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那個你所熟知的國，你不知道的事和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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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起新加坡，李光耀先生就是繞不過去的關鍵人物。至今，多數人還認為是李光耀選擇的正確道路，才造就了新加坡今日的輝煌。一個例證是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以2010年不變美元價衡量，香港和新加坡（這裡將二者做比較，僅因為二者都是特殊的“城邦經濟體”，請區分一為中國的特別行政區，一為主權國家）在1961年的人均GDP幾近相同，那時，香港人均GDP為3380.63美元，新加坡為3544.81美元，前者是後者的95.36%，甚至在1965年間香港還一度以較大優勢領先新加坡。可現如今，香港2017年人均GDP為37927.13美元，僅是新加坡55235.51美元的68.66%。香港在落後，悲催的是落後的差距還在逐步拉大。

歷史淵源與國家簡況

歷史

新加坡是群島建制國家，實質上就是以一個城邦，土地面積是719.1平方公里（香港比新加坡大一些，是1106.34平方公里），位於北緯1°18′，東經103°51′，毗鄰馬六甲海峽南口，北隔狹窄的柔佛海峽與馬來西亞緊鄰，南隔新加坡海峽與印度尼西亞的民丹島和巴淡島，且都有輪渡聯繫（這種地緣關係是1963年新加坡加入馬來西亞的重要原因）。

歷史上，新加坡8世紀曾屬於三佛齊王國（室利佛逝）；14世紀始屬於拜裡米蘇拉建立的馬六甲蘇丹王朝；18-19世紀屬於柔佛王國。19世紀初被英國佔為殖民地；1942年2月15日，被日本侵佔；而戰後獲得英聯邦自治地位，但於1963年脫離英聯邦加入馬來西亞；而後於1965年獨立建國。1959年新加坡以英聯邦自治邦的地位舉行第一次大選。李光耀領導人民行動黨在51個立法議院議席中贏得43席，並出任總理。自此，新加坡在李氏領導下，開始了經濟騰飛的現代化發展歷程。

人口與宗教

新加坡是一個多元族群、多元宗教、多元語言和多元文化的移民社會。人口主要是由近一百多年來從亞洲、歐洲等地區遷移而來的移民及其後裔組成的，其中以華裔、印度裔、馬來裔和歐洲裔四大族群為主。新加坡建國之後，各種族群對新加坡國家身份的體認不斷增加，在一些民調當中，不論華裔、印度裔、馬來裔和歐洲裔都認為自己是新加坡人。

根據新加坡人口及人才署發佈的《2018年人口簡報》顯示，截至2018年6月末，新加坡總人口達563.87萬人，其中公民人口增長1%，達347萬人。永久居民人口保持平穩，總數為52萬人，非居民人口則保持在164萬人左右。人口總體維持低增長態勢，2018年人口增速比2017年的0.1%有所反彈，至0.5%的水平。

新加坡彙集了世界上形形色色的宗教。除佛教、道教、回教（伊斯蘭教）、基督教、印度教、耆那教、錫克教等傳統大教派外，新加坡還擁有最古老的猶太教、拜火教，也擁有新興的天理教、答亥教以及華裔新創的“儒、佛、道”三教合一和“儒、道、釋、耶、回”五教合一的宗教。

1990年制定並實施至今的《維持宗教和諧法案》，促進並實現了各種宗教之間的和諧、容忍與節制的共存。寬容是自由主義的精髓所在，這或許就是新加坡發展的核心精神動力來源。

新加坡擁有4種官方語言，英語、馬來語、華語和泰米爾語。因為和馬來西亞的歷史淵源，《新加坡憲法》明定馬來語為新加坡的國語，主要是傳統需要尊重新加坡原住民所使用的語言。現實當中，新加坡以英語作為主要的通行語和教學語。

政治與經濟體制

根據《新加坡憲法》，新加坡實行議會共和制。總統為國家名義元首，議會佔多數的政黨組建總理制內閣施政，總理是新加坡的最高行政首長。

新加坡實行的是多黨制下的自由選舉制度，現有合法註冊的24個政黨都可參加大選。但人民行動黨利用歷史上形成的對政治、經濟與社會資源的高度有效控制（其中就包括立法通過一系列特殊的選舉程序設計），以程序合法的方式在公開競選中始終能取得壓倒性多數優勢，從而在多黨體制的形式下，成功地維持著一黨長期獨大的執政地位。其他23個政黨則一直是在野的“反對黨”，雖可以獨立宣佈自己的政綱以爭取選民支持，但尚不能對人民行動黨的執政地位發起實質性的挑戰，僅能發揮對執政黨一定程度的監督與制衡（如果執政黨失去民心敗選，其他黨派自然有機會並能迅速填補空白）的作用。這被學界認為是新加坡特殊的“選舉權威主義”。

批評者認為人民行動黨對其他黨派的打擊是毫不留情的，包括利用在議會的多數地位在選舉前重新劃分選區、運用行政資源打擊對手等等，從而得以一黨獨大並長期執政。但批評者同時也難以否認人民行動黨在新加坡民眾中擁有的實際威望，在建國後的歷次選舉中該黨的總得票率從未低於65%。這種威權與民意的組合，對於外國人而言，就是謎一樣的存在，但對於新加坡的多數人而言，卻並不以此為忤。

李光耀及其治理傳統

1959年6月3日至1990年11月28日，31年間，李光耀先生一直擔任新加坡總理，他開創了新加坡的治理方略，並發展成為一種傳統，直至今日其子李顯龍（2004年8月12日至今）基本仍在這種傳統之下治理新加坡。

李光耀先生的政治生涯始終處於危機感之中。

一方面是地緣政治危機感。對於一個城邦而言，不可能發展出對抗暴力國家侵略的國防力量，所以國土安全是個大問題，尤其在冷戰的現實威脅之下。這就是李光耀在1963年領導新加坡加入馬來西亞的原因，目的是指望背靠馬拉西亞以維繫國防。這也是後來李光耀運用縱橫家般的謀略，在大國政治中游走，委屈求安的原因。因為在李光耀的世界觀裡，很難想象二戰後的國際秩序，竟然能令一個小小的城邦國家（科威特）長時間保持政治獨立，享有不可思議數十年的和平紅利。

另一方面是發展危機感。對於一個有強烈政治理想的領袖來說，看到祖國人民處於後發地位無法享受高等收入國家公民的幸福生活時，自然會痛心疾首，夜不成寐。為改變落後面貌，李光耀為新加坡選定的道路是市場經濟，他自然而然偏執地認為既然近現代歷史已經勝過一切、雄辯地證明了市場經濟是發展生產力的最好方式，那何必再多爭議。所以，為了消除左派力量的影響並鞏固自身的統治，李光耀想法設法地推行威權主義的統治方式，對社會實施特定的控制，壓制異見以避免政治議程耽誤經濟發展。他內心深處恐懼某些言論或政治主張（對華友好，但在新加坡禁止共產黨）會破壞國家的政治穩定，所以不惜利用強權來撲滅之（李光耀後來也承認，“在好多重大方面… … 我們曾經不合乎司法和人身自由的原則”）。

從後繼的歷史看，非洲、東南亞很多國家因政治不穩定，一直在建設和廢墟中輪迴；而拉美國家則是因為無休止的政治紛爭導致國家在左右兩派的發展路線之間搖擺不定，也延誤了發展。這些案例似乎說明了李光耀的做法具有某種合理性和正義性。

但可悲的是，在李光耀內心深處，始終恐懼觀念和思想的自由競爭，所以不能容忍科斯所言的自由思想市場，儘管他推崇並致力於在新加坡全力發展經濟上的自由市場。

畢竟，人無完人。在李光耀先生逝世時，一個悼念的評價非常中肯。孫興傑先生認為李光耀就是“儒家傳統思想的理想主義者通過馬基雅維利式的手段實現霍布斯式的秩序以及邊沁所希望的最大‘功利’。”

所謂儒家理想主義，就是胸懷“兼濟天下”的“大善”去試圖實現“共善”，這是指李光耀內心的精神驅動力。

所謂“馬基雅維利式的手段”，就是相信結果能替手段辯護，所以李光耀先生敢於做事而任人評說。他的一生飽受苛責，包括“李光耀式的退休”（實則暗諷終身制）、“父子總理”等等做法都不能廣泛得到認同。包括16歲的少年餘澎杉（Amos Yee）都敢於冒牢獄之災的危險而激進地批評李光耀“渴望權力而具惡意，卻騙人以為慈悲仁厚”。或許在先生看來，只要新加坡能繁榮，這些汙名會在歷史的長河中自動消失。

所謂“霍布斯式的秩序”，即經濟在發展的過程中，個人自由追求私利但社會維持得住良序。在李光耀先生的領導下，新加坡發展成為一個事實上的“和諧社會”，這個社會當中政府高效廉潔、法治有力透明，不同族群和宗教得以和諧共存，包容性發展，堪稱“良序”。

所謂“邊沁的最大功利”，就是不惜犧牲個人或少數群體的利益以達成絕大多數人的福利最大化。所以，新加坡犧牲了很多西方社會引以自豪的價值而實施威權的國家資本主義（國家的強制或計劃，本身必然導致某些個人或集體的犧牲），但也基本達致大眾的群體高福利——經濟持續發展繁榮、法治井然有序、社會政治穩定、社會文明燦爛（包括醫療等公共服務水準非常高）等等。至於那些為此被碾壓的個體或群體都落入歷史的深淵。

總結起來，李光耀的治理傳統就是：

• 堅持市場機制發展經濟，絕對的對外開放以全力融入全球化浪潮（據WTO《2018年世界貿易報告》，2017年新加坡的進出口貿易總額約佔全球貿易總量的2%）；
• 堅持法治化維持社會良序（具體包括廉潔高效政府、社會穩定以及法治促進契約精神等等）為市場經濟保駕護航；
• 同時引用儒家文化的“和而不同”、“務實中庸”等元素調和社會內部矛盾，鼓勵多元文化包容共存以求共同成長。當然還有令人詬病的，拒絕爭議而壓制不同意見。

其中，新加坡威權制下的法治特別值得當下的中國學習。因為唯有透明的法治，才能解決市場經濟的深層需要，才能保護產權、維護契約。尤其是市場經濟發展到一定高度時，矛盾也會複雜化且極端化，這時候制約政府權力和經濟主體的行為都變得非常重要，而透明法治則是低成本而高效率的治理模式。

新加坡和香港之所以依賴一城之力，而躍居為全球金融中心，法治在其中起到了核心作用。當代經濟學取得的重要成就之一，就是通過理論分析和經驗證據，證明法治和適度規制有利於經濟發展，提升經濟的深度和高度。相反，缺乏法治和“過度規制”（excessive regulation） 往往是窒息經濟活力和妨礙市場發育的重要原因（錢穎一）。

經濟發展歷程

| 資料來源：傅萌《新加坡開放型經濟發展案例解讀》

1959年至1967年是進口替代階段（經濟積累階段）

1959年新加坡取得自治地位後，全球經濟結構出現了戰後的第一次重組，出現兩個新趨勢：

• 歐美等高收入國家（過去叫發達國家）開始逐步向外轉移勞動密集型產業；
• 中低等收入國家（發展中國家）大多奉行進口替代戰略以推進工業化。

這造成一個結果，就是過去高收入國家向中低收入國家輸入工業品的情勢逆轉，靠轉口貿易的新加坡受到重創，失業率不斷攀升。

針對此，新加坡調整確立了工業立國的發展方針，積極承接高收入國家勞動密集型產業發展製造業。同時，開發裕廊工業園區，大規模搞基礎設施建設，發展港口、交通運輸網絡和通訊網絡以支撐工業化的需要。

經過8年的發展，工業在GDP中的佔比從1960年的16%提高至1967年的23%，初步建立起以紡織服裝、玩具等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代表的輕工業體系。這階段GDP從1960年76.091億新加坡元（不變價本幣單位）增至1967年的125.076億新加坡元，7年複合增速接近7.4%。

1968年至1979年是出口導向階段

這一階段西方國家制造業加速向亞洲國家轉移（這是我們錯過的一次全球化浪潮），新加坡於1967年正式確立“出口導向發展戰略”，重點培育臨港優勢的石化、造船和電子等資本密集型產業。經過12年的發展，新加坡製造業的比重由1968年15.1%上升到了25.3%，貨物和服務出口（BoP，現價美元）從1972年31.3億美元增至1979年的178.4億美元，年複合增速超過41.6%。同時，受益於產業結構的升級，製造業出口（佔商品出口金額的百分比）從1968年的23.5%提升至1979年44.8%。

在此期間，經濟飛速發展，GDP從1967年的125.076億新加坡元（不變價本幣單位）增長至1979年的398.134億新加坡元，12年年均增速超過10.1%，增長了3.18倍。（注：世界歷史上，後發國家根本不缺少經濟增長奇蹟，大型經濟體如日本和德國，小型經濟體如新加坡）。儘管1973年至1974年之間發生了高達兩位數的通貨膨脹，但依然瑕不掩瑜，發展成就斐然。而且，在新加坡經濟增長的歷史上，通貨膨脹的控制記錄一直較好（好於中國）。這得益於其審慎的宏觀經濟管理措施，控制貨幣發行，控制企業和私人部門的債務增長。

1980至2002年是重組經濟結構階段

重化工產業飽和之後，新加坡正式提出重組經濟結構戰略，將工業立國轉變為製造業、服務業雙引擎拉動，並且開始高度關注建設國際競爭力的問題。具體的舉措包括：

• 製造業升級。
• 打造亞太區域性的商業總部。通過優化商務環境、提升政府辦事效率和服務水平，致力於吸引跨國公司在新加坡設立總部，將金融業和諮詢業列為兩大支柱產業。
• 海外投資戰略。培育本土企業的國際觀，鼓勵本土企業走出去而發展成為跨國企業。以官方形式與發展中國家合作建立海外工業園，具有代表性的是印度班加羅爾信息技術園和中國蘇州工業園。

期間，儘管經歷了亞洲金融危機的重創，但新加坡的GDP仍從1979年的398.134億新加坡元（不變價本幣單位）增長至2002年的1892.825億新加坡元，年複合增速超過12.7%，13年間GDP總量增長了4.75倍。

2003至今是創新驅動階段

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重創了新加坡經濟，導致1997年至2002年5年間經濟增速波動很大，出現了經濟發展的某種停滯。新加坡開始尋找新的增長點，提出“創新創意為城市發展進步的引擎”，制定了“全球化、創新化、多元化”的策略，進入創新驅動發展階段。

但新加坡遇到的發展瓶頸是不容易克服的，主要原因有幾點：

• 國內市場太小，以至於無法孕育出谷歌、騰訊這樣的新技術公司。這些公司倚靠網絡效應快速成長，但前提是要有一個足夠廣闊的市場以分攤很高的固定成本（或開辦費用）。騰訊可以背靠國內10億用戶成長，而新加坡就不可能出現一家類似的企業。同理，共享經濟等新商業模式也難在新加坡首先開花。
• 人口基數太小，以至於很難在漫長的科學技術前沿線上取得領先地位，哪怕是某個細分領域。在給定的人口條件下，富有創造力的科學家或企業家橫空出世的概率按規律服從於正態分佈，新加坡563萬人口再怎麼不凡，也絕不可能像美國3億多人口基數上誕生大量的科學家或企業家，也很難像英國和德國那樣在局部取得世界級的領先地位。（注：以色列880萬人口卻擁有3.8萬名科學家，純屬特例。想想有諾貝爾頒獎以來，有多少猶太人獲獎，學術的積累和傳承的歷史積澱非一個後進趕超國家新加坡所能及。）在這個問題上，中國和印度這樣的人口超級大國倒要反思，為何無法和美國競爭？科斯的見解，或許是答案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 要素供給跟不上，比如勞動力的供給很難滿足經濟進一步增長的需要。2016年8月，大倫敦政府發佈了《倫敦相較於其他全球城市》報告，認為新加坡2006年至2014年生產率年均複合增長率高達3.1%，冠絕紐約、巴黎、上海、迪拜、東京、倫敦、香港、柏林等全球城市（大都市圈）樣本。但技術進步只是經濟增長的一極，要維持經濟的高速增長，勞動力仍是不可或缺的，因為對於新加坡這樣的小型經濟體，資本不是問題，只要有足夠的回報，在全球範圍內吸引資本都不成問題。中美這樣的經濟體，不得不仰賴自身的資本積累。

但在如此艱難的境遇之下，新加坡的經濟增長績效依然令人側目。新加坡的GDP從2002年的1892.825億新加坡元（不變價本幣單位）增長至2017年4226.791億新加坡元，年複合增速超過5.5%，15年間增長了2.23倍。這提供了一個鏡像，映照著中國未來中低速增長下的可能性。即便中低增速，經濟和社會照樣可以向前發展。

新加坡的憂患與潛力

老齡化社會的威脅

根據聯合國的人口劃分標準，65歲及以上的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超過7%是 “老齡化社會”，超過14%為“老齡社會”，超過20%則為“超老齡社會”。

新加坡已於1998年就進入了老齡化社會。並且從上圖可以清晰地看到，老年人口總數正在加速增加，預示新加坡馬上要進入老齡社會。由此派生的養老、移民等問題，都必然構成了新加坡社會的一個長期大挑戰。

但是新加坡政府對此早有籌謀，至少不太差錢。

據西班牙IE大學與西班牙投資促進局合作推出的《2018主權財富基金》調查報告顯示，新加坡的兩大主權基金管理的資產規模繼續增長。2018年GIC資產管理規模為3785億美元，排名全球第八；淡馬錫資產管理規模為2350億美元，排名全球第12。比起相對家底來（簡單算一算，差不多每個新加坡人都在主權基金中擁有超過10萬美元的份額），新加坡顯然要優於中國，儘管中國政府擁有全國所有土地的所有權和不可勝計的國有企業。

全球化的變奏

新加坡的成功與全球化浪潮密不可分。但是全球化每次潮湧的內涵都有所不同。自1965年立國以來，新加坡每每在全球化中得益，但不代表著未來也如此。新加坡先是順利承接勞動密集型製造業，後來又順利承接資本密集型的重化工業，現在要繼續發展，則需要創新、創意等在世界分工體系中佔有合適的位置，這不是一個小的挑戰。

對於新加坡這樣的小型經濟體而言，高度國際化而且缺乏有縱深的國內市場，也意味著抗風險能力弱。比如在次貸危機面前，新加坡就表現出脆弱，大國做錯事照樣會連累到它。

新加坡的優勢和潛能

新加坡的宏觀經濟基礎非常穩固，低失業率（2018年末的失業率是2.1%），低通脹率（2018年核心CPI為0.5%），強勁的國際收支（2018年經常賬戶盈餘佔GDP的19.50%，2018年FDI還恐怖淨流入328億新加坡元），都確保了新加坡的中期競爭力。

在2018年全球競爭力排名中，新加坡在整體排名中位列第二（83.5分），僅次於美國，就是新加坡的整體表現非常強勁的緣故。新加坡在七大支柱中排名前十位，在另外四大支柱中排名前二十位。

開放是這個全球貿易與金融中心的顯著特徵，也是其經濟成功的主要動力之一。即便外部衝擊會對其帶來不利影響，但斷不至於會使新加坡長時間陷入危機的泥潭無法自拔。

微觀企業方面，新加坡進入《財富》500強的企業，與香港不同，並非是地產公司霸榜，托克集團、豐益國際、偉創力公司都以實業為主業。

另據，DP資訊和安永會計事務所一項聯合調查顯示，2018年新加坡營收排名前1000位的企業總營收為3.15萬億新元，同比增長13％，總盈利2108萬新元，增長15.3%，營收和盈利均創32年來的新高。年營收超過1億新元的企業有2600家，高於上年的2414家。與此同時，新加坡1000家中小企業總營收和總盈利均轉跌為升。其中，總營收上升1.7％至272億新元，總盈利上升16％至33億新元。近五分之四中小企業都取得了盈利。所以，目前新加坡的經濟還是很有活力的。

新加坡的潛能還在於以下幾點（顯然不限於本人有限智識列示的這幾點）：

• 作為全球現有產業鏈中的關鍵一環，仍有很大機會享受到全球技術進步和經濟發展的利益。不用領導全球經濟發展，只是分杯羹就好了。要做到這一點，新加坡僅需保持對全球分工鏈的嵌入就能大概率做到。
• 移民空間，新加坡仍有餘地吸引全球的富人或人才到新加坡去定居，從而提升新加坡的全球競爭力。世界經濟論壇克勞斯·施瓦布表示：“創新能力對一國全球競爭力的影響越來越大，其中人才發揮著最為關鍵的作用，我們正在進入一個‘人才資本主義’時代。未來的全球競爭力贏家，不僅需要具備健康的政治、經濟與社會體系，還要為應對第四次工業革命作好充足的準備”。 2019年全球人才競爭力指數（GTCI）報告顯示，瑞士、新加坡和美國在人才競爭方面繼續領先於世界，而且新加坡最近3年的全球排名都居於前3位。
• 新加坡的基礎教育（李光耀曾說：“教育是確保下一代取得成功的最重要元素），為國家儲備了未來的增長動力，不會重蹈日本“平成廢宅”的覆轍。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2015年評估計劃（Pisa）的最新結果（這個評估很權威，至少本人很信服，生髮出送孩子去新加坡接受基礎教育的渴望），新加坡學生不僅在科學、數學和閱讀方面的能力處於世界領先地位，而且在解決複雜問題上也很有創造力。這和投入是分不開的，新加坡2016年公共教育支出是79.34億美元（現價），佔當年GNI的2.76%（中國在世界銀行的該數據為多年恆定1.79%）。

我們可以確信，雖失去了高增長的可能性（畢竟人均GDP已經超過5.5萬美元，經濟放緩是所有高收入國家的常態），但新加坡完全有能力隨著全球經濟發展而穩定進步。

新加坡的啟示

回溯新加坡的後兩個階段的經濟增長史，有助於增強國人對未來經濟增長的信心。只要堅持市場化，增長不會是大問題，但有質量的增長並防止累積經濟危機的風險隱患才是有難度的事情。通俗來講，產業不斷升級，GDP不斷成長，人民財富殷實分佈合理可持續，才是大難題。

此外，新加坡留給我們的思考是：作為一個城邦國家，政府對經濟發展參與很深，從某種程度上主導了經濟的發展脈搏和方向，是否可以支撐政府幹預的市場經濟有優越性的結論？

這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或許短期內很難形成一個多數人都贊同或認同的正確結論（所謂的正確，也不過是逼近真相罷了，哈耶克認為，我們不能洞悉社會發展的全部祕密。儘管20世紀全球經濟發展史已經證明了市場經濟的優越性，但這種共識並不足以讓所有國家共享繁榮，反市場的政府行為還在大量發生，部分還假借著搞市場經濟的名義。就好像讀盡天下書，也過不好這一生一樣）。

但我們至少可以區分：新加坡所謂“國家資本主義”是構建在一個與我們不同的社會治理架構之上，比如淡馬錫為首的新加坡國有企業的企業治理模式就和我們很不同，其公司治理水平得到的國際評價要高很多，而且國內也一直在致力於學習。再比如新加坡在民商事的司法能力和效率也和我們非常不同。這些都是市場經濟的底層軟件性質的基礎設施。缺少這些優質基礎設施，我們的潛能自然會受到限制。

鄧小平說過“我是中國人民的兒子，我深情地愛著我的祖國和人民”。同樣如此，作為新加坡人民之子，李光耀領導新加坡人民創造了今日的新加坡，新加坡無可爭議地屬於新加坡人民。無論過去，現在，還是未來。

新加坡有李光耀，幸甚；李光耀有新加坡，亦幸甚。

• 參考資料：

《新加坡的“選舉權威主義”及其啟示》蕭功秦

《市場與法治》錢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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