學之間的合作,英國,瑞典于默奧大學說:“我們發現,篩查出糖尿病確診患者平均比那些clinically-detected早4.6年,後隨訪診斷時,他們明顯降低全因死亡率、心血管疾病、腎臟疾病和視網膜病變。雖然我們不能完全解開長時間偏差的作用，但這些數據表明，如果早期通過篩查發現糖尿病，而不是在臨床實踐中，就會對生存和健康結果產生積極影響。
西蒙斯博士說:“篩選似乎為那些患有糖尿病提供有益的影響,不管他們的屏幕檢測或臨床診斷,但這種好處太小,影響整體人口心臟病和中風的風險,例如,早死。”
事實上,在第一個兩個評論發表這些文章,教授大衛·西蒙斯說,“試驗篩查確診糖尿病在無症狀的個體，可能不再是可行的或道德，在許多國家。最有效的建議可能是機會性篩查，在這種情況下，那些已經在尋求治療(包括篩查)的患者，隨後將接受糖尿病或糖尿病前期的測試。如果篩查陽性，他們更有可能接受治療，從而導致改善的結果。可能有足夠的證據表明，這種系統的篩查方法應該在初級保健中進行，重點應該轉移到如何篩查、早期實施治療的方法，以及在高危人群中更好的風險因素控制。
在第二個評論,喬納森·肖教授貝克心臟和糖尿病研究所,維克,澳大利亞,墨爾本說:“目前可獲得的證據的適當結論是社區篩查計劃，如為結腸和乳腺確定的篩查方案癌症在機會性糖尿病篩查運作，良好的國家不能適用於2型糖尿病，心血管危險因素，這種篩查方案所需的大量公共資金將更好地用於治療臨床診斷為疾病的患者“。（白木清水 2065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