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志清認為，《紅樓夢》不如《卡拉馬佐夫兄弟》的原因在於，曹雪芹讓筆下的人物看破紅塵，而不是與邪惡對抗，以至“缺乏對人性和人文世界的遠大視野”。“曹雪芹當然對小說裡大多少女的遭遇絕對同情，也看到些貴族大家庭生活之恐怖，但他還只能借用釋道觀點來看破塵世之空，也等於在理智上否定了他筆下多少青少年男女對生命、愛情的那種渴望……任何小說家藉口看透人生而向惡勢力低頭也同樣是不光榮的——包括我們敬愛的曹雪芹在內。”夏志清在文中這樣寫道。
而這個“《紅樓夢》不如《卡拉馬佐夫兄弟》”的結論，曾引起同輩歷史學家唐德剛的盛怒，唐德剛在一家媒體上發表了題為《 遺禍——對夏志清“大字報”的答覆》的反駁文章，指責夏志清“以夷變夏”、“崇洋媚外”。
夏志清英美文學博士出身，在美國從事中國文學研究三十年，為何會認為《紅樓夢》不如《卡拉馬佐夫兄弟》？這是他對於《紅樓夢》和中國古典文學的刻意貶低嗎？
在夏志清逝世三年後，《夏志清論中國文學》中文版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首次引進，收錄了這篇以《中國古典文學之命運》為原型的長文，標題為《中國古典文學：作為傳統文化產物在當代的接受》，或可為這段比較文學的討論激辯，還原出更加完整的語境。
在進入《紅樓夢》與《卡拉馬佐夫兄弟》的比較之前，夏志清在文中首先回顧了中國古典文學在中外的接受狀況，他指出：無論中外，中國古典文學的讀者都只限於學術圈子——“大多數中國人完成學校教育後便不會再接觸古典詩詞、散文和戲曲”，“西方公眾對中國古典文學仍然知之甚少”，“希望中國古典文學能在美國擁有龐大的讀者群體其實不切實際”。
接著，他以文藝復興以來的西方文學為比較對象，指出了中國古典文學的種種問題。例如中國古典詩歌普遍缺乏人文主義精神，通常以社交為目的，特徵是“情感誇大、疏於寫實、怯於諷諫”；除了屈原、陶潛、李白、杜甫，古典詩歌大多數都是陳詞濫調，“其利己主義的抒情模式最終令人覺得煩厭發膩”。夏志清最後得出結論稱：“中國詩人對情感與行為的探索與發現都十分有限”，“即便是最偉大的中國詩人，其相互之間相似的地方也遠大於時期相近的蒲柏與華玆華斯或斯賓塞與多恩”。
事實上，我們不能將夏志清這篇文章簡單視為對“中國古典文學”的批評之作，因為它不光指出了中國古典詩歌的“問題”，也點明瞭中國古典小說的“優點”。和中國古典詩歌“缺乏人性自由”“陳詞濫調”相比，中國小說“對朝廷、官場、百姓的描寫反而更加細緻”，“有了更多不同的男女人物，構成了一個錯綜複雜、動感十足的紛繁世界”。正如夏志清在《中國古典小說》中所寫，六大名著（即《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金瓶梅》《儒林外史》和《紅樓夢》）“成功發現了中國人生存的現實中前所未有發現的部分”。
然而，他同時也沮喪地發現，這些小說中有一種超然物外的“宗教寓意”和怯懦心態，“所有的主人公無一例外都放棄了最初對幸福、對美好世界的追求，彷彿唯有放下才能獲得內心的平和與覺省”。正是因此，他才發出了對於《紅樓夢》感到失望的慨嘆，“（曹雪芹）除了將備受折磨的主人公引向佛道開悟，竟然別無他法，實在叫人不能不惱怒”。
當年寫作這篇文章之時，夏志清心裡便很明白，作為資深的中國文學研究者，他這篇文章很可能會把原本對中國古典文學感興趣的學生“嚇跑”，還會冒犯全世界的漢學家和擁護中國文化的人們，“他們的工作是向世界推廣傳播中國文化，而我的論點看來有點兒像是自取其辱”，但他認為，作為中國文學的評論家，他必須如此，“做研究必須思想開通，不念後果，不因政治立場有失偏頗。”
夏志清將這篇文章投給了期刊《Chinese Literature：Essays，Articles，Reviews》，期刊編輯對內容不滿意，認為他只是“爭強好勝”，不僅沒有給他讀校稿，還以“印刷錯誤為藉口多次篡改文章內容”。兩年後，也就是1990年，他才收到這篇已經“被改動”過的文章，“自然憤怒至極”。
三個月後，夏志清收到了另一位美國漢學家梅維恆教授寄來的明信片，上面寫道，“你最近在CLEAR（期刊簡寫）發表的有關中國古典文學命運一文著實令人喘不過氣來。雖然思想狹隘封閉者必對你惡言相向，但此文對中國文學之評價實乃五四以來最中肯之陳述。你將自己至深至切的感受與想法公之於世，膽識過人，赤心可鑑。”梅維恆的反饋令夏志清非常高興，他在該書《序言》中說，自己上一次因為一封信這麼快樂，還是在三十年前、收到哥大教授王際真對他《中國現代小說史》一書的嘉獎之時。
“中國傳統文學到底有多好？” “中國傳統文學又如何與豐富的西方文學傳統相抗衡？”這是文學批評家夏志清腦中盤旋不去的問題。而這兩個問題也始終貫穿於《夏志清論中國文學》一書，此書收錄了夏志清在哥倫比亞大學任教時發表的十六篇文章，主題無一例外全是中國文學研究，每一篇都是夏志清“希望流傳下來的文章”，內容比《中國現代小說史》和《中國古典小說》的涉獵範圍更為寬廣。
在《夏志清論中國文學》中文版首次出版之際，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摘錄了飽受爭議的文章《中國古典文學：作為傳統文化產物在當代的接受》中的兩節內容，以期與讀者共享共思。
《中國古典文學——作為傳統文化產物在當代的接受》（節選）
中國傳統詩人因為缺乏人性自由的浪漫主義願景，所以即便他們在許多作品中都表達了對下層勞苦人民的同情、官場黑暗的事實及其絕塵隱居的渴望，但他們始終未能設想取代君主專制的中央政府。相對之下，中國傳統小說在刻畫社會時更注重寫實而不大計較文筆，因而在宣揚儒家政治秩序和傳統道德方面似乎更具教化意義。詩人常有怨言，在發洩牢騷那一刻，他們對君主賞罰任意妄為的制度其實心裡很不服氣。小說家們雖更樂於證明天命之不可欺，但他們對朝廷、官場、百姓的描寫卻遠比詩歌細緻。小說中也因此有了更多不同的男女人物，相互交匯，構成一個錯綜複雜、動感十足的紛繁世界。不過，儘管人物眾多、情節豐富，中國小說始終都還是與儒釋道的道德公義氣息相通，因而小說在人類世界的探索與發現上最終也只造就出寥寥可數的幾部傑作。《中國古典小說》中所列出的六大名著在中國式的人生體驗上各自都有非常重要的新探求、新發現，而它們的作者也與歷史上的偉大詩人一樣，在創作形式與技巧上積極革新，成功發現了中國人生存的現實中前所未發現的部分，繼續啟發著今天的讀者。
豪言壯語之後，事實卻很殘酷。上文已經提過，這六部名著曾多次被譯成英文及其他西方語言，但都未能在世界讀書界中吸引到更多讀者，甚至在中國，閱讀古典名著的青年人也越來越少。前文我將這種冷淡歸因於大眾語言水準的普遍下滑以及其他讀物、影音娛樂的強大影響，但無可置疑，基本原因仍在於中國傳統社會本身。即便是最好的古典小說、戲劇，其中舊式的說教與根植於中國文化的情感價值，如今再也不能吸引讀者的興趣；而古典文學所刻畫的傳統社會，在如今看來又是如此不公、慘無人道，更將流失一大批讀者群。近年來，我閱讀了許多有關中國歷史的資料，對中國傳統社會有了更深的瞭解，同時也愈發覺到中國小說、戲劇中的宗教寓意實在教人沮喪不堪。所有的主人公無一例外都放棄了最初對幸福、對美好世界的追求，彷彿唯有放下才能獲得內心的平和與覺省。這些著名的小說、戲劇以及最優秀的中國詩詞作品都缺乏對人性和人文世界的遠大視野，而不能立足於善與理想，以真正的勇氣毫不動搖地與一切邪惡對抗。我曾極力稱揚《紅樓夢》以佛道思想詮釋人間苦難的做法，但現在我卻對這種所謂的宗教智慧有點保留，正如我在《中國古典文學之命運》裡所說：
十多年前，我也在《中國古典小說》裡把它推崇備至，但近年來，自以為對中國舊社會有了更深入的瞭解之後，我對《紅樓夢》也不能真心滿意。在一篇近文裡，我就問道：難道《紅樓夢》真比得上《卡拉馬助夫兄弟》（現譯為《卡拉馬佐夫兄弟》）和喬治艾略特的《密德馬區》（現譯為《米德爾馬契》）嗎？曹雪芹當然對小說裡大多少女的遭遇絕對同情，也 看到些貴族大家庭生活之恐怖，但他還只能借用釋道觀點來看破塵世之空，也就等於在理智上否定了他筆下多少青少年男女對生命、愛情的那種渴望，且對迫害他們的大家庭、舊社會作了個妥協。任何人向惡勢力低頭，雖出於無奈，總是不光榮的；任何小說家藉口看透人生而向惡勢力低頭也同樣是不光榮的─包括我們敬愛的曹雪芹在內。
我對這種結局實有我的不滿，雖然同時也十分清楚《紅樓夢》在中國小說傳統的重要地位，以及曹雪芹對不服禮教的浪漫主義生活的同情。然而，曹雪芹雖生在封建社會晚期，但他除了將備受折磨的主人公引向佛道開悟，竟然別無他法，實在叫人不能不惱怒。同樣，吳敬梓的《儒林外史》不但不探求改變社會，使書中各種傳統、非傳統的人物都能各得其所，反而還推崇儒家的歸隱思想，雖然不如《紅樓夢》悲情，但也顯得同樣怯懦。我想，在傳統中國末期，唯一值得追求的理想，大概就是由孫中山發起的政治社會革命，而這種理想顯然不是曹雪芹、吳敬梓敢於懷望的。與大詩人屈原、陶潛、李白、杜甫以及眾多偉大劇作家一樣，曹雪芹、吳敬梓以中國文明為所屬，對其消極的志氣習以為常，因而不曾期望以新制度取代現有的政治、社會和家族傳統，過得更自由、更幸福，也更有尊嚴。當社會不公太甚，他們只會以各種方式獨自退隱，以維護最後的情操與尊嚴。
魯迅在早期的小說和文章中，將中國人，尤其是青年人，自欺欺人的習慣視為中國最大的“國病”。《論睜了眼看》（1925）在魯迅的文章中算是極其尖刻的了，他在文中對慣於瞞騙的中國作家大加批判：
中國人向來因為不敢正視人生，只好瞞和騙，由此也生出瞞和騙的文藝來，由這文藝，更令中國人更深地陷入瞞和騙的大澤中，甚而至於已經自己不覺得。
儘管魯迅的話說得這麼不留餘地，但我想他對曹雪芹、吳敬梓是相當尊敬的。若說曹吳兩人不僅自欺，還故意隱瞞真相將讀者帶入一種錯誤的理想，魯迅大概會第一個跳出來反對。他們尖刻的敍述手法讓人不得不堅信，他們自己也秉持著這種自清的理想與宗教式的覺悟，所以才會如此煞費苦心地在字裡行間描畫庸碌與世俗的不堪。魯迅在解構中國傳統文學時，恐怕對中國作家的聰明才智有點言過其實，因而看不到他們身處的文化困境是如此充滿諷刺和悲傷。我認為大多數中國作家之所以如此耽溺傳統的理想，是因為再沒有其他的出路，而又正因為他們完全貪戀於這種文化，因而從未想過要“睜了眼看”；魯迅之所以能夠“睜了眼看”，恰巧因為他在中國文化之外，還學過西方醫學、文學和思想。中國作家誠然怯懦，但妨礙他們睜眼直麵人生的，不是他們膽色不夠，而是他們在文化上的盲點。
儘管有可能漢朝的儒學理論家們曾為了一統江山而刻意壓制思想自由，但我不相信漢朝以來的文人都是理論家的同謀者，故意將人們矇蔽兩千多年。即便在封建社會後期的色情小說也可以看到文人們對不孝、淫蕩的道德批判，但他們對朝廷、衙門以及豪門富戶人家中種種不公平和有違人道的事卻置若罔聞。因此我相信，上至達官貴人，下至市井之徒，中國文人不會都是偽善欺詐無良之輩，他們其實也只是儒家教育下真正的受害者。是他們所受的教育致使他們逐漸麻木不仁，對人世間因法律或習俗的失誤造成的悲劇無動於衷。因此，男孩若從小對親姐妹在家中的劣勢地位習以為常，長大後就會自然接受男尊女卑的現實，一言一行便也“蕭規曹隨”起來。曹雪芹天賦異稟，家庭背景特殊，所以能夠創造出這樣一位親近女性的主人公，但反過來說，中國文學直到十八世紀末才出現賈寶玉這樣的一個人物，傳統中國社會與文學的面貌如何便不言而喻了。
只有那些放蕩不羈、視功名如糞土的文人才會平等對待女性，以深刻的見解與善意書寫她們。劇作家關漢卿就是其中一位。他筆下的女主人公，尤其是竇娥、趙盼兒、譚記兒，都無可置疑地成為文學中的著名女性。但因為中國社會對女性的壓迫已成為日常生活根深蒂固的一部分，即便是關漢卿、曹雪芹、吳敬梓也無法對她們的悲劇面面照顧周詳。《竇娥冤》向來被認作元劇中極其出色的社會悲劇作品，其中充斥著封建社會的諸多惡行。劇中，張驢兒要蔡婆婆將竇娥許配給他不成，準備毒死蔡婆婆以霸佔竇娥，結果不慎毒死張父，卻誣告竇娥殺人，昏官桃杌最後昧著良心將竇娥處斬。相對頭號惡人桃杌，張驢兒其實做了更多的壞事，但這個劇很大的一個問題就是：所有像張驢兒、張父、賽盧醫一樣的惡人，都寫得小丑化，叫人難以把他們當做大惡人來嚴肅看待。
……
雖然中國傳統戲劇、小說中的妻女、姨妾、妓婢等女性角色通常被刻畫為遭受虐待的悲劇人物，但與她們在現實中的悽慘境遇相比，幾乎是微不足道。說來學界早就應該從女性主義的角度重新評估中國傳統文學，但奇怪的是這一領域的女性學者卻幾乎還沒有動筆。站在女性主義的角度來看，不僅小說戲劇可以解構，在探討詩歌對女性美的歌頌時，還可看到女性作為大男人主義嘲弄、侮辱對象的悲慘處境。漢朝以來的宮怨詩描繪的孤獨失寵的女子，顯然是女性主義批評的絕佳對象。那些以詩言志的士大夫，甚至皇侯太子，為什麼不肯做一些實質的努力去減輕這些女子的痛苦？如果一個皇帝真的對她們關心，至少可以將他後宮失寵的妃嬪全數放出宮去，這樣也許還能贏得眾史家和朝中公卿大夫的讚賞。然而事實恰恰相反，我們看到樑太子蕭綱委任徐陵將宮體詩編成《玉臺新詠》，發放給宮廷女子解寂寞。這些女子是逼於無奈才進宮的，難道還要靠著詩集裡其他女子同樣的孤獨苦悶來化解自己的悲哀，難道不是對她們更大的侮辱？
（書摘部分節選自《夏志清論中國文學》一書，經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授權，較原文有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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