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的祕密就是寧可要麵包而不要自由，寧可要神蹟而不要神，寧可要權力而不要真理。人性寧可要快樂，而不要真理中的自由。當自由對我們意味著痛苦，我們馬上就放棄自由。這難道不是我們每個人的人性嗎？我們每個人自己也都是一個祕密。其實我們都不認識自己。
並不好懂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陀思妥耶夫斯基，尼采讀他的書，稱“血緣本能馬上湧了上來——我欣喜若狂”；高爾基稱只有莎士比亞能與他媲美；梅列日科夫斯基稱他為“文學英雄”；別爾嘉耶夫稱他為“精神之父”。
博爾赫斯說：“發現陀思妥耶夫斯基，有如發現大海，發現愛情，是我們生活中一個值得紀念的日子。”蘇珊·桑塔格說：“愛陀思妥耶夫斯基意味著愛文學。”
其實，陀思妥耶夫斯基並不好懂。我們很多時候也許不過是用自己的想法來打扮他，而對他的誤解已經夠多了。
所有這些誤解中，最可怕的一種誤解是說他是“殘酷的天才”、“有毒的天才”和“邪惡的天才”，說他病態和頹廢，原因就是他不認同革命，還鼓吹宗教和忍從——如果這些話不是映射他的癲癇病的話。
沒有比給他貼一個東正教作家的標籤更省事的了，因為這方面的材料多多；但也沒有比僅僅以這樣的標籤來打發他更粗暴的了。
對於《卡拉馬佐夫兄弟》，陀思妥耶夫斯基說：“如果我可以完成這最後一本小說，將會高興地死去，因為我已經徹底地表達了自己。”
其實，沒有人比陀思妥耶夫斯基更不喜歡提到自己的了。
這跟列夫·托爾斯泰正相反。
那麼，他在小說中要表達自己的什麼呢？
早在1865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給屠格涅夫的信中就抱怨說當今的文學沒有一個總的見解，總的信念。1870年，他又在給斯特拉霍夫的一封信中說當時的文學界“沒有一個真正理解的，堅定的思想，哪怕只有一個，甚至是錯誤的也好！”他在為自己的小說《白痴》辯護時說：“我維護的不是長篇小說，而是我的思想。”
所以，在這本小說遺囑——《卡拉馬佐夫兄弟》中，陀思妥耶夫斯基表達出的恰恰是他自己可以為之犧牲的思想。一個人有了可以為之生為之死的真理，並以語言表達出來，這就是他所理解的人間最高幸福。
一說起表達思想，我們總急於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長篇小說是19世紀俄國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的高峰，這些作品深刻地反映了時代精神，揭露了資本主義和封建農奴社會的黑暗和罪惡等陳詞濫調。
之所以說這是陳詞濫調，是因為陀思妥耶夫斯基認為沒有包醫百病的社會藥方，他也從來都是積極批判各種想給時代總的解決和出路的所謂時代思想和時代精神之類的東西。他所關心的，是每一個個人，怎麼才能在一個充滿混亂和罪惡的世界和時代中活下去，不是苟活，而是有尊嚴、有價值、幸福而高貴地活著。
他寫了形形色色的不幸，是在提醒我們如何避免不幸。他寫了各種各樣的黑暗，是在提醒我們如何接近光明。他寫了各種各樣的殘酷，是帶著何等柔情。
魔鬼與上帝鬥爭的戰場就是人心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個時代，關於人怎樣活著並獲得幸福，有各種各樣的爭論。總的來說，19世紀是理性、科學、革命、進化等各種歐陸思潮興盛的年代。大開國門的彼得大帝之後，俄羅斯大地就帶著複雜心情迎接歐陸思潮的洗禮。
總的來說，在知識階層當中，歐陸理性和革命思潮開始越來越佔上風，從恰達耶夫到別林斯基，從普希金到屠格涅夫，骨子裡都是歐陸思潮的熱烈接受者和鼓吹者。
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一開始也是歐陸理性和革命思想的擁抱者。但經過了死刑考驗和十年監禁，他終於醒悟過來。他發現了時代精神和歐陸思潮的根本問題之所在。
他對其癥結的發現有一些階段性發展。起初，他發現了在理性之外人有著理性無法框限的慾望和意志，這些慾望和意志，甚至有可能是自毀性的。這以《地下室手記》為代表。舍斯托夫稱之為“悲劇的哲學”。
其次，他發現了革命者把人看成了蝨子，他們不尊重生命。他們以理性來殺人。這些超人其實是一群魔鬼的化身。這方面以《群魔》和《罪與罰》為代表。
到了第三個階段，也就是在《卡拉馬佐夫兄弟》中，他完整地向我們展示出歐陸思潮的根本癥結所在：他們是無神論者。這批人不相信上帝。而假如沒有了上帝，人什麼都可以做。對於他們來說，上帝是沒有的，所以，他們才什麼都可以做，但他們卻打著冠冕堂皇的旗幟。他們許諾要在人間消滅苦難，實現天堂。但人們卻一再在地獄的現實中醒來。
“魔鬼與上帝在進行鬥爭，而鬥爭的戰場就是人心。”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馬佐夫兄弟》寫下這樣的句子。
陀思妥耶夫斯基以一弒父事件來說明上面所提歐陸理性主義和無神論思想的危害。在他看來，以思想殺人比用器械殺人可怕多了。
表面看來，是斯麥爾佳科夫殺死了自己的父親費多爾。但推動他行動的，卻是伊凡的思想。伊凡告訴他沒有上帝，天堂地獄都是統治階級編出來騙人的謊言。那麼斯麥爾佳科夫還害怕什麼呢？的確，有法律，但假如沒一個人發現，而他又偽裝得極其巧妙，法律又有什麼用？佐西馬長老說：“他們有科學，但是科學裡所有的僅只是感官所及的東西。至於精神世界，人的更高尚的那一半，人們卻竟帶著勝利甚至仇恨的心情把它完全摒棄、趕走了。世界宣告了自由，特別是在最近時代，但是在他們的自由裡我們看到了什麼呢：只有奴役和自殺。”
這種思想指導下發生這麼駭人聽聞的弒父事件也就不奇怪了。這起事件，對陀思妥耶夫斯基來說，首先不在於其社會影響，甚至不是其道德影響，而是其心靈影響。
最後，斯麥爾佳科夫自殺，伊凡發瘋，陀思妥耶夫斯基其實從反面證明了“上帝已死”論者從理論到實踐的雙重破產。
有人說，陀思妥耶夫斯基甚至預言了尼采的發瘋，這是有道理的。那些殺死了上帝的人們，讓他們的心靈活在了地獄中，從而證明了人不能沒有上帝，哪怕惡人也不能沒有上帝。因為人心不是石心。人們需要懺悔和贖罪。
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才寫到佐西馬長老講的那個殺人凶手說出祕密的故事，也寫到了德米特里最終選擇承擔痛苦，因為他內心深處有過弒父的仇恨。沒有一個人是無辜的。
而通過伊凡講的“宗教大法官”的故事，陀思妥耶夫斯基又進一步告訴我們，真正想要殺死上帝的是羅馬天主教，甚至是我們每一個人的人性。
我們人性的祕密就是寧可要麵包而不要自由，寧可要神蹟而不要神，寧可要權力而不要真理。總之，人性是寧可要快樂，而不要真理中的自由。當自由對我們來說意味著痛苦時，我們馬上就放棄自由。當思想對我們來說意味著孜孜不倦地求索而不要速成的教條答案時，我們馬上就放棄思考。
這難道不是我們每一個人的人性嗎？
這樣，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止於批判歐陸思潮，而是深入到我們每個人的幽暗人性。人是一個祕密，我們每個人自己也都是一個祕密。很多時候，我們都不認識自己。
自由、幸福和高貴的祕密
這還只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批判。他的偉大和深刻還在於，通過《卡拉馬佐夫兄弟》，他給我們以深刻、優美的展示，向我們展示自由、幸福和高貴的祕密。
這就是他所發現的俄羅斯修士精神。一說到東正教的修院和修士，很多人太快地嗤之以鼻或大大不屑。陀思妥耶夫斯基發現真正的修士精神，其實是一種真正詩意和高貴的生活方式，那不僅僅是一部分人的生活，而應該成為每一個人的生活狀態。
怎麼？難道要我們每一個人都離群索居去苦修嗎？不！佐西馬長老恰恰是命令阿遼沙從修院還俗，進入世間。那麼，阿遼沙從佐西馬長老這裡學到了什麼呢？佐西馬長老的屍體最終還是發臭了，所以，阿遼沙學到的並不是神蹟，也不是聖人崇拜。
他學到的是上帝存在，而上帝的存在不依賴任何外在現象，卻處處在各種外在現象中顯出來。大地的青草和露珠、春天的嫩楊樹葉、璀璨的星空等，都顯明瞭一位充滿智慧和愛心的上帝對人類的恩情饋贈。當我們以感恩和感激的心接受時，生命就是天堂。當我們拒絕時，世界就是地獄。
而更重要的，則是我們的心靈。我們的心靈有它自己的活動規律，不能以外部關係和各種生活條件來衡量。心靈的幸福或不幸福，並不依賴物質生活的改善與否。陀思妥耶夫斯基說：“人是靠與神祕的世界有聯繫的感覺活著。”而那個“神祕的世界”其實就是上帝本身。心靈如果違反了上帝頒佈給良心的愛心和良善法則，就把自己拉入了地獄。所以，佐西馬長老講的那個神祕的訪客的故事在整個小說中絕非可有可無，而是至關重要。
哪怕帶來最可怕的痛苦和災難，也要坦白內心罪行，好讓心靈得到解脫。這不是宗教儀式上的懺悔和修行，而是心靈最內在的規律。這是上帝對人類心靈的撫慰之道。
違背者一定會自討苦吃。
這樣，從愛上帝這樣的原則出發，就必然帶來對人類的深厚無邊的同情和愛。因為上帝帶著愛創造了人類，他也命令人類要像兄弟般相愛。這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夢。為了實現這個夢，他安排阿遼沙還俗，帶著大愛進入世間，流著眼淚親吻大地，藏著羞怯撫慰心靈。他在各種人物之間的周旋，實乃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精巧佈局和高明設置。
然而，阿遼沙遇到了二哥伊凡這位歐陸思潮代表者的咄咄逼人的進攻。伊凡帶著詩人的激情和哲人的雄辯，講了“宗教大法官”的故事，簡直震動了全世界。這的確是所有無神論者所能寫出的最精彩之詩，難怪常有人說伊凡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化身，而阿遼沙其實是蒼白而孱弱的。
這實在違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本意。
這一節小故事應該和上一節“叛逆”連起來讀。因為篇幅原因，我無法把這兩節都完整地節選出來，敬請讀者別偷懶，自己去讀。
在上一節中，伊凡藉著苦難來質問上帝的沉默，在這令人困惑的沉默中豈不有著某種欺騙的成分嗎？伊凡說得多好——“只要還有時間，我就要抓緊保衛自己，所以我決不接受最高的和諧，這種和諧的價值還抵不上一個受苦的孩子的眼淚……假使小孩子們的痛苦是用來湊足為贖買真理所必需的痛苦的總數的，那麼我預先聲明，這真理是不值這樣的代價的……我不願有和諧，為了對於人類的愛而不願……和諧被估價得太高了，我出不起這樣多的錢來購買入場券。所以我趕緊把入場券退還。”
針對伊凡說世界是建立在荒謬的根基上這樣的說法，阿遼沙反駁說世界是建立在耶穌基督流血犧牲的十字架之上，上帝並沒有對苦難沉默，而是藉著十字架做出了回答。阿遼沙之所以顯得無力招架，其實恰恰說明了信仰不是解釋苦難，而是承載苦難。
接下來，伊凡才提到耶穌拒絕誘惑的故事。“叛逆”這一節，伊凡以苦難質問上帝，第五節“宗教大法官”伊凡講了“宗教大法官”故事，阿遼沙一眼就看穿了伊凡的故事是對耶穌的讚美，看穿了那個宗教大法官是個無神論者，人通過殺死上帝好以功利和強權來奴役人，反過來，上帝就以苦難來試煉人使人因真理得自由。
這兩章要合起來讀，才能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精彩解答，美國學者蘇珊·李·安德森在馬寅卯所譯中華書局2004年版《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書中說：“為了自由意志，作為結果被引到這個世界上的任何苦難，都是值得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希望我們會同意阿遼沙所說的伊凡的故事‘是在讚揚耶穌’，儘管耶穌什麼也沒說。我們不想被剝奪自由，即使是為了幸福。”
也就是說，阿遼沙對上帝的信仰面臨的最大挑戰是苦難問題：上帝既是全能的，又是仁慈的，為什麼這個世界還有那麼多的苦難？伊凡由此推論出沒有上帝的結論，但阿遼沙卻堅持說上帝容許苦難存在有其更高理由，而這一理由正在於宗教大法官的聲明中。
陀思妥耶夫斯基從反面證明，假如沒有苦難作為考驗，人類的信仰不過是在利用上帝而不是信仰上帝。試想，我一有苦難，禱告上帝，上帝就給我快樂而不是苦難，這樣一來，我還是在信仰上帝嗎？我只不過在利用上帝好使自己快樂罷了。所以，為了真自由和真信仰，苦難的考驗是必須的。
這在《聖經》中被稱之為背十字架，陀思妥耶夫斯基用精彩的小說故事來詮釋這個古老的《聖經》真理，證明宗教真理不只是屬於宗教，而是屬於全人類，屬於全部渴望獲得幸福和自由的心靈。
這並不只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那個時代有關，也並不只和《聖經》及基督教徒有關，而是和所有熱愛自由、追求自由的人們有關。
陀思妥耶夫斯基儘管揭露了人性逐利和求樂的傾向，但他又雄辯地證明了人對道德、價值、尊嚴、自由的需要，這種根本性需要若要得到滿足，必須回到對超驗上帝的信仰。只有這樣，人才能不被低俗慾望、卑劣情操和時代思潮玩弄。人不把上帝當上帝，就會把上帝之外的任何東西，甚至一隻烏鴉或一塊石頭、一棵樹當上帝。上帝要足夠高遠，我們的自由才能得到足夠空間而不被窒息。
但別爾嘉耶夫認為：宗教大法官否定人類精神自由的本性，妄圖以巴別塔式的極權代替個人，以愛人代替愛上帝;他努力把奴役寫進人的本性深處，他接受了魔鬼的誘惑，而出賣了自身靈魂;在他眼中，人最需要的是物質，而不是精神。
人間處處有宗教大法官，人人都可能是宗教大法官。
所以，追求自由的道路任重道遠。
人性的祕密就是寧可要麵包而不要自由，寧可要神蹟而不要神，寧可要權力而不要真理。人性寧可要快樂，而不要真理中的自由。當自由對我們意味著痛苦，我們馬上就放棄自由。這難道不是我們每個人的人性嗎？我們每個人自己也都是一個祕密。其實我們都不認識自己。
並不好懂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陀思妥耶夫斯基，尼采讀他的書，稱“血緣本能馬上湧了上來——我欣喜若狂”；高爾基稱只有莎士比亞能與他媲美；梅列日科夫斯基稱他為“文學英雄”；別爾嘉耶夫稱他為“精神之父”。
博爾赫斯說：“發現陀思妥耶夫斯基，有如發現大海，發現愛情，是我們生活中一個值得紀念的日子。”蘇珊·桑塔格說：“愛陀思妥耶夫斯基意味著愛文學。”
其實，陀思妥耶夫斯基並不好懂。我們很多時候也許不過是用自己的想法來打扮他，而對他的誤解已經夠多了。
所有這些誤解中，最可怕的一種誤解是說他是“殘酷的天才”、“有毒的天才”和“邪惡的天才”，說他病態和頹廢，原因就是他不認同革命，還鼓吹宗教和忍從——如果這些話不是映射他的癲癇病的話。
沒有比給他貼一個東正教作家的標籤更省事的了，因為這方面的材料多多；但也沒有比僅僅以這樣的標籤來打發他更粗暴的了。
對於《卡拉馬佐夫兄弟》，陀思妥耶夫斯基說：“如果我可以完成這最後一本小說，將會高興地死去，因為我已經徹底地表達了自己。”
其實，沒有人比陀思妥耶夫斯基更不喜歡提到自己的了。
這跟列夫·托爾斯泰正相反。
那麼，他在小說中要表達自己的什麼呢？
早在1865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給屠格涅夫的信中就抱怨說當今的文學沒有一個總的見解，總的信念。1870年，他又在給斯特拉霍夫的一封信中說當時的文學界“沒有一個真正理解的，堅定的思想，哪怕只有一個，甚至是錯誤的也好！”他在為自己的小說《白痴》辯護時說：“我維護的不是長篇小說，而是我的思想。”
所以，在這本小說遺囑——《卡拉馬佐夫兄弟》中，陀思妥耶夫斯基表達出的恰恰是他自己可以為之犧牲的思想。一個人有了可以為之生為之死的真理，並以語言表達出來，這就是他所理解的人間最高幸福。
一說起表達思想，我們總急於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長篇小說是19世紀俄國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的高峰，這些作品深刻地反映了時代精神，揭露了資本主義和封建農奴社會的黑暗和罪惡等陳詞濫調。
之所以說這是陳詞濫調，是因為陀思妥耶夫斯基認為沒有包醫百病的社會藥方，他也從來都是積極批判各種想給時代總的解決和出路的所謂時代思想和時代精神之類的東西。他所關心的，是每一個個人，怎麼才能在一個充滿混亂和罪惡的世界和時代中活下去，不是苟活，而是有尊嚴、有價值、幸福而高貴地活著。
他寫了形形色色的不幸，是在提醒我們如何避免不幸。他寫了各種各樣的黑暗，是在提醒我們如何接近光明。他寫了各種各樣的殘酷，是帶著何等柔情。
魔鬼與上帝鬥爭的戰場就是人心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個時代，關於人怎樣活著並獲得幸福，有各種各樣的爭論。總的來說，19世紀是理性、科學、革命、進化等各種歐陸思潮興盛的年代。大開國門的彼得大帝之後，俄羅斯大地就帶著複雜心情迎接歐陸思潮的洗禮。
總的來說，在知識階層當中，歐陸理性和革命思潮開始越來越佔上風，從恰達耶夫到別林斯基，從普希金到屠格涅夫，骨子裡都是歐陸思潮的熱烈接受者和鼓吹者。
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一開始也是歐陸理性和革命思想的擁抱者。但經過了死刑考驗和十年監禁，他終於醒悟過來。他發現了時代精神和歐陸思潮的根本問題之所在。
他對其癥結的發現有一些階段性發展。起初，他發現了在理性之外人有著理性無法框限的慾望和意志，這些慾望和意志，甚至有可能是自毀性的。這以《地下室手記》為代表。舍斯托夫稱之為“悲劇的哲學”。
其次，他發現了革命者把人看成了蝨子，他們不尊重生命。他們以理性來殺人。這些超人其實是一群魔鬼的化身。這方面以《群魔》和《罪與罰》為代表。
到了第三個階段，也就是在《卡拉馬佐夫兄弟》中，他完整地向我們展示出歐陸思潮的根本癥結所在：他們是無神論者。這批人不相信上帝。而假如沒有了上帝，人什麼都可以做。對於他們來說，上帝是沒有的，所以，他們才什麼都可以做，但他們卻打著冠冕堂皇的旗幟。他們許諾要在人間消滅苦難，實現天堂。但人們卻一再在地獄的現實中醒來。
“魔鬼與上帝在進行鬥爭，而鬥爭的戰場就是人心。”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馬佐夫兄弟》寫下這樣的句子。
陀思妥耶夫斯基以一弒父事件來說明上面所提歐陸理性主義和無神論思想的危害。在他看來，以思想殺人比用器械殺人可怕多了。
表面看來，是斯麥爾佳科夫殺死了自己的父親費多爾。但推動他行動的，卻是伊凡的思想。伊凡告訴他沒有上帝，天堂地獄都是統治階級編出來騙人的謊言。那麼斯麥爾佳科夫還害怕什麼呢？的確，有法律，但假如沒一個人發現，而他又偽裝得極其巧妙，法律又有什麼用？佐西馬長老說：“他們有科學，但是科學裡所有的僅只是感官所及的東西。至於精神世界，人的更高尚的那一半，人們卻竟帶著勝利甚至仇恨的心情把它完全摒棄、趕走了。世界宣告了自由，特別是在最近時代，但是在他們的自由裡我們看到了什麼呢：只有奴役和自殺。”
這種思想指導下發生這麼駭人聽聞的弒父事件也就不奇怪了。這起事件，對陀思妥耶夫斯基來說，首先不在於其社會影響，甚至不是其道德影響，而是其心靈影響。
最後，斯麥爾佳科夫自殺，伊凡發瘋，陀思妥耶夫斯基其實從反面證明了“上帝已死”論者從理論到實踐的雙重破產。
有人說，陀思妥耶夫斯基甚至預言了尼采的發瘋，這是有道理的。那些殺死了上帝的人們，讓他們的心靈活在了地獄中，從而證明了人不能沒有上帝，哪怕惡人也不能沒有上帝。因為人心不是石心。人們需要懺悔和贖罪。
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才寫到佐西馬長老講的那個殺人凶手說出祕密的故事，也寫到了德米特里最終選擇承擔痛苦，因為他內心深處有過弒父的仇恨。沒有一個人是無辜的。
而通過伊凡講的“宗教大法官”的故事，陀思妥耶夫斯基又進一步告訴我們，真正想要殺死上帝的是羅馬天主教，甚至是我們每一個人的人性。
我們人性的祕密就是寧可要麵包而不要自由，寧可要神蹟而不要神，寧可要權力而不要真理。總之，人性是寧可要快樂，而不要真理中的自由。當自由對我們來說意味著痛苦時，我們馬上就放棄自由。當思想對我們來說意味著孜孜不倦地求索而不要速成的教條答案時，我們馬上就放棄思考。
這難道不是我們每一個人的人性嗎？
這樣，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止於批判歐陸思潮，而是深入到我們每個人的幽暗人性。人是一個祕密，我們每個人自己也都是一個祕密。很多時候，我們都不認識自己。
自由、幸福和高貴的祕密
這還只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批判。他的偉大和深刻還在於，通過《卡拉馬佐夫兄弟》，他給我們以深刻、優美的展示，向我們展示自由、幸福和高貴的祕密。
這就是他所發現的俄羅斯修士精神。一說到東正教的修院和修士，很多人太快地嗤之以鼻或大大不屑。陀思妥耶夫斯基發現真正的修士精神，其實是一種真正詩意和高貴的生活方式，那不僅僅是一部分人的生活，而應該成為每一個人的生活狀態。
怎麼？難道要我們每一個人都離群索居去苦修嗎？不！佐西馬長老恰恰是命令阿遼沙從修院還俗，進入世間。那麼，阿遼沙從佐西馬長老這裡學到了什麼呢？佐西馬長老的屍體最終還是發臭了，所以，阿遼沙學到的並不是神蹟，也不是聖人崇拜。
他學到的是上帝存在，而上帝的存在不依賴任何外在現象，卻處處在各種外在現象中顯出來。大地的青草和露珠、春天的嫩楊樹葉、璀璨的星空等，都顯明瞭一位充滿智慧和愛心的上帝對人類的恩情饋贈。當我們以感恩和感激的心接受時，生命就是天堂。當我們拒絕時，世界就是地獄。
而更重要的，則是我們的心靈。我們的心靈有它自己的活動規律，不能以外部關係和各種生活條件來衡量。心靈的幸福或不幸福，並不依賴物質生活的改善與否。陀思妥耶夫斯基說：“人是靠與神祕的世界有聯繫的感覺活著。”而那個“神祕的世界”其實就是上帝本身。心靈如果違反了上帝頒佈給良心的愛心和良善法則，就把自己拉入了地獄。所以，佐西馬長老講的那個神祕的訪客的故事在整個小說中絕非可有可無，而是至關重要。
哪怕帶來最可怕的痛苦和災難，也要坦白內心罪行，好讓心靈得到解脫。這不是宗教儀式上的懺悔和修行，而是心靈最內在的規律。這是上帝對人類心靈的撫慰之道。
違背者一定會自討苦吃。
這樣，從愛上帝這樣的原則出發，就必然帶來對人類的深厚無邊的同情和愛。因為上帝帶著愛創造了人類，他也命令人類要像兄弟般相愛。這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夢。為了實現這個夢，他安排阿遼沙還俗，帶著大愛進入世間，流著眼淚親吻大地，藏著羞怯撫慰心靈。他在各種人物之間的周旋，實乃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精巧佈局和高明設置。
然而，阿遼沙遇到了二哥伊凡這位歐陸思潮代表者的咄咄逼人的進攻。伊凡帶著詩人的激情和哲人的雄辯，講了“宗教大法官”的故事，簡直震動了全世界。這的確是所有無神論者所能寫出的最精彩之詩，難怪常有人說伊凡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化身，而阿遼沙其實是蒼白而孱弱的。
這實在違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本意。
這一節小故事應該和上一節“叛逆”連起來讀。因為篇幅原因，我無法把這兩節都完整地節選出來，敬請讀者別偷懶，自己去讀。
在上一節中，伊凡藉著苦難來質問上帝的沉默，在這令人困惑的沉默中豈不有著某種欺騙的成分嗎？伊凡說得多好——“只要還有時間，我就要抓緊保衛自己，所以我決不接受最高的和諧，這種和諧的價值還抵不上一個受苦的孩子的眼淚……假使小孩子們的痛苦是用來湊足為贖買真理所必需的痛苦的總數的，那麼我預先聲明，這真理是不值這樣的代價的……我不願有和諧，為了對於人類的愛而不願……和諧被估價得太高了，我出不起這樣多的錢來購買入場券。所以我趕緊把入場券退還。”
針對伊凡說世界是建立在荒謬的根基上這樣的說法，阿遼沙反駁說世界是建立在耶穌基督流血犧牲的十字架之上，上帝並沒有對苦難沉默，而是藉著十字架做出了回答。阿遼沙之所以顯得無力招架，其實恰恰說明了信仰不是解釋苦難，而是承載苦難。
接下來，伊凡才提到耶穌拒絕誘惑的故事。“叛逆”這一節，伊凡以苦難質問上帝，第五節“宗教大法官”伊凡講了“宗教大法官”故事，阿遼沙一眼就看穿了伊凡的故事是對耶穌的讚美，看穿了那個宗教大法官是個無神論者，人通過殺死上帝好以功利和強權來奴役人，反過來，上帝就以苦難來試煉人使人因真理得自由。
這兩章要合起來讀，才能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精彩解答，美國學者蘇珊·李·安德森在馬寅卯所譯中華書局2004年版《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書中說：“為了自由意志，作為結果被引到這個世界上的任何苦難，都是值得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希望我們會同意阿遼沙所說的伊凡的故事‘是在讚揚耶穌’，儘管耶穌什麼也沒說。我們不想被剝奪自由，即使是為了幸福。”
也就是說，阿遼沙對上帝的信仰面臨的最大挑戰是苦難問題：上帝既是全能的，又是仁慈的，為什麼這個世界還有那麼多的苦難？伊凡由此推論出沒有上帝的結論，但阿遼沙卻堅持說上帝容許苦難存在有其更高理由，而這一理由正在於宗教大法官的聲明中。
陀思妥耶夫斯基從反面證明，假如沒有苦難作為考驗，人類的信仰不過是在利用上帝而不是信仰上帝。試想，我一有苦難，禱告上帝，上帝就給我快樂而不是苦難，這樣一來，我還是在信仰上帝嗎？我只不過在利用上帝好使自己快樂罷了。所以，為了真自由和真信仰，苦難的考驗是必須的。
這在《聖經》中被稱之為背十字架，陀思妥耶夫斯基用精彩的小說故事來詮釋這個古老的《聖經》真理，證明宗教真理不只是屬於宗教，而是屬於全人類，屬於全部渴望獲得幸福和自由的心靈。
這並不只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那個時代有關，也並不只和《聖經》及基督教徒有關，而是和所有熱愛自由、追求自由的人們有關。
陀思妥耶夫斯基儘管揭露了人性逐利和求樂的傾向，但他又雄辯地證明了人對道德、價值、尊嚴、自由的需要，這種根本性需要若要得到滿足，必須回到對超驗上帝的信仰。只有這樣，人才能不被低俗慾望、卑劣情操和時代思潮玩弄。人不把上帝當上帝，就會把上帝之外的任何東西，甚至一隻烏鴉或一塊石頭、一棵樹當上帝。上帝要足夠高遠，我們的自由才能得到足夠空間而不被窒息。
但別爾嘉耶夫認為：宗教大法官否定人類精神自由的本性，妄圖以巴別塔式的極權代替個人，以愛人代替愛上帝;他努力把奴役寫進人的本性深處，他接受了魔鬼的誘惑，而出賣了自身靈魂;在他眼中，人最需要的是物質，而不是精神。
人間處處有宗教大法官，人人都可能是宗教大法官。
所以，追求自由的道路任重道遠。
《浪潮》與自由
近來，我和幾位朋友一同看了德國電影《浪潮》——一部關於奴役與自由的好片子。
這是第二遍看。看完了還是驚歎。影片的力量其實是在人性深度和對自由的探討上。人，看起來簡單，其實非常複雜。那些自詡為了解了全部人性奧祕的人是荒唐可笑的。而把人看成逐物活物的學說，實在是膚淺到要命。
人本質上不會因為物質、性等就得到徹底滿足。人必須追求價值、意義。很多人只是把這部電影看成是探討極權和納粹的產生機制，那是看錯了。這只是電影的借題而已。電影真正出色之處是在告訴我們，人天然地需要去崇拜，去擺脫自我中心，擺脫低俗的慾望，就像片中說的，去擺脫無聊。
電影中的老師萊納·文格爾讀學生交的作業：“我想要的我應該都有了，衣服、零花錢，諸如此類，但我卻時常感到無聊。這幾天的經歷很有趣，誰最漂亮、誰成績最好都不再重要，‘浪潮’讓我們人人平等。出身、信仰、家庭環境都不再重要，我們都是一場運動的一分子。‘浪潮’讓我們的生活重新有了意義，給了我們一個可以為之奮鬥的理想和目標。”這並只是一份作業，其實也有內心真誠追求的成分。但遺憾的是，這種渴望並沒有被引導到上帝那裡，而是引導到一種被神化了的組織和領袖那裡。
但影片的膚淺，卻告訴我們回到個性，回到“我喜歡”，回到自發的慾望就有了指望，電影甚至說紀律是惡魔的工具。這實在是不知所云了。僅僅不喜歡穿制服就徹底覺醒，僅僅一個耳光就幡然明白？那又回到哪裡？回到隨便上床，回到無聊慾望，回到散漫無序，回到平庸凡俗？回到吞噬了自由的任性？回到自我中心？這就把電影辛辛苦苦建立的深度給拆解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要是看到這部影片的話，一開始會點點頭，但隨即會大大搖頭。
而幸福和自由，恰恰不能作為目的來追求，它們必須是信仰和真理的副產品，否則，我們很可能為了幸福而犧牲信仰，為了自由而犧牲真理，結果幸福就變為心靈深處的不幸，而追求自由最終卻淪為備受奴役。
這真被陀思妥耶夫斯基說對了。
我們用了整整20世紀這100年來證明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多麼有先見之明：人不是蝨子；人不能在地上建立天堂；而人又是多麼願意出賣自由，接受奴役！
（本文摘編自《豐盛的筵席——20部信仰文學經典新讀》一書，齊宏偉著，因信傳承策劃，團結出版社，2015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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